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种之谜：纯种汉族人消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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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曾将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有其道理。跟元典儒学和汉唐经学儒学相对照，宋明理学确有新的特点，新的精神。宋明理学新儒学之新，是通过一系列活的、有重要文化历史价值的学术精神充分而生动地开显出来的。宋明理学的精神，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思想无疑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一，求理精神。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理性主义的特性。宋明理学最切近的学术目标，是要“格物穷理”。这个理既是形上学本体，是普遍的存有根据，也是最深层的价值源泉。程朱理学是一种寻根究底的理性主义哲学，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学术精神。这种求理精神是宋明时期社会文化思潮和民族时代精神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这种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转化的自觉生存智慧和价值观念。在朱熹的思想观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和行为之“所当然”的和合体，是先验的价值原则和经验的条理秩序的统摄融贯。对此理的“格致”和穷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事德行实践，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操持，实现万物存有的价值及人生的意义。

其二，主体精神。她是以中华民族现实生存为根基的文化群体主体精神。她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心的是文化“道统”的生生不息，向往的是“廓然大公”、人人圣贤的至德之境。理学家借助理欲、心性、理气等对偶范畴的精致辨析，将人的道德存在、伦理特性和价值尊严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形上学高度，视人为天地万物的价值主体，抽象地证实了“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儒学信念。朱熹以天下为己任，以天地为己心的情怀，正是理学文化主体精神的体现。

其三，忧患精神。程朱的忧患精神是指人处于忧患境遇时，对人性的伟大与尊严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深刻体验，并力争通过人自身的生命力量超越忧患境遇，达到真善美高度和合的文化心态。宋初面对唐末五代的情境，道德文化与学术思想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

    朱熹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限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的爱人及物、由己及人的悲愿，同时对于未来社会亦充满忧患，从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

其四，力行精神。朱熹既强调知的先行性，主张“知先行后”，又重视行的重要性，坚持“行重知轻”。只要沿着“格物穷理”的格致路线走下去，就必定能达到知行一如的德行境地。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化，理学末流视理学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便失却了“格物穷理”的力行精神。

其五，求实精神。程朱理学出入佛老，既吸收佛道思想精华，而又批判佛教之空与道教之虚、老庄之无为其学术宗旨。朱熹曾反复申明：“释氏虚，吾儒实”。

    程朱理学有其谈论心性，辨析义理，旨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理想和伦理生活秩序，因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实学，是有逻辑概括性的实理的一面。不仅“实理”范畴是由程朱等首先阐明的，而且“实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也是由程朱等反复倡导的。

其六，道德精神。重伦理，尚德行，是程朱理学道德精神的重要特征。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张以公灭私，以理统欲。他们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其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又依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准则。

这一主张，有禁欲色彩。但若将其视为完全禁欲主义而加以否定，又过于偏颇。这里需要弄清：理欲之间怎样划界?存理灭欲的实际所指为何?朱熹曾以饮食之道为例，说明理欲分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其并不一概否定饮食男女之类的人生基本需要，存理灭欲的实际所指是奢侈无度的少数官吏，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背反。理欲之辩的初衷是想规谏统治者，使统治者心术端正，以利于社会和谐和道德教化。但事实却是统治者顺手接过来，使理欲之辩由道德修养性的圣贤功夫转化成了政治奴役性的残杀工具。

其七，开放精神。朱熹哲学不仅敞开心胸，吸收儒、释、道各家之长，为我所用。如佛老思想中有价值的理论学说，思维方法和逻辑结构图式，表现出极大的兼容心态和开放精神。他既能“综罗百代”之学术，若无开放精神是根本不能“综罗”的。正因为他有开放精神，所以能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熹思想所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业已消失，其具体学术主张和思想观点也多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但是蕴涵在这一思想中的求理、求实、主体、忧患、力行、道德、开放等活生生的学术精神，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生长在民族心理的结构之上。

    朱熹道学和宋明理学所体现的这些精神，若与中国现实国情及世界发展趋势相结合，对其进行体认和创新，是意义深远的学术文化使命。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新年，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形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民俗，不仅中国境内大多数民族（除个别族群如俄罗斯族外）要过春节，也包括越南、朝鲜（韩国）等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国家也过农历新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也是过农历新年，可见中华文明影响范围之广。这些有时间上网浏览了一些贴子，总觉网友们对中华民族认识有一些片面，过于强调汉民族族群一点正统性，而排斥其他族群。当然，如果以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和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这些想法是成立的。但是，中国历史发展不同于西方世界，有其独特的演化过程，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理念。

一、汉族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非是西方那种血统概念

 汉族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融合不同种族、不同族群的一个历史文化过程。每次的改朝换代，都是一次汉族壮大融合的过程。从黄帝征服炎帝算起，一共有三十多次这种大的朝代更替。如果把中原地区定义为汉族的发源地，那么只有炎帝一脉才是正宗。黄帝起源于西北高原，向东南发展，征服了炎帝，司马迁的史记就把黄帝立为华夏的始祖。此后，包括匈奴以及匈奴分支室韦都是黄帝的子孙夏后氏的后裔。东周之前文化概念上的民族仍很模糊，直到春秋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创立学说，形成了华夏文化体系，汉族文化概念才渐清晰。秦统一中原后，汉族文化概念才得到真正的确立，以至刘邦在推翻秦朝后，也没有办法退回到战国时代群雄割据的局面。

 汉朝开国之初积贫积弱，面对匈奴的威胁只能才取守势，然而经历高后、文、景三代励精图治，到汉武之时已经积下了雄厚的实力。此后，汉朝对匈奴采取攻势战略，击败了匈奴，改变了汉初以来的被动局面，并使一部分匈奴归附。从此，以汉朝国号为名的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正式形成。

自汉宣帝以来，中原以外的族群不分东西南北，都在以不同方式向中原归附。先看史上有名的“五胡乱华”，是同归附到西晋的匈奴人起事，这并非什么民族矛盾，而是一种朝代更替。提出“五胡乱华”概念的是恰恰是五胡之一的北魏史官崔鸿，他在《十六国春秋》突破既往传统，将各国国书改名为“录”，各国帝纪改名曰“传”，“不附正朔，自相君长”，记录各国史事时，系以各自之年号。各国国主之事迹，则按正史本纪之体例，摒弃汉民族之“贵中华而贱夷狄”偏见，又有序列、表、赞，体例完备。

 从西方血统论的角度去看，做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巅峰的李唐王朝，本身就有突厥鲜卑血统。五胡乱华之后的北方王朝从鲜卑拓拨氏至李唐王朝都是胡人血统，而衣冠南渡之后的南朝最终还是被有胡人血统的北朝杨隋王朝所统一，这跟后来的元朝取代宋朝、清朝取代明朝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二、朝代更替族群矛盾往往成为各方利用的工具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事往都是守位的一方以族群利益为掩护，抗拒朝代的更替。纵观历史，这种方法往往唤起守位集团抗争的能量，并驱使被统治者，为守位集团拼命。因此，历代王朝更替，都伴随着大量人口损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

 汉朝更替秦朝过程中，中原地区损失人口高达80%。秦统一时拥有在户人口约六千万，经历近二十年的王朝更替战争，到汉初时仅仅只有一千两百万在户人口。史记上说是十室九空。秦汉更替之时只是推翻秦朝暴政为号召，而光复六国为号召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毕竟秦统一六国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到了“五胡乱华”之时，晋朝士族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第一次将王朝更替之争上升到华夷族群之争，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南渡的晋朝士族由此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合法性，与北方相比虽很弱，但由于占据的文化道统的制高点，还是苟延了三百年，直到北朝的杨广统一了江南。

 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实际上也是另一个版本的北朝统一南朝，南朝还是以汉人建立的政权为主，北朝则是突厥分支沙陀建立的政权。后周的郭威就是篡夺后晋石敬塘（沙陀人）政权建立起来的，最后赵匡胤来个黄袍加身夺了后周帝位，建立了宋朝。

 族群矛盾演化最激烈是在宋代，与之同时存在的还有辽、西夏、金。宋朝是汉文化发展到极至的时代，有一些文明程度甚至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比如不因言获罪，有宋以来，没有一位朝臣因为言论而被诛杀，更没有满门抄斩，其他朝代包括现在都有因言获罪的情况，甚至到现在网络说一些不中听的话还要担心跨省。比如以民为本，宋代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中，都要有将被掳掠的民众归还宋朝的条文，其中澶渊之盟条约上就明确规定了辽国交还30万被掳的国民。尽管军力很弱，但重视国民。相比之下，同时代的辽、西夏、金其文明进化程度就基本停留在唐代，有一些甚至还倒退。因此，宋朝与辽、西夏、金、元的矛盾除了王朝的争夺战争之外，还多了个先进文明与后进文明的矛盾。

 元朝取代宋朝，本质上还是王朝更替，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文明进化程度远不及宋朝，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虽然明朝人修元史对元朝的统治暴行多少都有一些夸大，但基本的事实还是摆在那里的。如五户用一把菜刀，还有初夜权什么的。元末农民起义，最有力的号召点就是恢复宋朝统治，以此来全面动员汉族群的力量。其实在推翻元朝统治中，中下层蒙古族人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从本质上看，明朝取代元朝还是王朝更替战争，在后来的明朝人主修的元史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由汉族群主导的明朝，其文明程度并没有上升的宋朝的高度，更不用说超越。大臣因言获罪，血溅朝堂、满门抄斩的事情比比皆是。清朝取代明朝，那种残酷是历代王朝更替所没有的，如“扬州十日”、“嘉定三日”都是罄竹难书，其规模直逼后世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因此，在明清更替之时，族群的矛盾大幅上升。取得了政权的清王朝对自己的统治合法性缺少信心，对社会压制就更加用力，诛异见人士，大兴文字狱，都是有清朝大行其道。一句“清风无情物，何故乱翻书”就会引来满门抄斩，涉案被杀的人多达3万余人，远超两千年前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本以为1949年后新中国会让中华文明迎来赵宋时代的复兴，偏偏就发生了反右、文革等运动，比清朝的文字狱有过之无不及。一个张志新仅仅对当时主流意识怀疑，就强遭凌辱和残杀。改革开后，与时俱进社会环境大为改观，但余毒难除，其中网络上的跨省就是最好的证例。

  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并非什么民族矛盾，而是旧势力残余对文明进步的阻挠。当年的涯山外海就是今天广东的新会的外海，面对元军的攻击，陆秀夫背负末代宋帝跳入海中，数十万军民也自投海，一个先进的文明由此溟灭。“涯山之后，再无中国”是宋朝灭亡之时，人们对文明进步的向往，至今依然唤不回。

三、真正的民族矛盾出现于近代历史

 中国真正的民族矛盾出现在鸦片战争，英国来到中国这片古老的大陆，不是为了改朝换代，也不是为了传播文明，而是为了滴血的金银。正常的贸易做不过中国，他们用鸦片为武器对中国进行掠夺，当中国人以法律制裁不法英国商人时，大英帝国就派军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大英帝国来到中国并不是以往历代入侵者那种入主中原的向往，而是殖民主义心态，也就是掠夺的心态。1860年代的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之后，订下了个北京条约就走了。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转折点，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了洋务运动的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期间，由日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发布的战争檄文中提出“驱逐挞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很多中国人把日军当作了“王师”，使得日军甲午战争过程中获得汉人族群的支持。数年过后，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时借用了甲午檄文，提出了“驱逐挞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的口号。中国人对侵华日军“王师”印象一直持续到1905年日俄战争，这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然而革命党人却以“王师”称颂日军，但人家日本一点都不领情，以致在仙台学医的周树人（鲁迅）奋而弃医从文。

 甲午战争后西方的民族学说经日本传入中国，一时间排满还是融满在学术和舆论上吵得莫衷一是。最后还是梁启超提出在中华大地上接受中华文明的各族群都统称为中华民族。但是概念不等同于现实，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才能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含义。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随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由此中日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维护中华文明血脉的全民族抗战。在此之前的元蒙灭宋、满清入关都不过是改朝换代，中华文明血脉依然得以延续，而日本的入侵则是实实在在的亡国灭种。

  早在满清入关代明之时，顾炎武就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这么解释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因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把上述话语简略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综上所述，在中华文明内部，各部族间的矛盾包括改朝换代，都未动摇文明的根本，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都在侵害中华文明，甚至要消灭中华文明。只要搞清楚了改朝换代与天下兴亡的关系，就不难理解元蒙为何是中华文明历史中的正朔，而非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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