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摩森(天津)猎头机构,为天津企业提供专业的中高端人才招聘服务,是一家知名猎头公司,在天津猎头公司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是天津企业最值得信赖的猎头公司!
创建于1872年12月的招商局，与中信、华润、保利并称“四大财阀”，其发起人是北洋大臣李鸿章，唐廷枢、盛宣怀、郑观应等晚清有识之士将招商局打造成中国第一家巨头企业，成为清末洋务运动延续至今的仅存硕果。
清末，朝野上下顽固势力强大，大机器生产被视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被攻击为“以夷变夏”。1865年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1872年顽固派官员、内阁学士宋晋上奏折要求停止造船，理由是国家财政困难，不必在传统水师木船外再造轮船，增加巨额费用。这个提议遭到左宗棠、李鸿章的反对。
但是李鸿章提出了解决经费问题的具体建议——不仅要建造兵船，更要建造商船，设立经营民用商业运输的企业。也就是说，宋晋的奏折反而让李鸿章借力打力，把洋务运动又推进了一步。
招商局这个名字，来自李鸿章给慈禧太后的奏折，提议“招商成立轮船公司”。李鸿章的策略是，招商局应采取“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官方出纲领，董事会自立条款，“将来若有洋人嫉忌，官方可出面交涉，以为华商保护”。最后李鸿章说了一句话：“潮流如斯，势难阻遏！”这句话放到现在，对很多大型企业的转型仍然适用。
轮船招商局总部设在上海，李鸿章任命朱其昂任筹办。江浙一带的中国沙船商很多都在外国轮船公司投有巨资，对招商局的成立十分不满，即便朱其昂出身沙船世家，也不能化解矛盾。两个月后，1873年3月，李鸿章将当时名声最大的两个买办——原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原宝顺洋行买办徐润拉进招商局，唐廷枢任总办、徐润任会办，不久又增派自己的心腹幕僚盛怀宣出任会办，组成了早期招商局的铁三角阵容。
唐廷枢（1832－1892）生于广东香山县唐家村（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后来做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是他的族侄）。唐廷枢从小在香港教会学堂念书，后来离开香港到上海海关当英文翻译，又当上了怡和洋行的买办。在唐廷枢和徐润的努力之下，招商局的资本很快从最初的20万两扩大到100万两。
1873年，招商局轮船“伊敦号”由上海首航香港，开辟了中国第一条近海商业航线。同年，招商局开辟了中国至日本的远洋商业航线。清廷规定官物运输轮船招商局优先，所以招商局有了稳定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不到10年时间，货轮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多艘，总装载量近2万4千吨。
1877年，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倒闭，招商局收购了这家公司，包括16艘轮船和长江各埠及上海、天津、宁波各处的码头、栈房，实力超过英商怡和、太古两家轮船公司。但是这件事盛宣怀在操办过程中收受回佣，遭到御史的弹劾。之后，盛宣怀有三年时间不再过问招商局的事，而转向新的创业——他建议李鸿章开办电报局。
招商局仍在快速发展，先后在烟台、汉口、天津、汕头、福州、广州、香港及日本、新加坡等国的重港口增设了分局。1876年，受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唐廷枢完全脱离招商局，正式北上，专管开平煤矿。洋务派企业为他提供了进身的台阶，他被封为“道台”，其实也就相当于享受正局级待遇之类头衔，招商局差不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局级单位”。
1883年中法战争，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招商局遭遇困境，李鸿章不得不重组招商局，唐廷枢离开后，盛宣怀又回到招商局任督办。
早期招商局的第三位大佬，是写过《盛世危言》、提出著名“商战”思想的郑观应。他能入主招商局，是李鸿章持之以恒猎头的结果。
郑观应（1842—1922）出生于广东香山县雍陌村（今澳门）一个买办世家，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郑观应被延聘为总买办。太古轮船公司发展迅速，他也由此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包括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能耗、多揽客货等。
招商局成立之初，唐廷枢就暗中说动郑观应出钱入股，因此郑也是招商局的股东之一。1877年，郑观应与太古公司合同到期，唐廷枢竭力拉郑观应入局，太古方面高价挽留，郑观应难以拒绝老东家，又续签了五年，但招商局与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以“双寡头”方式垄断了江航运，两家公司利润连年大涨。
1881年，郑观应与太古公司的五年合同期即将到期。李鸿章仍没有放弃对这位经营奇才的追逐，亲自出马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郑观应“感悚交集”。不久后李鸿章南下上海，盛宣怀邀郑观应一同到吴淞口拜见李中堂。
在三人对谈中，盛宣怀提出两个观点，一是招商局目前经营格局尚不稳健，若不早日改组恐难自立；二是中国若是没有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会被洋人欺辱。郑观应终于答应转投招商局。1882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的合约期满，3月就任招商局帮办。这场旷日持久的猎头行动宣告成功。
但是郑观应在招商局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他的经营理念非常先进，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而招商局毕竟是“大国企”， 官吏推荐来任职的那些人毫无经验，想既当官而又不办事，只是坐支干薪。但是李鸿章认为，这种状况在官本位体制下无法改变，同时小蠹虫不足为患，因此并不试图过多改变现状。这让郑观应感到失望。
郑观应与盛宣怀互相欣赏，是一辈子的朋友，但他们在经营理念上始终格格不入。1911年1月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决定把铁路全部收归国有，这种经营理念与郑观应背道而驰，也影响了招商局的发展，导致整个民国时代招商局几乎停滞不前。（文：何玉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