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及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同意这个意见。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如唐太宗想修洛阳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此能及时地纠正一些错误，修明政治。唐太宗还注意执法，要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但几年之后，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然辞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说明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

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名曌，其父曾为木材商人、唐初大臣。武则天精明机智，通文史。唐高宗因患风眩，目不能视，使武则天协助裁决政事。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

（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

。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

（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

690年（天授元年），宣布改唐为周，以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自为皇帝，史称。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仅有的一个女皇帝。

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后，她依靠庶族官僚、等支持，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实际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聊城）、在豫州（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和这两次起兵有牵连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则天残酷镇压。

为了防止反抗，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以后，更放手对她的政敌进行打击。武则天还奖励告密，在朝堂放置铜匦，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专办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骇人的折磨和屠杀。、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唐初在朝内做官的多是关陇士族，所以武则天诛杀的士族官僚主要是这部分人。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显庆四年），武则天通过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击士族。

还破格用人，大量选用庶族地主做官，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在贞观年间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就达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以扩大选官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荐举自己，以求进用。690年，武则天派存抚使十人到各道搜荐人才，许多落选的士人和乡村教师都被荐举。武则天选官虽滥，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当时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贤相。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在时，士族地主还未全面衰落，维系士族社会地位的谱牒还沿袭不紊，特别是关陇士族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势力。降至唐朝中叶，士族开始全面地衰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武则天修《》、重点打击关陇士族以及大力选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关联。

但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造成恐怖风气；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还大肆佞佛，到处筑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枢，铸九鼎，浪费无度。这都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

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龙元年）她82岁时得了重病，宰柏、崔玄?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事后，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则天病死。

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后又在710年（景云元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李唐中宗、睿宗时，政治昏暗，弊端丛生，唐玄宗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滥置的官职多达数千人，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冗官，并精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次，压制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僧尼不服役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他又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在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措施对改变社会上占田不均的情况，缓和阶级矛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宣（）、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信（）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

隋末农民战争推翻隋王朝的事实，给李世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作皇帝后，经常和臣下总结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他常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了避免“覆舟”之祸，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唐太宗很重视选官用人，由于他多方面精心挑选，在他左右掌权的大臣，如、、、及等人各有所长，都是一时之俊。唐太宗注意考察地方官的优劣，平时把各地的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除”。（卷一九三）选官得人，这是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太宗还注意纳谏。他曾问大臣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唐太宗很同意这个意见。大臣魏征、刘洎、马周等人，都敢于犯颜直谏。如唐太宗想修洛阳乾元殿，又想到西域市名马，都因臣下进谏而止。由于唐太宗善于纳谏，因此能及时地纠正一些错误，修明政治。唐太宗还注意执法，要臣下按法律办事。由于“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这对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唐太宗即位之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但几年之后，据史书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虽然辞有溢美，但至少可以说明贞观时期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在迅速恢复。

必须指出，作为封建帝王，唐太宗同样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他自己曾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特别是在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想第二次伐高丽，下令在四川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在唐太宗死后的第五年，即653年（永徽四年），又爆发了睦州（浙江建德）领导的起义。这些都说明了“贞观之治”存在的局限性。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

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名曌，其父曾为木材商人、唐初大臣。武则天精明机智，通文史。唐高宗因患风眩，目不能视，使武则天协助裁决政事。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死，太子

（武则天第三子）即位，是为

。次年，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

（武则天第四子）为皇帝，是为

690年（天授元年），宣布改唐为周，以为神都，降唐睿宗为皇嗣，自为皇帝，史称。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仅有的一个女皇帝。

在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时，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因此都竭力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后，她依靠庶族官僚、等支持，贬杀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唐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和唐睿宗实际上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聊城）、在豫州（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和这两次起兵有牵连的唐朝宗室、大臣都被武则天残酷镇压。

为了防止反抗，武则天在徐敬业起兵失败以后，更放手对她的政敌进行打击。武则天还奖励告密，在朝堂放置铜匦，以收受告密信件。又重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专办所谓谋反大案。他们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骇人的折磨和屠杀。、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唐初在朝内做官的多是关陇士族，所以武则天诛杀的士族官僚主要是这部分人。

武则天在打击士族官僚的同时，对拥护她的庶族官僚则大力扶植。659年（显庆四年），武则天通过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进一步打击士族。

还破格用人，大量选用庶族地主做官，并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在贞观年间的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就达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她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以示慎重；又置武举，以扩大选官的范围。她还下令允许官员和百姓自己荐举自己，以求进用。690年，武则天派存抚使十人到各道搜荐人才，许多落选的士人和乡村教师都被荐举。武则天选官虽滥，但只要发现不称职的，就立即废黜或诛杀。当时的宰相狄仁杰是有名的贤相。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臣姚崇、宋璟、张九龄等，都是在武则天时开始被提拔起来的。因此，唐朝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的用人说：“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

在时，士族地主还未全面衰落，维系士族社会地位的谱牒还沿袭不紊，特别是关陇士族在政治上还有很大势力。降至唐朝中叶，士族开始全面地衰落。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和武则天修《》、重点打击关陇士族以及大力选拔庶族地主等政策有密切关联。

但武则天也是一个具有很大消极面的人物。她用酷吏滥杀，造成恐怖风气；她放手招官，使官僚集团急剧膨胀，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她还大肆佞佛，到处筑寺造像，又建明堂，修天枢，铸九鼎，浪费无度。这都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

武则天共做了15年皇帝，到705年（神龙元年）她82岁时得了重病，宰柏、崔玄?等人联络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强迫武则天传帝位给唐中宗李显，复唐国号。事后，等五人同被封王。不久武则天病死。

武则天下台后，唐朝的政局陷于动荡之中。唐中宗昏庸懦弱，大权落入韦皇后手中。想效法武则天当女皇，她先杀太子，后又在710年（景云元年）毒死唐中宗。这时武则天第四子唐睿宗李旦和女儿还有相当势力，是韦后专权的障碍，因此成了韦党要消灭的对象。李旦第三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抢先攻进皇宫，杀韦后并其党羽。后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唐睿宗也是一个昏懦帝王，甘心听任太平公主的摆弄。太平公主势力的膨胀与李隆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712年（先天元年），唐睿宗让位给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唐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至此，动荡的局面才稳定下来。

李唐中宗、睿宗时，政治昏暗，弊端丛生，唐玄宗先后任命干练正直的官员、、、、等人为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针对当时的弊政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是裁汰冗官，整顿吏治。中宗时，韦后及安乐公主等把持政柄，又大肆卖官，以致滥置的官职多达数千人，造成国家开支的巨大负担。玄宗即位后，开始裁减冗官，并精减了庞大的官僚机构。

其次，压制佛教。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修建了很多佛寺，许多人出家为僧。中宗、睿宗时，佛教势力继续发展，全国的僧尼人数膨胀到数十万。僧尼不服役纳税，建寺造像又耗资无数，唐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使还俗的有12000余人。又下令各地不得创办佛寺，并禁止民间铸佛像和抄写佛经。这些措施都抑制了佛教势力的发展。

第三，重视农业生产。在关中的三辅地区，“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郑、白）渠立硙，以害水田”，玄宗令统统予以拆除，使“百姓大获其利”。他又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河西道、陇右道、河北道、剑南道等地大兴屯田，那时全国共有军屯992屯，垦田面积在500万亩左右。在武则天时，均田制已开始逐渐破坏，土地兼井和农民逃亡现象日益严重，721年（开元九年），玄宗派宇文融为劝农使到各地检括逃户和籍外田，经过几年的努力，共括出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唐政府对这些客户每丁税钱一千五百，免租得存役六年，后由各州县安插在均田土地上。这一措施对改变社会上占田不均的情况，缓和阶级矛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买卖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宣（）、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信（）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