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危机是在中欧和中欧共产主义制度同时遇到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每一个国 家里有许多共同的危机原因，也有特殊的原因。匈牙利共产党在卡达尔去世以后就解体 了。齐奥塞斯库是在罗马尼亚未经审判和侦查被枪毙的。80岁的雅鲁泽尔斯基至今还住 在波兰自己的家里，受到大多数同胞的尊敬和关心。昂纳克死前本来是要坐几年监 狱的 。日夫科夫是在家里被捕的。
有一种想法把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首先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联系起来。在这方 面，波兰和民主德国事件起了特殊的作用。柏林墙倒了，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共产主义制 度倒了，无论是华沙条约组织还有经互会，还是苏联，都不可能存在了。在这方面，共 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不仅与西方的压力有关，而且与天主教会也有关系。天主教会 的首 领罗马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与里根签订了同东欧国家的苏维埃统治作斗争的秘 密协定。里根的一个顾问肯定地说，这是“各个时期最伟大的秘密同盟之一”。这些 都是很大 的夸张。梵蒂冈同白宫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协定无疑是存在的，“团结工会” 和瓦文萨在波兰取得政权给苏联造成了不少困难。但是，反向的因果关系要多得多： 苏联的危机发 展了，它对东欧国家的压力减轻了，于是，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 “温和的革命” 。
苏联的“外部帝国”在许多方面给苏联外部和内部稳定造成的困难比优势更多一些。8 0年代初，基辛格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前途时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1982年秋 天写道：“一方面，苏联的国际政策没有取得可怕的成功。据说，不只是开玩笑，苏联 是世界上惟一被敌对的共产主义国家包围的国家。卫星轨道提供的因素不是为苏联 的发 展，而是为苏联经济的衰落工作。”(《新闻周刊》1982年第48期)戈尔巴乔夫力图减少 苏联在外部世界的义务——在非洲和古巴，在中东和亚洲，在东欧国家和阿富 汗，企图 以此来增强苏联内部的能力。但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发展太快了，其 原因很少跟波兰和民主德国的地位有关，很少跟里根和帕维尔有关。
苏联遭到破产是在戈尔巴乔夫处于我们这条大船的船长位置上的年代，他把这条大船 引向了“改革”和“新思维”的航向。诚然，大海当时很不平静，危险时而从左边来， 时而从右边来，时而沿着航道直行。没有用更好的方式指挥大船，船长自己也不太有信 心。同时，大船也太笨重，不那么牢固，它既不能高速度，也不能载重，也不能急 转弯 。结果，船长不能驾驶，我们的大船就搁在礁石上了，它丢了旗帜，部分地损坏 了。这是1985～1991年间事件的一般的非常简洁的形象。然而，许多西方观察家做出 了更加简 洁的评价。他们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仅仅运用自己意志的力量扭转了苏维 埃帝国在东欧的航向，结束了冷战，改变了自己国家的一切，开辟了从极权主义通向 民主的道路。 正是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从阿富汗撤回了苏联军队 ，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对外政策中不是把狭隘的民族利益，而是把 全人类的价值放在 了首位。
戈尔巴乔夫的坚定支持者中有一些俄罗斯作者也写了他在推翻极权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写了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甚至还写了他在摧毁国家和他想要改革的制度以后终于遭 到了失败。的确，他一个人搬掉了苏联社会的极权主义巨石。但是，他没有控制住这块 巨石，这块脱落了铆钉的巨石向下滚去，撞坏了似乎坚不可摧的基础，冲散了许多 人和 许多机关，并把他们压在下面。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也通常把苏联和苏共的崩溃 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他们对他做出了更加尖锐的评价，但不是谈他的“功绩” ，而是谈 他的“罪行”或“背叛”。“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吗?”前外 交官斯莫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喊道，“很 可能，如果 这个人是总书记的话。”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甚至还 有许多同他一起走过整个“改革”道路的人。
戈尔巴乔夫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力图瓦解苏联，也没有承认过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 了这场悲剧。他把苏联和苏共崩溃的全部责任通常推给叶利钦和民主派，推给国家非常 委员会，甚至推给开始由雷日科夫、后来由帕夫洛夫领导的政府。“我不能承担苏联崩 溃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复过这句话。
我认为，从动机和效果来划分，戈尔巴乔夫在他执政年代的行为经过了几个阶段。在 这方面，苏联和苏共的崩溃从来就不是他的工作的明显目的，也不是他的工作的隐蔽的 目的。在第一阶段，戈尔巴乔夫力图缓和冷战的紧张状态，加速苏联经济的发展。随后 ，他把重点转到了发展国家和党的民主上，转到了“具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概 念所 包含的一切工作中。发展公开性，重新审查许多过去对苏共历史的教条主义的和 虚伪的评价，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功劳。然而，戈尔巴乔夫做得不够谨慎，杂乱无序。 他过高地 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可能出现的敌对行为。他很少思 考克服出现困难的方法，他没有依靠人民的支持，他立即着手如此多的事情，而忽视 了其中同样多 的因素和情况，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破产前的最后两年，戈尔巴乔 夫的主要动机已不是改革，而是有关他在国家和苏共中的个人权力的问题。他在这个 时期的主要功绩是 拒绝集中使用武力。整个说来，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很多，他在苏联 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很大，但是不像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宣称的那么多。下面我试图列举 只是我认为最严重的戈 尔巴乔夫的错误。
错误的优先工作。早在1985～1986年，戈尔巴乔夫就不适当地安排了优先工作。工人 、农民和职员期待领导人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生活水平低的问题。这是基本环节，抓住了 这个环节，就可以牵出其他问题的整个链条。只有迅速而明显地改善特别是地方的生活 水平和质量的政策，才能保证居民对新领导的牢固支持，并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前 提。 然而，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却把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的任务放到了经济工作的 首位。而在国内政策中，把反对酗酒和争取“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反对“非劳动收 入”的任 务放到了首位。但是，机器制造业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是优先工作了。借 助粗鲁的行政措施反对酗酒和“非劳动收入”，不可能不引起大众的不满。戈尔巴乔 夫为了改变现 状，在1987～1988年又把民主化和公开性以及政治改革的纲领提到了首 位。这得到了多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没有得到物质状况继续恶化的普通公民的支持 。在公开性和民主 化的条件下，在国家政权因为缺乏深思熟虑、匆忙行事的政治改革 而流失的情况下，国家居民的不满情绪表面化了，而且针对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苏共领 导。正因为如此，戈尔 巴乔夫从1989年末开始成了各方批评的主要靶子，不仅保守派 批评他，民主派也批评他。这是他个人的一次较大的震动。
在下面的影响和压力下，戈尔巴乔夫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反“非劳动收入”和反酗酒 运动停止了。通过了扩大个人劳动行为、合作行为和私人贸易的决定。城市里出现了第 一批合作咖啡馆、小吃店、饭馆。城市郊区允许自由买卖私人住宅。开始了城市住宅私 有化。增加了别墅建设。取消了许多对利用园艺经济和宅旁园地经济的限制。所有 这些 都是通向正确方向的步骤。然而，同时并行的还有不断增加的其他破坏性进程， 并且破坏性进程大于建设性进程。这里说的是轻率而匆忙地在苏联经济中引进了市场 关系，破 坏了许多过去建立在苏共威信基础上的政权制度。加强苏维埃权力的口号同 削弱“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萨哈罗夫 手持这样的 大标语站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厅的入口前。然而，1989年样式 的苏维埃没有准备管理国家，它们仅仅是作为党的“传送带”而建立并开展工作的。 补偿苏共权力削 弱的建议和尝试，是增加“改革领袖”个人的权力。这种建议和尝试 是以建立苏联总统制为基础的，而且是不成功的。不依靠国家现有的党的机构，建立 某种新的比政治局和 总书记更强的权力制度，是不可能的。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领 袖”，只有在经济和提高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实际成绩以及在对人民至关重要 的其他所有活动领域取得 实际成绩的情况下，才能够保证全民对自己的独立的支持并 依靠自己的政治资本和威信。但是，这样的政治资本，1989～1990年的戈尔巴乔夫已 经没有了。所以，苏共权力和 威信的削弱，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的削弱——不管 他是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经受来自自由派、也来自保守派的压力不断 增大的同时，在普选中接受了人民 的委任状，他陷入了政治的死胡同，怎么也找不到 合理的出口。
过分匆忙的民主改革。在实行民主化时，戈尔巴乔夫做得太匆忙。同赫鲁晓夫相似， 戈尔巴乔夫极端急躁，崇尚即兴创作。同时，从权威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过渡，从极端 集中化向分散的市场经济过渡，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际的政治任务，而且是一个科学理 论问题。民主制度，这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程序和传统体系，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只 是按 照它的领导人的愿望表现出来。民主的权力结构比权威主义的权力结构复杂得多 ，做一个民主的领导人比做一个独裁者或君主要困难得多。在西方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经过了 200～300年的斗争和革命，还要有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发展。号召中国人民 在本国建立现代社会，邓小平说需要100年，这是现实主义的态度。在苏联，可能需要 的期限短一 些，但至少也得25～30年。戈尔巴乔夫的某些反对者怪罪他实行“反革命 政变”或建立某种“超级权力”。但是，这些怪罪是错误的。戈尔巴乔夫的目的，他 自己也不清楚， 并且没有比含糊不清的善良愿望走得更远。这些目的，在戈尔巴乔夫 的支持者和助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清楚地表述出来。诚然，戈尔巴乔夫削弱了党的机 关的权力。1990年夏 天，我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开始在老广场度过自己的部分时 光。党的机关，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没有实际的权力，他们只是无效地按习惯 工作。即使是苏联总统的 机关，当时也没有任何权力，它甚至还没有形成。苏联最高 苏维埃也没有实际权力，我 1989年曾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国家发展了无权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早在两三 年前就对国家没有任何影响的人和机关几乎毫无阻拦地 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在任何情况下，这些都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未能扭 转国家解体的这些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弱点。意识形态是苏联国家和社会的主要支柱之一，因此，任 何大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苏共领导人的一项困难的、但并不是毫无希望完 成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可以同合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同私有制的新关系共存。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是意识形态专家，他不懂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任何一种表述。 戈尔 巴乔夫掌握了极端简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没能把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 代用品推向前进。在对待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管理科学方面 ，在所有 这些方面，戈尔巴乔夫都是一个极端肤浅的人。的确，戈尔巴乔夫提出过“ 新思维”的口号。然而，他没有创造出任何“新思维”。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 ，戈尔巴乔夫 没有提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概念。戈尔巴乔夫宣称，苏联的发展在1985 年以前脱离了“ 世界文明的基本方向”，因此，必须将“孤立于其余世界的苏联融入 ”某个新的世界共 同体。本书的作者号召苏联公民今后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 规律”生活。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空话，并且常常是荒诞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同 苏联领导人希望把苏联 的社会主义法律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的企图一样错误和危险 。戈尔巴乔夫号召世界各国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关系，也是纯粹的抽象概 念。西方专家们在这些宣言 中寻找他们不可理解的“狡猾”，随后他们又惊奇地谈论 戈尔巴乔夫的“不狡猾”。但这不是夸奖。当然，戈尔巴乔夫的确给国际政策加进了 新的音调、温和和明智，而且，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争论的题目。事情将如何发展? 悲观主义者断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装饰，“新思维”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法。但是 ，东欧的“温和的革命”和德国的 统一，已经不是宣传。西方怀着鼓舞的心情欢迎这 些事件，但也感到迷惑不解。怎样解释苏联的意想不到的让步?前景如何?一位苏联学 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掌权开始的戏 剧才演了第一幕。”而第二幕便是苏联自身的 崩溃。
勃列日涅夫也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但他有一个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司令部 。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一个司令部。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麦德维杰夫都先后 在政治局做过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观点。如 果相信回忆录提供的证据，那么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意识形态权威是他的妻子赖莎· 马克 西莫夫娜。她曾经通过了运用社会学的副博士论文答辩。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 无助性，甚至在西方最深思熟虑的观察家中也引起了困惑和不安。罗伯特·希尔早在1 990年就 写道：“戈尔巴乔夫的困难是某些问题没有答案。”社会学家们暂时还没有提 出任何相关的建议。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充斥了陈旧的概念，赶不上生活的逻辑。 新的苏联领 导人怎样才能用新的劳动伦理替换原有的激励方法?公开性可能使作家们感 到像喝酒一样舒服，但是，对于排着长队购买真酒的普通人来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 禁酒而引起的 愤怒，可能比他们突然被揭发而引起的对斯大林的愤怒还要大。戈尔巴 乔夫不是因为克格勃和军队的反对，而是因为社会的抗议被抛在了后面。戈尔巴乔夫 自己承认，他应当 控制那个几乎不可能控制的社会。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戈尔巴乔夫的 坦诚。然而，社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许多人开始提出问题：“是否想过开始这一切? ”(《美国》杂志1990 年第10期，第94页)
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已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即使是解决很少一部分，他也无 能为力了。
戈尔巴乔夫班子的弱点。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国家在科技方面、在军事领域、在 某些生产部门培养出了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但没有在领域培养出强有力的领导干部。在 普遍的意志品质和智力水平方面，斯大林周围的人弱于列宁周围的人。这种退化一直持 续到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仍在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 已经 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这样的人了，那些人决定了7 0年代 的政治领导水平。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人，但是，他在撵走那些不太无 能的领 导人以后，却用更加无能但却更加听话的人顶替了他们的位置，虽然这些人很 快就跟他发生了冲突。戈尔巴乔夫不会识别人。更糟糕的是，他还有一个不好的、对 一个政治领 导人来说不能允许的特点：几乎在每一次会见自己周围的人、文化活动家 、人民代表时，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大部分时间里自己说话，不给对话者发言的机会。 有时候，戈尔巴 乔夫邀请人征求意见，他自己却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三个小 时，然后告别。他很不喜欢听消极的消息，甚至政治局委员去向总书记报告，他也不 喜欢。戈尔巴乔夫对 批评意见反应迟钝，他的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界的对话者后来也 指出了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不是专制君主或独裁者，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但他不善 于做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的 领导人。大多数会议，他都专横地主持；会上，内部的不信 任和外部的自信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总是预言，而不是做事，推迟了许多最重要的 决定。结果，“过场走了”， 但完全是按另一个方向走的。
时间损失和无所作为。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他给改革损失了领导任期 的头两年。这是谈话和思考的时间，而不是改革的时间。有力的改革是在1987～1988年 才开始的，但进行得匆忙而且方向不同，因此效果很少。戈尔巴乔夫这几年工作极端紧 张，他什么都抓，但什么都没有进行到底。1989年下半年，戈尔巴乔夫的行动开始 采取 防御的性质。再过半年，积极的防御被让步所替代。戈尔巴乔夫既向保守派的压力让步 ，又向激进派的压力让步，还向西方的压力让步。他允许保守派建立自己的俄 罗斯共产 党，他允许激进派在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中占据决定性位置。对西方，他在 德国和东欧没有任何补偿地让出了苏联过去的地盘。一位美国政治家后来写道，“他 在我们的脚下 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让步。”戈尔巴乔夫占据苏联总统岗位，长期无所 作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威信在各个阶层的居民中迅速下降。“戈尔巴乔夫陷入了他 自己制造的旋涡” 。“困难越大，戈尔巴乔夫的权力越变成形式”。“问题不在于戈 尔巴乔夫会不会失败，而在于这种失败什么时候发生和怎样发生”。“戈尔巴乔夫的 权力只是在政治领域， 而在工厂和农场里没有制度出台”。“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位 是哈哈镜的王国”。这只是1990年6月西方报刊文章的部分摘要。1990年下半年和1991 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让 步继续进行，他的破产已不可避免。然而，由于国家机构的 力量，这种破产意味着制度的破产。在1990～1991年的条件下，对戈尔巴乔夫来说， 行动意味着采用武力。但他已 不可能、也不愿意这样做。后来，戈尔巴乔夫说，他的 道德信仰禁止他采用武力，哪怕是在关键时刻为了拯救国家。很难同意这样的论点作 为普遍原则。但是，在1991年的条 件下采用武力，可能导致更坏的结果。因此，谈论 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因素”，过分严厉地指责他是没有根据的。然而，他作为一 个改革者，也没有根据抬举他。戈尔巴 乔夫着手医治的疾病太重且被疏忽了。早在50 年代就该着手医治了。但是，斯大林的恐怖破坏性太大，他的专横在他身后留下了政 治的、道德的和干部的真空。精英人物的退 化和消极的干部选拔，斯大林死后还在继 续。在这些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又能做什么呢 ?

苏维埃政权的第四次危机发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是一次经济的、政治的和道 德的危机，伴随着命官精英的老化和退化。“改革”是摆脱这次危机的尝试，但尝试没 有成功。苏共领导未能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并以此来减少他们的不满。意识形态学说的 变化具有即兴创作的性质。知识分子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与命官机构的有影响的阶 层的 抗议结合在一起。戈尔巴乔夫没有巩固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制度基础，就开 始进行民主化，这就意味着拆除命官们的专政。在这样的政策下，制度的蜕化逐渐成 为不可避 免的了。苏联好像一座基础不够牢固的高塔。同时，建设者们还在不断地增 加楼层，不注意纰漏，不加固基础和承重结构。坍塌是未料到的、迅速的。
阿富汗战争、国内战争的罪行有关的问题。关于1940年的卡廷森林事件，他甚 至不打算解释。针对苏 联和苏共历史的官方学说和苏共意识形态的批评浪潮，党和它 的领导人对此毫无准备。他们不准备回答，也不准备承担责任。这导致对建立在没有 监督的苏共政权基础上的制 度的合法性的怀疑急速扩散，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便是 有根据的了，这一条从立法上规定了“苏共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但是，取消这一条 后，党没能掌握政权。它保留 了强大的经济资源，但是在人民群众中没有足够的威信 。
在50～60年代，苏联经济在发展速度上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但是在科学技术和劳动生 产率方面却大大落后于这些国家，这种差距还逐渐扩大。在70年代，苏联的经济发展放 慢了，具有粗放的性质。但是，在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科技竞赛中的失败，意味着在意 识形态上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加速”口号，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和科技基 础， 从形式教条主义的观点看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演习，党已没有了 足够的政治资源。人民对苏共的许诺已经麻痹了，不再相信苏共领袖了。
苏联从国防武装力量的合理足够政策转到了60～70年代的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同北约 所有集团对抗，然后同中国对抗。这种对抗达到并坚持了15年左右，某些俄共的意识形 态专家至今还认为，这未必不是苏联最主要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功勋”。实际上，这 是苏联领导人的最大错误，因为国家大量的物质的、科技的、人力的和智力的资源 不是 用来改善人民生活，而是用来生产越来越多的军事装备。国家简直不能承受这种 疯狂的军备竞赛，并且在一轮竞赛中受了伤。为了退出这种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没 有少费力 。然而，为了转变全部非常军国主义化的苏联制度，需要时间和资金，这些 国家已经没有了。因此，在国防和军备领域的匆忙的即兴创作，为人民中间的不满情 绪又添加了军 事领域的不满。

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体制的僵化，外部原因是美国的和平演变，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最终使苏联解体。
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回答：谁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第一推手。
苏联实际上是被内部所滋生的特权官僚阶层所推翻的，这个阶层连同附庸的家属亲友，人数约300万~400万，这个阶层造成了苏联国家机器的完全腐化，使苏联的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社会矛盾极度激化。
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是这一阶层推动的，据美国情报部门调查显示，这一阶层中至少超过60%的人已经对苏联体制失去信心，向往于西方制度，实际上这一比例可能更高，他们维持这一制度只是还没有捞够，苏联一旦出现危机，他们就落井下石。
更重要的是，随着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过程中，这一阶层接管了苏联绝大部分的国家财产和社会资源，据悉，现俄罗斯所有寡头有苏联官方背景，超过70%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与苏联官方有密切联系或者出身于苏联官方，俄罗斯超过60%的政党领导人曾是苏共官员。
可以这么说，苏联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大发其财的政党，私有化使他们的那些不正常的财产合法化。
介绍一本书，黄苇町的《苏共十年祭》，这本书上有相关的描写，黄苇町本来是研究地下经济的经济学家，后来在研究苏联地下经济时转为研究苏联问题，现在是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的权威人士。
1他们是苏联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拒绝各种触犯自己利益的改革，使体制日益僵化，而一旦体制无法挽救，他们就率先发动来至上层的“和平的革命”，改头换面成为俄罗斯权贵；
2造成苏联衰弱的内外政策，他们是制定者、推动者、利益最大方；
3常常有人将苏联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第一，苏联体制已经僵化，仅通过修补不可能挽救，第二，改革的失败主要应归咎于这一特权阶层的阻碍；
4这一阶层是最早被和平演变的群体，早在六七十年代，他们就热衷于推崇模仿西方生活方式，大肆消费西方奢侈消费品。
5他们是叶利钦的政治后台，他们是私有化的最大受益者，他们直到现在还造成了俄罗斯的严重的腐败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诞生，发展，极盛，消亡这一过程。
所以对于国家要永久生存下去就必须改革，而苏联改革则是在错误诞生（暴力革命中消极因素没有及时摒弃）基础上选择错误发展方式达到极盛（五年计划其实远超出苏联生产力所能承受范围，而且给农业及农民带来毁灭打击。通过剥削农民来奠定国家工业化发展基础没有错误，但是苏联剥削农民方式却给农业打来打击......唉！）当国家达到极盛时，其中错误因素也达到极盛。而苏联没有选择出正确改革出路导致解体（所以苏联解体客观因素才会那么多，像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等......归根结底是改革问题）

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僵化，而这一模式在后来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改善
美苏争霸使得苏联经济被美国拖垮，而后期戈尔巴乔夫的错误政策使得苏联最终解体
众所周之，苏联是多个国家组成，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苏联经济垮台后其他地区自然而然地企图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