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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中西部为何多空城?最近几年到中西部地区调研中发现，几乎所有中西部县城都大搞开发，建了很多商品房，但所建商品房要么没有卖出去，要么卖出去了却无人居住，以至于到了晚上，成片新开发的楼盘却几无灯火。这是为什么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中国城市化率从1996年的30%变成了2014年的54%。快速城市化，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最近20多年，中国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速，直至最近增速才放缓。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有了就业机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这些务工经商的农民被统计进入城市化人口，因此就有了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不过，当前的中国城市化与一般国家的城市化有很大差异，主要有两点：一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多只是个人进城了，他们的父母、子女仍留在村里，二是进城农民工并未在城市安居，而可能会返回农村。??相对来说，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有更多高收入就业机会，农民工也多到这些地区务工经商。但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因为经济发达，房价很高，农民工几乎不可能在这些发达地区买得起房。??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因为县域经济不够发达，县城很难提供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县城就不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的首选地。但中西部地区县城也要追求土地财政，也通过招商引资搞房地产开发，建了很多商品房，这些商品房相对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要便宜很多，农民工举全家之力还是有可能在县城买得起房子的。??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中西部出来的农民工在沿海地区或者大中城市就业，而在他们的家乡DD中西部县城买房。他们务工经商的地点与买房的地点之间出现了错位。??中西部地区的这些县级政府当然非常鼓励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买房，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就是搞土地开发，招商引资搞房地产，建商品房，然后卖给有购买能力的农民工。只要建了商品房卖得出去，开发商就可以赚钱，地方政府就可以卖地、就可以收税，就有土地财政收入。??因此当地地方政府宣传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买房置业。在县城买了房置了业找不着合适工作怎么办？虽然你现在买了房子不住，却可以作为将来的产业置办在那里，既可以涨价又可以将来自住。前些年房价确实在不断上涨，这就鼓励了更多农民工在县城买房置业。注意，是置业而不是居住。??除农民工买房置业外，农村婚姻市场中女少男多，女方希望借谈婚论嫁来完成城市化，她们对男方的要求过去是在农村建有新房，现在则是要在县城买一套住房。借婚嫁，农村年轻人往往将男方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甚至预期收入一次性用于在县城买房。??因为最近十多年来房价一直在涨，在县城置业的农民工，或为子女买婚房的农民家庭，倾全部积蓄在县城所买商品房虽然没有住，其市场价却一直在涨，买房就成了最好的保值手段。因此有更多农民家庭为子女在县城买房。地方政府受此鼓励，也加速土地开发，更多开发商加入进来，建造更多商品房。形成循环。??于是相对于经济本身的发展，中西部县城普遍出现了房地产一枝独秀的奇观。县城快速扩大，然而产业却未跟上，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尤其缺少较高收入的就业。因此在县城置办了商品房的农民工却大多在大中城市工作，渐渐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加速建造的大量商品房终于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房价开始出现下跌。而房价的下跌，买房置业的农民工或为子女买房的农户家庭在县城的房产的价值缩水，提醒了其他农民“房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农民家庭买房积极性下降，大量商品房就更卖不出去。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卖不出去和卖出去后没有人住的商品房，就这样一片片耸立在县城边上。之前靠房地产一枝独秀的县域经济现在陷入萧条，一些房地产老板因此出现资金链断裂，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锐减，地方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以房地产作为主要产业来拉动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的普遍选择。这里面存在陷阱。之所以农民要进城买房，是因为他们在城市有就业，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没有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就没有人可以在城市住得下来。只有发展了产业才可能有好的城市化。一个国家，不可能产业没有发展，却可以让所有人都体面地在城市安居。不仅农民买了房会住不下去，即使政府提供廉租房，农民仍然安居不下去。??本质上，房地产及土地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之后，附着在土地上的非农使用增值收益归公的产物。先有产业的成长、经济的发展，才有城市的扩张，城市扩张就能自然带动城郊土地非农使用的需要，也才会有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这些土地非农使用的增值收益通过土地财政形式自然而然归地方政府占有。地方政府如果只想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只搞土地开发，而不考虑产业成长，则即使县城房地产开发一时成功，最终也注定不可持续，而致后患无穷。??当前中西部地区普遍出现的空城极大浪费了资源，造成了不良的后果。现在是应当反思并彻底改变的时候了。这个反思和改变的关键是，没有产业支撑的房地产经济绝对不能搞。（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HX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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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怎么办？
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怎么办？作者：贺雪峰
来源：三农中国1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进城。与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略有差异的是，中国城市化中,农民进城往往不是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人留村务农，因此之故，虽然中国有一个快速的城市化，农村用于农民建房的宅基地却没有减少，甚至据说还有所增加。同时，中国进城农民一旦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还可能返回农村，因此，很少有农民家庭因为进城了，而将自己农村的住房卖掉或直接将宅基地复垦种粮食。仅有少数通过考大学等等方式进城工作，已经在城市体面安居者不再保留农村的住房，彻底离开村庄，其宅基地也就可能空在那里，或被人复垦种上庄稼或苗木。当前农村宅基地制度中，最为人垢病的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了，农村建设用地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农民进城，城市就要扩张，就要占用农地，这样一来，城市建设要占地，农村占用建设用地也没有减少，导致耕地数量快速下降，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土地未能集约节约利用。也是因此，在农民进城的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面，如何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就成为了一个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话题，农民退出宅基地也因此成为当前全国正在进行的农村重点改革试点之一，这项试点同时在全国15个地区展开。三年后将进行试点评估后向全国推开。2当前全国农村退出农民宅基地的办法大概有三种，第一种叫做货币腾退，即农民每退出一亩宅基地，即支付农民一定货币补偿。这样的货币补偿有高有低，上海市农民退出宅基地的货币补偿可以达到一亩上百万元，重庆的“地票”每亩15万元，湖北沙洋县一亩2.58万元；第二种是农民上楼，即拆掉农民旧房子，将农民集中居住到由地方政府新建楼房上，成都市按每亩30万元来补偿农民上楼，农民拆掉旧房子可以住上条件较好的新房子，所以满意度比较高。山东一些地市用较少的财政资金来补偿农民上楼，农民拆掉旧房子后，上楼的条件不如旧房，所以农民不愿上楼，地方政府强制农民上楼，因此频频引发冲突甚至引发血案；第三种是权利置换，即将农民住房拆掉，置换相同面积的城市商品房，比如江苏常州的海虞镇，上海嘉定的外冈镇，都是通过权利置换来让农民拆房子复垦宅基地。相对农房，商品房可以入市，具有极高的价值，这种权利置换，农民最为欢迎。显然，无论哪种让农民退出宅基地的办法，都需要有大量的政府财政补偿。需要宅基地和农房来使用的农户，当然是一定要求有政府财政补偿的，不然他们就无处可住，就会损失利益。已经进城不再需要农村宅基地和住房的农户则正好借此机会向政府要求补偿。白得一笔钱，谁都不会有意见。也是因此，本来那些已经进城不再需要农村宅基地的农户，看到退出宅基地复垦种庄稼，竟然还可以拿到高额政府补偿，他们就一定会奇货可居，将宅基地留在那里算着政府补偿，而之前这些已经不再使用的宅基地都是理所当然复垦种庄稼或种树了的。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花钱拆农民房子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农民退出宅基地，将宅基地复垦为耕地，耕地种粮的收益是很低的，地方政府为何会化如此巨大的财政代价来造收益低的耕地？其中原因是依据国土部制定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地方政府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减少了农村建设用地，就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在当前保护土地的国策下面，国家一般采取相对偏紧的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供给，从而造成地方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相对稀缺，地方政府因此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并因此去拆了农民的房子。注意，地方政府拆农民房子并不是为了增加耕地，而是为了获取新增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从理论上讲，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都需要建设用地，地方既然有需要，国家就应当满足地方的需要。如果中央出于控制地方发展冲动，调节经济发展速度，乃至布局区域发展重点的考虑，而对全国不同地区新增城市建设用地进行控制，中央就不应该通过鼓励地方政府花巨大财力去拆农民房了以获得新增城市建设用地。3因此，地方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去拆农民房子以腾出农民宅基地的理由是，当前中国耕地极度稀缺，必须通过将农民宅基地复垦种粮食，才能保证中国的粮食安全。而这显然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实际上，农民宅基地一般都是选择灌溉不便的坡地旱地来建房，重庆这样的山区更是利用山坡来建房，这样的宅基地即使退出复垦也很难有效耕种。而因为宅基地上有农民正在使用的住房，拆农民房子再复垦宅基地为耕地必然是极高成本的，以至于长三角地区普遍达到了复垦宅基地为耕地的成本超过百万元/亩。而相对来说，全国仍然有规模巨大的未开发地、荒地、低丘坡地，只需要用很低成本就可以开发为耕地。中国更是有大量低产田，如果进行开发，低投入即获得高产量。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耕地不足，粮食安全存在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开发荒地或改造低产田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必去拆农民房子。十分荒唐的是，目前全国地方政府不去做那些低成本、少矛盾的开发荒地或改造低产田的事情，却热衷于做那些成本极高、矛盾极大的拆农民房子来复垦宅基地种地的事情，而这些又是缘自中央的保护耕地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际上，当前中国耕地数量还是很庞大，且耕地生产粮食的能力也是相当强的。在当前全国耕地普遍出现季节性抛荒极大地降低了复种指数的情况下面，中国仍然保持了粮食的“十三连增”，全国粮库都装满了粮食，中国的粮食某种意义上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们却急于将农民现在仍然要用的宅基地复垦种粮食，这是着了哪门子急呢！从长远来讲，中国必须保护耕地，必须保证粮食生产。但从目前来讲，中国的粮食安全主要不是将所有可能生产粮食的土地包括复垦农民宅基地来种粮，而是要保证生产粮食的能力，是臧粮于地及臧粮于技。如果将来农民真正全家进城了，他们自然不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农村的宅基地也就会自然而然用于种庄稼或者种树。现在拆农民房子来复垦农民宅基地，立即马上就要做，地方政府花费巨额财力来做，就是从耕地保护上看，也完全没有这么急，而完全可以放一放，等一等。保护耕地是长期的事情。现在不拆农民房子不退出农民的宅基地，农民宅基地并不因此就消失了，而是仍然在那里。再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国城市化已经完成，农民大量转移进城而不再需要依托农村农业时，也待国家财力进一步增强时，再对农村进行再造，完全为时不晚。4现在农村中出现了空心村，有农民的宅基地空在那里了，怎么办？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似乎对此事都很着急。笔者以为，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宅基地空在那里，正如全国一直有大量荒地仍未开发，大量低产田仍未改造一样，空在那里几年、十几年，让子弹飞一会，留一点资源冗余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太着急，非得在农民仍然未能完全离开农村的情况下面去折腾农民的房子和宅基地。花巨额财政资金去复垦农民宅基地，是一件吃亏不讨好的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农民进城了，农民空出来的宅基地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提错了。进城农民空出宅基地就空几年十几年在那里吧，这些空在那里的宅基地是中国的国土，是中国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当前中国还远未到非得复垦农民宅基地种粮以养活中国人的地步，我们就留点土地的潜力与余地在那里吧。 有好的文章或选题推荐，可在后台留言,或直接发送稿件至邮箱质化研究理论与方法郭泽德主编收录了包括扎根理论、田野调查在内的质化研究研究方法最经典的论文研究，并外链大量相关电子书籍和资源。是从事质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本书。点击“阅读原文”，购买《质化研究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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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23:08
质化研究 最新文章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
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关键字: 乡村振兴战略十九大报告城乡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习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20字总要求将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三农工作的纲要。如何将乡村振兴战略变成政策，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要进行分析。没有分析就没有政策，尤其是当前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如果没有对发展战略的深入分析，我们就可能在制定政策中犯低水平的错误，就可能会望文生义，而不能将十九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又讲：“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其中第一条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习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当前中国存在着普遍的分化所形成的不平衡，典型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显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当前中国不同农村地区之间还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且农民之间的分化也越来越大了。
一、当前农村与农民的分化
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按居住人口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60%，其中包括2亿多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这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大多数没有迁移农村户籍进城，而是保留了在农村的住房和土地承包权。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因为二、三产业本身的规模经营要求和聚集效应特征，中国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也同时就是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城市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农村农业却因为受到土地规模和消费需求的限制而发展较为缓慢。城乡之间差异也往往越来越大。正是因此，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从事二、三产业，也有越来越多农民家庭搬迁到城市居住，成为了新的城市人口。
城市快速发展和农民大量进城，农村人口减少了，农村变得萧条甚至凋弊起来。城市与乡村的分化及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背景。
除城乡不平衡以外，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存在显著分化和这种分化所造成的不平衡，如果我们缺少对农村和农民分化的深入理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果可能就会加剧农村和农民的分化，拉大这样一种不平衡。
1、农村地区的分化
当前中国农村，首先可以区分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的东部沿海城市带地区的农村，和广大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农村。
因为区位优势和较早进行的乡村工业化，在进入21世纪前，东部沿海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成为沿海城市经济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地区农村二、三产业繁荣，不仅当地农民早已从农业就业进入到二、三产业就业，而且吸引了大批外地农民工来当地就业。繁荣的二、三产业和大量外来人口进入造成之前农业用途的土地非农使用，非农使用的土地产生了远超过农业用途土地的价值。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民因此可以从中受益，典型表现就是宅基地具有了较高的潜产市场价值，农民有了较多财产性收益。
相对来讲，因为缺少区位优势和错失乡村工业化的机遇，占全国农村和农民90%的一般农业型地区，不再有重新乡村工业化的可能，农民在农村缺少就业与获利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农村成为老弱病残群体的留守地，农业变成以老年人为主的老人农业。
在缺少二、三产业发展条件情况下面，中西部农业型地区仅靠传统农业显然是无法致富的。
改选传统农业，由种大田作物到种高附加值经济作物是最近20多年来全国地方政府“逼民致富”的首要选择。不过，在中国仍有6亿多农村人口、2.2亿农户的情况下面，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农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面，经济作物高附加值是以其高风险和高投入为代价的，扣除风险与投入因素，在充分市场条件下面，种经济作物的收入与种大田粮食作物的收入是等值的。任何一种具有超额利润的经济作物种植都会吸引大量模仿者，从而会出现供给过剩。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繁荣的二、三产业和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收入相当有限的农业形成了鲜明对比。
仅仅依靠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以老年人为主的老人农业是很难形成产业兴旺的，应对办法有三：一是乡村工业化，二是发展新业态，三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如前已述，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乡村工业化的机遇已经失去，工业向园区集中成为共识，这条乡村工业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也存在着当前中国仍然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2.2亿农户的限制。全国20亿亩耕地，户均不足10亩，显然是不大可能发育出大量规模经营农户来的。
因此，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产业兴旺的几乎唯一出路就是所谓发展新业态，最主要的是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最近几年，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地方政府实践都将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农家乐（图/东方IC）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本质上是要赚城市人“乡愁”的钱，借城市人对田园风光、风土人情的好奇来吸引城市人消费，从而让农民有就业和获利机会。不过，一方面借城市人“乡愁”可以赚钱的机会不可能很多，另一方面，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必须要有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而具有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条件的地方，就是相对具有条件的农村，资本就一定会自动找来投资，当地农民有较一般农业型农村更多的获利机会。这样的有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机会来发展出新业态的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比例不会超过5%。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农村至少存在三种相当不同的农村，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典型，这些地区已经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了，这类农村占全国农村总数不超过10%；二是广大的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占全国农村70%以上；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生态的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占全国农村5%以下。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只可能长期处在小农经营的格局中。
2、农户的分化
我们再来看一看占全国农村绝大多数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户的分化情况。
当前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因为农村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人多地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土地，使农户家庭仅靠土地收入难以维持体面生存。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来扩大家庭收入机会。相对于城市，广大中西部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远不如城市，只要具备条件，农户家庭就都愿意进城居住。这个意义上讲，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即能否在城市安居下来的担忧。
因此，当前中西部农村存在着三种有所差异的农户，一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举家进城的农户；二是农户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老年人留守务农的农户；三是全家留村的农户。其中比例最大的是第二种，即我们所说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农户家庭，要占到中西部农村农户70%左右。这样的半工半耕农户，一旦进城获得稳定就业与收入，具备了全家进城的条件，农户家庭就可能全家进城买房安居，他们成为了真正脱离农村的城市人。富人进城，富裕农户进城，这是当前中西部农村地区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大多数“半工半耕”农户家庭缺少全家进城的经济能力，而希望借家庭代际分工来分别获得务工和务农收入，以实现渐进式进城（王德福、陈文琼）。
还有部分农户家庭因为不能或不愿进城而全家留村。全家留守，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留村，仅靠种自家承包地的收入是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农村体面生活的，因此，他们就要想方设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获得各种农村获利机会。
大量农民进城也会留下若干农村获利机会。这些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通过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或捕获农村获利机会而有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这些农民就成为我们所讲的“中坚农民”，有时正是因为“中坚农民”具有在农村获利的机会，他们可以不进城务工经商就可以保持农村的体面生活。越多农民进城，就留下越多农村获利机会以滋养出农村的新“中农”。
此外，农村还有部分缺少进城机会的老弱病残群体。
因此，占中国农村最为广大数量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存在着四种差异颇大的农户：一是举家进城的农村富裕农户；二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户；三是留守农村的中农家庭；四是老弱病残家庭。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3、农民个人生命周期的分化
当前中国城市化所表现出来的首先不是农民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然后逐步全家进城。
从农民个体来讲，年轻力壮年富力强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比较容易找到机会，他们进城闯荡，机会好，他们在城市成功立足，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然后全家进城，完成城市化。
从当前情况来看，相当部分进城农民缺少全家进城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普遍采取青壮年子女在城市务工与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的家庭策略，不断创造进城安居的条件和寻取进城安居的机会。这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民渐进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随着进城务工农民年龄增长，他们越来越难以在城市找到适合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又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他们就开始返乡。返乡是一个过程，进城农民往往是将务工地点由远到近，由长时间到短期，逐步回到农村。进城农民不愿意不体面地漂泊在城市，他们要么体面进城，要么体面返乡，因此，所有缺少稳定城市就业机会的进城农民都倾向留下年老返乡的退路。
在农村，在当前具有较好农业基础设施且农业普遍机械化的条件下面，老年农民也可以与土地进行有效结合，只要有土地，农民不仅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而且正是农业生产让他们有了意义感，有了存在的自我肯定，有了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关系，以及有了生活的节拍与生命的节奏。
以上讨论了农村区域差异、农户的差异以及农民不同生命周期的差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要落实到已经分化的农村与农民身上，我们要分析这样一种战略究竟应当如何实施才能惠及最大多数的农村和农民。
二、“20字”方针的分析
我们来对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产业兴旺”和“农民富裕”。
从产业上来看，当前农村产业大概就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一、二、三产业，其中，自进入21世纪，除极少数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并融入到沿海城市经济带以外，因为乡村工业面源污染和缺少聚集效益，乡村工业大多关闭，“工业进园区”成为全国地方政府共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成为历史，乡村产业中，第二产业就缺少了基础。
当前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并且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规模农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后由留守老年人从事的家庭农业，或老人农业。这样的老人农业，因为精耕细作，土地产出率很高，又因为规模太小，而农业收入很少。因此，老人农业或小规模的家庭农业很难谈得上是产业兴旺。这些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倒是十分需要有良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来为自己提供服务。
在中国仍然有2.2亿农户，且中国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农民仍然要依托土地获得农业就业与农业收入情况下面，农业规模经营缺少条件，甚至适度规模经营也很困难。中央一度推动家庭农场，全国20亿亩耕地最多也只能容纳2000万个家庭农场，而中国未来一个很长时期仍然会保留以亿计的农户。当前农村适度规模经营是农民自发土地流转所形成户均几十亩的“中农”农户，这个“中农”农户因其在社会结构上的重要性而成为“中坚农民”。
如前已述，与大田粮食作物有所不同，农户可以通过提高投入种植经济作物来提高农业盈利能力。不过，经济作物的盈利能力是与其市场风险和更高投入相匹配的。在充分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农业平均利润率是一定要起作用的，一旦经济作物有超额利润就一定会有更多农民种经济作物以至于供过于求。在当前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低于9%的情况下面，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2亿多农户来分享农业收益，农民就只可能获得很低的农业收益。
也就是说，仅靠农业，无论是种植大田粮食作物还是种植经济作物，农民是很难致富的，也就很难有农业的产业兴旺。
一个让农村产业兴旺的思路是延长农业产业链，由农业向加工业延伸，通过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来提供更多农业就业与获利机会。现在的问题是，农产品深加工是一种市场获利行为，有这样的获利机会就自然会有资本进入进来捕获这个机会。农产品加工从来不是待加工农产品来源的问题而是加工农产品的市场销售问题，资本建立一个更加便于加工也便于销售的体系，一定要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并且一定要按市场效率原则运作。
从农业延伸出去的农产品加工业就不再是农村的产业而是城市的产业，这样的产业中，农民只是其原材料的市场供给者。当然也可以成进城成为农产品加工企业的雇工。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利润也不是农民的利润而是资本的利润，是资本的市场行为。或者说，延长农业价值链从而增加农业附加值，这是市场行为，与农民无关甚至与农村无关，而只与资本和市场有关。
员工在生产出口芦笋罐头（图/东方IC）
再进一步增加农村产出达到产业兴旺的办法是进一步推动农村新产业新生态，其中最常被提起的是一二三产业融合，三产融合的典型是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如前述，在当前城市中产阶级有乡愁的背景下面，一些具有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的农村可以通过发展休闲农业或乡村旅游来赚城市人“乡愁”的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三产融合的市场并不大，全国最多只有5%的乡村适合三产融合并从中获得收益，绝大多数农村则缺乏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而且，过多乡村发展三产融合的新生态，就必定会造成同质竞争，从而导致分散市场造成三产融合的亏损。
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人有乡愁可以赚钱，以及农村可以为城市提供养老服务的情况下面，特定区位农村或具有旅游资源农村（古村落、环境优美的山村、历史文化名村）就自然会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就会有资本愿意进入投资。具有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农村是全国农村的极少数，这极少数因其区位或资源，就自然会在市场上处于有利位置，就更可能被资本进入投资建设从而当地农民就更可能获利。当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分健全的市场体系，这个市场体系早已对这样的获利机会有所反应，并进行建设。
现在的问题是，占全国绝大多数的缺少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很难有所谓三产融合的新业态发展起来。当前的政策文件以及政策官员的表述，讲到农村新业态，主要都是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我们在全国农村调研，发现几乎全国地方政府都在推动全域旅游，这样将本来只有十分有限市场、绝对不可能成为6亿多农民所在农村主导产业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变成似乎可以拯救农业的主导产业，不仅很可笑很浪费而且很危险。
也就是说，在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产业兴旺显然不可能是发展乡村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也只有十分有限的发展空间，甚至适度规模经营与经济作物种植也只可能是农业中的小规模现象。这样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就显然不能只从字面进行理解，而必须将产业兴旺与中国小农户经营甚至老人农业联系起来理解。
我们再来看“生活富裕”一句。
如前已述，当前中国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农民都是愿意进城生活的，只要有进城条件，农民家庭往往会毫不犹豫地进城去了。不过，农民进城具有预期，即城市生活比农村要好，有就业有收入有体面的安居，如果在城市无法立足，他们就可能回到农村，他们还可能采取年轻人进城、老年人留村的家庭策略。
正是因此，农村中经济条件最好收入能力最强的农户优先进城去了。留在农村的往往是缺少全家进城安居条件的农户，他们或者缺少进城的能力，或者当前家庭经济条件只能维持家庭的半城市化状态，即通过年老父母的农业产业来支撑年轻子女的城市梦。正是年老父母仍然可以从农业上获得收入，以及农村生活成本低，进城年轻人不仅较少承担对父母的赡养责任，而且父母有限的农业收入反而用来支撑在城市艰难奋斗的子女。
当农民有能力进城就都进城去了，只有那些缺少进城能力甚至进城失败而返回农村的农民留村，以及主要是老弱病残留村时，农村的收入与农业就业，更大程度上不是要富裕，而是要保底。对于这部分农民来讲，因为缺少进城市能力，缺少在城市的就业与收入，他们就十分依靠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可能并不太高，但对于缺少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与收入的农民来讲，这个收入就是基本保障，就十分重要。因为农民有土地，农村可以自给自足，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有限的农业收入可以让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获得远较在城市体面的生活。
这样来看，对于农民来讲，当前农业收入和农村收入，重要的并非是致富，而在于保底。正是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农民来讲，农业既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讲农业就业和收入为6亿多仍然留村的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不重要是说，农业就业与收入很难让农民致富。农民致富的主战场在城市，而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或进城失败退路的则是农村。
也就是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当然要让更多农民生活富裕，同时更要为所有农民提供农业和农村的基本保障。致富是市场的事情，基本保障则是政府的事情。为农民提供保底的农业和农村，作为基本保障领域，一定要防止纯市场化的思路，一定不能将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混淆起来了。
现在的麻烦恰在于存在这样的混淆可能。
三、乡村振兴要雪中送碳
显然，乡村振兴战略是要面向占全国农村和农民绝大多数，而不只是要让很小的一部分乡村振兴。而一旦要面向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在城市化背景下面，农村和农民的大多数首先要解决的仍然是基本保障问题，是雪中送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了大多数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才能有乡村振兴，农村才能更有力地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
当前中国城乡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尤其是城市是向农民开放的，正是因为城市向农民开放，农民可以依据自己个人及家庭状况采取不同的个人和家庭策略，利用城市的机会来获取利益。
农民在家庭收入足够、城市有稳定就业机会时，他们完全可以全家进城，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正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就使得我们依据城市与农民人口进行的收入统计没有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都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且正是农村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的农户家庭和农民个人才会首先进城，而留守农村的大都是能力比较弱收入、比较低、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收入高的农民进城了，城乡收入差距自然会拉大。
同时，当前中国城乡之间的开放也并不是完全的开放，尤其是乡村未完全对城市开放，典型就是农民由农村户籍变城市户籍很容易，由城市户籍变农村户籍则基本上不可能。城市资本（包括城市市民）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
之所以当前中国城乡体制中仍然有对城市资本下乡的限制，是国家担心城市资本下乡会夺取农民在农村赖以保底的基本保障，国家不希望城市资本下乡建了在农村看星星看月亮的度假别墅，却断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因此，当前城乡二元体制，是一种允许农民自由进城却不允许资本自由下乡的保护农民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
有人讲，城市富人下乡就可以带动农民致富，从而缩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确，城市富人下乡算作农村居民，农村穷人进城算作城市居民，这样算下来城乡收入差距会缩小，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会急剧拉大。而最重要的是让缺少在城市体面安居能力的农民家庭又失去了农村的安居退路，这会造成严重的不公平，且可能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
正是因为城市是向农民开放的，农村中能力强和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而又限制城市富人下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不过，我们应当更加辩证地看待，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加，我们尤其不应指望通过让农村贫困群体进城，让城市富裕群体下乡的办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这种办法是将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变成更加难以解决的城市内的二元结构。
资料图来源：视觉中国
既然农村中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家庭进城，而城市化又是未来一个时期的必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的，也是正常合理的。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无法进城农户的留守地和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以家庭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经营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宅基地和住房，让他们居有其屋，而且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上获得收入与就业。
居有其屋，耕有其田，农民还可以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建立熟人社会的村庄联系。仅靠农业收入，农民不可能很富，不过，他们或他们的子女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他们在农村有各种自给自足的收入，农村消费比较低，他们在农村就有了稳定的有保障的生活。这种生活相对城市中产阶级不及，相对城市贫民窟生活则有余。正是因为不愿落入到城市贫民窟，农民愿意选择农村这个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的、有根的、有身体安全感和精神归属感的、有情有义的相对体面的生活，而不在城市漂泊流浪。
中国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几乎唯一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国家，原因就是中国失败的农民有退路。农民有退路，国家就有出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正是因为进城失败农民可以退回农村。只要农民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中国发展中遇到任何困难都有办法可以想，因为有了土地就有了基本保障。一旦最弱势的农民失去土地，出现问题就无办法可想无计策可施。
此外，农业还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办法。当前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完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还在建设更加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十九大报告也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化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村老年人在城市可能就是一个纯消费者，而只要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不仅可以通过土地获得收入，而且可以获得劳动的意义。
未来二十年将是中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大量农村能力强收入高的农民及家庭进城，农村越来越成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弱势农民群体的基本保障，这个时期，国家支农资源就应当重点向这些保障全国绝大多数一般的、贫弱的农民群体的地区倾向，向这些弱势的农民群体倾斜，以解决这些农村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问题。要特别注意，这些一般地区农村的农民，他们要的是基本保障，是雪中送碳，正是农村有了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进城失败的农民就不愿漂泊在城市，而会返回农村，农民获得了可以返乡的选择权，国家则获得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与蓄水池。
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注意的方面
当前政策部门在理解习总书记所讲“乡村振兴战略”时，大都存在一些误解，其中最大的误解是形而上学地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简单地将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或具有特殊区位及旅游资源的乡村当作乡村振兴的目标。如前已述，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工业化是不可复制的，三产融合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只可能在极少数农村实践，全国绝大多数农村都缺少发展农业以外产业的条件，仅靠农村和农业收入，农民也很难富裕。显然，无论国家有什么好的政策或投入多少资源，都不可能将全国农村都建设成为沿海发达地区或具有三产融合优势的农村地区。
地方政府一种可能策略是锦上添花，即在相对具备更好发展条件的农村给予特殊政策和财政支持，从而让少数乡村地区率先振兴起来。
比如对具有区位优势或旅游资源的农村给予特殊政策财政支持，打造美丽乡村，问题是，这些地区本身就有优势，国家再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就只可能拉大与其他一般农业型农村的差距，而让其他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更加难以复制其经验。当全国到华西村学习华西村发展经验已经成为华西村的支柱产业（乡村旅游业），全国人民学习了几十年却没有再出现第二个华西村，就证明了华西村根本不可能被复制。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全国很多地方政府投入巨大财政力量打造了若干根本不可复制的新农村，是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吸取的教训。
华西村（图/视觉中国）
不仅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全国广大的一般农业型农村，而且沿海地区农村做法也可能无法复制到中西部农村。比如，沿海城市带农村，发达的二、三产业造成了对建设用地的巨大需求，从而使得农村宅基地具有了潜在的市场价值，如果允许农村宅基地买卖，在这些沿海地区农村，一块宅基地可能要价值数十万元，从而通过市场化来显化出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
有人认为，中西部地区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允许农民宅基地自由买卖就可以让农民获得巨大的财产性收益，甚至可以让农民带着财产进城。这种想象完全误会了沿海地区与一般中西部农村的差异。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大量农民进城，农村宅基地闲置很多，供过于求，没有稀缺，这些不可移动的宅基地如何可以通过市场化来显化出价值？来实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有人指望通过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从而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来形成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将指标用于交易来卖钱从而让农民增收，这里我们必须要保持常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其直接收益就是这块土地的农业收益，这个收益极为有限，一年最多几百元，对农户家庭收益几近于几。通过增减挂钩来获得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卖钱，本质上是一种转移支付，并没有无缘无故地产生新的财富。既然是转移财富，就应当用公共政策手段，而不应当用伪市场手段去折腾农民拆房子。
当前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解读中，就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指望让农民退出宅基地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或其他变戏法般增加财产性收益的主意，郑新立甚至说农民宅基地价值100万亿，平均到全国2亿农民，每户宅基地价值就有50万元，这样的狂想当然不可能为农业产生出巨额收益，倒是可能让农民失去宅基地，从而，当农民进城失败之后他们就不再能退回农村。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20字总要求。要将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下去，就必须对战略进行分析。没有分析就没有政策，就可能犯低水平的错误。
从我们以上分析来看，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国农村发展十分不平衡，农民也出现了巨大分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显然不是要对已经得到较好发展的乡村和具备较好发展资源条件的乡村进行锦上添花式的建设，而是要着力为占中国农村和农民大多数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雪中送碳，显然不是要为具备进城能力的农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为缺少进城机会与能力的农民提供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保底。
乡村振兴战略尤其不是及不能是为资本下乡、城市富人下乡提供市场通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农村是缺少进城能力和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农村是农民的基本保障，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场化的。
（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原标题：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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