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 Visitor System毛泽东论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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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验。毛泽东总结中国和世界革命实践的新经验，提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马列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后，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贡献，是毛泽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核心内容。在纪念文革50周年之际，我们辑录了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论述，以供大家学习和践行。这些精辟的科学论述，不仅直接推动了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且预见了后来我国会出现“全国性复辟”“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共产党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产党”；指出了在“资本主义上台”即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如何进行继续革命，以及继续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这就是说，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继续革命的论述，既可以汲取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又可以更加明确今后如何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道路，进一步增强继续革命、重建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高举马列毛主义的伟大旗帜，坚韧不拔地进行“更漫长、更伟大、更艰苦”的继续革命的新长征吧！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协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的威协，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谂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三五0──三五一页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在一九六二年月八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七三页
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器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八九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二六──二七页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九0页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
《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一九五五年九月）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九──二0页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七日《人民日报》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二二0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年八月八日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解放军报》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摘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转引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转引自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电动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四二页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立阶级立场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上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四一页
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入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了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的信，转引自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按语（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的引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四0八页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一九六四年八月的一次谈话，引自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
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转引自一九六七年第七期《红旗》杂志。
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赞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四0六页
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引自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人民日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毛泽东诗词集》第一三五──一三六页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钓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诗词集》第一二四页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七律．冬云》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诗词集》第一三三页
来源：&主人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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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6-08-16 16:48
特色党徒们是不敢讲的。
&&&&蔺草，洁白的灯心草，它有那孜孜燃烧的火焰。借住于广漠的原野，
发表于：16-08-16 18:56
吴鹏飞：实话实说，为啥中国的汉奸特别多作者：吴鹏飞&时间：&& & 来源：察网&& 分享到：&&&&&&
【摘要：中国确确实实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就是盛产汉奸、谬种和杂种，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汉奸比例偏高。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心态是崇尚西方，唯洋人师父马首是瞻，是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民主一途才是正道。甚至中国和中共已经成功了，不少文化汉奸还在睁眼说瞎话。】&有一个问题，是压在中国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汉奸杂种特别多，层出不穷，直到今天汉奸的徒子徒孙仍然随处可见。这些人崇洋媚外，这些人吃里扒外，这些人胳膊拐拼命往外拐。比如对蔡英文，有人说她其实有中华情结，只是不喜欢专制;比如对港独，有人说谁把一块土地治理得好就该拥有主权;比如对钓鱼岛，有人说几块石头没有GDP，送给日本又何妨;比如对南海仲裁，有人认为很有道理，九段线本来就没有什么依据。大家要注意，这里的有人，不是外国人，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而且现在就生活在大陆，中国人民的血脂血膏供养了这些人，这些人却死心塌地地损害祖国利益，处心积虑地挑拨人民和党的关系，唯恐天下不乱。个别人甚至恨不得美国来接管中国，还有的公然宣称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耻辱。中国确确实实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就是盛产汉奸、谬种和杂种，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汉奸比例偏高。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时值日本鬼子投降的纪念日，面对这个问题格外令人沉重。战争时期，中国一方面有续范亭、张自忠、戴安澜、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左权、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于化龙、马本斋、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硬骨头，英勇牺牲的军民的数量创下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高纪录，但是当年的汉奸也不少，伪军的数量居然超过了占领军总数，也创下了令人羞耻的世界记录。汉奸多，会让人瞧不起;汉奸多，也让以中华文化为傲的人有一点底气不足。是啊，你们说中华文化如何了得，但为什么唯独中国大批大批涌现汉奸，直到今天情况依旧，改头换面的汉奸数量还是不小。这让很多中国人十分丧气。什么是汉奸呢?就是那些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为外国人张目、说项、帮腔、服务、帮凶乃至卖命，并戕害同胞、残害民族危害祖国的贱货和败类。记得人民日报曾专门撰文，分析过这个问题，但该文并没有把问题说透。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人，心里这个疙瘩需要解开。以下是我对中国汉奸为何多的分析。第一、我们要知道，中华文明就像一条烟波浩渺的大河，千沟万壑汇于一水，它容纳了太多的文明支派，它的主流也是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文化的交汇。有秦以来，汉唐明清开疆拓土，民族血缘相溶，文化基因相容，渐次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中华多元文化。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祖先崇拜、多元崇拜，由于它的博大，庞杂，难免导致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它的海纳百川，源远流长，仁爱宽恕，容纳了太多表面归化分子。由于它兴起于百家争鸣，尽管历史上独尊儒术，但其他思想，儒释道诸子百家一直并存于世，始终没有出现过其他文明长期持续数千年的一元崇拜、剪灭异端的过程，中国的封建社会固然禁锢思想，但主要是对威胁统治阶级的思想的严格钳制，并没有其他文明有过的全民性的思想洗脑、精神裁判、宗教启蒙。中华文明和与合的特质，使它具有极强的原初性和兼容性，它一次次接纳同化了敌人、异类、它族，在政治上往往是大一统，在精神上确是多而杂。第二、我们要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资敌发展的传统。五千年来中国分分合合，新中国成立以前，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国家。始终是变相的诸侯争霸，偶有异族问鼎，人才流动是一个常态。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客卿，帮助他国超越母国的故事，管仲、乐毅、商鞅、李斯、孙武、伍子胥、范蠡、文种等等等等都是这样的例子，而且母国对他们的态度往往是非常宽容的、甚至的褒扬的。这样的资敌发展文化，在同为炎黄子孙的国度中，习以为常。元代和清代，两次异族的入侵和长期统治，屠刀之下，使很多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得不委身异族统治者，除了文天祥这种宁死不为官、顾炎武那种终生不仕清的少数不屈派和清高派之外，绝大多数人也就是整体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选择了与外族统治者配合。外族统治者属于落后文化，统治中国也需要他们的帮助，数百年朝廷的嘉奖鼓励，使投降和事敌不再作为一种耻辱，反而变成了弃暗投明的义举。这或许就是汉奸无耻文化的心理根源之一。第三、我们要知道，近代以来知识阶层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化不自信。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列强的欺辱，屡次抗争的惨败，日本的脱亚入欧成功，都令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文化的不自信，怀疑方块字、怀疑中医药、怀疑孔孟之道、怀疑诸子百家、怀疑诗书礼仪等等，大家眼睛向外，从西洋和二道贩子东洋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对洋文化是见庙就拜，几乎所有西方思想都在中国知识分子脑子里疯狂跑马。是全盘西化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漫长的争论，分为两派。当时中国最顶尖级的知识分子鲁迅、胡适等都是中国文化的批判者和西方思想的推介人。那时候，怀疑、谴责、拷问自己的文化是一种伟大的进步，但是整个知识界对自身文化的这种批判态度给后世留下了深深的自卑的烙印。反对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被批评的状态。但比较今天的中日两国，看独立自强的中国与全盘西化的店小二日本，证明这批知识分子是对的。可能要走弯路，可能摸索一条自己的路很痛苦，但是如果找到了建立在中国国情上的发展道路，中国就将发挥后发效应，实现超越。毛泽东这样的知识分子代表一种觉醒，就是改变崇洋照搬方式，将西方先进思想完全本土化。它和共产党人的探索和创造，一直伴随着怀疑、讽刺、诋毁。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心态是崇尚西方，唯洋人师父马首是瞻，是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民主一途才是正道。甚至中国和中共已经成功了，不少文化汉奸还在睁眼说瞎话。第四、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一百多年一直在培养汉奸。前面说中国文化几千年分分合合，精英资敌的文化传统，但是对文化差异太大的西方，对蓝眼睛白胡子的洋人不肯投降，开始却成为举国一致的选择。晚晴与西方的历次战斗中，中国官兵都是战至最后一人，无一人投降的。西方列强绕过宿敌伊斯兰文明圈在世界各地征伐，一路顺风顺水，要么杀尽土著直接立国，要么奴役他人建立殖民地，唯独中国像一头巨象温和而庞大，令他们十分头痛。文化的巨大差异，人口的庞大规模，疆域的极其辽阔，人民的不肯屈服，官僚的精细体系，皇权的强大权威等等，都使列强这一群豺狼对这巨象不知如何下口。但他们惊喜地发现，清朝统治集团服软了、下跪了，而且这个集团在统治中国人民方面手段严酷、效率很高。一方要渔猎中国，一方想保持皇权，两者很快达成一致。列强支持清廷统治，清廷则帮助列强奴役中国人民。慈禧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说，西方列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对中国这一个国家实行了半殖民的方式。它们没有能力直接统治这样一个过于庞大，已有成熟文明的国家。它必须通过中国人来奴役中国人。儒家教化出来的具有浓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是它们半殖民的最大障碍。于是百年来它们通过留学教育、文化交流、基金扶持、学术培训等方式，培植亲西方势力，西方文明的不可否认的某些先进性和这种长期精心的拉拢政策，逐渐培养了数量惊人的具有汉奸基因的高级华人。这些人及其后辈子孙，有不少传承了这种媚外贬中的不良基因，时时就会发作。第五、我们要知道，日本侵华借口和以华制华的策略就是要制造汉奸。狡猾的小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包括后来力不从心推出的以华制华的占领策略，都是制造汉奸的政策。他们从一开始就为大批中国人的投靠提前准备了一块遮羞布。九一八事变元凶石原莞尔，就是看准了中国国民现代国家意识比较淡漠，所以才敢于以区区万人悍然发动事变而获成功。国家意识淡漠的人群是可以各个击破的，也可以催生大量汉奸，这是事实。但是，狂妄的日本人还是漏算了。愿意当汉奸的毕竟还是少数。当时中国，已经从知识分子阵营中分化出了一群中小知识分子，他们既有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现代政治理念，加上儒家文化深入血脉的忧国忧民情怀，诞生了一个地球上最为奇特的纯理想主义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加上国民党中的一批民族精英，他们一起团结和唤醒了中国人民。这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惊醒了东方睡狮。中国正是经过浴血抗日，走向了民族的伟大复兴。第六、我们要知道，国民党的亲日态度纵容了众多汉奸。国民党与日本的联系可谓千丝万缕。战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样的高官和大批军队整建制投靠日本，起到了极坏的是示范作用。蒋介石将剿共长期置于抗日之上，战后立即赦免大批日寇，甚至还启用冈村宁次这种罪恶满盈的大战犯做军事顾问，阎锡山还提出要借用十万日本投降者充当剿共部队，都可以看出国民党亲日反共的嘴脸。民族矛盾与内部矛盾不分，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国民党为何败给共产党，众说纷纭。我个人认为，除了那些铁血抗战的将士和部分爱国精英，国民党主要还是一个汉奸集团，它的里面亲英美、亲日本、亲德国的派系都有，真正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人少得可怜。那时候的共产党却是亲一色的亲中派构成，他们一心一意抗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不投敌为奸。这样的政治力量获胜理所当然。国军数十万部队投敌，共军则没有整建制投敌纪录，这就可以分出高下。没有很好清算汉奸罪行。国民党战后忙于内战，也因为与日本和汉奸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没有借助国际力量清算日本的罪行，二没有清算汉奸的罪行。这导致后患无穷。总起来说吧，中华文化的博大宽容，帝国主义的刻意豢养、日本人的大力扶植，中国当时统治者的暧昧，汉奸文化的清算不够彻底，都是汉奸层出不穷的原因。知道这些，大家也不要气馁。汉奸毕竟是少数，汉奸的市场毕竟越来越小。汉奸，汉奸，真是玷污了这个光辉灿烂的“汉”。我的一点解释。有的读者很惋惜地说，老吴的雄文我爱读，但是老吴文章后面有打赏，还卖自己的书，还做广告，这不够纯粹啊，影响老吴的形象。俺的回答是，鲁迅先生那么伟大高洁，书也卖呢。老吴自己养活自己，不暗地拿美元和卢布，卖自己写的书，接受读者自愿打赏，发一点广告，平价代销画家朋友的画，都是自食其力挣钱养家糊口的方式，一不偷二不抢，没什么不光彩的。如果你每天免费看我呕心沥血写的文章(每篇平均需要5个小时，常常需要写到深夜)，还希望我把脖子扎起来写作，这要求确实有点高了啊。朋友，当你问我纯粹吗的时候，可否也问问自己纯粹吗?我们都别像公母知那样装相好不好?&（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发表于：16-08-16 22:54
当今之世被特色理论的韬光养晦，崇洋媚外，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一致的思维，已经让中华民族汉奸辈出了。
&&&&蔺草，洁白的灯心草，它有那孜孜燃烧的火焰。借住于广漠的原野，
发表于：16-08-18 06:31
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作者：迎春 21:01:34&&来源：红歌会网&&　　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　　――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　　迎 &春　　目录　　前言　　一，参加“四清”运动　　1，开始接触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2，改造世界观　　二，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　　三，五.七干校锻炼和接受审查　　1，劳动锻炼　　2，接受审查　　四，回大学研究人民公社和参与反对包产到户的战斗　　1，研究人民公社　　2，反对把包产到户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五，离休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前言　　毛泽东创建的继续革命理论，起始于党的十届八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在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以后，毛泽东首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几乎经历了运动的全过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我回机关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奋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造反派头头;以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革开放前，我转入大学从事理论研究，课题就是人民公社，而改革开放的私有化变革，首先就是从推行“包产到户”开始，我参与了“包产到户”的理论斗争;离休以后，陆续购买了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年谱》等，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一些著作如《忆毛主席》、《十年论战》、《毛泽东传(1893――1949)》、《毛泽东传(1949――1976)》和《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等，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再学习，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写了一些批判修正主义和有关世界经济危机、我国经济状况的文章。总之，5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引下与修正主义作斗争，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没有变。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大体上可以看到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就像从一滴水中可以看到整个河流的奔腾一样。回顾这段历程，对于一些没有实际经历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会有所启迪;另一方面对于我自己，用继续革命理论重新审视自己的这一段生活，也是一次自我检讨，是认识的再提高。总之，写这样一个资料的目的，是想通过我这个具体人的实践和思维活动，来宣传继续革命理论，这样比直接讲道理可能更便于人们接受和理解。　　一，参加“四清”运动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发展顺利，一路凯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促进了集体劳动的大发展，农村经济关系进入了人民公社阶段。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造成经济下降，形成“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党的最高层有人对形势出现了“一片黑暗”的估计，认为农业要“包产到户”，毛泽东则认为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鲜明地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结合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历，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8)&》&&第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第页)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时，正是我从青海省调动到天津市计委工作的前后，当时对会议的公报以及有关文件没有深刻的印象，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1962年底，我从青海省成套局调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工作。由于我在大学学习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在青海没有从事计划工作，到天津市计委以后，希望能够较快地熟悉本专业的业务。　　1963年底，综合处副处长找我谈话，说组织上让我去参加“四清”运动，并且强调说党要在运动中培养一批“五反”“四清”干部。当时不懂什么叫“五四”干部。虽然主观上希望熟悉计划业务，但是，作为党员，服从组织是基本原则，也就欣然服从。从第一批“四清”运动开始参加，直到爆发文化大革命才回机关。　　1，开始接触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1964年初，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一直转战在天津东郊、南郊。刚入“四清”工作团时是队员，以后担任副队长、队长，最后任指导员。　　我们工作队刚进村时，还是宣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简称《前十条》)，主要是说明还我国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当时文件列举的阶级斗争情况共九条，前五条是有关地主、富农和反动分子的复辟破坏活动，后四条是：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所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些事实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我们这些经历过“敲锣打鼓”实现公私合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来人，那时只晓得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要反对、斗争，但是，没有想到我国社会还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更不可能想象五十多年后，雇工剥削成为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外资、私资企业雇佣工人，连国有企业为了赚钱，也大量使用派遣工，实际上就是实行雇佣制度。一些工人给资本家干活，连工资也讨不到，居然有总理给工人讨薪的“美谈”;时至今日，一些农民工的讨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工人出卖了劳动力商品，资本家竟然连工资都不给;另一方面，“老板”却成为我国一个庞大的阶级。据“日，胡润研究院发布《胡润百富榜》，61岁的王健林及其家族以2200亿财富超过马云及其家族14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对于这样的经济制度，走资派居然敢说是社会主义，虽然加了个“特色”的帽子。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　　“四清”时，投机倒把还是我们清查的对象。五十多年后，我国到处是“证券交易所”，党和政府就提倡倒卖倒买股票、提倡投机倒把，不仅一般市民积极参与股票买卖，而且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也一样参与，还美其名曰：“资本市场”。《共产党宣言》提出“消灭私有制”，而“特色”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倡发展“资本市场”，依靠资本家发展经济?!　　至于贪污盗窃那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共产党总书记的“大内总管”(办公厅主任)是贪污犯，两个军委副主席是买官卖官的贪污犯，连共产党中央常委会主管政法的书记也是贪污犯，这些还只是已经揭发出来了的，没有被揭发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1952年“三反”运动时，毛主席下令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时我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省委召开省级机关大会，当场抓捕贪污分子，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物资局、成套局工作，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4斤粮食定量，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就是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听说有多少贪污分子;1963年，我刚到天津市计划委员不久，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指示》，机关组织“领导干部‘洗手洗澡’”，综合处我担任记录。正处长原来是天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因为平价买了一些内部销售的高档香烟，几次检讨，最后勉强“下了楼”;“四清”运动最后经历的一个村，我任队长、指导员，这个队就没有查出一个贪污犯，“四清”分团领导担心我们村的运动搞得不彻底，还专门派干部下来检查，看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敢于揭发问题，才承认基本完成任务。而现在共产党的党委竟出现所谓的“塌方式”的腐败，这与毛泽东时期干部队伍的廉洁，有天地之别。官僚们的腐败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在当时是想象不出来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的理论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主要危险的论断，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确实是高瞻远瞩、远见卓识。　　我经历“四清”运动的过程，正是党内高层、主要是中央激烈斗争的阶段，也是毛泽东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　　当时天津市成立了“四清”总团，下辖分团，每个分团进驻一个公社;每个分团下设一些工作队，进驻个大队，工作队基本上是一个独立战斗单位。我们分团进驻东郊荒草坨公社，我们工作队进入李明庄大队。按照计划是搞完一个公社“四清”全过程，再进入下一个公社。但是，荒草坨公社还没有搞完，市“四清”总团就把全市工作队员集中到南郊双港公社，实行“大兵团”作战。这期间中央又颁布了“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还听了王光美在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的《桃园经验》录音等。在“大兵团”作战期间，我在李楼大队工作队。李楼大队社员人数不多，而工作队员却不少，到处都看见穿着干部服的工作队员进进出出，社员都比较紧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久，工作队又重新分开，我们东郊分团又回东郊，在李明庄继续搞完“四清”运动。当时，我根本想象不到“四清”运动的这种变动，是党中央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在这段时间，毛主席与刘少奇同志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下册&&&第1128页)　　第一个分歧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刘少奇则认为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而刘少奇则反对。毛泽东在回答斯诺的问话中说：“那就早Ｒ痪帕迥暌辉拢酢⒈恚酢屑涞谝惶蹙褪撬怠那濉哪勘晔钦衬谧咦时局饕宓缆返牡比ㄅ桑背×跎倨婢头炊浴Ｋ古滴剩耗闶遣皇窃谀鞘备械奖匦虢幸怀「锩?毛泽东说：嗯。”(《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357页)可见，正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科学概念;并且揭示了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派;这时在毛泽东那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具体目标。提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广大群众的矛盾的观点，正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王冠上的宝石”。　　当时，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是有没有走资派的问题;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也是围绕着这个矛盾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等极力否定的也是存在于不存在走资派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第316页)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走资派就是在否认存在走资派的前提下，猖狂地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改造成为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成为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如今左派争论的焦点，还是围绕着这个主要矛盾问题：一些人认为，现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已不再是走资派与广大劳动群众的矛盾，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走资派了，而另一部分人也否认当前存在走资派，只主张反对腐败，反对资本主义的现象等;广大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至今没有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因为认识还停留在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些现象上，没有上升到继续革命理论的高度，没有认识到主要矛盾是广大革命群众与党内走资派的矛盾等。可见，毛泽东提出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具有何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指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战斗的灯塔。　　但是，正如薄一波所说：“对于中央领导层的这些分歧，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是不知道的。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提法，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普遍和足够的重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34页)作为“四清”工作队的成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党员，那时我以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是指村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一级的干部，怎么也不可能想象、也不敢想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高层就有走资派，更没有理解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规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特别是经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事实证明，才逐渐的理解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论断的科学性，彻底信服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愿意为学习、宣传和捍卫这个科学的革命理论而斗争，所以，我后期写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行动，一直围绕着这一斗争目标，尽量不偏离这个大方向。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论断，是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创立的，在这个理论指引下，我逐渐由不自觉到慢慢自觉，斗争了五十多年。　　第二个分歧就是运动的搞法。　　毛泽东主张充分发动群众，而刘少奇主张“扎根串连”，从而产生对立。　　“日晚，毛主席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少奇同志。他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下卷&&&&第1132页)虽然我们直接经历了工作队员大批集中，搞“人海战术”，以后又恢复原来的规模，但是，并不理解这两者变化的分歧所在。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又出现了刘少奇依靠工作队镇压学生和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才逐渐体会两者的本质区别。从我自己参加“四清”、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够真正学会继续革命理论，也才能够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只靠读书，不可能深刻领会革命理论的精神实质，也不可能真正改变世界观，这正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基本思想。所以，毛泽东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反对走资派的斗争中学习、锻炼，逐步消灭专职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区别，才能够达到最终消灭国家机器的目的。　　2，世界观的改造　　近三年“四清”运动的锻炼，不仅使我对于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有所加深，同时，对我阶级立场的转变也是一次“飞跃”。　　“四清”工作队员参加运动，一般都要经过几关：生活关;劳动关;工作关。　　“四清”工作队规定，工作队不做饭，队员轮流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和贫下中农同吃。当时这个规定的目的是要使工作队员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个很好的改造机会。　　首先是体会了农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当时农民的生活比起城市干部的生活差距还很大。那时荒草坨农民主食是玉米面窝窝头，基本上不炒菜，主要吃咸菜，偶尔用植物油炒菜也是招待客人。有的社员为了招待工作队员，增加一个炒鸡蛋，这被工作队知道是要受批评的;有的工作队员与社员的关系好，他们会从小河沟里淘些小鱼小虾给你吃。这些鱼虾都是整个地煮，肚子、肠子一起吃。当然，工作队员要按规定给社员粮票和钱。生活这一关，对于困难时期从青海省调过来的我不难适应，因为，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青海根本吃不饱，每个月定量二十四斤青稞面，还要抽出三斤支援困难地区，所以，生活关对于我不是问题。　　我们工作队员在郊区搞“四清”，虽然离市里的家不太远，但是不能回家，必须住在村子里;在市里工作时，每周放一天假，“四清”工作队则半个月休息一天，执行规定都很严格，没有特殊情况一般没有人请假。　　劳动也是一关。当时主要任务还是搞好“四清”运动，对于我们与社员“同劳动”的要求不严，每周劳动两个半天，和社员在一起劳动的机会不多，因此，这一关过得不好。但是，我还是受到教育。记得有一次在李楼的生产队劳动，早饭前的一段是摘草莓。我因为有关节炎，弯着腰、迎着露水摘了一个早上草莓，深深感受劳动的艰辛。摘果子只是草莓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这一道工序都这么幸苦，而社员们每天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劳动着，自己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从此以后，我对于农产品更加珍惜。但是，真正过劳动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五.七”干校中完成的。　　最困难的是和农民群众没有相同的感情和言语。　　我是一个学生出生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下上了大学，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相当自负。参加革命以后总认为自己有理论水平，有组织能力等。在西南革命大学成都分校(后来改成四川省委党校)工作和在人民大学学习时，经常受同志、同学们的批评，意见比较集中的就是骄傲自满、个人英雄主义等。在人民大学上学期间，因为在“反右”斗争中犯错误，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有的同志就批评我“一本书主义”。那时虽然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意识，但是，确实没有多少农民、工人群众的记忆，也不知道劳动群众的伟大，没有真正理解要为劳动群众服务，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相当严重。　　“四清”运动最重要的就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发动不起来，对村里的情况“一抹黑”，运动一定是“冷冷清清”，不仅运动搞不好，生产也不可能提高。而要把群众发动起来，首先当然是贯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把斗争的焦点对准走资派;其次就是要了解村子里的实际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　　刚开始到社员家吃派饭时，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聊天。直接了当地问村干部存在什么问题，社员根本就不会讲真心话。他们知道工作队搞几个月运动后就撤走了，而自己则长期和干部相处，因此，不会把村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你，只有取得了社员们的信任，他们才会给你讲心里话。没有共同的感情，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可能取得社员的信任。这样在吃派饭、日常接触社员的过程，逐渐了解了他们关心的人和事，逐渐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摆脱了“学生腔”。刚到“四清”工作队时，给社员讲话，动员他们揭发村里的问题，准备了很久，讲得很吃力，但是，引不起社员的关注，社员们劳动了一天很疲劳，有的打瞌睡，有的没精打采，等我讲完了，有的人就喊：“下雨了”，意思是该回家睡觉了。当时那种尴尬的场面令人很难堪。　　经过几年“四清”工作的锻炼，我和社员逐渐建立了共同的感情，他们关心生产，我也关心村里的生产;他们更关心村里的“四清”运动，特别关心工作队走后给村里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领导班子等，因此，我们有了共同关心的内容，也有了共同的语言。当群众发动起来、当家作主以后，村里的运动有人管，生产有人抓，这才认识到群众的力量，逐渐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每一个社员都会有一点私心，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是，从整体看，社员们对村里的人和事的认识是客观的、公正的。在我的思想中逐渐建立了群众才是真正英雄的观念，领会了“卑贱者最聪明”的道理，认识到这些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才是我国社会的“顶梁柱”，是我服务的对象。　　其实，早就知道关于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道理。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并说：“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59、第三卷&&第857页)这些教导都学习过，而且，成都解放前夕我还当过近一年的工人，参加了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护厂斗争，以后又经过党的多年教育，但是，思想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比工人、农民高明，“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只有经过“四清”运动，和农民群众深入接触，共同战斗，才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四清”运动中不仅教育和锻炼了我，那时还有不少的干部、大学生也分期分批参加“四清”工作。记得我们工作队先后就有天津师范大学、张贵庄航空学校的学生和干部，他们也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有几个天津城市的姑娘，与社员接下很深的友谊，离开“四清”工作队时，和社员们依依不舍。“四清”运动这一段经历，对于他们以后的人生，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考虑到要发动一场文化领域的大革命。他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中指出：“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建国以后毛泽东文稿》第十册436页、第十二册&&&第25页)他对艺术、教育、理论等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作出批示。。文化大革命正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参看《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一节)　　1966年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顿时局面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毛泽东传》&&第页)大、中学生是文化大革命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生力军。　　“四清”后期的一天，分团政委打电话，要我把工作交代给工作队队长，等待分配。据说是要抽调一批人到市里的中学去当联络员。正在这时，红卫兵抄了我岳父的家。我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分团政委，很快他就通知我回市计划委员会机关。我回到机关，看到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因为计划委员会是保密单位，规定只许在几个专门划出的房间贴大字报。贴的大字报，都是揭发一个来计委时间不长的副主任(副市长兼任)王XX，正主任(也是副市长兼任)和其他的副主任基本上没有大字报。这和我在“四清”运动中要求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当权派的问题，最后根据查证的事实，确定有没有走资派，谁是走资派的搞法完全不同。因此，我对此产生了很大的疑问。那时机关的运动完全封闭，关门搞运动，没有和社会“串连”。　　当时，天津市已经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评市长胡昭衡等几个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矛盾指向胡昭衡等人，保护其它当权派不被“炮轰”、批判。市计划委员会不过是“照方吃药”，推出了王XX。王XX当时还是副市长，计划委员会党组织没有权力决定批判王XX，只有市级党组织才能够做出这种决定。毫无疑问，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许群众起来揭发问题，让群众在斗争中辨别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识别谁是走资派，谁是走社派等。这种指定“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哪一级制定的?怎么传达到计划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党组织又是怎样执行的?这些问题最终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随着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学生造反的运动越来越激烈，中央的报纸、刊物，不断发表文章，号召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面临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应不应该造反?另一个是敢不敢造反?　　第一个问题，就是组织原则与政治原则的关系问题。　　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入党以后，经常学习《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书籍。这些书中讲的一条重要道理就是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而且说这是大道理，其它的小道理都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现在号召党员起来造反，反对党组织的资反路线(当时还没有想到是造党中央的走资派的反)，这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吗?所以，要不要起来造反?造反与组织原则之间的关系?当时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缺乏深刻理解，没有认识到计委党组织这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拒绝群众的批评、教育，坚持当官做老爷，坚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大问题。直到中央刊物发表文章，专门论述组织原则要服从政治原则，对于错误的政治路线必须进行批判，才明白了道理，敢起来造反。　　共产党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必须执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否则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就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阶级统治。但是，这个组织原则，只是、也仅仅是围绕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围绕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消灭私有制这个政治目标才是正确的。如果偏离了《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方向，向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那么共产党员不仅不能盲目地执行组织原则，而且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造走资派的反，否则就背离了共产党的政治原则，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背叛《共产党宣言》，甚至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工具。　　政治原则与组织原则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仅是我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当前所有共产党员面临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敢不敢造反。　　反右派斗争运动时，我正在人民大学上学，和右派学生领袖人物林希翎同为校乒乓队的队员，我还是她男队员中的陪练，比较熟悉。她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以后，我就和另一个队友找她要讲演稿看，她说没有讲稿，让我们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那时，我存在着抽象的民主观念，认为“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结束了，现在只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可以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从北京大学看大字报等回来，虽然没有写大字报，但对于北大的民主墙给予赞扬。没有察觉社会总的形势是右派在向党进攻，要求“轮流坐庄”。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右派进攻的严峻形势，大谈抽象民主，确实是立场问题。在大学毕业前夕，党组织给了我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对于这个处分，我在青海成套局提出过申诉，认为处分过重，当时组织上维持原来的结论。我自信会改正错误，以后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场合都没有再提出过有关处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形势和反右派斗争十分近似，也是党中央号召给党提意见。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犯过错误，而且是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这一次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再犯错误，一定会划成右派分子，成为敌我矛盾。因此，敢不敢起来造反，成为我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既然认定计划委员会的文化大革命搞法不对，如果为了保自己，不敢斗争，那还要不要坚持信仰?入党又是为什么?不敢斗争，不够做一个党员的起码条件!经过思想斗争，决定起来造反。后来回想起这段历程，说明我缺乏毛主席说的“五不怕”精神(参看《忆毛主席》吴冷西著&&&第158页)。而且，以后每到关键时刻，都有这种思想斗争。随着革命的发展，自己在以后的反复斗争中有所进步。正如文革通知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要革走资派的命，首先就要革自己的命。造反派不革自己的命，也不可能真正搞好文化大革命、革走资派的命!　　解放后，天津市计划委员会机关经历了一系列运动，据机关的老人说，在反右派斗争中，打了不少右派分子，机内部的人事关系比较复杂，因此，计委机关的大部分老人不敢起来造反，一些人则是被领导重用的，他们从感情和利益角度都不会造反，所以，机关运动冷冷清清。只有我们这些来机关时间短的新人起来造反。当时，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就是《计委的大方向是王XX,王XX就是大方向》。这张大字报触及了资反路线的要害，揭示了一些人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引起了较大的震动。于是机关内传出了抓漏网“大右派”的传言，显然，这是指我在反右斗争中犯有错误，既是对我的威胁，也是阻止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组织地暗地活动。以后，我到“五.七”干校受审查时，有人干脆把我的档案资料作为大字报贴到墙上。这只不过是计委文化大革命斗争的一个小插曲。　　机关一些造反派起来造反，建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成为五个核心成员之一，开始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军队支左以后，承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派组织。市人民政府各委、办的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联合会，简称“联委”。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派我作为代表，我成了人委联委的负责人。市里成立“五代会”以后(即工代会、农代会、大专学校红卫兵代表会、中学学校红卫兵代表会和干代会)，我又成为干代会人委系统的负责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除极少数干部参加革委会的机关工作外，原市委、市人委系统的干部，统一由“市直组”领导管理，编为五个大队。原市计委、经委、财委、科委、文委等单位干部编为第五大队，任命我为第五大队的大队长。　　从建立市人委联合委员会的组织以来，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就明确不参与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负责与外部的联系。各单位的“斗、批、改”活动，由各单位自己组织、领导。由于市人委系统的干部，大都经历过党的多年教育，因此，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没有发生武斗之类的事件。现在回想，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深入，“斗、批、改”也搞得不够好。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号召进行夺权。我们计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也夺了计委的权。由于对继续革命理论的认识太肤浅，不知怎么夺权，就和河北大学的红卫兵串连，请他们出主意。有的红卫兵说夺权就是把计委机关的印章收来。这个小插曲说明那时对于继续革命理论是多么无知!我现在认为，只有一级政府(共产党)才是政权，才有夺权的问题。计委作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不存在夺权的问题。但是，市计委夺权的事实，却被《中共天津历史》第三章《“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两年徘徊中党的建设》记录在案。　　1968年，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一条新路》一文的批语发表以后，(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页)天津市革委会立即建立市“五.七”干校。我又转入了市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由于1972年我由市五.七干校转入南开大学工作，对于市计划委员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了解，无法对市计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全面的阐述和分析。这里重点说明两点：　　1，天津市计划委员会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从“四清”工作团回计委参加原单位文化大革命时，机关党组织确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当时，天津市委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市长胡昭衡、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和文教部长王金鼎，实际上是引导群众，把目标对准这三个人，保护其他领导人，不准群众批评、揭发，压制群众，不准起来造反，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市计委党组织不过是“照方吃药”，执行这条路线，也不准群众起来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对抗，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文化大革命，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无疑是对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事实更证明没有错。　　2，我存在“派性”　　在我经历的计划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造反派基本上是按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部署进行的，没有武斗的现象。但是，我认为机关的文化革命搞得不深不透，除了当时机关的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很差，根本想象不到我国会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的两极分化的情景，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群众中、特别是造反派中存在着派性，使两派群众不可能很好地团结起来搞好这场伟大的革命。　　当支左的部队确认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造反组织以后，我们在计委就由被压的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应该去团结对立面的群众，但是，我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群众组织的头头，不是组织任命的，按照当时的话说：“一举手上，一举手就下”，因此，仍然把自己摆在“派”头头的位置，忘记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应有团结群众起来革命的责任，和本派的群众接触多，与对立的群众组织很少联系，这就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不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在审查期间，虽然检查了存在派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很好改正，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也是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的内容。　　3，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　　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发表，天津市革委会一动员，原市人委系统的干部不论自觉或不自觉无一例外的都加入了这个行列，没有一个单位有人不去干校的。这一事实说明当时的干部队伍还是革命队伍，以毛泽东为首的当权派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党号召下放劳动，重新学习，人们都能够也必须接受。当然，也同样是这支干部队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可以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反对文化大革命。可见，毛泽东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科学性。回过头来再看看现在的公务员队伍，如果要他们到农村劳动，重新学习，会有多少人响应号召?这是因为现在的公务员只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社会制度变了，可以“双向选择”，公务员已不再是革命队伍了。　　三，“五.七”干校锻炼和接受审查　　1968年至1972年，我在五.七干校学习期间，主要是经历了劳动锻炼和组织审查。　　毛泽东在《对&柳河‘五.七’干校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中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73页)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一直在党和政府机关工作，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工作。　　列宁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趋势：“-----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列宁还说：“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化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不能立刻消除的。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6、257、258-259、253页)　　以上是列宁揭示的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国家机器逐步消亡;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国家机器还存在着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由“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恢复为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在他逝世前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国家机关问题的。他在《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中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也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等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3、705页)　　毛泽东也很重视国家机关的问题，特别是干部的问题。他在从西柏坡到北京时说决不当李自成。1950年从苏联回国时，“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97页)毛泽东的不当李自成的话，具有深刻的含义，形象地揭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改朝换代、继续做官，后者则是要消灭官僚、泯灭官与民之间的差别。　　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是被国民党镇压的党，党员、干部随时都处于被追捕、杀戮的处境，必须、也只有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求得生存并取得胜利;夺权政权以后，共产党党员、特别是干部不会被压迫，反而成为执政党的成员，占据领导地位，成为“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恩格斯语)没有对社会发展规律自觉认识、没有共产主义胸怀的党员、干部，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消灭国家机器，要消灭干部与群众的差别，自觉地革自己的命。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包含着开始探索“打破分工、消灭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探索国家消亡的途径和方法。　　我在党政机关工作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关化的程度越来越强。刚解放，我们革命大学几乎完全随着党的中心工作活动。土地改革开始，我们就下乡清理积案;“三反”、“五反”我们下乡参加运动，以后就逐渐凝固下来;来天津市计委以后，科员、科长、处长、主任之间的界限就更显明了，同志之间的关系比刚解放时淡多了，科员、科长之间明显地呈现出竞争的态势，这也是文革中两派群众争斗不息的根源之一;机关虽然不断地有各种运动，但是，工作人员中普遍认为运动影响正常工作，官僚主义的气息越来越浓厚，确实存在复辟资产阶级国家的趋势。　　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包括了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袖人物，这是新建立政权的一个特点，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创办“五.七干校”，“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等，都是避免“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重新复辟为资产阶级国家，探索国家机器消亡的途径。当时，我虽然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东郊参与干校的建设，但是，并没有理会这种深刻的含义。直至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特别是看到《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487页)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才逐渐理解。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反复指示干部要参加劳动，1958年上大学时，我就参加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四清”运动也参加过劳动。但是，对于办五.七干校是为机关革命化走出的一条新路理解不深，仅从干部参加劳动，不能脱离群众的角度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要推动和促使国家机器最终消亡，促使干群区别的最终泯灭，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的措施之一。　　1，劳动锻炼：　　在革委会市直组的规划下，我们在东郊的东三村建立了市五.七干校。　　按照当时的规划，准备在东三村的荒地上开辟一万亩稻田。因此，首先要盖住房。那时盖的泥坯房，首先是要脱坯。脱坯是农村“三大累活”之一(当地农村把“拔麦子、脱坯、抱孩子看戏”称为三大累活)。　　脱坯是用当地的土和炸碎的稻草搅拌成黏泥，放在一个木坯子里，抹平以后再把木坯子拔起，使黏泥成型，等晾干了以后，就制成泥坯了。　　第一道工序是合泥。合泥就是一个很累的活。要制成泥砖，泥必须合得很黏，泥中还要加碎稻草，以加强黏结度，因此，很费力。　　第二道工序才是脱坯。把合熟的泥叉入木坯子里，再压实、抹平，然后把木坯子拔起来，泥坯留在地上晾晒，最后成为泥坯。总之，脱坯是费力的活。不仅合泥很累，拔一次木坯子，弯一次腰，一起一伏，也非常累。所以，成为三大累活之一。我们要建住宅，脱坯这是劳动锻炼的第一关。　　开辟一万亩水稻田更是一个大工程。　　种水稻必须有清水灌溉。天津东郊是盐碱地，地下水含盐碱度高，必须用大量清水灌溉，水稻才能生长。因此，首先要挖掘排灌渠道，把清水通过渠道引进来，把含盐碱度高的咸水排出去。为在荒地上修建排灌渠道，光挖沟渠这一项我们就干了很长时间。　　刚开始挖沟时，我们用铁锨铲土连土都铲不起来。在“四清”运动时，一次我和张贵庄航空学校的两个学生在一起劳动，当时在有水的沟里铲土，结果一铲土都掉到水沟里，两个学生到小水沟里把土抱上来，那个狼狈相实在很难看。　　到干校劳动，从开始铲不上土;到铲上土，再到铲土的深度基本一致，沟面基本平整;用铁锨往后甩土，也越甩越远，越甩越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基本上算“专科”毕业，在连里算是“壮劳力”，(在五.七干校是以连、排编制，以连为基本单位)在劳动中也有了成就感。　　我们还建立了扬水站。种水稻必须灌溉，扬水站是必备的设施。市人民政府的建设委员会就有工程师，按照他们的设计，我们修建了一个扬水站。审查结束之前，我还在扬水站干了一段时间，这是后话。　　总之，经过将近四年的干校劳动，除了脱坯、挑沟、拉车、放水等，我还开过手扶拖拉机等，进一步知道粮食等农作物的来之不易，加深了对于生产劳动者的敬仰和尊重，认识到在物质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才是社会的“顶梁柱”。正如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说的那样：“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为基础。”(《马恩选集》第三卷&&&第574页)正是这样的物质生产者们，才是社会的“基础”。知识分子就是要将“毛”“附”在这张“皮”上，进一步坚定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　　2，接受审查　　出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时，我是五大队的大队长，领导着修建扬水站和盖房等劳动。但是，到清理阶级队伍，革委会“市直组”宣布让我接受审查。原因是由四川省转来检举材料，怀疑我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接着我的档案材料就以大字报的形式贴上了墙，成为了审查对象。　　对于这种变化我虽然感到突然，但是还能够接受。主要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审查了那么多的老同志，仅市人委系统，就有很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老同志和地下党员被审查，审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更何况我曾经是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的学生，而且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农民会”秘密组织。因此，我虽然有委屈情绪，但是，总的态度是正确的，深信自己对党忠诚，相信组织会还自己以本来面目。所以，我在受审查期间，交代问题很坦然，积极配合;在劳动中也很努力;审查后期，问题基本上搞清楚，没有做出组织结论之前，还安排我到扬水站劳动。因为扬水站的活很轻松，有大量闲暇时间，我又利用这段时间重读了《资本论》一卷。　　我正确地对待审查，是从另一方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评。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把文化大革命称之为“浩劫”，常常拿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吓唬人。而对于我这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既当过造反派头头，又被审查过的人来说，不仅没有“浩劫”的感觉，而且经历了极大的锻炼和严格的考验，在马列毛主义的理论知识和世界观改造两个方面都取得丰收。　　三，重回大学研究人民公社和参与反对包产到户的战斗　　1972年底，组织上对于我的历史问题再次做出结论，维持原有结论不变，决定分配工作。　　五.七干校领导征求我对于工作的意见，我要求搞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当时造反派还当权，校领导是我们一起造反的同志，认为我离开学校已经十几年了，不如回机关工作;有人曾劝我给市革委会的一位造反派的常委当秘书，但我仍然坚持要求去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在人民大学读了《资本论》一卷以后，我深感社会科学能够发展成为这样严谨的理论，达到这样的高度，总希望自己也能从事科学研究。离开学校后一直没有停止学习理论，每到工作调动，我都要求搞理论工作。大学毕业时，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留校读研究生，但是，受留党察看处分，不可能读研究生;从青海调到天津时，我仍然想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科研或教学工作，要求到学校工作。组织上答复说我学的专业是国民经济计划，分配到市计划委员会专业对口，我只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计划委员会。这次我又要求从事科研或教学工作，得到组织上的支持。与南开大学联系以后，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来了两位领导，面谈之后决定分配我到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从此，我的科研工作由“地下”转入地上。　　1，组织工人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　　到经济研究所不久，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根据天津是工业城市的实际，决定总结企业管理的经验，写一本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于是派一些教师到天津自行车厂。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老厂，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兼厂长是我到市计委综合处时的老处长，参加“五反”运动以后，留在厂里担任主要领导。他要求我们先下到一些部门，搞出经验再上升到理论、写书。这样老师们陆续返回学校，只有我和一位解放前的老教授留了下来。老教授在工具科，我被分配到先进单位零件车间担任党支部副书记，负责宣传，历时近一年。　　到零件车间以后，我和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很快就打成一片。当时有的工人说：“干活吃饭，赚钱养家。”我认为这是雇佣劳动思想，需要改正。于是征得支部书记的同意，向厂党委建议组织工人学习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经过厂党委批准，我们抽出一些班组长短期脱产学习，直接读原著，提出问题互相讨论，我再做辅导。工人们学习以后确有收获：有的工人检讨说，自己在家里烧过的煤球还要清理，留下没有烧透的核，而在车间，一捆捆的瓦楞纸就当坐垫;有的工人则提出：“不当商品，要做主人”等，工人脱产学习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使原来的先进车间更前进了一步。以后，支部就组织工人轮流脱产学习。这个经验被厂党委肯定，决定把各个车间的支部副书记集中到零件车间学习，然后在全厂推广，并把组织学习《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经验发表在厂报上。由于和工人们的关系融洽，在我回校的欢送会上，有的老师傅还叮嘱我“不要忘了回娘家!”因为在工厂工作受到好评，1979年天津市召开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还被南开大学评为代表出席会议。　　2，研究人民公社　　刚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时，大学刚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研究室还没有明确的科研方向。直到1976年周总理逝世以后，所里想起周总理视察时曾经要求研究人民公社，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室内成立一个研究人民公社的小组，让我担任组长。从此，我就以人民公社为研究方向，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直至离休。　　研究人民公社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不仅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为后来反对包产到户、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学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研究人民公社这种生产关系。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复杂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资本论》第二版跋&&&第一卷&&&第23页);理论主要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联系。　　我为了充分占有材料，分析人民公社发展的各种个阶段，揭示其内在联系，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为线索，按照历史顺序，察阅了有关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文章，并收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历史资料。发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的1955年冬到1956年春，我国农村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尤其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当年全国的农田灌溉面积就急剧增加，典型实例有天津地区的洼地改造等，从中发现是废除小农经济的私有制以后，解放了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的必然结果。那时流行的称呼是“大兵团作战”。为了真实地了解农业、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我还到一些人民公社实地调查研究，到过八个省、市农村考察，深入“解剖麻雀”，写了《石家庄大队经济调查》等。(《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241页)　　以后又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发现，从旧社会农村的生产互助到老解放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再到解放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存在着内在联系，这就是新生产力――集体劳动。集体劳动对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来说，是一种新生产力，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叫协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的第十一章《协作》(《资本论》一卷&&第358―368页)中有过详尽的分析。　　揭示了协作生产力与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之后，整个人民公社运动的历史就显示出“自然规律”的性质。查阅历史资料也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在巨大外力下促成的，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机器。不过在论述中，我把政治力量转换为经济力量，把国营经济的存在作为巨大外部力量的体现。　　这样，我就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说明了我国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也指出存在重新恢复小农经济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等。　　我的这个研究成果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完成的，当时正是包产到户理论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因此，这个研究成果就一直“压箱底”，没有公开发表。直至2010年才被收集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一书中发表。　　对于人民公社经济关系的研究，不仅使我对于人民公社发生、发展的历史有了规律性的了解，也使原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书本知识，变成了我观察社会生活的观点。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说明生产关系要“活起来”，当时，生产关系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看不到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的运动。直到研究了人民公社的历史发展，才真正地认识了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这不仅为我以后反对包产到户和反对修正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加深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不过这时，我对于由生产关系基础上必然出现的阶级斗争理论，还缺乏深刻的理解。以后与别人合作写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不容否定》文章就是集中表现。只有在反对包产到户和各种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事实，给我深刻的教育，才使毛主席的“阶级斗争为纲”和继续革命理论，真正成为我观察、认识社会的武器。　　3，反对把包产到户作为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　　我研究了人民公社，认为它对于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起来巨大作用，但是，面临的却是全面推广包产到户经济制度的形势，一场理论斗争不可避免。　　1979年，我听说国家农委要组织一些人到江苏省总结农业发展的经验，欢迎理论工作者参加，我主动到农业部联系。参加调查组以后，与社科院农经室的一位研究工作者分在农业部的小组。他极力反对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没有办过一件好事，我则认为人民公社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开始参加调查就一直争论，直至调查组结束，以后在北京见面仍然争论。　　到江苏听了省委组织的情况介绍以后，农业部的小组就下到无锡县的一个公社，重点是了解社队企业的发展。社里领我们看了塑料纽扣厂、高频头厂等。据介绍，当时的服装样式比较单调，原来滞销的服装，钉上塑料纽扣厂生产样式新颖的纽扣，很快就销售一空;而高频头厂更是那时的高技术产品。当时我国刚刚生产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是电视机的零件。高频头厂最初由一个大队办，因为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和技术力量，大队办不起了，才由公社接手办。公社把全公社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集中到这个工厂。我们参观时，工人都穿着白大褂，这在大城市的实验室才有的现象，在社队企业出现，令我们参观者感到惊讶。参观这些社队企业以后，感到社队企业不仅为农村增加了财富，增加了现金收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