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刻。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相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录音公布；9月2日，日本代表在美舰“密苏里”号上向同盟国签降书；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战区签降书，并交出随身佩刀，以示缴械投降。
历史定格，继续向前。7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纪念什么？
纪念无与伦比的胜利——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首次赢得对外战争的彻底胜利。纪念无以计数的英雄——380多万军人伤亡，3500多万军民伤亡。纪念我们民族的精神——战时，众志成城，英勇牺牲；战后，珍爱和平，开辟未来。是这样的精神，让抗战成为史诗，而不止于悲歌。
因为在抗战之前，中国是一盘散沙，没几个人习惯用“中国”这个字眼；在抗战之后，筑成了新的长城，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有了国家意识。因为在抗战之前，西方看中国，是一个沉沦为半殖民地的世界；在抗战之后，西方看中国，是一个站立的、英勇的盟国。
因为历史尚未远去，就已经被涂抹模糊。在东方，日本至今缺少一句真正的道歉，众议院强行通过的新安保法案使其重新成为“可以作战的国家”。在西方，中国对二战的贡献长期被淡化。英国人拉纳·米特的新书一针见血：《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是时候还中国这个盟友一个迟来的公道”。这公道是——中国战场开始最早，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牵制了68.6%的日本陆军师团，以贫弱之国顽强承担起东方主战场的血与火，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贡献巨大。
不是无谓的争论。无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都是全民族的携手患难，都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节大义。不是“颠覆”的解读。蒋介石指挥组织了22次会战，其战争之多、牺牲之惨烈，不容否认。但是，他的苦苦努力，始终局限于片面作战，单纯依靠军队和政府，未能调动亿万百姓。因而他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走向，以及历史洪流之“势”。
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论持久战》，在当时的形势下，有石破天惊之效。“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人们第一次刷新对东方战局的认识：中国会赢，中国肯定会赢。世界的目光开始投向“迷人的延安”。纵观沦陷区日军的回忆录，无一不哀叹那无所不在、又无影无踪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同样不容否认。
为了最好的纪念，《环球人物》记者分赴重庆和延安，推出“抗战中的两座城两个人”系列报道。借由这些文字，我们把历史带向未来，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为民族独立浴血奋战的英雄！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1938年至1946年，蒋介石在陪都重庆主政八年。八年里，他四迁官邸，从最初落脚的“重庆行营”到曾家岩的住所，从沙坪坝的林园到黄山的云岫楼，这四座官邸记录了蒋介石抗战中的大多数侧面。
如今，在重庆乘坐384路公交车，可以直达南岸的黄山。这里与市区一水之隔，遍山松柏簇拥，风景极佳。云岫楼是一座中西结合的三层楼房，抗战艰难时期，蒋介石常在云岫楼歇斯底里地大叫，以排解心中巨大的压力与苦闷。云岫楼往下百米，是蒋氏夫妇躲避日军空袭的防空洞。70年多年前，一国元首与他雍容华贵的夫人仓皇躲在这里。这是蒋介石的尴尬时刻，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暗淡记忆。国破家亡之际，没有人能够全身而退。
今年90岁的重庆市民张林清晰地记得，1938年的重庆，一夜之间拥进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难民。
迁都的决定前一年就有了。从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到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发表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
蒋介石选择重庆，经过了长时间的考察与思量。“早在1935年，蒋介石带领高级将领借追剿红军来到四川，当时他就试图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据地。”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副馆长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是一个合适的陪都之地。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在夜色中乘舰西上，承担先行入渝的任务。“当时林森已经70岁高龄，就个人而言早已不愿奔波，但他承担的是带领行政、立法、司法等五院迁移的重任。”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大学教授潘洵介绍道。蒋介石为林森送行，林森反复告诫他“将来一定要再打回南京”，甚至立下了遗嘱交代后事，以示持久抗战、以身许国的信念。
蒋介石内心五味杂陈。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他并未握有对各派系的实际控制权。党内，是战是和争议不断，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汪精卫一直“主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还反过来批评蒋介石“优柔”。当时，受日方委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而蒋介石意识到，在抗日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内战必起。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斡旋，坚持抗战国策。
军中，中央军之外，是大量的地方军，各自听命于军阀头目。蒋介石拉拢了一批人加入主战派，比如桂系的白崇禧。但是，当他把保卫南京的责任交给两度背叛过他的湖南军阀唐生智时，唐先是奋勇坚守，后来崩溃突围，最终弃都逃亡。这一切行为，未必在蒋介石的掌控之内。
蒋介石丢掉了他的首都。他发表了一份措辞沉重、语气悲壮的告同胞书：“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
西迁之志虽然壮烈，西迁之路却陷入混乱。这并非今日文艺青年幻想中的田园牧歌般的迁都之路，相反，曾任国民革命军88师师长的抗战名将孙元良回忆：“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道路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不可低估。”
与此同时，蒋介石竭尽全力，为西迁争取了几个月时间。10月24日，武汉沦陷，蒋氏夫妇在被炮火映得发亮的夜幕下，匆匆登上一架民营飞机，飞抵衡阳，又辗转长沙、广州、桂林，在12月9日率军事委员会飞抵重庆。
到1939年前夕，一年之内，重庆市区9.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一下子膨胀到150万人，重庆陪都史研究学会会长牟之先用一个悲壮的词形容了这一幕：“衣冠西渡”。
2015年，蒋介石的陪都官邸云岫楼，周围山崖峻峭，仅有一条狭窄的石梯与之相通。（本刊记者 王肖潇 摄）
到达重庆不久，蒋介石就得到一个坏消息：汪精卫跑了。
1938年12月21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私自从重庆飞往昆明，企图经越南河内赴香港，与日本谋和。蒋介石大为震惊，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对此事的后果，“蒋介石反复考量，在日记中写道：一是‘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当更加慎重，二是‘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最重要的是，政府内部受汪影响的人有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蒋介石研究者杨天石告诉记者。
当晚，蒋介石度过了在重庆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大敌当前，自己的二当家却跑了！一旦地方军阀和党内亲日势力随汪投敌，将直接导致抗战阵营的分裂。
最初，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同时动用各种途径劝汪精卫悬崖勒马。12月26日，蒋介石一面抨击日本的侵华野心，一面为汪精卫掩护，“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他还致电著名报人张季鸾，希望《大公报》在报道汪精卫时“宽留余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秘密指示各报“停止讨汪肃奸”。
同时，蒋介石指示同汪精卫关系较为密切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驻英大使郭泰祺、驻美大使胡适等人劝其返回后方，或至少告假游欧，不要发表任何宣言。
然而汪精卫不为所动。他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主和的《艳电》。1939年的新年，对蒋介石可谓寒冷刺骨。元旦这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关于汪兆铭违反纪律，危害党国案”。“其他与会者大多要求严厉处置，有人主张直接通缉，但蒋介石反对。此时的蒋介石仍在思考，并未做最后的处置决定。”杨天石说。会议最后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会后，蒋介石又让汪系人物谷正鼎赴河内，转告汪精卫“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任何时候都很欢迎；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这才丢掉对汪的幻想，起了杀心。
1939年3月21日夜，军统人员越墙进入汪精卫在河内的住所，开枪刺杀汪精卫，但是阴差阳错，误杀了汪精卫的助手曾仲鸣，反而迫使汪精卫加快了投敌步伐。
1939年4月，汪精卫赴上海，与日本讨论建立伪政权。6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以汪精卫“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对汪严缉法办。10月1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提问，表示“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至此，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而蒋介石总算把汪精卫叛逃的影响降至了最低——军统密切监视其他“主和派”如彭学沛、陈树人等，地方军阀张发奎、薛岳、白崇禧则致电中央要求严惩汪精卫。他并不牢固的主战阵营好歹保住了。
刚刚解决完汪精卫叛逃事件，蒋介石开始着手对付西南军阀和他们的散兵游勇。重庆深居西南内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军阀林立，若他们不能支持抗战，蒋介石就永无宁日。
第一个争取对象是“云南王”龙云。龙云1927年借北伐之机夺取云南统治权，此后长期担任云南省主席。抗战开始后，他一直小动作不断。1938年4月，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文辉等人致函已投靠日本的伪北平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声称将联络四川、云南、西康、贵州四省，组成反蒋联盟，发起“和平运动”。当汪精卫出逃河内，路经昆明时，龙云曾与他两次长谈，不仅支持汪出逃，而且同意其降日计划。汪精卫则劝说龙云割据西南，与蒋介石对抗。凡此种种，蒋介石只派军统监视，隐忍未发。
直到1939年1月，汪精卫派陈昌祖与龙云会面，军统在陈的皮匣中查获龙云与汪精卫的密函，其中有叛国的语句，蒋介石才决定派白崇禧赴云南，防止龙云叛变。
1939年3月，军统刺汪未成，龙云派警务处长李鸿谟去河内慰问。3月30日，汪精卫捎回亲笔手书，要求龙云允许自己回昆明活动。这封密函被军统人员拍照，上报蒋介石。蒋立即派与汪精卫合作过的唐生智赴云南现身说法，劝告龙云“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且战时“忠奸不两立”。最终说服龙云发表谈话，宣布“拥护抗战到底”。
“云南是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假如龙云跟着汪精卫走，对重庆将构成巨大威胁，中国的抗战形势必然更加艰险。蒋介石的隐忍与安抚使龙云并未走向对立，这对保证抗战胜利有重要作用。”杨天石说。
蒋介石的另一举措是逼迫“四川王”刘湘出川抗日。“刘湘成为‘四川王’，本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打造‘川黔陕’抗战大后方而刻意扶植的结果。但后来反而成了打造抗战大后方的最大阻力。”钱峰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湘为保护自己的势力，不希望蒋介石迁都重庆，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迅速恶化至互相提防。1937年6月，国民政府召开“重庆整军会议”，决心对混乱而庞大的川军进行整编，刘湘迟迟不肯前往重庆参会，令蒋介石甚为恼火。
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不断给刘湘制造压力。先是在四川省内制造舆论，历数川军多年内战的罪状，敦促刘湘“出川抗日”；另一方面，让前线川军的两个集团军脱离以刘湘为司令长官的第七战区。后一招尤其见效，“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建制，心急如焚，即刻赶赴前方，要求归还建制，筹组新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由他统一指挥，担任一个战区的对日作战任务。这才有了出川抗日。”钱峰说。
对蒋介石的逼迫，刘湘心知肚明，但他不失为血性将领。他曾跟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解释为何选择出川：“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争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调出去的军队，约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挥，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分化或消灭了。”
1938年1月20日，刘湘因病在汉口去世。死前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一遗嘱激励了更多四川军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川军在蒋介石心中的印象、在全国民众心中的形象，从此大为改观。
肆虐重庆上空的日本飞机
在重庆市渝中区繁华的磁器街旁，有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冰冷的花岗岩上，铭刻着一只正在流泪的眼睛，下方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
抗战八年，陪都重庆逃不开“大轰炸”3个字。1939年5月3日，日军45架轰炸机连续对重庆人口密集的闹市进行轮番轰炸，19条主要街道成为废墟。5月4日下午6时，27架日机再次来袭，全市10余处街道起火，足足烧了两天。
“5月3日轰炸上半城，4日轰炸下半城，重庆最繁华的地段几乎被全部烧光，损失巨大。”潘洵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这场空袭造成3991人丧生，20万人无家可归，造成了世界空袭屠杀史上的惨烈纪录。“当时日本造谣说蒋介石跑了，想消解抗战军心。实情是，5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蒋介石一直在街道上指挥救护，最后把他和宋美龄的车子都用来运送伤员。”宋美龄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空袭后的场景：“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里挖出的烧焦尸块。”
日军一度将目标瞄准蒋介石本人。1941年8月30日，日本陆军航空队第三飞行集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得到一个绝密的空袭命令，目标是蒋介石的住所——云岫楼。
日军共动用了27架当时非常先进的零式飞机，全程低空飞行，准确地击中了云岫楼一角，炸死了两名蒋介石的侍卫，炸伤4人。蒋介石在敌机的呼啸声中躲入防空洞，幸免于难。“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本企图用长达五年半时间的疯狂轰炸，来消解中华民族的抵抗，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投降。”杨天石告诉记者。
但要说投降，性格火爆的重庆人第一个不答应。抗战中的重庆流行着一段民谣：
“按照重庆本地人的说法，就是有一种袍哥义气。”潘洵说，在民族大义面前，川渝人民出川抗战，自发捐钱捐物。“在重庆北碚从来不抓丁，全国只有这个地方，实行的是义务兵制，也就是自愿参军。”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重庆目睹了中国空军迎战日机的一幕：“多达24架的中国战斗机升空拦截那些轰炸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战斗机的数目越来越少。有一次，我看见单独一架中国战斗机追逐一群溯江而上的轰炸机。在那样一种时刻，我曾希望有能力为那一架小小的飞机写一首不朽的诗。”
1943年7月7日，史迪威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蒋介石“荣誉军团总司令勋章”。
从黄山的云岫楼到国民政府旧址，如今需要约两个小时的公交时间。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这里就是昔日的国民政府。八年抗战中，它是临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是陪都的标志，是一个国家大片国土沦丧后，中央政权依旧在战火中矗立的象征。
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逝世。10月10日，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蒋介石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于一身，加上“盟军统帅”的称号和跻身四大国元首之列的荣耀，一时风光无二，走上了自己的权力之巅。罗斯福的特使居里在重庆见到蒋介石时，觉得他“更瘦、更疲惫，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他身上没有“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
武汉会战和迁都重庆，意味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相持，意味着艰苦卓绝，意味着漫长艰辛。蒋介石组织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这是正面战场发动的一次战略性进攻，以中方的惨重伤亡换来日军的惨重损失。“冬季攻势”失利后，日军反扑，枣宜会战等爆发，张自忠便阵亡于此。
一切努力，一切牺牲，都换不来速胜。相持到1942年，在抗战的第五个年头，蒋介石的正面战场终于有了激动人心的胜仗——第三次长沙会战。
主持长沙作战的是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粤系军阀。但他又确实是国民党军队里少见的将才。蒋介石既认可他的军事才华，又怀疑他是否忠心耿耿。鉴于此，蒋介石决定亲临南岳，并给薛岳拍了一份电报：“我第二线兵团可稍向后退配备，占领有利地势，主动把握战机，容敌先攻长沙，我则乘敌进攻受挫之机，从多方面打击敌人。”薛岳召集各兵团、各军指挥官在长沙举行防务会议，制定“天炉战法”——在诱攻和伏攻地区配备兵力，从四面八方遥相呼应，形成天然巨炉之势，以待机围歼敌人。
1942年元旦前后，日军察觉到中国军队的意图，于是投入主力，想以最快速度拿下长沙城。但长沙守军顽强坚守。1月4日，前来包围日军的中国援军在城南吹响了冲锋号，敌人听到背后雄壮的号音，如闻霹雳，纷纷逃窜，最后大多数日军落入浏阳河与捞刀河河谷、影珠山下，这无异于“自投天炉，予我以熔化之机”。第三次长沙会战最终取得歼敌5.6万的胜利。
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福尔曼就在长沙的外围战场上，他写成了《湘北战场视察》等重要新闻稿，发回美国后，引起巨大轰动。中外媒体争相报道此次会战，英国《每日电讯报》称：“际此远东阴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当时，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宣告成立只有数天，这是盟军的第一个胜利。美国随即宣布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自淞沪会战以来，蒋介石渐渐明白单纯的城市阵地战于事无补，但仍然要坚持正面会战的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让国际社会同情中国，如今总算实现了。他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平起平坐。
长沙大捷前一个月，蒋介石还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在中国独自对日作战4年半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战争。
“那天大约凌晨4点钟，蒋介石接到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告诉他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对美国宣战了。蒋介石非常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钱峰说。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代表聚会华盛顿，发表了对德意日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随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重庆，请蒋介石出任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在名义上拥有对这一区域内盟国所有军队的指挥权。
蒋介石闻讯兴奋异常。他从未料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夜之间成了“盟军统帅”（中国战区）。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作为回报，他请罗斯福派一名亲信来华出任战区参谋长。
1942年3月，个头中等，头发金黄的美军陆军中将史迪威抵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开启了他与蒋介石的“合作”。在史迪威心中，自己是来监督蒋介石而非辅佐蒋介石的。“两人一见面，彼此的印象都不好。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没有作战经验，而史迪威在日记里评价蒋介石是‘固执的家伙’，后来一直称蒋‘花生米’，很少尊重蒋介石。”杨天石说。
此时，日本对缅甸志在必得。占领缅甸，便能切断滇缅公路，困死中国，迫使重庆投降；同时可以西进印度、中亚与希特勒会师。这种形势下，中美英在缅甸联合打击日军，就迫在眉睫。经过史迪威的反复劝说，蒋介石终于决定增派部队开赴缅甸。
蒋介石派出的是自己的精锐——8万名德式训练的部队，而且交给史迪威指挥。史迪威十分惊讶：“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兵力交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老外，着实不容易。”但后果让蒋介石焦头烂额。“重庆政府和蒋介石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与美国和史迪威在缅甸的战略利益是不一致的。蒋介石制定的防守战略，符合中国的利益，但被史迪威嫌弃‘太过保守’，因而未被执行。史迪威在入缅作战后屡屡越权，蒋介石又在重庆重重干预，两人互不买账，结果只能是战场上一连串的失利。”钱峰说。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不可调和。最终，罗斯福同意由美国陆军少将魏德迈来华替换史迪威。
美国历史学者周锡瑞认为，1943是中国的十字路口。他表示：“抗战之前，人们不能想象蒋介石能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可是从开罗会议开始，中国被定位为‘强国’。”在他看来，1943年前后，蒋介石及重庆政府在外交上的成就突出，对抗战产生了巨大影响。
实际上，1943年对蒋介石本人而言也是个“大年”。他集党政军权力于一手，对战争资源的调度比前一阶段从容多了，所以能在外交领域腾挪出一番天地。
第一件事是废除英美等国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借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蒋介石则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总理革命奋斗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将由我手中达成，心中快慰无言以喻。”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访美成功。当时正值美国朝野推动废除排华法案，宋美龄的活动有助于排华法案的顺利通过。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对蒋氏夫妇颇有好感的罗斯福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人，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成为四强末座。此举为中国跻身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事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首脑进行了多次会谈。感恩节那天，还留下了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三人平起平坐的经典照片。其后的《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战事与外事的进展，使得蒋介石在1943年成为一个时代符号，凝聚了国内与国际上的认同，这是当时社会条件所造就的，也与美英等国仰赖中国战场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杨天石说。
正当蒋介石高兴之时，日军调集主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日军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拔除建设在中国南部、可以空袭日本本土的盟国机场，于是先后侵占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大片土地，攻克中国7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史称豫湘桂大溃退。
其间，最危险的是桂柳会战。当时，日本攻入抗战大后方的广西后，为了保卫桂林，蒋介石集中了“最新、最良之武器与器材”，但与日军交战不到两日，即告失败，被蒋介石称为“抗战以来未有之败绩”。随后日军进一步攻克贵州南部的重要战略基地独山，贵阳告急，陪都重庆暴露于前线。
新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立即向蒋介石提议，如贵阳失守，准备迁都昆明。蒋介石回答：绝未考虑。
“当时，中国军队的精锐集中在缅甸北部的远征军战场，蒋介石本来已经从中抽调两师归国增援，但由于天气不好，空运困难，英军统帅蒙巴顿又提出抗议，使得调兵无法实现。”杨天石说。这一时期，蒋介石心情沉重，他写道：“若至最后绝望之时，乃坚守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
当魏德迈再次向蒋介石询问政府迁离重庆时，蒋介石答：“此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民族志节关系，不能讨论。余虽被敌在渝包围，亦决不离渝一步。”魏德迈表示，你既然不离开重庆，我也不离开你，但仍劝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不注重现实”。蒋介石不为所动，在日记中写道：“彼并未了解中华民族杀身成仁之传统精神也。”
在重庆的各国使馆可不像蒋介石那样镇定。1944年12月4日，蒋介石得悉，驻渝美国使馆将于第二天下令撤退在渝侨民，这将严重动摇中国的军心、民心。蒋介石十分意外，命宋子文与美国驻重庆使馆交涉，争取撤销此举。但英国使馆、苏联使馆也准备撤侨，蒋介石更为痛心，他在日记里写道：“情势至此，诚历人生未有之奇难矣。寒天饮冷水，点滴在心头。世之子孙，若不知自强自立，何以湔雪此恨也。”最终，在蒋介石反复保证中国政府负责其安全之后，英、苏使馆表示暂不撤退。
豫湘桂战役中，日军远离后方，深入中国西南腹地，已成强弩之末。“国军没有战胜，但无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哈佛学者、前美国驻华外交官陶涵说。双方战线在广西车河一线稳定下来。蒋介石捕捉到这一态势，“自信可从此转败为胜”。
巧的是，史迪威在离开中国前也作出了同样判断。他是基于重庆的精神面貌：“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都感到震惊。在印度，人们垂头丧气、骨瘦如柴、面无笑容、眼神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乐观、积极、比较干净、努力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他感觉到在这座热辣的陪都，民心士气始终都在。
在蒋介石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官僚腐败作风已然积重难返。
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的马寅初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时说：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
宋霭龄、宋美龄闻言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蒋介石于是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训斥道：“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又提出要和马寅初谈谈，指出“他既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拒绝见蒋：“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
1943年，针对毛泽东倍受欢迎的论中国前途一文《新民主主义论》，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公开表示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的离心离德。前一年还与儿子大谈蒋介石“冷静沉着”“人格伟大感人”的闻一多公开表态：“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的吗？五四（运动）给我的影响太深，这本书公开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西南联大一些教授也感到失望。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者、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曾说得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他们远离了国民党政府，接近共产党。蒋介石没有想到，自己费尽功夫写成的《中国之命运》，成了国民党失去知识精英的前奏。
宋美龄也被这本书吓了一跳，反对蒋介石出英文版，怕激怒美国人和英国人。然而，不用看这本书，罗斯福也早就对蒋心存疑虑。在开罗，罗斯福的儿子艾略特问他会谈怎么样。罗斯福说：“发生了好多事，我见到蒋委员长了。”他说蒋花了相当长时间叙述中国军队的抗战，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蒋的军队不打胜仗？”“为什么蒋阻止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为什么他将数以千计的精兵留守在共产中国的边界？”艾略特当然回答不了父亲的疑问。
1945年9月9日，二战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
重庆市中心有一座著名的“精神堡垒”。这座木制建筑物建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高七尺七丈，取“七七抗战”之意，象征中华民族的抗战决心。在它落成4年后，抗战胜利，陪都百万人拥向这里，吼出他们心中积压的胜利欢歌。次年，在“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起“抗战胜利纪功碑”。
如今，重庆人称之为“解放碑”，其周边是重庆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高楼林立，百货云集，夜间霓虹闪烁，招牌耀眼，人流不息。站在这里放眼望去，再不见当年的山河破碎，再不复当年的群情激动，人们享受着平凡的幸福。看到这一幕，就会明白70多年前所有惨烈牺牲的意义——为了每一个中国人能够平静、安宁地活着。岁月沧桑，那场全民族的胜利永志不忘。
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
1944年，已经在抗日的硝烟中苦熬了7年的蒋介石听到了两个几乎同时传来的消息：东条英机内阁辞职，希特勒遭人行刺。他敏锐地预感盟军的胜利不会遥远。
中国战场的守土与抵抗，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停止。而重庆比其他城市都更早确认胜利的消息，时间是1945年8月10日晚上7点左右。
当晚，蒋介石和一些官员正在宴请墨西哥大使，忽然听到附近的盟军总部传来欢呼声，继而鞭炮大作。原来，盟军总部收听到了东京的广播，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投降条件。
很快，数十万重庆市民涌上街头，一位记者曾回忆：美国士兵们乘军用大卡车冲进市里，纷纷跳下车加入庆祝，过了一会却发现回不了车上——车上已经爬满了欢笑的中国儿童；云集在重庆的知识精英们泪流满面，到处吟诵杜甫的名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蒋介石再也无心宴会，他迫切需要和高级将领们见面。但墨西哥大使没有要走的意思，“使不识体统，纠缠谈话不休。殊不知，抗战最大事，要在此时决定也。”蒋介石两次让人委婉地劝这位大使快点离席。而后，他急召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了两件事：第一，提醒敌军只能向国军军官投降；第二，拍电报给正在南京的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命令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资产，并接受何应钦的命令。冈村宁次拿着这份电报，心情十分沮丧。他犹豫再三，语气恭敬地复电蒋介石说，会派人前往江西玉山协商投降事宜，并请玉山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投降者选择地点，他命令日本代表改飞湖南芷江机场。“选择芷江作为洽降地是对日军的一种讽刺，”钱峰告诉《环球人物》记者，“1945年初，冈村宁次计划在湘西地区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然后直捣重庆。当年春天，大批日军被调往湘西。这次计划最终被蒋介石调集的百万大军挫败。而地处湘西的芷江由于有大型军用机场，日军在会战中几次狂攻而不得，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蒋介石动起了心思，你日本人不是很想占领芷江吗，就来芷江谈投降的事吧！”
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今井武夫等人来到芷江。当天下午，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洽降会议正式举行。两天后，会议结束，中国代表何应钦召见了今井武夫，告诉对方日本投降书签字地点设在南京。
芷江洽降后，中国战区16个受降区的受降仪式陆续展开。南京的受降仪式上，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正式接过了日本的投降书；北平的受降仪式上，在太和殿前的观礼群众高呼“胜利万岁”……在付出了八年时间，22场大会战，3500万军民伤亡的巨大代价后，中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诚如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所说：“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与这一光荣果实相伴而来的，是蒋介石个人声望的顶峰。按照陶涵的说法，“蒋想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象，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以儒将的身份力挫中国强敌，恢复国家的光荣”，这一形象终于实现了。这在他前往北平“慰问北方同胞”时尽显无疑。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结束了近一个半月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毛泽东离开重庆。12月11日，心情不错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专机“美龄号”飞抵全面抗战爆发的起点——北平。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天安门城楼上挂起了蒋介石的巨幅画像和“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蒋介石的专车开进紫禁城前广场时，10万青年夹道欢迎。他向青年们的演讲结束后，人群蜂拥向前。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秩序，蒋介石一再说“没事，没事”，直到半个小时后他才得以离去。此后的一个星期，蒋介石连续以“抗战领袖”的身份慰问北方同胞，还在香山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灵位。
从北平归来，蒋介石开始考虑还都南京。他早就盼着衣锦还都，只不过从8月10日开始，既忙着受降又忙着和中共较劲，顾不上这些。如今，他自觉声望已达巅峰，民心可用，内战的准备工作也已就绪，是时候还都了。1946年4月，重庆举行陪都各界欢送还都大会，蒋介石接受了大会敬礼。随后，他前往成都并发表了《告别四川同胞》的演讲，其中饱含深情，“中央政府迁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国民政府也正式宣布：“决定5月5日还都南京。”蒋介石选择这一天是有深意的：这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成立广州革命政府25周年纪念日，也是“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10周年的日子。
5月5日上午8点45分，蒋介石乘车到达南京中山陵，参加孙中山先生建立广州革命政府的纪念典礼。他身着特级上将制服，胸前别着5枚勋章，满面春风。随后，他又来到国民大会堂，参加了庆祝国民政府还都的典礼并致训词。当晚，蒋介石在广播里向全国民众公开讲话，追忆抗战胜利的不易，又特意提到对日作战的苏军刚刚撤出东北，15年前最早沦陷于日寇之手的沈阳宣告收回。“我们今日沈阳虽已收复，而东北整个的行政与主权的完整，还需要我们全国同胞为国家、为民族，精诚合作，继续努力奋勉，来保持我们最后胜利光荣的战果。”
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北平前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
日本投降之后，处理日本战犯被提上了日程，冈村宁次自然首当其冲。然而，蒋介石却对冈村宁次“另有安排”。
1945年8月23日，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向冈村宁次发布命令，要求日本军队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几天后，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到达南京，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为求自保，表示愿以在华日军的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对付中共。据白崇禧后来透露，冈村宁次的这个建议深得蒋介石之心。他让人向冈村宁次转达了自己的承诺：“准其以其劳绩赎罪，免以战犯惩处。”所谓劳绩，就是要向国民政府完整无缺地移交占领区和弹药装备，严防被中共接收。冈村宁次听罢连连允诺：“我将全力遵守蒋委员长训令，不负蒋委员长期望。”果然，当八路军、新四军敦促日军投降时，遭到了日军的抵抗。
冈村宁次的“忠心”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回报。当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下令逮捕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战犯归案时，蒋介石特意关照了冈村宁次，他不但没被送往东京准备受审，头衔反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改为“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官邸、卫队甚至军事指挥权都被保留下来。
重返南京的记者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现象。重庆《大公报》撰文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京已经光复了……冈村宁次仍在外交部大楼里办公，日本宪兵还驻留在前司法院的楼房里。”另一个记者写道，南京的报纸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检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还能看到傀儡政权贴出的海报和标语。甚至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八周年的日子里，蒋介石竟然从重庆飞抵南京接见岗村宁次，嘘寒问暖。以至于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都念念不忘：“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深感敬佩。”为了报答蒋介石，冈村宁次写了一篇名为《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章，将日军与中共军队多年交战的经验和盘托出，建议蒋介石针对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战术。
1946年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在东京成立，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为了使冈村宁次免受审判，蒋介石召集心腹商讨对策，最终借口善后工作尚有许多未了，需要冈村宁次留下处理。这种公然的包庇招致举国上下的反对。《大公报》直言：“第一号战犯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犯下烧杀掠夺等严重罪行，而蒋主席却待如上宾。”直到1948年8月，冈村宁次才受到公审。几个月后，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并允许其返回日本，蒋介石败退台湾后还曾聘请他担任高级军事教官。直到1966年，他才病死在东京。
蒋介石的军队大多在西北、西南，距离华北、华东的沦陷区很远。为防止中共接收沦陷区，蒋介石想到了沦陷区的伪政权。在他的纵容下，许多汉奸在办公室外挂上一块新牌子，摇身一变成了维持地方秩序的国民政府官员，大批伪军也在“改编”后被蒋介石收为己用。周佛海事件就是典型一例。
在汪伪政权中，周佛海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直接掌握金融、财政、特务等大权。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急电蒋介石，表示他控制的武装能把“完整的上海奉献给中央”。蒋介石看到电报极为高兴，立即以个人名义嘉奖周佛海。随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护上海、杭州等地治安，阻止新四军收复沪杭地区。就这样，周佛海从万人唾骂的汉奸成了抗战有功之臣。完全接收上海之后，蒋介石让戴笠把周佛海弄到重庆藏了起来。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周佛海被送到南京接受审判，被判死刑。但蒋介石致电司法行政部，以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为由，强行改判为无期徒刑。这让民众对蒋介石大失所望。
1946年5月5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率党政军及各界代表前往南京中山陵拜谒，正式还都南京。
日本宣布投降后，一个大馅饼砸到了国民政府头上——日军、伪军只求自保，根本顾不上巧取豪夺来的巨额财富。国民政府很快从重庆派出了大批官员前往沦陷区，接收敌伪财产，名义上是该没收的没收，该归还原主的归还，实际上却混乱不堪。接收大员们像抢红了眼的土匪，千方百计中饱私囊，被人们怒斥为“劫收大员”。
上海及东南地区是“劫收”的重灾区。不仅敌伪财产，许多国人的正当财产也被霸占。时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回忆，当时海军查封了一个仓库，将其中所有的财产都拿到黑市上抛售，根本不管是不是敌伪财产。为了抢夺财产，各军政部门还在上海大打出手：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看中了一处日军俱乐部，为此不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展开枪战，死伤多人；上海市警察局为了和军统特务抢夺财产，多次火并。在秦瘦鸥的小说《劫收日记》的男主角谢桑看来，所谓接收，本来就是趁火打劫嘛！趁火打劫当然不是什么长期的好买卖。只能干一天算一天，抢一批算一批。谁眼明手快，抢得快，抢得多，趁早洗手下台，谁就占便宜。《大公报》评论说：“在南京和上海，政府只用了短短二十来天就失去了民心。”
平津地区是“劫收”的另一个重灾区。时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曾回忆：“所谓‘接收’，确如民间报纸所讥讽，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进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
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中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场景：“满街都是伤兵，开口就是‘老子抗战八年！’动不动就举起双拐打人。没开戏，他们就坐满了戏园子。没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极其寡淡无味的戏，把他们唱走……”平津一带很快流行这样的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这离蒋介石身负“抗战领袖”光环来北平慰问同胞才几个月。
对沦陷区的老百姓而言，国民政府财政部制定的法币与伪币兑换办法，更是一场噩梦。抗战胜利之初，法币与伪币在黑市上的兑换价是1∶80左右，随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兑换办法，将两者兑换比率猛增至1∶200。如果说军官“劫收”尚属个人违法行为，那法币兑换就成了合法的国家掠夺。一夜之间，沦陷区百姓沦为赤贫。
负责经济接收的邵毓麟当面向蒋介石进言：“这样下去，我们虽然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在一片胜利声中，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接收工作存在“严重错误”，是“政府最大之耻辱”。然而，他依然醉心于自己“抗战领袖”的光环，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纠正这些错误。蒋介石日后才对宋希濂说：“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民意如流水，一去不回头。一个打赢了八年抗战的“领袖”和“巨人”，转眼就变得虚弱不堪。虚弱到什么程度呢？1946年，蒋介石曾经说过：“本人自出生以来，除家乡以外，没有其他地方比重庆算得是我第二故乡。”仅仅过了3年，1949年11月，蒋介石再回到他心中的“第二故乡”时，竟然是在专机“美龄号”上度过了最后一夜。“他再度回到重庆，却连飞机都不敢下，这是他从未想到过的结局。”杨天石说。此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抵达重庆近郊，与胡宗南部交火。“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放弃在八年抗战中都未曾失去的陪都重庆。”第二天凌晨，在“美龄号”的发动机轰鸣声中，蒋介石离开重庆，前往成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不过短短3年而已，成败在倏忽之间已然转变。今日的重庆繁华而安详，蒋介石在这里八年抗战的背影，留给历史太多思索。
（《环球人物》记者 王肖潇 李静涛 文字统筹 许陈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