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声明] 本站所有资料由用户提供并上传，若内容存在侵权，请联系邮箱。资料中的图片、字体、音乐等需版权方额外授权，请谨慎使用。网站中党政主题相关内容(国旗、国徽、党徽)仅限个人学习分享使用，禁止广告使用和商用。

政治可以隔离一个民族，慈心却无远弗届。慈济进入大陆20年，提供了一个俗世心灵重建的样本

北京东花市大街枣苑小区门口，一家书店低调地开了许久，周围人很少知道这里便是在全球拥有20余万志工的慈济基金会在北京的驻地。白底浅黄纹的招牌上，除了印着繁体正楷的“静思书轩”并用英文标注了其为“Books & Cafe”外，没有任何多余信息。

透过落地玻璃窗，屋内的静谧沉稳隐隐透出，身穿白衣黑裙的全职志工穿梭其中。近门位置竖着一块与招牌同色系的标示牌，牌子上写的是6月份的讲座安排表。讲座多是关于心灵与健康的，从如何“转化恐惧为爱”到骨髓捐赠常识，从环保知识到养生保健。书轩的外厅陈列着慈济的各色产品和一架架书籍，内厅则摆着茶桌和藤椅，那是举办沙龙的地方。

每当讲座结束有人离开，身穿深蓝旗袍或白衣黑裙的志工便会先一步走到门口，拉开玻璃门送宾，鞠躬的同时，口中念念“感恩您”，有些人熟练地回以“感恩哦”，也有些人则忙不迭地说“谢谢”。显然，“感恩”这个词在他们口中颇有些不好意思说出来。

徐女士就是被这样的“感恩”吸引过来的。她住在书轩附近的社区，常从书轩门口经过，大约半年前终于忍不住好奇推门而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慈济是什么，也不信奉任何宗教。”直至如今，她也只是在闲时踱过来听听这里的讲座，有时候是养生，有时候是茶道或插花艺术，内容很多。偶尔她会带朋友一起来。“他们的志工都非常虔诚有礼貌，但他们不传教不布道，说的都是生活中用得到的知识，听听有些收获。”

与徐女士的观望态度不同的是徐晨。她是一名研究血液病的医生，白血病是她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一天，她给大家分享了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的基本常识，以打消大家对骨髓捐赠的恐惧和理解误区。她妹妹和母亲陪她一同前来。

研究血液病的徐晨非常清楚创立于1993年的慈济骨髓库与中华骨髓库的渊源。20年前，慈济在台湾成立“台湾骨髓捐赠资料中心”，2002年改称“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目前入库资料已超过32万人份。截至2010年年初，在实现捐赠的2000多份骨髓中，有882份捐给了大陆患者。在中华骨髓库建立之初，慈济骨髓库给与了诸多帮助与支持，并与其互通样本的检索。

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慈济在大陆的发展真切地印证了这句话。

慈济全称为“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由修行于台湾花莲县的比丘尼证严法师1966年创立。如今慈济已是台湾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证严法师也因此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如今，慈济在全世界五大洲均有分会和联络处，从事慈善、教育、医疗、文化、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境保护和小区志工等事业。在其医疗体系中，除了著名的慈济医院，还有为慈济医院培养人才的慈济医学院、慈济护专；在教育体系中，则有慈济幼儿园、小学、中学、专科学校和大学，推广和传播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而慈济的文化板块则拥有自己的出版社、电台、电视台……

在慈济，最为年轻却颇被看重的是环保事业。在台湾，仅台北就有4500个慈济环保站，每天参与工作的志工多达65000人，其中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占了很大比重。他们通常做的就是将原本混作一炉烧掉的垃圾进行分类，并且将可以回收的垃圾卖掉。“你知道吗？在台湾，因为有慈济环保站，垃圾焚烧量大大下降，现在很多焚烧炉根本就没东西可烧。”慈济基金会项目部主任陈明宏介绍。而环保站卖掉垃圾所得的钱，环保志工们将会捐献出来，支持了“传播大爱清流”的大爱电视台大部分运营开支。在东南亚的某些国家，环保志工们捐出来的钱还为当地穷人建立了低成本的洗肾中心。

作为传统宗教组织，慈济在科技应用上的心态却颇为开放包容。救灾需要大量快餐，证严法师希望发明出用冷水就泡得开的即食面饭，于是国际慈济人道援助会食品组召集人魏应充领走了这个任务。作为味全公司董事长，香积面的研发全程都在康师傅的生产线上实现。而在每一个慈济的会所，慈济志工们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那些深蓝色环保袋、T恤衫都是由矿泉水瓶回收后，经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抽纱织造而成，4个水瓶可以做一件T恤，9个塑料瓶就可做成一条毛巾，慈济赈灾用的毛毯也由这些回收材料制成。

慈济志工队伍庞大，很多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受人尊重，也有人原本是慈济帮助的对象。但在慈济，他们都是平等的，双手合十对每一位志工和参与者表示感恩，有需要时，他们随时可以俯身擦拭地面甚至清理卫生间。在慈济最重要的是去做，没人在乎你是谁。而这也许恰恰是身在其中的人最为感慨的。

志工每次出去赈灾或做社区探访，交通食宿的费用都需要由自己承担。“上人自己躬身劳作，不接受弟子供养，我们加入慈济便是受到了她的感召。”接受记者采访时，几乎每个慈济志工都会提到这一点。

事实上，如今的台湾，佛教已深入社会各个层面，并成为司法之外维持社会治安的一股重要的约束力量，也与行政当局公权力形成有力的互补机制。除了慈济之外，星云法师创办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创办的法鼓山以及惟觉法师创办的中台禅寺通常都会在赈灾时冲在前头。除了台湾本地，慈济的赈灾和慈善事业早已遍及全球，其志工也来自全世界各个国家，涵盖各种肤色、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每年过年，世界各地的弟子汇聚在证严法师位于花莲的静思精舍，仅是年夜饭就要摆200多桌。

6月15日下午，慈济委员姚莳菁身着深蓝旗袍，与身穿“蓝天白云”义工制服（蓝色旗袍和“蓝天白云”即蓝色上衣白色裤子是慈济志工在从事慈济志业时的正式制服）的丈夫介文清一起出现在位于静思书轩二楼的慈济会所。她平时在一家国际学校担任校长，在慈济的工作也偏向教育板块。在这个下午，她牵头组织了一场亲子教育活动，参与对象是来自各个协力组（在北京共有9个按地域划分的协力组）的志工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慈济，感恩、尊重和爱是最被重视的品质，体现在家庭关系中，便是父母与子女的正向互动，孝道的传承。“上人教导我们，是每一个人组成了家庭，家庭组成了社会。总有人说这个那个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里的人也是从一个个家庭中来的。”姚莳菁说。

“我们原本都不是慈济的弟子。”姚莳菁说，她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很小便已受洗，丈夫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此前她常去教会，也为穷人做发放。她最初接触慈济是在1998年左右，台湾开始在各学校推行《静思语》（证严法师的感悟集萃）教学，她需要与其他学校的老师互相交流教学方法。“那时候并没有将慈济的事放心上。年轻人嘛，总觉得很忙，忙家庭忙事业，没有时间去做志工。”她有空的时候，也会像徐女士一样去慈济的书轩听听手语教学、看看插花。

直到1999年台湾9·21地震发生，姚莳菁第一次觉得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在自己眼里似乎总在“教手语、插花和茶道”的组织了。地震发生于凌晨1：47，2：00时，证严法师便已指示成立救灾中心。2：30，大量慈济志工已经出现在赈灾一线，带去帐篷、睡袋、棉被、照明、口粮等物资，并迅速展开定点义诊和巡回医疗服务。姚莳菁被慈济的师兄师姐们叫上，一起走上街头为受灾同胞募款。“我很惊讶，他们为什么会在别人都往后躲的时候冲上去，为什么他们之间有如此强的号召力，那么多人立刻就联结起来了，不光要救灾，他们还细致地考虑怎么把失去家的孩子接出来，安排好，然后还要参与重建。”这让姚莳菁对这个几乎完全由志工组成的组织产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9·21地震后不久，姚莳菁和丈夫搬到了美国，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慈济人文学校较为系统的慈济文化熏陶。“我时常想，上人也是个女人，为什么她的心能容纳那么多？她做了一辈子慈济，却从未离开过台湾。她说：‘我不需要，只要弟子听话，你们就是我的手，你们就是我的脚’。上人的话能够入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做她要做的事。”而姚莳菁觉得证严法师的心里装的总是别人的需要，“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是幸福的。”

当时慈济在美国很重要的一块内容是慈善，比如每周固定去养老院陪伴，固定地为流浪者和流浪家庭提供热食发放。介文清说，去领取热食的流浪者什么人都有，当地的黑人、失业者，也有很少数的华人。与一般食物发放不同的是，慈济的志工在发放食物时，还会与这些人交谈，“我们会问他们为什么流浪，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些人因为失业，我们会告诉他们哪里有工作机会，哪里可以得到免费的培训，可以去什么地方申请救济金，不要总是在街头等着别人来帮你。”很多时候这种帮助会有效果，其中一个流浪家庭的孩子后来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读书。

除了慈善，姚莳菁和慈济教育板块的志工们也会推动对孩子们的教育，“比如有人把果园的果子捐出来，我们会带高中生去整理、包装、发放。我们也带当地的学生去认养公园，清理落叶，让孩子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生活在这个社区里，这个地方就和我有关。上人常说，‘做就对了’，一是要做对的事，一是要用对的方式做，但这些事需要不断去做，做了就会成为习惯，成为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如今，姚莳菁的一双儿女留在美国读书工作，她与丈夫来到北京。“我女儿上学时每个周末就会拉上同学把电饭锅都做上米饭，然后一大早去菜市场买菜做好了去发放，她不觉得这是额外的负担。”而让姚莳菁忍不住眼眶泛潮的小事，反而是女儿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有一年女儿生日，介文清正好在美国约她见面。她那天就起得特别早，做了20多个素三文治到公园里给露宿者发放早餐，这成了她对自己生日祝福的方式。姚莳菁相信，女儿从这样的付出中所获得幸福和快乐是真实而无法取代的。

姚莳菁不论去哪出差，都会在行李箱中留出一个位置给慈济的深蓝旗袍，“带着这一身行头，到哪儿有慈济的活动，都可以去出一份力。”她有时会这样提醒刚刚成为慈济受证志工的师姐要在每一次参加慈济活动的时候，都意识到自己的转变。

如今在大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志工成为慈济的受证志工。按照慈济的习惯，只有受证后的志工，才会拥有代表慈济的蓝色旗袍和蓝天白云制服，尚在受训的志工需身穿灰衣白裤，在足够了解慈济文化并确定以慈济事业为志后，才可受证。

从姚莳菁的角度看，受证并不意味着某种身份和光环，反而代表了更重的责任，“受证意味着你要皈依上人，要和她一条心。我在美国认识一个师姐，她甚至已经认养了一个疗养院（认养即表示她会每周都去服务，负责与这个疗养院的所有联系接洽等），但一直都没有受证，因为她觉得她所做的还不够。所以每个人心中对于受证的意义，也有不同的标尺。”

慈济第一次进入大陆源于1991年的赈灾。当时华东水灾肆虐，无数人流离失所，证严法师在台湾坐立难安，决定出手援助。但彼时两岸局势并不明朗，岛内对此反响巨大，有很多人都在骂证严法师，姚莳菁至今仍记得当时的反响，“他们说台湾人都还帮不过来，为什么要去帮他们？”但骂归骂，证严法师的决心已下。“当时上人说‘政治归政治，受难的是那些无辜的民众，众生平等，怎么可以不帮？’上人发愿，慈济的志工们便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之实现。”姚莳菁说。

原标题：马蔚华：公益和别的事情不一样

　　2013年5月8日，招商银行宣布马蔚华因年龄原因提出不再担任招行主要领导职务。对于这一卸任，有媒体用“蓝图未竟”形容。彼时他说：任何事业都不能一个人做完，他们的心我理解――对我充满了期待，但是事情再干五年、十年总是要不干的，与其那样，还不如早点退休。

　　2014年2月8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一届九次理事会举行，选举马蔚华担任第二届理事长。对于这一履新，所有人都充满期待。当下他则表示：公益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探索，想为国家的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也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公益时报》：你是怎样决定接任壹基金理事长这一职务的?

　　马蔚华：去年的5月份，我卸任了招行行长。在我还没卸任时，李连杰和王石就给我打电话说正好董事会换届，董事长这个事就你干了。后来他们还把这个写在了理事会的纪要里，怕我反悔。我也了解，做公益做壹基金不是一帆风顺的，有很多的矛盾、困难甚至是争议都会出现。

　　其实卸任行长以后，好多人找我做这做那，但是人的精力还是有限的。我之所以决定要做这件事，因为我进行了了解，了解后发现，公益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从制度到执行，都还有很多缺失，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存在很多差距，这些矛盾和困难暂时也解决不了，必须得不断探索。公益和别的事情不一样，我想在这个领域做一些探索，想为国家的公益事业做一点贡献。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也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公益时报》：你如何评价壹基金上一任理事会的工作?是否存有遗憾?

　　马蔚华：上一届工作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遗憾肯定有，源于各种各样的约束，在具体工作上比如网络公益应该更早地去大力推动。另外，人才的储备和培养还需要更进一步，公益事业同样是以人为本。

　　我以前在招行，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这些年我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地培养干部，从高管到普通员工。因为我们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必须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他们的需求往往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假如你的银行想走在别人前面，你就必须比别人更早更敏锐地了解这个需求，并及时地根据这一需求来创新你的服务，并大胆地推出来。要想让团队有这样的素质，除了他们自身的学习外，得不断给他们创造环境，创造题目，创造动力去学习。每年，总行的高管至少要集中培训四次，请各种各样的专家给他们讲课。我想这个道理在做公益时同样适用。

　　之前，我特意到台湾考察了慈济会，和证严法师讨论了他的原则和戒律，以及他的做法和精神。我还对国内的许多公益机构做了调查研究。我觉得做公益是有理论的，从历史形成来看，理论是当年的宗教、寺院、中国当时的士大夫那些先人，他们对公益慈善的感悟发展而来的。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知道我们今天的不足和缺失，才能在自己的公益团队里营造公益的文化。同时还得了解这些当代的法律。做公益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都应该学习这些。

　　《公益时报》：说到人才培养，你如何评价现在壹基金的团队?

　　马蔚华：壹基金的工作人员是非常值得我学习和敬佩的。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学历，甚至有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等学校毕业的，还有一些人有丰富的国际公益组织工作经验，还有的人是在壹基金成立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他们都很专业。我们董事会成员也都是当代比较优秀的企业家，都有互联网思维，所以壹基金有着很好的团队基础。

　　《公益时报》：你接任以后是否会对机构的内部管理做一些调整?(包括工作机制、人员薪酬等等)

　　马蔚华：目前壹基金正在制定发展战略，发展战略里很重要的一条就加强机构的内部管理，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考核机制，绩效考核与薪酬挂钩。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公益组织要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办法来管理，我甚至想过基金会可以搞客户经理制。筹款这边，因为我们是搞公益的，我们要走访动员别人，必须用你的诚意爱心去感动对方，让他们一块设计这件事，设计成了之后还要管理这件事。常听取捐款者的意见，捐款者有知情权、参与决策权。每一个筹资官员、项目官员都是一个项目经理。

　　制定战略的过程就是将壹基金的理念变成现实的过程，所以考核机制的建立要征求每一个员工的意见，每个人都参与讨论、参与制定，这样形成的东西才是发自内心的。我在招行工作时，搞什么政策都是从上而下，再从下而上，这叫脑力震荡。一个人再聪明也没有一个团体的智慧多，大家集思广益，反复去讨论，才会越讨论越明确。这样的战略执行起来才有基础。

　　关于人员薪酬，其实绩效考核机制就是一种薪酬管理机制。虽然按照国家对于基金管理的政策，我们目前还不会突破，但不等于今后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吃大锅饭，调动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就可以提高收入水平。

　　《公益时报》：你说到引入“客户经理制”，这样会不会增加人力进而增加行政成本?据了解壹基金对行政成本的控制非常严格。

　　马蔚华：不会增加成本，反而会减少成本。原来也得有人做这件事，现在只是增加了他对于服务对象的责任感，还明确了他的目标，使他收益和绩效之间的关系更加明确。

　　当然，我们还在研究，公益领域这样做会不会有负面的结果，我们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考虑，使这种机制尽量发挥正能量，趋利避害。做商业的时候，往往容易注意数量忽略了质量，注意了收益忽略了风险，这种情况可能在公益领域也会出现。所以“客户经理制”目前还在考虑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公益时报》：你今年的两会提案有一个是关于公益机构引入信托机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提案得到了哪些回应?

　　马蔚华：原因很简单。在商业运作里，只有第三方托管能够让股东放心。比如把钱放在银行进行托管，公众才会比较放心。信托制度在国际社会上，是很多公益慈善组织管理的基础核心，它使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分离。资金的所有权是所有捐款的人，使用权是最后被捐赠的人，但是管理是基金团队专业化的管理。通过信托关系，确定捐赠人、受托人、托管人、管理人，把每个不同的角色，通过信托制度确定下来。这样，一方面产权关系更加明确;另一方面，运作更加透明;第三，理财(保值增值)更加专业化。

　　回应么，首先的回应是媒体登出来了，让大家知道了。至于别的方面，是要转到有关部门还是怎样，估计得几个月吧，不能马上有回应。

　　《公益时报》：三权(所有、管理、使用)分离对于基金会来说，工作成本和效率上是否会有影响?

　　马蔚华：新事物总要有一个过程，开始可能要付出成本，等到大家都接受了后，成本就会降低。市场下放，肯定开始有一段成本上升，但均衡之后肯定会下降。

　　《公益时报》：你在提案里写，应该允许公益组织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自主选择管理员，你认为公益组织应该怎样确保资金安全?

　　马蔚华：首先是制度保障，有自己内部的制度，也需要国家健全公益资金管理的法规制度。外部有大制度约束，内部有小制度自我约束。然后还有公益组织的公益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制度和文化必须相辅相成，制度是强硬的，但不是万无一失的，在履行制度的同时，还要推进公益文化、道德自立。两者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公益时报》：壹基金和招行的合作一直非常深入，包括资金托管，你认为这种合作模式是可以大规模复制的么?

　　马蔚华：我们过去的钱运用得不是很好，放在银行定存没有多少钱。为啥存余额宝，因为利率比银行高。所以说基金会在保本的前提下，应该追求更高一点的收益。但这件事怎么做，交给谁做，理事会由授权。不能说我是从招行来的，就交给招行。由秘书处了解大家的方案，起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收益比定存高一些。

　　所谓的合作模式不是针对一家机构，模式是针对这个制度的。模式对机构好就可以采取，当然要不断地改进，要有选择性地采用。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善款究竟该怎样管理，怎样用，还没有特别完善的模式，还需要去不断地探索。

　　《公益时报》：你认为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最重要的是什么?

　　马蔚华：我在想，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最重要的应该是信息公开、透明，要让捐赠者有知情权，哪怕是一块钱他也有权利去了解这一块钱的用途，作为公益组织，我们要尊重捐款人的意见。我们还要跟捐款者建立一些经常沟通的机制，我们现在有网站、有微信，沟通已经变得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