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4日，正当孙中山在上海专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之时，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爆发，经历了一个孕育过程。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从而引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盲从。通过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就在中国人民于新文化运动中苦苦探索出路时，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了。十月革命不啻一声春雷，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他们正在探索着的种种问题得到了新的科学的解答，并且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趁此时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在短短的几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也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为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坚实和客观的社会基础。

    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政府因参加取得战争胜利的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几个把持会议的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驻军等七项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还竟然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面对这样的和约，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上面签字。消息传到国内，很快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决议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要求拒签和约。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随后，北京几万名学生举行总罢课，并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爱国学生们不顾军警的镇压，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北京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积极响应。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走上街头，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接着，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爱国运动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性革命运动。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亲日派官吏，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有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五四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从而使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成为可能。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斗争的道路，指引着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在中国，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给了孙中山很大的影响，使他初步认识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促使他重新认识民族问题和恢复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

    1920年10月，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成功。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1921年4月，重新召集的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10月，孙中山趁胜利统一两广之势，决定进行北伐，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2年6月，正当北伐军攻克江西赣州，准备直取南昌之时，陈炯明突然在广州发动叛乱，包围总统府，并炮击孙中山住所。孙中山仓促脱险登上永丰舰，指挥平叛未成功，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告失败。

    陈炯明是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老同盟会员，长期追随孙中山，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因此，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极为痛楚，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惨重的一次失败。就在这时，共产党人向他伸出了帮助之手。

    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即同列宁及其领导的苏俄政府几次互致函电。他十分赞赏苏俄政府执行革命外交政策，宣告废除沙皇政府与其他国家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别是宣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秋，他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直接了解到了列宁和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态度。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在桂林同孙中山进行了三次会谈，商谈国民党同苏俄政府结成联盟的事宜。1922年4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受苏俄政府派遣，以全权代表身份同孙中山再一次商谈合作事宜。由于孙中山当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北伐上，因而没有立即同意与苏俄政府结成公开的联盟。但是，这几次会谈却给孙中山以很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了“联俄”的思想。

    在孙中山积极探索“联俄”之路的同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开展和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1922年6月15日，针对陈炯明的叛乱，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谴责陈炯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使孙中山深为感动。

    1922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帮助和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此前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等多次与孙中山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建议他按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并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

    在共产党人的真诚帮助了，孙中山认识到了国民党所存在的众多根本性缺陷，认识到了他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认识到了一个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一个联合各阶层群众的坚强革命政党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他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依照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在上海多次会谈后，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联俄”政策。接着，作为“联俄、联共”政策的必然延续，孙中山又确立了“扶助农工”的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确立，标志着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转变到了新三民主义，实现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

    在确定三大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又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从1922年9月起，他先后在上海三次召集有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改组会议，制定了改组计划，并成立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改组方案和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布《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了革命要依靠工农和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思想。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1923年1月，在孙中山的策动下，滇军和桂军各部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重新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同时继续推进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共三大的这一决定，使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了国民党内，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1923年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帮助和指导国民党改组。10月19日，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会上特派廖仲恺等14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并责成临时中央执委会负责国民党的全面改组工作。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进一步说明国民党改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表明了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决心与信心。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下召开的，到会的代表中，共产党员占了百分之十以上，其中李大钊还被孙中山指定为主席团的五位成员之一。孙中山在大会上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大会要坚持“联俄、联共”的原则，把握方向，维护团结。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在正确分析中国现状的基础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提出了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为奋斗目标的革命纲领，并据此确立了国民党的一系列内外政策。

    宣言还以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一是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二是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使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并且由国家经营管理具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的企业，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宣言还强调，国民党对于农民工人的运动，要“以全力助其开展”。

    国民党一大宣言是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文件，它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奋斗目标，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制定了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使之成为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基础。

    大会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在由41人组成的中央执委会里，有李大钊、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基本完成和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它是共产党人帮助的结果，也是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发展的必然产物。改组后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联盟。

    国民党的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广东、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民运动高潮；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代表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各地。

    在全国工农运动快速发展的同时，孙中山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着力进行革命武装的建设。之后，又平定了广州商团叛乱和进行了第一次东征，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稳定。

    孙中山还致力于三民主义思想的完善和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述了新三民主义的深刻内涵，并且发展了原先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承认农民应该拥有土地。

    就在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孙中山在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主持大计”期间，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后，原本就因对待三大政策的态度不同而出现左、中、右派政治分野的国民党内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公开化。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密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继续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廖仲恺等人的活动触怒了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1925年8月，邹鲁、胡汉民等右派指使凶手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处于十分危急之中。

    1925年1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十余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本党党籍案》等一系列反共决议。会后，他们又在上海另立中央，企图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与此同时，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也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反共活动制造理论依据。

    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和分裂活动，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25年12月，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立即召集国民党二大来解决这一问题。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斗争下，国民党二大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坚持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各项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分别给予了党纪处分。

    国民党二大坚持孙中山的革命政策，打击了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国民党的团结，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大会在对待国民党右派的态度上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使得国民党新右派基本没有被触动，其首要人物蒋介石还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而成为中央常委，之后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从而使他进入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核心。

    国民党二大前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完成了广东全省的统一，并促成了两广的统一。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更加高涨，极大地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大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然而，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蒋介石却加快了反共步伐。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随后，在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决议案》，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及其他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辞去职务，而他自己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国民党的党、军大权。

    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正式开始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北伐军进展迅速。到1926年底，已先后歼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两部主力，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部也已控制西北地区。

    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都为北伐军占领。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说明，北伐胜利的大局已定，北洋军阀统治的最终覆灭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越来越公开显露出了他的反共面目。1927年3月26日，他到达上海以后，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支持下，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政变之后，他又指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的国民党右派相继以“清党”为名，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同年初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抗。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反共势力积极响应。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并在“分共”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规模空前的中国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相继叛变，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