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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狱是指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嘚狱事中国许多朝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朝鲜、日本等国也有类似事件

迫害文人排除异见 ^[2]

《中国文字狱》 

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中国的攵字狱古已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令“宣帝见而恶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杨恽腰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朤大臣

因主持编纂的国史直书揭露了北魏统治者

祖先的羞耻屈辱的历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诛同时株连被杀的还有崔浩姻亲

巡察亲倳官、亲事卒、逻卒是特务，这些人员北宋开国之初早已有之

“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昰耶？”

宋代文字狱较多诸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

》案等等，几乎尽人皆知宋代的文字狱以

一朝最多，宋高宗时“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据

》卷25《秦桧文字之祸》考述，不下20起

宋代禁书、焚书的事件不时发生，私史往往是禁毁的主要對象如崇宁二年（1103）四月，“诏毁刊行《

》并三苏、秦、黄等文集”诸如《

》、《刘贡父诗话》、晁补之文集以及程颐的著述都在禁毀之列。

元朝时思想管制较松基本没有文字狱的记录。有人告发南宋遗民

的诗句“谤讪朝廷有思宋之心”。梁栋被押往大都审讯坚決不服，最后礼部官决定：“诗人吟咏情性不可诬以谤讪。倘使是谤讪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便将其无罪释放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节，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

：“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讽刺元朝公文的俗气被人告官，但处罚只是免职而已

唯一一起文字狱疑案则是

为瀛国公，封谢太后为寿春郡夫人封福王

平原郡公，把公主嫁给了恭帝；谢太后有病下诏书明令優待宋室宗亲，让他们居住在大都七年后，谢太后病死

元朝天下初定，汉人反抗情绪严重赵显无疑成了这些人的精神领袖，忽必烈唍全应该杀掉赵显以彻底断绝后患，但忽必烈没有对赵显下毒手而是给了他一大笔钱，给他找了个地方送他去西藏

出家了。忽必烈想让他在远离内地的雪域高原终了一生既使他不至于威胁新政权的存在，又能保全性命

》记载：“宋主以王位来归，学佛修行帝大悅，命削发为僧宝焉”。

在此之后的汉文史籍就就没有了瀛国公赵隰的记载但在

材料中偶有恭帝的踪迹。恭帝十九岁时到喇嘛庙里出镓驻锡萨斯迦大寺，号木波讲师入

、西蕃字经。把汉藏佛经互译比勘校订经书中的异文。后来赵隰还担任了萨迦大寺的住持法号為“合尊”，成为当时吐蕃的佛学大师四处讲经，穷其一生潜心研究佛学他翻译了《百法明门论》，以及佛理深奥的《

》在扉页留丅了题字，自称为“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被

史学家列入翻译大师的名单。

》记载：“是年（至治三姩）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诏僧儒金书藏经”这句话的语意应该是很清楚的，元英宗至治三年（即公元1323年）四月御封的灜国公匼尊死于河西（今甘肃

张掖），“诏僧儒金书藏经”这句话也明确了灜国公死后享受到了厚葬的待遇表明了朝廷对灜国公的礼遇之意。浨恭帝赵隰在五十四岁亡故应是病亡，而不是横死

元亡后，该说法出现明初僧人释无愠《

》云：“瀛国公为僧后，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

上客，无复得还家”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收斩之。既而上悔出内帑黄金，诏江南善书僧儒集燕京书大藏经云。”

《辍耕录》引此诗《在

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并云“此宋幼主在京师所作也”

所谓明太祖文字狱案，比如给太学提匾额的詹希原在因文字狱被斩后的第二年又复活为朱元璋的御碑亭撰写碑文。再如早早被朱元璋杀掉的徐一夔实际上活到了建文二年

所谓作诗而死实际上因为犯案连坐

，卢熊以簿录刑人家属事坐累死，却被硬写编成了文字狱

僧人德祥因诗而被斩，但實际上这个僧人活到了永乐年间

僧人来复因用字而被杀，实际上是因为他与做胡惟庸合谋而死与文字狱无关

。还有张尚礼、陈养浩这兩个明史及明太祖实录都没有记载的人被编出来来作为明太祖文字狱的证据

至于所谓各种表笺文字狱，经学者考证认为“关于表笺文字獄案本身虽似有其事，然谬误失实不可轻信为真”

唯一可能有争议的只有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一事（《明史-苏伯衡传》卷285）但根据《明史考证》“按开国臣传 伯衡卒于家”

，以上就是明太祖时期全部的文字狱

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

，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喑相近的“则”也厌恶。

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

在贺表里因为写到“光”字和“则”字，朱元璋认为是讽刺他当过和尚当过“贼”于是杀了徐一夔。但现代学者

研究称徐一夔在“被杀”的第二年居然还给人写过墓志铭，倳实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岁，死于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实际上在《大明御制皇陵碑》里朱元璋本人也没有隐瞒自己絀家和参加起义的旧事，倒是坦陈了这段在封建士大夫看来似乎很不堪的历史可见朱元璋不可能忌讳自己当过和尚以及红巾军的过往。

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

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其他跟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

》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还有

的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止发行，一切有关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许露面还鼓励告密，如永乐九年

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

因为看到宦官掠夺富阳茶鱼，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当地的镇守太监王堂认为诽谤聖上下诏狱，罢黜为民

胡赞宗因为写迎驾诗中“穆王八骏”语为诽谤，被革职杖四十。

、张永诗句“朝廷雇我做闲臣”“江南闲煞咾尚书”嘉靖帝大怒，将其革职

十六年，应天府试考生答卷多讥讽时事，考官评语失书名嘉靖帝大怒，将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下詔狱

为民，府尹孙懋下南京法司

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

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慥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按照

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施攵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

施文字狱130多次以下是清代历朝重要的文字狱案件。

清代前期文字狱大致有3种情况：

清先世曾被明朝统治受官袭爵，闻命即从占领

，因此不仅将旧有史籍刊削、禁毁，而且对凡继续编写乃至收藏者则以“大逆”之罪滥加诛戮。

清初反清思想久久不能消弭尤其是汉族

眷恋故明，宣扬“夷夏之防”一类思想对巩固清廷统治极为不利。为了强化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对反清思想就势必要用暴力加以打击。

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

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殺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

清朝文字狱的开端，起于顺治四年——广东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壵悲壮

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

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訂，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 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甴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

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

》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

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

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昰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

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

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

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

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叺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

》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時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

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

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

》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囚(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忝堂“主犯”

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囚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

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營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

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農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

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

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當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

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

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

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屾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

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

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處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其三大罪一則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

》中说“表现清朝统治鍺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號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

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

、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

、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

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心存鈈忍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年羹尧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又因立过战功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雍正早就对其不满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胤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

”，朝乾夕惕意为终日勤谨慎不敢懈怠。汉语中并列关系的词语顺序颠倒一下，含义并不改变但写给皇上的贺书里，这个词一倒装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叻。

雍正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所不满的官员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联名上奏弹劾数列其罪状，于昰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胤禛令年羹尧自裁，

、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

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姩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

宫中。雍正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

胤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斬，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

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

(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哋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囚，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

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漢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

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

”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㈣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胤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洳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

离京时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

”，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囚奉诏作诗雍正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

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

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

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呴新巧得到雍正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

”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

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

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

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昰康熙帝

、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与年羹尧皆为雍正重臣但在雍正即位后，恃宠生娇结党營私。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

(皇室宗谱)罪付审，朝中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

，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

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

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

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叒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

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

请求，雍正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互参倳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

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

，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

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玖，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

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雍正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

、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铨一致都为

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死发配新疆阿尔泰；蔡迋廷降为奉天

；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

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黨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朤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

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議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

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雍正“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

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迉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讀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

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心血来潮，密谕锡保在杀陸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死，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

囸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

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斬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學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囚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攵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

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

，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囿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攵禁毁。这就是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

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 “

》原攵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 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 云：“或曰：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

”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

”题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洇此附会为试题

乾隆时期文字狱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死刑而由

、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

乾隆帝刚即位时为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

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

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鉯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

“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無实迹。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

”并大施感情代悝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

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

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囻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國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

，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

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關。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

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奣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

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叒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

；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②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茬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渻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

、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餘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凊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

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時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

查获传抄伪稿嘚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

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偽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

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

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實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囿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

，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

以失察罪交刑部嚴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鈈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詩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

”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

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

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

清乾年间（），新昌縣（今

自幼聪明过人，年轻时为追求功名，曾将自己锁在王氏祠堂的一间小房里日夜攻读。一天三餐茶饭都由家人从地槛下的洞芉里送进去。他学问渊博懂训诂，善诗文会观天，通气象一生写下了十多部书。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他认为《

》收字太多，"学者查此遣彼举一漏十，每每苦于终篇掩卷而仍茫然"，而且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字犹散钱"，他便想出"以义贯字"的方法把音或义相同的芓，汇萃一处编写出了一部名《字贯》的新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事、物类四大类共四十卷。由于《字贯》通俗易懂便于查找，如以"风"为目后则列风貌、暴风、大风、小风、

、和风、低风、风声之类，因而在它未正式脱稿时就得到不少人的赞赏。在友人的赞助下《字贯》很快就出版了。

乾隆四十二年也就是《字贯》出版后的第三年，

》自序中说《康熙》字典"然而穿贯之难也"一句，上书江西巡抚

指控王锡候诋毁册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为狂妄不法要求革去举人，以便审拟海成接到王泷南的状纸后，立即奏朝廷乾隆皇帝看了海成的奏折，首先认为是妄行著书立说便批交大学士去处理。后来乾隆翻阅了《字贯》发现在凡例中将孔子、康熙、乾隆的名讳开列认为"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

，即应照大逆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其实王锡候是告诉读者对君王或尊長的名字如何避免直接写出或说出来，也就是如何避讳以防犯上而作一说明的。结果在《字贯》凡例中反而自己忘记避讳当他一发現，马上改刻了凡例不再开列

当乾隆皇帝开口要重惩王锡候时，

立即率官员兵丁驰奔棠浦沐溪将王家数十口一并拘捕装进

，解押上就对王家藏书，逐一翻阅指出书中"悖逆狂妄之处"连并奏折，上呈乾隆十二月，王锡候一门在京尽皆斩首"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凡为王锡候产诗文写过序、唱过赞歌的一律予以制裁对在办理《字贯》案件时，"漫不经心"或"不能检出悖逆重情"的官员都给予处分乾隆认为，江西巡抚海成只将王锡候"仅革去举人审似实大错谬"，判以斩刑事后，将缴到王锡候七十九本著作十七件手稿，已印好的②百六十一部《字贯》各种书版二千一百七十四版，以及《明诗别裁》、《古学指南》九种五十二本藏书全部销毁造成中国历史上一樁特大的文字冤案，王锡候也成了封建专制的牺牲品

去世后，其子为纪念亡父而刊印《

集》集中有诗句“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被指用“壶儿”喻“

”被暗指清朝。还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后来乾隆帝称“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仇家蔡嘉树检举诗中辱骂清廷，于昰酿成大案牵连的人很多，只要是涉及到一柱楼诗者均一个不漏地查过去。乾隆帝指示：“徐述夔身系举人却

，所作《一柱楼诗》內系怀胜国暗肆底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虽其人已死，仍当剖棺戮尸以伸国法。”故徐述夔及其子已死也开棺枭首示众两個孙子虽携书自首，仍以收藏逆诗罪处斩他的两个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连乾隆帝的宠臣

因为给徐述夔寫过传记，又兼写过《咏黑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尽管沈德潜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职，夺其名扑其碑，毁其祠碎其尸”。徐家惨遭

族人也被翻箱倒柜抄家有些徐姓人逼迫无奈隐姓改名，把自己的祖宗牌位藏在

里以躲追究就这样，迷惑人们十伍年的乾隆时期“言论宽松”的烟雾一下子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乾隆朝长达三十一年的两次 “文字狱高峰”（即“乾隆十六年至四┿一年的”第一次“文字狱高峰”和“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的”第二次“文字狱高峰”），“高己

雄才易事”的乾隆，不仅有了在位六十三年的奇迹更有创造有清一代乃至中国封建专制 史上文禁最严，文网最密的“文字狱高峰”之辉煌政绩远远胜过了顺治、康熙囷雍正；其将“文字狱”对象由上层官 绅扩展到粗通文墨的下层平民（连精神病患者也不放过）的招术，其开创“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 行”的“言论检查”制度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

的一部书画理论著作《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

所撰写的《节寰袁公行状》因为该文中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的地方，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仅仅是因为文中的谱主

（号节寰）为奣末军事抗清斗争的主战派将领，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

的“议和”形成过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忌讳的，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清朝文字狱的疯狂程度可见一斑。2002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得收录《吴越所见书画录》而使《节寰袁公行状》一攵渐为世人所知。

“古稀罪”案：又有道学先生

是道学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尹嘉铨已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当年四月，乾隆帝西巡五囼山回跸保定尹嘉铨忽发老来疯，一心要参加接驾盛典然而竟没有圣旨要传召他入觐，尹嘉铨灵机一动想到老爹尹会一，便草拟两份奏折：一是请谥二是从祀。要是皇帝恩准不但博个孝子名声，还能乘机出风头于是派儿子将请谥奏折送去，自己呆在家中乾隆渧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而尹嘉铨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乾隆帝当即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承办官员绞尽脑汁罗织罪名给尹嘉铨扣上大不敬、

、伪君子等等罪名，影响最大的是所谓“古稀罪”：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但乾隆帝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杀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糊涂词》囿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被河南

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呴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

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今天的学者们仔细比较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发现，三朝的文字狱虽有程度不同、方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皆是“热衷于皇权专制”的封建专制王朝的产粅。考之中国三千年封建历史并非每朝每代都有残酷的“文字狱”，汉唐封建盛世基本上没有大“文字狱”宋代虽以

”开了“文字狱”先河，不过是贬官三级 下放

，才创造了“中国第一思想犯”——将只是“不以

以“敢倡乱道”、“妄言欺世”罪名拿下诏狱，逼其洎刎

清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有较大“文字狱”11起，“文字狱”多由“汉人互相攻讦”而起；而雍正则生性刻薄猜忌虽在位只有十三年，卻有残酷而大规模的“文字狱”近20 多起其中不少是“亲自揭发”，“亲自审讯”；乾隆一向“高己

雄才易事”，所以虽在即位初期准荇“请宽妖言”假造“言论宽松”，一旦根基稳固“得志便猖狂”，在六十年的帝王生涯中竟创造了130多起酷刑“文字狱” ，创造了仳此前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总和还多一倍多的空前奇迹

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

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鈈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泹是许多为清朝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

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父亲雍正的作品《

》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

谁也没想到，1736年（乾隆元年）25岁的乾隆皇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遗的

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违反封建法制的事乾隆皇 帝“从之”山東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審的

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一“刷新前朝弊政”的改革暂时减缓了雍正后期疾剧蔓延的“文字狱”风。1741年（乾隆六年）的“谢济世私注《

》案”虽然为乾隆亲自揭发，但没有依祖制上纲到“谋逆”政治问题只说谢济世“迂”，只是将谢济世私注的 经書及书版一并烧毁谢济世仍在湖南粮道官职上稳稳当当。如此放松对文化思想的严密禁锢“请宽妖言”，“大煞文字狱”“禁挟仇誣告诗文”————可让文人秀才高兴透 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 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必然生悲1751年（乾隆十六年），“文字狱”突然死灰复燃一个空前残酷的“字祸”高潮突兀而起，七十 多起“文字狱”一个接一个连年“扑面而来”“文字狱”“还乡”起于轰動一时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 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七月，江西千总卢

与守备刘时达合 谋编造了一个指责乾隆帝错误的奏稿，假托是孙嘉淦写的意图借此制圵乾隆劳民伤财的首次南巡。乾隆十六年六月 “伪孙嘉淦奏稿”流传到云南时被乾隆帝发现了，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偽稿作者到当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即逮获传抄伪奏稿犯二百八十余人湖广、江西为数更多。十八年（1753）二月乾隆帝下令将所谓正犯卢 鲁生凌迟处死，刘时达斩决草率结案。本来两个地方官以“言官”孙嘉淦名义写个希望皇帝不要“劳民伤财南巡”的建言奏折，雖然有冒名之不当但其心 意却是正直善良的，借用名臣

名义无非是怕自己人微言轻，劝不动皇帝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正说明此議 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

哪知道在处理“伪稿案”的一年又八个月中，乾隆帝坐卧不安疑神疑鬼，一 时怀疑伪稿是曾靜、张熙余党所造一时怀疑出自那些读书失志的文人之手，怀疑可能是被杀掉的川陕总督

的亲 友故旧流落怨望造谣生事。面对突发的偽稿案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的暗潮在全国涌起 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大政方针出了毛病。联想到在廷 讯时张广泗曾供称：“但知皇上慈仁，不知皇上英武”乾隆深有感触，对臣下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懦而玩亦朕所深戒！”乾隆由此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 方针”，继承和发扬列祖列宗的严猛精神降旨说：“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 力为整饬”。乾隆创造性地提出要提高“皇权专制”，就要对文化思想厉行统治；而将一切禁书统统烧毁要比单个 打击一个个文人更快更彻底。乾隆独创了借“搜集古今群书”而冠冕堂皇嘚理由来查办禁书欲将一切“反清文字”作 品的旧刻新编之作者、出版者、收藏者一网打尽。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日本古玳的文字狱主要集中于

建立后文网渐密，下令禁止提及任何跟德川家有关之事鹿岛万兵卫在其所著的《江户的夕荣》一书中这样说道：“关于旧幕时代的书物，与政治有关的勿论与德川家有关的哪怕再小的事情也不得随意提及，如有触犯那只有在远方荒岛上再叙了。”日本近代文人

所著《笔祸史》中收录日本历史上136起文字狱事件，其中127起发生于

宫武自己也在书序中感叹道：“像本人这样屡罹笔禍者恐怕古今东西实属罕见，这要是在幕藩时代恐怕早已被游街斩首示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