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为什么券商首席我都不干了？只因中国的未来在这儿！
管清友：如果再不迅速启动改革，股市将进一步遭遇危机。对于企业来说，控制风险在第一位，熬过去、活过去、等风来，短期内宽松是不现实的。现实艰难，但中国产业的前景仍光明。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管清友
日，“2018新财富上市公司并购年会”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隆重举行，今年的主题为新动力、新文旅、新金融，资本市场超700位嘉宾欢聚一堂，包括300+上市公司董秘、50+投行精英、300+江苏省上市公司高管，更有社会智库、产业基金、最佳分析师等多路大咖莅临现场。本次活动由新财富主办，证券时报联合主办，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承办，扬州市人民政府提供指导。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作为本场活动的重要嘉宾，发表了题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新秩序和财富分配新规则”的讲话。他强调，如果再不迅速启动改革，股市将进一步遭遇危机。对于企业来说，控制风险在第一位，熬过去、活过去、等风来，短期内宽松是不现实的。现实艰难，但中国产业的前景仍光明。未来，中国必将产生新的产业格局，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泛文娱、财富管理、教育医疗、安全领域大有可为；以政策链所引导的头部机构资源集中，市场份额集中；由于国民自尊和技术积累，2018有望成为核心技术元年；在这一过程中，新一代企业家、新的核心IP、新的渠道还将持续涌现。
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以下为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的现场演讲实录：
非常荣幸，来参加新财富年会。刚才两位嘉宾谈到中国未来的蓝图，我深有感触。经济学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当设计师描绘蓝图。这些年和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打交道，我觉得我们不光要有人当设计师，还要当工程师，房屋蓝图出来了，但是我们得有人去施工。
中国股市怎么了？
我们对中国中长期的发展，应该说有着美好的共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最近两三年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讲，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很多机构和企业都出现了问题。眼见它起高楼，眼见它塌了。过去这些企业没有及时适应宏观政策、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的节奏变化，而陷入困境。有些大的企业财团一度出现危机，其实是时间节奏没有把握好。现在很多股权质押又面临平仓风险，甚至引起监管层的担忧，不得已临时出台新政策来应对。
我想从企业角度来讲，还是要熬过去、活过去、等风来。控制风险，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对于我们自身改革，其实我相信在座很多人多在私下或者公开场合做过多次呼吁，如果我们再不迅速启动改革，我不敢说股市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股票市场的综合指数竟然还不如十年以前，所以我一直讲世界存在两种股市，一种是其他国家的股市，一种是中国的股市。
最近我们在反思，除了内外因素，流动性收紧等因素之外，是不是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特定发行制度必然导致股票溢价，从公司大股东角度来讲，既然有高溢价，为什么不质押呢？这种情况下，实施了20多年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到今天这样，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必须进行非常彻底的反思。所以短期情况来讲，从政策链上，大家不要想宽松的事情，我们在2009年、2014年错过了结构调整非常关键的时期。2009年是应对金融危机，大家说要放水，那就放了。2014年又放松了，最后股灾、债灾、房地产泡沫。那么今天我们在座的企业，特别是高管们一定要认清，短期内宽松是不现实的。
而从市场走势来看，大家最近也看到，中国股票市场，有全球市场共振的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出在我们内部。这些问题，大家私下里都知道，只是没有人公开讲，真正应对当前的困境，还要依靠一揽子真正彻底的改革措施，对内需要改革和开放。
分化和集中：中国未来的产业、机构和区域发展道路
今天给我的任务是讲讲新的财富与分配的特征，我想从产业、企业、技术、区域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一个汇报。总体来说，我觉得在破坏与重构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化和集中，表现在产业、企业、渠道、IT等层面上，我们分头来看看。
未来中国会出现核心产业，大概会分为两大类，硬产业和软产业。硬产业，技术驱动会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或者说这也成为企业未来经济和投资的重要赛道。软产业，基于中国未来人口变化和中国经济成长环境、需求变化，像习总书记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企业经营的方向，就是我们投资的方向。
据此，我们做了这样的划分，第一个领域是泛文娱行业（社交、游戏、文娱、旅游），像王者荣耀，去年非常的热门，其实互联网产品服务迭代速度太快，今年都不谈王者荣耀，都在谈养蛙、吃鸡的游戏。而90后消费，不仅是看价格来消费，更是一种有情怀有三观的消费。
第二个领域是大的财富管理行业，也会进入到一个重构的过程，过去发展非常迅速，整个行业参差不齐，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专业的技术帮他们做资产管理、财富管理。
第三个领域是教育，我把教育和医疗结合起来说。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是有共识的，一方面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在教育医疗这些领域里，优质资源十分短缺，产生非常奇怪的现象，需求非常旺盛，供给方面非常短缺。那么恰恰这些是我们在新的内外压力下，应该放松管制，吸引投资的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国大学太少了，优质中学太少了，而中国文化又太舍得给孩子花钱了，这些领域存在的机会大家是有共识的。
第四个是安全领域，无论是信息安全还是军民融合。中国老百姓对于信息安全、个人隐私的意识和重视程度，已经开始强起来了。再就是环保、新能源等与健康相关的领域。当然这里面可能要做更细致的划分。
这是第一方面，会在很多领域形成新一代的中国产业。
第二方面会出现很多核心机构。从政策链引导上来看，中国对于独角兽的定义，对于券商的要求，可以发现，政策引导上基本都朝头部化方向走，证监会发布的CDR试点意见，目前符合条件的市值不低于2000亿元人民币的境外上市企业不到7家，另外给参与的证券公司设定门槛，要求控股股东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000亿元。
第三个方面是未来会形成很多核心技术。2018年是特殊的年份，不是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不确定性事件或者风险事件，是因为中美贸易战已经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所以2018年是中国核心技术的元年。尽管会经历泡沫化过程和资源浪费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回望2018，我们可能会感激这次刺痛民族自尊心的外部环境。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努力加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让2018年可能成为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在一些核心领域，有的是跟世界水平在同一起跑线，有的领先，但是大部分技术和欧美发达经济和大的跨国公司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看芯片，不是从爱国主义角度讲，从一个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讲，今年有两家企业，一家叫L企业，另外一家叫H企业，H企业一直在不停的大规模进行研发，另外一家企业没有转型，技术研发出现问题。我们看到这两家企业，经过十年的赛跑，生存发展状况已经出现了天壤之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最近十年以来，会发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之前的20年是大幅下降的，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美国，但是我们下降幅度比美国更大。我们在很多核心技术领域，没有优势，差距很大，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的学生地位，要老老实实地做个好学生，不要被捧杀。当然今年上半年当头棒喝，对国人触动是很大的。
第四个方面，无论在传统领域还是在新兴产业业态里面，都会出现分化和集中。如果进入不到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很难混的。在钢铁煤炭行业是如此，在券商银行业是如此，在新型业态里面更是如此。比如地产行业，如果进不了前一百强，或者前五十强，现在这种环境下企业非常难做，很难融资，进而可能会出现风险。我们也看到很多行业的龙头，二级市场给予充分的估值和溢价，甚至在全行业往下走的时候，他们还逆势提高了市场占有率。
第五个方面会出现新一代企业家，目前称为核心企业家。过去改革40年，简单划分，中国出现了四代企业家，这批人有的已经去世了，有的现在交接班，有的活跃在一线，东方社会就是这样，活到老干到老。在中国特定发展阶段，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注定是特别悲催的事情，我们注定是付出代价做出贡献的几代人。当然，我们也经历了92派，92派做金融和地产的居多，但92派的企业家，现在在监狱里的人也很多。
99派，分为1.0版本门户时代、2.0版本移动互联网时代。再有十年会看到BAT的分化。今天我看BAT都有高管来到现场，未来十年，赛跑的关键不是从1到100，是你们研发的未来的技术从0到1的原创。我们很欣喜看到这些公司在大规模投入研发。15派，这些企业家现在不能够完全总结他们的特点，由于产品服务迭代非常快，出现了各领风骚两三年。这代企业家的特点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进行总结。
第六个方面从区域角度来总结。中国的区域格局确实正在重新划分，我们觉得中国一线城市其实至少需要8个，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有一批城市会成为新一线城市，大概人口规模在1千万左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区域经济格局伴随高铁、航空中心的分化，是需要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特别关注的。一个城市能不能发展，一方面取决于自然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对人才产业的吸引，一个城市的吸力、拉力特别重要。
从目前推出的雄安新区和海南来看，新一轮开放有两个不同的特点，我个人还是挺看好的。雄安新区打造一个新的样板，有可能按照台湾地区新竹的目标去打造。而海南按照最高的开放形式，未来的打法一定和大陆打法不一样，一定有新的东西。
第七个方面会出现核心IP，明星产品、内容生产再度崛起。我之所以从券商辞职出来做内容，也是看好这个方向，我们觉得会出现明星产品。这些明星产品核心IP会导致这个产业结构出现重大的变化，比如新财富，过去几年有很多机构跟新财富在这个领域竞争，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和新财富竞争。最大的问题是进入新的无人区，需要自己探索新的模式，形成核心IP、核心产品、核心服务模式和商业模式。
第八个方面会形成新的渠道，头部渠道的垄断性增强。互联网巨头在推进线上线下结合，而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很多原来细分渠道开始没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大的巨头在跑马圈地，要防止垄断。也就是说，我们得关注政策链，中国企业特别中国大企业不要互相拆台，要学会妥协、协作、共生、共赢。我们也看到很多细分的领域，头部资源集中度越来越高，比如喜马拉雅，我们之所以跟它合作，很重要的是喜马拉雅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73%。
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以上根据管清友现场演讲整理，经当事人确认）
管清友：中美经济战开打！中国该如何应对？
强人时代来临，“新对抗”不可避免
问：最近“特金会”受到全世界关注，朝鲜会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开放吗？对中国经济来说，机会在哪里？
管清友：从中美朝三方的角度讲，朝鲜确实有可能走向改革开放，对朝鲜来说，变成一个“正常国家”也挺好，接下来无非是满足两个条件：跟美国要一个安全承诺，跟中国、韩国要一点经济支持。
朝鲜一旦改革开放，美国在日本、韩国驻军的理由就不充分，至于是否不可逆转地走向开放，目前我还不能确定。但朝鲜开放对东北亚局势的改变，将是巨大的。
其实这给中国也提供一个契机，你不用再把朝鲜当成负资产，因为这些年很多人觉得，朝鲜是我们的“战略屏障”、“缓冲带”，我觉得这个理论已经过时，现在没有什么缓冲不缓冲这个东西。一旦朝鲜和中国大陆有了更紧密的经贸联系，我们其实对他的影响会更大。当一个人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你和他有经济往来的话，你对他的影响肯定越来越大。我们和朝鲜，之前主要是因为有援助，这种关系其实很脆弱，他可能说翻脸就翻脸。
我们现在面临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成本攀升侵蚀了很多产业的生存空间，相当一部分产业可以转移到朝鲜去，朝鲜有2000多万人口，帮助他们发展，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件好事。朝鲜内部讲，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应该支持朝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且金正恩和前两代领导人不一样，留过洋，没有那么多包袱。
问：中美贸易战似乎余波未平，未来“新冷战”发生的概率有多高？如果真的进入新冷战时代，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
管清友：“新冷战”已经开始了。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中美关系就在发生深刻变化。
实际上，国内相当一部分人误判了特朗普，觉得这人不着调，房地产商出身，还有绯闻。美国金融界也不喜欢他，结果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得到了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实践证明，特朗普几乎让美国重新从全球主义开始走向孤立主义。
回顾历史，孤立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一直非常有生命力。“二战”以前，美国也是孤立主义，只不过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才慢慢进入全球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美国最后发现，自己付出的成本太高，要解决叙利亚问题、伊朗问题、巴以冲突问题，还要维持国际自由贸易体系，而且国际上还天天骂它，本国大量的产业转移出去，造成空心化问题。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美国搞金融、科技，我们应该搞生产，但美国后来发现，现在中国这些国家除了能干中低端产业，也开始搞高科技，做高端装备。美国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最后中国占了便宜。所以，中美现在的局势变了。
过去四十年，中国抓住了三个重要的战略“缝隙期”：
1．中美联合抗苏时期
1977年文革结束，中美联合对抗苏联是中国第一个重大的战略缝隙期。我们国内经过痛苦反思，开始走改革开放的路子，美国当时看中国终于变成“正常国家”，觉得中国经济市场化挺好，就像我们现在看朝鲜一样。
2．90年代全球化
转折点在于什么呢？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人欢呼“民主的胜利”。对中国来讲压力也大，因为美国不再需要你了。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开放，继续沿着市场化道路前进，其实是让美国放心了。所以今天看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真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崩塌，新一轮全球化开启，中国正好又赶上，一直到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美国其实没有改变对华策略，整体上中美关系还不错。
3．加入WTO之后
2001年，小布什总统一上任，就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开始出问题。小布什真的想遏制中国，因为他的父亲老布什当过美国驻华代表处的主任，非常了解中国。
9.11事件之后，美国战略中心转向反恐，中国也支持它反恐，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喘息机会。同时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进入新一轮全球化，这个场景一直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奥巴马总统刚接任，先应对金融危机，没有精力顾中国的事，后来危机处理得差不多了，开始搞TPP政策，这个政策也被称为“ABC”——Anyone-But-China ，踢开中国搞国际贸易，它觉得中国占了便宜，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好在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风格不一样，奥巴马是律师出身，习惯按规则办事，中国人最喜欢这种人。我们跟他讲“和平崛起”，讲“合则两利，斗则两败”，“忽悠”了美国十几年。
但未来十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我们认为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总统讲，在新的任期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五位。显然未来十到二十年，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所以势必产生冲突，只不过是冲突大小的问题。
总之，中美关系出现恶化，这不是由中国人主观意愿决定的，这是两个大国之间必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不可调和，就看我们如何避开美国的锋芒，艺术地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冲突。
中美之间不能随便打打杀杀，如果两个大国真打起来，后果很可怕。现在贸易摩擦是其中一个表现，未来可能会蔓延到汇率以及非经济领域，都比较棘手。中美关系已经出现质变，这其实是一种“新冷战”的开始。
活跃的经济需要更活跃的“社会空气”
问：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美国的遏制，还是中国内部的因素？
管清友：内外因素都有，而且都很重要。外部的冲击很多时候不可控，内部看我们如何推进新一轮改革，去释放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维护社会公平、公正。
过去40年，我们一直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在外需这块停滞不前，甚至下滑，那就逼着你必须启动内需。目前整体上，内需还没完全启动起来，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僵化管制依然太多，而且管制的规则不明确。尤其是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媒体等“软产业”领域。我们在三中全会就提出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但目前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企业成本仍然很高。我们2015年提出降成本，但目前看几块主要成本都在上行，尤其是原材料成本、交通成本和融资成本。
第三，居民保障还是不够。社保体系亟待完善，现在老百姓不敢花钱，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第四，规范监管不够完善。想真正启动内需，监管必须阳光化、规范化。最基本的，老百姓在这儿喝茶、在这儿吃饭，不用担心食品安全。
对中国来讲，从注重外需的重商主义转向注重内需的改革主义，未来必须经历一次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脱胎换骨。像我们这么大的经济体，未来几十年不能继续对外高度依存，必须学会依靠内部的力量，依靠所谓的自我循环。那样，即使外国对我们关上国门，我们也不怕了。
问：新一轮的改革成效，你觉得达到预期了吗？包括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关键领域。
管清友：还没有完全达到。
总体上，改革还是要学习当年小平同志讲的“不争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给人们自由思考、自由选择的空间。意识形态的管理要注意方式，否则会影响到改革的效率。
现在社会情况确实越来越复杂了，声音越来越多。管理部门要注意合理的应对，不要一味的封杀和打击，也要宣扬正能量，否则会影响到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的信心。我们讲政治正确，不能光讲约束，不讲激发和释放潜能。
问：你跟地方政府接触比较多，从实际观察的角度看，这些政府对企业家的服务比之以前有改善吗？
管清友：文件是一方面，实际执行是另一方面。过去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现在很多地方是“门好进、脸好看，不办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相对活跃的社会空气，这个解决之后下面就好办了。
90年代那个环境，为什么大家都很有干劲？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容错机制，官员相对比较宽容。现在过分强调行为约束，其实会对经济建设有影响，我和一些学者也聊过这个问题。新的时代，新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改革是大家一起探索、尝试出来的，需要顶层设计和底层实验结合起来。
问：后续中央可能还会推出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你最期待哪个方面的突破？
管清友：我个人比较关注两块。
第一，行业管制要进一步放松，甚至取消。比如医疗、教育资源需求无限大，供给却如此短缺，这中间肯定有问题。中国这么多人看病，这么多人需求优质教育资源，怎么就提供不了？肯定是现有的行业管理模式不合理，需要换一套体系，换一套思路来管。
第二，资本市场改革要进一步加速。现在我们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什么大量的企业都去香港上市，不在大陆上市？因为港交所比我们改革先行一步。未来的改革两个方面，一是吐故，该退市的就退市，只进不出市场不可能健康。二是纳新，我们的注册制一推再推，必须提高效率。
雄安应设立一家证券交易所
问：之前你在文章里曾写过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目前还有一些老板把企业卖了去炒房。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管清友：宏观政策相对宽松，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会追逐收益更高的产业。辛辛苦苦做一年制造业，还不如买两套房子，我为什么做制造业？光有情怀不现实，本质上还是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出了问题，所以这才要降杠杆、去泡沫。
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房子的需求一直很大，但你不能让大家都去炒房子，不搞科研，不搞制造业了。政府真正应该解决的是公平问题，实现“居者有其所”，政府解决不了“居住有其屋”。从世界范围看，高房价问题从来没有理想状态，至今没有一个国家能让所有人都买得起房子。
问：像海南这些炒房的热土，未来会怎么发展？当年海南搞特区，最后经济也没有搞起来。
管清友：从区域的角度来讲，确实要避免区域发展房地产化。关于海南未来，中央给它的定位是自由贸易港，你不能全盖成房子，结果大家都去买房，整个岛变成一片候鸟型的地区，冬天人多，夏天没人，这不行，还得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
问：现在几个重点规划的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从发展潜力来讲，你最看好哪一块？
管清友：粤港澳、长三角，我都挺看好。京津冀区域，我比较看好雄安新区，雄安如果先把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些问题解决，把它打造成一个研发中心，我觉得是有可能发展起来的。
很多人觉得雄安需要产业链布局，需要像深圳、浦东那样有经济腹地支撑，其实错了。如果雄安成为一个研发中心，类似于日本筑波那样的科学城，你想白洋淀旁边，这么美丽的地方，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交通设施，我都愿意去。
研发中心不需要经济腹地，这个地方就做上游的技术开发，完全可行。这就规避了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平衡、差距大、经济腹地不深的瓶颈。
另外我一直主张，新三板从北京迁到雄安，在雄安新区设立中国大陆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完全按照全球最高、最新的标准建立，用增量的形式，规避我们现在注册制推不动、改革很复杂的问题。
问：这两年很多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你很早研究“经济新常态”，预计6%左右的增速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管清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40年，现在面临一定的调整，既有短期的周期性问题，也有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多人畏首畏尾，心理预期已经不稳了。其实中国还是很有潜力的，我们的地区差距这么大，差距就是潜力。
你看高铁一通，中部城市崛起。大规模的高铁投入，会改变中国的区域城市格局，内陆城市一定会崛起。但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高铁既是聚集器，也是抽水机。比如原来大家觉得，京津两地通了高铁，天津会更厉害，结果没想到，北京把天津的资源都吸过来了。
实际上，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课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比如河南搞“郑汴一体化”，即郑州、开封一体化，结果一体化没搞起来，资源都跑郑州去了。未来天津会更麻烦，资源全部在北京。所以为什么很多城市现在抢人？那些比你强的城市都在抢人，你再不抢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们有地区差距，2017年人均GDP只有8836美元，还有那么多管制领域，其实潜力还很大。我对中国长期发展是很有信心的。
市场化程度高了就要弱化产业政策
问：前几天，有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产业政策无效性”的观点，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管清友：不能简单地否定，因为不同发展阶段，产业政策的作用不同。当一个国家市场主体越来越成熟，产业政策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弱。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主体发育很不完善，政府就是比市场聪明，产业政策当然管用。现在我们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在很多领域，企业要比政府聪明，这时候就应该弱化产业政策。
现在做新能源汽车，政府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大把的钱砸给企业，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就算补贴，也应该补贴消费者，引导消费者买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要补贴企业？因为补贴企业最方便，补贴企业涉及到很多部门的利益。
我们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做低效的补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大量的新兴公司、投资机构投入，现在市场主体已经发育非常成熟了，政府不需要过多的去规划和补贴，市场已经很聪明，政府需要的是做好监管，避免不合法的事情发生。
在其他经济领域也是如此，政府的主要角色应该是提供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你是去服务，而不是去规划、去指导。政府真正应该鼓励什么？基础研发，让更多人去做从0到1的开创性工作。政府做产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要多多向市场学习，向市场请教，因为市场已经跑在了前面。
问：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管清友：中等收入的陷阱不在于经济，关键是社会各阶层能否达成和解。
拉美就是前车之鉴。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冲突，政治民粹化，选上去的政治家开始承诺不切实际的高福利，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就是典型。阿根廷在20世纪初期也是全球最发达的十大国家之一，现在呢？动不动就金融危机。
美国现在社会撕裂也越来越厉害，为什么特朗普被选上去？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分配出了问题，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上层富人和底层百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是货币扩张、资产泡沫的必然结果。
我们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于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也不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社会分化问题。
范冰冰事件是一面镜子，里面已经折射出很多我担心的问题。从国家的角度，我们必须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提高警惕，不内耗，不折腾，逐步地实现社会和解、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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