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2009年第9期封面图
新世界周刊3月23日报道
中国实在是个令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的国家，建国之初，国际社会看到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成为苏联东线最安全、最坚定的盟友，十几年后两个地理上靠得最近、国土面积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因两党不和而导致国家关系破裂，甚至兵戎相见。
中国与近邻日本，曾经有过不共戴天之仇，而理性的中国人和理性的日本人，都知道中日之间不仅有历史问题，而且还要面向未来。
历史写下档案，档案又复原出历史，档案在它凝固的岁月里，无声地承载着纷繁的往昔。
光辉岁月、阴霾季节都沉寂在档案的字里行间。只有使用才能复原出鲜活的历史。
在中国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她的外交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政治原则，又有不同时期非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外交档案的解密，从历史文件与亲历者的角度，讲述中国外交60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
中苏关系篇中苏解密档案下的历史
开放档案是一项国际惯例。中国开放历史档案的标志，是1987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但在该法公布的十几年中，人们得以光顾的只是地方档案馆，而国家一级档案，特别是国外关注的外交档案，一直无法看到。直到17年后，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于2004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并解密了第一批1949至1955年万余件档案；2006年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又将1956至1960年解密档案对外开放；2008年11月12日，外交部向国内外开放了第三批1961～1965年的解密档案，共计41097份，比前两次开放数量的总和还多。据说，近期还将开放文革期间的历史档案。
老一代政治家故去，他们在外交和内政方面的所思所想，凝固在了档案里。
凡是承认新中国政府，并与国民党政府断交的国家，都可与之建交。在苏联的影响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迅速地与中国建交，而无需谈判
刘少奇1949年8月访苏结束前，斯大林向他建议，以中国的现状，无政府时间如果过长，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中共中央采纳了这条建议，放弃了1950年1月1日建国的计划， 把新中国开国大典定在了1949年10月1日。
按照国际惯例，开国大典后，新成立国家的外交部，就要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告和公函。1949年10月1日下午，东交民巷办公的中央外事组(外交部当时还没有成立)的同志们，大都跑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下午5点，开国大典一结束，他们又迅速赶回东交民巷。接下来的任务，是把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公函发给各国政府或原驻华机构人员。这两个文件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宣布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以及新政府与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准则。
傍晚，周恩来的汽车来到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王炳南在东交民巷的办公地，询问了公告与公函的准备情况后，带着王炳南赶回他在北京饭店的办公地，这天晚上他签署的公函在54年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解密开放的第一批档案。
这天晚上9点多钟，王炳南带着由周恩来签署的公函回到了外事组办公地，向仍驻在新中国的33个大使馆及领事馆递达公告和公函。
与蒋介石政府尚有外交关系并驻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在一个小时后就收到了由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送达的新中国主席公告和外交部长公函。
奥地利、缅甸、埃及、印度等前驻华使馆在南京，希腊、巴西、瑞典等14个旧领馆在上海，这些旧政府的使领馆也在几日内收到了建国公告和外交部长公函。
建国公告里，有关对外关系中，有明确的表态“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的档案中，周恩来签署的新中国第一份外交公函是这样的。
迳启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已在本日发表了公告。我现将这个公告随函送达阁下，希为转交贵国政府。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于北京
10月2日一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苏联外交部大楼召见国民党广州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并代表苏联政府递给他的一份照会，该照会声明：
由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造成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深邃变化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组成，位于广州的阎锡山先生的政府已停止在中国行使权力，并已变成广州省政府而失去了代表中国与外国保持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这一情况造成了中国与外国间外交关系的断绝。莫斯科政府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州的外交关系已经断绝，并已决定自广州召回其外交代表。
又是一个晚间的9时许，距10月1日中央外事组给各旧使领馆递送公告公函才一天，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的电报已放在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的面前。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二十一点四十五分
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无需谈判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在第一时间宣布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了新中国，新生的人民政府自然非常高兴。10月3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苏联政府的复电：
莫斯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很荣幸地收到阁下本年十月二日来电关于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事实上，早在1949年1月底至2月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期间、1949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访问苏联时，苏联都曾表达过这一个意思：愿意第一个与中国建交。加之，在中国建国前，有传闻英国会很快承认新中国政府，所以，苏联采取了最快的速度建交并派罗申火速起程到任中国。
无疑，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热忱欢迎，同时，在苏联的影响力下，准确地说，在葛罗米柯副外长来电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内许多国家在10月初即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呈现出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高潮。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兄弟国家都处于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也显出了一些论资排座的现象。其中有些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时间，还颇有些戏剧性。
以捷克为例，捷克在收到毛泽东建国公告和周恩来外交公函后，曾问过苏联自己什么时候与中国建交。斯大林令苏联外交部答复：建交当然可以，但要等到我们与中国建交公报见报之后。
显然，阵营领袖的气势高人一等。
与苏联“领袖气质”相符的另一宗与中国建交的请示，斯大林是这样答复的：苏联10月2日与中国建交，10月3日，朝鲜向苏联通报要与中国建交时，斯大林的回复变成了“当然可以，越快越好”——在苏联与中国建交之后，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能够迅速地与中国建交，很好地显出苏联在这些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号召力。
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无需谈判
在苏联与中国建交之后，承认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是承认新中国，并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无需谈判即可建交。
10月3日保加利亚外长波普托莫夫给中国政府发出了电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全中国人民之意志，保加利亚已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换外交代表”，次日，周恩来外长回电“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
同一天，中国政府还收到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发来的电报，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欢迎，并已决定与中国建交。10月5日，中罗两国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
10月4日，中国收到了来自匈牙利外长卡莱·古拉和朝鲜外相朴宪永的电报。周恩来亲笔复电，两日后，中匈、中朝建交。
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代外长威廉·西罗基10月5日致电中国政府“兴奋地欢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内容”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次日，中捷建交。
是日，向中国政府发来电报表示愿意建交的，还有波兰副外长斯达尼斯拉夫·莱西斯基。中波建交是10月7日。
10月6日，中国政府收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乔巴山的电报，表示了与中国建交的愿望，称“真诚不渝地愿与中国人民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并在随后与“已丧失一切权威，已不再能够代表中国人民”的国民党政府断交。10天后，中蒙两国建交。
1949年10月7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国日，当天，周恩来致电该国临时外交部长，表示了祝贺及建交的愿望。民主德国“深深引为荣幸”，并“感到最大的欣慰”。10月27日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
11月21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长恩维尔·霍查给中国政府致电，对成立新中国这样“历史性胜利热烈的致敬”。
于是，从建国之日，到这一年年底，国际社会共有25个国家承认了新中国，其中17个国家与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他们大多是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增加，为了让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们迅速熟悉各友好国家的情况，这支主要由前中央外事组成员组成、由将军担任外交官、以大学生和地下工作者为主的外交队伍，开始了在摸索中学习和工作的过程。
为了加强业务学习，外交部专门编撰了学习材料，在今天能看到的解密的档案中，编号为117－00139－02的档案，是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交际处编印的、含封面共37页的小册子，名为《与我建交国家简况》，分为亚洲和欧洲18个国家。
亚洲国家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缅甸联邦、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共和国。
欧洲国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芬兰共和国、瑞典王国、丹麦王国、瑞士联邦。
在亚洲国家朝鲜中，首都后面写着汉城，汉城二字旁边加了一个括注(Seoul)，现在译为“首尔”。国土面积是220，840方公里，人口为2630万人，这一国土面积，是朝鲜与韩国国土面积的总和，人口是当时南北朝鲜人口的总和。这是因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时，其宪法规定的首都在汉城，领土为整个朝鲜半岛。在中国外交部1950年代的内部学习文件中有这样的数字，可见中朝友谊之牢固，也见中国对于朝鲜早日统一祖国的祝愿。
在地处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条目中，国土面积为395，613方公里，括注中写明“东德121，800；西德272，913；柏林900”，人口数6580万人，是1946年二战结束时的统计数字，在后面的括注中，“东德1730万人；西德4530万人；柏林320万人。”
从括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事业如日中天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是东西德与柏林的总和，柏林墙的另一侧，那个独立的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土与公民，也被看作是东德的一部分。
今天看来，这些观念完全是出自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感情”。
编号为117－00152－04的解密档案，是函复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的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上，外交部交际处二科向中央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提供了“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各国元首及兄弟党领袖生辰材料”。这份文件中，除了能找到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元首职务、姓名、生辰日期，还能找到与中国尚无外交关系的一些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法国以及西班牙，这些西方国家被交际处收录的是他们的在野党共产党主席或总书记的信息。
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持久战，收回了旅顺港和中长铁路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生中出国两次，都是前往苏联。
第一次出访苏联，是1949年12月16日，此时建国刚两个月。其实，早在1947年夏天毛泽东就提出要去莫斯科见苏联领导人，但斯大林考虑到复杂的国际环境，多次推迟访问日期。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自然没有理由再推托。但是，在1949年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毛泽东表达了想收回外蒙古和中长铁路的意愿，而在1949年夏刘少奇访苏时，又提出如何处理1945年中苏条约的问题。这一切都意味着毛泽东访苏可能要提出令莫斯科颇难以应付的问题，斯大林不得不考虑采取一些手段压住中国领导人的欲望。
于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扫过建国之初的中共领导人心头。中苏建交的当天，斯大林没有发来贺电。而建国比中国晚6天的民主德国，在第一时间便收到了斯大林的贺电；另一件事是，与苏联建交的公报，中国是刊登在党报、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上的，苏联并没有在同一天刊登在他们的第一大报同时也是党报的《真理报》上，而是在第二天，登在了政府报纸《消息报》上。最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的是，苏联派往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罗申，竟是国民党时期最后一位驻华大使，而且他还于1949年跟着国民政府迁到了广州，这些斯大林是知道的。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俄罗斯汉学家、前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齐赫文斯基的回忆录《回到天安门》中记录道，莫斯科指示他就罗申出任苏联驻北京大使一事征询中方意见。“为此，我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周恩来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稍等片刻，而自己到位于不远的毛泽东办公室去了。15分钟后回来了通知说，政府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大使人选，他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戈宝权正式通知苏联外交部。”
对于这一时期的种种不和谐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室主任沈志华认为，这是斯大林故意制造的气氛，为的就是迫使毛泽东履行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图长期占有在华的特殊权益。
毛泽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收回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访问。1949年12月21日，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70寿辰，所以这次毛泽东访苏，还带有为老大哥贺寿的性质。
解密档案109-00003-02显示，毛泽东带给斯大林的礼物，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机构的赠品。
坊间所说的“萝卜”的确位列其中，而且有两种“萝白”相赠，一种是产地天津的“绿皮细长”，一种是产地山东的“绿皮大颗”。之所以有此传言，是因为在档案未开放的年代人们只能从毛泽东的文稿中看到有准备了萝卜和白菜的电报。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档案开放的重要性。
但国礼绝对不可能只是“萝白”。
一个流传于中国民间的说法是，1950年代初，苏联经济状况不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寿礼是一车皮一车皮的萝卜和白菜。这种传说之所以流传甚广，除了那份准备了萝卜白菜的电报外，显然是因为这些蔬菜本身所带有乡土气息正符合中国人朴素务实的性格特点。
而事实上，毛泽东带给斯大林的寿礼远远不止这些农产品。建国之初，中国没有科技产业，这个国家的代表作品多是手工制品。在外交部解密的档案中，斯大林寿礼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
从这一档案中看，中国人民送给斯大林的寿礼，不仅有民间认为最实用的农产品，还包括中国独有的艺术品陶瓷、丝绣、牙雕等，数百年来，从俄罗斯时代就热爱的中国茶叶也在其中。而艺术品的题材也表达了对斯大林的爱戴之情，如大元帅丝绣像和陶瓷像；革命的、同志式的感情则是通过一对象牙雕刻女英雄作品表达出来的。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带着以下特产，从西直门火车站登车出访莫斯科。此行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第一次正式出访。为斯大林祝寿只是他所有活动项目中的一个，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商谈废除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旧约，并在中苏今后的政治、经济问题上谈出一些展望来。
跟随毛泽东踏上这次长达70多天旅程的，除了部分代表团成员，还有两箱子书，这是他的私人物品，不是礼物。它们是《资治通鉴》、《史记》、《鲁迅全集》，还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作品。
人们如今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这次旗开得胜是用了他持久战的精神，签订了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其中的艰辛，却是在近年逐渐解密的档案中才慢慢披露出来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做出一项在史学界和档案界都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开放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
、俄罗斯现代史料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重要的档案机构，大范围地解密了历史档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的沈志华抓住这一重要时机，自费从俄国复印了大量过去半个多世纪内苏联与中国及世界各国交往的绝密档案。在一个短暂的开放后，俄罗斯对于档案的管理又恢复到严格控制的状态。
沈志华在俄国解密档案中发现了由苏方记录的1949年12月16日和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
毛泽东坐火车经过10天的长途跋涉，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就在他踏上莫斯科6个小时后。
这次会谈中，有关废除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被斯大林以英美以及“雅尔塔协议”挡了回去。维持旧条约还是按中国要求签订新条约，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间最大分歧。
一份由苏联方面记录的谈话纪要显示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针锋相对。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需要弄清的是：是否有必要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根据中方的要求，可以做这样的修改。
对于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英美不满成为斯大林的借口。
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记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
斯大林以美国为借口的事情还包括，当毛泽东还提到了建立海军时，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而不愿意公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斯大林说“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苏联的帮助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的形式，“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这样的会谈结果是不能令毛泽东满意的，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了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并请在京政治局委员考虑如何应对。沈志华《战后中苏若干问题的研究》一书中记载，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告诉毛泽东政治局会议认为“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后，22日毛泽东又与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举行了会谈，要他向斯大林转达：需要再次会谈。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更令人失望的是，这次斯大林对于条约问题只字未提。尽管毛泽东曾给斯大林看过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的电报，并建议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签订新条约，而斯大林拒绝的理由却是“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做法使毛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不信任中共的表现。而毛泽东则让斯大林感到，自己碰到了一位比铁托还难征服的合作者。
毛泽东后来与驻华大使尤金的几段谈话中，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他拒绝了苏联安排他到全苏联各地观光游览的提议，决定呆在别墅里睡大觉，不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
苏方一直保持着礼节性的问候，比如会问问他休息得怎么样？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怒火，“我能休息好吗？我来难道就是给斯大林做寿的吗？我来这里就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毛泽东当年贴身卫士李家骥曾经回忆道。
毛泽东的56岁生日，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和环境下度过的。日夜关注他的安危的，当然不止是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国际社会时刻都没有放松对于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高层接触的关注，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事态急转直下。
首先从英国发出消息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虽系谣传，但对于苏联来说，却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苏方在此谣言后，做出了第一次让步。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不仅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硬的态度，还有属于他的各种机遇。
在西方媒体各种猜测的压力下，斯大林同意塔斯社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以正视听”，而毛泽东当然不失时机地对外发报了他到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协定。是日晚8点，莫洛托夫明确答复毛泽东：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代替1945年与蒋介石的旧约。从汪东兴1月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变得“精神特别好”，而且“有说有笑”。
形势旋即发生第二次转机，美国在观察到毛泽东对苏联进行长期的访问后，担心中国会倾向苏联，同时美国也感觉到新条约的签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个亚洲大国就会完全倒向苏联。于是，美国马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中立”的姿态。就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僵持在新旧条约问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
一周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了演讲《中国的危机》，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艾奇逊在界定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认为那是一条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的防线——任何明白人都能听出来，这一防线中并不包括台湾。从这一点看来，美国在说国民党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的同时，自己也抛弃了台湾。
美国出此策的目的很明显，他们的对手不仅有中国更有苏联，他们想借由出卖台湾而拉住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注意力，以干扰中苏结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做出了第二次让步。
新旧条约对于中苏两个国家，是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苏联不愿意失去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他的挡箭牌即是雅尔塔会议和英美对中国会提出利益纷争；中国以强硬的态度让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而对于国内局势，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
如历史所演进的，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才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问题，并且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苏联档案中公开了这段谈话。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谈话很快进入中长铁路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这是苏联的大动脉，从心脏莫斯科一直遥控到远东。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作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协定，但适当进行实际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2月14日，尽管双方在讨价还价中会谈了两个小时，但都做出了让步，最关键的问题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按照中方要求有了1952年底这个时限，中国在二战后因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即将全部收回。而苏联则失去了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斯大林在审时度势后做出判断，他必须赢得中国与之结盟的政治立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最终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中国“一边倒”的政治立场能够给他带来苏联东线全线的安全。所以，他是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甚至可以说不是不得已，而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三天后，毛泽东登上回北京的专列。
建国之初，为了更快地在经济、工业、军事等方面追赶世界先进国家，中国不惜付出高昂代价，苏联援华专家的待遇比毛泽东的工资还高
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室主任沈志华所著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的案例：北京有位工程师在1957年中苏蜜月、苏联专家来华高峰期中说了一句话：“其实苏联专家中不一定都是好人”，进而在接下来的反右中他成了“右派”，被下放东北劳动。8年之后，中共与苏共决裂，两国关系恶化，苏联已毁约并撤走了援华专家，又是这位工程师，说了一句公道话：“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这句话在文革中被揭发后，带给他更为恶劣的后果，打成“反革命”，到青海劳改。
这位工程师的两句话，不但是一段中苏关系史的真实写照，也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晴雨表。
苏联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援助从1948年即已开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个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就同车带回220名苏联顾问和专家。从建国之初到1960年，苏联专家援华多达1.8万人次，仅1957年一年，就有2298人来华。
而在斯大林时期与赫鲁晓夫时期，援华的原则和目的也是有差别的。
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由于经历二战、经过1946、1947年自然灾害，到了1949年也已到达危险的边缘。在几十年不遇的旱灾中，苏联欧洲部分的黑土地带，几百万人陷入了大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东欧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还是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请求，在1946～1947年间向这些国家提供了250万吨的粮食援助。1947年11月又特别答应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60万吨麦种。
同样的道理，为了保证中苏同盟的建立，到了1949年，苏联国内经济已经自顾不暇，但是出于对新中国全面支持，派遣专家到中国，也是苏联义不容辞的责任。
只是，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苏联，在派遣专家帮助中国的同时，“要价”也实在不菲。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斯大林援华时期基本为1949年至1953年。从斯大林对刘少奇1949年7月谈话的档案中，所看到的斯大林态度还是公允的，在专家报酬问题上，他说“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对于派往中国专家的操行，他还专门提出“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俗话所讲的，哪家没有丑孩子，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国家的荣誉。”
中国领导人当然不会亏待苏联专家。回国后，9月29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回复陈云和薄一波：关于苏联专家的临时薪资，暂定最高标准为2500斤小米，在最高标准以下各级苏联专家的具体薪资数额，请与科瓦廖夫同志商量决定。
当时，中国政府的各部部长的待遇是每人每月2800斤小米， 而随刘少奇来华的专家，除个别人是副部级外，多数人都是司局级干部，如此计算，中国领导人确定的给苏联专家的实际薪金标准，已经不是与中国技术专家，而是与中共高级干部同等了。这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的诚意和尊重。
可是，由于1950年初，斯大林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签署了有利于中国的关于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从而丧失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及经济利益。所以，在他在援华的问题上，要求的报酬也比较高昂。
周恩来在1950年2月11日与维辛斯基和米高扬谈判时，苏方又提出了新的报酬要求。
“关于支付专家费用的协议草案第4条”规定，中国政府应该每月支付给每个专家2000～4000卢布的补偿金。补偿金用于补偿专家以前的工作单位。
周恩来提出，这笔款能否用实物折算？答复是可以，但是当周恩来后来提出用大豆折算时，又被苏方拒绝。2000～4000卢布，相当于10000至18000斤小米，如果付美元，中国政府的确难以承受。周恩来告诉苏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每月只有3400斤小米，部长只有2800斤小米”。待遇问题一直到1950年2月17日毛周登车回国，还没有定论。接下来的“讨价还价”由李富春和王稼祥大使继续进行。
到了3月6日，周恩来要求李王等代表，除少数属文字的修改意见外，全部同意。他还强调说：补偿金确定为1500～3000卢布；补贴费应明确在中国付给专家本人，而不是偿付给苏联政府。
3月7日，苏方又开始了进一步的要求，他们提出要比照苏联专家工资条件，给随同军事顾问到中国的军士和士兵付酬，并补偿往返旅途中的开支及行李费用等。此一要求中方谈判代表实难接受，李富春提议，专家和教授就照苏方提出的协定待遇。军事人员另定协议，士官、尉官待遇应降低，补偿金则按其在苏联所得薪水百分之七十或八十，由中国政府支付。
报告转给毛泽东后，面告周恩来：“不必再争，即照所提办理。”
周恩来于3月19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李富春、王稼祥、伍修权：关于专家协定的条款，“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我们由此取得经验，加紧学习，谨慎工作，以便第二年精简专家，亦甚有利。”
政府间终于为专家待遇你来我往地争议出了结果，量化为工资。从苏联专家克洛奇科的回忆中可以得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多数援华苏联专家的月薪为520～540元。克洛奇科本人出国前，是苏联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实验室主任，每月工资5000卢布(相当于熟练工人工资的五倍)，到中国后这笔工资照发，每月还能在中国领到530元人民币。克洛奇科这样安排自己的开销：大约110元买食品，60～70元买衣服，30元用于洗衣、订阅报纸、购买书刊和其他花销，每月大约还剩300元。
如果人们知道了毛泽东的国家一级工资为610元的话，如果人们知道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自降三级工资，一直到去世都拿着404.8元人民币的话，就可以理解苏联专家的待遇之高了。
但也有直接给周恩来写信反映钱不够花的，一位带了夫人及4个儿子来华的专家，钱就不够花。周恩来指示外国专家局解决了此人的生活困难问题。专家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解决生活困难的事情，也传到了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那里，他认为这种困难的发生与中国提供给专家的待遇无关，完全是专家个人多子女以及在派遣专家时苏方考虑不周造成的。事实上，中国在50年代向苏联要专家时，两国的准备都不充分，在刚开始时，中国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向苏联对口单位要人，这种现象直到1956年才统一直接报给国务院，由国务院统筹安排要请哪些专家。而苏联方面派遣专家的条件是“看你有没有党证”。
但是斯大林给中国派来一位富有远见卓实的“领队”，无论是斯大林时期，还是赫鲁晓夫年代，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都对中国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两国开始了论战，赫鲁晓夫曾要求他发表文章批判中国，但是这位有操节的政治家仍然希望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从未留下过写过不利于中国的文章。
中苏关系破裂后，阿尔希波夫认为是苏联人最先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了国与国的关系上。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在50年代与中国结下友好情谊的阿尔希波夫向一届又一届苏共领导人建议改善中苏关系。1980年代，他终于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次是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次访问是中苏两国重修旧好的开端，阿尔希波夫援华时的老朋友姚依林已是国家副总理，两人代表各自的国家签署了中苏两国贸易协定。这次访华也为戈尔巴乔夫1989年访华与邓小平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会谈做了准备。
赫鲁晓夫为了巩固政权，最大限度地答应了中国对于核援助的要求，同样因为政治的原因，中苏两党两国决裂
中苏虽然在1950年就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是由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两国之间的蜜月期姗姗来迟。直到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调整了对华政策，中苏同盟最醇厚的蜜月期才真正开始。
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访华，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1956年开始在国内批判斯大林路线，出于对自己国内政权巩固、国际加强团结(1956年波匈事件，导致苏波关系紧张，苏联撤回了援助东欧各国的专家)等原因，赫鲁晓夫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经济援助，形成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高潮，从下面来自苏共中央档案的来华苏联技术专家统计表，大致可看出端倪：1955年来华专家人数开始猛增，1956年的专家人数又比上年增加几乎一倍，1957年到达最高峰，1958年开始回落。
事实上，中国在1956年，已经开始考虑减少专家的聘请，并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尤其注重的，是聘请核武器方面的专家。尽管如此，1956～1957年来华专家人数，仍然达到了峰值。这说明：中国对苏联专家的需要的确很迫切，而苏联也是尽量满足中国的需要的。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两个月的8月29日，苏联第一颗试验性原子装置，在阿拉尔海附近的哈萨克试验场爆炸，美国自1945年以来的核垄断地位被苏联人打破。苏联在核武器方面飞速发展，1953年8月12日，全球第一颗以固态氚化锂-6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在苏联试验成功。
以发动人民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毛泽东，二战结束后谈到日本遭受的两颗原子弹时，称其为“纸老虎”，然而这并不等于气势高昂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核武器的威力。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请毛泽东看过一部苏联试验原子弹的纪录片，此事引发了毛泽东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心，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核大国的保护，他要的是自己拥有生产能力。同样关于原子弹的秘密电影，斯大林还在1949年6月请刘少奇看过，在50年代请中国政府一些重要的代表团看过。
在沈志华搜集的苏联解密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朝鲜战争中，当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时，莫斯科曾经考虑过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帮助——核保护伞是苏联先期准备的四个方案中的一个，值得庆幸的是，后来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核行动。不过，这个插曲并不代表苏联就希望中国能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1952年底，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在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到了钱三强等人的访问安排，并向政治局建议，只对中国科学家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第一总局的工作具有敏感性，它领导着苏联原子能研究、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此，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没有明确答复。
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敌，全面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回应中国有关核援助要求。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想法。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需要苏联在原子核研究上提供帮助，尽管赫鲁晓夫以苏联可对中国提供核保护为由没有立即答应，但到最后，还是同意苏联援建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培养中国原子物理科学研究的技术力量。
当时，苏美两国正在就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赫鲁晓夫本人也在苏联的核试验后真正了解到核武器的杀伤力，以及核军备竞赛将带给人类毁灭性打击。所以，他无法一口应允毛泽东关于帮助中国开展核武器研究的要求。
还有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研究费用高昂，苏联解密档案中记载，以当时价格计，1951年至1955年，苏联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研究开支是648亿卢布。而中国在整个“一五”期间全部工业实际完成额只有56.4亿卢布。所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在当时研制原子弹是不合适的。
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支持对于他的政权的影响，赫鲁晓夫总算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答应帮助中国。苏联答应帮中国建造的反应堆，让核能量在受控的情况下缓慢地释放，以起到和平利用的作用。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
由此，苏联的对华核援助在1956年～1957年得以进一步扩大。罗布泊从此成为核试验中心——在中国外交解密档案204-00024-01中可以看到，中苏两国将修建一条由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同年12月8日的另一份解密档案记载，1956年12月8日驻苏使馆致电外交部，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期间，代表团全体人员受到赫鲁晓夫邀请在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
苏联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沃罗比约夫1957年刚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到了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里已培养了6000名中国专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方对于中国提出在导弹方面的援助却迟迟无回应。
就在此期间，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突破美国对他长达5年的软禁，离开洛杉矶。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中国导弹研究步入正轨，中国军事史由此发生重要转折。
但是由于导弹的军事特点以及与原子弹运载的直接相关性，苏联在对中国的观察与帮助中，就变成更为谨慎。沈志华的调查数据表明，1957年苏联高校新学年开学时，只答应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
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核研究的聂荣臻在1957年7月11日给周恩来写了报告，此信现存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他要求暂缓执行1956年与苏联签署的原子能协定，以给苏联政府施压。三天后，周恩来批复：“拟同意，退外交部办。”
结果一周后，阿尔希波夫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周恩来更是不失时机地在8月6日致函布尔加宁：“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10天后，苏联驻华代办果然交给中国一份照会，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中国可以派一支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建立原子工业和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航空技术等问题”。
在中苏关于核武器研究合作的计划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一个月后的9月7日，聂荣臻率领一支包括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在内的40人庞大阵容抵达莫斯科，在军事、原子弹、导弹、飞机、无线电等五方面同时进行谈判。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希望中方能够尽早定案。
在10月15日，中苏签订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中规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此次谈判，苏联几乎答应了中方的所有要求，只有一条没有答应，那就是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有关资料。
此次国防技术协定中的多数项目将在即将到来的1959年和1960年完成，可以说，这次中苏在核武器研制的问题上终于走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也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6月，苏联援助项目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是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1年以后的核机密
此后的合作看上去开始顺利，按照协定，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几种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导弹、原子能等绝密技术资料，派遣了有关的技术专家来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有关方面熟悉和掌握尖端武器的研制情况及技术。
1957年12月20日，一列10多节车厢、来自苏联、车次为3770的国际列车在满洲里火车站暂泊，火车头尾有100多名苏联军人把守。这列火车在这里等待人们把车上的秘密物品卸下来再装上另一辆车——由于苏联方面用的是宽轨，所以3770国际列车上的P-2型地对地导弹及器材要在满洲里完成一次装卸任务。4天后，国防部长彭德怀在炮兵教导大队驻地迎接了这列运输P-2型导弹的列车，他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把他托付给你们了，你们可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苏联送来的P-2型导弹是苏军战斗序列中退役的装备，但是对于零起点的中国来说，技术还是全新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告诉第一炮兵教导大队第一批学员：P-2型导弹是苏联第一代产品，谈不上先进，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有了教学实物，可使我们少走弯路，我在美国就没看到这样的实物，要好好学！
中国的导弹部队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奠基，并于1958年10月6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4套萨姆-2地对空导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运到北京。
时势造就英雄，导弹威力在中国的首次亮相，是1959年10月7日。
这一年年初，国民党空军就在用RB-57D型高空侦察机对大陆实施纵深目标的高空侦察。由于该机型飞行高度较高，所以一直没能对其进行打击。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开始执行要地防空作战任务。10月7日，一架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RB-57D型高空侦察机从浙江入陆，在1.92万米高空以750公里的时速飞到北京上空，这种飞机很容易逃脱雷达的跟踪。地空导弹部队二营接到命令，飞机进入导弹发射区时是正午12点零4分，营长岳振华下令连发3枚导弹，全部命中侦察机。此后，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高空侦察停止了两年零三个月。
此一役，二营荣立集体一等功，这次战斗是中国地对空导弹史上的首功，在世界防空作战史上也是首例。苏联顾问对中国军人的胜利也感到鼓舞，中国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总结说，这一仗是按苏联专家传授的打法打的。
1951年以后的核机密
毋庸讳言，苏联对中国的核援助是有相当程度保留的。
一批苏联核专家随1958年来华的P-2型导弹来到中国，在他们来华之前，都接受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只能讲授苏联1951年那颗原子弹制造过程和自己专职范围的事情。原因是这颗原子弹是根据美国图纸设计的，同时这颗原子弹所涉及的核心技术在1958年已经不再是尖端科技。显然苏联领导人并不希望把比1951年更先进的设计方案告诉中国人。
核专家除了被要求只能围绕已交付中国的各型设备进行授课外，还被要求“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如果不好把握的话，可以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苏联请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请示至国内第一任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据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记载，有一次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就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的内容的问题时，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以致真的惊动到主帅涅杰林。涅杰林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否则就会有意无意地泄露国家机密。不要担心会有什么后果，我保护你们。”
在总结苏联专家对中国尖端武器的影响时，沈志华直接引用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的判断：“苏方对我国援助的态度，在签订协定时就是有所保留的，是有限度的，其基本意图是在新式武器和科学研究上使我与他保持相当的差距。要我们仿制苏联的第三线甚至停了产的装备，而不给第一线或第二线的最新装备。”
当然，这样严格的界限规定也令一些苏联专家很困惑，中国核事业早期领导人孟戈非在他《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中，如实记载了这位苏联专家作为科技工作者在援华时困惑的一面：在他与原子能研究所苏联专家组长沃罗比约夫的一次谈话中，双方都煞费苦心，作为苏共党员老专家的沃罗比约夫必须严格保守苏联核潜艇的秘密，但作为一位老实人、一名技术权威，他又要如实回答中国技术专家的请教。
但更多的时候，苏联专家们都认为：在莫斯科允许和专家们所知道的范围内，中国人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对于承担泄密责任的恐惧，使科学家们承担泄露机密的责任，他们“注定要陷入被动，或者只说中国早已从报纸甚至从苏联的报道中了解到的东西”。
而事实上，出于对国家机密的严格保密，苏联科学家是不可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因此，中国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也并不像赫鲁晓夫在他《最后的遗言》所说，苏联在原子能和核武器研制方面完全满足了中国的要求，对中国没有秘密可言。
自从有了核武器，地球上的核军备竞赛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在核武器巨大的能量威胁下，苏美英等国也不得不面对禁止核试验这样一个严肃问题。而此时，中国才刚刚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学步。正当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全面发展之初，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迅速地决定了莫斯科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从延缓到最终停止了对中国核研究的援助。
1958年的夏天，真是风云诡异。
先是由苏美英等西方国家参会的核禁试专家会议1959年8月21日于日内瓦结束，尽管早在5月30日，赫鲁晓夫在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暗示过应邀请中国参会，但后来中国仍没能被邀请进入这次会议。然而在会议前夕，6月27日的《人民日报》还是刊发了新华社的稿件，以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专家会议的讨论有助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
8月22日美英分别就停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发表了声明，准备签署一项“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在专家报告的基础上实际建立一个国际监督制度问题的协议”。核专家会议在讨论建立“遍布全世界”的核试验监控网点中，有8个站点位于中国大陆。很显然，此次会议没有邀请中国参加，并不是因为美英忽略了中国原子能的进展。与之针锋相对的是，8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中写道：美国有人士认为，“暂停试验一年也不会妨碍美国的原子扩军计划”；英国政府在宣布停止核试验的同时透露，当晚“在圣诞岛曾经发生了核装置的爆炸”。
这年，赫鲁晓夫在提议日内瓦禁核会议期间，于7月31日起至8月3日，在北京呆了4天。在北京的四天里，毛泽东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向他提出了严厉指责，使赫鲁晓夫在此二问题上尊重了中方的态度，并在回国后仍然批准了中国专家参观苏联核现场的要求，还向他们展示了一枚原子弹。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苏联决定暂停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后来赫鲁晓夫批准P-12导弹等资料可以提供给中国，但“原子弹可得再考虑考虑”，他希望中国“掌握原子能技术还是越晚越好”。
实际上，这时中苏两党已就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发生了重大分歧，无论是长波电台、联合舰队遭拒，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苏联大规模撤走援华专家。1960年7月6日，包括6名主任工程师在内的8名苏联援华专家从他们工作的北京核工程设计院被调回国；两天后，5名兰州铀浓缩厂负责现场安装的专家也被撤走。从赫鲁晓夫7月16日照会中国宣布撤走专家到8月23日，援华的233名核技术方面专家，带着他们的重要图纸资料全部撤回苏联。
对于中国来说，赫鲁晓夫在核试验援助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找借口拖延以至停滞不前，早在一年前的1959年6月就激起中国领导人的愤慨，并且更进一步让中国人认识到自主研制原子弹的必要性。后来定名为“596”工程的项目，就是自行研制首枚原子弹。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7月的庐山，周恩来说：“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此后的多年里，所有停止援建的项目在中国人的努力下一项项地竣工，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历时5年，比周恩来提出的8年规划，提前三年。
郑重感谢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先生，为本文创作提供了大量中国外交档案和苏联解密档案。
中日关系篇几代努力缔结中日友好
周恩来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表示：我和主席都希望今年把《中日联合声明》里规定的条约和各种业务协定解决。他还说：我们想在田中首相和你执政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你们两位。说话的时间，是1974年3月。
两位日本领导人没有做到，两位中国领导人没有等到。同年年末，田中辞职，内阁垮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由继任的三木开始，却由三木之后的福田完成；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离世，直到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缔约才重新摆回中日谈判桌。
中日建交，顺如水到渠成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内阁会议后的首相谈话时，田中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确实非常快。从田中7月7日说了这番话，到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不到3个月。
《北京日报》驻日记者王泰平提前一周得到外交部通知，让他回国接待田中访华，9月23日，他一回北京就直接进驻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层，接待田中访华的工作班子早就集中在那里工作了。
“接待班子有秘书组、礼宾组、新闻组、警卫组、通讯组等近十个组，规格跟尼克松访华持平。周总理还特地抽调符浩副部长做接待办公室主任。”
因为王泰平《北京日报》驻日本记者的身份，所以安排给他的工作是接待日本的媒体。
晚上11点钟左右，王泰平看到了周总理，“在讨论《联合声明》上的一些翻译问题。”符浩告诉他，总理每天都会过来看看情况。
就在1月，王泰平被总理接见过。那时候他回国述职，外交部办公厅通知他，晚上9点总理接见。他既兴奋又紧张，带了一大包资料去“应试”：以前开会时，总理常常会提很多问题，考察大家的业务知识，带上资料有备无患。
当然他也没用上，总理主要向他了解了一些日本当下的情况，“要我们在第一线的记者多关心政局，多作报道和评论。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
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后，王泰平很明显感到日本方面也在跃跃欲试。比如佐藤政权的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在“保利书简”之前，就已经主动约见过他，表达自己改善日中关系的愿望。后来与田中角荣结盟，为了支持田中而放弃竞选总裁的中曾根康宏也向王泰平表示愿意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还曾让他转交过给周总理的一封信。
“总理详细问了我田中角荣的情况和他上台以后搞建交的可能。我说田中和中曾根、大平、三木结盟的基础就是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平时接触的田中派议员里，有人说田中会一上台就搞复交，免得党内意见不统一，索性一鼓作气解决。”
总理那天约王泰平9点谈话，但是接见代表团忙到11点才有空，吃饭也是和他一边谈一边吃的：“一个炒鸡心，一个蔬菜，一小碗米饭。菜吃完了冲了一碗水当汤喝。”
吃完饭以后，总理还吃了几片药。
在谈话中，周恩来向王泰平透露，1964年中法建交时，他就想日本也能跟上来，不料拖了这么多年。
所以，田中7月7日谈话后，9日周总理便回应“这是值得欢迎的”，在王泰平看来，并不足为奇：“总理肯定为此准备了很久。”
中国很快行动起来。一方面，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客串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副团长，7月17日赴日，向正在日本的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贸办东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萧向前转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面见田中或大平，转达周恩来的访华邀请。另一方面，周恩来多次接见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中日复交前的日日夜夜》中，竹入谈到当时“与周恩来总理见了四五次，每次谈三四个小时”，并在最后一次拜会时，周恩来给了他中方关于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
田中同样抓住了时机，8月15日，田中接见孙、萧，正式接受访华邀请。“然后一套谈判班子，一套接待班子，都在周总理的领导下运行起来。”
田中派议员古井喜实曾对王泰平表示，多亏有了周总理处理好了各方面的关系，访华及谈判才能这么顺利地进行，田中才能在上任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而当他这样当面感谢周总理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是时机成熟，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到机场欢迎田中的有近百人，据王泰平回忆，“都是周总理点的名。”他也是其中一员。
田中在与孙平化、萧向前谈话时，曾问北京什么时候天气最好，孙回答是9、10月份，因此田中将访华日程安排在9月底。
“邀请的时候，是邀请田中、大平带着夫人一起来的，但是田中他们可能是认为这次出访有很严肃的任务，要谈判，也要对历史问题有个说法，所以商量以后都是独自来的。”
9月25日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包括中方人员，总共有600多人出席，超过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背景音乐也是周恩来安排的，中国乐曲和日本乐曲歌轮流演奏，还特地选用了田中和大平家乡的民歌。“刚开始放田中家乡新潟的《佐度小调》时，田中居然没听出来，反而是周总理去提醒他的。直到主旋律出现他才听出来。”
欢迎宴会的菜单包括冷盘、莼菜汤、红烧鱼翅、两吃大虾、川冬菜豆腐脑、烤鸭、八宝饭、甜点和九种水果。王泰平介绍，“来中国之前，田中夫人为他准备了日本食物和水，怕他在中国吃不习惯。结果田中很喜欢吃中国菜，带来的东西又全带回去了。”
王泰平曾经出版过《田中角荣》一书，提到田中的挑食：同尼克松总统共进午餐时，田中颇有气概地把美国食品吞下肚子，但回到下榻的饭店后，赶紧去吃了一顿日本饭。
至于带水，因为田中特别容易出汗，所以需要喝大量的水。虽然是秋天，田中还是特地带了扇子来，田中在欢迎宴会上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扇扇子的“庶民宰相”形象，被日本电视台捕捉到了，田中略有些不好意思。“周总理知道了，就送给田中一把杭扇，上面有梅花图样。”
王泰平还记得那天的天气：“18度，秋高气爽”，田中之所以特别怕热，“是他有一点甲亢。”
因为田中的怕热，所以周总理敬酒的时候，都特地解释，“茅台比伏特加好，伏特加上头，茅台不上头。正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旁边，他是贵州人，总理还介绍这是韩念龙家乡的酒，是红军长征时发现的。”
当天的一切都非常融洽，直到田中致辞，对“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他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这个“麻烦”据说是翻译的原因引起的。第二天，周恩来对田中的发言进行了批评：添麻烦好像是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的裙子上，而表示道歉，但竟然被用在了中日两国的不幸经历上。
在姬鹏飞的《饮水不忘挖井人》中，田中对此解释说：“日文‘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和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习惯改。”
田中直接用的是日文“迷惑”一词，在他的理解里，包含着百感交集地道歉的意思，但翻成“麻烦”，却让中国人觉得说得太轻飘。
在9月27日晚上，毛泽东也问，“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回答是：“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
在联合声明中，这段内容最后由大平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文的添麻烦，确实比中文的来得程度深刻，但是还是最后定下来的表述明确到位。”王泰平解释。
除了需要为一句“麻烦”作出更多的解释外，田中访华的心情还是轻松愉快的。27日参观长城，田中独个兴奋地走在前面，“他说这是他最早知道的外国建筑，从小就很向往。他本身又是学建筑的，所以那天他特别高兴，还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
据说尼克松上了3个烽火台，所以田中一口气上了4个。
又据说尼克松来长城时，群众都是安排好的，“田中那时候应该也是吧，主要是安全上的考虑。”
当时NHK的记者们，把全套转播设备都带来了中国，在田中还没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长城脚下装好了天线。
日本的记者对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家非常好奇：“中山装啊，满大街蓝色灰色啊，自行车潮啊，女孩子都不化妆打扮啊，都成了他们笔下的话题。”
田中对中国的印象，是“绿色”。王泰平回忆田中盛赞北京的绿树成荫，还留有蓄水坑，非常环保。
不过当时北京可能还没有环保的概念。不过因为7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尾气排放严重，路边的树木常常死亡，田中有所感慨而已。
较之田中的潇洒直行，大平等人都被他远远地甩在后面。虽然是“首脑谈判”，但具体事务都是大平来处理的：“谈判主要都是大平在进行，来去长城时他都和姬鹏飞外长坐一部车，好在车里也进行会谈。”日本最后给出的妥协方案，也正是在去长城的那天，大平在车上给姬鹏飞的。
所以田中在中国的时候能常常作诗，还开玩笑式地嘲讽大平做不出来。
27日晚上，毛泽东会见了田中、大平以及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双方相谈甚欢，毛还送了一套《楚辞集注》给田中作礼物。对于日本方面来说，这更像是一个信号，表示中国方面已为日本方案开了绿灯。
见面结束后，中日两国外长会谈，条款基本确定。中日之间“结束不正常状态”的提法，也是周恩来在这个时候提出的。
而后的文字修改讨论，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
问题基本解决后，28日晚上，由日本方面办答谢宴。王泰平回忆，“田中为每位客人精心准备了礼物：一个特制的木匣，里面放着日本著名的九谷陶器大师松木佐一先生制作的酒杯。另外有一瓶田中家乡新潟产的名酒‘朝日山’。”
2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日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因为田中选择用毛笔签字，所以右臂负过伤、不能伸直的周恩来也用中国书法中的悬笔在4份声明上签了字。签字仪式后，大平立即赶到民族饭店接见记者，对声明进行说明，并宣告与台湾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失效，并断绝外交关系。
下午，田中坐飞机去上海，周恩来全程陪同，直到第二天中午将田中送上回日本的飞机。
田中来北京的时候来了两架飞机，一架是他的专机，另一架是日本记者团的包机。回去的时候，王泰平也挤进了媒体的飞机，那是经过符浩特批的。这次从中国去日本，王泰平只花了3个小时，“这是中日建交后的速度。”在此之前，他从北京到东京，得辗转到深圳，从罗湖过关，到了香港再找航班。折腾起来，至少三天。
由于日本内阁的更迭，中国时局的动荡，写就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用了六年时间
在徐敦信记录每天事件的小本上，那天只有一行字：接到日本使馆电话。
那天是1978年8月6日，晚上8点45分左右，徐敦信在外交部加班。他那时候44岁，担任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7月2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重新展开，他连日保持着紧锣密鼓的工作。虽然是星期天，但次日要举行第13轮会谈，他必须作好发言准备。
那个电话之所以值得记上一笔，因为对方说，日本外相园田直希望在8日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徐敦信层层请示领导后，直接打电话给邓小平办公室报告。
按照徐敦信的回忆，邓小平秘书接听电话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消息，没有挂电话而直接向小平口头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欢迎访华”。9点15分左右，徐敦信致电日本使馆，告知结果，“日本公使接了我的电话以后很高兴，又好像有点意外。因为他还说了句‘这么快啊！’。”
8月8日傍晚6点40，园田乘专机抵达北京；9日中日外长举行两次谈判；10日双方条约起草工作开始进行；12日傍晚7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由两位外长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
这一次签字，距《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已将近6年。
1974年11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赴日签署中日海运协定时，向日方提出开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建议。日方欣然赞同。在此之前，中日政府间的贸易、航空协定都已缔结并生效，渔业协定尚未完成，但双方同意将原有的民间渔业协定延长一年。《中日联合声明》中规定的四项政府协定基本完成，进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谈判，顺理成章。
中方的设想是：前言中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文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内容。日方对其他几点都能表示同意，唯独在“反霸”上提出异议。
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在《日美外交三十年》中回忆：“我当即指出此项条款是就日中两国发展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做出规定，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
但在全程参与条约谈判的徐敦信看来，“反霸条款”恰是与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有关的。中日两国宣告自己不谋求霸权，首先是自我约束，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周围的中小国家的疑虑。“反霸条款并不是中国提出，最早提出的是美国，先写进了中美《上海公报》，后来也写入了《中日联合声明》。在声明中已经承认的事，缔约时总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倒退吧？”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有个前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是日本方面执意要加上去的，意在避免超级大国不高兴。但苏联并不领情，反应还颇为强烈，公开声称“反霸条款”就是反苏条款，对日施加了许多外交压力。
因为害怕“中国要求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这样的新闻将引起国内外舆论反响，日本对这方面的信息严格保密，直到1975年1月才被《东京新闻》披露。
徐敦信说得很直白：“就是日本的右派反对和中国缔约，不肯写入反霸，只是他们的借口。”
韩念龙回国之前，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进行了礼节性拜会。根据日本记者永野信利的记录，韩似乎有意激励田中为此作一决断：在代表中国政府赞扬了田中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作出的贡献之后，敬了田中一杯茅台，“并鼓励他说：‘首相，请喝了这一杯。喝了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但11天后，11月26日，因为经济来源问题而四面楚歌的田中角荣辞去首相一职。12月9日，三木武夫内阁成立。
三木上台不久的施政演说指出中日关系进展顺利，强调“今年应该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在日中之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今年”指的是1975年。1月16日，由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进行条约谈判。徐敦信回忆，他当时对谈判有着比较乐观的预计：“条约既是《中日联合声明》上的明文规定，又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更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估计谈判短的话三个月，长的话半年，应该可以完成了。”
这次谈判进行了三个多月，交换了各自的条约草案，但并没有达成结果。“三木派在自民党内是小派系，比较软弱，幻想内外各方面都不得罪。当时苏联对日本软硬兼施，不想让中日缔结条约。日本极右翼以此为极口，极力阻挠。三木内阁对内应对不了右派的干涉，对外害怕得罪苏联，造成谈判迟迟不得进展。”
陈楚当时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在徐敦信看来，很可能也有“摸底”的意思在里面：“看看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刚开始谈，对方的真正要求可能还不明朗，寸步不让也是一种试探。”
其间，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76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年底时三木因众议院选举失败而引咎辞职，福田赳夫继任组阁。
福田曾因在中日关系中的消极态度，而在197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给田中角荣。在两国已经建交的情况下，他虽然表示要抓紧条约谈判，但仍然在观望形势，迟迟没有行动。
园田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对福田缔约态度的判断是：“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就对日中关系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止步不前。”
在徐敦信看来，福田由消极到积极，最后下定决心，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亲自领导缔约谈判工作有关。“小平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各界包括福田本人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说，他向访华的日本政要表示：‘福田首相说不上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但是我们并不在意，他表示要积极对待缔约谈判，我们期待他同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还有一个
“一秒钟”的说法。邓小平说，知道到首相很忙，不过真下决心，一秒钟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两个字：‘签订’。这句话传到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福田受此影响逐渐进行的调整，徐敦信也都看在眼里：“他在1977年底的时候任命园田直为外相，安倍晋太郎作内阁官房长官。园田善于谈判，一向同中国友好；安倍在自民党中较有人望。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会让园田来进行条约谈判。让安倍来处理党派内部关系。由于有他传达出的这些信息，我们对于恢复谈判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
1978年5月31日，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向韩念龙正式提出恢复条约谈判的要求，中方于6月14日给予回应，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