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用英语翻译这句话 我试图去了解她。但我却发现。我根本就不能接近她。_百度知道
请帮我用英语翻译这句话 我试图去了解她。但我却发现。我根本就不能接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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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家
　　　　　　　　　　　　　　　　　　　　　　玄奘 　　唐代高僧。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人，　　俗姓陈，名袆，乳名江流，法名 玄奘，唐朝第一高僧。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佛教圣典。　　为我国杰出之译经家，法相宗之创始人。师之生年，一说为隋代开皇二十年（600）。　　其兄先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号长捷。师自幼从兄诵习经典，亦娴儒道百家典籍。大业八年（612），洛阳度僧时，理郑善果，见师年纪虽小，然对答出众，贤其器宇，破格以沙弥身分录入僧籍。师乃与兄共居净土寺，就慧景听涅盘经，从严法师受大乘论。至隋唐之际，天下大乱，师偕兄遍历陇、蜀、荆、赵诸地，参谒宿老，足迹及于半个中国。尝就道基、宝迁二师学摄论、毗昙，从震法师听发智论。于唐武德五年（622）受具足戒，又学律部。后复从道深受成实论，就道岳学俱舍论，听法常、僧辩讲摄大乘论。因慨叹众师所论不一，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可适从，乃誓游天竺，以问惑辨疑。于贞观三年（629，一作贞观元年）西行，孤身涉险，历尽艰难，经秦凉高昌等地，抵天竺北境，即越过今之新疆省北路，经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沿途瞻礼圣迹，迤逦南行，至摩揭陀国。时为贞观五年，师三十岁，遂留学那烂陀寺，入戒贤论师门下，习瑜伽师地论等，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论，钻研诸部，凡经五年。其后，遍游五天竺，历谒名贤，叩询请益，寻求梵本。游学十二年，还那烂陀寺，依戒贤之命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时有师子光讲中、百二论，驳师之说，师乃会和中观、瑜伽二宗作‘会宗论’三千颂破斥之；后又制‘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破斥乌荼国小乘论师之‘破大乘论’，因而名震五天竺。戒日王等闻名，竞相礼谒。时，师四十一岁，意欲东返。戒日王于曲女城为师作大法会，五印度十八国王均列席，大小乘僧及婆罗门等七千余人亦到，此即佛教史上著名之曲女城辩论大会。师受请为论主，称扬大乘，提出论文‘真唯识量’颂，悬之于会场门外，经十八日，竟无人发论难之。戒日王益增崇重，十八国王并于会后归依为弟子。会毕，师决意辞归，戒日王坚留不成，遂再邀集十八国王于首都钵罗那迦城，开七十五日之无遮（布施）大会，为师隆重饯行。贞观十七年，师正式辞王东归。经由今之新疆省南路、于阗、楼兰而回国，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于贞观十九年正月还抵长安，帝敕命梁国公房玄龄等文武百官盛大欢迎。　　鲁迅先生曾高度赞扬其“舍身求法”精神，尊其是“中国的脊梁”。 　　师所赍经像舍利等，凡数百件，其中除佛像及佛舍利150粒之外，共请回佛经梵文原典520夹657部。　　师归后，为太宗、高宗所钦重，供养于大内，赐号‘三藏法师’。太宗且曾两度劝其弃道辅政，师均以‘愿守戒缁门，阐扬遗法’而固辞之。帝唯从其志，助其译经工作，建长安译经院，诏译新经。　　师先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玉华宫译经，凡十九年，共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译出之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师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师尝斥责鸠摩罗什等古代译经家以‘达意’为原则而信笔直译之翻译法，遂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之译经新规则。后代译经家每以玄奘所立之定则为法式，而称玄奘以前所译之经为旧译，称玄奘以后所译之经为新译。师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内载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至堪珍视，故亦甚为欧美日本学者重视。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示寂，世寿六十三（一作六十五、六十九）。　　示寂后，高宗哀恸逾恒，为之罢朝三日。追谥‘大遍觉’之号。敕建塔于樊川北原。　　其后，黄巢乱起，或奉其灵骨至南京立塔。太平天国时，塔圯；迨至乱平，堙没无人能识。　　近30多年来玄奘大师真身顶骨（一部分）一直珍藏于南京灵谷寺。南京灵谷寺的净然法师说从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真正的玄奘法师顶骨是不能轻易示人的，一般秘藏于密室里，除非有重大佛教活动和重要佛教友人来访，才会请出真正的玄奘法师顶骨，而一直在寺里的玄奘法师纪念堂展出的乃是等同于真顶骨的影骨。　　另外对日抗战（）时，日本人入南京，修路掘地得到大师部分顶骨，移奉日本。后一部分顶骨归还台湾，现奉安于台湾省南投县日月潭玄奘寺。〔参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立）、大唐三藏圣教序、大唐西域记序、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大唐内典录卷五、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续高僧传卷四、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开元释教录卷八、法苑珠林卷二十九、古今译经图纪卷四〕　　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缑氏县，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104年—187年）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他有三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　　天资聪颖　　玄奘于隋朝仁寿二年出生，少时因家境困难，跟长捷法师住净土寺，学习佛经五年。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小乘和大乘佛教，而他本人偏好后者。他十一岁（613年）就熟读《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十三岁时（615年）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其后听景法师讲《涅盘》，从严法师学《摄论》，升座复述，分析详尽，博得大众的钦敬。　　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618年隋朝灭亡。玄奘跟长捷法师前往唐朝首都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多在蜀地，因而又同往成都。在那里听宝暹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八犍度论》。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玄奘在成都（据传在成都大慈寺）受具足戒。　　誉满京城　　武德七年（624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先到了荆州天皇寺。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闻风来听。六十高龄的大德智琰也对他执礼甚恭。讲毕以后，继往赵州从道深学《成实论》，又到扬州听惠休讲《杂心》、《摄论》。贞观元年（627年），玄奘重游长安学习外国语文和佛学。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先后从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辩、玄会等学《摄大乘论》、《杂阿毗昙心论》、《成实论》、《俱舍论》以及《大般涅盘经》等经论，造诣日深。　　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　　贞观元年（627）玄奘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但未获唐太宗批准。然而玄奘决心已定，乃“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始自长安神邑，终于王舍新城，长途跋涉十余万里。　　贞观二年正月玄奘到达高昌王城（今新疆吐鲁番县境），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并结为兄弟。后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凌山（耶木素尔岭）、素叶城、迦毕试国、赤建国（今塔什干）、飒秣建国（今撒马尔罕城之东）、葱岭、铁门。到达货罗国故地（今葱岭西、乌浒河南一带）。南下经缚喝国（今阿富汗北境巴尔赫）、揭职国（今阿富汗加兹地方）、大雪山、梵衍那国（今阿富汗之巴米扬）、犍双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部一带）、乌伏那国（巴基斯坦之斯瓦特地区），到达迦湿弥罗国。在此从僧称（或作僧胜）学《俱舍论》、《顺正理论》及因明、声明等学，与毗戌陀僧诃（净师子）、僧苏伽蜜多罗（如来友）、婆苏蜜多罗（世友）、苏利耶提婆（日天）、辰那罗多（最胜救）等讨信纸佛学，前后共2年。以后，　　玄奘西行求法路线　　到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从一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到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部之菲罗兹布尔地方）从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到阇烂达罗国（今印度北部贾朗达尔）从旃达罗伐摩（月胄）受《众事分毗婆沙》；到窣禄勤那国（今印度北部罗塔克北）从阇那多学《经部毗婆沙》；到秣底补罗国（今印度北部门达沃尔）从蜜多犀纳受《辩真论》、《随发智论》；到曲女城（今印度恒河西岸之勒克）从累缡耶犀纳学《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贞观五年，抵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受学于戒贤。　　玄奘在那烂陀寺历时5年，备受优遇，并被选为通晓三藏的十德之一（即精通五十部经书的十名高僧之一）。前后听戒贤讲《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及《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以及因明、声明等学，同时又兼学各种婆罗门书。　　历游五印贞观十年玄奘离开那烂陀寺，先后到伊烂钵伐多国（今印度北部蒙吉尔）、萨罗国、安达罗国、驮那羯碟迦国（今印度东海岸克里希纳河口处）、达罗毗荼国（今印度马德拉斯市以南地区）、狼揭罗国（今印度河西莫克兰东部一带）、钵伐多国（约今克什米尔的查谟），访师参学。他在钵伐多国停留两年，悉心研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论》及《摄正法论》、《成实论》等，然后重返那烂陀寺。不久，又到低罗择迦寺向般若跋陀罗探讨说一切有疗三藏及因明、声明等学，又到杖林山访胜军研习唯识抉择、意义理、成无畏、无住涅盘、十二因缘、庄严经等论，切磋质疑，两年后仍返回那烂陀寺。此时，戒贤嘱玄奘为那烂陀寺僧众开讲摄论、唯识抉择论。适逢中观清辨（婆毗呔伽）一系大师师子光也在那里讲《中论》、《百论》，反对法相唯识之说。于是玄奘著《会宗论》三千颂（已佚），以调和大乘中观、瑜伽两派的学说。同时参与了与正量部学者般若多的辩论，又著《制恶见论》一千六百颂（已佚）。还应东印迦摩缕波国（今印度阿萨姆地区）国王鸠摩罗的邀请讲经说法，并著《三身论》（已佚）。　　接着与戒日王会晤，并得到优渥礼遇。戒日王决定以玄奘为论主，在曲女城召开佛学辩论大会，在五印18个国王、3000个大小乘佛教学者和外道2000人参加。当时玄奘讲论，任人问难，但无一人能予诘难。一时名震五印，并被大乘尊为“大乘天”，被小乘尊为“解脱天”。戒日王又坚请玄奘参加5年一度、历时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归国。　　取经路线　　公元六二八年秋，玄奘进入北印度境， 从那揭罗喝国（阿富汗之贾拉拉巴德）东南山行五百里，至健陀罗国都城布路沙布罗（巴基斯坦白沙瓦市西北）―东北行百余里，渡印度河至布色羯罗伐底城
―东南三百多里，至乌铎迦汉荼城（巴基斯坦阿托克之北，印度河渡口）―北涉山川行六百余里，入乌仗那国（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杜西里山西北）―南渡印度河。至坦叉始罗国（巴基坦拉瓦尔品第周附近）―东南山行五百里，至乌刺尸国( 巴基斯坦东北境) ―东南登危道度铁桥行千余里，至迦湿弥罗国（故都在今克什米尔印度控制区之斯利那加）―西南逾涉山涧行七百余里，至半嗟国（今克什米尔的朋奇）―东行四百余里，至遏罗?^补罗国（今克什米尔西南端的拉加奥利）―东南下山渡水行七百余里至磔迦国（巴基斯坦旁遮普地区）。　　故城奢羯罗（锡尔亚科特）―东行五百里，至那仆底国（印度旁遮普邦费罗兹普尔）―东北行百五十里，至烂达那国（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东北行七百余里，至屈露多国（印度北部西姆拉之西北）―南行七百余里，越山度河至设多图卢国（印度北部沙特累季河流域）―西南行八百余里，至波里夜坦罗国（印度北方邦贝拉特地区）入中印度境―东行五百里，至秣兔罗国（印度马土腊西南的马霍里）―东北行五百余里，至萨他泥湿伐罗国（印度旁遮普邦的塔内沙尔）―东行四百余里，至禄勤那国（印度北部罗塔克之北）―河东行八百里，渡河东岸至秣底补罗国（印度北部罗希尔坎德的曼达瓦尔）―北行三百余里，至婆罗吸摩补罗国（印度北部加尔瓦尔地区）―东南行四百余里，掣坦罗国（印度北部拉姆那加尔）―南行两百余里、渡河，西南至毗罗那拿国（印度北方别尔沙尔）―东行两百余里，至劫比他国（印度法鲁卡巴德）―东南行两百余里，至时称霸五印的戒日王直接统治的羯若鞠阇国（曲女城国，印度恒河与卡里河汇流处的卡瑙季）―东南行六百余里，渡恒河，南至阿喻陀国（印度法特普尔的阿普依）―东行三百余里，北至阿耶穆法国（印度北部贝拉和赖巴雷德一带）―东南行七百余里，至钵罗耶伽国（印度北方邦阿拉哈巴德，戒日王每五年一次的无遮大会在此举行）―西南入大森林，行五百里，至侨赏弥国（印度阿拉哈巴德西南约五十公里的柯散）―东行五百余里，至索迦国（印度毕塞浦尔）―东北行五百余里，至室罗伐悉底国（旧称舍卫城，印度北部巴尔兰普尔西北约二十公里处，有给孤独园，为中印度，佛说法行道的重要场所）―摩揭陀国（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伽耶（格雅）地区，都城为王舍城今印度腊季吉尔以北数公里处）。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为
　　公元六三一年，玄奘终于到达他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时约十月初，这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那烂陀寺故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的巴尔贡村。今遗址旁建有玄奘纪念堂，为1956 年周恩来访印时中国捐资三十万建的。年( 唐贞观元年) 八月自长安出发―秦州（今天水）―兰州―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安西）―渡葫芦河（窟窿河）。至唐玉门关（安西县城东五十公里疏勒河南岸双塔堡）―沿葫芦河上溯十里许过关―过五烽。行八十余里到第一峰（白墩子）―避开第二烽（红柳园）第三烽（大泉）。直抵第四烽（马莲井）―绕过第五烽（星星峡），便出了当时大唐帝国控制的疆域―往西北行百余里沙漠，水尽，险些丧命―行径八百里瀚海（莫贺延碛）到达伊吾（哈密）―白力城（鄯善）―高昌王城（吐鲁番）―无半城（布干台）―阿父师泉（托克逊县阿拉本布拉克），宿于泉侧―西上银山（天山南脉库木什山，南北疆之界线）―入阿耆尼国（焉耆县）―王城（焉耆县城四十里旧城）。　　渡孔雀河，过铁门关，轮台，入屈支国（龟兹，今轮台，库车县境）―西行六百里，至跋禄迦国（阿克苏）―西北行三百里至凌山（阿克苏境内乌什城西部的天山别迭里山口，海拔4284 米，出山口即出今中国境，经七昼夜翻越险峻的冰山，从高昌带来的小徒弟死2 个，兵卒冻毙十之三四）―山行四百里，至大清池（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伊塞克湖，亦称热海）―沿湖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城（亦称碎叶，今吉尔吉斯之托克马克西南八公里处）―西行四百里，至千泉―西行一百五十里，至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南行十余里，至小孤城（三百余户的小城，均为突厥劫掠而来的中国人）―西南行两百里，到白水城（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东北）―西南行两百里，至恭御城―南行五十里，至赤建国（乌兹别克塔什干地区汗阿巴德）―西行两百里，至赭时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城西五十公里处）―南行千余里，至沛汗国（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西行千余里，至堵利瑟那国（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西北行入大碛（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大沙漠）―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三公里处，其内城东门叫中国门）―西行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一百公里处）―西行两百里，至喝捍国（乌兹别克斯坦扎木博尔）―西行四百里，至捕喝国（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四百里，至伐那国（乌兹别克斯坦篾尔甫）―西五百里，至货利习弥迦国（乌兹别克斯坦基华城）这里已近咸海，为玄奘行程中的最西之地―西南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沙赫里夏勃兹）―西南行两百余里入山，重登帕米尔高原，先前翻越葱岭是走的高原东北边缘进入西突厥，现在则要翻越它的西部边缘才能到达北印度―山行三百里，至古代中亚向南的重要交通孔道，帕米尔高原的险要隘口―铁门关（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达尔本特之西）―出铁门，至睹贷罗国故地，沿河岸而行至坦蜜国（乌兹别克斯坦南界铁尔梅兹）―东南行数百里至活国（阿富汗北部昆都士）―西行数百里，至缚喝国（阿富汗马扎里沙夫以西之巴尔赫）―南行入揭植国（阿富汗得哈斯城）―东南入大雪山，山行六百里，入梵衍那国（阿富汗之巴米扬，有被塔利班炸毁之一百四十五尺的巴米扬立石佛像）―东南行两百余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泽出梵衍境，翻越黑山，至迦毕试国（阿富汗喀布尔流域）―东行六百里，越黑岭，进入当时的北印度境，至滥波国（阿富汗东北的拉格曼省）―南行渡河，至那揭罗喝国（阿富汗之贾拉拉巴德）。　　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 玄奘返祗长安。　　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不久，唐太宗接见并劝其还俗出仕，玄奘婉言辞谢。尔后留长安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并召各地名僧20余人助译，分任证义、缀文、正字、证梵等职，组成了完备的译场。同年五月创译《大菩萨藏经》20卷，九月完成。　　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无著《显扬圣教论》20卷；并口述由辩机笔受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尚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嗣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二十二年五月译出《瑜伽师地论》100卷，并请太宗作经序。十月，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不久，大慈恩寺落成，玄奘遂奉敕入住任上座，并悉心从事翻译佛经。永徽三年（652），奏请建塔以安置经像，经高示敕许，乃于大慈恩寺西院营建雁塔。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首尾二周（年），功业始毕”。　　显庆三年（658）移居西明寺，因常为琐事所扰，遂迁居玉华宫(现在陕西铜川焦坪煤矿)，致力译经。显庆五年，始译《大般若经》。　　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终于译完这部多达600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及至麟德元年（664），译出《咒五首》1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逝世。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75部，总计1335卷。所译之经，后人均称为新译。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福州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日去世，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就在天津古文化街宫南西侧114-1乔香阁　
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
唐僧又取经又翻译，不简单啊。
迅哥杂文厉害，翻译也是大家啊！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
季羡林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羡林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日、日、日、日、日。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屠岸屠岸，江苏常州人，1923年生，诗人，翻译家。2010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著名翻译家屠岸先生全国翻译行业最高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上海市文艺处、华东军事委员会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历任《戏剧报》常务编委，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在长期从事文艺组织工作、戏剧编辑研究工作、文学编辑出版工作之余，他一面从事诗歌创作，以及戏剧和文艺批评，出版了《屠岸十四行诗》等诗歌、散文、文论、自述著作十余种；还始终坚持进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和非凡业绩。早在1948年，他就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集《鼓声》。1950年又翻译出版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以后多次重印，累积印数计约60万册。1958年翻译出版了南斯拉夫作家纽西奇的讽刺喜剧《大臣夫人》。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方谷绣合译的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1987年人文社又出版了他与楚图南合译的惠特曼诗集《我在梦里梦见》。1988年和1989年，人文社分别出版了他与卞之琳、袁可嘉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抒情诗选》、《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和《我听见亚美利亚在歌唱——美国诗选》。1997年翻译出版了《英美儿童诗歌精品选》。2001年翻译出版了布朗宁等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2007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重要译著《英国历代诗歌选》（上下册），收入一百五十五位英国诗人的五百八十三首诗，此书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即着手翻译，历时六十多年，才于新世纪完成。他还翻译、编选出版了多种英汉对照本，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百首》(1992)、《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1994)、《英语诗歌精选读本》(2007)、《永生的启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名篇赏析》(2010)等。此外，屠岸同志也翻译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李尔王》(2000)、莎士比亚的长篇叙事诗《鲁克丽丝失贞记》(2000)。还与章燕编选出版了《外国诗歌经典100篇》、《英美著名少儿诗选》（六种）、外国爱情诗选《我愿意是激流》等。他的译著《济慈诗选》，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2008年，人文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夜莺与古瓶——济慈诗歌精粹》。他在积极从事文学翻译实践的同时，也对文学翻译理论努力进行思考和研究，撰写了《“信达雅”与“真善美” ——关于文学翻译答南京大学许钧教授问》、《横看成岭侧成峰——关于诗歌翻译答香港〈诗双月刊〉王伟明先生问》、《“归化”与“洋化” 的统一》等多篇文章，探讨文学翻译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01年应邀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所做学术报告A Talk about Poetry and Poetry Translation（《诗歌与诗歌翻译》），也是就这方面问题与国外学术界同行的一次富有意义的深度文化交流。屠岸先生在六十多年跨世纪的文学翻译生涯中，热情执著，严谨精审，力求完美，坚持不渝，取得了令文学界、出版界、读书界和翻译界瞩目的卓越成就，堪称一位得到学界肯定赞赏、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的杰出翻译家。
原名Sidney Shapiro，其中文名取“博学明理”之意。男，中国籍犹太人，1915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美国由于时局的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退伍后沙博理利用退伍津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后转到耶鲁大学继续学习。
1951年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1954年后在外文出版局人民画报社任职。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1952年开始发表译作，翻译了20多部中国文学作品。
译英著作有《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家》、《春蚕》、《李有才板话》、《保卫延安》、《创业史》、《林海雪原》、《月芽》、《小城春秋》、《孙犁小说选》、《邓小平》等。著有《我的中国》、《四川的经济改革》、《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中国学者研究古代中国的犹太人》、《马海德传》等。
由于夫人凤子的关系，他还拍过三部电影《停战以后》、《长空雄鹰》、《西安事变》。获“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详情
获颁“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最受瞩目奖项“终身成就奖”。
著名翻译家沙博理最终荣膺年度“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这是盛典举办四届以来，首次将这一奖项颁给在华人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中国籍犹太人。此前获得这一奖项的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科学巨人钱学森和当代文豪、武侠巨匠金庸。对于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沙老很开心，他说：“我热爱中国。这儿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在中国。” 历程
1947年春天，沙博理抱着“到中国看看”的心理，带着仅有的200美元积蓄只身来到上海，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决定让他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上海落脚后的沙博理，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人，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凤子。凤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早期主演过《雷雨》《日出》，是上海文艺界的活跃人物，在她的帮助下，沙博理不但更快速地学习了汉语，而且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也许是爱情的力量，也许是时代的力量，沙博理决定留在中国，投身于中国的发展，投身于一种新的生活。沙博理说：“因为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她已成为我的中国。凤子、Phoenix、我的中国的凤凰。我爱上了凤凰，也爱上了中国龙。”
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是当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并在此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历史大事件。
婚后的沙博理，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尝试接触一个全新的领域——翻译。从1956年第一本译著出版开始，几十年来笔耕不辍，把中国的很多著名作品都翻译成了英文，包括《家》、《春蚕》、《小城春秋》、《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使中国的文化经脉得以在国外的土壤中继续延伸。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其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这一英文版本被认为是“信、达、雅”兼备的绝妙译作，沙老也因此赢得中国文联最高翻译奖。沙老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翻译中国文学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它使我有机会去‘认识’更多的中国人，到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几辈子可能做到的还要多。”他通过这些翻译作品，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的形象，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自1983年沙博理离休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一直连任至今他始终积极参政议政，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对一些问题提议案，行使政协委员的权利和责任。沙博理被称为是“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真诚朋友”。 　　“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是凤凰卫视及凤凰新媒体策划发起，中国新闻社、北京青年报、新加坡联合早报、明报、南方报业集团、新浪网、星洲日报、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香港文汇报、世界日报（北美）、亚洲周刊、侨报、欧洲时报和北京大学共十余家在两岸三地、东南亚、美加及欧洲富影响力的华文媒体和机构共同主办的华人年度盛世，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华人盛典由来自主办机构的百名资深媒体人推选出本年度，身处新闻大事件核心、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著、对世界具影响力并受全世界关注的10余位杰出华人，颁授“影响世界华人大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日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他自称是华籍美人，意外来到中国，却从此扎下根，一呆就是六十几年；他爱上中国的一位美丽女子，与她喜结良缘，在风雨中牵手相依，终生不渝；他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众多脍炙人口的著作都被他翻译成了英文，送到了世界读者的面前；他关心中国的发展，身任政协委员的他，时常到各地考察，并提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提案；他将自己与中国紧紧连在了一起，他说，中国就是他的家，他的根儿已经在中国。他就是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对凤与龙献出毕生的爱　　在沙博理的自传《我的中国》里，他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沙老所爱的凤与龙，是他的妻子凤子和他现在的故乡中国。　　沙博理凤子的爱情故事，是中国文艺界口口相传的一段佳话。1947年，刚刚从美国陆军退伍的青年小伙沙博理，带着只学过几个月的中文和200美元退伍军费，搭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小货船。刚抵达上海的他，在热心同学的帮助下，很快就认识了一位“中文老师”，也就是他后来的爱人——凤子。凤子毕业于复旦大学，早期主演过《雷雨》、《日出》，是上海文艺界的积极分子。初见凤子，沙博理便被她的美丽、活泼与热情所打动，随着每日的中英文对话练习和接触，对凤子的工作和生活有了更深入地了解之后，他更是为自己遇到了一位如此聪慧、勇敢和有见解的女士而欣慰，而凤子也对这位英俊潇洒、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中国充满兴趣而且对中国人也很友好的美国小伙子很有好感。他们一起去剧院看新式的中国话剧和传统的中国京剧；一起坐在有茶室的花园里，边品茶边谈论中外文学；一起去逛上海城隍庙，浏览有许多手工艺品的商店和楼阁……就这样，两个相爱的年轻人顺理成章喜结连理。沙博理和凤子一起携手走过了48个春秋，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们之间相互扶持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的感情一直延续着，哪怕是在凤子离开人世之后，也没有改变。　　沙博理曾经写过一篇专门纪念妻子的文章《我的爱人凤子》，他说，“凤子不只是我的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的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他们牵手相伴走过半个多世纪，他们的爱像溪流一样延绵不绝地流淌着。《水浒》见证人生百态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沙博理在中国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一天，文艺界的朋友送给沙博理一部刚出版的小说，并跟他说，这本书语言简单，可以试着翻译。而当时他也确实赋闲在家，于是便开始尝试。正好有一天，有个领导来看凤子，发现沙博理正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并看出他喜欢翻译工作，当时什么也没说，但第二天沙博理就接到通知，让他去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　　从对外文化联络局、人民画报社到中国外文局，沙老在中国生活的64年，勤奋、平静也忙碌。随着《家》、《春蚕》、《小城春秋》、《我的父亲邓小平》等一部部中国优秀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沙博理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此外，沙博理还写了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加上自传《我的中国》，目前已经超过一千多万字。　　在沙博理所有翻译的作品中，他自己最喜欢最满意的就是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翻译成了英文。他于1967年开始翻译，但中间时常被打断，一直到1975年才全部完成。沙博理译出的《水浒》，是一部既信且达又雅的佳作，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对比，他的翻译赢得了很多赞誉。美国汉学家在《威尔逊季刊》上评价说：旧译本只是将《水浒传》部分地带给了西方，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直截了当，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更有人评价说，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沙博理自己说，“我最喜欢的也是《水浒》，它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作品，里面反应的是一种人生百态，是百看不厌的作品”。落叶归根，我的根在中国　　从1947年来到中国，屈指算算，沙博理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六十四年了。总有人问，“你没有想过要回到美国去吗？”他总是说，“我已经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　　其实，沙博理和凤子，并不是没有动过回美国的念头。70年代的时候，朋友们劝说他，还是带着凤子回美国去吧。但因为凤子知识分子的身份，加之她英文并不是太好，在美国可能会生活不习惯，出于对妻子的爱护，沙博理选择了留在中国。后来开放探亲后，沙博理和凤子回到过美国，探访他离开多年的老母亲。不过，回到美国的他很快就发现，原本打算呆上几个月的，但呆了几个星期就受不了了。他说，“我总觉得没味儿。当然还是想家，有自己家，有朋友，还有同志，还有我爱做的事。我习惯了在中国。”　　凤子在1996年时永远地离开了沙博理。问他，没有了凤子，也没有想过要回到美国去吗？沙博理笑了，“没有。我现在住在这里，我和凤子一起呆过几十年的小屋里，时常能看到她的照片，想起我们以前的生活，与凤子相对、相守，也是一种满足。”　　中国有句古话叫“落叶归根”，沙博理说他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但对于1963年就已加入中国国籍、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多年的他而言，“中国就是我的家，等我上天了，我希望我的根儿也还在中国。”
许渊冲，出生于日，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是有史以来将中国历代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惟一专家。1999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许渊冲先生豪情满怀，名片上赫然印着“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惟一人”。以后蒙先生多次惠赐大作，拜读之下，更知先生自诩“不是院士胜院士，遗欧赠美千首诗”乃一代大师的坦然心声，实属当之无愧。
许先生于日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少年才俊，崭露头角　　日，许渊冲生于江西南昌。他的母亲受过教育，擅长绘画，赋予了他爱好文学和追求美的天性。表叔熊适逸是翻译家，他将剧目《王宝钏》译成英文，在英国上演时引起轰动，并受到英国戏剧家萧伯纳的接见，使得年幼的许渊冲对英语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立下了学好英语的志向。他在当地最好的省立南昌二中上学时，英语就已出类拔萃，并在1938年以第7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　　西南联大虽然在1937年9月刚刚成立，在八年抗战期间环境极为艰苦，但是由于名师荟萃，学风民主，因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杨振宁甚至认为它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在联大毕业的学生中，有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希季、朱光亚、邓稼先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在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名家辈出，许渊冲先生就是其中之一。1939年，他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就把林徽因的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发表在《文学翻译报》上，这是他最早的译作。　　两年后，陈纳德上校率领美国志愿空军第一大队，来到昆明援助中国抗日。许先生和许多男同学一起报名服役，为美国空军担任翻译。在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招待会上，翻译不知道该如何翻译“三民主义”一词，许渊冲当即站起来翻译道：“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陈纳德将军听懂了。许渊冲在中学时喜欢集邮，他有一张美国邮票，左边印着林肯，右边印着孙中山，上面写的就是林肯的这句话。这是许渊冲第一次在外语口译中崭露头角。1948年，他到巴黎大学留学，得以精通法语，深入研究法国文学。期间留法学生组团去罗马，受到教皇接见，学生中只有他懂得意大利语，于是由他代表留学生讲话，可见他在语言方面的造诣之深。　　在巴黎，许渊冲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的“星期五学会”，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认识到报效祖国才是真正的出路。1951年，他与数学家吴文俊、画家吴冠中等一起回国后，被分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任教。　　历经坎坷，忍辱负重　　许渊冲性格豪放，心直口快而胸无城府。俗话说树大招风，言多必失，他因此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磨难。早在50年代初期的“三反”运动中，他的蓬勃朝气就被说成是“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严重”，前后做了7次检讨才勉强过关。接踵而来的肃反运动更是厉害，他由于在陈纳德麾下当过翻译，差点被打成国民党特务。他据理力争，被停职反省，批判检讨，被软禁达半年之久。幸好组织上在审查了一年之后，得出了“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他才得以幸免于难。　　1956年，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短暂日子里，许渊冲早年翻译的德莱顿的《一切为了爱情》得以出版。接着他又与鲍文蔚合作，把秦兆阳的《农村散记》译成法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可惜好景不长，鲍文蔚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许渊冲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也被批判为思想右倾，罪名是他主张学习外语要“少而精”，被认为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也许是个“老运动员”的缘故吧，才华横溢的许渊冲直到38岁，才遇到了理解他的照君姑娘，两人于1959年一见钟情，缔结良缘，从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至今已共度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　　可想而知，许渊冲在十年动乱中必定是在劫难逃。他经受了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凌辱，还被补戴上“漏网右派”的帽子。所受的批判可谓荒诞之极：给美国空军当过翻译，造反派硬说他是帮美帝扔原子弹屠杀日本人民；见过罗马教皇，他就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最危险的特务。他不同意当时把毛泽东诗词译成分行散文的做法，烈日下被批斗的时候，嘴里嘀咕着用韵文翻译毛泽东诗词。不料造反派竟因此污蔑他歪曲毛泽东思想，狠狠地抽了他一百鞭子，疼得他无法坐下，照君夫人只得把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座垫。　　1971年，他被调到洛阳外国语学院任教，完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翻译。但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他独自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四十二首》的英法格律体译本才得以出版。
诗译英法 舍我其谁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进修，常到书店浏览，发现中国的经典著作，除了被汉学家译成法文的四大名著之外，其余只有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几乎无人注意。当年梁宗岱把陶潜的诗词译成法文，著名诗人瓦雷里深表赞赏，并亲自为法译本作序。我想如果有人能把唐诗宋词等中国文化的精粹译成外文，将使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我自己才疏学浅，只能感叹一番而已。不料时势造英雄，果然出了一位精通中国古典诗词和英法两种外语的大才：许渊冲先生。　　凡是译者都知道译事之难，相比之下，诗歌讲究格律音韵，自然是难上加难。唐诗宋词博大精深，理解已属不易，况且要译成外文，其难度可想而知，非大家焉敢问津？译诗不同于云山雾罩的空头理论，可以用些似是而非的时髦术语蒙混过去，译诗是要一字一句明明白白地与原文对照的。　　许渊冲从1956年开始出版译作，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在解放后的30年里只出了4本书。十年动乱结束时，他以几近花甲之年，步入了一生中最美好的金秋季节。1983年他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英语系教授，从此笔耕不辍。他对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早有心理准备，而且有了翻译毛泽东诗词的实践，因此翻译起古典诗词来自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许渊冲的法文译著主要有《唐宋词选一百首》（1987），《中国古诗词三百首》(1999)。英文译著主要有《西厢记》（1992）、《诗经》（1993）、《宋词三百首》（1993）、《楚辞》（1994）、《中国古诗词六百首》（1994）、《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1995）、《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1997）、《唐诗三百首》（2000）和《新编千家诗》（2000）等。他的30首译诗被国外的大学选作教材。钱钟书先生在看到他的《李白诗选》（1987）的英译本后曾说：“太白能通夷语……惜其尚未及解红毛鬼子语文，不然，与君苟并世，必莫逆于心耳。”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认为《西厢记》“在艺术性和吸引力方面，可以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媲美。”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1994），在英美加澳等国同时发行，这是该社第一次出版中国人的译作，因为“此书的译文是绝妙的”。　　尽管许渊冲在翻译古典诗词方面首屈一指，也往往会像当年的严复那样，为一词一句而绞尽脑汁，为此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灵感突发，他会在半夜里起来开灯，记下睡梦里想到的诗句。他有许多文章谈到译诗的体会和甘苦，例如陶潜的名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说的是诗人在喧闹的环境里依然保持内心的宁静，原因在于“心远地自偏”。有译者按字面译成“心在远方，地上就没有车马喧闹的声音。”而许渊冲认为如果没有车马喧闹的声音，是否“心远”就无所谓了。之所以强调“心远”，意思就是只要心高意远，即使是车马喧闹的地方也会变得和偏僻的地方一样宁静。因此他把这一句译成“Secluded heart creates secluded place”，强调心静地自静，显然更贴近原诗的神韵。　　许渊冲的人生格言是“自信使人进步，自卑使人落后”，此言非虚。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足下译著兼诗词两体制，英法两语种，如十八般武艺之有双枪将，左右开弓手矣！”迄今为止，有哪一位外国学者能够用中英文互译？有哪一位中国学者用英法两种外语翻译过中国的诗词？韩沪麟在论及许渊冲时说得不错：“他能用英、法文把唐诗宋词翻译出版，就是硬功夫。”　　1999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人文学院的10位教授，联合提名许渊冲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一位评委、法国女诗人给他回了信，称他的翻译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样本”。许渊冲回信说，诺奖一年一个，唐诗宋词流传千年。第二年诺奖评委会还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专门研究有关他的申报材料，并希望这些单位继续推荐，因为申报材料始终有效。
杨宪益，祖籍淮安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历史名著，在国外皆获得好评，产生了广泛影响。出生据自传体《漏船载酒忆当年》，他出生于“甲寅年冬月二十七”，即公历日；阴历仍为甲寅年（1914年）冬季，未到乙卯年（1915年）春节。妹妹杨苡也是翻译家。学习1934 年在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译余偶拾》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年任贵州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年至1943年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1943年4月后在重庆北碚及南京任编译馆编纂，1947年把在重庆北碚时所写的文史考证文章编辑成一个集子，由卢前（冀野）起名为《零墨新笺》，是为“新中华丛书”的一种。后来在解放期间又写了一些，于1949年解放后把后写的这部分编成一集，自费印了100册，名为《零墨续笺》。在1983年6月三联出版社将《零墨新笺》和《零墨续笺》合起来出了一本书，名为《译余偶拾》印刷9500册（《译余偶拾》于2006年5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印刷6000册）。翻译《红楼梦》1953年调任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曾与夫人戴乃迭（英籍中国文化学者）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均先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六十年代初，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开始翻译《红楼梦》，其间曾一度中断，最后于1974年完成，于年由外文出版社分三卷出版，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上述各种译本在国外皆获得好评，并有广泛影响。1993年在香港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熊猫丛书”系列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写有英文自传体《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中文译名《漏船载酒忆当年》，于2001年4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为“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薛鸿时译，印刷10000册。日早上6时45分，这位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在北京煤炭总医院逝世，享年95岁。翻译作品老残游记（长篇小说）1947，南京独立出版社英国近代诗抄 1948，中华书局离骚（楚辞）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屈原（话剧）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雪峰寓言与戴乃迭合译，，1953，外文出版社唐代传奇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白毛女（歌剧）与戴乃迭合译，1954，外文出版社长生殿（戏剧）与戴乃迭合译，1955，外文出版社鲁迅选集（1—4卷）与戴乃迭合译，1956，人文出版社宋明平话选与戴乃迭合译，1956，外文出版社儒林外史（长篇小说）与戴乃迭合译，1957，人文出版社牧歌（诗歌）古罗马维吉尔著，1957，人文出版社汉魏六朝小说选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关汉卿杂剧选与戴乃迭合译，1958，外文出版社阿里斯多芬喜剧二种古希腊阿里斯多芬著，1959，人文出版社地心游记（长篇小说）法国凡尔纳著，与闻时清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中国小说史略（文学史）与戴乃迭合译，1959，外文出版社故事新编（短篇小说集）与戴乃迭合译，1961，外文出版社野草（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76，外文出版社红楼梦（1—3册）与戴乃迭合译，，外文出版社杨宪益译著史记选与戴乃迭合译，1979，外文出版社奥德修纪（史诗）古希腊荷马著，1979，译文出版社呐喊（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彷徨（杂文集）与戴乃迭合译，1981，外文出版社三部古典小说节选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聊斋故事选与戴乃迭合译，1981，《中国文学》杂志社卖花女（戏剧）英国肖伯纳著，198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古罗马喜剧三种古罗马普劳图斯等著，1985，中国戏剧出版社汉魏六朝诗文选与戴乃迭合译，1986，《中国文学》杂志社 感情生活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o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唯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与夫人合译全本《红楼梦》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作品获钱钟书欣赏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去日苦多》封面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送交南博四千件甲骨文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杨宪益谈英语学习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北京的后海这个季节游人如织。人称“胡同串子”的人力黄包车迎来了他们的丰收年，他们在错综复杂的小巷来去自如，谙熟每一个旮旯的看点，更了然高鼻梁绿眼睛们的心思。他们一边用流利的英文讲价，一边用饶舌的京腔向老外们搬弄京城名吃：爆肚、豆汁儿、疙瘩、芥末堆儿……这些发音在老外听来几乎没有区别的名目，让他们眼睛瞪得溜圆，彻底“晕菜”了。昔日整肃庄严的王府繁华已经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地散发出暧昧的小资气息。几乎所有沿街的房子都被割据，经过装修，变成了商店、酒吧、咖啡馆，侵略，还在向胡同深处蔓延。胡同深处，还有人家，他们的大门常关，回避着游客们好奇的眼光。沿街那些都是秀，是戏说，是眼球经济；只有他们才是皇城根下的主人，是正传，是家常日子。老宅子的木门朱漆斑驳，但门口的石狮子告诉你，连低调都是有来历的。后海的小金丝胡同里，藏着杨宪益的家。“小金丝胡同儿”用京腔念出来，流露出一种对富贵的轻狎，在此之前，他的上一处居所名字更唬人，叫“百万庄”。对杨宪益来说，富贵只是个虚名罢了，推开门，是极素朴的——虽然他也曾出身王侯之家。杨宪益的一天简单到几乎没有变化，他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是这么坐着，打发一个下午。他抽最便宜的烟卷，钟爱的酒已经被医生禁止，他鄙夷电视节目的无聊，而他的眼睛，也渐渐不能读书了。这个老人思路依然清晰，记忆力一流，智慧的头颅似乎将是他最后一个衰老的器官，但其他器官已力不从心，很难再给这个全身最卓越的器官提供乐趣。白虎星照命富贵与杨宪益总有着擦身而过的缘分，作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唯一的公子，杨宪益从小就穿着袁世凯赠送的，[1] 象征王公身份的清廷黄马褂。父亲去世以后，只有七八岁的他就须穿戴整齐，以父亲的名义出席董事会。但这一份丰厚的家产很快被两个叔叔的投机生意亏空，加上货币贬值和仆人的偷盗，到了1949年解放时，杨家的房产田地已经卖得罄尽，银行存款实际也化为乌有。出生在民国4年(1915年)的杨宪益生肖属虎，母亲在生他之前得了一梦：梦见一只白虎跃入怀中。白虎星是凶星，但算命先生说，这个梦既是凶兆又是吉兆：这个男孩将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克父伤子，而他在经历重重磨难后，将会成就辉煌的事业。“我不知道自己一生的事业是否算得上辉煌，但是我确实是母亲唯一的男孩，而且我5岁时父亲就病逝了。在过去的70余年生涯中，我确实经历了重重磨难。所以，那位算命先生尽可以说他的推算大致不差。”杨宪益的自传在意大利出版的时候，书名是《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题目里透露出的是基于财富与政治的个人命运；在大陆出版的中文版本是《漏船载酒忆当年》，是知识分子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隐晦；到了笃信风水命理的香港人那里，书名就变成了直戳戳的《白虎星照命》。杨宪益常说自己是不迷信白虎说的，但他并不忌讳谈这些，他在自传开头便把自己的出生与父亲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他的命运。这种矛盾的态度，揭示出他内心的隐痛。他唯一的儿子，因在“文革”中受牵连而精神分裂，最后用汽油自焚身亡，成为算命先生“白虎说”的又一佐证，这也成为后来他与戴乃迭之间最大的分歧。《离骚》可以翻译吗？中学毕业以后的杨宪益随师长和朋友一起前往英国牛津求学，彼时的牛津每年只接受一位亚裔学生，在得知杨宪益只用了5个月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入学考试时，学校的官员认为他一定是侥幸过关，并坚持让他推迟一年入学。这位出手阔绰的中国少爷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游历了欧洲大陆，见识了赌场、妓院、夜总会、沙漠……喝遍了各种各样的小酒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他生性不羁，以违规为荣，在学校里干尽调皮捣蛋的事情。从幼年起杨宪益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和社会活动之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出于好玩，他在牛津一口气把《离骚》按照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翻译了出来。这一年，他24岁，这是他第一次接触翻译，他在翻译中显示出来的磅礴才华和独立性，让英国人大吃一惊。这首译诗还作为经典，屹立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他对《离骚》原作也并无尊敬之意。“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的评价是：“这部《离骚》的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大卫是我和乃迭的好朋友，我们都觉得他说得很好玩。”1953年，杨宪益作为政协特邀委员，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主席接见。“他(毛主席)身体已经发福，但看上去非常健康，他走过来，挨个和我们握手。周恩来跟在他身边，依次把我们向他介绍。”周恩来当时特别对毛主席说：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热爱中国古典诗歌，《离骚》正是毛主席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他伸出汗津津的手掌和我热烈地握了握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主席的反应是微微一笑，欲言又止，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后来我想，毛主席显然不相信《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能够翻译成其他语言，当然，他怀疑得有理……毛主席本人就写诗，他又不是不懂。”可惜再没有机会跟毛主席讨论这个问题。
草婴，原名盛峻峰。文学翻译家。1923年出生，浙江省宁波慈溪人。南通农学院肄业。1960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中国译协副会长，现为中国译协名誉理事。2006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
1938年开始学习俄语，同时参加新文字研究会。1941年起，先后为《时代》杂志、《苏联文艺》杂志及《时代日报》译稿。年任时代出版社编译。1952年后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俄国和苏联文艺作品。1960年参加《辞海》编辑工作，任《辞海》编委兼外国文学学科主编。从1978年至1998年，系统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作品，包括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
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委员，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组组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兼翻译委员会主任，上海翻译家协会会长，中国译协副会长，现为中国译协名誉理事。2006年被俄罗斯作家协会吸收为名誉会员。
苏联家庭妇女是俄语启蒙老师
日，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2月，14岁的草婴随家人避难上海。当时，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20卷，定价20元，草婴省下父母给的零花钱去买了一套，简直如获至宝，他后来读俄文、搞翻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他还买了许多进步书刊，比如《萍踪寄语》、《苏联见闻录》等。他认为要让穷苦大众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就要先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因此他决定先学习俄语，自己可以阅读苏联的报刊，以便进一步了解苏联。
15岁的草婴在报纸上看到一个苏联家庭妇女教俄语的广告，就根据报上的地址找到那户人家。按了门铃之后，走出来一位中年苏联妇女，看到草婴是一个小孩子，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小孩，你来干吗？”草婴说我要学俄文。她说1块钱学1个钟头。草婴的父亲每个月给他5个银圆零花，因此他就说：“我1个星期学1个钟头。”苏联妇女说，一个星期学一次太少了。草婴不好意思说自己没钱，只能坚持说：“就一次，一次。” 当时没有一本俄汉词典，也没有任何教材，苏联女老师只是让草婴到淮海路书店去买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这位女老师其实只是位家庭妇女，也不知道该怎样上课，每次去她家上课，她就根据那本教科书教草婴读：“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她念一句，他跟着念一句，连字母都没有教过。回家之后草婴就把老师教他念的句子反复地读，读到滚瓜烂熟。
草婴从同学那里得知内山书店有卖名为《露和大词典》的日俄词典，但是从他家到内山书店要经过外白渡桥，那儿有日本宪兵站岗，过往行人必须脱帽鞠躬。他找了同学陪他一起去，同学特别关照他说就别戴帽子了，见了日本兵把头低一低算作是鞠躬。回来的时候，草婴把词典夹在衣服里，日本兵见他们是2个孩子，也不怎么在意就放他们过去了。日文和中文有一些相似之处，《露和大词典》能解决1／3的问题。
草婴白天在中学念书，晚上就回到家里学俄语，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基本上都在学俄语。在他学习俄语的四五年时间里，他没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出去玩过一次，而是把分分秒秒可以利用的时间都集中用在他的俄语学习上面了。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草婴结识了一名地下党员姜椿芳，就是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创办人。姜椿芳得知有一个中学生很用功地在学俄语，就特意通过另外一个地下党员的介绍认识了草婴，姜椿芳问草婴：“你学俄语有困难吗？”草婴赶紧诉苦，说：“很难，没有字典也没有语法书，老师又不会教书，中文也不懂，只会讲几句很简单的中国话，很困难。”姜椿芳就说：“这样吧，我们过两三个星期见一次面，你把你的问题告诉我，我尽可能来替你解决。”
在姜椿芳的帮助下，草婴的俄语水平进步很快。
翻译多部著作 反响热烈
1941年，盛俊峰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草婴”，正式开始了翻译工作。1941年希特勒开始带兵入侵苏联，8月20日。姜椿芳与塔斯社上海分社商量创办中文的《时代周刊》，并邀请草婴参加翻译有关苏德战争的通讯、特稿等等，这本杂志影响很大，国内的人都是通过它了解反法西斯战争的新形势的。因为翻译通讯的缘故，草婴对整个反法西斯战争都一清二楚，有朋友开玩笑说他是“二战老兵”。
不久，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创办了中文杂志《苏联文艺》，草婴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第一篇译作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若从那时开始算起，草婴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已经有60多年了。
全国解放后，华东作家协会成立，草婴成为最早的一批会员。1950年2月，中国和苏联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的大国成为了最亲密的伙伴，苏联文学艺术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55年，草婴翻译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先是在当时发行量达到300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接着又印单行本，第1版就发行了124万册，打破了翻译小说印数的纪录。因为“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宫僚主义”的内容，小说的主人公娜斯佳成为了青年学习的榜样。
这本书也成为团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籍，国内很多杂志都对它进行推荐，而且在各地都举办学习娜斯佳的报告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高潮。
日，苏联的文学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发生了改变，作家们开始大胆地表现生活矛盾和冲突，以及黑暗面，这股新的文学潮流被称作“解冻文学”。1955年的最后一天，《真理报》上破天荒刊登了肖洛霍夫的一篇小说，草婴被这篇小说吸引。小说虽然如它的题目所说，写的是《一个人的遭遇》，但其实折射出的是千千万万苏联人当时的共同遭遇。小说写的是一个普通苏联人在卫国战争中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以新的角度处理了“人和战争”的矛盾冲突，表达了战争除了带来眼泪，不会带来任何东西的思想。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怀着沉重的忧郁，目送着他们，万尼亚用一双短小的腿连跳带蹦地跑了几步，忽然向我回过头来，挥动一只嫩红的小手。刹那间，仿佛有一只柔软而尖利的爪子抓住了我的心，我慌忙转过脸去。不，在战争几年中白了头发、上了年纪的男人，不仅仅在梦中流泪；他们在清醒的时候也会流泪。这时重要的是及时转过脸去。这时最重要的是不要伤害孩子的心。”
草婴读后非常感动，他决定尽快把它翻译成中文。译文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距离小说在苏联发表仅两三个月，可以说几乎是同时出版的，这在当时的翻译界是非常少见的情况。
译作发表后，反响很热烈，中国人民通过这篇小说进一步了解了肖洛霍夫，知道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道主义的爱国作家。
肖洛霍夫，这位生于顿河河畔的农民的儿子，年仅20岁就开始创作史诗小说《静静的顿河》，轰动一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上世纪50年代，草婴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通过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是草婴重点介绍肖洛霍夫作品的目的。
特殊时代两次差点丧命
中苏关系破裂之时，苏联文学被封杀。在“文革”那个特殊的时代，还差点丢了性命。
“文革”中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迫害，并成为“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那时，他不能翻译任何作品。被关押一年后，草婴成了监管劳教对象。
1969年，草婴被派到农村割水稻。那时他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90斤，割稻子劳动强度大，结果割了几天后就大出血，所谓大出血就是上面吐血下面便血，5天5夜滴水不进。草婴被送到医院抢救，幸亏抢救还算及时，切除了3／4个胃后，草婴才算保住了性命。
1975年1月，刚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不久的草婴，接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