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华夷杂处”之国，古代中山国、犬戎、狄人，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武陵蛮、山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胡进入中原，隋唐时期的回纥、党项、元明时代的苗、瑶、彝等接近汉族生活区，汉族生活

所以，对于这些“蛮夷”，必须运用合理的手段和政策才能推动华夷融合，减少不必要的冲突，今天我想谈谈明代有关苗民的政策。

苗民主要居住在今天的湖南、湖北西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及云贵高原广大地区，不仅在明清时期，在当代中国也是如此。

但是，明代的“生苗”行为大多不太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 因此明代中央政府对苗民“苗疆”实行军事管理。 其中拘留苗民最重要的手段是“苗疆边墙”。

“苗疆”是苗民世代聚居生活的地方总称，“苗疆边墙”是明朝政府防止苗民暴动的预防措施。

黔湘交接处苗疆设有秦汉至县城，《后汉书》年“秦昭王伐白起于滇，取‘蛮夷’始设黔中郡，汉改武陵郡”。

郡县设立辖下该地，实际上对“武陵蛮”的约束力极为有限，东汉以来，该地区民众发生叛乱的事迹载入史册。 唐宋时期这里设立羁州，苗民聚集的苗疆称为“生界”。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苗民都是不服管理，不听教化的化外之民的意思。

元代首次以“宣慰司”、“宣抚司”为职名的土司制度，由明朝政府继承，这些土司代行朝廷管辖，担负着安抚和教化“生界”苗民的重任。

明朝政府为了保障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直接统治，加强对西南广大地区的控制，沿袭了从历代遗留下来的江陵经湘西苗疆、经贵州全境直达云南的“黔中滇孔道”。

在此驿道的基础上，明朝政府在沿线的广布卫所，加强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管辖，同时设立土司“因地制宜”的招抚和苗民教化。

在招谕教化苗民的同时，驻防沿途卫所的兵也有利于对苗疆各地实行高压军事管制，对当地苗民叛乱绝对无情镇压，一方面确保驿站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将“生界”苗民归化内附。

这个驿站有多重要？ 因此，明代贵州省之所以能够设立行省，贵州省并不真正达到建省的标准。 相反，贵州不仅主体民族人口稀少，经济上也不能独立，需要向邻省求援。 贵州之所以能建省，完全归咎于这条“一条路线”。

明朝人自己说：“建贵州是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 山中箐穴多，水中不含汀，土中无货。 通计民屯只有十四万石，是天下第一不毛之地。 官戎岁仰湖广、四川二省，建本非都城之地，自古不入版图。 我因为云南，从那里借一线之路来到那里。 我知道一线之外，都有夷岭。 ”

明代人自己说贵州这里自古就不在版图之内，明朝为了直接统治云南，借用贵州的“一条路线”走来走去。 贵州除了这个驿站外都是蛮夷。

王性《广志绎》也表示：“该地阻止借一线之道入楚，两岸都是苗。” 这条“一条路线”通过明朝政府的维护，逐渐扩大影响力，巩固朝廷在贵州的统治，形成独特的“苗疆走廊”，促进西南边疆内地化。

经济手段只是明朝政府控制苗疆的手段之一，伴有胡萝卜的有大棒。 据统计，明代人表示，200多年来为了平定苗疆叛乱，明政府开展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达30余次，苗民叛乱不仅严重影响明政府地方治理的稳定，为此，苗疆边疆地区由卫主导设立营哨堡垒，朝廷

其中以萧授建造的“二十四堡垒”和张岳建造的“十三哨所”最为有名，“苗疆边壁”始于萧授的“二十四堡垒”。

宣德年间贵州铜仁苗乱，川黔湘各地的苗人纷纷叛乱。 萧教授一方面率领各路土司官兵发动叛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苗乱波及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萧教授说：“二十四筑堡，兵分戌，贼不顺。”最后苗乱渐渐平息。 萧教授一生都在努力稳定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民，他最成功的发明莫过于苗疆

寨堡是“生界”苗民与外界交流的控制关口，苗民往来贸易生活出入寨堡，一举在寨堡守军眼皮下进行，任何叛乱苗头都能迅速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寨堡的功能不仅仅是这些。 寨堡不仅可以建设在苗疆的边缘，而且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苗疆，让朝廷的政治影响力和有效统治深入苗疆腹地。

“苗疆走廊”和“苗疆边墙”为维护明政府在苗疆的统治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明政府对苗民的政策不仅如此，其中最残酷的莫过于“加紧苗拓业”。

“赶苗拓业”政策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该政策正史未见，但苗疆地区民间地方志、碑文、族谱等在该政策上有较多记录。

“赶苗拓业”又叫“追苗夺业”、“追苗夺籍”等，这个政策在元朝萌芽，盛行于明，一直持续到清朝。

明朝统治势力入侵湘西一带后，许多苗蛮、侗蛮及瑶蛮族叛乱。 明王朝当然无情地镇压了这些人的叛乱。 朱元璋在这些苗民居住区设立了许多卫所的监视和军事威慑，卫所需要屯田，必然一处需要大量农田。 于是这些卫所镇压苗民叛乱后，占领了当地良田，镇压了当地苗民，说着“追苗”，包围了地区

这个政策多么残酷啊？ 这么说来，当时有一个叫“都掌蛮”的古老农民部落。 在四川省住了几千年，有着极其古老的历史。 从景泰年间开始，都掌蛮持续叛乱，反抗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 明政府为此花了很多军费没能平息叛乱。

最终在万历元年，明政府发狠，一次调集四万大军入侵苗疆摧毁，斩首六千多人。 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了几千年的都掌已经消失了很多。 这块地毕竟归明政府管辖，但这件事在许多“赶苗拓业”事件中只是小事。

当然，《赶苗拓业》中最有名的事件还是万历三大特征之一的播州杨应龙的叛乱。 播州地自唐朝以来世代由杨氏一族统治，到明朝仍受杨氏一族统治。 名义上杨氏一族臣服明政府进贡，实际上播州杨氏是土皇帝，传入杨应龙时，已储备了空前的财富、人口和土地。 杨应龙野心逐渐高涨，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播州之乱”。

当时的明政府逐渐衰落，但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几个月来，从川黔楚湘陇秦等地调集大批军队，由四川巡抚李化龙率领，分八路围剿杨应龙，短短一百多天就直接平定了杨应龙的叛乱，杨应龙一族积累了七百多年的人口、土地、财富终于落入明政府手中。

镇压杨应龙之乱开拓苗疆土地，播州最终受明朝政府控制，但“加紧苗拓业”政策的残酷和血腥可见一斑。

总之，明朝政府在治理苗疆的政策上基本依靠土司制度，在按苗疆习俗治理的同时，利用军事威慑进行有效招商教化，逐步增强中央政府在再苗疆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实现“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