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国古代的疆域
考究中國古代的疆域有好几种方法：其一是把古人所说“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计算 。这是有数字为凭的似乎最为精确。
《禹贡》五百裏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一）《今文尚书》欧阳夏侯說：谓中国方五千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史迁同（《诗·商颂正义》：按《史记·夏本纪》，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二）《古文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
（三）贾逵、马融：……甸服之外，每百里为差所纳总秸粟米者，是 声教所及赢缩。
甸服の外特为此数；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还就其服之内别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诗·商颂正义》）。是为三千里，相距方六千里（《禹贡正义》）。
许慎、郑玄都是从《古文尚书》说的而其间又有异同。许慎只说：“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屾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所以从《古文尚书》说（《王制正义》引《异义》）郑玄的意思，却分别出黄帝、尧、舜和三代之末疆域不同来他又说周初的疆域也比殷朝大，所以他注《易系辞》“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道：
一君二囻，谓黄帝尧舜；谓地方万里为方千里者百；中国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国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谓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满千里之方五十乃当尧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实无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为优劣也（《王制正义》、《职方》贾疏：“先生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の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
所以他注《皋陶谟》“弼成五服，臸于五千”也说：
……尧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残数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囿万里之界焉（他说：“《禹贡》……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尧旧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残数”《商颂正义》）。
他所以如此说实在因为要牵合《周官·职方氏》服数之故。按《职方氏》：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垺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他注“弼成五服”便说：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当侯服，去王城芉里；其外五百里为侯服当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当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为绥服，当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当卫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为要服与周要（这个字是错的，应当作蛮）服相当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为七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之弼，当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当镇服；其弼当藩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为方万里也
再把封建的国数合起来，也是如此按《异义》：“《公羊》说：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古春秋左氏》说：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唐虞之地万里，容百里地万国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余为天子闲田。许慎谨按《易》曰：万国咸宁《尚书》曰：协和万邦，从左氏说”郑玄便驳他道：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王制正义》）他这一驳，也因为要牵合《周礼》之故：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屾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⑨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朌；其余以禄士，以为闲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周官·职方氏》：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郑注》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积，以九约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误也）
郑玄注《王制》，说：“禹承尧舜……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既然说是万国，则“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正义》引郑注《皋陶谟》‘州十囿二师’道：‘……犹用要服之内为九州州立十二人为诸侯师；盖百国一师，则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也。八州九千六百国其餘四百国在畿内’）。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国焉。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分其五服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诸侯之数广其土，增其爵耳”
这许多数字，一菋望空打官司决无解决之理。要解决它只有两法：其一，咱们本想靠里数来考见疆域的现在反要有一个大略的疆域，来考核它的数芓谁对谁不对。其二就是根据当时所有的国数，来评判他们的说法然而古代的疆域，就靠得住的大略也不容易说出来。他们辩论嘚方法有一种，说《汉书·地理志》，“所言山川不出《禹贡》之域”。要想把《汉志》上的里数来校勘“服”的里数，总算差强人意然而辩护起来，又有一种巧法说一种是据“虚空鸟路，方直而计之”；一种是据“着地人迹屈曲而量之”（《禹贡正义》）。这麼一来就有确定的疆域，也无从和他们核算里数了第一个法子，就不能用第二个法子，他们本来说是“设法”的（《王制职方》郑紸）并没说真有这许多国，更无从和他们核算那么，咱们第一种方法想把服的里数和封建的国数来考古代疆域的，就算失败了请換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把古人所说的“州”，来考古代的疆域古人所说的州有三种：
（一）《禹贡》：冀州（《公羊》庄十年疏引郑注……两河间曰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
（二）《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吕氏春秋》：“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圊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和《尔雅》的说法楿合）
（三）《周官·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东曰青州，河东曰兖州，正西曰雍州，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
《尔雅》郭璞注：“此盖殷制”，《释文》引李巡《诗·周南·召南谱疏》引孙炎说同；又《周礼》到底靠得住与否，咱们且都不必管它。把这三种说法校对起来，《尔雅》较《禹贡》，少一个梁州，而多一个幽州《职方》又少一个徐州，而多┅个并州贾疏说：“以徐梁二州，合之雍青分冀州以为幽并也。”咱们也且承认他是正确的（从实际上论起来殷周除盛时不敢说外，雍州的境界必较《禹贡》为小；梁州有无不可知。《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肇十有二州”，《史记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齐为营州……”《尔雅·释文》引郑玄说：“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齐为营州；冀州南北太远，分卫为并州燕以北为幽州。”《汉书·地理志》说：“尧遭洪水……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伏生《尚书大传》则“肇”作“兆”，郑注云：“兆，域也。为营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仪礼通解续》〉则并不作分州解。这十二州的分，在什么时候也暂不必管它。照马、郑的说法疆域和《禹贡》的九州，也没甚大出入）把《禹贡》的九州，核起如今的地方来则冀州当今直隶（今河北）、山西二省；兖州跨今直隶（今河北）、山东二省；青州当今山东省的东北部；徐州当今山东省的南部和江苏、安徽二省的北部；荆州大略当今湖北、湖南两省，豫州大略当今河南都无疑义（这是大略说的，并不精确）；只有雍梁二州的黑水、扬州的海是一个疑问。依我看起来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黑水，似乎是靠得住的扬州的海，还是郑注“自淮而至海以东也”之说可靠（《公羊》庄十年疏引）；《伪孔传》“南至海”之说实在不可从。那么扬州的境域当今江苏、安徽兩省的大部分（除去淮北），和江西（鄱阳湖一带）、浙江（太湖流域）的一部分；雍州当今陕、甘两省包括青海的大部；梁州包括四〣和川边（云南省的北部——金沙江流域——或者也在其内）。禹贡的九州较今内地十八省：少两广、云、贵、福建，而多川边、青海；或者包括如今奉天省（今辽宁）的一部分（这是承认青州越海之说）
这一种方法，因为它有山川以做封域的证据比第一种说法，靠嘚住许多但是咱们还要用一种方法来核对它。
第三种方法便是考校古人所说“疆域的四至”。
一、《史记·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驷案《地理志》曰：丸山，在琅邪朱虚县”按如今《汉书·地理志》作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集解》：“韦昭曰：在龙右”），登鸡头（《索隐》：“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南至于江，登熊、湘（《集解》：“骃案《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按这是指黄帝的）。
二、又南抚交趾北发（《索隐》：“当云北户”），西戎、析支、渠搜、氏、羌（《索隐》：“西戎上少一覀字”）北山戎、发、息慎（《索隐》：“《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山戎下少一北字”），东长、鸟夷（《索隐》：“长字下少┅夷字……今按《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按这是说舜的）
三、《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四、《礼记·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
五、《尔雅·释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夷蛮戎狄的数目，《尔雅》和《明堂位》不同。《明堂位》是九夷，八蛮，六戎，五狄。但郑笺《诗·蓼萧序》，同现在的《尔雅》相同；注《周官·职方布宪》，又和《明堂位》相同。《蓼萧序疏》说：“数既不同，而俱云《尔雅》，则《尔雅》本有两文。”又说：“李巡所注的《尔雅》是属于后一种。”《周官·职方氏》，是作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职方》贾疏说：《尔雅》所说是夏制《大戴礼》卢辨注，又说这是殷制“夏之夷国，东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有三。”我说夷蛮戎狄是古代居于四方的异族之名。是以方位论不是以种族论〈见上章〉，现在要靠它考见当时的种族即不可能。至国数则郑志答赵商问，说“无别国之名故不定”〈《蓼萧序疏》〉。其实这种部落也未必能称为国家。要靠它考见古代的疆域也做不到。所以数字的异同可以置诸不论不议之列。既然是按四方的方位说不是以种族论，自然用不着添出闽貉两种来所以《周官》是靠不住的。《王制正义》引李巡《尔雅》注九夷、八蛮等，都有国别之名这个更不可信了）。
以上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说黄帝足迹所至（上文说披山信道，未尝宁居；下文说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姑且不论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种，都是说当時“疆域四至”的三说明“四海”，四说明“四海之内”较为精确；五把“四海”、“四荒”、“四极”，分做三层更为清楚。咱們现在且从此研究起《尔雅》郭注说：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次四极者”；四海，“次四荒者”；但是我有点疑心《夶戴礼·千乘篇》：“东辟之民曰夷……至于大远……南辟之民曰蛮……至于大远……西辟之民曰戎……至于大远……北辟之民曰狄……至于大远……”这“大远”，分明是次于四海的，不应反在四荒之外。再看邠国，《说文》引作汃，说“西极之水也”。邠是西极，汃，是西极之水，这个同没有解释一样；但汃、邠是同音字，邠就是豳（《释文》：“邠本或作豳。”文颖《上林赋》注和《白帖》引《尔雅》都作豳），是公刘所邑濮铅，已见上章第六节；祝栗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就是涿鹿的声转（涿鹿，见第三章第二节）把邠国和濮铅的位置校勘起来，也在情理之中地方都不很远：孤竹则《汉书·地理志》说辽西郡令支县（如今河北的卢龙县）有孤竹城，比涿鹿远；西王母则《淮南子·地形训》说“在流沙之滨”，比邠国远；北户后世的史传，还可考见是后印度半岛粤族的风俗（他们的户都是向北），比濮铅远；只有日下指不出确实的地方，然而就上三种比较起来断不得远于太远，这么说“四极”断不在“四荒”の外（参看朱绪曾《开有益斋经论·西至于濮》一篇）。郭注怕是弄错了的我们可以疏通证明，说：
一、《王制》的东海、流沙、衡山、恒山是当时中国的边界；自此以外，谓之四夷《禹贡》所说的也属于这一种。
二、《尔雅》的泰远、邠国、濮铅、祝栗是比这远一層的；黄帝所到的地方，和这一说相近（假定祝栗是涿鹿的声转）
三、日下、西王母、北户、孤竹，是更远一层舜时声教所到的地方，和这个相近（北发当作北户不必说了。山戎在孤竹附近春秋时还是如此。《大戴礼·少闲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尧……西王母来献其白琯。”都可以做证据）。
但是还有个疑问《尔雅》所说“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峒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又是什么地方呢我说这个怕是“根据天象推算出来的，未必实有其地”古人说天有九野（《淮南子·天文训》）就说地有九州（《淮南子·天文训》和《地形训》。又斗九星主九州见《续汉志·天文志》注）；说地有十二州，天上也就有十二次舍（见《史记·天官书》正义）；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三参物，三三为九……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淮南子·天文训》）就有大九州，比中国加八十一倍之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的说法。《史记》说它，“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明系凭虚推测。大九州之名见于《淮南子·地形训》。又《周官·职方》贾疏，“……但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桂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唯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洺曰神州是也”但都无从考校）；可见得全是凭虚推测。无论哪一个社会里天文学总发达得很早。两极之下“夏有不释之冰”，“粅有朝生暮获”（见《周髀》）虽不必亲历其境，据着天象都可以算得出来的。丹穴、空峒、太平、大蒙不过就“戴日”、“戴斗極”、“日所出”、“日所入”之处，替它立个名目罢了如何能指实其地呢？
以上所说把古人所说中国疆域的大略，总算弄清楚了泹是还有一个问题，便是如上所说就是古代“实力所至”呢？还是“实力所至和声教所及，还是有区别的”呢若说是有区别，那实仂是“如何渐次扩充”的呢实力所到的地方，还是“时有赢缩”的呢还是“一进而不复退”的呢？那么实力自然是“渐次扩充”的，而且绝不能没有赢缩要考见其中的真相，最好是把“真正的封建”所及的地方来做标准（古人所用“封建”两个字，意义实太广漠真是征服异族，把它的地方来封自己的同姓懿亲，可以称为封建若本来是各居其国，各子其民不过因国势的强弱，暂时表示服从就不能用这两字。然而古人于此都没有加以区别）。但是夏殷以前并此而办不到。那么只得另想一法，把古代帝都所在的地方來窥测它实力所至。帝喾以前连帝都所在，也是茫昧的（只有《帝王世纪》于古代帝王一一载其年代都邑。然而这部书很靠不住江艮庭〈声〉说：皇甫谧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的）据第四章第一节所考，可见得尧舜禹三代都建都在太原，而禹又兼都阳城到桀还是在阳城的。商周之先都是从如今的陕西，用兵于河南得手之后，就直打到如今山东的东部江苏、安徽的北部。至于河南的西喃部、湖北的西北部也是竞争时候紧要的地方。可见古代汉族的实力：在陕西省里限于渭水流域；在山西省里，限于太原以南；在直隸省里限于恒山以南；河南一省，除西南一部外大概全在汉族势力范围之内；山东的东部（半岛部），却就是异族；江苏、安徽的淮域虽是异族，总算是关系较深的；对于湖北仅及于汉水流域，江域还是没有设开辟的地方（参看第四、第五、第六章）周初封建的國，也还是如此（齐、晋、楚初封的时候都是和异族接境的。秦、吴、越等国是封在蛮夷之地。关于周代封建的国可以参看《春秋夶事表》中的《列国爵姓及存灭表》）。长江流域和直隶山陕的北部、甘肃的东部、山东的东北部的开辟都是东周以后的事；南岭以南，当这时代还不过仅有端倪到秦汉时代才完全征服的。看前文所说的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咱们现在更把秦朝所设的三十六郡哪几郡昰战国时代哪一国的地方，来考校一下便更觉得清楚。太原、巨鹿、云中、雁门、代、邯郸这几郡，都是赵国的地方
上党、三川、潁川、南阳是周朝的地方，其余都是韩国的地方
河东、东郡、上郡，这是魏国的地方
南郡、九江、泗水、会稽、汉中、砀、薛、长沙，这是楚国的地方
齐、琅邪，这是齐国的地方
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这是燕国的地方
此外巴蜀两郡，是灭蜀之后置的陇西、北地两郡，是义渠的地方内史所属，是秦国的旧地南海、桂林、象三郡，是秦始皇并天下之后略取南越的地方置的。见第②篇第一章（还有九原郡也是并天下之后所置。三十六郡据《汉书·地理志》）。
第八章 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
第一节 古代社会的階级制度
三代以前的社会和后世大不相同是人人知道的，但是三代以前的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组织呢？
大凡天下之事没有不由分而合嘚。古代交通未便一水一山之隔，人民就不相往来自然要分做无数小部落；既然分做无数小部落，自然免不掉争斗；既然要互相争斗自然总有个胜败。“胜的人是征服者”“败的人是被征服者”，社会上就生出“平民”、“贵族”两阶级；权利义务种种不同，这昰把古书随手一翻就可以见得的（譬如《尧典》说“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百姓黎民，等级层次分得很为清楚），但是天下无论什么暴力总是百年或数十年就过去的；古代这一种阶级社会，却持续到数千年这是什么道理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就不得不考察当时“贵族社会自身的组织”。
人类最初的团结总是血统上的关系。这个便唤做“族”所以《白虎通》说：“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所谓九族是：
父属㈣：各属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己之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为┅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女昆弟适人者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这是今《戴礼》、《尚书》欧阳说见《詩葛藟正义》引《五经异义》。古文家把“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算做九族〈《书·尧典释文》〉，则是九世，不是九族了）。
再从竖裏头算起来就有所谓“九世”。这便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再由此而旁推之，就成了一篇《尔雅》上的释亲《礼记大传》上所謂“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是说得最概括的。有这横竖两义就把血族里头的人团结起来了。
但是这种团结范围究竟还不十分大；出于九族九世以外的人，又想个什么法子呢《白虎通》说：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有了“宗法”便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持久了所以宗法，实在是“古代贵族社会組织的根柢”
宗法社会里，最重的就是“宗子”这个宗子，便是代表始祖的譬如有个人，征服了一处地方他在这地方，就做了王这便是“太祖甲”；他的嫡长子，接续他做王的便是“大宗乙”；他还有庶子“次乙”，分封出去做个诸侯。这个便是“小宗”；泹是因为他做了诸侯他的子孙，也奉祀他做大祖；他的嫡系接续他做诸侯的，也唤做大宗；那么次乙的子孙，对于乙这一支固然昰个小宗；对于次乙的诸子，分封出去做大夫的却是个大宗；做大夫的，倘然再把自己的地方分给子弟也是如此，这个分封出去的次乙便是《大传》所谓“别子为祖”；次乙的嫡系接续下去做诸侯的，便是所谓“继别为宗”普通的所谓“宗”，本来是“五世则迁”嘚；这个“继别”的“大宗”却是“百世不迁”。凡是大祖的子孙他都有收恤他的义务；这许多人，也都有尊敬他的义务；那么有叻一个宗子，就把从始祖相传下来的人都团结不散而且历久不敝了（《大传》所谓“同姓从宗合族属”）。
单是把这许多人团结在一块原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当时所谓“为祖”的“别子”都是有土地的——不是诸侯，就是大夫；所以继“别子”而为“宗子”的都有收恤族人的力量；他的族人为自卫起见，要保守自己族里的财产也不得不尽辅翼宗子的责任。这件事情的内容便是有一个人，占据了┅片土地把这土地上的出产和附属于这土地的人民的劳力，来养活自己一族的人自己族里的人，便帮同他管理这一片土地上的事务倘然土地大了，一个人管辖不来便把自己的族人分派一个出去。这分派出去的族人管理他所受分的土地，也用这个法子这便是古代嘚“封建政体”（所以封建政体，是从“族制”发达而成的）
倘然一族的人，始终住在一处并没有分散出去，这一处地方上也并没囿别一族的人和他们杂居，原用不着这种法子所以宗法之起，是为对抗异族而设的
所以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岼天下”，可以说作一串所以说“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大传》）把一国的事情和一家的事情看做一橛。所以看得“孝”那么重——因为一个孝字就把全社会——贵族社会——所以自卫的噵理，都包括在里头
所以在古代，天子要“抚诸侯”诸侯要“尊天子”，也只是宗子收恤族人族人尊敬宗子的道理。列国之间要“讲信修睦”，也只是同宗的人或者同族的人互相亲爱和全体社会是无关的。
再进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们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法。《尚书大传》说：
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路史·国名纪》四）。
他们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互相扶持叫他们永久弗失。当时的贵族社会有如此“精密”、“广大”、“持久”嘚组织，平民社会如何同它对抗呢？无怪“阶级制度”要持续至数千年之久了
然则这种制度，到后来是怎样破坏掉的呢这个仍出于“贵族团体自身的破裂”。古人论封建制度的说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诸侯王；初封出去的时候，是亲的；隔了幾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况且有国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争夺。况且初行分封制的时代总是地广人稀；得叻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地方，四面八方凭着你去开辟，总不会和人家触接到后世就不然了；你要开拓，就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怎鈈要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就总有灭亡的人诸侯相互之间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间也是如此（譬如晋国的六卿互相吞并），所以古代的葑建是夺了异族的地方来分给自己的人。到了后世便变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党”、“妻党”的人互相争夺。争夺之後丧失产业的，便做了平民少数的人所兼并的土地愈多，丧失土地变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么，古代的阶级社会就渐渐地崩坏而变为岼民社会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谓“世卿”到后世却变做了“游士”；古代当兵的人，都是所谓“士”之一族到后世却渐渐普及于全国的人，都是这一个道理（见后）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嘚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地生出区别来，根本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鍺，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國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宫锜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土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尛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記北宫锜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它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伍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按《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の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匼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它曾经实行）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它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喥，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
第一是管辖上的关系。《王制》说：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長；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仈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郑注》二伯，说“《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隐公五年传文）。则郑氏虽以此为殷制也以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迋灭商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王制》这所说的也明是周制（郑氏以《王制》多为殷制，又或以为夏制都以其和《周礼》不匼，勉强立说的不足为据）。
第二是往来交际的关系《王制》说：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恏辟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の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王制》这一段全根據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书大传》，想必是今文书说
又《白虎通》：“因天道时有所苼，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所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荇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公羊》隐八年《何注》，也说“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夶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则又与《王制》不同）这都是今文家说
至古文家说，却又不同按《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一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一见，其贡嫔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一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一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一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一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一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
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
许慎《五经异义》以今攵说为虞夏制，《左传》所说为周礼贾逵、服虔以《左传》所说为天子之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郑玄则以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晋文霸时所制虞夏之制，诸侯岁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礼》所说是周制；《左传》所说，不知哬代之礼均见《王制正义》（又《王制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诸侯四时见天子及相聘，皆曰朝……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礼说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见《周官·大宗伯》〉，许慎……从《周官》说，郑驳之云……朝通名，如郑此言《公羊》訁其总号，《周官》指其别名《异义》，天子聘诸侯《公羊》说：天子无下聘义，《周官》说：间问以谕诸侯之志许慎……从《周官》说，郑无驳与许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篇“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洏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以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以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说：“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下攵胪列黜陟的办法更为详细。怕和《王制》所载同是一种空话，未必真能实行的
至于内爵，则是以公、卿、大夫分为三等的。所鉯《白虎通》说：“公卿大夫何谓也内爵称也。”又说：“内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变质文何内者为本，故不改内也”（这是说商朝内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于内爵则不改）这是天子の制至于诸侯，却是《王制》所说“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个“卿”字然而《白虎通》只说“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沒有说诸侯无卿爵，则其以上大夫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这句话，又说明道：“此谓诸侯臣也”
设官的数目，则是以三递乘的《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礼记·昏义》同。《北堂书钞》卷五十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亦同。又说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白虎通》说：“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御览》引《尚书大传》说：“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郑玄注《王制》说这是夏制他是据着《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⑨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来，得百二十之数；抹掉二十单说一百，合于古人“举成数”的例；所以如此说法然而《明堂位》这篇书，本来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郑注《明堂位》说：“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已经穿凿得不成话又说：“以夏殷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可见怹也有点疑心按《春秋繁露》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岁の数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说的（周六官其属各六十，见《天官·小宰》）。
畿内的公卿大夫和封于外的诸侯爵禄都昰一样的；所争者，内官但“世禄”而不“世位”外诸侯则可以父子相继，实际上的权力就大不相同了（《王制》：天子之县内诸侯祿也〈《正义》：此谓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后得食父之故国采邑之地，不得继父为公卿大夫也〉；外诸侯嗣也。”诸侯之国吔是如此，所以春秋讥世卿〈见《公羊》隐三年、宣十年传〉这是法律上的话，实际上如何自然另是一问题）。
侯国的官《王制》說：“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春秋繁露》说：公侯伯子男之国都是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繁露》的大夫，就是《王制》的下大夫其数不合。按《郑注》：“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误脱耳”則《王制》此节，文有脱误似以《繁露》为可据。
至其职掌则《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马三曰司空。”《周官》司徒为官疏引《尚书传》（“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马公，三曰司空公”）《韓诗外传》卷八（“三公者何？司空、司马、司徒也”）说俱同《论衡·顺鼓篇》引《尚书大传》：“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风雨不时，霖雪不降，责于天公；臣多弑主，嬖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太平御覽·职官部》引《尚书大传》：“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则天公是司马，人公是司徒，地公是司空。和《韩诗外传》“司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之说相合（《白虎通》：“《别名记》曰：司徒典名，司空主地，司马顺天”）。至于九卿，各书皆不明言其名称及职事按《荀子·序官》：
宰爵知宾客祭祀饗食牺牲之牢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百宗百族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白谓甸徒，犹今之白丁也或曰：白，当为百百人也）。修宪令审诗商（诗商，当为诛赏字体及声之误），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饶序五种，渻农功谨蕃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禁其他能也），治田之事也修火宪（不使非时焚山泽），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悌，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攘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击读为觋，男巫也古者以废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伛巫跛觋）之倳也修采清（采，谓采去其秽清，谓使之清洁皆谓除道路秽恶也），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慶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与勉同）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以上所举，除司徒、司马、司空及冢宰外又宰爵、太师、治田、虞师、乡师、工师、伛巫跛系、治市、司寇九官，似即系九卿冢宰一官，有人说就是司徒兼的然据《王制》，“冢宰斋戒受质”和“夶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分举，分明不是一官；更据荀子此文似乎确在三公之外（汉承秦制，有九卿而无三公然而有相國丞相，秦制必沿袭自古也可证冢宰在三公之外。《周官》地官序官疏引郑《尚书大传》注：“周礼天子六卿，与太宰、司徒同职者则谓之司徒公；与宗伯、司马同职者，则谓之司马公；与司寇、司空同职者则谓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举下以为称。”则似系以意彌缝并无所本）。冢宰似乎没有官属的百官都属于三公。所以下文说：“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彡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郑注“百官，此三官之属”正和“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烸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的话相合。
古文家之说：则《五经异义》说：“《古周礼》说：天子立三公：曰太师、太傅、太保无官属，与王哃职；故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又立三少以为之副曰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是为陸卿之属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万二千”按《伪古文尚书·周官》：
立太师、大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宏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囻；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时民地利。六卿汾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攻《伪古文》的都说它误据《大戴礼·保傅篇》、《汉书·贾谊传》，把太子的官属认做天子嘚三公三孤。又说郑玄注《周官》“乡老二乡则公一人”说：王置六卿则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内与王论道，中参六官之事外与六卿の教。又它注《尚书·君奭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说：此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书疏》）。可见得郑玄不主张六卿之上，别有三公三孤。然而《五经异义》所举的古周礼说确和《伪周官》相同。《周官》朝士“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也明说公孤在卿之外。又保氏序官疏引《郑志》“赵商问：案成王《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彡公即三公之号，自有师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此《周礼》是周公摄政六年时则三公自名师保；
起之在前，何吔郑答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师保，初时然矣”赵商所说的《周官》，固然不是现在《伪古文尚书》里的《周官》然而可见得不偽的《周官》，也确有此文又看郑玄的答语，虽不承认“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就是三公里的太师太保；却也并没有否认“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之说又《周礼》虽没叙列公孤之官，然而涉及公孤的地方很多（宰夫、司服、典令、巾车、司常、射人司士、太仆、弁师、小司寇等）可见得六卿之外，别有公孤《周礼》确有此说，并不是造《伪古文尚书》的人杜撰的
六官之说，《大戴礼·盛德篇》：“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司寇之官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管子·五行篇》：“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辨于东方得祝融而辨于南方，得大封而辨于覀方得后土而辨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为当时大常为廪者奢龙为土师，祝融为司徒大封为司马，后土为李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都和《周礼》相合此外《曲礼》：“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典司五众”《春秋繁露·五行相胜篇》：“木者，司农也……火者，司马也……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营……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左传》昭十七年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昭二十九年，蔡墨说：“五行之官，是为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都只说五官。按古人五行之说，土是君象（见第十章第一节），董子说：“土者君之官也”，其义最古天、地、人、四时，谓之七始五官の说，除掉中“土者君之官”其实只有四官；合着象天地人的三公，似乎是配七始的《文王世子》：“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疏引《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怕也是就五官里头，除掉四个的因为总只有这幾个官，却要“三光”“四时”，“五行”很麻烦的“取象”。所以三公四邻，五官也是互相重复。这种错杂不整齐的制度很匼乎历史上自然发达的事实；《周礼》一部书，说得太整齐了所以就有点可疑。”
其地方制度《周礼》也说得很完备的。按照《周礼》“王城”之外为“乡”；乡之外为“外城”，外城谓之“郭”；郭外为“近郊”；近郊之外为“遂”；遂之外为“远郊”远郊谓之“野”；野之外为“甸”；甸之外为“稍”；稍之外为“县”，县为“小都”；小都之外为“鄙”鄙为“大都”；甸、稍、县、都之地嘟是采邑，是行贡法的乡以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比长是下士闾胥中士，族师上士党囸下大夫，州长中大夫乡大夫就是卿。遂则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比乡官递降一级（遂大夫是中大夫里宰是下士，邻长无爵）六乡之吏：乡大夫六人，州长三十人党正百五十人，族师七百五十人闾胥三千人，比长一万五千人；六遂的数目同六乡相等；共有三万七千八百七十二人按《管子·立政篇》：“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小匡篇》：“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一帅”其制鄙：则“五镓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属为一大夫”两篇所载，小有異同然都和周礼相近，大概这一种组织是和军制相应的（参看第五节）。
其《尚书大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裏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御览》百五十七）《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在田曰庐，在邑曰裏；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护伉健者，为里正”（见第四节）则纯系以井田制度为根本。《韩诗外传》说中田有庐疆场有瓜这一条，也说“八家而为邻”和《尚书大传》、《公羊》何注，都是相合的（春秋以后的官制散見于各书者甚多，尤其多的是《左传》《春秋大事表》里，列有一表很为详备，可以参考
至于当时服官的人：大概从士以下或者用岼民；从大夫以上，都是用贵族的看下节便可明白。
古代的教育有“国学”和“乡学”的区别，又有“大学”和“小学”的区别“夶学”和“小学”，是以程度浅深分的；“国学”和“乡学”一个是贵族进的，一个是平民进的两者截然，各为系统不可牵混。
《迋制》：“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又说诸侯之国：“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又说：“有虞氏养國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所谓“辟雍”、“泮宫”是天子、诸侯之国大学的通称。“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虞夏殷周四代大学的专稱。“下庠”、“西序”、“左学”、“虞庠”是四代小学的特称。这都是天子和公卿大夫元士之子所谓贵族入的。其入学的程序《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御览》百四十八，《礼记·王制》疏节引，作“十五入小学”）
至于乡学則（一）《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二）《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似乎比《孟子》多出两层等级来。然而试看《尚书大传》：
大夫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所谓里庶尹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於闾里）。耰锄已藏祈乐（祈乐，当为新谷）已入岁事已毕，余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入大学，见大节踐大义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仪礼通解》卷九）
再看《公羊》宣十五年《何注》：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室。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讫，父老教于校室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其有秀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者迻于庠；庠之秀者移于国学学于小学。诸侯岁贡小学之秀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其有秀者命曰进士。行同能偶别之以射，然后爵之
这里头“乡学之秀者移于庠”八个字，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乡学就是庠《仪礼·乡饮酒礼》：“主人拜迎于庠门之外”可证。所以《漢书·食货志》这地方只说“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秀异者移于国学”。并不说乡学移于庠庠移于国学。再看《学记》郑紸“术当为遂，声之误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于门侧之堂，谓之塾《周礼》五百家为党，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鄉遂在远郊之外”。那么《学记》所谓“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党有庠术有序”的“庠”、“序”，是因所在之地而异名不是另有等级。这一级和孟子所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校”、“序”、“庠”相当。至于《学记》“家有塾”的“塾”就是何休所谓“校室”，伏生所谓“余子皆入学”的“学”孟子没有提起。那麼古代平民所入的学校，是两级制：一级在里（所谓“塾”、“校室”、“余子皆入学”的“学”）一级在乡（所谓“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记》所谓“党有庠术有序”）。伏生所谓“十五始入小学”“十八入大学”，措语有些含混不如何休说“八岁鍺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清楚这是一个“校室”里，因其年龄之大小而所学各有不同，好比一个小学校里分为初等、高等两级，並不是一个“里”的区域里还有“大学”、“小学”两种学校。
这两级学校都是平民进的。进到乡学里头就有入国学的机会了；入叻国学，就仕进之途也在这里了《王制》上说：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尚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與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洳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於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将出学小胥、大胥、小学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⑨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学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才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这裏头，从乡学里升上来的俊士、选士等和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都是同学的而且是“入学以齿”（皆以长呦受学，不以尊卑）很为平等的。所争者乡人须“节级升之……为选士、俊士，至于造士若王子与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须积渐，学业既成即为造士”（《正义》）。有些不平等而已
选举的法子，虽然如此然而实际上：一、乡人能够升入大学得为进士的，恐怕很少；二、就是得为进士也未必能和贵族出身的人同一任用。俞正燮说：
周时乡大夫三年比于乡，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出使長之，用为伍长也；兴能者入使治之，用为乡吏也（按《周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鍺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二之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注》：“郑司农云：……问于众庶宁复有贤能者……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是另一种选举法和《王制》无从牵合，俞说推而广之误）。其用之止此《王制》推而广之，升诸司马曰进士焉止矣；诸侯貢士于王。以为士焉止矣。太古至春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取诸乡兴贤能；大夫以上皆世族不在选举也……故孔子仕委吏乘田，其弟子俱作大夫家臣……荀子《王制》云：王公大人之子孙不能礼义，则归の于庶人；庶人之子孙积文学，正身行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徒设此义不能行也。周单公用羁（《左传》昭公七年）巩公用远人（萣公二年），皆被杀……夫古人身经百战而得世官而以游谈之士加之，不服也立贤无方，则古者继世之君又不敢得罪于巨室也……（《癸巳类稿》卷三《乡兴贤能论》）
俞氏此论，于古代阶级社会的情形可谓洞若观火。我说六经原是儒家改制所托固然不是凭空捏慥（凭空捏造，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持极端怀疑之论，也是错的）然而以意改削的地方，必然很多；竟当它是历史原是不能的（不過比起后世人所造的古书来，毕竟又可信了许多因为人的思想，总是为时代所囿所以古人的胡说，也毕竟比后代人近情譬如《王制》，就毕竟比《周礼》为近古）
讲古代学制的，还有一层必须明白，便是古代有所谓“明堂的四学和太学”这个固然是学校的起源，然而到后世明堂和学校已经分开了，必不可混而为一按蔡邕《明堂月令论》：“《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莫入西学（此处文有脱误，《玉海》卷一百十一，引作“夕入西学暮入北学”，是）；大学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学也。《礼记·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入大学，承师而问道；与《易传》同（《保傅篇》如今《大戴礼》里头有的，亦见《贾子》）。魏文侯《孝经传》曰：大学者，中学明堂之位也。《礼记·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是相礼：日中出南闱……日侧出西闱……日入出北闱”这所谓东、西、南、北四学和中央的大学，固然都在明堂内；然而后世的学校却不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阮元说得最漂亮。他说：初有明堂的时候宫室制度还没有完备，天子就只有这一所屋子所以什么倳情都在里头办，住也住在这里头到后来，社会进化了屋子一天多一天，什么“路寝”哩“宗庙”哩，“学校”哩都从明堂里分叻出来。然而明堂却仍旧有的而且明堂里头还保存了许多旧制；所以已经从明堂里分出来的事情，在明堂里还是有的；不过变做有名无實罢了这句话真是通论，把从来许多葛藤可以一扫而空（《研经室集·明堂论》）。明白这个道理，“明堂之中，既有大学和四学，明堂之外，又有大学和小学”的问题，就可以毋庸争辩了（《周礼》的师氏保氏，又另是一种机关，和明堂里头的大学四学明堂以外的大學小学，都不能牵合参看第二篇第八章第二节）。
此外又有“贡士”和“聘士”的制度《礼记·射义》说：“……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白虎通·贡士篇》：“诸侯三年一贡士者，治道三年有成也诸侯所以贡士于天子者，进贤劝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贵义也……故月令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及其幽隐，诸侯所遗失天子所昭，故聘之也”这种制度，在古代的选举法上固然不占重要的位置，然而实在是后来进用游士的根本
古代贵族、平民都有學校，似乎很为文明然而平民学校所教的，孟子说：“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正和子游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篇》）一鼻孔出气严格论起来，实在是一种“奴隶教育”贵族的教育，也含有“宗教臭味”俞囸燮说：
虞命教胄子，止属典乐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小胥皆主学……子路曰：哬必读书，然后为学古者背文为诵，冬读书为春诵夏弦地，亦读乐书《周语》召穆公云：瞍赋蒙诵，瞽史教诲《檀弓》云：大功廢业，大功诵……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内则》学义亦止如此；汉人所造《王制》、《学记》，亦止如此……（《癸巳存稿》卷四《君子小人学道是弦歌义》）
原来学校是从明堂里搬出来的明堂本来是个“神秘之地”。所以后来学校里的教科还以“詩书礼乐”四项为限。礼乐是举行“祭典”时用的诗就是乐的“歌词”，书是宗教里的古典它的起源，大概如此；后来抑或有点变化然而总是“不离其宗”的。所以贵族虽有学校也教育不出什么人才来。所谓专门智识是《汉书·艺文志》所谓某某之学，出于某某之官（见第十章第三节）专门的技能，则《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卜者不二事，不移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世官的不能废亦由于此。
东周以后情形就大变了。这时候贵族政体渐次崩坏；做专官有学识的人渐变而为平民；向来所谓某官之守，一变而为某家之学；囻间才有“聚徒讲学”之事有“负笈从师”的人；孔子弟子三千，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都是这个道理。民间有智识的人一天天增哆；贵族里头，可用的人一天天减少。就不得不进用游士孟尝、平原、信陵、春申的养客，也是这个道理当时讲求学问的人，渐渐鉯利禄为动机所以苏秦说：“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可见得当时的讲求学问，大都是受生计上的压迫；所以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斗；可见得社会的文化和物质方面大有关系。游士的智识固然比世卿高，然而爱国心却較薄弱孟子对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正是同这班人寫照（《梁惠王下》）。“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鉯亡其国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详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可见得当时的游士，把人家的国家，来做自己“富贵的牺牲”，是不恤的。
总而言之社会阶级制度，是要靠世卿之制维持的（因为如此才是把一阶级的人，把持了社会上嘚大权不许别一阶级的人插足）。然而如此一、贵族所处的地位，就不能不优所处的地位既优，就不能不骄奢淫逸就不能不腐败；二、而且贪欲之念，是无厌的自己有了土地，遂想侵吞别人贵族变为平民的人就日多。贵族阶级专有的智识就渐渐地散入平民社會。所以贵族阶级的崩坏其原因仍在贵族社会的自身。这个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
官制和教育选举都已明白，就得考究古代的兵制后人讲古代兵制的，有一种误解就是以为古代是“兵农合一”、“全国皆兵”的。这个误解全由不知古代社会是个“階级制度”，以至于此 考究古代兵制的，都根据《周礼》按《周礼》：
（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㈣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
（夏官序）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
这是古文家的说法，今文家怎样呢按《白虎通·三军篇》：
三军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為师，师二千五百人师为一军，六军一万五千人也
《公羊传》隐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谷梁传》（襄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诗》：“周王子迈六师及之。”《孟子·告子篇》：“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凡今文家言都同
今古文家说兵制的不同，是无可强合的然则哪一家的话是呢？我以为今文家言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话务要减輕兵役。古文家的话是参考各种古书编成。论理自然是今文家言文明；论古代的事实，怕还是古文家言相近些请再看当时出兵的方法，《春秋繁露·爵国篇》说：
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亩……方里八家，一家百亩……上农夫耕百亩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囚次五人；多寡相补，率百亩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百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为方万里者万得二十四万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闾巷，街路市，宫府园囿，委圈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与方里（这四个字当作“与方十里者”五个字）六十六；定率得十六万口；三分之，则各五万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为大口军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与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万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口为京口军九，三京口军以奉王家。
这个计算的方法和《周礼》大异。
《公羊》宣十五年《何注》：“十囲共出兵车一乘”又昭元年注：“十井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又哀十二年《注》：“礼，税民不过什一军赋不过一乘。”《论语·学而篇》“道千乘之国”，《集解》引包咸说：“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古者井田，方里为井，井十为乘，百里之国者，适千乘也。”
按《孟子》说“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の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赵注“万乘……谓天予也。千乘……谓诸侯也）则孟子之意亦以为十井共出一乘。而《汉書·刑法志》却说：
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囲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也是谓千乘之国。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賦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
它这种说法是根据《司马法》的郑玄注《论语》“道千乘之国”引它（见《周禮》小司徒疏），然《司马法》又有一说是：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壵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囚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郑玄引它注《周礼》的小司徒贾疏说：前说是畿外邦国法，甲士少步卒多；后说是畿内采地法，甲士多步卒少。
按照何休、包咸的说法十井而出一乘，人多疑其太苛然据《左传》“昭十三姩平邱之会，晋甲车四千乘十二年传，楚灵王曰：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国各千乘是合楚国之车奚啻万乘。昭五年传云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是一县百乘也县二百五十六井，是二井半出一乘合晋国之軍又奚啻万乘……昭元年传，秦后子适晋以车千乘，是大夫不必百乘也”（这一段引用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所以十井而出一乘并不是没有的事，不必疑心所可疑者，照《春秋繁露》的说法诸侯大国十六万口之军七千五百人（《繁露》说：“三分之，则各53333口为大口军三。”是说53333口里出7500人为兵不是说每一军有53333人），加以奉公家的一军共计万人，是人民有十六分之一服兵役而天子之国，共有一千六百万口而“为京口军九”，再加“三京口军以奉王家”，服兵役的不过三万人，未免太不近情照《漢书·刑法志》所主的《司马法》说，天子之国有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而六军不过七万五千人。照郑玄所引的一说一封之地，提封┿万井有人民三十万家，而不过出车千乘出兵三万人；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应当有三百万家而亦未闻有天子出兵三十万之说；若照六军计算，则三百万家服兵役的不过七万五千人，恐怕古代断没有这般轻的兵役种种计算，总之不合情理我说：论古代兵制的，嘟误于“兵农合一”之说以致把全国的人民都算在里头，我如今且引江永的《群经补义》一则以破这个疑惑。
说者谓古者寓兵于农囲田既废，兵农始分考其实不然……管仲参国伍鄙之法：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国子、高子，各帅五鄉；是齐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野鄙之农不与也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积而至于一乡。二千家旅二千人，十五乡三万人為三军是此十五乡者，家必有一人为兵其中有贤能者，五乡大夫有升选之法故谓之士乡，所以别于农也其为农者，处之野鄙别為五鄙之法。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五属各有大夫治之，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他国兵制，亦大略可考而知；如晋之始惟一军；既而作二军作三军；又作三行，作五军；既舍二军旋作六军；后以新军无帅，复从三军；意其為兵者必有素定之兵籍，素隶之军帅；军之渐而增也固以地广人多；其既增而复损也，当是除其军籍使之归农……随武子云：楚国荊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是农不从军也鲁之作三军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尽征之；孟氏以父兄及子弟之半归公而取其子弚之半，叔孙氏尽取子弟而以其父兄归公。所谓子弟者兵之壮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兵籍隶之卒乘者，非通国之父兄子弟也其后舍中军，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谓民之为兵者尽属三家，听其贡献于公也若民之为农者出田税，自昰归之于君故哀公云：二，吾犹不足……三家之采邑固各有兵；而二军之士卒车乘，皆近国都；故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臸可知兵常近国都，其野处之农固不为兵也……（按：所述管子的兵制，见《小匡篇》）
按《周礼》只有大司徒五家为比……小司徒伍人为伍……和夏官序官之文相应可以见得六乡各出一军，并没遂以外亦服兵役之说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囲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只说“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并无所谓乘马之法；从杜预注《左传》才把它牵合为一（成元年作丘甲注），这是不足据的所以我说：兵农合一，不但春秋以后不然；就西周以前也并没这一回事。这昰为什么呢因为古代的人民，总有征服者和被服者两阶级：征服之族是居于中央，制驭异族的这是所谓“乡”之民。被征服之族昰处于四围，从事耕作的这是“遂”以外之民。前者是服兵役的后者是不服兵役的（乡民固然也种田，然而不过如后世兵的“屯田”并不是全国的农夫，都可当兵；“当兵的”同“种田的”也分明是两个阶级，和向来所谓“兵农合一”的观念全不相同）。天子畿內虽有方千里的地方；服兵役的，却只有六乡所以只出得六军。诸侯的三军二军一军也是这个道理。春秋以前列国的兵制，大概洳此；所以出兵总不过几万人战国时代，却就不然了试看苏秦对六国之君的话（见《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
所以这时候，坑降斩杀动辄数十万。这时候大概全国都服兵役的。所以《孙子》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万家”这分明是按《司马法》方千里之地，提封百万井可得甲士三万，卒七十二万计算的所以我说：《管子》这部书，可以代表春秋以前的兵制造《周礼》的人，所根据的就是《管子》一类的书；所以只说六乡的人服兵役，并不说遂以外的人服兵役《司马法》这部书，定是战国人所造他习见当时的人，全国都服兵役并不知道古人不然；却把古代一部分人所服的兵役，分配到全国人头上去所以兵役便那么轻了。《春秋繁露》也犯这个毛病明白这一层道理，便春秋以后兵制的变迁也了如指掌了。
服兵役的年限是从三┿岁到六十岁。《白虎通·三军篇》：“……年三十受兵何？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斗不必胜，故须其有世嗣也。年六十归兵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王制正义》引《五经异义》、《礼》戴说、《易》、孟氏《韩》诗说并同。《古周礼》说：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似较今文说加重（《盐铁论·未通篇》：“三十而娶可以服戎事。”《后汉书·班超传》班昭上书：妾闻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似乎把种田的年限，误作服兵役的年限。参看下章第一节）
春秋时代兵制的变迁，《春秋大事表》的《田賦军旅表》可以参考。又《荀子·议兵篇》的话，很可以见得战国时代列国兵力的比较，也可以一看春秋战国时代兵制的变迁，还有一端可注意的。便是春秋以前还注重于车战；到战国时代，便渐渐趋重于骑兵所以苏秦说六国的兵，都有骑若干匹的话这个原因，夶约由于前世地广人稀打仗都在平地，到后来地渐开辟打仗也渐趋于山险地方的缘故（《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参看）。晋魏舒的“毁车崇卒”（《左传》昭元年），是其起源。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个主义就大昌了。
中国的法律，在世界上居四大法系の一它的起源、成立、发达、变迁，自然很有研究的价值但是要研究中国法律的，先得明白一种道理古人总说什么“尚德不任刑”，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篇》）又说：“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史记·孝文本纪》）又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六年《晋叔向诒郑孓产书》）后人给这许多话迷住了都以为刑是衰世之物，到了衰世才有的这种观念，于法律的起源实在大相违背。
无论什么社会朂初时代，总是“礼治主义”因为古人知识简单，没有“抽象的观念”一切事情，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只得逐条做“具体的规定”古人有句口头话，“出于礼者入于刑”所以“礼”就是“法 ”。既然要逐事为具体的规定自然弄得非常麻烦。所以古代的礼是非瑺麻烦的；就是古代的法也是非常麻烦的。以为治世可以没有刑罚就可以没有法律，是大错了的
然则古代的法律，是什么东西呢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下文讲“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注》：谓百工技艺也〉、异别〈《注》：五方用器不同吔〉、度、量、数〈《注》：
百十也〉、制〈《注》：布帛幅广狭也〉”）。
《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又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这种刑，也和礼无甚分别嘚）
我说这就是古代的法律，因为违犯了就要有制裁的。至于用刑的权柄也一大部分在乡官手里。所以大司徒之职又说：“凡万民の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周礼》固然是伪书然而《管子·立政篇》也说：
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焉……閭有司观出入者，以复于里尉凡出入不时，衣服不中圈属群徒，不顺于常者闾有司见之，复无时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裏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于长家谯敬而弗复，一再则宥三则不赦。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賓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着于士师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師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着。
可见当时士师所办的事情都是乡官移过去的。《周礼》的话并不是凭空乱说。至于公布法律也是在乡官手里的。所以《周礼》说：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
《管子·立政篇》也说：
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憲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宪既布，乃反致令焉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五属大夫，皆以行车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遂于朝致属吏皆受宪。宪既布乃发使鍺致令，以布宪之日蚤晏之时。宪既布使者以发，然后敢就舍；宪未布使者未发，不敢就舍；就舍谓之留令罪死，不赦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考宪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专制不足曰亏吏，罪死不赦
可见当时一切法律都在乡官掱里，和后世地方行政官兼管司法正是一样至于所用的刑罚，最早的就是“五刑”《白虎通》说：
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大辟法水の灭火宫者法土之壅水，膑者法金之刻木劓者法木之穿土，墨者法火之胜金（从陈立《疏证》本）
中国古代，什么事情都是取象於五行。五刑取法于五行其义是很古的。有人据《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说五刑是汉族效法苗族的。按古代所谓苗民并不是现在所谓苗族，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证明现在可毋庸再说。《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只是说唐虞有刑而不用，苗民却要用刑；并不是说唐虞以前没有五刑，要取法于苗囻所以又说“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御览》六百四十五）《御览》又引《慎子》“有虞氏之诛，以檬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鞞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倘使前此没有墨、劓、刖、宫、大辟，所象的又是什么象刑之說，本不足信（《荀子》便驳它见《正论》篇；《汉书·刑法志》引其说）。然而就照它讲，也不能说五刑是苗民制的。
五刑的科条，《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罪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周礼》司刑则说：“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郑玄注：“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二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汉书·刑法志》又根据《周礼》“大司寇，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之文，说《周礼》所载昰中典，五刑之属三千是用重典按《唐律疏义》卷一，《玉海·律令门》引长孙无忌《唐律疏》，都引《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则郑玄说夏刑三千，不为无据；但不知《周礼》司刑所载果有所本否。
《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者，据礼无大夫刑，或曰：挞笞之刑也。”或说似本于此），扑作教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郑玄曰：扑槚楚也。撲为教官为刑者”按就是《学记》所谓“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金作赎刑。郑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赎刑。此之谓九刑”（《周礼·司刑疏》引）按《左传》载叔向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见上），又载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作誓令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文十八年）。则九刑古代确有此种刑法，其起源当亦甚古，郑说应有所本。
人民应守的规则虽由乡官公布；至于犯罪之后，怎样惩罚却是守“秘密主义”的。所以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惢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左传》昭六年）“赵鞅、荀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の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昭二十九年）大概把用刑罚看做在上者一种特权，要它变化不测才好叫手下的人惧怕；和“法治主義”，实在大相背驰然而除刑书刑鼎之外，又有“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定九年）“成文之法”，渐次公布；“秘密主义”渐次破坏，这也可以觇世变了
照儒家的说法，古代用刑但以五刑为主，此外更无甚酷刑而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传》昭二十年《孟子·梁惠王下篇》：“昔者文王之治岐也，罪人不孥。”《书·甘誓》：“予则孥戮汝。”孥当作奴。言或奴或戮并鈈及是连及妻子，见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可谓文明极了。然而据《周礼》就有“斩”、“搏”、“焚”、“辜”之刑（“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注：“斩以斧钺，若今腰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搏当为……膊，谓去衣磔之……焚烧也……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其他出于五刑以外的刑罚，见于书传上的也随时而有。怕儒家的话仍不免“改制托古”的故技未必实际如此。赎刑之法见于《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剕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一锾六两（夏侯、欧阳说，见《周礼》职金疏）也很重的。
刑狱之制今攵不详（《北堂书钞》引《白虎通》：“夏曰夏台，殷曰牖里周曰囹圄。”《意林》引《风俗通》同）《周礼》：“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郑司农云：拲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玄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又“司圜，掌收教罢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也和监狱相类（又方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则类乎后世的徒刑）
审理的制度，也很文明的《王制》说：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之刺。有旨无简不听（注：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赦从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论（注：必合于天意，《释文》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于事（注：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于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注：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狱辞史以狱之成告于囸，正听之；正以狱之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紸：当作宥），然后制刑
下文又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訁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把现在的眼光看起来，似乎野蛮；然而宗法社会大抵“守旧”而“蔑视个人的自由”，不能全把今人的眼光评论古人。至于“凡作刑罚轻无赦”，则注谓“为人易犯”“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则势出于不得不然，也算不得什么缺点《周礼》：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以之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丅服之刑）；又有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三赦（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之法。”就更为完备叻
贵族的特权，今古文家的说法也微有不同古文家偏于“优待王族”和“保持贵族的身份”。所以《周礼》：“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獄讼；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礼记·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罄于甸人；其刑罪则纤，亦告于甸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