地方债务的潮水正在迅速退去，是平稳撤退还是中途搁浅？尽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尚不清楚，但在资管新规的靴子即将落地的时点，我们认为有必要提示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并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风险水平和风险分布进行梳理。

　　总体来看，地方显性债务压力尚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隐忧来自地方隐性债务，其体量可能并不亚于现存显性债务。金融自由化的潮水退去过程，也是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存量资产重新定价的过程，无法排除在撤退中发生慌乱的可能，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条件受限且显性债务压力已然高企的地区，未来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地方债务的潮水正在迅速退去。继财政部去年11月下发92号文要求对PPP入库项目进行集中清理、清退后，近期已有部分地方政府叫停、大量清退PPP项目建设。在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围追堵截之下，地方政府债务“开正门，堵旁门”的管理思路正愈发清晰，随之而来的将是隐性债务的抑制和逐步显性化，以及去杠杆融资收紧过程中债务风险的逐渐暴露。

　　当潮水退去，是平稳撤退还是中途搁浅？尽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仍在摸底，具体规模尚不清楚，但在资管新规的靴子即将落地的时点，我们认为有必要提示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并对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风险水平和风险分布进行梳理。与此同时，2017年以来地方债在一级、二级市场中的市场化属性越来越高，这为我们提供了除财政基本面之外考察地方债务风险的新维度。

　　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考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基于财力-债务基本面，属于对地方政府负债、偿债压力的客观衡量，多采用比率类指标；二是基于地方政府债券在一级、二级市场的相对表现，属于投资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状况、投资价值的主观判断，多采用债券发行利率、存量债券到期收益率等指标。

　　衡量地方政府负债比率的指标有两种，一是负债率，指政府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反映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二是债务率，指政府债务余额占综合财力的比重，反映地方政府的长期偿债负担。

　　根据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一般债务违约的，可以采取调减投资计划、统筹各类结余结转资金、调入政府性基金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或预备费等方式筹措资金偿还；以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专项债务违约的，应通过调入项目运营收入、调减债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投资计划、处置部门和债务单位可变现资产、调整部门预算支出结构、扣减部门经费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因此，计算地方政府综合财力应包含三方面内容：公共财政财力、政府性基金财力、国有资本经营财力，其中：

　　公共财政财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债券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余收入；

　　政府性基金财力=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央转移支付+专项债券收入+调入资金+上年结余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财力占综合财力比重一般不足1%，处理数据时不做统计。

　　根据统计结果，从负债率看，共有12个省份负债率达到或超过20%，负债率最高的贵州为52%，青海、云南、内蒙古、辽宁均高于30%；从债务率来看，共有10个省份债务率超过60%，其中贵州最高为86.6%，云南省85.2%的债务率紧随其后，辽宁、陕西、内蒙古均超过70%。

　　从这两个指标看，近期言辞激烈地表态要处理政府隐性债务项目的新疆，并不是显性负债比率最高的地区。

　　图1：地方政府负债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2：地方政府债务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相比于上述负债比率指标主要衡量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压力，短期偿付额（1年内到期债务金额+未到期债务付息金额）占政府综合财力比重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短期偿债压力。随着2015年发行的3年期地方政府债今年陆续到期，从今年6月起至11月，每个月地方政府债券到期量均超过1000亿元，偿付压力明显升高。

　　图3：2018年5-12月地方政府债务到期量（亿元）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统计各地方政府2018年到期债券与付息金额占综合财力比重（剔除今年一季度已到期的债券），从绝对值看，今年余下三个季度政府债务存量最高的江苏省偿付规模也最大，超过1000亿元；从比率看，各地方政府短期偿付率均在9%以下，共有11个省份短期偿付率超过5%，最高的贵州为8.7%，辽宁8.1%，云南、陕西超过7%，宁夏、河北超6%，偿付压力不低。

　　图4：地方政府短期债务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新发地方政府债券票面利率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反映了一级市场投资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观判断，同时也代表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

　　首先，为排除因发行债券期限不同造成的利率差异影响，本文统一选取发行量最大的5年期地方政府债券为样本；其次，考虑到过去一年债券市场波动剧烈，发债时点不同对发行利率的影响较大，本文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与债券起息日5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之差衡量发债利率高低，利差越大代表发行利率越高；最后，以债券发行额度为权数，计算过去一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与国债利差的加权平均数。

　　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亦即发债成本）最高的省份为广西，平均利差达到55bp，宁夏、内蒙古、云南、福建、陕西紧随其后，平均利差都在50bp上下。

　　根据上文中负债比率和偿债压力的结果对各省份进行打分，得到基于财政-债务基本面的地方债务风险排序。将排序与发债成本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整体上负债比率和偿债压力较高的省份发债融资的成本也相对较高，反映一级市场投资决策与地方政府财政-债务基本面较为匹配。

　　图5：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率与国债利差（bp）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6：政府融资成本与基于财政债务基本面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负债比率和偿债压力均名列前茅的贵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利差仅为38bp，在全国各省份中处于中等偏低水平。除合理误差之外，可能还存在一些非市场化因素，一是国家政策对贵州支持力度较大，部分补助、优惠措施会对购债机构的收益有所补偿，因此发行利率也可以相应适当降低；二是贵州地方债务显性化程度较高，隐性债务比例较低。2014年财政部开始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后，贵州省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从2013年6月的4623亿元上升至2014年12月的8774亿元，增长近一倍。

　　相反，个别省份负债比率和偿债压力排名并不靠前，但一级市场发行利率相对偏高（广西、福建、江西等），可能也与上述非市场化、非基本面因素有关。

　　此外，对于北京、上海、浙江这类经济财政实力强、债务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政府发债融资成本优势相对更为明显。

　　存量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

　　与债券发行利率类似，存量地方政府债券到期收益率反映了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主观判断。

　　存量债务收益率不涉及发行时点的问题，不需要转换为利差衡量，但是仍然需要控制期限。目前存量地方政府债券中，剩余期限介于4-5年之间的比例最高，因此样本选取剩余期限在4-5年之间的存量地方政府债券。以债券余额为权数，计算目前各省份存量政府债务到期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

　　结果显示，存量地方政府债到期收益率最高的省份为云南，平均收益率为4.26%，内蒙古、陕西、辽宁紧随其后，均超过4.25%。

　　图7：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到期收益率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将上一节中的排序与存量债务收益率做比较，二者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亦即地方政府负债比率和偿债压力越高，存量债务收益率（折价）也越高，反映二级市场投资决策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基本面基本一致。

　　从分布形态上看，各省点位的分布较一级市场发行利率对应图形更集中，“异常值”较少，反映出当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入二级市场后，财政-债务基本面对债券价值的影响更加显著。

　　图8：存量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与基于财政债务基本面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相关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负债率和短期债务率等指标，可以基于财力-债务基本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客观衡量。通过地方政府新债发行利率和存量债券到期收益率等指标，可以基于一级、二级市场投资者对债券投资价值的判断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主观考察。结果显示，两个角度展示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况基本一致，高负债比率、高偿债压力的省份同样面临较高的债券融资成本和二级市场债券折价。

　　从风险水平来看，绝大多数省份负债比率处于警戒线之下，显性债务风险整体可控。但是随着2015年发行的3年期地方政府债今年陆续到期，地方政府偿债压力有所升高，贵州、辽宁、云南、陕西2018年剩余3季度债务到期+付息金额占综合财力比例超过7%，偿付压力不低。

　　从风险分布来看，根据前述结果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划分梯队，第一梯队风险最高，后续梯队风险依次递减。结果显示，东北部（辽宁、内蒙古）和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宁夏、陕西、青海、四川）风险相对较高，东部沿海地区省份风险相对较低。

　　图9：各省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梯队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二、地方城投债务风险

　　虽然2014年财政部43号文（《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2017年以来政策压力和监管力度也继续加码，城投公司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正持续剥离，但城投公司的转型和市场化运营并非一日之功，多数公司与地方政府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与地方隐性债务高度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地方城投债务风险也做梳理。

　　我们用存量城投债到期收益率来衡量二级市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主观判断。首先还是控制期限变量，将存量城投债按剩余期限以0.5年为单位分组，取债券余额总和排名前五的组别为样本（分别为剩余期限2.5-3年、4.5-5年、3-3.5年、0-0.5年、2-2.5年），以债券余额为权数计算各省份存量城投债平均到期收益率。因分组较多，仅取每组到期收益率前十五名省份情况列式如下：

　　5组共75个样本中共出现23个不同省份，平均每个省份在3.3个组别中出现，表明虽然不同组别具体排名有所差异，但是整体稳健性相当高，此方法可以较好的考察不同省份存量城投债到期收益率的差异。

　　进一步对各省份打分，每一组中排名序号即为所得分数，5组数据加和后计算平均得分，分数越低代表存量城投债收益率越高。与地方政府债类似，我们根据分数结果，将各省份分成五个梯队，第一梯队代表地方城投债风险最高，后续梯队风险依次降低，结果如下：

　　图10：各省份城投债务风险梯队

　　资料来源：天风证券研究所

　　从梯队结果看，北方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和西南地区（贵州、广西、云南）城投债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中部地区除江苏外城投债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东部沿海地区（除江苏外）和西北地区风险相对较低。

　　对比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城投债务风险，可以发现整体风险分布大体一致，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风险相对较高，东部地区风险相对较低，从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财政-债务基本面仍然是市场判断城投债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也有个别省份的风险梯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宁夏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划分在第一梯队，而城投债务风险被划分为第五梯队，主要原因是宁夏城投债存量规模较小，仅为政府债存量的11%，为全国最低，并且有担保的债务占比达到32%，为全国第二；江苏地方债务风险为第四梯队，城投债务风险上升至第二梯队，对应其城投债存量规模大，为政府债存量的118%，全国第二。这从侧面反映出市场对城投债风险的判断也不仅依赖政府财政-债务基本面，城投公司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有所剥离。

　　由前述结果来看，地方显性债务压力尚在可控范围之内，然而隐忧来自地方隐性债务。2014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甄别完成后，15.4万亿政府显性债务纳入预算。然而后续几年，地方政府借由PPP、政府购买服务、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形成了不少隐性债务，其体量可能并不亚于现存显性债务。从个别地区政府网站公布的信息来看，隐性债务存量甚至数倍于显性债务，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截至2016年底显性债务余额4690万元，隐性债务余额331亿元；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下属县级市根河市，截至2017年11月底债务规模18亿元，其中限额内债务3亿元，隐性债务15亿元。尽管地方隐性债务具体规模尚不清晰，但随着各地方开始对隐性债务进行摸底，越来越多的隐性债务将会显性化。

　　金融自由化的潮水退去过程，也是有地方政府隐性担保的存量资产重新定价的过程，在资管新规的靴子即将落地的时点，无法排除在撤退中发生慌乱的可能，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近期提示潜在的信用风险暴露，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条件受限且显性债务压力已然高企的地区，未来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棘手。

　　隐性债务规模超预期；地方政府融资条件大幅收紧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雪涛宏观笔记）

今年以来,企业信用债违约潮起，使得市场开始担忧企业债务风险是否会进一步蔓延。“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再一次在此轮金融监管和流动性收紧过程中得到验证。

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容易被市场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与上一轮企业债务违约不同，本轮债务违约全部都是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未来的前景又将如何演进？且看下文的分析与探讨。

企业债券违约潮整体风险可控

首先来看一下今年以来企业信用债券的整体违约情况。根据Wind的数据，截止5月14日，今年共有20只信用债发生违约，合计违约规模为163.5亿元，较2016年和2017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加。但从绝对规模和数量来看，今年的企业信用债违约风险与2016年和2017年全年相比，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出现快速蔓延的现象。

今年发生债务违约的都是民企

在此轮债务违约趋势中，被大多数分析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包括近期爆出债务困难的浙江盾安集团，以及2018年已发生债务违约的主体全部为民营企业，延续了2017年以来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和2016年，虽然违约企业中民营企业也占主导部分，但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违约现象并不鲜见（参见下图），最为典型的是2016年的央企中煤集团、地方大型国有企业东北特钢、广西有色、四川煤炭等违约事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为何“很受伤”的是民营企业？

为何会出现民企违约潮持续而国企违约事件减少或基本消失的现象？其背后原因可能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去产能使得国有企业利润增速远超民营企业。2015年和2016年是产能过剩最为严峻的时期，而国有企业又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灾区，产能过剩使得钢铁、煤炭、石化和建材等价格疲软，国有企业盈利状况急剧恶化，利润水平大幅低于民营企业的盈利增速，这成为中煤集团、东北特钢和广西有色等国有企业陷入亏损并造成债务违约的主要原因。进入到2017年，去产能之后工业品价格大幅上升，国有企业为主导的传统产业赚得盆满钵满。与此同时，由于去产能的重点是压缩民营企业产能，这使得民营企业利润增速虽然也有所回升，但远不及国企的利润增速（参见下图）。

第二，资金成本回升期，民营企业财务费用上升幅度更大。在资金较为宽松的2016年，国有企业财务费用的下降幅度，要大幅高于民营企业财务费用的降幅。同样，在2017年，随着央行货币政策的持续偏紧，各行业融资成本都有明显上升，但国有企业仍然占据融资成本更低、融资条件更为宽松的优势，财务费用的涨幅也明显低于民营企业的涨幅（参见下图）。

第三，金融强监管加剧了民营企业再融资的难度。年债券牛市行情中，我国公司信用债市场大幅扩容（参见下图），尤其是2015年1月证监会发布了《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将公司债发行主体范围由仅限于境内外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扩大至所有公司制的市场主体，并建立了非公开发行制度。自此之后，公司债大规模增长，同时3年期主导的公司债于2018年开始进入债务偿付期，企业必须继续发债或通过结构性工具进行再融资，才能实现流动性的可持续。

然而，当前的金融监管环境和资金面持续偏紧状况加剧了公司债再融资的难度。

一方面，在当前资金面持续偏紧情况下，债券融资一级市场发行整体呈现短期化、高等级化特征，大量推迟或取消发行的公司债，主要集中在发债主体评级AA+、AA、A等评级较低的公司债，其中又以民营企业为主体。

另一方面，4月份以来的资管新规使得大量表外非标资产重回表内，此前大量依赖非标表外融资渠道的发债主体，获得表内贷款融资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面临较大的资金接续压力。

另外，2018年1月证监会正式发布了修订版《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明确划出了60%的股票质押率红线，对股票质押比例过高的发债主体进行限制，这也压缩了企业发债的额度。

最后，民营企业获得表内信贷融资的劣势依然存在。在社会融资整体偏紧情况下，虽然银行信贷仍保持平稳增长（参见下图），但表外转表内的大趋势使得当前信贷额度仍然偏紧，银行信贷优先集中于大型央企、地方国企或融资平台再融资，民企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尤其对于信用资质较低的企业，银行常常只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在金融强监管、宏观去杠杆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加剧了信用资质较弱的民营企业表内融资难的问题。

从未来前景看，当前的信用风险有所加剧是2017年金融强监管、紧货币造成的流动性短缺的遗留问题。但当前紧信用的政策预期正在发生改变，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近年来首提“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反复强调“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而最近全面降准正是这一精神的落地。

然而，降准释放的表内信贷资金能否流入民营企业，从根本上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短期内仍需重点关注表外融资杠杆高、表内信贷融资明显受阻、信用资质偏弱的市场主体的债务违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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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月引潮力的作用，使地球的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圈中分别产生的周期性的运动和变化的总称。固体地球在日、月引潮力作用下引起的弹性—塑性形变，称固体潮汐，简称固体潮或地潮；海水在日、月引潮力作用下引起的海面周期性的升降、涨落与进退，称海洋潮汐，简称海潮；大气各要素（如气压场、大气风场、地球磁场等）受引潮力的作用而产生的周期性变化（如8、12、24小时）称大气潮汐，简称气潮。其中由太阳引起的大气潮汐称太阳潮，由月球引起的称太阴潮。因月球距地球比太阳近，月球与太阳引潮力之比为11：5，对海洋而言，太阴潮比太阳潮显著。地潮、海潮和气潮的原动力都是日、月对地球各处引力不同而引起的，三者之间互有影响。大洋底部地壳的弹性—塑性潮汐形变，会引起相应的海潮，即对海潮来说，存在着地潮效应的影响；而海潮引起的海水质量的迁移，改变着地壳所承受的负载，使地壳发生可复的变曲。气潮在海潮之上，它作用于海面上引起其附加的振动，使海潮的变化更趋复杂。作为完整的潮汐科学，其研究对象应将地潮、海潮和气潮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由于海潮现象十分明显，且与人们的生活、经济活动、交通运输等关系密切，因而习惯上将潮汐(tide)一词狭义理解为海洋潮汐。 　　潮汐能是以位能形态出现的海洋能，是指海水潮涨和潮落形成的水的势能。海水涨落的潮汐现象是由地球和天体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在海洋中，月球的引力使地球的向月面和背月面的水位升高。由于地球的旋转，这种水位的上升以周期为12小时25分和振幅小于1m的深海波浪形式由东向西传播。太阳引力的作用与此相似，但是作用力小些，其周期为12小时。当太阳、月球和地球在一条直线上时，就产生大潮(spring tides)；当它们成直角时，就产生小潮(neap tides)。除了半日周期潮和月周期潮的变化外，地球和月球的旋转运动还产生许多其他的周期性循环，其周期可以从几天到数年。同时地表的海水又受到地球运动离心力的作用，月球引力和离心力的合力正是引起海水涨落的引潮力。除月球、太阳外，其他天体对地球同样会产生引潮力。虽然太阳的质量比月球大得多，但太阳离地球的距离也比月球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大得多，所以其引潮力还不到月球引潮力的一半。其他天体或因远离地球，或因质量太小所产生的引潮力微不足道。根据平衡潮理论，如果地球完全由等深海水覆盖，用万有引力计算，月球所产生的最大引潮力可使海水面升高0．563m，太阳引潮力的作用为O．246m，夏威夷等大洋处观测的潮差约1m，与平衡潮理论比较接近，近海实际的潮差却比上述计算值大得多。如我国杭州湾的最大潮差达8．93m，北美加拿大芬地湾最大潮差更达19.6m。这种实际与计算的差别目前尚无确切的解释。一般认为当海洋潮汐波冲击大陆架和海岸线时，通过上升、收聚和共振等运动，使潮差增大。潮汐能的能量与潮量和潮差成正比。或者说，与潮差的平方和水库的面积成正比。和水力发电相比，潮汐能的能量密度很低，相当于微水头发电的水平。世界上潮差的较大值约为13～15m，但一般说来，平均潮差在3m以上就有实际应用价值。 　　潮汐是因地而异的，不同的地区常有不同的潮汐系统，它们都是从深海潮波获取能量，但具有各自独特的特征。尽管潮汐很复杂，但对任何地方的潮汐都可以进行准确预报。海洋潮汐从地球的旋转中获得能量，并在吸收能量过程中使地球旋转减慢。但是这种地球旋转的减慢在人的一生中是几乎觉察不出来的，而且也并不会由于潮汐能的开发利用而加快。这种能量通过浅海区和海岸区的磨擦，以1.7TW的速率消散。只有出现大潮，能量集中时，并且在地理条件适于建造潮汐电站的地方，从潮汐中提取能量才有可能。虽然这样的场所并不是到处都有，但世界各国已选定了相当数量的适宜开发潮汐能的站址。据最新的估算，有开发潜力的潮汐能量每年约200TW·h。 　　全世界潮汐能的理论蕴藏量约为3 ×109kw。我国海岸线曲折，全长约1.8×104km，沿海还有6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1.4×104km的海岸线，漫长的海岸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潮汐能资源。我国潮汐能的理论蕴藏量达1.1×108kw，其中浙江、福建两省蕴藏量最大，约占全国的80.9％，但这都是理论估算值，实际可利用的远小于上述数字。 潮汐是沿海地区的一种自然现象，古代称白天的潮汐为“潮”，晚上的称为“汐”，合称为“潮汐”，它的发生和太阳，月球都有关系，也和我国传统农历对应。在农历每月的初一即朔点时刻处太阳和月球在地球的一侧，所以就有了最大的引潮力，所以会引起“大潮”，在农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附近，太阳和月亮在地球的两侧，太阳和月球的引潮力你推我拉也会引起“大潮”；在月相为上弦和下弦时，即农历的初八和二十三时，太阳引潮力和月球引潮力互相抵消了一部分所以就发生了“小潮”，故农谚中有“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到处见海滩”之说。另外在第天也有涨潮发生，由于月球每天在天球上东移13度多，合计为50分钟左右，即每天月亮上中天时刻（为1太阴日=24时50分）约推迟50分钟左右，（下中天也会发生潮水每天一般都有两次潮水）故每天涨潮的时刻也推迟50分钟左右。 但由于，月球和太阳的运动的复杂性，大潮可能有时推迟一天或几天，一太阴日间的高潮也往往落后于月球上中天或下中天时刻一小时或几小时，有的地方一太阴日就发生一次潮汐。 太阳和月球引力对地球上的水（液体）起作用如此大，对地壳的固体大陆也起作用会发生“陆潮”，“陆潮”可能会促使引发地震，所以在作地震预报时应虑月相； 太阳和月球引力对地球上的大气（气体）也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发生“大气潮”，引起大气对流和大气运动上的变化，会引起气候上的变化。（这和认为气候的变化与月亮无关的传统观点是抵触的。）故气象专家建议在作天气预报时应考虑月相。 据现代科学发现太阳和月球引力还可能对人体或生物体中的液体等会发生作用，形成神秘的“生物潮”和“人体潮”，有日本科学家正对此问题在作研究。我国古代有一句谚语“逃过初一，也逃不过十五”也是对这种神秘的生物潮和人体潮可能会引发人或其它生物的病情加重，或精神上的变化的生动写照。 我国劳动人民在千百年来总结经验出来许多的算潮方法（推潮汐时刻）如八分算潮法就是其中的一例：简明公式为： 高潮时=0.8h×[农历日期-1(或16)]+高潮间隙 上式可算得一天中的一个高潮时，对于正规半日潮海区，将其数值加或减12时25分(或为了计算的方便可加或减12时24分)即可得出另一个高潮时。若将其数值加或减6时12分即可得低潮出现的时刻——低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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