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牛虻》的读者，更喜欢从亲情伦理、爱与背叛这些角度欣赏小说。尽管《牛虻》不是一个单线的革命小说，但拒绝了小说中的革命部分，其解读是不全面的。 伏尼契将处女作《牛虻》背景定为1848年革命前夕的意大利，这与她曾参与“自由俄罗斯之友”协会组织工作，与沙俄和意大利革命人士广泛接触的经历有关。

伏尼契的朋友兼精神导师是俄国民意党革命家、民粹派作家克拉甫钦斯基（原名谢 米 斯捷普尼亚克，“自由俄罗斯之友”组织者，著有《地下的俄罗斯》、《民意党人劫狱记》、《伏尔加河畔的小屋》等），克拉甫钦斯基青年时期在沙俄参加革命活动时，曾因忏悔被教士出卖给沙俄第三厅，导致组织被破坏。他流放后逃亡，后在意大利参与武装革命活动，被捕后判处死刑，后因新王继位遇大赦，之后侨居英国。伏尼契写《牛虻》时参考了克拉甫钦斯基这段经历，只是他在意大利的活动发生在70年代，已是牛虻的时代几十年以后了。伏尼契本人曾踏的着精神导师的足迹游历过意大利，也见过一些当年的革命者，但没有意大利革命运动的经验，对意大利社会、革命的组织和思想等并没有亲身的认识。

伏尼契在沙俄和英国生活期间，交往了许多流亡的沙俄知识分子，丈夫也曾是革命者。她的思想，与其说与青年意大利党相近，不如说与沙俄民粹派颇有渊源。在《牛虻》中，有亚瑟领导的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红带会”，有琼玛、马蒂尼等长期致力于组织和宣传等“非流血”斗争的党员，他们与主张和“开明”教会妥协的自由主义者和立宪派有联合也有分歧，另外，小时说还间接提到了以刺杀、密谋为主要手段的“短刀会”，这几乎就是把俄国民粹派的各分支全搬到了意大利。而革命党人牛虻与琼玛、马蒂尼的谈话中，多次涉及对革命手段和对宗教的看法，也源于俄国民粹派，这一定程度弥补了作者经历的不足。而我们这些局外人，如果没有对国外历史有专门的了解，读着作者对意大利进步势力的描述，也没觉得太“穿越”。

小说第二章第九节还有一大段牛虻和琼玛关于各自立场的讨论，从中可窥见伏尼契本人的细致思想倾向。琼玛的形象取自克鲁泡特金的秘书夏绿蒂，经历则来自作者的一位俄国革命党友人奥尔格——她经历过丈夫因革命被捕，孩子病夭的人生悲剧，却一直信念不倒。伏尼契有能力如此精确的表现两种革命观点之争，与她早年与革命者接触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虽然我感觉书中的琼玛的疑虑，比如对暴力习惯化，可能也是伏尼契本人的想法，但伏尼契有一点肯定与琼玛不一样：反宗教传统。 琼玛不认为激烈的革命手段有多么令她尊重，理由是暴力不太符合神圣的人性，或者说人道。牛虻则认为从事民族解放事业时，不该从内心中排斥革命的行动。牛虻认为琼玛的想法受到宗教的传统思维影响，非要去崇拜某种东西或概念。 我不得不介绍一下琼玛和牛虻思想的来源，琼玛的这种想法，是标准的意大利青年党指导思想，由党首马志尼受法国拉梅内神父（有人说他是蒙泰尼里的原型）主张的自由派天主教影响，形成一种颇有精英意味的、带有宗教传统的民主主义，而伏尼契本人也有这种泛神论倾向。

而牛虻的思想，则伏尼契是从友人克拉甫钦斯基那学来的，有鲜明的俄国民粹主义色彩，这种思潮也属民主派，却与精英主义对立，强调民众力量，藐视宗教和知识传统，重视革命实践，民粹的左派已经与社会主义颇有渊源了（虽然克拉甫钦斯基和普列汉诺夫思想冲突还是挺多的）。有人说牛虻的反宗教纯属早年遭遇后，气坏了脑子才有的消极结果，这种说法太过浅薄了。

《牛虻》中最为刺痛心灵的，是对亚瑟与生父蒙泰尼里主教的爱恨情仇的描写。在几十年前，红衣主教还被定义为一个伪善的教会利益维护者和革命的敌人，现在，少有人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了。读者多认为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心地纯洁的好人，却不自觉地成了教会的工具。读者对主教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理念的变化，但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亚瑟父子没有特定的原型，是作者综合自己经历和想法塑造的。

在《牛虻》第一卷第三章中，亚瑟曾看了蒙泰尼里主教正在读的私人藏书，这本书竟是但丁的《帝制论》，一部主张政教分离的著作。文学家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什么样的人，就读什么样的书——蒙泰尼里并非单纯信奉上帝，而是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这是一处重要的暗笔，给我们解读主教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蒙泰尼里主张和平的宗教改革，想要一个信仰上帝、在人间传播沟通与爱的教会，而不是统治者的教会。他的立场竟与当时的革命团体成员（如琼玛等人）十分接近①，他本不该成为儿子的敌人的。《牛虻》中的父子情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悲剧。

青年亚瑟幻想教会能领导国家摆脱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把奥地利人赶走，建立只有教会没有贵族的共和国”。他将不切实际的想法透露给蒙泰尼里时，引起了生父的担心，因为蒙泰尼里知道教会的浑水有多深，也不愿教会和政权继续扯在一起。在接到升职的消息后，他竟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如果放弃升职，就放弃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但接受升任，蒙泰尼奇怕自己不在时，亚瑟会为年轻和轻信吃大亏，但他不敢告诉亚瑟实情，他害怕儿子会发现父子政见不同而产生隔阂。有人认为蒙泰尼奇已经怀疑卡尔迪是政府的人，但他怕说出来，亚瑟年轻气盛，可能直接跟卡尔迪冲突。我不那么认为，因为小说中没有这种暗示，按情理蒙泰尼奇也绝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内心中对卡尔迪不太放心应该没问题。他两难之下，甚至让亚瑟决定自己的去留（这成了亚瑟心中的死结）。最终，他抱着侥幸的心态，去山区上任去了。

蒙泰尼里忠实于信仰，但有时也受制于信仰。很多令人尊重的人都多少有这种悲剧性。比如，他给亚瑟母亲的丈夫写了忏悔信，以缓解违背教义带来的纠结和痛苦。他让儿子决定自己的去留，而亚瑟劝他去上任，他似乎就算尽了努力了，而他心存侥幸的同时，还有这种想法，儿子如果遇上麻烦，甚至是死了，那就是上帝对自己之前的私通行为的报应。他的性格缺陷，即亚瑟后来指责他的，“只要碰上难办的事，总是让别人帮忙做决定”，这加深了小说的悲剧。 后来，教士卡尔迪违背教规，向将亚瑟的忏悔密报，导致亚瑟和战友们被抓。出狱后，亚瑟又知道了蒙泰尼里主教与母亲的关系，他认为主教一直以崇高的面貌出现在自己眼前，竟也不按教归行事（他不会想到而主教与亚瑟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反抗有理”），更愤恨的是自己的恩师、父亲，既然知道自己的想法，却故意向他隐瞒实情，把他往枪口上撞——杀死他的人也包括他的父亲。宗教在他心中的理想天地骤然崩塌，亚瑟打碎十字架，在公仇与私愤的双重作用下，他从此与宗教势不两立。他伪装自杀，怀揣巨大的痛苦出走南美。而他的父亲，误以为儿子已死，也在极度痛苦和自责中活了十几年，只有在传播上帝的信仰，将“爱”献给民众，才多少给了他活的勇气。

十几年后，亚瑟回到意大利，此时有一些自由倾向的庇护九世继任教皇，并实行了一系列措施以缓和社会矛盾，以道德高尚扬名的蒙泰尼奇也被升为红衣主教，有的革命者认为他是教皇的人，仍是维护教会的政治利益，也有的认为他只是无意成了教皇的工具。亚瑟此时已经是革命者中最激进的反宗教者，他将升为红衣主教的父亲视为政治对手，同时也为了报复，他写了极为狠毒的报稿，还化装成害死儿子的信徒，对父亲进行身心折磨，这些举动，连他的同志都看不下去。只有他的女友琦达看出来，他对红衣主教的爱有多深，受的伤害就有多深，于是才有了这么大的恨意。

但是，仇恨再深也深不过爱，亚瑟在一次运军火的行动中暴露，他与军警发生枪战，这时，红衣主教突然碰巧冒了出来，亚瑟一哆嗦，枪口垂下了——他不能误伤亲父，正是这一犹豫，军警将他打倒，下了他的武器，他被捕了。 红衣主教第一次在办公室见亚瑟，亚瑟仍然藏起自己，他巧用宗教语言，指出基督也不是纯的和平主义者，自己武装起义革命“杀老鼠”并无不妥，用不着红衣主教用宗教来唬他。同时，他试图激怒主教，以尽快结束谈话，因为自己的内心对父亲情感的空前矛盾，眼看就让他支持不住了。

亚瑟在狱中与父亲相认，是真正的大悲戏。红衣主教提出，他要联系革命者救走儿子，自己则可以去死，只要亚瑟能脱离执念。有人认为红衣主教出于父子之情是向儿子让步，他想救儿子，暂时不顾教会的政治利益。其实，红衣主教根本不关心教会的这种利益，谁要想反对宗教与政治挂钩，这正中他的下怀，即使放走儿子，也并不违背他的理想。他担心亚瑟的战友劫狱，造成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只想用自我牺牲来救儿子并避免流血。 亚瑟自然不会答应，他自知时日无多，余生注定只能献给推翻教会和解放国家的战斗中。他提出，父亲若要和解，就要完全放弃宗教，在宗教和儿子之间选一个，没有任何妥协可讲。视宗教如生命的红衣主教无法答应这过分违背自己理想的要求，只得怀着巨大的痛苦走了。

红衣主教最终只能签字处死了自己的儿子，以避免圣体节那天可能的武装劫狱造成的更大规模的流血，亚瑟临终前，仍不愿与父亲作最后的和解，他推开蒙泰尼里身旁一个神父递到嘴边的十字架，嘲讽道“这下，你的上帝满意了？”他最终还是不能原谅对父亲把信仰看得比自己重。 蒙泰尼里的所作是出于自己的理想，与保护教会利益无关，但毕竟教会还是得利者。红衣主教在圣体节上，把儿子比作耶稣，说他是为了所有人而死的，我也为大众免遭流血而牺牲了儿子，但父子的恩泽，教会和众教众不配享有——如果红衣主教没有社会理想，只是因为丧子之痛发泄，是断不会说出这种“造反”的话的，尤其自比上帝，在教会的角度上看属于极严重的僭越。红衣主教最终因为过于激愤，几天后因心脏动脉瘤破裂死亡（因为红衣主教是死在首府，也不排除是被秘密处决或自尽）。蒙泰尼里到底还是自己的角度肯定了儿子的部分革命主张。不过亚瑟若地下有知，也许并不会因为父亲把自己比作救主而高兴——因为蒙泰尼里到底还是信教的。

《牛虻》中父子情的成功描述很容易激荡读者的内心，引发读者的思索，使读者对作品产生认同感。

3.《牛虻》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比较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三次向《牛虻》致敬，分别是小战士们解读《牛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保尔以牛虻的坚强挺过伤痛，保尔反思牛虻对生活的消极态度，却肯定他的牺牲精神，可推见奥氏对《牛虻》的深刻领悟和热烈推崇。

《牛虻》故事中有一段13年的中断，小说中无论是亚瑟的回忆，还是《牛虻在流亡中》的补充，描写亚瑟的性格、理念等转变与成熟的过程仍稍显苍白。《钢铁》中保尔则通过国内战争、反对派风波、筑路、工厂工作、从政、政治斗争、在病痛中创作一系列完整的人生经历，以及持续不断的学习中，思想和行动变得越来越成熟，直至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这一点，《牛虻》并不及《钢铁》。《牛虻》中，亚瑟有一些黑暗的设定，如对绮达的不尊重（作者是不赞同的），极度的孤独感、热衷于冒险求死的心理等。《钢铁》中保尔在1922年有一些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的彷徨，短暂性地将生活与追求理想对立化等，身体失去健康后一度试图自杀。这些另一面性格的描写，丰富了主人公的形象。

主人公反对宗教，表达作者本人了对宗教的看法，《牛虻》认为宗教必须放弃与政治的瓜葛，宗教只应起社会教化作用，《钢铁》的态度更激进一步：宗教还要和教育与资产脱离，但也不强行解除宗教。两部小说都有宗教的影子。《牛虻》中有大量的宗教引入，或加深人物的刻画，或增强反讽的效果，尤其篇末亚瑟父子与圣父圣子的类比很成功。在《钢铁》中，仍然有类似于宗教的设定，如团员们抢修铁路的情境，以及保尔最后达到的如圣徒般的道德境界，这应该是俄语文学传统的一个特征。《牛虻》的宗教设定要更胜一筹。

《牛虻》中描写的意大利革命者流派复杂，虽然很传神，但他们更像是作者接触过的俄国的民粹派，而且对革命组织的描写也非常写意，这和作者缺乏相关的经历有关。而《钢铁》则简直如同列宁主义思想和组织的高级指南，对社会矛盾、阶级状况、工农业生产、党团组织结构、政策法规、社会思潮、各群体生活面貌等各方面严格反映真实，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高度理解和极高的政治成熟度。这方面《牛虻》显然不足。

《牛虻》中亚瑟对女性的不尊重，将女友看作对抗孤独的工具，这引发了读者的不快，有人说可能参考了拜伦的一些特征。作者也通过琼玛之口对他谴责。《钢铁》中保尔对有想法、有生活热情的女性尊重，同情被欺凌的女性，谴责玩弄欺压女性的人，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相比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为男性，在作品中有这种明显的倾向，更为难能可贵。

《牛虻》中父子情的描写，与《钢铁》中保尔和冬妮娅的感情纠葛，保尔与杜巴瓦的路线冲突有一致性，悲剧的主因都是理想冲突和社会原因，观念不同造成的误会更加重了误解，而《钢铁》中也有冬妮娅看自由主义书籍的提示，也有冬妮娅按理想行事的一连串蛛丝马迹，文中处处藏有暗笔，和《牛虻》描写红衣主教是一个路数。其实《牛虻》中红衣主教在读者心目中形象的演变，与《钢铁》中冬妮娅非常相似——官方评价不高，而与该人物相关细节描写与官方评述不符，弄的读者心中有疑惑，读者的看法随着时代变化，有了多种解读，但还是很难破解作者的曲笔，领会作者的真实用意。在《钢铁》中，情侣分手和战友反目两个设定，读者纷纷表示看不懂，这些年大家普遍接受的解释是：作者水平不行，因此读者和评论家没必要深究。《钢铁》真是因它的社会主义文学属性而受到不该有的歧视了。相比起来，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前推崇的《牛虻》待遇就好多了——小说在描述蒙泰尼里主教时，也是给读者挖了这么多坑，我们如果看不通，首先想的是自己的水平不行，然后能耐心的讨论解读，并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价值的东西。

《牛虻》和《钢铁》的男主人公都是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英雄，也是内心丰富的人。前者倾向于打碎一个旧世界，宁肯同归于尽，后者则更倾向于尽全力参与创造一个新世界。

《牛虻》中亚瑟在革命与宗教（连带着父亲）的内心矛盾的夹持下，十几年身心折磨，使他排斥爱人，内心对外人封闭，在革命活动中冒险求死，而他最后为了意大利的独立和民主革命而献身，终于死得其所，他也不必再向他爱的人伪装了。《钢铁》中的保尔，终生追寻集体的事业，因理想和道路不同，失去了爱人和战友，损失了一生健康，还面临着因病永远掉队的最坏结局，后来在艰辛的写作道路上成功，回到创造新生活的队伍，获得了新生——最终还是集体给了他出路。《牛虻》和《钢铁》最大的相似处，是男主人公在激变的社会中，饱经沧桑，奉献一切后，最终“自我”与理想达到了一种融合的状态，实现了人生价值，并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一些人看来，主人公自身的结局——一死一残，是悲剧性的，而且他们都有自身的缺点，自己绝对不能向他们学习，但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们的结局并非悲剧，自己也要做实现自我价值，对社会有益，无悔人生的人。

对伏尼契影响较大的俄国文学，给人感觉有两种气质。我暂且称他们为偏“阳”和偏“阴”的。偏“阳”的作品，讴歌新的生活，赞美理性的力量，即使社会阴晦，命运多舛，也要乐观地创造未来，从普希金、托尔斯泰至高尔基，都是阳气旺盛。另一类偏阴的作品，清醒地认知现实的不合理，行动的非理性，虽努力争取改变，却时刻准备好迎接悲剧宿命，莱蒙托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这一类。 《牛虻》也算是偏阴的作品，和伏尼契的个人性格有关，她也喜欢翻译一些“偏阴”的文学作品。牛虻虽是一个革命英雄，却是缺点很多的人，小说中有不少对他性格阴暗面的发掘。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当时不合理的社会，但有很大程度上是牛虻自己造成的，过程和结局都非常虐心，牛虻自身毁灭，蒙泰尼里自尽、琼玛、绮达等人情感受重伤，而事业也没有被明显推动。

文学作品中往往几代人都有共同的性格弱点，即所谓的“人性遗传”。英国高尔斯华绥的《福赛特世家》里全族人都有难以遏制的占有欲，法国左拉《萌芽》埃蒂安有祖传的酒精失控。《牛虻》中亚瑟父子也一样，都有本能逃避的一面，经常试图逃避内心的冲突，或逃避过去的记忆。 比如小说一开始蒙泰尼里受到升任通知后，让儿子决定自己的去留，而亚瑟劝他去上任。牛虻被捕以后，统领请求蒙泰尼里准许军事审判，这违反了他的信条，但拒绝军事审判就给起义者以武装劫狱的可能，可能造成更大规模的流血，于是，蒙泰尼里竟去找被捕的牛虻商量，牛虻讥讽他“遇到内心矛盾，就要让别人替你决定”。

牛虻本能逃避的一面更加明显，他发现教会的欺骗和琼玛的误解后，曾打算以死逃避，直至发现生父的欺骗，恨和屈辱等负面东西反而给了他活并且反抗与报复的动力，于是伪装自杀，远渡南美。他在南美受了很多生活的打击，直至沦落到装扮小丑为生，之后给几个爱打听的人讲自己的经历时，却假编了自己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独立战争的经历，让人们以为他与加里波第有关系，实际上他是在不久之前结识马志尼，才回到队伍中的（马志尼的路线太过精英主义，不考虑和发动民众，起义规模往往只有百人左右，牛虻只要能力强，短时间内当上指挥者是可能的）。当他隐姓埋名重回意大利后，要趁革命活动的机会，顺便为自己的过去复仇，但重拾过去又给他带来巨大的心里纠结和空虚。

蒙泰尼里化解痛苦的方法比较单一，只要他投身宗教，宣传上帝，往往能达到一时的内心平静，基本对他人无害。牛虻应对内心煎熬则比较难，有人戏称，牛虻是“天蝎男”，因为生性敏感，会用偏激的思维将痛苦放大到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会采用一些别人难以理解的激烈手段与心灵痛苦对抗。比如主动追求危险，用嘲讽和漫不经心的态度看待自身肉体上的病痛，对生父和琼玛进行心灵折磨，他和绮达在一起，只因为她有“活力”，至少能外在地对抗空虚，这些手段只能解一时之苦，长远对人对己都有害；当然，冲抵内心的伤痛也得有正面的东西，否则亚瑟早就成魔了，这些正面的东西，如从事革命，这有社会意义，是人生价值的途径，同时还能推到曾伤害过自己的社会和宗教制度，另外，牛虻有步骤，试探性地向琼玛开放内心，对牛虻来说，毕竟琼玛是自己同志，之前打自己是出于误会，解开与琼玛的心结，比解决与生父的矛盾容易很多。

亚瑟的生性可以说很不错，他热爱自己生长的国家，对外人也很好，他救助过素不相识的孩子，掩护了自己的战友，感化了他的看守们，最后心甘情愿将生命牺牲给进步事业，这很令人钦佩，但他有性格缺陷，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不当之处。 牛虻思想较偏激，拒绝必要的妥协，以负面的屈辱、仇恨为从事进步事业的动力，同时逃避与亲人的沟通与和解，或故意、或间接地伤害每一个爱他的人，如果亚瑟能在最后时期克服这些缺点，做出一些妥协，很可能结居会大有不同，比如，他如果尽快对琼玛撤掉那种既不必要，又伤人伤己的心灵屏障，不对本就反对教会专权的父亲提出苛刻的放弃信仰的条件，他会得到一个革命伴侣，可能会把父亲拉入进步势力同盟，还能将自己的余生投入到进一步的革命中，革命和自我的利益都会达到最大化。而正是牛虻的个人局限，阻碍了皆大欢喜结局的实现，这使读者感到巨大的遗憾。

5.初探作者塑造牛虻的真实目的

一些套路深、格局大的作家，有意在作品中描述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中的精神，包括世界观、伦理观、宗教观、革命观、战争观、幸福观、生死观等（起码有二三十个这种“观”），这称之为“人类主题”。

比如德国的托马斯曼《魔山》，故事情节极为平淡，就是一帮人疗养，接近于无情节。真正的内容是，凑上四个人（或者再多几个）就飚“嘴炮”，辩论涉及“人类主题”，因为每个人有一种思想流派的倾向，讨论一个“观”时，当然是意见不同，争锋激烈。有点文科底子的读者读到这些争论会大呼过瘾，底子薄一点的读者，往往雨里雾里。另一类名著则相反，作者讲故事的能力突出，各种“观”隐没在人物和冲突之中，小说的语言朴实，人物和情节安排合理，让人“读着不累”，最圆润的作品，读者既受益颇多，又没有一点被强灌的感觉，比如俄国的名著，其代表作者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逆天的文学家。

伏尼契的《牛虻》暗含大量“人类主题”，这种写法在英国同时期文学中不多见，尽管伏尼契的思想倾向在同时期英国作家中能找到近似的（如萧伯纳）。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初，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有一个回潮，但其中多数作品都过于“脚踏实地”，着力点在批判和反思自身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制度和机构不人道、社会道德堕落、贫困与不公等。而伏尼契在《牛虻》中，对道德、伦理、革命、宗教、生命这一类属于“仰望星空”的问题非常执着，并用讲故事的方法体现这些寓意，给我的感觉是她受了俄国作品的影响。查伏尼契的生平也许能获得解释：她曾担任《自由俄罗斯》杂志的编辑，还翻译介绍过果戈理、莱蒙托夫、舍普琴科和亚·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克拉甫钦斯基对她的影响。

作者伏尼契虽然喜欢自己创造的主人公，却不同意牛虻的某些理念。这总让我想到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对贵族圈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深恶痛绝，在他看来，像列文那样将家庭生活扎根于“俄罗斯性的虚怀若谷”的农民中间，追求淳朴和信仰，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安娜凭借一己激情反抗旧的社会价值理念，虽勇气令人敬佩，但脱离了应有的基础，最后被自身的情感烈火烧尽，用生命的代价警示后来者“此路不通，另寻他途”。不过，安娜这个人物却让读者产生共鸣，并赋予小说极高的文学审美价值。

我认为的伏尼契的思想应该是，宗教和教会应被彻底改变以适合革命后的社会，领导群众进行暴力革命是解决掉反动势力的必不可少的短期手段，而民主、自由、宽恕和爱是达到理想世界的最终途径。作者赞同牛虻为革命和推动社会进步作出的努力，也通过牛虻的悲剧，告诫读者牛虻的行事方式，以及一些激进的主张是有缺陷的，“正确”的路仍需尽力探索。

1.《牛虻》在中国的流行与误读[J],王蔚,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

2.《牛虻》是怎样写成的[J],张守仁,《十月》：1978年

3. 能不忆《牛虻》？[J]胡守文,中华读书报:2004年,

4.不死的牛虻 纪念艾·伏尼契诞辰150周年[M]，宋韵声 ，辽宁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