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即“溃烂而莫可救”，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再世，也难力挽狂澜。

《财经》新媒体重磅推出十年砍柴所著历史传记《大明余晖：1573—1644》，关注公众号“财经”（ID：mycaijing），自2017年7月18日起，每周二、周四、周六更新。

当笔者结束了67期连载后，依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总觉得自己有意犹未尽之感。虽然将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的故事讲完了，但如何解释其覆亡——即支撑这个王朝运行的士人政治，为什么到了山穷水尽之时？是否曾经有过柳暗花明的机会呢？因此觉得有再费一番笔墨解读这段帝国崩溃历程之必要。

一前一后拉扯着明帝国这驾老马车蹒跚前行的两个车夫：皇帝和文官集团，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中，是两种重要且常见的角色，不独见于明朝。但这两个角色，在明朝留给后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且困惑，因为他们呈现出的阴郁而怪异的精神气质也迥异于前代，说他们人格变态也毫不为过。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理论上有明朝皇帝那么专断的权力，但到了明末这种暴力威慑效能急剧递减，廷杖和杀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皇帝要么懒惰地躲起来，眼不见心不烦；要么拿着皮鞭日日夜夜监工，可还是玩不过长工们。文官们忠君爱国的调子一个比一个唱得好，有些人将顶撞东家被责罚看成是英勇壮举以为自己的被请可以让昏庸的东家醒悟，更有奸猾的雇工忽悠着东家而中饱私囊。皇帝进退失据，几乎束手无策。

开国者那种看起来严密无比能全面控制整个社会的设计，解决不了帝国的政治难题。皇帝和文官集团也没能及时地改弦易张，只能眼瞅着大船沉没。

士人政治的困局到了明末是何种状态？为什么没有找到破解的法子？从而导致了帝国的覆亡。我觉得得从士人集团与皇帝的关系之变迁，支撑帝制政治的儒家政治学到了明代的困境等诸方面做进一步分析。

一、皇帝与士大夫的蜜月是短暂的

钱穆先生说过：“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已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格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三联书店 2001年 ）

用士人为官，当然比裂土封侯或由高门豪族垄断官职要进步，也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和皇权的稳固。 “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句话是宋代的人说出来的，（参见张其凡《北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略说》）今天常被人引用来证明君臣关系之和谐，证明中国传统政治并非皇帝专制那样简单。

在一些史家看来，这一“共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种常态，只是和谐程度有差别而已。笔者用一个比喻理解这一判断，君主和士大夫阶层好比一对夫妇，有结缡成婚的阶段，有磨合适应的阶段，有甜美的蜜月阶段，也有情感发生变化彼此厌倦甚至产生怨恨的阶段。很不幸，这对夫妇到了明代已感情冷漠彼此关系紧张，甚至到了同床异梦的地步。

首先要分清楚，士大夫并不等同于士人，士人的范围肯定比士大夫广，在士人这个金字塔里，士大夫是顶端那一小部分。但没有稳定、庞大的士人阶层，其精英----士大夫则是无源之水，因此，我认为这种皇帝与士大夫的“共治”政治构架，可以名之为“士人政治”。

春秋时期，就有“士”这个概念，但当时的“士”只是社会等级中的一环，王、诸侯、大夫、士和庶民，士的地位是较低的。后来逐渐演变为士已不是一种社会等级，而是一种社会身份，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为首。尽管在四民中士的社会地位似乎优越，但并非天然表明一种社会等级。而且四民是之间是流动的，一个人可能农民，但他读书应考，有了功名就成了士，在没有做官前，这样的“士”照样会从事稼穑或商贾之业，所以说四民不像印度的种姓那样畛域分明。

士人到底什么时候和君主产生了彼此爱慕的情意，最后走到了一起？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各地诸侯、大夫唯力是举，霸权主义通行，原来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逐渐地弱化了，一个人只要肯学习，脑子不笨，懂得一些社会管理的知识，就可能出人头地。后来的“士”阶层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成形了，这些人是智力劳动者，当然和现在的科技人员不一样，他们的智力劳动就是为统治者治理社会提供智力支持，最好是自己出仕做官，走到前台来进行社会管理。孔子有教无类，其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当官，学“干禄”，这一点孔子自己也不讳言，所以说孔子的教育就是一种职业教育，专门培养公共管理人员。他的教育成果也不错，大批学生给诸侯或大夫作了家臣。

至少在孔子的时代，长达两千多年的“士”的定义基本上稳固了，就是当官和学习当官的那些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治人”的劳心者。不过那时候“士”的培训还没有被孔门一家垄断，除儒家外，法家、墨家、道家等等都在和他竞争，所以那时候的“士”不限于儒家。政治上的分裂也也使“士”的市场多元化，东边不亮西边亮，齐国不行咱去晋国，晋国不行咱还有秦国。伍子胥在楚国全家蒙冤，父兄被杀，自己差点人头落地，但可以跑到吴国寻找机会；李斯在楚国不甘愿当厕中之鼠，便去了秦国做仓中之鼠；商鞅在魏国很憋屈便渡河到秦国发展；苏秦之所以能让妻嫂前倨而后恭，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相对自由的市场里，“士”的价值能得到体现，各国的竞争造就了春秋战国时代读书人的黄金时代。

到了秦始皇灭六国，再到汉朝代替秦朝，天下一统，封建废而郡县始，学做官的读书人照理说市场更广阔，因为孔子的时代，“士”顶多是做家臣，封建主是世袭的，现在除了皇帝外，别的职位都对“士”开放，普通人可以像李斯那样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由此而来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士”的生产越来越标准化，春秋战国各类标准的人才都有用武之地，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士”的标准由儒家说了算，没办法，因为买家已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家变成了一家，按别的标准生产的“士”，皇帝家不买。尽管中国行秦制两千余年，都是儒表法里，王霸杂用，那些做到高官的儒士，用的手段也不尽是儒家的。但不管怎样，这些“士”，其产品上的标签多半是儒家的。

千年下来，江山轮流坐，各时代皇家对官员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儒家是一个相当能调整产品结构的企业，标签不变的情况下，不断与时俱进，改造产品，目的只有一个：继续主导官员市场。

尽管汉以后，儒家的产品质量体系成了官场的通行标准，但是在宋代以前，士也没有完全垄断了官场。比如汉代，由胥吏成为大官的人很多，这些人是技术官僚，说他们是儒士有些勉强，而且外戚和太监在后期的权力很大，他们在皇家这个唯一的大客户里争夺销售份额。到了晋代，门阀制度盛行，没有好出身，儒家的经典读得再好，也不能入高品。到了唐代，藩镇的力量很大，拥兵自重的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了算。

儒士真正的幸福时光是宋代，此时有点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的味道，别的政治势力基本上被排挤了，皇家就用儒士这一家的产品。但这种“共治”依然是不平等的，还是由买方说了算。不过此时为官的标准基本上是儒家一统， “学成文，货与帝王家”，这“艺”基本上就是儒家做官的学问，当然，儒家杂货铺里的东西也是变化的，产品也在更新换代，尤其汉晋以来佛教的东渐，儒家的货架上如果还是那几样东西，就会滞销。宋代的儒家就很会学佛家之长，来改进自己的产品。

朱子和陆氏两派，作为当时儒家这个大公司两大生产基地，尽管培训教材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产品服务对象基本一样，那就是皇家，只有皇帝才能买他们的产品，共同点远大于分歧。能不能卖个好价钱，完全取决于买家-----皇帝。

在宋代，买家是很不错的，所以儒生能说出“共治”这样的话，皇帝对文臣有相当的尊重，士与皇家的关系进入蜜月阶段。但这个关系是短暂的，三百年的宋代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

二、明朝士人解不开的死结：皇帝混蛋怎么办？

计六奇论明朝覆亡时说：“明朝制度详严，外戚不司权，宦官不与政，大臣无专制，藩镇无继世，夷狄不内处，汉唐以来之所以致亡者，本朝皆无焉。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做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然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 （《明季北略》 中华书局 1984年）

这种判断基本不差，尽管明朝有最大的政治毒瘤：太监乱政，但对皇权本身并没有构成什么危害，如刘瑾、魏忠贤这种掌握朝廷大权，让文武百官对其毕恭毕敬，甚至操纵了皇上。但这些大太监的权力只是皇权的分流，是皇帝委托他做事，主要是用来对付难缠的文官集团的，因此一旦没有皇帝的支持，大宦官一夜之间就会成为阶下囚。不像汉代和唐代末年，太监可以操纵皇位的继承和皇帝的生死。因此可说，明朝太监的危害主要是对士大夫阶层的，这也许是皇帝希望看到的。

这样一个看起来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相当详尽的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天敌，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外戚、宦官和边疆的夷狄，都不足以颠覆帝国，但为什么一场饥民造反，就让皇帝上吊呢？《明季北略》还记载了有关崇祯自缢前遗书另外的版本，和《明史》所采信的略有差异。书中说到对进城的李自成军队交待，百姓不可杀，文武百官可杀。就算这是当时的人臆断，但有所本，即崇祯恨百官已到咬牙切齿的地步，一个也不饶恕。而同书还记录太子被李自成俘虏后，对自成说，“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朝必至朝贺。”君臣之间恩断义绝甚至彼此怨恨的程度，真不可思议。

我以为，明之亡，正是就亡在这种控制术太详严了，看起来无懈可击，几乎把官吏、兵士和百姓都当成帝国机器上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部件。但机器部件也有生锈的时候，更何况人不是机器。特别是皇帝和士人阶层的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如公司董事长雇佣的高级经理人员，大多不把公司的利益放在心上，而是消极怠工或趁机揩油。重要原因是：董事长一开始就不信任不尊重他们，仅仅把他们看成打工仔，像防贼一样提防他们，最后贼越防越多。

这本来要相互依存共同治理帝国的两造，就如黄宗羲所说的：“缘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幕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明夷待访录。原臣》 《黄宗羲全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2年）这种理想状态，宋朝君臣庶几近之，而到了明朝，就大不一样了。

黄仁宇先生说到万历丁亥年（即十五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 1982年）他认为，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的“民穷”，“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明代的财税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同上）这已经是广为人知的洞见了，一个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的中央政权，到了后期。尽管整个国家的民间并非没有财富，但中央财政崩溃，无力应付重重危机。

这个局面的造成，原因就是建国初期，最高决策者的目的就是达到计六奇所说那样：“内重而外轻，君尊而臣卑，法相绳，权相制，虽有奸臣不能做大逆，虽有豪杰不能建奇功。”——为了政权的稳定，最大限度地扼杀权力体系内一切可能出现的变数，那么必然造成整个政治体制的僵化，政治体制的僵化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

十六世纪以及十七世纪初，当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工商业的份额越来越重，传统的农业社会结构有了变化的迹象，可僵化的政治体制不但没能因势利导地促进这种转型，而是阻碍了这种转型。支撑这种体制的意识形态——儒家的政治哲学没能及时为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提供养料，尽管一些思想超前的士人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在强大的旧体制面前，最终归于失败。政治体制僵化的重要表象是，治理帝国的两大主角：皇帝和文官集团的权力边界没有厘清，彼此关系十分紧张，更别说变革为一种新型的契约关系或同盟关系，连宋代那种君臣关系都不可能达到。如此，体制内不能顺应时势变革，那么整个国家不可能进行更大程度的政治变革，比如建立保护自由贸易的法律制度，开始重视保障民权等等。只能旧的权力体系在剧烈动荡中崩溃，整个国家付出惨痛代价后重新洗牌。

可以说，明代所迫切需要的变革基本上能梳理成这样一种路径：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中国的近代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比如近代保护工商的法律制度、金融保险制度、财政税收制度等等；而这些制度的建立则依赖于明朝政治体制即传统的士人政治出现变革；而这一政治体制变革又有赖于皇帝和文官集团关系的良性发展。

那么明朝的皇帝和文官集团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有过改良的契机？

明朝和宋代差不多，基本上是文官政治，军人被排斥在政治版图之外，不得干政。朱家做了董事长后，他能聘请的管理人员基本上出自儒门。这很不奇怪，首先是儒家提供的意识形态资源最适合皇帝治老百姓，产销对路，而且通过科举制的完备，官员的生产流程日益标准化，而且产品的原料基地也无限广阔。只有在科举制下，才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一种出身的人（明代有少量例外，如前期的宗室以及乐户），只要读书应考，在同一甄选标准下，都有希望当官。可以说，在现代民主制度诞生以前，科举制是公共管理最公平和科学的选拔机制。

和其他类型的职员相比，如武将、外戚，因科举而选拔的士是品质最有保证而且风险最小，他们不会像外戚或武将那样跋扈，篡位的可能性降低了许多。可以说，坚定不移地确定重用士大夫而非其他，看上去是赵匡胤个人确定的人才使用标准，但却是中国皇帝经过一朝朝、一代代宫廷政治斗争得出来的学问。因为和其他类型的职员相比，科举出身的士大夫最容易控制，他们通过严格的教育和考试，棱角磨平了，基本形成了一种有着相同职业伦理的共同体。从宋代以后，大官基本上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哪怕他们再有权，也很难出现曹操、司马昭、朱温那样的权臣，即使是小皇帝对其言听其从的张居正，以及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很难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敢造反的，只是少数怀才不遇的落第秀才。

科举时代被没有中式叫着“未售”，倒是十分贴切，通过考试做官，当然可以是想实现匡济天下之志，但说白了就是把自己卖给皇帝，和古代女人嫁给某家庶几相近。

产品只由孔门一家提供，虽然对皇权来说安全了许多，到后来还是会出问题。

宋代，皇家和士大夫阶层基本上是相互信任的，也就是所谓的“蜜月阶段”，但到了明朝二者的关系就大不一样了。余英时现在在《宋明理学和政治文化》一书中详论了此种变化。他说：“‘天下有道’自然是指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全面建立，并不止于政治秩序。但儒家自始便有另一预设，即政治秩序是‘天下有道’的始点。北宋儒学复兴仍然继承了这一预设。”（《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和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 广西师大出版社

毫无疑问，“天下有道”首先是“君王有道”，只有君王有道，儒士才能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才学。这个门槛实在太高了，因为有道君王基本上是奇缺动物，但在历史上大多数时期又不得不如此，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再有志向和才华的士大夫，也无用武之地。

君王和士人集团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标准改造对方，希望对方就范。从孔孟开始，儒家士大夫只有一种武器：道德教化，即替君王扛活，教化万民怎样遵循他们共同设计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教化君王。今天说西方宪政国家，是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总统是靠不住的，而制度是靠得住的，在制度的铁笼子下，人品再坏的总统也将受到种种制约。皇帝更是靠不住的玩意，中国的士人（到后来主要是儒家的士人）也一直想把皇帝关进笼子，好好听他们的话，可他们的笼子是细木条做的，尽管也有约束作用，但一个暴躁的猛兽是不难挣脱的。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推销“仁义”、“王道”之类的管理教材，按照他们心中的上古“尧舜”标准改造君王，其实尧舜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也没见过，所谓的尧舜是他们自己设计的尧舜，是一个希望君主就范的“笼子”。

经过多少年的磨合，为了统治的需要，君王基本上肯定了儒家那套管理教材的作用，也认可尧舜的标准，但让他们真正就范，几乎不可能。相反君王也一直在改造士人，希望将他们改造成听话的、能干的、廉洁的、没有多少棱角的职业经理人。这种改造比士人改造君主更成功，因为君主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整个大公司他控股，他用科举选拔、职务升迁、监察等等一系列奖惩机制控制士人阶层。

君主和士人，就像一对欢喜冤家，相互离不开但又彼此有怨言有冲突，磕磕碰碰往前走，到了宋代迎来了他们的蜜月阶段。

余英时说：“宋代皇权在积极方面还充分显示了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雅量。宋神宗时代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关键。他为了支持王安石施行新法，不惜公开接受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的原则。”“‘共定国是’成为有宋一代的‘不成文法’之后，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取得了制度性的基础。所以‘士’在宋代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发展了高度政治主体的意识。”他认为宋代的政治生态“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它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得君行道’的可能性。王安石和神宗的遇合更加强了他们的信心，认为皇帝是可以被说服，为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而共同努力。”（同上书）

宋代皇帝具有如此雅量的原因是多方面了，一是太祖的遗训一直强化后代皇帝善待士大夫、依靠士大夫的道德自觉，其二是在如上文所述，皇帝发现在所有可以仰仗的高级职员中，士大夫是最可控、对自身利益危害最小的一种，没有可以替代士大夫的备选人员，这是一种基于利益考量的现实选择。

宋代皇帝和士大夫的相互信任，为两宋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政治基础，当然因此而军力不强外敌难胜，演出了靖康之耻和崖山滔海的悲歌，但从内政来说，在中古时期，宋代的政治文明仍然让今人遥想不已。但即使如此，这种处决于皇帝个人的道德自律仍然是不可靠，是脆弱的，皇帝宾天新皇继位带来的政治风险虽也没法规避，即使同一个皇帝，对大臣的态度也可能发生巨变。王安石变法最后很不理想的结局就证明这点。而即使是宋代，能干的士大夫要想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同样得依靠皇帝，让皇帝授权给他，否则就是无源之水。

今天看来，士大夫依靠明君在位而带来天下太平，在宋代也是一种不容易实现的理想图景，那么对明朝的士人阶层来说，更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对明代政治生态和宋代政治生态的差异，余英时先生有过精到的论述。明朝皇帝和士人的普遍气质是阴郁和放纵共存。二者的关系也是相看两厌，密切协作的蜜月关系不复存。从朱元璋开始，就普遍地不信任读书人，千方百计防范读书人，儒士们用儒家学说编造的“笼子”在暴戾的猛兽面前越来越没用，皇帝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儒家学说，孟子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都成为了“反动言论”。

皇帝对士人态度变得功利与薄情是有其历史逻辑的。尽管科举出仕的士大夫是帝国这个家族公司危害性较小的一种管理人员，但长期依靠这一团体，这一团体逐渐强化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政治主体意识”，用现在的话来说，文官集团有了一种职业共同体的自觉，他们觉得自己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天下除了皇帝，没哪个阶层可以与“士”这个庞大的社会精英群体抗衡。家族公司究竟是属于董事长的，还是属于包括总经理、财务总监、行政总监、各地分公司经理这些管理层的？也让人产生了疑问。有道德操守有责任感的官员，会有一种道义上的优势，对皇家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广大民众利益的维护者，而对品行很差没有责任感的官员来说，职位不过是用来寻租的，皇家的江山成了他们的公共牧地。

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文臣，邀名的清官和图财的贪官对皇帝而言都很头疼。于是，必须从制度上对士人阶层尤其是当官的士大夫加强控制，从精神上摧残他们的自尊。明太祖废丞相和用廷杖便是此意，后来的皇帝重用太监也是这种需要。太监是皇帝的私家奴仆，用他们掌握特务组织来监视文官集团，当然会危害政治生态，但对单个的皇帝而言，是对维护皇权很有作用，所以这剂毒性很大的药，到明亡时都没办法舍弃。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士人怎么办？到了明朝，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政治理论已经陷入了一个无解的悖论。作为维持宗法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观，儒学一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与亲疏，并用礼法将这种格局固定下来，将家庭的伦理关系比附君臣，父子、夫妇与君臣相对应，如果这种伦理纲常不存，儒家的全部政治哲学毫无存在的基础了，他们必须维护这个。一旦维护这个就意味着他们要承认皇帝至高的权威，僭越、逾制和反叛一样是不可饶恕的。如果碰上一个能虚心纳谏的圣君当然不错，可要是个昏君呢？孟子作为一个不得志的民间知识分子，他敢于说出那些让朱元璋很愤怒的话来，可其后世弟子，真正入了庙堂，做个大官，碰到桀纣之君，是不敢主动搞汤武革命的。——一旦他们付诸革命的行动，哪怕理论上再修补，也违背了儒学的根本，和董卓、曹操又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的办法其实和嫁给一个混蛋丈夫的女子差不多，苦口婆心劝谏无效，只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希望老公能回头，却很难主动要求离婚，也没有这个文化环境，而混蛋丈夫则可以给她一纸休书。

对于明代的“士”和宋代的差别，余英时先生说：“明太祖为治理国家之故，不得不用‘士’，但内心对‘士’却十分憎恨，总是疑心‘士’不把他这个皇觉寺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放在眼里。所以他一方面设‘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科，强迫被征之‘士’不得抗拒，另一方面则对既已入仕之‘士’毫不尊重，稍有差错，不是‘屯田工役’，便是诛死。”（《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载《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广西师大出版社

明代近三百年中，除了有宣宗、仁宗这样对士人稍稍客气些的皇帝外，其他皇帝对士人，态度与乃祖基本一样，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

董事长和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或者说传统大家庭中的丈夫和妻子，关系如此恶化，原因就在明朝开国之初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防止皇帝的权力旁落，到了后来废相，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是皇帝，累是累点，但比较放心。可家族公司的继承者，哪有祖辈创业时的勤勉节俭，纨绔子弟一个人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这怎么应付得了，最后出现了非制度性的变异，要么由自己的贴身奴才太监揽权，要么由自己的董事会秘书——内阁大学士变成了宰相。但这种非制度性的变异后，政治是否清明更依赖于具体的个人，不确定性很大。

女怕嫁错郎，可既然生米煮成熟饭了，怎么办？况且天下男子多薄幸，儒家的政治哲学既然是建立在依托皇帝这一前提下，除了一遍遍说尧舜，说唐宗宋祖，希望圣上效法外，还有什么办法？

世上任何行动都会有相应的反弹。既然用完全功利、毫无人道关怀的法子对待士，同样，士也会有办法回应。 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世时，他这种完全把文人看成工具，给点草料，让他们像牛马一样耕田拉车，在强大的暴力威慑下，没人能反抗。但暴力的威慑效应总是递减的，这也是严刑峻法反贪只能暂时起作用的原因。朱元璋死后，渐渐地文臣们也找到法子对付皇帝了，他们人多势众，而且他们是智商高、读书多的社会精英，要对付皇帝，有的是办法。就如再强悍能干的董事长，时间长了，手下的员工总会有法子治你。

皇帝具有绝对的行政权力，这是硬权力，但这种硬权力的支撑点是儒学政治理论提供的。士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拥有对儒家政治理论的解释权。以理论解释权对最高权力，以软搏硬。通过士人一代代的努力，他们用一种看起来很柔软，但是让皇帝很难受的丝网来约束皇帝。和活着的皇帝争，他们抬出死人，这些死人是尧舜孔孟这些圣贤，也是太祖、成祖这些死去的皇帝。皇帝如果要公然违背礼法和祖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就是海瑞之类官员底气所在。越到王朝的后期，这种网的网眼越细密。所以正德帝宁愿去宣府、去豹房和一帮混混胡闹，也不愿看到总想给他套上笼头的群臣；嘉靖帝为了给本身父亲兴献王追尊皇帝称号，不惜放下身段派太监去贿赂有话语权的大臣；万历帝爱福王疏远光宗，却不敢违背嫡长继承的根本大法，只好消极抵抗，躲进深宫不见众臣；即使是崇祯这样英武决断，想有所作为不惜用过激手段对待群臣的皇帝，在议和、迁都这样的大问题上，也不敢一意孤行自作主张，害怕背负“政治上不正确”的历史包袱。皇帝，同样怕犯路线错误，这“路线”的解释权，皇帝一直想拿过去，士或者说文官集团一直不撒手，皇帝气急了，便来硬手法，用廷杖、杀头来威胁，最后两败俱伤。

除了用礼法、祖制抗击皇帝的绝对权力，另外一类出仕的士大夫，便利用朝廷给他的权力谋私，反正这天下不是自己的，能捞好处先捞着再说。因为这江山既不是百姓的，也不是某个官员的，皇家哪能看管住这么多遍布全国各地的官吏。宋代皇帝对士大夫远比明代皇帝宽厚，宋代的律法不如明代严酷，可是宋代的吏治却比明代好，宋代士大夫的忠诚度也远比明代士大夫强，宋末那些前赴后继殉难的士大夫是在报赵宋养士之恩。说起来道理也简单，宋代皇帝优待士大夫，让文官们觉得赵宋这个大公司，管理人员也持有股份。而到了明朝，总是提醒管理层，股份全是朱家的，你们都是打工拿工资的，而且薪水还不高。那么整天叫嚷着加强管理、严明纪律，或者灌输爱厂如家，厂兴我荣的观念有啥用？企业做大做强到底和我有啥关系，员工只关心眼前的利益。因为对单个员工来说，明天太不可知，东家的利益和他本人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因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大权基本上由士人集团把持，于是王朝初期一些对官员带有侮辱性的惩戒措施，其功效竟然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如廷杖，就是太祖从肉体到精神对受刑者双重惩罚，可是到了后来，受廷杖的官员竟然成了英雄，被朝野人士广为尊重。就如一个管理模式僵化的大企业的政工干部，批评某些职员不尊重领导、思想有问题、不热爱集体等等，一开始可能是一种羞辱。可时间一长，还动辄对自己不喜欢的员工如此批评，被批评被处罚的员工也许在多数同事心中，是敢顶撞领导的英雄，被批评者反而以此为荣。不人性的管理方式，必然催生出畸形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到了万历朝，更是“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端文公年谱》）领导表扬的，大伙儿不以为然甚至嘲讽，领导批评的，大伙反而同情支持赞扬。

正德帝死后，无子嗣也无亲兄弟，他的堂弟嘉靖帝从藩邸进京继承大统，发生在明朝中叶的帝系这次变故，可视为明朝君臣关系一次拐点。

嘉靖之前的三代皇帝，分别是宪宗、孝宗和武宗。宪宗本人因童年时，生父英宗土木堡之变被俘，叔父代宗即皇帝位，自己的东宫地位一度被废，在危机四伏的深宫中有幸保全性命，因此和大他十余岁的万贵妃发生畸恋，其性格也变得敏感、懦弱而固执。宪宗在位二十八年，任用汪直等太监，设立了比东厂还残酷的西厂，监视文武百官，监控民间舆论。孝宗是明代十六帝中少有的几位仁君之一，大胆使用一批贤明的官员，明朝政局为之一新，这是让后世士人给予很高评价的十八年；到了他的儿子武宗正德帝即位后，这位有着顽童气质的皇帝，放荡不羁行为乖张，痛恨文官集团以礼法束缚他，有意用匪夷所思的行为和文官集团针锋相对，文官集团只有恨铁不成钢的叹息。荒唐武宗壮年死去后，远在湖北的堂弟，即后来的嘉靖按帝系继承顺序进京即位。

当时的嘉靖才十六岁，在离京城遥远的江汉平原上长大，皇帝之大位，对他而言有点天上掉馅饼的味道。对这样一个“乡巴佬”，吸取武宗教训的大臣，一开始就想先发制人，把少年皇帝的行为、思想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来，让他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城。

哪知道他们碰到了一个要比武宗厉害多的角色，他认为自己是继统不继嗣，皇帝按顺序该自己做，自己没必要给死去十八年的伯父当儿子。因此他根本不愿意以皇太子的身份进宫，局面僵持下来了。

原则问题上嘉靖毫不让步，大臣只好让步，让他以拜谒寡嫂-----武宗皇后的名义进宫。这个有心计而倔犟的少年登上皇位后，文官集团逐渐见识了嘉靖帝的手腕。不久后就爆发了嘉靖要追尊本生父亲献王为皇帝的“大礼议”事件，这件事影响了整个嘉靖朝的政治格局和施政风格。

面对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文官集团即士大夫集团最后一点可以制约皇帝的，就是对传统礼法以及儒家学说的解释权，如果连这个阵地也放弃了，那么对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再没有什么法子了。这也就是今天的人为什么难以理解，皇帝的老爸是谁，成为帝国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对礼法的解释上，文官集团惨烈地抵抗，最后在大学士杨廷和的儿子杨慎带领下，在午门前长跪，呼天喊天，叫着太祖高皇帝的庙号，给皇帝以道德的压力。——试问一下，此种行径，和遇人不淑的妻子，在儿女亲戚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争取舆论之同情有什么区别？这次宫前文官集团的悲情秀，其实和静坐、绝食、游行示威也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次集体行动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事先在组织时，那些害怕皇帝报复而不愿去的官员，成为其他官员眼中的“败类”，如果今天看来，人家有选择“去”或“不去”的自由，多数官员强迫少数官员那样做，就是群众暴力。但那时候多数官员心里都有一种道义上的优越感，表面上他们如此做自认为是维护礼法的严肃性，也就是忠于太祖高皇帝创立的大明朝，懦弱怕死的文官是不忠不孝。但实质上我认为可以这样解读：他们在维护整个文官集体的共同利益，如果礼法的解释权被皇帝把持，我们这些当臣子的该怎么混，因此这个集团中每个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和皇帝力争。

“大礼议”让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公开化，摆到了桌面上，这让年轻的嘉靖很恼火。中国人一向是不到不得已时刻，哪怕私下来你争我夺，表面上是不会撕破面子的。文官们集体静坐、哭闹在皇帝开来就是公开威胁他，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在政治权力方面，皇帝是绝对的强势，在明初设计的制度下，他如何处置官员都有合法性，于是被逼到墙根上的嘉靖帝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最后的手段即暴力解决问题。这次文官集团集体静坐示威的结局大家知道，许多大臣被廷杖，有人当场被杖死，牵头的几个廷杖后被削籍和流放。而且儒家的礼法也是有弹性的，灰色地带很大，并非现在的成文法那样明确，文官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分化的。因此才有张璁、桂萼等人站出来替皇帝解套，他们同样援引儒家伦理，解释皇帝的做法和礼法并无冲突。张、桂二人当时在士林中声名很差，关键的原因不是他们巴结皇帝，本身忠君、爱君和巴结皇帝有时完全可以取得一致，关键是他们替皇帝解除了文官集团的武装，他俩出卖了士人们的利益，所以不能被士林原谅。

“大礼议”之争最后皇帝胜了，但是惨胜。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关系比武宗时还要紧张，政治生态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嘉靖后来干脆躲进深宫修道，用私下里给大臣下“最高指示”的单线联系法，控制朝局。由于这样的统治术，任用严嵩这类人当文官领袖就毫不奇怪了，因为严嵩这样的人不管整个国家以及整个文官集团利益，也不管什么儒家伦理道德，毫无条件地按皇帝旨意办事。当然，他得到的酬庸就是拿公权力为自己谋私。

嘉靖皇帝的作为，让文官集团无计可施，所谓的礼法对皇帝的制约实在太有限，这个现实文官们没几个不明白。那么文官们寻找别的出路，即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也是自然之事。

政治变革当然需要理论上的突破。明朝中后期恶化的政治生态，加上民间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商人地位的提高，王阳明“觉民行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诞生的，他的弟子们以及服膺其学说的士人，走得更远，甚至开始以“讲会”、“结盟”的形式，试图在社会组织上进行探索。

嘉靖继位时，明朝的暮气已经显露出来，先有朱宸濠南昌叛乱，紧接着东南沿海受到本国海岛和盗纠合日本浪人的不时袭击，但不足以对这个庞大的帝国构成根本的威胁。广土众民的明帝国，大多数地区承平近两个世纪，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坚韧和勤劳精神，只要不打仗不内乱，经济就会繁荣起来，尤其是东南一带，棉花和番薯、玉米这些来自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各种工业作坊的增多，商业贸易日益活跃，一大批因贸易而出现的市镇遍布江南。尽管王朝的公共财政由于体制的原因并无多少起色，但民间尤其是南方确实一派繁荣。

经济的繁荣必然引起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的变化。余英时的《儒家伦理和商人精神》一书对此种变化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士人和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开始变得非常模糊。”“15、16世纪儒学的转形移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大体言之，这是儒学的内在动力和社会、政治的变动交互影响的结果。以外缘的影响而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弃儒就贾’的社会运动和专制皇权恶化所造成的政治僵局。这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前者以财富开拓了民间社会，因而为儒家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新的条件；后者则堵塞了儒家欲凭借朝廷以改革政治的旧途径。”王阳明先生横空出世决非偶然，他重视社会其他阶层特别是商人的价值，说出“四民异业而同道”，既有广阔的社会背景，也有他自己人生经历的缘故。刘瑾当朝，因直谏而几乎死于廷杖的他，逃命到贵州深山老林，龙场顿悟后，阐发“致良知”之说。皇帝不可靠，“得君行道”的难度系数太高，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实现，只能把眼光投向民间，“觉民行道”。（可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如上文所述，到了嘉靖年间，政治生态并没有改良，甚至是进一步恶化。

可有这种思想的只是王阳明先生以及他的一些弟子，大多数儒家知识分子视之为怪诞之说，而且怎样“觉”，如何“觉”是个问题，能不能和皇权彻底告别？王阳明并没有给后世留下答案，他的徒子徒孙们进行的探索，有些难免让人诟病为“王学末流”。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王阳明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对皇帝失望归失望，但还是在失望中寻找希望，希望能够改造皇帝成为圣贤之君，使皇帝能在士人集团推崇的游戏规则内行事，如此社会变革成本自然是最低的。

四、张居正在旧框架下的努力和帝国的惰性

嘉靖之后的穆宗隆庆帝，是一个平庸厚道的皇帝，这样的皇帝对整个国家尤其是文官集团是个福音。——因为大臣篡位的风险在明朝几乎不存在，那么皇帝平庸一些，会更加仰仗大臣。在那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二百年的和平，科举制的严格施行，治理国家的人才从来不缺，关键是政治体制是否给人才出头的机会而不是逆向淘汰。穆宗的个人无为反而导致大臣有为，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才能出众的大臣在穆宗朝走上了重要的岗位。

穆宗死后，年幼的万历帝即位。帝师兼首辅张居正主导了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是旧框架下最后一次努力，他的经验是无法拷贝的。首先他个人胆略、见识和行政才能，几百年内无过其右者；年幼的皇帝和开明的太后对他言听计从；稳定的文官制度使一大批人才走进仕途；国内虽有隐忧但矛盾还没有尖锐起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南方民间经济一片繁荣；南方的蒙古部落虽不时骚扰，但对整个帝国不构成根本威胁，后来的俺打封贡更使北部边疆和平状态维持了几十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平定。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让明帝国“几近于富强”，但他不可能也不敢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可以说他是在基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最大限度的挖潜。就如一块耕种多年的土地，肥力大不如从前，但碰上一年风调雨顺，耕作者勤快，能及时施肥，也可能获得丰收。——只是这种丰收的条件太高了。

被后世一再称赞的“一条鞭法”在张居正当政前已在一些地区试验过，他当政时予以提倡，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相差甚大，并未能在全国推广；他的考成法也不过是在现有制度下管理技术上有所进步，使行政效率得到提高；他的清丈田亩算是“存量盘活”，本身没有改革帝国公共财政的来源问题：还是主要依靠农业并非是其他产业。黄仁宇先生评价道：“因为张居正将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收集更加准确的财政数据、实施现行的税法和充实国库方面，因此从来也没有能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尽管他的初步措施可能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改革，但是这些措施本身不会导致任何制度性的变革。”（《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而且，张居正的改革有所成就的前提是：继续加强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权威，控制舆论，政府对经济生活更加积极性地干预。比如他用霹雳手段打压言官的不同意见；他为了节省经费减少生员数额得罪了他本来需要仰仗的士人阶层；他拆毁书院防范民间议论朝政和士人结社。这和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变革是背道而驰的，即确立促进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比如舆论开放，地方分权，市民意识逐渐培育而代替臣民意识，政府对工商业孤立而不干预等等。所以黄仁宇说：“他的方法是以政权强制为条件，国家的财政机器被迫高速运转，从来不进行大的检修。这样做必然会受到抵制，他自己也是祸发身后，蒙受耻辱。最近的结果就是他的政策被废除，而且官僚集团也开始分裂。”（同上）

这种近似于饮鸩止渴的改革，使帝国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都由于根本的政治制度不改革，帝国的公共财政并没有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稳定的增长法子，短时间的富足并不足恃。张居正死后，三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就把他积攒的家底耗得一干二净。

而且张居正的改革和王安石一样，必须依靠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支持，尤其是在得罪强大的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皇帝的支持是改革成败的关键。这样的改革基础是脆弱的，因为个人是不可靠的。

由于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变革，皇帝本人的素养和行为，特别是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决定着帝国政治的好坏和国势的强弱。张居正被清算后，除了太仓库里多了些银子，一切照旧。这可怕的帝国惰性。

因为建储这一国家最根本的政治问题上，万历帝和群臣长时间明争暗斗，更加剧了这一老大帝国的惰性。

争国本和大礼议有相似之处，依然是文官集团和皇帝争夺礼法的解释权。在这场争端中，文官集团再一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解释者和守护者自居。

嫡长子继承制是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定下的根本大法——在皇权时代，没有比帝位继承更重要的政治了。这一根本大法是为了确保王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朱元璋在技术层面上尽最大努力削弱了文臣、武将、外戚、太监危及皇权的可能，让你们彼此牵扯彼此打架，谁也不能大权独揽，皇帝成为最高仲裁者。那么剩下的最大危险就是宗室内部的斗争，为了皇位兄弟阋于墙的事数不胜数。朱元璋确定了嫡长制，皇后有儿子，则有皇后出生的长子继承皇位，皇后无儿子，则有众妃所生最年长的皇子继承。这样的法律非常刚性，减少了不确定性。那么有人问，这种办法不就是把决定权交给老天么？谁先生出来谁就能继承皇位，哪怕他是个傻子？确实如此，但不得不如此，其实在稳定的制度下，皇帝本人的聪明才智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仁宗和穆宗，都比较平庸，但他们敢放手让能干的大臣挑重担，这两位皇帝在位时政治比较清明；而崇祯智商高，人也能干，可任用非人，朝局一团糟，终于亡国。如果在众儿子里面不论长幼，而是选贤者继位，估计每一个皇帝死后都可能有宫廷政变-----只要他有好几个儿子。谁能干谁不能干谁贤明谁不贤明这种判断在现实政治斗争中根本没有标准，只能经过类似玄武门政变那样残酷的暴力斗争决定胜负。

为了防止皇室内部的斗争，朱元璋借鉴前代创建了封藩制度。在唐宋时期，皇室人员尤其是皇子可以兼任行政职务，比如李世民做过尚书令，太宗赵光义做过首都的市长，这太可怕了，掌握实权的非嫡长子，完全可以把法定继承人架空。朱元璋规定宗室人员不许应科举（后期才有所松动），不许做官。东宫以外的皇子，一成年就封藩到外地，饱食终日，像猪牛一样被朝廷养起来，哪怕老爸死了，不接到新君的圣旨是不能回京奔丧的。饶是如此防范，也不能阻止朱棣兴兵，夺了侄儿建文的皇位。——当然，和历史上每一个政变的人一样，他们都会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是“清君侧”，就是“靖难”。朱棣自己开了个恶劣的先例，但是它不会希望别人效仿。就如世上造反者夺江山的时候，绝对是“造反有理”，一旦坐了江山，一定会宣扬“造反有罪”。朱棣本人喜欢二儿子高煦胜于长子高炽 ，但权衡再三还是把皇位给了长子，因为他让这种任意变动皇储成为习惯法，身后整个王朝每次最高权力交替注定会在血雨腥风中进行。

万历帝碰到了和成祖朱棣一样的难题，他喜欢和宠爱的贵妃郑氏所生的三子常洵，而不喜欢和宫女春风一度而生的长子常洛。但是他没有勇气公开破坏这个根本大法，只能想种种办法拖延册立常洛为皇储。可这点心思，早被众臣看得清清楚楚。册立谁为东宫，已经不是皇家的家务事，而是文官集团必须守住的底线。如果任凭皇帝破坏根本大法，那么文官集团所依赖的政治理论-----儒家倡导的礼法被破坏了，士人阶层失去了生存的道义基础，也将礼法解释权拱手让与皇帝，那还混什么混？就如“大礼议”一样，国本之争关系到整个文官集团甚至是士人阶层的共同政治命运，焉能不据理力争？我们看到，万历朝唯独在国本之争上，文官集团空前团结，没人敢冒天下大不韪替皇帝分忧解难。因为这样做他自绝于天下士林，连皇帝胜任的首辅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敢含糊。

在强大的礼法和文官集团的万众一心面前，握有最高世俗权力的万历帝势单力薄，不得不让步，但他内心的愤怒和挫败感可想而知，感觉到自己一个皇帝，大事根本做不了主，他便开始倦政了，躲在深宫不出，对那些有意和自己作对的文臣，眼不见心不烦。

在明朝那样的政治体制下，像争国本这样的大政，几乎很难找到万历帝和文官集团都满意的解决方式？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通过博弈彼此让步达成协议的可能。总不能让两个皇子来竞选，大伙儿投票。在那时这种办法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只会使党争更加剧烈。——此党争非现代国家在议会中公开的党争。国本之争是万历朝甚至整个明朝晚期政治的转折点，从此君臣几乎势若水火，依赖于君臣协作的帝国政治怎么可能好起来？在万历朝张居正“夺情”和争国本两件大事中，当时最优秀的士大夫几乎都走上前台，站在皇帝的对立面，比如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邹元标等等。也因为君臣的剧烈对抗，万历朝后期出现了大批重要职位缺人，皇帝故意不给补充新员的怪事。朝廷对整个帝国各方面的控制力越来越下降了。

支撑帝国的儒家学说也无法应对新的形势，变得陈旧、落后而保守。作为这种陈旧保守落后的体现是，大批士大夫在道德上急剧堕落，作为社会经营层的士人，其公共形象越来越不堪，看看《儒林外史》就知道，士人在民众心目中，已经不是先进思想的代表者，而是一群逐臭追腥之徒，李贽愤怒地形容这些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形若狗彘然也。”（李贽《初谭集。三教归儒学》 《李贽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帝国的政治制度到了万历朝已经惰性重重，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且当时整个帝国也初步具备了政治改革的条件。与之相对是支撑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需要改革，这一使命当然应该落到士人阶层身上。

先说经济，万历朝因君臣相争，皇帝倦政，强大的中央政权变得消极起来，对基层和民间的控制减弱，这种态势利弊皆有。在经济发展上倒是件好事，中国老百姓从来不缺工商业的天赋，嘉靖朝一再重申的海禁，到了万历朝基本上已经废弛，多年来由朝廷通过朝贡方式的海外贸易之垄断被打破，民间参与了海外贸易，中国的“海盗”成为海洋贸易的秩序维护者，官府管制减弱的经济比嘉靖朝更加繁荣。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可看出，晚明的制造业是何等的发达，制造业的发达必然带动了商贸业。商贸业发达促进了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带来了文艺、思想的活跃，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市民的权利意识有所觉醒。比起王阳明所在的嘉靖时代，一些知识分子走得更远，出现了何心隐、颜山农、李贽这样惊世骇俗的士人。王阳明作为一个因平定叛乱被封为侯爵的高级官员，他即便思想再超前，也不可能公开抨击政权所依靠的名教，而他身后的士人，比如他的弟子王艮、王畿等人就没有这么多的顾虑。到了李贽，更是敢于公开、直率地批判假道学和旧礼教。李贽的思想在当时无疑是叛逆的，他的出现说明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士人们相聚在一起议论学问和时政，进而依靠书院，结社建盟成为风气，朱元璋不许生员议政的卧碑文形同虚设。最有名的当然是江南的东林书院，顾宪成虽然不同意王阳明的学说，“力辟阳明无善无恶之学。”（《明史顾宪成传》），台湾学者吕妙芬说：“虽然东林派思想家对阳明学说和当时的阳明学者有许多批评和纠正之处，然而若从聚会讲学的形式和学术的传承看来，二者之间实有深密的关系。”（《阳明学士人社群》

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政者并非没有觉察到，张居正之后，接任的几任首辅，张四维出生于山西巨贾之家，申时行、王锡爵两位年兄弟则出生于经济最繁华、思想最活跃的地区——苏州府，而且都是见识广博的精英人物，万历帝本人的智力、学识也不低。

张居正死后，三大征花光了原来的国库积蓄。政府维持有效运转必须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当时的绝大部分财源依然来自田赋和政府控制的食盐专卖，以及项目多而进帐少的杂色收入。“一条鞭法”实行之初，诸多赋税和劳役合并为一种，并用货币量化，暂时减轻了农民负担。可是传统的财政体系没有质的变化，而监督官员的考成法又废除了，地方官员在朝廷的单一赋税之外，又巧立名目加派催科，免掉的苛捐杂税又活过来了而且更加厉害，陷入了秦晖先生所说的“黄宗羲定律”即“积重莫返之害”。（“何谓” 《明夷待访录。田制》 《黄宗羲全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一条鞭法”本身的设计就是对农业不利，田越多税越重，许多人宁愿抛却田亩进城做工经商。“务本者（务农）孑立之身并应租庸，逐末者（经商）千金之子不占一役。”（《隆庆实录》）

黄仁宇认为：“事实上，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10%，这看起来是很低的。王朝的建立者应该首先对这种情况的产生负有责任。洪武皇帝要求军队自给自足，乡村实行自治，这些措施不需要很高的税收水平。而且，他也通过大量印制宝钞的方法应付各种开支。一些地方志的作者曾经对明初土地税收水平低下进行过讨论。而各地税收定额一旦成为定制，就成为‘铁板税’，从不进行根本调整。可是各种耗派和役的征收却完全没有计划，容易暗中操作。中央政府不了解地方情况，而各省直官员却又缺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实行高税收的的可能性。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就能理解一方面底层农民被苛捐杂税闹得苦不堪言，而另一方面帝国的财政收入却没有起色，总是入不敷出。因为该收税的没有收上，应该免税的农民却屡屡加派，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最终影响到整个政权的稳定。再在农民身上做文章是竭泽而渔，万历帝未尝不知道此道理，所以他在后期尝试着加重向工商业征税，然而他的见识不错而具体的技术设计却专横而简单。派出“矿税使”多被史家认为是万历朝一大苛政。财税制度的改良必须依赖于整个政治制度的改良，像万历帝那样，简单粗暴地赋予亲信太监大权，外出征税。王命在身的太监们不以扶植产业、鼓励资本为任，而仅仅以揽财为目的，自然会敲榨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不管人家土地、住宅下有没有矿产，以开矿要挟富户；不管人家是提篮小卖的“武大郎”、“郓哥”之类，照样课以重税。这种征税方式演变成扼死、阻碍刚刚勃兴的工商业的杀鸡取卵式苛政。

万历帝在位四十八年，未能解决帝国的财政难题，其缘由是帝国的僵化的政治体制没有改变，政治改革远远滞后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李贽评传》作者许苏民评论道：“晚明史证明，要解决皇权和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同时也解决新兴的工商业经济与专制制度的矛盾，就必须切实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而抵制改革的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僵化的儒学意识形态。”（《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

万历帝未能进行政治改革，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和群臣已闹得不可开交，彼此厌烦，支撑帝国政治的君臣两造关系如此恶化，哪有政治改革的基础？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支撑僵化政治体制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整体上缺乏自我改良和革新的能力。王阳明以及服膺他的后学，这些先觉者的声音在帝国冷漠的旷野上是那样的微弱，他们被主流儒学视为叛逆，并借助政权的力量加以整肃。一旦意识形态上得不到突破，现代社会正常的现象，在明季倒会有损于政权稳定。比如朝野知识分子因门户之见分派结党，这在宪政国家很正常，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在议会完全可以争论不休，甚至肢体冲突。但是宪政体制是一整套精细的制度，能保证这种剧烈争论最后的裁决方式为各方认可，能最大限度保证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不伤害整个社会的稳定，反而是因为单个的矛盾因及时提出来争论并寻求解决，保证了社会稳定。而明朝的党争使政治生态更加恶化，最后的解决方式是暴力，是流血。民众以及官员对最高执政者的批评，本来也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可在明季，雒于仁那种对皇帝直率到露骨的批评，被视为沽名钓誉，激发了君臣的意气之争。

敢于批判专制政治体制“不过诱你作他作他奴才耳”（《李贽文集。柞林纪谭》）、敢于自我批评“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李贽文集。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的李卓吾先生，不容于世，以“敢倡乱道，祸世诬民”罪名被逮，于万历三十年三月（1602年）在北京割喉自杀。这个事件可视为一种象征：儒学内部自我更新的努力失败了，而促使这种努力失败的原因不是外部的力量，恰恰是内部强大的反对力量。

这个已经像花岗石一样僵硬的体制以及支撑他的儒学，对于思想上的“异端”和结社聚会却有着本能的敏感和防范，有张居正以强国为目的打压舆论在前，到熹宗朝魏忠贤当政时，干脆从肉体上消灭东林人士。“这一制度的延续是依靠不断强化文化上、政治上的统治来实现的。” “王朝的安全建立在思想教化、舆论控制以及监察官员和特务的监视之上。” （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万历帝不可能克服这种帝国的惰性，他的选择只能是在确保大权不旁落的底线时，躲进深宫，尽可能逃避帝国矛盾重重的现实，拖延下去，俟后来者解决。

五、皇帝与士人彻底决裂后的无力回天

使人感到吊诡的是，参与迫害李贽的两位官员张问达和冯应京，竟然是品行端正、见识不凡的君子，他们是东林的同道。主张改良的阵营中，思想略为保守的人忌恨走得更远的思想激进者，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这个悲剧也同样揭示儒学及儒家士人一大缺陷，动辄将学术问题、道德问题政治化，并以政治的方式解决，而政治解决，最终总不免于暴力。儒学弟子，无论是“君子”还是所谓的“小人”，很难做到李贽这样心胸宽广、对一切思潮都持包容的独立知识分子。少有包容“异端”的雅量是宋以后儒家的一大缺陷，针对不同意见不是平等地辩论，而是采取先师孔子的两手。先是动员自己的人“鸣鼓而攻之”，这一招不奏效，便学孔子诛少正卯，以思想言论入罪，借用政权的力量打压不同意见。

张、冯对李贽如此，后来的阉党对东林人士何尝不是如此。

东林人士集体罹祸，是一场明帝国自绝文脉、自掘坟墓的大悲剧。其惨烈之状，用东林孤儿黄宗羲的话来说：“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黄宗羲全集。东林学案》）

由于争国本、梃击案和移宫案中，东林诸君子坚决维护光宗和熹宗利益，因此熹宗登基后论功行赏，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人士身居要津担任重要官职，出现了短暂的“众正盈朝”。这个机遇为什么稍瞬即逝呢？更多的人从赵南星这些重要人物不知经权变通的性格作分析，固然有道理。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儒家价值标准下的君子，一定是这样的人物，比如海瑞。不愿意变通、坚持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是一种美德。他们在得志时坚持正邪不两立，鄙视纵横之术；失败时甘抛头颅用鲜血捍卫信念。东林人士对阳明说颇有微词，他们坚持的还是朱熹那一套，更把王艮、王畿、李贽这类人视为“狂徒”，恪守君臣之大义，即使被昏君杀死，也不能怨恨皇帝。杨涟被害前留下的血书写道：“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孔子云：‘托孤剂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以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与皇天厚土，天下万世矣。”高攀龙投水前的遗书则有：“君恩未报，愿结来生。乞使者执此报皇上。”（《东林本末。碧血录》

和王门弟子及李贽等人比较，东林人士更致力于用儒家传统的方式救国济民，即依靠皇上的信任，进行道德重建，培养一批清正廉明的官员，挽救大明帝国。与其说是皇帝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不如说那种政治制度不可能让他们得志。儒家士人内部的利益之争，使一批更保守更腐朽的官员借助皇权，消灭了东林人士。魏忠贤只是昏聩熹宗的全权代理人，借魏公公之力就是借皇权之力。

东林的悲剧再一次证明，皇帝不可靠，道德救国更不靠谱。东林诸君子被杀后，尽管后来崇祯予以频繁昭雪，但士林元气大伤。最后一批对皇帝还抱有幻想的士人，梦破灭了。崇祯一朝，士大夫更加无耻，他们看透了皇帝，不愿实心实意地为老板打工，皇帝可看穿了群臣，知道这些人没几个忠于自己，完全是阳奉阴违为个人谋利。

万历朝、熹宗朝留下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崇祯帝抓了一手烂牌，他怎么玩下去？万历帝可以将问题留给后人，崇祯帝连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危机迫在眉睫。后金越来越强大，已经从边境骚扰变为深入京畿；造反者越来越多，中原大乱。崇祯已经没有从容进行政治改革的时间了，他手下也没有张居正这种敢担当负责任并有远见卓识的帮手，只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顾此失彼，进退失据。为了对付后金和流寇，不得不加重农民赋税，而此措施又驱使更多的人参加造反，帝国的政治陷入恶性循环。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最高执政者的个人优点，如勤政敏锐于事无补，而其一些缺陷，如刚愎猜忌，则被无限地放大。帝国的行政机器低效运转，所有的重大问题最终都得让皇帝一人来决断，个人的缺陷可能导致“一言丧邦”。

明帝国到了崇祯手中，已经决策机制紊乱，且丧失了最基本的纠错能力，江南一带的经济繁荣，对解决危机并不能有什么帮助。就如一个人的身体，免疫能力丧失了，健全的四肢以及其他器官有什么用？一场感冒足以致命。

士人阶层更加分化了，行政系统的逆淘汰使奸佞之臣盘踞朝廷，一大批精英在野，无法进入权力版图。与天子守边、中原残破相对照的，便是江南一带，政治上实意、思想上苦闷的知识分子，只能追求生活享受和感官刺激，沉迷于酒色。当清朝定鼎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的自序所言，可以代表一代遗民的心态。他说：“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我以为明朝的覆亡简言之可以这样概括：僵化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对付经济层面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士人阶层内部的开明力量相比冰山一样的保守力量，过于弱小，立国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未能及时地自我更新并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资源。最后，积累的矛盾一起爆发，李闯成为了压断大明这头瘦骆驼的稻草。

明朝的覆亡并不值得惋惜，值得惋惜的这种覆亡换来的不是政治制度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大倒退。满清将明朝政治体制中专制的因素和自身部族统治的专制因素，杂交在一起发挥得淋漓尽致，统治者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行全面控制，晚明皇帝做不到的满清皇帝做到了，晚明不乏逆龙鳞的直臣，而清廷满朝大臣尽是奴才。中国人遭受的不仅仅是剃发易服的屈辱，丧失的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自尊感，而是明季开始的思想大解放戛然而止，更加专制的政治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中国的近代化延后了两百年。从1644年崇祯帝上吊推迟到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

崇祯帝自缢后五年即1649年，遥远的英国发生类似的事件，就如李闯进城逼死崇祯一样，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队战胜了国王的军队，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法院认定为“人民公敌”，判处死刑，押上了断头台。东西两个国家，几乎在相同的时期，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替。但英国比中国幸运多了，经过克伦威尔这个没有名号的国王独裁统治后，英国人认识到暴力革命的局限性，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权利法案》，确立君主立宪体制，这是英国人对全人类的贡献。英国的幸运当然离不开所处的文化环境，人家早在13世纪就有了大宪章，然后出现了议会，整个西欧的工商业繁华和文艺复兴，导致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除了基督教外，尚有古希腊的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学为英国等欧洲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

反观中华大地，在晚明时，科学技术已经开始落后于西方，比如机械制造方面，明朝和满清交战的决胜利器是来自西方的红夷大炮，天文历法也落后于西方，利玛窦用西方的历法纠正了明朝旧历法的诸多错误，更不用说机械制造业和天文历法所依靠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连中国人自豪的造纸术也不如西方，沈德符对此有记载。明朝对外贸易能够大获其利的原因不是自己掌握了先进的核心科技，而是靠众多的人民、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加上传统工艺取胜。我们还是用千年不变的产品和人做生意，比如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但晚明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不大，西方在科技上和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压倒性的优势，明朝的士人尚能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因这种自信，晚明的士林精英面对西方的科技和思想，比晚清的士人更加从容，没有晚清时的惊慌失措。所以利玛窦能得到晚明士人普遍的尊重，作为帝国长官意识形态的礼部尚书徐光启，能皈依天主教。这一切，放到两百多年后的晚清，都不可想象。魏源这些思想超前的士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誉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只是和清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较而言，魏源的见识甚至没有超过晚明的士林精英。

同一时期英国的内乱催生了宪政体制，而中国的内乱，让一个文化和制度更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将中国拉入更专制的历史隧道。这种看上去很偶然导致的差异，实际上在不同的土壤上已经种下了开不同花、结不同果的种子。

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的两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文化没有进步，只有退步，儒学更是走入一条死胡同，满清人杀金圣叹那一刀，使江南士气黯然收，传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变革更加不可能了。晚明培养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在国亡后成为遗民，其学说对当时的政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只能藏之名山启迪后人。顾炎武评价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亦是夫子自道：“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黄宗羲全集。思旧录》

如果没有甲申之变，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能否渐变下去，最后自我完成近代化转型呢？历史不容假设，真实的历史是，明朝丧失了一次次自我革新的机遇，从张居正主导的中兴之局，到遽然而亡，仅仅一个甲子。晚明儒学没有了魏晋以后和佛教竞争中吸收对方思想改造自我的能力，而以维护道统和维护皇权为前提的治国基本模式：君臣协作的士人政治已无路可走。

满清借一股穷小子入繁华都市的锐气，同高压的政策维持了两百多年的专制，这种统治还是不是传统的士人政治呢？钱穆说：“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改交付读书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三联书店 2001年）对传统政治制度抱有温情的钱穆也只能说“像是”，他不承认清朝是皇帝专制，但承认是部族专制。那么这样一个部族政权里，由汉族人为主体的士人阶层，怎么可能和皇帝博弈呢？臣与君不要说没有宋代的共治，连明代那种直谏、不畏廷杖的剧烈对抗形式也很难出现，大部分国事处决于乾纲独断，顶多是皇帝年幼决策权交与辅政四大臣这种部族内部的协商机制，没汉族士人什么事，他们只是拉磨的驴。到了太平天国起事后，八旗绿营糜烂，湘淮军趁势而起，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一批汉族知识分子崛起，掌握了实权，算是有点士人政治的味道。可是，曾、左、李、张诸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不是来延续士人政治的寿命，而是来集体谢幕的。1905年的废科举，则是正式宣布士人政治彻底死亡。

两百多年内人进我退，当欧洲人19世纪中叶用大炮敲开清帝国大门时，利玛窦的后代们再也不会像利玛窦那样谦卑地说，用他们的教义来“补儒”、“合儒”了，中国从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已经不是他们可以尊重的对手了。这个时候再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多少有点自欺欺人。古老的帝国不可避免地必须在经济、科技、政治思想、教育体制等等全方面以泰西为师。

1644年崇祯在煤山殉国，是个人的悲剧，是明帝国的悲剧，也是制度的悲剧、文化的悲剧。行文至此，唯有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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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李勇 责编 | 蒋诗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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