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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通报：目前全国人口共有141178万人。当然中国的人口数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数据：1990年中国的人口是11.4333亿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是5.4167亿。再往前的晚清民国时期并没进行过系统的人口普查工作，但民间一般有所谓“四万万国民同胞”之说。

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本土和殖民地加起来的面积约为3400万平方公里（占到了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可就是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人口也只有4到5亿左右。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在当时几乎与遍及全球的所有英属殖民地加起来的总人口差不多（这其中还包括人口众多的英属印度）。由此可见中国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了庞大的人口规模。

在人类的远古文明中除了古希腊是海洋商业文明之外绝大多数远古文明都是农耕文明。这些文明大多兴起于水源充沛的大河冲击平原，因为农业生产离不开充足的水源作为支撑。中华文明兴起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可谓得天独厚——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都是四周多沙漠的地形，能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这样大面积的冲击平原相提并论的只有印度的印度河、恒河冲击平原。

这两大冲击平原是当时难得的适宜农耕之地，因此得以孕育出大量的人口。我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早在7000年前就培育出水稻了。定居农业这种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当时的中国比起很多尚处于原始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地区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西汉时期中国人口就已突破了5000万。即使时至今日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中也只有23个拥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

我国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家庭伦理风俗。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相当漫长的时间内可谓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古代中国的国情密不可分：一个农业国家需要充足的壮劳力维持生产，只有多生育人口才能维持家庭生计，进而实现老有所依的目标，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多子多福的观念。与此同时朝廷的日常行政运作以及应对战事也必须消耗大量钱粮。

因此朝廷会千方百计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人们生育：越王勾践对大龄男女的父母征收重税、秦献公嬴师隰废除活人殉葬制度无不是为了充实国家人口。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开放包容特性，以致于匈奴、鲜卑、契丹、党项等民族相继被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些民族的加入进一步充实了中国人口。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国人口自古以来就始终在世界总人口中保持着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经历过人口大规模灭绝的现象。中华民族是一个曾创造过璀璨盛世的民族，然而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无数次饥荒、瘟疫、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各种各样的战乱均曾造成人口的大规模减少。秦统一六国后统计全国总人口为2000万，然而在经历秦末汉初的乱世之后只剩下了大约1300万人。经过汉代初期的休养生息之后人口终于增加到了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

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人口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口峰值纪录——在此后的千年间中国人口再未突破过这一历史纪录。在经历汉武帝与匈奴长年累月的战争后汉帝国5000万人口已锐减一半。在此之后虽有昭宣中兴休养生息使人口数量有所恢复，然而在经历两汉之交的战乱后东汉初期的人口大约只有2100万。到了东汉极盛时期人口已基本接近于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

然而黄巾起义的爆发以及之后的群雄割据混战导致中原大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到了公元三世纪魏、蜀、吴三足鼎立之时三国人口相加约为1660万。西晋统一后通过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口逐渐接近了4000万，然而在经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中国人口又锐减到1000万左右了。在此之后华夏大地又经历南北朝的纷纷扰扰，所以这一时期人口始终没太大的增长。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南北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经济、恢复人口的政策。隋朝全盛时期的人口已上涨到4600万。隋炀帝时期的暴政以及农民起义造成了一定的人口减值，好在继隋朝而兴的唐朝又开创了贞观之治。唐代经历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数代人的治理后迈向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与帝国的文治武功相伴随的还有人口的增长。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唐朝的人口统计数据为5300万。这是千年来中国人口首次突破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峰值，然而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又锐减到两千二百三十万，唐朝末年爆发的黄巢起义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人口减少了1187万。两宋时期尽管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对发展国内经济民生却很在行。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户口统计数据为2340万户、12600万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首次突破1亿，然而在此之后华夏大地又经历了靖康之变、元灭南宋、元明易代等战乱。大约到了明万历年间中国人口已逐渐增长到1.97亿左右，然而明末清初人口的战乱再次导致人口锐减：大量人口直接死于当时的战乱之中；大量人口死于战争年代的饥荒、瘟疫之中；幸存人口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生育下降；一部分反清复明人士及其后裔流落海外；战乱导致大量人口沦为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

根据清军入关后重新进行的户籍统计资料显示：当时被纳入朝廷的户籍统计人口约为1亿左右，比之万历年间几乎减少一半。然而到了康熙年间人口就恢复到1.5亿左右，到了乾隆年间就超过了明代人口的最高峰并突破2亿大关，到近代晚清时期尽管战乱频仍，却大体上始终维持着四万万同胞的规模。可以说清朝用两百多年时间实现了此前历朝历代在几千年时间中都没能实现的人口增长。

中国的耕地面积在清代比起以前扩大了，因此可以养活相对更多的人口。关于清朝的疆域是不是比此前的朝代大的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远远强于之前历朝历代那种松散的羁縻统治。清朝在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直接派驻了官僚、驻扎了军队。

在清军入关之前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台湾在郑氏政权被平定以前也存在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动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填四川、过台湾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原来很多未开垦的荒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雍正继位后把开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指标，因此清代的耕地面积比之前的朝代其实是有较大规模扩张的。

不过耕地面积的扩张并不是导致清代人口急剧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事实上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并非始于清代。明初人口约为6500万~8000万人之间，然而到万历年间就已增长到1.97亿，即使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仍有近亿人口，由此可见清代人口的起点基数是相对较高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始于明代，在清代速度进一步加快，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全国人口已达到5.83亿。

这还是在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和内战之后的数字。从明初的6500万~8000万人口到1953年的5.83亿人口在五六百年间增加了八九倍，然而同一时期中国的耕地面积只增加了4倍左右，所以很明显耕地面积的增长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增长。那么除了耕地面积的增加之外还有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呢？事实上清代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最早要追溯到康熙年间。

顺治一朝的首先任务是巩固清王朝对中原的统治。当时清王朝与南明政权的战争尚未停息。清军入关后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一系列惨烈的流血事件都导致了中原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政策尚未从打天下向治天下转变。康熙年间平定了三藩叛乱和台湾郑氏政权，征讨了沙俄和葛尔丹。在这种形势下清王朝的统治开始由打天下向治天下转型，因此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民生的政策陆续应运而生。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因此国家的收入主要也来自于农业生产。直到明末清初赋税的主要形式仍是人头税：无论地主还是贫农都必须按人头把赋税交了。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富人尽管钱多地多，可只要他们家人不多，那么交的税就不多；穷人钱少地少还交不起税、吃不饱肚子。因此穷人就不敢多生孩子，因为生多了也养不活。在那个避孕手段尚不发达的年代弃婴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女孩一被生下来就遗弃的风俗。这种风俗的形成导致穷人家的男孩长大后往往娶不到老婆，所以这些家庭最后还是面临绝后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长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1712年康熙提出了一个政策叫“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原有人丁还是照常上税，新生的孩子则不必交纳人头税。这其实就相当于告诉老百姓可以放开生。

到了雍正朝又在康熙年间的“永不加赋”政策基础上进行了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把原来的人头税改成土地税。在人头税政策下一个地主家庭5口人和一个穷人家庭5口人上的税是一样多的。在这种政策下穷人只会越生越穷，所以到后面就根本不敢生了。“摊丁入亩”施行后收税的依据由人丁变成了土地：土地多的家庭多交税，土地少的家庭少交税，没地的家庭不交税。

税制改革的作用可谓是立竿见影：摊丁入亩政策推行后人们的生育热情明显提高了不少，因为广大的穷人们再也不怕生孩子增加负担了。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以及此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海外扩张推动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尽管此后中国的明、清两朝日益走向闭关锁国，但中国还是在大航海时代中有所收获。

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的引入极大改变了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面貌，而这也恰恰是导致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一大重要因素：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等近30种作物都是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至清末之间传入我国的。玉米、番薯、马铃薯都是耐旱、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于是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大量种植。

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单位面积的耕地实现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因此足以供养相对更多的人口。如果我们回顾清代以前历朝历代造成人口大规模灭绝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战乱：战乱本身就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同时战乱也会极大削弱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饥荒、瘟疫等自然灾害往往也伴随着战乱，而战乱又会削弱政府的救灾效率。因此战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一大重要因素。

清代自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起尽管历经与台湾郑氏政权、沙俄、准噶尔汗国等对手的战争，可这些大多发生在边境局部地区的战争对中原内地民生并没造成过多的影响。从1681年三藩之乱被平息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这115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从未发生过大的战乱。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尽管存在诸多质疑，但在时间长度上的确超过了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西汉文景之治历时39年；昭宣中兴也不过40年左右；贞观之治22年；开元盛世29年。清代所谓的“康乾盛世”在富裕程度上可能不及这几个时期，而且也潜伏下了中国后来被列强超越的隐患。不过能维持长达115年基本和平局面这一成就对人口增长的确是颇为有利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人口已增长到四亿多，然而也就是从这时起长期的和平局面被打破了。

1840年以后的中国在外部面临着列强的侵略、内部有太平天国等各种起义。频繁的战乱成为了这一时期制约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康熙年间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全国人口增长了4倍左右；从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却始终在四万万左右徘徊。长期的战乱导致这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几乎没太大的增长。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尽管几乎没什么增长，但也并没出现像汉末三国、五胡乱华、安史之乱以后那种人口大规模减少的现象。近代百余年间中国人口大体保持在四万万左右的规模（既没太大的增长，也没出现太大的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被列强打开国门以后尽管进入了多事之秋，然而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在这一过程中传入了中国。

随着先进的工业技术逐渐传入中国使原来的小农社会逐渐解体。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养活更多的人口成为看可能，同时医学技术的进步也使人口的夭折率大大降低。这样一些因素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值。新中国成立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逼迫美帝国主义首次在自己未能取胜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帝国主义国家在亚洲的海岸边随意架起几尊炮就迫使一个老大帝国屈服的年代从此一去不复返。

抗美援朝战争迄今68年间我国虽又经历过几场边境自卫还击战，但再未遭遇过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中国人口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构建起了强大高效的公共卫生体系：随着医疗技术的稳步提升使得婴儿夭折的现象越来越少。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使中国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在一起促成了中国人口的大爆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并不是始终固定的。从清代康熙年间到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是中国人口增长的又一个高峰阶段。在前一个高峰阶段内中国人口从一亿左右增长到了四亿多；在后一个高峰阶段中国人口从四亿多增长到了如今的十四亿多。这两个爆炸式的高峰增长阶段奠定了如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的基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此后我国的人口增长趋势逐渐放缓。然而从1999年起我国开始出现少子化现象。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全国各地于2011年11月以后开始对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实施放开二胎政策。从2013年12月起只要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放开二胎。从2015年10月起中国开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放开三胎的生育政策。

放开二胎或是三胎仅仅只是解决人口问题的第一步。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并不是只有我国才存在。如今日、韩、德、俄等国都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问题的症结并不是政府不让生，而是人们的生育欲望正在下降。如今在很多国家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成本已成为横亘在大多数人面前的“四座大山”。

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学不起；学得起，娶不起；娶得起，生不起……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是高昂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工资的增长幅度却极其有限。当支出远远高于收入时人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降低生活成本。年轻人降低生活成本最好的方式就是减少生育，从而降低生养孩子的成本支出。高昂的生活成本已俨然成为了最好的避孕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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