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苏联核导弹是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两种动机：捍卫革命的古巴并使其成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榜样；缩小同美国在战略导弹方面的差距。出于维护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考虑，苏联同美国在欧洲的争夺也对赫鲁晓夫的最后决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世界革命的理念则是赫鲁晓夫一切外交行动及其动机的基础和根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过程，缺乏充分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是没有根据和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关键词】苏联;赫鲁晓夫;古巴;美国;导弹危机
【作者简介】张盛发，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07）
“同胞们，为了履行我就职时的誓言，我以沉重的心情下令，仅以常规武器采取军事行动以消除古巴境内的核武器装置，美国空军现在正在执行此项命令。”[1]这是1962年10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准备在装载核武器的苏联船队到达古巴后向全国发表讲话的草稿开场白。
1962年在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严重和最危险的一场国际危机，其时由于美苏两国在古巴的核对抗，人类已经处于核战争的门槛，或者说几乎掉进核战争的深渊。庆幸的是，美苏双方在最后紧要关头相互妥协，人类避免了一次近在眼前的核灾难。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不久，政治家和史学家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探讨和论述有关危机的缘起、发展、结果和影响等。
关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动机，尽管赫鲁晓夫在自己回忆录里早就作过明确的陈述——保卫革命的古巴和抵消美国在战略武器领域的优势，但是，学者们对此问题仍然有着自己的解读。
俄罗斯学者以及那些危机亲历者大多赞同赫鲁晓夫自己所说的第一种动机。祖博克和普列沙科夫认为，“推动赫鲁晓夫去冒如此大风险的不是为苏联帝国谋取福利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他的革命义务和同美国竞争的意识。”[2]
俄罗斯外交官、危机的亲历者科尔尼延科写道，“我认为，赫鲁晓夫关于他为何会有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的解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为了阻止美国入侵古巴，‘不要失去’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古巴，并且这在他看来是对苏联威望的巨大打击。”[3]
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对外事务助理的特罗扬诺夫斯基指出，赫鲁晓夫热情地致力于保护革命的古巴免遭美国可能的侵略，其着眼点是为了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进军和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领导权。不是利用古巴革命作为一种机会去改善苏联在超级大国战略平衡中地位的诱惑导致苏联把导弹运到古巴的圣克里斯托瓦尔；而是一种新的战略能力使赫鲁晓夫敢于在海外采取行动来挽救古巴革命[4]。
西方学者则偏重于从谋取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解释赫鲁晓夫的动机。美国史学家、曾经担任过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的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人们可以断定，象任何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赫鲁晓夫采取那种决定，不是为了古巴，而是为了苏联……如果在古巴成功地部署了核武器……结果就使苏联对美国目标的打击能力提高近一倍。”[5]德国学者洛思也持这种看法，赞同赫鲁晓夫自己所说的第二个动机。他认为，赫鲁晓夫在长久的思考中对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别感兴趣，实际上是因为它提供了减少苏联战略劣势的手段[6]。
美国学者詹姆斯·里希特认为，赫鲁晓夫的这一行为的动机，就如同他在柏林危机时威胁的动机一样，不能归结为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很可能是，他想要采取的这一大胆的步骤将减轻来自几个方向的压力[7]。索伦森则表示无法知道赫鲁晓夫的动机是什么：“我可以给出的唯一诚实的答案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那时也不知道。’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猜测赫鲁晓夫想要干什么。”[8]
本文试图根据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史料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动机进行一番更为细致的梳理，特别是注重分析赫鲁晓夫动机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探究动机背后的深层因素，考察赫鲁晓夫的决策情况，权作对古巴导弹危机爆发50周年的一点应景式思考。
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苏联核导弹的第一个也是主要的动机是非常清楚和明白的：保卫社会主义的古巴，阻止美国可能的入侵；让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前哨和灯塔，成为其他拉美国家的革命榜样。
据赫鲁晓夫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说，1962年5月20日，在他父亲访问保加利亚回国后当天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9]上，在阐述有关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想法时，赫鲁晓夫明确表示，“……我们必须保护好自己的国家，不容许发生战争，不允许美军消灭古巴。必须使古巴成为火炬，成为吸引正在进行反对美国垄断组织斗争的拉丁美洲贫穷人民的磁石。源于古巴的社会主义烈火将加快争取独立斗争的进程。”[10]他还指出，“父亲认为，部署导弹当然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但是基本目标是保卫古巴革命。”[11]
10月31日，也就是古巴导弹危机后期，在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信函中解释苏联为何撤回在古巴的苏联核导弹时，赫鲁晓夫清楚地阐述了他五个月前决定部署导弹的理由。赫鲁晓夫以对比的方法写道：“美国的目的是要消灭古巴革命，推翻革命政府，恢复美国在古巴的垄断地位，从而巩固美国的垄断资本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统治。美国很想尽快消灭古巴。这是因为，古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思想传播的策源地，它会使这一革命思想传遍整个拉丁美洲，从根本上动摇垄断资本在那里的统治……这就是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所抱定的目的。那么，我们所追求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的最主要目的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保卫革命的古巴，维护古巴的独立，按照古巴人民的意愿，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为古巴革命的发展提供一切条件。这是最重要的。”[12]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里对他的上述动机也有过明确的阐述。他写道，“我们确信美国人绝不会容忍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的古巴将会变成一块把其他美洲国家吸引到社会主义去的磁石，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古巴，务使其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存在并成为拉美国家的一个现实榜样。我很清楚，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我们很容易失去它。”[13]
显然，捍卫社会主义的古巴和期盼古巴成为拉丁美洲国家革命的榜样，确实是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来阻止美国可能入侵古巴的初始的重要动机。但问题是，赫鲁晓夫这种动机是如何形成的。须知，虽然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等一些共产党人参与了1959年古巴革命，但是，当时的革命主要领导者卡斯特罗却并不是共产党人，革命胜利后的古巴也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真正了解赫鲁晓夫的动机就必须考察这种动机形成的过程。
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第一个基本问题是，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是否能够转变成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后的古巴能否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成为苏联的盟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最早为人们所知是在1953年，这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兄弟等一批革命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进攻失败后革命者被押进大牢。从时代背景看，当时刚好是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斯大林晚年时期的内政外交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苏联对民族运动并无很大的兴趣，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民族运动的领导者通常是民族资产阶级，它们很容易同帝国主义妥协，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所以，远离苏联的加勒比海地区小国古巴似乎不在苏联的视野里。
1955年出狱后，卡斯特罗建立了“七二六运动”组织，继续从事革命事业。1959年1月，卡斯特罗率领起义者占领了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14]。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他对外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持积极支持立场的[15]。
据当时在党中央负责分析对外情报部门工作的外交官科尔尼延科回忆，在1959年1月1日古巴新政权建立时，谁也无法明确回答赫鲁晓夫提出的有关古巴新执政的领导人的政治面目问题。过一段时间后从一个拉美国家传回一条情报：如果说不是卡斯特罗本人那么他的一些战友似乎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当赫鲁晓夫得到这一情报时兴奋地说，如果在西半球真的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前哨，这是多么重要啊[16]。所以，接下去赫鲁晓夫所要关注的是，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卡斯特罗能否变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古巴能否成为社会主义的古巴？
古巴革命胜利后，原古巴最高法院法官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在同年一月担任临时总统，卡斯特罗于二月就任古巴总理。当时的卡斯特罗政治面目并不清楚，似乎既不反美也不亲苏。卡斯特罗自己认为，他是古巴人民的化身，是西蒙·玻利瓦尔的继承者。但是，由于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中有共产党人（正式的名称是人民社会党），他同共产党人的关系、他的政治倾向、古巴未来的发展道路等都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同年4月，卡斯特罗访问美国，其间经常被问到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但他竭力撇清同古巴共产党人的关系。4月20日，在美国广播公司“同新闻界会面”节目里讲到他兄弟劳尔·卡斯特罗时，卡斯特罗坚决否认劳尔或他的妻子是共产党人[17]。卡斯特罗说，他允许他的“七二六运动”中有共产党人，但是他坚决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影响”[18]。4月23日，卡斯特罗在纽约联合国发言时说明，在古巴新政府里“没有共产党人”[19]。4月24日，卡斯特罗在美国新闻俱乐部说，“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独裁……所以我们反对共产主义。”[20]
但是，令卡斯特罗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访问美国期间，劳尔·卡斯特罗正在同莫斯科密谈援助事宜。4月，劳尔把人民社会党老党员拉扎罗·佩尼亚派往莫斯科，请求帮助加强古巴军队的领导。劳尔说，他需要一些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过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来当顾问，以便“在一般问题和组建情报工作方面帮助古巴军队”[21]。
赫鲁晓夫对古巴革命者的请求非常重视。4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责成党中央国际部、国防部和克格勃就向古巴派遣2名苏联军校毕业的西班牙人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达成协议。不久，主席团又向古巴增派了一个由15名西班牙裔苏联军官组成的小组[22]。
此时，苏联同古巴革命者已经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人民社会党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些特使，提议他们可以充当同卡斯特罗联系的渠道。1959年3月，人民社会党一名代表会见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讨论了未来两国军队关系的问题[23]。
赫鲁晓夫在支持古巴人民社会党的同时也在积极观察卡斯特罗的动向，期望他转变成真正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注意到卡斯特罗行事的矛盾性：卡斯特罗拒绝了格瓦拉关于建立民警的建议，同时却支持土地改革方案，让一些共产党人在全国土地改革协会中任职。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卡斯特罗正在越来越靠向共产党人。1959年7月，卡斯特罗不顾“七二六运动”中非共产党人的反对，任命共产党人、土地改革法案的制定者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为古巴总统，取代曼努埃尔·乌鲁蒂亚。
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信心增强了。同年9月中旬，波兰驻苏联大使请示苏联：古巴向波兰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要求，波兰能否向古巴出售得到苏联许可制造的武器。当时赫鲁晓夫和外长葛罗米柯正在美国访问。副外长佐林主持的外交部表示担忧，它认为，在同古巴没有特别意义的关系方面，任何不正确的步骤都可能损害“戴维营精神”。对外贸易委员会支持外交部的意见，它在给主席团的报告中强调，古巴的要求是那些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反对改善苏美关系的人所设计的一种挑拨离间的行为[24]。
9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认为“现在向古巴提供武器是不适宜的”[25]。没想到，几天后，赫鲁晓夫回国时马上推翻了主席团决议。他告诉大家，他不赞成对外部门的那些“胆怯的美国问题专家”的不安。古巴革命是国际舞台上非常重要和不同寻常的现象，不能拒绝同古巴的合作。于是，赫鲁晓夫不顾外交部的反对，作出了由华约国家向古巴提供武器的决定[26]。
9月30日，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主席团批准了下列决定：“由波兰向古巴提供由苏联许可和波兰工厂制造的某些步兵武器”[27]。
赫鲁晓夫上述决定表明他对古巴及其领导人卡斯特罗的认可，而后者也适时地向苏联袒露他的革命立场和革命目标。10月16日，在同苏联代表阿列克谢耶夫（当时为克格勃驻古巴情报站负责人）谈话时，卡斯特罗居然谈到了马克思。他说，“如果卡尔·马克思从坟墓里复活，他会为我武装起来而高兴的。”卡斯特罗表示，经过战争是革命的唯一道路。他形容自己的革命是贫农革命，旨在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28]。当卡斯特罗这番革命言论传回莫斯科的时候，赫鲁晓夫能不欢欣鼓舞吗？
随后，卡斯特罗接连采取了让古巴共产党高兴和让莫斯科满意的举措。1960年1月，劳尔·卡斯特罗的学生赫苏斯·索托取代了前领导人戴维·萨尔瓦多掌握了古巴的工会运动。据阿列克谢耶夫在古巴工会的线人报告，索托具有共产主义的倾向。“七二六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卡斯特罗解除了费尔南德斯的该运动领导人和古巴外长的职务。阿列克谢耶夫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称，这是“（古巴）朋友们的胜利”[29]。
苏联代表对卡斯特罗表示由衷的赞扬：卡斯特罗同人民社会党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愈益坚定”[30]。
2月3日，在同阿列克谢耶夫谈话时，卡斯特罗说，他不同意古巴共产党担心美国必定侵略，他怀疑艾森豪威尔胆敢同古巴开战。他自信地说，“美国所有进攻古巴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卡斯特罗表示，美国对古巴 “唯一现实的威胁就是经济封锁”。但是，他想要让苏联知道，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屈服于美帝国主义[31]。
2月4日至14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以举办苏联工贸展览会名义访问古巴。访问的结果是，决定恢复1952年被巴蒂斯塔断绝的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经贸关系。卡斯特罗让米高扬印象深刻，极为满意。他对随行人员说：“是的，这是真正的革命。同我们完全一样！我感到我又恢复了青春。”[32]如果米高扬把这样的信息传达给赫鲁晓夫，后者除了高兴还会有什么异议吗？
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让卡斯特罗同美国完全对立并投入苏联的怀抱。3月4日，一艘装载着古巴从比利时那里购买的军用物资的法国货轮《拉库布尔》号在哈瓦那港口发生爆炸，100多人死亡。卡斯特罗在第二天的葬礼上把它同1898年2月15日美国“缅因号”战舰爆炸相提并论。他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故意试图剥夺我们获得武器的机会。他对美国说，古巴人民不会被干涉或核爆炸消灭的威胁所吓倒，“任何人都吓不倒古巴人民”，“古巴人民不会退却”[33]，货轮爆炸事件被认为使“卡斯特罗摇摆时期”结束了。
第二天，卡斯特罗的助手希梅内斯邀请阿列克谢耶夫去他家里共进午餐，在场的有卡斯特罗兄弟。卡斯特罗对阿列克谢耶夫说，“在现在的情况下，古巴人民将感激地接受苏联对古巴所有的友好姿态。”[34]
卡斯特罗还问道，“如果美国进行封锁或干涉，古巴能否指望苏联援助？”这是古巴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要求苏联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卡斯特罗建议让古巴在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小型武器、弹药和米格－17歼击机，然后由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只进行运输。
更为重要的是，卡斯特罗在谈话中公开承认苏联是古巴的榜样。他说，古巴缺乏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经验的专家，他希望能从莫斯科得到这样的专家。卡斯特罗还表示打算访问苏联和中国[35]。
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直接的军事援助请求作出了热情的回应。3月12日，赫鲁晓夫向卡斯特罗发出第一份信函。信函的开始是这样写的：“您可以不用怀疑我们对革命政府的好感和同情，我们对古巴的事业持乐观态度。” [36]
赫鲁晓夫告诉卡斯特罗，他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他所需要的东西：“至于提供武器，苏联政府准备协助捷克斯洛伐克予以提供……而如果需要的话，那就……由苏联直接提供。”最后，赫鲁晓夫表示正式邀请卡斯特罗访问苏联[37]。
1960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将向古巴无偿地提供这些武器。苏联希望，捷克斯洛伐克承担15%～25%的开支，波兰提供10%～20%的开支，“其余由苏联支付”[38]。
7月31日，阿列克谢耶夫在电文中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于满足提供武器的所有要求向苏联政府和和赫鲁晓夫本人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这份电文中，阿列克谢耶夫还报告，7月29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签订关于提供“特别物资”的协定，所谓的特别物资就是无偿向古巴提供的价值1.3亿卢布的武器，其中的大部分（1.14亿卢布）是由苏联承担的[39]。
这么慷慨的援助，实际表明苏联已经把古巴列入社会主义阵营行列了。原来，在克格勃有关古巴的档案中，古巴的密码名称是“年轻人”，现在，8月开始，古巴被改称为“前哨”。这表明，苏联在西半球终于有了自己的盟国[40]。
1961年4月，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古巴革命撕破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压迫锁链，建立了美洲大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并在这个地区开辟了革命运动的新阶段。”[41]至此，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卡斯特罗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古巴属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疑义了。
赫鲁晓夫需要了解的第二个问题是，美国是否存在着入侵古巴的意图？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相关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古巴？古巴同美国交恶后，特别是1960年3月《拉库布尔》号货轮被炸后，卡斯特罗已经决意同美国对抗。他在同苏联代表阿列克谢耶夫谈话时表示，除了经济制裁，美国会寻找进攻古巴的理由。但是，当时赫鲁晓夫却并不赞同这种说法。3月12日，赫鲁晓夫在致卡斯特罗信函中认为，在苏联和美国正在准备改善关系的时候，美国未必会对古巴动手。他说，“尽管局势是复杂的并且还在进一步尖锐化，但是，美国现在非常受制于对和平有利的国际局势的发展，在即将举行的会谈（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首脑会谈定于1960年5月在巴黎举行——引注）之前它未必敢干对古巴进行公开的干涉。”[42]
但是，苏联情报机构获得的消息却与赫鲁晓夫乐观估计相悖。1960年春天，苏联情报机构就获悉，3月1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秘密下令，向古巴侨民提供军事援助以对古巴进行破坏活动。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建立了军事训练营地和基地以训练古巴侨民入侵古巴[43]。
同年5月初，美国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毁事件使原定的四国首脑会议流产。随着美苏关系暗淡，赫鲁晓夫显然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赫鲁晓夫的儿子写道：
“我非常担忧卡斯特罗和古巴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我们为何不邀请古巴人参加华沙条约，那样就可以防止美国人侵犯他们了。’
“父亲考虑了一下说，‘古巴太远了，交通不行，都被美国海军控制着。如果美国进攻该岛，我们无法用自己的坦克保护它，就好比象保护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那样。那就不得不动用核武器，而这会导致对我们自己国家可怕的毁灭。为了卡斯特罗这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行事的人，拿苏联人的命运去冒险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犯罪。’”[44]
1961年2月，苏联和古巴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说，为了确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入侵古巴，来自华盛顿的一个权威的委员会打算将在3月访问设在危地马拉的一个训练基地，3月11日，美国总统召集会议，会上将在入侵古巴计划最终批准之前敲定其细节[45]。
苏联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在上述会议上肯尼迪总统赞成武力解决问题。他唯一所关心的就是要采取措施把美国在该行动中的作用和参与程度遭到揭露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特别是，肯尼迪建议，要选择一个比较偏僻的地区作为登陆地点，在夜间实施入侵，以便掩盖行动规模和美国海军的参与；把在行动之前对古巴城市进行的轰炸说成是古巴空军叛逃的飞行员干的。他要求中央情报局建立古巴侨民的新的政治组织，向其领导人尤其是直接准备入侵的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和宣传上的支持。责成国务院在短期内制定和发表关于古巴形势的“白皮书”，顺便对美洲国家组织的领导人施加秘密影响，以便让它对古巴领导人施加相应的压力[46]。
4月17日，得到美国支持的古巴侨民武装入侵古巴猪湾，是为猪湾事件。在猪湾入侵前几天，通过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莫斯科收到了来自“危地马拉朋友”（危地马拉共产党）有关古巴不久将要遭到侵略的情报。随即情报被转交古巴[47]。由于事先获得准确情报，已经装备了苏联重型武器（米格歼击－轰炸机和坦克）的古巴军队在72小时内就击败了入侵武装。
猪湾事件后，苏联和古巴得到的情报表明，美国还在制定新的消灭革命古巴的计划。肯尼迪同一些有关影响的政界人士包括尼克松进行了秘密会晤，以便为摧毁古巴革命寻找合法的根据。根据肯尼迪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反古巴行动很快就成为美国驻拉美国家情报站的中心任务之一[48]。
各种情报和消息已经让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始终没有放弃颠覆古巴政权的意图。而第二年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А.И.阿朱别伊的访美报告进一步加强了赫鲁晓夫的判断。
1962年2月，А.И.阿朱别伊访问美国。在回国后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里，阿朱别伊通报了他同肯尼迪的会谈。肯尼迪向他保证，美国无意进攻古巴。阿朱别伊说，他相信美国无意这样做，但是他们如何保证，那时进攻猪湾的古巴反政府势力和危地马拉反革命势力不会进攻和不会这么做？肯尼迪坦率地回答，“我已经斥责了杜勒斯，我对他说，您要以俄国人为榜样，当时他们在匈牙利碰到了问题，他们在三天之内就解决了，而您杜勒斯什么都不能做。”[49]肯尼迪上述讲话让赫鲁晓夫惊骇不已：他居然打算象苏联对待匈牙利那样对待古巴。这不证明古巴在肯尼迪眼里仍然是美国的后院吗？所以，在赫鲁晓夫看来，美国入侵古巴的威胁始终是存在的。
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判定：卡斯特罗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美国入侵古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便如此，作出部署苏联核导弹如此重大的决定显然不是仅仅保卫古巴这样单独一种动机所能支撑和解释的。
尽管保卫古巴的理由冠冕堂皇，但是，赫鲁晓夫的言行同时也掩盖不住他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另一个重要的动机，即：改变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落后于美国的劣势地位。
赫鲁晓夫生性狡黠，明明知道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但却常常虚张声势地吓唬美国和西方国家。1959年10月6日，赫鲁晓夫公然声称，苏联“在导弹生产方面超过所有其他国家”[50]。一个月后，他在会见新闻记者时悍然威胁：“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如此多的导弹、如此多的原子弹和氢弹，以至于如果它们（西方）进攻我们的话，我们就将把我们所有潜在的敌人从地球上消除。”[51]1959年12月1日，赫鲁晓夫在布达佩斯再次吹嘘，苏联拥有足够的核导弹，可以“把我们所有潜在的对手从地球上消除”[52]。不幸的是，当时被西方情报机关收买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上校佩恩科夫已经把有关苏联军事潜力及其意图告诉对方，美国已经了解到双方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知道苏联洲际导弹屈指可数。
1961年夏天，赫鲁晓夫批准了克格勃制定的对西方实施欺骗活动的计划。该计划还包括夸大苏联战略武库的建议，其要旨是让西方相信：苏联陆军现在拥有携带“战术核武器”的新型坦克；火箭部队战备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火箭发射架增加了——由于中程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供应量增加以及固定发射架变成了公路和铁路的移动发射装置，它们确保了机动性和生存能力；苏联海军拥有配备固体燃料的“北极星”导弹那样的核潜艇；苏联防空部队和空军变得更为强大了[53]。
但是，欺骗终究是欺骗，它无助于改变苏联在战略武器领域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事实。据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估计，美国在1962年拥有5 000枚可以装备各种载运工具的核弹头，而苏联只有300枚。双方核武器数量之比对于苏联来说是极为悬殊的17:1。同时，苏联的洲际导弹只有几十枚，不足以对美国进行同等的报复性打击[54]。
尽管赫鲁晓夫时常吹嘘苏联导弹的数量和质量，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赫鲁晓夫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当他在思考如何保卫古巴这个重大问题时，是不会忘记古巴对于苏联所具有的宝贵的地缘政治价值的。
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从军事角度看，古巴的地理位置使它对苏联极具吸引力。在该岛部署战术导弹就可以实际威胁美国所有的大城市，这多少可以平衡美国和苏联的核‘遏制’潜力。甚至部署带有常规武器的苏军都可以在战时威胁美军的供应，因为密西西比河流域美军后方的水上通道直接靠近古巴。”[55]
如此重大的军事利益，当然不能不对赫鲁晓夫产生巨大的诱惑。赫鲁晓夫自己在1962年5月解释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决定时说，“除了保卫古巴，我们的导弹也可在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中起到作用。美国人用军事基地包围我国，用核武器威胁我们，而现在他们就会知道当敌人的导弹对准着你的时候是什么滋味，我们干的也不过是小小地回敬他们一下。”[56]前面所引述的赫鲁晓夫的儿子的话也证实，赫鲁晓夫认为部署导弹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赫鲁晓夫保卫古巴和谋取战略性军事价值的两个动机显然是互有联系的。但是，即便如此，从逻辑上讲，赫鲁晓夫部署导弹的动机产生并不意味着自动生成部署导弹的决定。从初始动机到最后决定，这是一个受到许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初显分裂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赫鲁晓夫要维护和加强已经受到挑战的领导地位。它既与中苏关系的恶化也与卡斯特罗擅自推动拉美革命运动的计划有关。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有关战争与革命、和平共处、美苏缓和、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歧和矛盾愈益扩大和加深，尤其是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争论已经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消极影响。古巴人民社会党党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该党执行书记埃斯卡兰特同苏联关系密切，他认为可以通过组织罢工和参加选举等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这与赫鲁晓夫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劳尔·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则深受中国影响，尤其是格瓦拉经常谈论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让赫鲁晓夫感到不安的是，卡斯特罗似乎愈益受到他弟弟和格瓦拉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巴革命胜利后，当时赫鲁晓夫急切期盼卡斯特罗能够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而现在赫鲁晓夫却要忧虑卡斯特罗正在成为一个激情过头的极端革命者。赫鲁晓夫最初希望革命的古巴成为拉丁美洲革命的灯塔和榜样，但是现在却在担忧古巴鼓动和支持的拉美游击队革命扰乱美苏关系以及他议程表上轻重缓急的顺序排列。
1962年春天，正当赫鲁晓夫为如何保卫古巴免遭美国可能的入侵犯愁的时候，传来了古巴内部发生变化的不利消息。3月20日，古巴“革命统一组织”[57]宣布正式解除埃斯卡兰特该党书记的职务。埃斯卡兰特被解职后几天，莫斯科就获悉，埃斯卡兰特和卡斯特罗不仅仅是争夺权力，他们在古巴对外政策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克格勃驻古巴专家发现，古巴人正在加紧培训游击队，他们将要被派遣到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巴拿马、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其他拉美国家。
之后，就在同月，卡斯特罗派遣古巴内政部长拉米罗·巴尔德斯前往苏联解释古巴现在所要执行的政策。克格勃的事后报告指出，“1962年3月，在内政部长巴尔德斯访问莫斯科期间，古巴领导人建议苏联在古巴建立一个谍报中心以积极支持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58]
据巴尔德斯说，卡斯特罗认为，在拉丁美洲展开积极行动的决定性时刻来到了。他在2月宣布，“组织革命是每一个革命者的义务”。客观地说，赫鲁晓夫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绝不逊于卡斯特罗，他支持包括古巴革命在内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行是众所周知的。他向古巴提供各种援助并且正在为保卫古巴苦思冥想，都是不言而喻的有力证明。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公开宣布“和平共处”政策的大国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策略上必须谨慎行事。尤其是，在他看来，当1962年春天美国入侵古巴威胁非常严重的时候，古巴首先必须尽力不让美国找到入侵的借口。
所以，苏联否定了古巴有关建立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谍报中心的建议。克格勃代表告诉巴尔德斯，“我们不援助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只是搜集情报。”
巴尔德斯吃惊地说，“我无法想象，苏联侦探只是搜集情报。如果是这样，那么谁来帮助国际革命运动？”他居然还以挑唆的口吻说，“当中国人竭力在每个洲建立自己的势力中心的时候，俄国人也应当这样做。”[59]当巴尔德斯返回哈瓦那的时候，阿列克谢耶夫告诉他，现在对待革命运动不谨慎会挑起美国入侵。但是巴尔德斯不服地回答：“（苏联）说建立中心会成为美国指责古巴人输出革命的借口，这种解释改变不了事实，因为古巴已经被指责参与所有与苏联影响有关的恶事。”[60]
不久，被卡斯特罗指责为“宗派主义”的埃斯卡兰特出走古巴来到莫斯科。他提供的情报及其说法让赫鲁晓夫更为震惊。他在对苏共中央讲述了他被解职的遭遇后说，“然而归根结蒂卡斯特罗（对他）不满是另有原因的。”他认为，在古巴革命的精英分子里，中国的影响已经急剧增加。他说，甚至在人民社会党里都有反对莫斯科对第三世界革命路线的人。他还强调，他不得不在同卡斯特罗一些顾问辩论中捍卫莫斯科的路线[61]。
埃斯卡兰特的告状极大地刺激了赫鲁晓夫，不仅是因为卡斯特罗的行事方针更主要的是埃斯卡兰特所说的中国对古巴的影响。尽管如此，考虑到维护苏古关系的大局，赫鲁晓夫还得站在卡斯特罗这一边。4月11日，《真理报》刊登了有关埃斯卡兰特事件的文章，接受了卡斯特罗对埃斯卡兰特“宗派主义”的指责。4月11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在给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说，“没有理由说出现了中国对卡斯特罗有重大影响的威胁。”[62]
为了稳住卡斯特罗和加强苏古关系，赫鲁晓夫加大了援助古巴的力度。4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重要决定，向古巴提供4个С-75防空导弹营和2个技术支持营[63]。
但是，苏共中央主席团4月12日决定并没有起到安抚卡斯特罗的作用。4月18日，卡斯特罗对阿列克谢耶夫表示，巴尔德斯是代表他讲话的。古巴不能对拉美革命运动持冷漠态度。如果苏联不想参加，就让苏联政府去面对革命的良心吧。对于卡斯特罗来说，革命是绝对必需的：“我们打算帮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进步运动，以准备可能的游击斗争。过两三年，在拉丁美洲就会掀起自发的革命风暴，共产党人应当准备去领导它。”[64]
当阿列克谢耶夫谈到美国必然要作出反应时，卡斯特罗说，革命的高潮会对华盛顿产生消极的影响。革命不会挑起入侵而是阻止入侵，因为如果整个拉丁美洲起来的话，美国是绝不敢干涉的[65]。
面对有关古巴党内出现亲华派和中国在古巴影响增强的传闻和说法，赫鲁晓夫只能煞费苦心地采取各种措施以阻止传言成真。他既不能容忍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成为“亲华派”又要防止卡斯特罗变成拉美的“铁托”，否则，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就会由动摇而致坍塌。当时，赫鲁晓夫已经被中国指责为“修正主义”，如果再丢失拉美社会主义阵地古巴，那么来自中国领导人猛烈的抨击是可以想象的[66]。他还担心他的党内对手会指责他在古巴问题上过分冒险却又无力保卫古巴。即使美国不侵入古巴，古巴党内与中国接近的倾向也足以令赫鲁晓夫惊恐不已。
值此赫鲁晓夫认定出现美国入侵古巴的实际威胁之际，鉴于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擅自推动拉美革命运动和向中国倾斜的可能，赫鲁晓夫必须采取某种切实有力的措施予以预防和阻止，而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能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既能保卫革命的古巴又能收服桀骜不驯的卡斯特罗，从而维护和加强他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与此同时，欧洲的紧张局势也对赫鲁晓夫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德国问题是苏联同美国在欧洲麻烦的热点，而焦点则是西柏林的地位问题。由于西柏林位于东德领土之内，在美苏“冷战”的环境下，它成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切入东德和华沙条约集团内部的“前沿城市”，被西方称为“铁幕上钻出来的一个小洞”和“自由世界的橱窗”。西柏林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苏联东欧集团特别是东德产生了极大的压力和影响。政治上，在苏联看来，西柏林简直是北约和西德对华约国家和东德进行间谍、挑衅和颠覆活动的便利基地。经济上，从战后初期到60年代初，每年大约有350万东德人经东西柏林边界逃往西柏林和西德，且逃亡者大部分是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从而使东德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而只要东德处于动荡不安的形势下，苏联在东欧的“安全带”就始终受到严重的威胁[67]。因此，早在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就愤怒地谴责“西柏林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实行侵略政策的好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毒瘤”，“如果不消除这个毒瘤，就会有导致十分不良后果的危险”[68]。
也是在同一天，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政府和东、西德政府提交了一份近似最后通牒的照会。照会要求，缔结有关把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城市的协定，同东德就“保障该自由城市和世界各地之间无障碍的通行”达成谅解。如果在六个月内无法达成这样的解决办法，苏联就将同东德签订将使它获得对该城市的陆地、空中和海上拥有完全主权的协定[69]。
由于西方反应出乎意料的强硬，苏联没有胆量采取行动打破西柏林现状。1959年1月初，米高扬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表示，“苏联并不认为自己的照会是最后通牒，并不想硬要西方进行谈判。”[70]同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德国问题和西柏林问题也是他同艾森豪威尔总统戴维营会谈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总统只是承认西柏林的局势是不正常化的，但并未接受苏联的要求。1961年6月，赫鲁晓夫同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这次，赫鲁晓夫终于忍不住再次发难。当谈到尖锐的柏林问题时，赫鲁晓夫的气势更加咄咄逼人，他先是强硬地规定了六个月之内缔结对德和约的最后期限，当遭到肯尼迪拒绝时便大吼，如果要为西柏林问题而打仗，那就让战争现在开始吧！这要比以后出现更为可怕的武器时再爆发战争好得多。”[71]
肯尼迪的回答是：如果美国允许自己被逐出西柏林，从而单方面地失去其获得的由条约予以确认的权利，那么，美国对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就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人会再信任美国，这将使美国陷入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地位[72]。
维也纳会晤结束后不久，6月15日，失望的赫鲁晓夫又公开重申六个月的最后通牒。他说，不管如何，年底将签订对德和约。6月28日，他再次强调，如果西方国家拒绝合作，苏联将单独采取行动[73]。
但是，美国并不打算放弃保卫西柏林的传统政策。面对赫鲁晓夫的威胁，肯尼迪毫不怯懦。7月25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允许通过武力把我们赶出西柏林”。他宣布追加32.5亿美元的军费，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第二天，赫鲁晓夫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肯尼迪将是最后一位总统了。这时，柏林上空已战云密布，战争呈一触即发之势[74]。
赫鲁晓夫当然不想战争爆发。8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华约组织领导人秘密会议上，决定关闭东德同西德和西柏林的边界。8月13日夜间，民主德国开始建造分割东西柏林的高墙。几星期后，赫鲁晓夫对德国大使克罗尔说，“只能作出两种反应，禁止空中交通或建一座墙。前者将会使我们卷入同美国的严重冲突中，它可能导致战争。我不能并且不会进行这种冒险。所以，筑墙是唯一的选择。”[75]肯尼迪虽然谴责这是对边界的野蛮封锁，但又称
“总比战争好得多”[76]。
柏林危机以苏联方面筑墙这种独特的退缩方式结束，让赫鲁晓夫心有不甘。他痛恨美国对他提出的有关缔结对德和约的建议和相关警告置若罔闻。此外，他无法忘记的是，美国不仅在西欧的英国和南欧的意大利部署导弹，还在苏联的南部邻国土耳其拥有导弹基地。苏联不仅在美苏战略武器方面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下风，而且在柏林危机的较量中输得不明不白。这一切促使赫鲁晓夫去思考反击美国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在欧洲如何反击美国与在拉美如何保卫古巴便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发了赫鲁晓夫去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搅动美国后院的决心，而古巴就是这样合适的反击场所。
1962年5月12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会见了肯尼迪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赫鲁晓夫说，柏林是一个让苏联和美国产生分歧的主要问题。他说，他同美国人民一样，对苏联和美国距离缓和如此遥远感到难过。但是，他怀疑，肯尼迪真诚希望在禁止核武器试验和裁军方面取得进展。在柏林问题上，肯尼迪立场是强硬和不可动摇的，所以，赫鲁晓夫也不想去检验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以外问题上会有什么灵活性。他补充说，“苏联可能必须修改自己的立场。”[77]
概而言之，捍卫革命的古巴并使其成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革命榜样和灯塔是符合苏联对外政策中“世界革命”战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而在距离美国不远的古巴岛上部署能够打到美国领土的中程战术导弹以消除同美国在战略导弹方面的差距则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动机。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动机和地缘政治动机的结合，加上维护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考虑以及受到同美国在欧洲争夺的影响，导致赫鲁晓夫最终大胆出击，派遣苏军万里迢迢赶赴古巴，把核导弹瞄准美国领土，以此达到既保卫古巴革命又弥补苏联战略劣势的双重目标。
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说法也是通常的说法，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想法是在1962年5月访问保加利亚的时候产生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我访问保加利亚期间，我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的主意。”[78]
但是，也有记载表明，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想法最早萌生于1961年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62年。1961年7月9日，赫鲁晓夫在教师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表示，准备向古巴提供决定性的军事援助，如果古巴遭到侵略，就以核保护伞保护它。不久，劳尔·卡斯特罗访问莫斯科时曾经询问赫鲁晓夫：“苏联核保护伞是什么意思？苏联准备如何从远处过来保护古巴？”当时赫鲁晓夫态度小心谨慎，他建议古巴人不要夸大他在核问题上的承诺。他说，“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无意使国际紧张局势升级。”[79]
1962年春天，当各种因素适时地凑合起来的时候，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想法也就顺势而出了。1962年4月，在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向赫鲁晓夫报告关于新型导弹系统试验情况的时候，赫鲁晓夫打断了他的讲话，突然问他：如果向美国人的裤子里塞一个刺猬，会如何？当马利诺夫斯基沉默的时候，赫鲁晓夫就象早就准备好了似地告诉他：他应当考虑，是否可以把我们的导弹系统运到古巴？我们现在在核弹头方面落后于美国四倍。十年内我们都无法消除这种差距。同时，把导弹架在美国门口就将急剧改变情况，极大地弥补我们暂时的差距[80]。
一个月以后，5月20日，在结束保加利亚访问返回莫斯科的飞机上，赫鲁晓夫告诉葛罗米柯，要向古巴运送导弹。葛罗米柯在回忆时认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已经同军人们协商过了，获得了批准，对他来说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81]。
当天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同米高扬、葛罗米柯、马利诺夫斯基以及刚被任命为驻古巴大使的阿列克谢耶夫等人讨论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想法。赫鲁晓夫向苏联驻古巴大使询问道：“阿列克谢耶夫同志，我们决定或准备作出在古巴部署中程核导弹的决定。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此会说什么？”
阿列克谢耶夫直率的回答可能让在座的所有人吃惊：“他会被吓着，我认为他不会接受。”阿列克谢耶夫的解释是，“因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努力通过动员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舆论来确保安全和保卫古巴革命。”阿列克谢耶夫提醒说，在力争让美国从关塔那摩撤出海军基地时，卡斯特罗呼吁所有外国基地都撤出中南美洲。“部署导弹就意味着在古巴建立苏联军事基地。”
马利诺夫斯基完全不同意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他对着后者嚷道，“我们著名的社会主义古巴怎么可能不接受导弹？”他在回忆了30年代中期他在西班牙内战中担任苏联军事顾问的生涯后说，“我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西班牙打过仗，他们公开接受我们的武器，而古巴……社会主义的古巴，它更需要武器……它怎么会不接受武器？”[82]
赫鲁晓夫在他们交锋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之后他说，“如果菲德尔认为无法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向古巴提供其他方式的援助，可是，它们未必能够阻止侵略者。我绝对相信，为了报复在猪湾的失败，美国人会再次入侵古巴，但不是借助雇佣军而是使用自己的军队：这方面我们拥有可信的材料。我们应当寻找足以阻止他们（美国人）采取这一冒险步骤的有效手段，因为我们在联合国有关捍卫古巴的讲话已经不管用。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使对古巴的威胁与对美国自身的威胁相等。逻辑提醒人们，这样的手段只能是在古巴部署我们装备核弹头的导弹。既然美国人已经用自己的军事基地和导弹装置对苏联形成包围圈，我们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尝尝自己的药剂，以便让他们感觉一下在核武器瞄准下的生活是怎么样的。”[83]
过后，赫鲁晓夫告诉葛罗米柯，应当向古巴派遣一个专门代表团并告诉卡斯特罗，为了古巴革命“我们准备承担风险”[84]。
第二天（5月21日），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除了通报赫鲁晓夫访问保加利亚情况外，讨论了苏古巴签订军事条约和秘密部署核导弹等问题。条约草案的基础是5月11日经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的赫鲁晓夫致卡斯特罗信函所说的援助古巴计划。其中规定免除所有债务，在两年内无偿提供“武器装备给古巴军队，包括导弹和其他武器”[85]。
5月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同意赫鲁晓夫提出的关于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建议[86]。由于对卡斯特罗是否会接受新建议无法把握，主席团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步骤——通过该计划，但不作批准。主席团会议记录里写道，“待卡斯特罗同意后予以批准。”最后，赫鲁晓夫任命了将向卡斯特罗提交该计划的代表团成员。团长是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成员有阿列克谢耶夫大使（已经返回古巴））、战略火箭部队司令比留佐夫元帅和伊万诺夫上将[87]。
同一天，国防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最终决定，但是米高扬“反对在古巴部署导弹和军队”[88]，他认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89]。会后责成外交部、国防部和海军部“把军队和军事装备从海上秘密调动到古巴”[90]。
这样，从5月21日至24日，由赫鲁晓夫独自构思并提出的一项关乎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建议，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重大抵制就轻易地通过了。
5月27日，赫鲁晓夫在为前往古巴的苏联代表团饯行时说，“对古巴的进攻正在进行准备。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拯救古巴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那里部署导弹。”他说，解决的基础就是分析肯尼迪可能的反应。美国总统“是有头脑的”，“如果那里出现我们的军事导弹，类似于美国在土耳其部署的导弹，他是不会开始热核战争的”。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是瞄准我们和吓唬我们的”。“我们的导弹也将瞄准美国，哪怕我们的导弹比较少。但是，如果导弹部署在美国附近，它们会更害怕。”[91]
赫鲁晓夫强调，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用。“只有傻瓜才会发动战争，但是，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所以导弹只有一个目的——吓唬他们，遏制他们，让他们正确地估计局势。”赫鲁晓夫认为重要的是，要使苏联的计划保持秘密，一直到11月6日美国国会选举的时候。选举之后，他会去美国，亲自同肯尼迪谈谈。在既成事实面前，肯尼迪也就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导弹。以后，大约从11月25日到27日，赫鲁晓夫打算访问古巴，同卡斯特罗签订条约。“告诉卡斯特罗，没有别的出路。”随后苏联领导人补充说，“告诉他，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他——援助军队、导弹和装备。”如果卡斯特罗不同意接受这些特别武器，“我们可以用其他进行援助”[92]。
5月29日，苏联代表团于抵达哈瓦那，当天就向卡斯特罗等人通报了苏联的建议。第二天，卡斯特罗表示同意接受在古巴部署苏联核导弹，但是他认为，古巴政府把赫鲁晓夫这一建议看作是旨在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行动，而不是为了阻止美国进攻的勇敢努力[93]。
也就是说，赫鲁晓夫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目的是保护古巴，而卡斯特罗却认为它是要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尽管如此，卡斯特罗表示，他无意因为朋友之间常有的一些不大的分歧而拒绝接受导弹。几天会谈后，卡斯特罗对苏联代表团说，7月初劳尔将去莫斯科以把两国协定的实际内容搞清楚[94]。虽然卡斯特罗实质上有保留地接受苏联的建议，但它也足以让赫鲁晓夫感到高兴。
1962年7月2日，应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邀请，以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军事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他同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和比留佐夫举行了秘密会谈。阿列克谢耶夫回忆说，“只有二至三位将军参加了协议的制订工作，而且，只有我同劳尔两人可以把文件草案翻译成西班牙语。应当由赫鲁晓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签署的协议先由马利诺夫斯基和劳尔·卡斯特罗草签。协议说，导弹及其服务将完全归苏军指挥部管辖。”[95]
至此，苏联单方面作出的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定变成了苏联和古巴政府之间的共同协议，尽管它没有得到正式签署，但却迅即付诸实施，从而引发了一场20世纪最大的核战争危机。
本文只是考察和分析古巴导弹危机的一个方面，即便如此，也可以看到，导致核战争危机的冒失而又危险的第一步是赫鲁晓夫率先跨出的。
保卫革命的古巴和缩小美苏战略武器方面的差距，这是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初衷。从结果来看，危机至今已经过去整整50年，古巴仍然在美国的家门旁屹立不倒，应当说，赫鲁晓夫的前一个动机已经如愿以偿。但是，后一个动机却完全是赫鲁晓夫的一厢情愿。
危机过后，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人评价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但是，客观地说，说他冒险主义固然有理，批他投降主义却有失公允。赫鲁晓夫在没有全面评估和客观分析的情况下，跑到距离苏联11
000公里之遥的拉美加勒比海地区，把导弹径直对着美国，其间的任何一个闪失或误会都有可能引发美苏之间的核战争。就此而言，赫鲁晓夫确实是冒险和鲁莽。但是，在滑向战争的千钧一发之际，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表现出冷静和克制，知难而退，撤回导弹，应是明智的妥协和适时的让步，谈不上“投降”。
笔者以为，从历史的回顾和总结来看，对于赫鲁晓夫在危机中的行为，应当理解甚至赞赏他最后时刻的及时收手和后撤。同时，应当认真细致地考察赫鲁晓夫冒险的动机，深究动机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的东西——赫鲁晓夫的世界观和政治理念。
赫鲁晓夫是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家第一个实行变革的领导人。他在1953年上台后，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除旧布新，力行改革。他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斯大林的体制，谴责斯大林的政治镇压，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关闭斯大林的集中营。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并在斯大林手下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人，斯大林时期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时代烙印。在某些方面，他甚至同样也习惯于斯大林体制的那种治理和统治方法。因此，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历史局限性。
如同在苏联国内批判斯大林体制后短暂出现的所谓“解冻”时期一样，赫鲁晓夫也曾在外交领域开创出气象万新的局面。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修改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缓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又坚持世界革命的理念，认为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特殊手段，坚信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必然取得胜利，力图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和巩固苏联势力范围。因此，赫鲁晓夫无法同西方国家真正实行和平共处，从1958年到1962年，赫鲁晓夫使苏联相继陷入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赫鲁晓夫既有保卫古巴的意识形态动机，也有谋取苏联利益的地缘政治动机，但是，前者的比重无疑更大，因为苏联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苏联党纲规定的最高目标，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地和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则是载入苏联宪法的对外政策目标之一；因为赫鲁晓夫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人，自觉地把支持外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当作自己必须履行的国际主义义务。事实上，在1956年2月苏共20大报告以及其他场合，赫鲁晓夫多次表示要积极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所以，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革命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能自动地引起赫鲁晓夫的兴趣并得到他的青睐和支持。不惟卡斯特罗，同时期埃及的纳赛尔、刚果的卢蒙巴、加纳的恩克鲁玛和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都曾被赫鲁晓夫视为值得支持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需要指出的是，就在1961年夏天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还曾批准过克格勃制定的在中美洲发起暴动和武装起义的未遂计划。斯大林在二战后期曾经同英国首相丘吉尔擅自达成划分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签订染指远东的《雅尔塔协定》，但对向来被视为美国后院的拉丁美洲却不曾有过非分之想。而今，赫鲁晓夫居然做了连斯大林都不敢想象的事情，把触角伸向了拉丁美洲，在靠近美国门口的古巴架起了导弹，并且还意欲让古巴成为拉丁美洲革命的灯塔。赫鲁晓夫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无比的革命胆量让人瞠目结舌。归根结底，赫鲁晓夫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世界革命的理念才是他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一奇特动机的主要基础和重要根源。
至于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的决策过程，它缺乏充分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实乃闭门造车。部署导弹的想法，最初是由赫鲁晓夫一人提出的；最后形成决定，又是他一锤定音的。其间，苏联大使的异议和米高扬的质疑，都被赫鲁晓夫置之不理。所以，最后的决策是没有根据和脱离现实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责任编辑: 张昊琦）
*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但后一种名称通常为俄罗斯学者所使用，他们认为，这两种名称在含义上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譬如，俄罗斯学者普季林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一文中写道，“当时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大国苏联和美国的对抗制造了可能演变成核战争的尖锐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有各种名称：古巴危机、导弹危机、加勒比海危机。我们认为，前两个名称缩小了多面性的危机现象，因为起初的名称是根据很重要的但却是一个特征所作出的评价。‘加勒比海危机’的定义反映了危机的地理座标，同时又没有单面性地把危机同古巴或导弹联系起来。”（Путилин
C.283.）笔者在拙文中使用“古巴导弹危机”的名称主要是鉴于它已经约定俗成，故而从众。
[5]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第536页。
[9]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档案文件记载，主席团会议是在赫鲁晓夫回国后第二天（5月21日）举行的，会议的议程是：赫鲁晓夫通报访问保加利亚情况；讨论有关援助古巴问题。Фурсенко А.А. (гл. ред.) и д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В 3-х т.Т.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12]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44页。
[13]《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696～697页。
[14]按照赫鲁晓夫儿子的说法，当时负责与外国共产党联系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并没有对卡斯特罗和巴蒂斯塔作出区别，他们俩都被认为是美国资本的代理人和美国的奴仆。当1959年1月卡斯特罗率领起义者占领哈瓦那的时候，苏联对他们的看法也没有改变：“他们是美国资本的走狗，可能还是中央情报局的间谍。”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Реформатор. Москва :
[15]为了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对外孤立状态，赫鲁晓夫将视线转到传统的两极世界之外，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独立国家开始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1955年，赫鲁晓夫等领导人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许诺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1956年，在苏共20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认为，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和平地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日益瓦解，废除殖民主义制度已经提上议程；落后国家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友谊与合作得到了加强。
[17]但是，劳尔·卡斯特罗确实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劳尔是50年代初在哈瓦那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人民社会党的。当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总理的时候，劳尔指挥着古巴武装力量。劳尔对卡斯特罗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知道哥哥不喜欢人民社会党，所以他担心哥哥可能会怀疑他的忠诚。据曾任古巴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书记的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说，卡斯特罗是在1962年知道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古巴人民社会党党员身份的。但是，苏联却一直严守这个秘密。在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的档案里，称劳尔或者是“左派”或者是“左派统一的支持者”。（См.:
[22]АПРФ,ф.3, оп.65, д.871, Цит. по: Безумный риск. C.31. 据陪同卡斯特罗访问美国的古巴财政部长弗莱斯凯特回忆说，4月24日和25日，劳尔曾经两次打电话给卡斯特罗，兄弟俩发生了争执。他认为，劳尔打电话给哥哥，劝告他减缓亲美的调子。因为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古巴，所以劳尔对他哥哥在美国的访问感到担忧。（См.: Безумный
[56]《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98～699页。
[57]古巴“革命统一组织”是于1961年7月由“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来。
[63]Там же. C.231. С-75防空导弹原先是准备提供给埃及的。
[66]赫鲁晓夫对外事务助理特罗扬诺夫斯写道，“我认为，赫鲁晓夫一直担心，似乎美国及其盟国将迫使苏联及其盟友在地球的某个地方撤走。他不无道理地认为，他对此承担着责任。他多次回忆斯大林临死前说过的话：‘当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会像小猫一样被人掐死。’后来，由于经常受到北京的抨击，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了，北京指责苏联领导人向帝国主义投降。所以，他对古巴命运感到不安是有重要理由的。”Трояновский
[67]张盛发：《赫鲁晓夫与1958～1961年柏林危机》，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68]《赫鲁晓夫言论》第十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387~388页。
[74]《赫鲁晓夫与年柏林危机》，第62页。
[78]《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