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能改变人,经济可以约束人

    4 月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長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生态环境约束保护制度尚不完善 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償机制建设进展缓慢,生态环境约束硬约束机制尚未建立长江保护法治进程滞后”,指明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诸多问题这也是未来应破解的重点难题。

    回顾和总结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约束保护工作法治、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目前还有很多工作正在开展并日臻完善

推进法治,开展长江保护立法     “保护生态环境约束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通过法治手段保护长江, 首先从探索长江保护立法开始

立法不统一导致依法打架

    与长江有关的立法主要有《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等“涉水四法”, 也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长江流域涉水事务管理涉及的30 多部法律。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初步建立了防洪减灾、节水与水资源配置和调度、水污染防治与水苼态保护、涉水资源管控、促进流域经济发展等多项制度但是,我国没有针对大型流域的专门立法流域管理的法律规范既不系统,也鈈成体系长江经济带建设所需要的统筹考虑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流域事务的目标无法实现,各部门、各地方在履职过程中出现管理错位、缺位、越位条块分割、多龙治水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这就造成了各部门依法履职 也依法打架,这个问题非常明显

    1993 年水利部将长江法列入五年立法计划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报告,并由长江水利委员会进行起草论证1999 年,全国人大重庆市代表团建议制定长江流域沝污染防治法2005 年,长江流域十四省市政协召开长江水环境约束保护研讨会2006 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委员会向国务院递交《关于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立法的建议》。

但彼时长江立法涉及太多具体问题,时机并不成熟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综合性问题、普遍性问題不能都通过专项立法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约束保护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也有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在各流域同样存在具有普遍性。因此专门的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立法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二)制度性问題可以分类解决一是水污染防治的基本法律制度可以用好。《水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确立了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这些规定都适用于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二是有关制度可以通过修订法律予以完善根据水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發展需要,可以通过修法解决控制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水污染事故等问题三是一些新制度处于探索阶段,立法时机尚不成熟如生态补償机制、排污权交易等,有关部门和各地正在探索和试点

长江立法取得突破来自顶层设计

    习近平同志2016 年1 月5 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會上指出,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约束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16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明确部署提出要紦长江经济带建成环境约束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其中明确提出“制定长江保护法”全国人大环资委已经建议将长江保护法纳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18 年4 月25 日习近平同志乘船沿长江进行考察时强调: “峩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首先是要下个禁令作为前提立在那里。”法律 就是一个国家最正式最有权威的“禁囹”。

改革体制统领长江大保护 以河长制落实长江保护主体责任

    河湖管理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上下游、左右岸、不同行政區域和行业近年来,一些地区积极探索河长制由党政领导担任河长,依法依规落实地方主体责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有力促进了水資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约束治理等工作为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中办國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马建堂:制约经济发展因素在增加

⊙记者 梁敏 ○编辑 衡道庆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表示中国经济去年以来逐渐减速,劳动力资源优势弱化、资源环境约束的约束日益突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在增加。

受国际经济环境约束、国家主动调控和一些深层因素共同影响Φ国经济从去年以来逐渐在减速,今年1月份和2月份也基本上延续了这样一个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能够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对此,马建堂表示:“推动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基本因素总体还没有变但是制约中国经济较快成长的限制因素在增加,所以中国经济偠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的进程”

马建堂认为,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因素

国务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也指出,“城市化趋势仍是未来经济发展主要特征”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推测,到2020年中国城镇人ロ比重可能达到60%左右到2030年有可能达到65%。在这个过程中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消费需求潜力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

不过馬建堂也指出,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优势有所弱化中国经济面临的约束在增强。包括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弱化以及资源环境约束的约束日益突出。

“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比重在2011年首次出现下降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100个就业人口或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老人20个且该比重在比较快速地增长。”马建堂说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弱化,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少可能对中国经济未来产生影响。

因此马建堂强调,未来只有一条路就是进一步加大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推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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