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1月下旬中国启动全国抗疫总动员之时，2020年全球经济贸易仍有希望保持正增长；那么，时至今日，可以肯定2020年全球贸易额萎缩已成定局。

　　如果疫情大暴发仅仅局限于中国之内，中国强大的动员能力使之能够迅速扑灭疫情，不至于伤及全年全球贸易总量增长；但其它国家、特别占有当今世界经济贸易最大份额和主导权的欧美西方国家浪费了中国为世界争取的两个月时间，没有及时如同中国般采取强有力行动抗击疫情，导致现在新冠肺炎如澳大利亚野火般烧遍西方各国并将持续加剧相当一段时间。

　　欧美国家疫情严重程度正在全面超越中国，由此引爆全球性金融巨震，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相当份额的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价格暴跌，西方主要经济体开启市场需求急剧萎缩、居民和市场参与者预期迅猛恶化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环境下，欲求今年全球贸易额不萎缩，已不可得。再加上对当今全球贸易规则影响最大的美国现政府在疫情冲击中仍然变本加厉采取了一系列非理性做法，今年全球贸易量前景越发黯淡，全球贸易格局也将在疫情冲击中加速洗牌。

　　全球化危机，应对高效者胜。

　　尽管中国是第一个遭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创的全球经济贸易大国，但强力务实高效的应对，使得中国在3月19日实现了本土新增确诊病例数为零，成为当下新冠疫情野火烧遍世界之时的“绿洲”，由此决定了中国可望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占据更大份额，取得更大影响力。

　　“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主要特征

　　让我们审视已经高度“全球化”的新冠肺炎疫情主要特征：

　　①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且这些国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绝大多数。

　　②海外新增确诊病例增长持续数百倍于中国。从2月26日起至今，海外每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数一直高于中国，且超出幅度总体上日益扩大。

　　③海外现有确诊病例数自3月8日起超越中国，且超过中国的幅度日益拉大。

　　④海外已报告累计确诊病例数量于3月16日超过中国后继续猛增。预计，只要各国检测能力能跟上，而且不对轻症患者实行不检测、不统计、不救治的“三不”政策，海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在突破20万之后，4月份很可能达到50万，甚至100万。

　　⑤越来越多国家疫情严重程度超过中国，其中不乏西方大国。同时，还有一批国家疫情严重程度正快速接近中国，其中包括美国、英国这样的西方大国。

　　今年正值美国大选年，国内政治斗争和其对外政策误区结合，很可能严重掣肘美国“抗疫”的行动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尽管美国目前宣布的“抗疫”力度仍然强于欧洲。

　　英国疫情严重程度也不断上升。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群体免疫”政策，将对轻症患者实行不检测、不统计、不救治的“三不”政策，只检测和救治重症患者；据此，可以肯定，英国实际感染的患者人数大大超过官方报告的确诊病例数。

　　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迄今官方报告的确诊病例数字很少，但他们同样潜藏着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失控的风险。

　　疫情冲击推动中国与东亚贸易地位上升

　　中国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国内疫情，国内复工率已达90%；韩国疫情已经控制并迎来拐点，欧美疫情正在急剧扩散升级，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疫情酝酿大暴发风险……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在疫情冲击引发的国际贸易格局洗牌中，中国、东亚贸易份额和市场影响力总体上将趋向上升。

　　相比之下，已经沦为当下全球疫情“震中”的欧洲软硬实力遭受了明显创伤，其内部凝聚力涣散、行动能力虚弱的弱点暴露无遗。可以肯定，在疫情冲击引发的国际贸易格局洗牌中，欧洲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将因此出现较明显衰减。

　　受创最严重的很可能是初级产品输出国。世界经济贸易今年增长预期本来就较差，疫情暴发又令其雪上加霜，今年全年能源等大宗初级产品全球需求下行，基本上已成定局。外部环境恶化加剧削弱了以欧佩克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卡特尔内部凝聚力，3月份震动全球市场的石油价格战由此不可避免，初级产品输出国经济蒙受重创，进而可能在某些发展中初级产品输出国引爆经济政治动荡。

　　从中立、客观的立场审视，正值新冠疫情野火烧遍世界之时，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出口大国成为本土疫情走向终结的“绿洲”，这对全球抗疫和世界经济、贸易稳定都是一大幸事。

　　为此，在确保国内“绿洲”环境的基础上，中国一方面要发挥全球抗疫物资供应“军工厂”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对维持全球贸易体系继续正常运行表现出更大的担当。除了坚持开放经济、多边贸易之外，中国还需要努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维持国际贸易物流咽喉节点正常运行，免受疫情冲击扰乱、打断。

　　有鉴于此，外交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部门有必要针对这些国际贸易物流咽喉节点提前布局，避免疫情失控而严重影响我国及全世界外贸物流。(梅新育)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展示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冲击着已有的全球化观念，迫使人们对人类的未来深入思考。

4月7日，上海部分人文学科工作者围绕“全球疫情中（后）人类的境况”这一主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进行了座谈交流。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疫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理解；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做思考时代和世界的一个特别机会。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触发了汉娜·阿伦特写《人的境况》一书。当前的疫情也可以说是一次重新思考人类境况的机会。当代世界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特征，空间上的全球化，时间上的加速度，这几个月在全球范围内突然按下暂停键。尽管这件事完全违背我们的愿望，但既然来了，我们在以紧急措施拯救生命和捍卫生命的同时，也应该用好这个机会来思考什么样式的人类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持续的。这几天许多人都在问，我们是否还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况。

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状况是可逆的，我们抗击疫情是为了走出不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去。一种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状况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多只能从极端的不正常状态，走到逐渐被接受为正常的不正常状态。除了这两种可能以外，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疫情造成的状况部分是可逆的，部分是不可逆的，但即使对可逆的那部分，我们也可以对是否要回去做出选择——按照我们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所得到的一些认识和灵感，对我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做出主动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要思考“全球疫情下（后）的人类境况”，就是为了探寻疫情之后做出主动选择的内涵和空间。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一方面对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另一方面又将人们的生活与意识“极致化”。就像加缪所说，疫情就是一场生活。但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社会的各层面压缩在狭窄的时空中，让生命中一切弱点都暴露出来，涉及医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社交的、个人的等等方面。这同样是审视自身生活的重要时刻，有弱点，有教训，有经验，也有欣慰，值得进行深入的反思，这是各自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在这个纷乱的“极致化”时刻，应该守住实事求是的底线，保持住人类生活的常识、良知与理性，坚守中道的力量，承担起对于人类的道义责任，守护好现代文明社会的支柱，这才是恢复健康社会的长久之计。疫情终将过去，只有努力做好自己，才能真正面对后疫情时代。

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新冠疫情不可能终止全球化。

从瘟疫或流行病史上看，20世纪之前的黑死病和梅毒的死亡人数是上亿级别的，20世纪的两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死亡人类则在千万级别，21世纪前面几次流行病如“非典”（SARS）、猪流感、埃博拉等，死亡人数都未超过2万人。这次新冠疫情还在蔓延中，到昨天全球死亡人数已接近8万人，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还难说。

最近大家都特别担心印度和非洲国家的疫情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新冠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格局和人类生活。新冠疫情已经让人们认识到了技术时代人类普遍交往带来的普遍风险，于是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有人声称这次新冠疫情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有人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将彻底改变全球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等等。

这次疫情会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在疫情之中和后疫情时代，人类不得不面临一种加剧的地方孤立隔离倾向与全球团结协作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全球化是可逆转的吗？自欧洲殖民时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将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终结吗？

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以及人类普遍交往是技术工业的后果。我们在今天普遍隔离的状态中还能听到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表明：我们依然在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之中，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全球“技术统治”机制。疫情虽然导致各国各族物理上的隔离，国际人际交往的萎缩，但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却得到了加强。

通过疫情，虽然各种政治嘴炮不断，各种猜疑、埋怨和指责不断，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各国各族如今都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谁也离不开谁了。再有，已经有相关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会攻击男性生精细胞，从而抑制男性生殖功能。由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人类自然生殖能力本来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如果这次新冠病毒进一步大规模扩散，无疑将对自然人类造成致命的打击。这就会刺激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因此我认为，这次疫情可能推动两大新技术，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如果说技术工业是全球化的本质，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新冠病毒不可能终止全球化，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只不过，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那时候，恐怕还有更大的技术风险等着人类。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有人说这次新冠病大流行将带来人类历史的革命性改变。但我认为言之过早。按照雅克·巴尔赞的说法，西方其实到了20世纪，已经是一个分裂化的世界。21世纪，整个世界走向全球化，是由分而合，然而这个“合”，只不过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形式的“合”，人类文明的精神没有真正找到安顿它的家，世界依然“无家可归”。新冠大流行的到来，我们看各国的自保，病毒穿越国境线的肆虐，民主国家救助的无力，各种阴谋论，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充分暴露出来了。

现在是人类文化重建“天命”的时代，“天命”就是再也不能没心没肝地全球化了，而应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时，守护人道、人心、人性、理性、个人尊严等共同的价值。昨天看到令人鼓舞的消息：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向好苗头；马云和蔡崇信捐赠美国的一千台呼吸机和数百万个口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运达美国最需要的地方——疫情最急的纽约州。分久必合，这是一个可以重新寄予希望的时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后的新冠疫情，将会终结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摇摇欲坠，经历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到这次全球大疫情，一个大概率的结果是，将会为这一轮全球化划上句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各国都完全是关门主义或贸易壁垒，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全球产业分工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按照最大经济效益原则，对于各国来说，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将会是比经济效益更高阶的考量。

不要期待疫情结束之后，还会回到原初，即使全球化还在延续，也将是一个全新的2.0版，即“后全球化时代”。这一新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不可逆转之趋势，其具体形态、交往方式和网络结构如何，将有待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们来提前预判。预判能力越强，中国越会处于主动，不犯方向性的大错误。而坚持改革开放，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盟友，低调务实，谦虚谨慎，以专业主义的方式做好各项专业的事，是中国在“后全球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给人类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有人认为，全球化将戛然而止，对此，我并不太认同。我认为疫情的发生，尽管在经济行为等方面会出现某些变化，但在根本上极大地激活了人类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只是，这一加速对于我国的价值到底如何，需要具体分析。国外有人希望造就一个“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我们对此需要加以警惕。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对世界各国抗疫的同理心，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世界各国的抗疫，比如公众向国外相关机构积极捐助抗疫物资，艺术工作者积极创作歌曲支持全球抗疫，努力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构建面对病毒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实现新的全球化。

王多（上观新闻栏目主编/高级记者）

这次疫情，深刻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道和治理危机，这也是不少欧美思想家的看法。一些国家的群体免疫策略，是对人的基本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中国文化讲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有良心的社会应该照顾到社会所有人群，而群体免疫策略，即便披上所谓“科学”的外衣，就结果而言，是老人、移民中的难民、流浪汉等成为新冠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死亡率较高。这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呈现非常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与长期以来标榜的“人道”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在全球抗疫的当下，我们需要追问西方定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面临危机，全球化的时代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是什么？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新冠疫情至今，许多当代思想家都纷纷发声，提出各自的诊断，然而却被认为是哲学的“至暗时刻”，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尤其受到围攻。其实在我看来，之所以会这样，这就涉及到大流行病（pandemic）的一个独特性——它把人们直接拉到一个平面上，在这上面漂浮的，就只有最简单的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学术性的分析、哲学家的术语，在这个平面就会遭到很多反弹。存活（survival），变成这个平面上唯一的逻辑。哪怕你说恐惧本身是最可怕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平面上都过于精英化，没人会听。被普遍拉到这个平面后，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直接地看到并承受了经济的冲击。但更深层的冲击，我认为发生在政治的层面上。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是人是城市的动物。人的普遍隔离，直接瓦解了政治这个维度。在今天，为了存活意义上的“life”（生命），人愿意放弃共同体意义上的“life”（生活）。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正在使得人不再是“政治的动物”。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什么？当为了生物性存活放弃政治性生活时，不用经验性地验证就可以推想而知：仇恨言论（hate speech）会比病毒更快地播散。新冠病毒的致命性现在经验数据越来越详实，然而我们却对政治联结的瓦解的致命性，视而不见。当新冠疫情正在从例外状态变成准常态时，我们必须要追问一句：我们正在变成什么？

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全球疫情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历程构成了严峻挑战，迫使我们对此进行深层思考。世界各国对抗击疫情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所反映的文化心态及其对华所持有的不同观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借鉴不同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成果，遵循“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公共卫生与生态治理关系，合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不断加强世界各民族之间在古今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形成坚实的思想文化互信，为构建思想文化认同奠定基础；要继续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努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为了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也为了对疫情引发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预期，我们需要有效的方法论来理性地分析现在和未来的世界。借用我们称之为“共域史学”的方法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疫情会造成全球化具体方式的变化，全球化的趋势却会延续甚至以新的方式加速，让世界更进一步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根据“共域史学”的理解，真正的全球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共域”，意味着在物资、人员和文化价值等不同层面上同时达到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或者有机一体性。但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这样，反而在物资、人员流动和文化价值的构建方面都存在结构性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团机制对民族国家的绑架，事实上已经让目前的全球化趋势难以为继。

全球疫情的发展虽然让整个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客观上在短时间内集中暴露了当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以极为迫切的方式对更为健康、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化提出了要求。相信在疫情之后，世界人民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步通过全球协商形成新的全球化格局，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区域整合或区域性“共域”的加速成型。对我国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和东亚、东南亚等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和地区合作的深化。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总起来看，全球性是人类现代社会存在的状态，当前的疫情不会终止全球化进程，但可能改变全球化的结构和面貌，特别是警示人们，全球化如果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它会十分脆弱。

全球疫情危机实际上引发出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信任危机，人类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物质上战胜疫情，但克服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将持久而艰难，“人类”不再不言而喻地和“社会”构成关联词，“人类社会”或“世界社会”的观念将再次被民族国家的原则所替代，世界可能重新回到19世纪欧洲推崇的与对抗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外交平衡”，甚至会倒退得更远，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

疫情危难时刻，一些物质上发达的国家相互之间拦截生命攸关的防疫医疗物资，买断和独占救命的疫苗研发等举动就是这一法则活生生的演示。生死关口把防疫技术作为霸权的工具滥用，无疑是把人类带入道德和道义的低谷。这也表明，仅仅物资的全球化是难经风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全球化应该有人文的支撑，应该有共同的人性关怀，对此加以思考和表达，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思想对话，是人文学科工作者的责任。

谢谢邀请。已经控制了疫情的中国应该如何发展经济？

答，如果你看看新闻，就发现，全世界目前只有东亚的经济活动较正常！中国的经济建设表现比日本韩国等国还要优秀些。但是，中国经济外部环境沒有其它国好。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羡慕嫉妒恨。美国总统扬言，还准备和中国打贸易战，来惩罚中国抗疫时期的表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穿了，就是想从中国身上多赖皮（掉）着些钱。

那么，中国经济怎么发展呢？

咬定青山，坚定地发展高科技产业。补上教育资源短板。医疗卫生环保事业会尽上一个新台阶。切记切记，树欲静而风止，军事高科技必须着重发展。让强盗知难而退，不敢放肆！！！

基金、劵商对中国股市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到底有没有信心

我国舆论氛围与一些国家不同，需要讲究某种正确，而不是能够任意的讲出实话。基金和券商作为市场重要的机构，在保持客观基础上，需要释放股市正能量，如果不合时宜的唱空，是不合适的，另外机构看空也不是很符合自己的利益，比如基金经理，唱空股市，万一出现基民大规模赎回怎么办？一个是需要被动减仓应对赎回潮，另一个是管理规模缩水，基金是按照规模收取管理费用的，意味着基金公司收入减少，这是不太受人欢迎的。

因此基金和券商有的时候观点是需要我们字字斟酌的，像股市连续调整，媒体往往引用专业人员讲话，最常见的就是股市下跌空间有限，或者说基本面不支持股市大幅下挫，背后可能潜藏着专业人员不看好后市，但是不能说得太明白，只能含糊其辞。

实际上在A股有很多的死多头，长期看多股市，各种牛市名称层出不穷，各种牛市信手沾来，但是牛市并没有如期到来，他们看多牛市未必就是真心，而是刷一种存在感，获得一种流量变现。

中国经济基本面是真的不错，面对疫情，经济率先在世界复苏，出现显著增长，经济韧性毋庸置疑，可是股市长期以来走势很难与经济同步与良好的经济基本面不相适应，主要是股市定位问题，股市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所以经济基本面很好，不代表股市上涨，看多牛市未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