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地头蛇”和“强龙”之间的关系，吴林森称，公司和其它外卖平台间的关系还算不错，见面寒暄一下，平时互相指下路。“都在一个县城，互相照顾一下。”

编者按：本文系创业邦专栏作者子弹财经出品内容，作者许芸，责编杨博丞，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吴林森（化名）准备在春节期间大干一场，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的春节复工计划。

吴林森来自贵州省德江县，他所供职的外卖平台名为“德江掌上点餐吧”，他告诉「子弹财经」，公司自腊月二十八（1月22日）开始放假，原定于正月初五（1月29日）中午恢复接单。但疫情的快速发展及当地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展开，让他开始犹豫是否要准时复工。

如果复工，吴林森担心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因为行业的特殊性，他每天需要接触大量的用户，但县城药店已经买不到口罩。如果不复工，就必须放弃从正月初五到初十期间10元/单的高薪，吴林森陷入了深思。

经过几天的思考，吴林森打算准时复工，但公司延迟复工的通知来了。

1月29日，“德江掌上点餐吧”公众号发出通知，为全力遏制疫情蔓延，确保骑手及顾客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工作部署，决定将原定的正月初五开单时间予以延迟，具体开单时间待通知。

「子弹财经」在吴林森所工作的外卖平台上看到，截止1月31日，平台上大量的商家都处于“休息中”，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营业中的商家也是屈指可数。

这意味着，即便外卖平台正常复工，顾客很可能会面临无餐可点、外卖员面临无单可送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地政府大力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前，包括吴林森在内的很多德江人并没有把疫情放在心上。毕竟，在十七年前的非典疫情中，贵州省是全国少数躲过疫情的省份之一。然而，这一次大家都低估了这场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据一位农家乐老板透露，春节期间自家饭店原本接了几十桌订单，并备好了价值几千元的鱼、肉，由于疫情蔓延，顾客不敢聚会，只好无奈延期。“虽然订金不用退，但鱼这种没法长期保存的食材也只能送人。”

疫情之下，商家纷纷关门谢客，消费者收敛了消费需求，在家“猫冬”。

农历春节前后，原本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但今年随着疫情的蔓延和疫情防控工作力度的加强，热闹的场景不复存在，“人人都很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减少出门及聚餐”，因此县城在除夕后彻底冷清下来。

这场突发疫情的经历，或许只是这位“90后”外卖员吴林森人生中的一抹痕迹。在成为一名外卖员之前，他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而在他的打工经历中也能窥见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些轨迹。

2005年，吴林森初三辍学后，便和父母到广东省中山市古镇做了几年灯饰厂工人。2011年，随着灯饰业的寒冬到来，一些小型工厂走向倒闭，存活下来的工厂加班机会则少了很多。对于靠加班赚钱的普通工人来说，没有加班也就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没过多久，吴林森就离开了灯饰厂。

此后，他还在电子厂做过手机电池，在饭店做过服务员等工作。

“这些工作基本都是包吃包住，一般工厂每天上班8小时，算上加班可能在10-11小时，平时加班工资按1.5倍算，双休按2倍，节假日按3倍。看上去很美好，但那时每月到手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左右。”吴林森对「子弹财经」说道。

那些年，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多以制造业、代工厂和服务业为主，这些行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需求，吴林森的打工轨迹恰好是沿海城市主体经济的发展脉络。

2016年，吴林森选择回到县城，“不想出去了，在外面待腻了。”由于他的学历不高，县城又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因此他的工作并不稳定。

在这几年里，他跟着叔叔做过建筑工人，又在亲戚介绍下先后做过保安、快递分拣员等工作，甚至还和表弟做过“飞毛腿”业务——收取一定劳务费，跑腿替别人买东西。但在他自己看来，这“很不正规”，收入很不稳定。

直到2019年，移动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吴林森也看中了在线外卖平台这一行业。他认为，在线外卖是刚需产业，而且未来肯定还有发展空间，同时随着县城的发展，人们对外卖的需求也增大了。

于是，吴林森开始了他的外卖员生涯。在他看来，做外卖员虽然需要熬夜，但已经是一份相对自由的工作。

在吴林森供职的外卖平台，有两个运营班次：一个是从早9点一直上到次日凌晨2点，期间14点-17点、19点- 20点是休息时间；另一个是从11点半开始上班，13点-14点休息，再一直上到20点后下班，两个班次隔一天轮一次。

“外卖员没有底薪，拿多少工资就看自己抢到多少单。每送一单可以拿到4元，正常一天可以送40多单，一个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每个月送满500单额外奖励500元，送满1000单奖励1000元，我基本都能拿到。”吴林森说，不管距离远近，外卖员每单都能拿到4元配送费，“所以大家都喜欢抢距离近的单。”

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大平台，对吴林森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为吴林森觉得，大型外卖平台的规章条款太多，管得太严。“美团必须30分钟送到，送不到就要罚款，而我现在所在的平台，40分钟内送到就可以，超时的话就跟客户解释一下，客户没意见就不会罚款。”他说道。

对于美团在招聘信息里标明的元月薪，吴林森认为这其中有“水分”：“有同事曾跳槽过去，每个月工资基本在4000元左右，5000元顶天了，因为它们是平台派单制。”

吴林森很想继续当好一个外卖员，计划还完债务后，再存点钱。

当今，互联网企业一直在下沉求变，而这一代人的务工选择已和父辈们有着截然不同的变化，留在家乡的年轻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据吴林森观察，目前外出务工人员中，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比居多，少数留在县城的，基本在理发店、服装店和便利店等地上班。

随着互联网的急速发展和巨头的不断下沉，一些类似吴林森这样的年轻人，人生轨迹正在发生改变。

正如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自美团、饿了么及滴滴等巨头盯上下沉的生意后，激活了县城的相关产业，不断扩大服务的渗透率，而一些小外卖平台出现，使得年轻人有了更多就业机会。

“下沉”，可谓是2019年资本市场重要的话题之一。

自从拼多多、快手等平台依靠小镇青年给了寡头化的中国互联网迎头痛击后，互联网下沉市场变得异常火热。

在经历“百团大战”和并购浪潮后，外卖行业进入美团、饿了么双雄争霸的时代，大城市的竞争饱和后，一场在下沉城市的外卖市场争夺战在悄然打响，双方在资金实力、流量及服务场景等方面展开了激烈搏斗。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一项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我国外卖行业交易额城市分布中，27.5%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超过了一线城市的占比（20.4%）。

不过，在三四线的小县城里，“地头蛇”们却依然活跃于市场，与巨头们分庭抗礼。

“目前县里做得最好、最大的外卖平台是美团，有80多名外卖员。”吴林森说，这里除了美团、饿了么外，还有四五家与他们类似，但规模稍小的外卖平台，人数最少的，仅有4名外卖员。

吴林森所在外卖平台中，目前有十几名外卖员，他告诉「子弹财经」，在他们平台上老客户比较多，很多新用户都是由老客户介绍而来，偶尔也会发传单。

“主要我们对商家抽成比较少，只抽15%，但其它大型外卖平台会抽20%，并且搞优惠活动时要求商家无条件配合。另外，我们和很多商家都是独家合作，一些店铺在美团、饿了么上面都没有。”吴林森说道。

根据Trustdata监测数据显示，年上半年以来，三线及以下城市外卖App日均启动次数从2.4次增长至3.7次，几乎和一二线用户外卖App使用频次相当，用户粘性已经逐渐养成，低线城市外卖市场容量与发展潜力已经不容小觑。

早在团购时代，美团就已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低线粮仓补给核心城市”的策略。长期以来，三四线城市的外卖业务为美团提供了高额的利润，从而支撑着美团的无边界扩张，堪称其“粮仓”。

2019年3月开始，饿了么口碑实行“上山下乡”计划，向浙江、广东、宁夏和云南等省份的100个三四线城市加速布局，推动本地生活服务行业数字化升级，开始切美团的“蛋糕”。

“三四线城市商户对良性竞争、数字化更渴望，这是我们今年加快渗透和下沉的原因。”2019年6月，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饿了么CEO王磊表示。他认为，2019年外卖市场的竞争核心不再是补贴，而是抢占下沉市场。

据Analysys易观数据显示，从2019年第3季度中国互联网餐饮外卖市场厂商交易份额情况来看，美团在外卖市场的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53.0%，饿了么+饿了么星选的市场交易份额占比预计达43.9%。

饿了么和美团外卖持续挤压市场空间，其他交易份额占比仅余3.1%，但这些小份额的平台活得“小而美”。

「子弹财经」在“德江掌上点餐吧”上看到，该平台起送价基本为10元，比美团、饿了么上稍低，配送费基本为4元，但并没有美团、饿了么的满减优惠活动。另外，平台上很多商家的规模并不大，大多是小吃店，有的甚至是菜市场卖卤味的小摊位，但销售量过万的商家却不在少数。

“一般只有在平台成立日可以免费配送。”在吴林森看来，虽然没有满减活动，但平台上的商家定价、口味符合大多数点外卖的县城人的消费需求和饮食习惯。“大家都知道哪里的小吃摊好吃。”

当「子弹财经」问及为何大饭店的订单量较少时，他笑着回答道：“主要贵，点的人少。”他们平台顾客的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既有公务员，也有理发店、服装店的工作人员，消费能力一般。

至于“地头蛇”和“强龙”之间的关系，吴林森称，公司和其它外卖平台间的关系还算不错，见面寒暄一下，平时互相指下路。“都在一个县城，互相照顾一下。”

虽然，今年突发的疫情打乱了吴林森本应在春节期间挣钱的计划，但他觉得，在任何事情面前，安全第一。吴林森打算先在家中过年，随时听候公司安排。

这是小城外卖与巨头之间的一场暗战，当“地头蛇”们在县城里不断开拓客源的同时，“强龙”们也在这场争霸赛中你追我赶，谁都不想掉队。

文中题图来自：摄图网，基于VRF授权；其他配图均来自「子弹财经」图库，摄 / 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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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一个在青外卖骑手的生活:每天骑行100多公里

　　最近,青岛气温逐渐升高,市区最高温已达到30℃左右。烈日暴晒,很多人都不爱出门,27岁的外卖骑手刘雪鹏眼中的旺季又到来了。每天早上五点多一睁开眼,刘雪鹏就立马打开手机软件点“开工”,一旦接到外卖平台上的派单,他就要赶紧简单洗把脸,饭也不吃就骑上电动车去取餐了。刘雪鹏每天都要在车流中穿梭,越是风吹日晒、下雪下雨的恶劣天气,越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每天能派送五六十单外卖,骑行一百多公里,从早上五点多送到晚上12点,365天很少休息。

刘雪鹏骑行在送餐路上,每天骑行100多公里。

　　不管远近一单能挣7元

　　“哥,我马上就到了,您别着急。”27日中午,烈日当头,很多行人都撑着伞,刘雪鹏骑着电动车走在送外卖的路上,接到一个客户的催单电话。他晒得黝黑,头盔下脸上的汗不停往下滴。刘雪鹏最怕催单电话,怕送餐超时。送一单不管距离远近都是7元,如果超时,只能得到3.5元;如果客户给差评了,不仅影响整个团队的信誉积分,自己也会被扣10元。所以,一接到客户的电话,刘雪鹏都十分礼貌地回复。“除了美女就叫哥,一天天的不知道叫多少人,这行不好干。”刘雪鹏抹一把脸上的汗摇摇头。

　　刘雪鹏老家在德州乐陵市的一个农村,来青岛前在乐陵一家旅行社干销售,收入三千多元。去年5月,在青岛干外卖骑手的堂哥回家说,只要能吃苦,城里送外卖赚钱多,一个月能挣八九千。听了之后,刘雪鹏二话没说,就跟着来了青岛。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他不得不适应青岛复杂的路况,熟悉送外卖的区域路线,以及在人情冷暖中控制自己的情感。

　　每天骑行一百多公里

　　27日下午3点,刘雪鹏送完了一单外卖后,约摸着这个点很少有订单了,赶紧到公司位于南京路的站点更换电动车电瓶。他一天能骑行一百多公里,要换三四次电瓶。“你跑了多少?”“30多单,你呢?”回来换电瓶的同事碰面互相打着招呼。

　　刘雪鹏是他们这个站点的五星骑手,“都是客户给的五星,没有差评。”他扯着衣服给记者看别在上面的五星徽章。他也是站点上七八十个同事里比较能“跑”的,旺季一天能跑五六十单,淡季一天能跑30多单。在他们眼里,冬天、夏天就是旺季,因为经常刮风下雨,或者烈日暴晒,只要大家都不爱出门,自然订外卖的客户就多了起来。青岛这几天逐渐热了起来,外卖的旺季又来了。每天最忙的时候就是早中晚三餐时间,早上5:30～8:00,上午10:00～下午1:00,下午5:00～晚上7:00。刘雪鹏非常能吃苦,他能从早上5点多,一直送到晚上12点。

　　因为饭点需要给别人送餐,刘雪鹏每天吃饭时间都很不规律,只能在不忙的时候匆匆吃口。有时候去取餐时闻到饭菜的香味肚子饿得咕咕叫,刘雪鹏就使劲大口大口喝水充饥。他每天早饭不吃,午饭下午三四点吃,晚饭十一二点才吃。27日的午饭,刘雪鹏买了一张大饼,就着咸菜吃的。他经常这么吃,“在青岛吃顿饭太贵了,十五六块钱下不来,两单就白跑了。”刘雪鹏不好意思地笑笑。

　　一个月最多能送1200多单

　　刘雪鹏从去年5月下旬来青岛送外卖,除了过年放了七天假,这个月的五一回家几天外,其余时间都在上班,没有休息过一天。“只要有单就跑呗,闲着做什么,光浪费钱。”刘雪鹏所说的浪费钱,是因为他算了一笔账:每天公司住宿费10元,外卖电动车租赁费10元,再加上两顿饭钱,至少就得50元。“如果一天不干活,就得亏至少50块。”

　　刘雪鹏干了一年外卖骑手,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送1200多单,当时挣了近万元。上个月他送了800多单,这个月因为五一回家了,他目前送了600多单。

　　回家的时候,他会跟父母讲在青岛送外卖的事情,但父母听不明白。但是父母知道儿子送餐的不易,知道大城市里汽车多,担心儿子的安全。隔三差五就会打电话,嘱咐刘雪鹏骑车慢点,“多挣点少挣点没什么,安全最重要”。刘雪鹏也听说过外卖送餐员在送餐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有时候他也会觉得挺后怕,“想想送一单才7块钱,不值得赔上命去送。超时就超时呗,少挣三块五就少挣三块五。”

　　记者全程体验取餐送餐

　　刘雪鹏负责派送的区域北到佳木斯路附近,南到海边,东到动漫产业园,西到台东。27日下午4时许,他接到了后台派单,是从大润发旁的农贸市场取餐,送到田家花园小区。刘雪鹏接单后,骑上电动车立马从南京路与宁夏路路口附近出发去取餐。记者乘坐在电动车后座,全程跟着体验了一把。

　　在过南京路路口时,对面是红灯,等了一会儿见没车经过,刘雪鹏用脚撑着电动车慢慢经过路口。“你闯红灯了。”记者提醒他。“对面不来车,这个时候没事儿。”他有些不好意思,“后台现在开始计时了,如果路上耽误太多时间,肯定派送就得超时。”

　　拐到宁夏路上出现拥堵,刘雪鹏骑着电动车在汽车中间左转右拐“突围”出去。很快,到达大润发旁边的农贸市场门口,刘雪鹏停下电动车一路小跑来到市场里一家披萨店。等了一两分钟,披萨打包完成后,刘雪鹏又一路小跑来到电动车旁,将披萨放进后面的送餐箱里。

　　客户住在田家花园,距离取餐地点很近。后台显示的地址是高田路,刘雪鹏找到路标,很快确定了客户所在小区位置。停下车,然后拿着快餐一路小跑来到小区,跑上3楼把披萨送到客户手中。“很难遇上这么顺利的单,有时候找客户的家要找上半天,还有的客户地址不详细,得打电话问,还不敢老问,怕对方烦了给差评。”

　　■辛酸　在大暴雨中送餐自己哭了

　　刘雪鹏最喜欢送的单是不准进的高档小区或者写字楼,“到了小区门口或者一楼大厅里,保安不让你进,一般都是放在保安或者前台那里,客户自己去取。你只要给客户打个电话说声,他们都会同意,这样一点不耽误时间。”刘雪鹏笑笑说。

　　而那种允许进入的写字楼,是刘雪鹏最打怵送的。特别是到了吃饭时间,电梯使用高峰,等半天都来不了,而后台的派送时间在一分一秒减少,没办法刘雪鹏就只好爬楼梯。“昨天还爬了29层楼送上去,又走下来的,因为还有一单也要送。”

　　“遇到爆单的时候,就经常是刚接了这一单,下一单就又指派到你这里了。”刘雪鹏说,后台调度人员会根据骑手距离远近是否顺路指派订单。有时候,他正在送着第一单,第二单的客户就打来电话催了,限他多长时间必须送到,否则就退单。刘雪鹏就一口一个哥地赔礼道歉,生怕对方投诉。有一次,下着大雨,他给一个客户送餐超时了,对方是个小伙子,接过餐什么也没说,结果回头给商家点了退单,原因是送餐超时未送到。商家又给刘雪鹏打电话告知对方退单,要求将餐送回。刘雪鹏去取餐,发现对方已经吃完了,而且态度强硬。无奈,刘雪鹏只好赔了商家的餐钱。

　　不过,刘雪鹏也经常被别人感动着。他去商家取餐时,商家见他汗流浃背,赶紧递给他瓶水,有的甚至给他准备一盒快餐。有时候送餐快超时了,他会接到客户的电话,让他点了“送达”,别着急,慢慢送,安全第一。

　　每天5点“开工”,到晚上12点“收工”,刘雪鹏不是在取餐,就是在送餐的路上,平均工作时间在8～10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在等单。只有等单的时候,他会在商家门口找个台阶坐着歇歇,玩玩手机。刘雪鹏说他不怕风吹日晒,就怕下大雨。而越是这种恶劣天气,订单越多。去年夏天,有一次青岛下起大暴雨,刘雪鹏穿着雨衣也根本无济于事,浑身全部湿透,手机都湿了无法触摸,刘雪鹏骑着电动车在大暴雨中哭了。“觉得这钱挣得太不容易了。”

　　刘雪鹏说,有时候真的累得不想干了,但晚上睡前看看自己一天跑的单数,心情会好很多。

　　刘雪鹏现在还没有谈女朋友,“总觉得现在各方面条件都达不到,想再攒点钱。”刘雪鹏的母亲打电话的时候,每次都催他赶紧找个对象,催得多了,他就撒谎说正谈着一个。“我想现在多攒点钱,以后也能在青岛开个快餐店送个外卖啥的,最起码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了,能安稳些。”刘雪鹏说这是他的目标,现在咬牙坚持送的每一单,都让他离这个目标更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