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作序，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联名推荐。一个被“耽误”在商界的人口学者，一本探讨人口与创新能力关系，并剖析其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严谨学术著作！让携程旅行网创始人梁建章告诉你，人口与国家创新力之间的关系。
1.了解人口与国家创新力之间的关系
2.洞察我国创新的优势与挑战
3.获悉未来人口政策将如何影响创新
1. 当今经济竞争已经是人才之争，而不是资源之争。
2. 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巨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使得后来者更难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3. 纵观历史，人口对创新的影响始终在发挥作用。
点击图片可直接分享和保存
携程旅行网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硕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科学系讲师、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助理教授、纽约千禧年对冲基金策略师。现为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与董事总经理、财新网人口问题专栏作家、人文经济学会特邀研究员。
以下内容为《人口创新力》一书精华解读，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欢迎分享，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
一、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误解
三、创新，创新，还是创新！
四、世界人口与创新力现状
一、我们对人口问题的误解
1. 低生育率已成多国难题
大约二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口和经济学的文章。他认为，生产力提高必然会导致人口出现指数级别的增长，因为当人们拥有更多收入的时候，一定会生更多的孩子。而这些疯狂增长的人口会消耗社会生产力，导致饥荒、战争和其他各种灾难。
那么真正的世界人口形势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
在农业社会，所有国家的人口都呈现出低增长率、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的特点。因为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父母需要生育尽可能多的后代，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可以活到成年。而在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完成后的最近200年当中，世界经济的增长规模非常惊人。世界人均收入从几百美元增长到几千美元。伴随着财富增多，人们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后代健康程度，人们的寿命随之延长，因此人口迅速增长。
然而在后工业时代，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恰好相反，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父母们反而越来越不愿生孩子。人口爆炸的现象消失了，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断的繁荣发展中经历了生育率的大幅下降。
近50年来，家庭规模急剧变小，生育率持续下滑，世界平均综合生育率已经从50年代的4.9下降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2.5左右。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经历低生育率并且该生育率将更进一步下降。超低生育率，在很多国家已经成为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超低生育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作者在书中为我们进行了总结。
①教育受到的重视越来越高。尤其在东亚国家，人们培养高学历后代的欲望，不仅会让教育经费支出上升，家长投入的精力也会增加。这种重视质量而不是数量的观念，势必会导致生育率降低。
②随着经济更多地转向服务导向型和创新驱动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都在稳步上升。女性在事业发展方面投入的时间变长，改变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一个家庭能用在教育孩子上的时间和精力整体上变少了。
③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之下，养老是人们繁育后代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储蓄和公共养老金生活，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却对赡养父母没有多大帮助，这从财务角度来看是“赔钱”的。
④现代城市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娱乐和休闲的生活方式，人们本可以用来养育孩子的时间又被“抢占”了许多。因此城市中的年轻人不断推迟结婚时间，晚婚已成为趋势。有些人宁可选择过单身生活，不生孩子。与此同时，在高收入国家尤其在大城市中离婚率也在不断上涨，这也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伴随低生育率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由于低生育率和高预期寿命，世界人口正变得越来越“老”。2015年，老年人口（大于60岁）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5%，预计到2030年达到12%，到2050年超过15%，并且还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那时，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年老的国家，国民平均年龄为53岁；在欧洲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当中，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国民平均年龄将超过50岁，比2010年增加了7~10岁；中国国民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6岁，比现在的平均年龄大9岁。
老龄化不仅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年抚养比”（每一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还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冲击，这一点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详细阐述。
2. 人口、资源、环境
1972年，作为马尔萨斯忠实信徒的罗马俱乐部在一份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做出了这样的预测：在随后几十年里，人口爆炸将会导致能源耗尽和资源枯竭。还有许多人担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自然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因此价格会越来越昂贵。
这些想法都是错误的。尽管在过去的二百多年中，人类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都有所增加，但由于替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自然资源并没有被消耗殆尽。从理论上讲，替代能源的发展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地球上所有的能量最终都来自太阳，一个小时照射地球的太阳光，足以提供当今世界一年的用电量。我们仍然使用大量化石燃料的原因是，现在化石燃料仍然相对便宜。最近页岩气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化石能源的成本，拥有丰富页岩气储量的美国有望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净资源出口国。中国也藏有丰富的页岩气资源，一旦石油价格上涨，就可以用来支持中国消费。
事实就是，如果价格能反应一种特定资源的供应和需求，任何一种资源的枯竭都不会成为大问题，因为随着价格上涨，其他替代资源将会被投入使用。曾有一段时期，美国的油价超过了每桶100美元，然而几年之后，由于太阳能和电动车行业的蓬勃发展，石油价格回落到了今天的每桶约50美元。在21世纪最初的几年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需求，致使油价飙升。然而到了2015年，高油价推动了太阳能、风能和页岩气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油价逐渐回落。因此通常情况下，世界需要几年的时间来适应替代资源，能源危机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
今天，世界经济中只有5%的份额与自然资源相关。对人类而言，稀缺的并不是能源，而是自己的创造力。在未来的100年时间内，人类很有可能到其他星球上探索和利用能源。
民以食为天。能源的问题说完了，我们来探讨一下很多人都关心的粮食和水资源的问题。同样，尽管世界人口的数量和粮食消费一直稳步上升，但世界粮食的价格却一直保持稳定并有所下降。20世纪80年代有两件事对于世界粮食生产意义重大，一是绿色革命蔓延到印度，将其从食品进口国变成食品出口国，尽管这一时期印度人口的增长极为迅速；二是中国的农业技术也大大提高，尤其是实施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
事实上，农业技术的进步让所有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增产的状况。中国在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上不可小觑，我们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近20%的人口。地球上其实有充足的土地来养活世界的人口。未来中国将会进口更多的粮食，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来，而是因为其他国家的食品价格更低廉。
在需求方面，随着世界人口增长放缓，食品消费的增速将明显放缓，价格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会一直保持稳定。农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继续减少，并且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未来粮食将会变得丰富且廉价。
至于水资源，因为其具有可再生性，地球上所蕴含的水资源总量是固定的。虽然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但这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生产、分配和资源保护的经济问题。例如，发达国家对于农业用水的利用要比发展中国家更有效率，原因是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于节约用水的技术和措施。以色列是世界上人均水资源最少的国家之一，由于率先采用了滴灌系统，其用水量比传统灌溉少50%。此外，海水淡化技术也在以色列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他们利用海水淡化技术生产了大量淡水，且成本已低于每立方米1美元。
最后我们来谈谈环境问题。过去几年里雾霾频发。雾霾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大量悬浮颗粒物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堆积在空中而造成的现象。通常认为，悬浮颗粒物主要来自汽车排放、燃煤、工业污染和建筑扬尘，而这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倘若没有高度的工业化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也就没有严重的雾霾天气。因此有些人认为，只有控制人口才能保护环境。
其实，人口只是环境污染的次要因素。技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对于环境的影响，比人口规模本身要大得多。比如，与公共交通和清洁能源汽车相比，使用非清洁型能源的汽车通勤消耗的资源要高出20~30倍。历史上，通过投资和使用清洁技术人类曾成功地解决过环境问题。比如伦敦就曾被称为“雾都”，发生在1952年那场持续几天的大雾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之后英国政府痛下决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污染问题。今天，伦敦虽然居住着比当时多得多的人口，但其空气质量在全球143个大城市中位居38名（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了400%，但中国的人口增长约为10%。在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数量将趋于稳定，是否能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几乎完全取决于清洁技术的采用速度。
再来看看人口拥堵问题。近年来，在人口稠密的国家，主要城市已变得拥挤不堪。所以人们认为城市人口密度与国家人口密度息息相关。但根据我们的统计可以得知，像阿根廷这样人口密度非常低的国家，其4000万居民中的1/3都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高。
那么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有什么关系呢？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呈负相关关系。当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时，它的城市会更加分散，人口密度也会降低。因为随着财富增加，城市有能力投资建设更好的道路和公共交通，居民可以通勤更长的距离去上班。洛杉矶的城市人口密度就不高，因为它有非常庞大的公路系统。东京有3700万居民，但它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共交通系统（超过3000公里的地铁和火车）。贫穷的城市没有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或公路网，居民不得不住在离市中心很近的地方，这才造成了城市人口稠密，拥挤不堪。
在我国，北京和上海的人口都已经超过了2300万，并且仍在持续增长，这些特大城市的人口是不是太多了？比如居住或游历过北京的人，都会对这个城市的污染与拥堵感到无语。但作者认为，北京目前的人口数量远没有达到最佳的人口规模，而合理的城市规划是可以解决污染、拥堵等“城市病”的。我们先前提到了洛杉矶、东京等城市的公共交通规划，作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北京完全有财力跟上步伐。
人们被大城市所吸引，因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公共服务，因此城市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有莫大的益处，这是不可逆转的。根据笔者预估，上海和北京的最佳人口规模，大约可达到4000万~5000万人。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借鉴东京那种用高速铁路连接卫星城的方式。比如横滨就是一个卫星城，距东京市中心28公里，乘坐高速列车抵达只需20分钟。此外工业区和住宅区的分区规划（作者认为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分离是不必要的），地铁、高铁、共享交通工具的组合，这些都将会解决特大城市的交通问题。
3. 鼓励生育势在必行
为了应对低生育率这一难题，世界各国都开始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鼓励人们生育，我们在这里简单列举一二。
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采取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在英国，大多数有了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每周可以领到20.5英镑的补贴，每增加一个孩子，每星期再增加13.5英镑，一直持续到二十岁。而对于低收入家庭，第一个孩子每周发放122.5英镑。超过两个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每周可以领到210英镑的补贴。而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采取了直接给予现金补贴的方式来鼓励生育。
再来看亚洲。对于每一个新出生的孩子，日本政府都会一次性给予奖金一百万日元。2013年，日本政府将鼓励生育的预算从94亿日元提高到140亿日元。此外，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面临低生育率问题的地区，都开始提高财政预算用以鼓励生育，但与欧洲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
目前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如何将生育率提高是一个普遍的难题。2000年中国的生育率大约是1.6，2015年低至1.3以下，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后面的章节中，作者将讨论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产生的重大影响。
鼓励生育政策应当包含哪些方面，书中给出了总结：
①财政支持。许多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支付给各个家庭的儿童抚养费标准，占GDP的1%~5%不等。这里有一个正相关关系：较高的补贴会带来较高的生育水平。
②日托和教育支持。法国以其为学前儿童提供卓越的政府支持而闻名于世，政府不仅免费给每一个孩子提供幼儿园服务，2.5个月到3岁的孩子，可以被托管在政府提供的日托中心，该项公共服务也是免费的。目前其他国家也在学习欧洲国家的日托政策。在中国，尤其是大城市里私人开设的幼儿园和日托中心费用较高，政府开设的又供不应求。小学和中学也无法满足城市人口增长的需求，种种问题也加剧了大城市的低生育率。
③给予产假福利。一般来说欧洲的怀孕福利是很慷慨的，英国带薪产假为39周，享受工资的90%；在德国，全薪产假时长为140天，之后雇主必须提供40%的工资，直至孩子一岁半，且在此期间雇主不能解雇母亲。
除了提供福利，许多国家都在试图构建鼓励生育的文化。比如法国政府会颁发金质奖章给生育超过八个孩子的母亲。此外，非婚生育在欧洲相当普遍，非婚生子女可享受与婚生子女待遇相同的补贴，这使得单身女性更容易抚养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育率。低结婚率是亚洲国家及地区生育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为非婚生育在这些国家的文化中是受到歧视的。
1. 老龄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
前面我们曾提到过低生育率带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老龄化会阻碍一国的创新活力，但对不同行业产生的影响的确不同，我们具体来看看：
娱乐旅游业。娱乐业和旅游业涉及人类的精神需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加富裕，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消费趋于饱和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在娱乐消费和旅游活动上。而老年人有自由时间来从事这些活动。因此即使人口已经老龄化，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前景值得被看好。
健康产业。老年人的寿命更长，也会花费更多的金钱来延长寿命，因此医疗保健行业会随着人口老龄化而兴起。基因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医疗保健成为最具活力和创新的产业之一。
金融业。金融业的本质是劳动产出的跨时间交易。孩子依靠父母和社会的财富长大，成人后以税收的形式偿还。政府从就业人群中收税，为老年人提供生活和医疗保障。如果人口持续老龄化，政府将不得不降低养老福利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养老支出压力。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依靠储蓄或投资进行养老，从而导致老龄化社会的金融业更加繁荣。
房地产行业。虽然所有年龄段的人都有住房需求，但人们通常会在30~45岁购买住房（结婚生子的需求），45岁之后（孩子长大离开父母），住房需求则会萎缩。中国的大城市由于具备更多创新和创业机会，住房需求将保持强劲的势头，但由于低生育率带来的年龄结构改变，这一需求会在2025年达到峰值，此后即陷入停滞。
能源和大宗商品。中国的钢铁和铁矿石需求高峰已经过去，而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需求将会在年达到高峰。此后随着人口增长进入停滞和老龄化阶段，商品价格也会随着需求下降而下降。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竞争力将越来越依赖于创新。
2. 关于人口和经济的两个问题
低生育率与养老有何关系？低生育率带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后，政府养老支出会增加，政府基本会选择如下几个措施来应对：提高税收；减少老年人福利；延长退休年龄。而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会详细阐述原因。
低生育率能减少失业吗？虽然更多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增加劳动力供应，但也会创造更多需求，刺激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一个经济体向国际贸易开放，并且拥有灵活的市场，更多的人口不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相反，很多低生育率的国家失业率却很高（西班牙、俄罗斯等），这是由于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与人口过剩无关。
三、创新，创新，还是创新！
1. 创新能力拉开国家差距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和经济学理论，只适用于世界上那些还处于“前工业经济阶段”的最贫穷国家。世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都有稳定甚至日益减少的人口，只有低收入国家还存在高人口增长率。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人口学模式。
二十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了关于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模型：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可以使更多人从事研究和创新，从而驱动更快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模型中有几个假设条件，其中之一是自由市场经济，确保知识和商品可以被人们用来交易。另一个假设条件是强化商品和知识的产权意识，从而使人们更有动力去创新科技和创办企业。
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学习和吸收西欧的先进技术，并且吸引了大量移民。不久之后，美国不仅在人口上超过了西欧各国，并且从一个模仿者变成了技术创新的开拓者。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等发明家和企业家迅速引领了世界先进技术和商业组织的潮流。美国至今仍是领先世界的创新者和经济的超级大国，这与其人口规模的强大优势是分不开的。
经济学的最根本问题是，如何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富裕？当然，这与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基础设施良好、金融体系健全、教育系统完善、贸易开放等因素都分不开，但笔者最终发现，让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拉开差距的要素，往往是创新能力。
创新可分为两个类型：适应性创新和前沿创新。适应性创新指对现有技术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比如肯德基等洋快餐的配方和菜谱在不断地适应中国人的口味。但一个国家想成为高收入国家，仅对已有技术进行调整是万万不够的，只有从无到有，进行前沿创新，这才是强国的必经之路。在本书中，作者重点讨论的创新力就是前沿创新能力，它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2）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
（3）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
（4）内容创作：音乐、电影、游戏等。
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全球化也使得创新的回报比往常更为丰厚。然而，创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专利申请人的平均年龄正在增加，跨学科的概率正在减小，这意味着发明者越来越“老”，而且越来越专业。并且现在一个专利有两三个发明者也是常事。
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巨人，正变得越来越大，后来者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难度系数与日俱增。而且创新通常是偶发性的，灵感可能会来自不同学科知识相融合的时候。因此，一个好的发明家不仅要成为自己领域的专家，还要与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展开良好的合作。同样的道理，成功的创业者也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技能和工作经验。
如何测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呢？从投入的角度看，测量创新的指标主要包括研发支出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从输出角度看，这些指标主要包括专利的数量、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和学术出版物的数量。
创新既然对经济发展如此重要，那怎样才能促进创新呢？在国家统一稳定，政府重视教育，金融业顺畅等等宏观前提下，推动创新的因素还有哪些？
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一个国家的某种产业想要获得成功，需具备四种要素：禀赋、需求、零部件产业以及竞争。作者认为，这些要素全都指向了人口。人口众多意味着庞大的人才储备库和规模巨大的本地市场，这就满足了禀赋和需求要素。巨大的市场既可以催生更加发达和完整的零部件产业，也可以培育更多的竞争者。因此在书中，作者总结了创新的三个人口因素：
①规模效应。规模经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结果，这就意味着要以人口数量作为支撑。随着专业化和分工的进行，每家公司可以专注于一项更具体的任务，因此会更加高效。对于创新来说，大国的规模优势更大。比如中国拥有最先进的高铁技术，是因为中国投入研发的人力物力要远超小国。这种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更是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为互联网行业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最先吸引大量顾客的公司。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旅游品牌携程网可以雇佣5000位软件工程师来服务中国市场，相比之下，日本只有中国市场的十分之一。因此，大国才可能拥有本土的互联网公司。美国的互联网公司巨头并没有像征服世界其他地方那样征服中国，是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比美国更为庞大的互联网市场。
②聚集效应。除了人口规模，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很重要。制造业的聚集效应是相关企业靠近的结果。比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日本的汽车城名古屋。而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效应，则是创新人才聚集的效果。比如美国的硅谷等。大城市的企业更多，可以使人才与企业更好地匹配，人才的高流动性也降低了创业的成本。同样，大城市还可以提供更多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在一起工作的机会，这就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优势。因此，我们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只要规划合理，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还可以增长。
③老龄化效应。为什么年龄对于一国的创新力如此重要？因为一般来说，认知速度（吸收新信息的能力）在20岁后会迅速下降，而人最具有创造力的年龄段在30~40岁，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人们的经验较为丰富，而且精力依旧充沛，所以这也是创业的最佳年龄。作者梁建章就是在29岁时与其他三位联合创始人创办了携程网（另两位分别是33岁和36岁）。如果企业家相对年轻，他们会更勇于承担风险，更容易接受颠覆性的创意，因此创新更容易发生在年龄较年轻的体系当中。老龄化国家就会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一辈会阻碍年轻人的创新创业活力。年轻人数量较小，在企业中话语权不多，赋能的机会较少，晋升也较慢（因为高管层已被年长员工占据），因此他们很难进行创新和创业。
综上所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创新问题也就是人口问题。
四、世界人口与创新力现状
1. 日本：经济老龄化的典型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的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电子工业、自动化以及工业设备等很多领域都是创新的领导者，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急剧变老，日本成了世界上平均年龄最大的国家，经济命运也迅速翻转。
目前在日本，每个劳动者平均要抚养0.8个老人，许多超过65岁的老人依然在继续工作。通常情况下，日本企业在考虑员工晋升时仍采取“论资排辈”的制度，中年甚至更年长的人群占多数的时候，年轻员工的晋升速度就会放慢，这就造成了日本企业的老龄化。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创业的最佳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但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三十岁的年轻人不仅数量少，社会地位也低，因此创业热情不高，资本也不够，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不高，经济也会陷入老龄化。因此日本是一个经济老龄化的典型。
2. 美国：超级创新大国
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过，美国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吸收技术和大量移民，形成巨大的规模优势，从而成了经济和创新的超级大国。现在问题是：美国能否挡住来自中国的竞争？
作者认为，美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保持创新力的优势。因为美国的生育率居于所有发达国家的最高位，在此基础上，美国还保持着每年吸引50万~100万的移民。美国的移民人口中硕士、博士学历的比例要远高于美国本土人口，移民优势也是美国保持超级创新大国地位的神助攻。
3. 欧洲：昔日辉煌与今日困窘
在这里，作者分析的是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即英、法、德三国。他们三个都是历史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然而就目前来看，其商品和劳动力市场规模远低于美国、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此外，低生育率导致欧洲人口老龄化加快，移民政策无法吸引到更多具有创新优势的人才，这都会使欧洲大国在创新力上面临严峻挑战。
4. 印度：值得被看好的新锐力量
印度和中国一样，有着辉煌的古文明，也正经历着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基础设施较差等等。但就作者调研的结果来看，印度拥有稳定的政府、对教育的足够投入、不断增长的出口业、不断增长且日益年轻化的人口，所以印度是很值得被看好的新锐力量。
5. 中国：风险与机会并存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是极富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人口的基本素质与任何国家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人口众多正是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优势，因为科研人才和研发投入具备相应的规模，中国的科技发展才得以突飞猛进。当资源不再主导经济发展时，中国的经济也在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医疗、旅游、金融、互联网和教育等行业发展迅猛。
预计从2040年起，中国将遭受老龄化的快速冲击。如果尽快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培养利于生育的社会文化、推动城市化和大城市化等等，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在本书中论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取决于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口，包括人口规模、地理聚集程度和人口年龄结构。中国人聪明、勤劳、语言相同、尊师重教、追求世俗成功。如果中国能维持世界20%的人口，在市场规模和人才数量上保持绝对优势，在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的科学技术仍会快速进步，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国的经济地位。
大家都见过很多企业家写书，樊登读书也讲过很多企业家的书。企业家写书一般是讲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自己经营的心得，分析一下自己的行业。但是我们今天请来的作者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他写的书跟他的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写的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所以我称他为“中国学术界最有钱的人”。
我们欢迎梁建章先生，欢迎您。这本书叫作《人口创新力》，您是一直在研究人口学吗？
梁建章：对，我几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的时候，其实就是研究创新经济的。我在创新经济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人口其实对一个国家的创新力有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出现低生育率、人口老化的情况下，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力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我就关注到中国的人口，发现中国的人口——当时还是在施行严格的一胎化，其实中国人口形势已经不怎么乐观了，要尽快地放开，然后尽快地恢复，或者把生育率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才可以。
樊登：我觉得马云对这本书的推荐语写得非常好。他说人口政策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您是怎么发现人口和创新之间的关系的？
梁建章：我们在研究创新力的时候就发觉，其实创新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有些已经讲了很多了，比如说教育、制度这些东西，但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其实这些大家都知道，要做好教育、要鼓励创业，但真正去看世界各国创新力的话，差异还是比较大。为什么美国这么强？为什么日本曾经这么强，后来又衰落了？其实跟人口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之所以这么强，是因为过去它是发达国家里面人口最多的，它有个规模优势。日本曾经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发达国家，上亿人口的国家，但是它后来出现了人口结构上的问题，老龄化非常严重。这也是因为生育率低，现在生得少，可能30年以后年轻人就减少。我就发觉，当年轻人减少到一定程度，工作人口的老龄化到一定程度的话，确实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就出现了老化的一种状态。年轻人中创业的比较少，而且现有的企业里面年轻人的话语权比较少，所以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力也下降了，其实日本出现了很大问题。
当然我不光看日本的数据。我看了很多国家的数据，发现人口规模跟人口的年龄结构会对一个国家创新力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很担忧中国未来的经济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以后，由于过去实行的一些人口方面的政策，导致人口规模的缩小跟年龄结构的老化。当时就专门去研究了中国的人口结构的问题。
樊登：我刚才跟我们的小伙伴说，《人口创新力》这本书是鼓励大家多生孩子的。他们还挺吃惊，说生的孩子多了，那这个世界不是资源就不够了吗？连这么年轻的小知识分子们，他们还在受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影响。当年马尔萨斯，包括罗马俱乐部，怎么会做出这么一个简单的结论的呢？
梁建章：当年的人口形势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六七十年代确实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其实不是因为人生得更多了，而是因为人死得少。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婴儿出生率降低，人的寿命增加，所以全世界的人口都快速增长。即使在那个阶段，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非常多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的人口比例其实并没有增加，其实是全世界人口同步增加，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资源不足，那时候又正好发生了石油危机。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如果把这世界划分一下，一些非常穷的国家，可能是非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南亚的国家，它们还是有比较高的生育率，平均一个妇女可能生3到4个小孩。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跟东亚的这些国家，他们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一代人比一代人要少很多，这完全扭转了前面的形势。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确实这几十年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资源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小，创新驱动、服务业驱动、媒体产业、文化产业占越来越大的比重。如果看我上面的数据分析，资源占经济的占比，我是说农业、矿业，可能现在还不到5%。所以尤其对于中等发达以上的国家来说，资源越来越不是个瓶颈，而中等发达国家正又面临着人口逐渐减少的问题。
我就用这本书的论据来说明，如果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对创新力——因为这些国家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创新力——是非常不利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完全扭转以前资源导向的、说人口太多的观念，我们确实要担心的不是人口太多了，而是人口太少了。
樊登：咱们先从原理上把这事讲明白。人口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发生的呢？我在这书里边找到三个原因。一个叫作规模效应，一个叫作聚集效应，还有一个叫作老龄化的问题。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讲讲这三个效应？
梁建章：对。第一个就是规模效应，就是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力越旺盛。简单地说，你如果做一个APP服务一个像中国这样10亿人口的市场，你可以投入大概几千名工程师。如果你做一个日本市场，你可能只能投入几百名工程师。那像我们这个旅游APP，如果是服务这么大一个市场的话，肯定比一个从日本市场生长出来的日本公司的APP要做得好。这就是为什么说美国以前其实在整个互联网高科技产业中具有规模优势。美国过去一直有这种规模优势，比如说在制造业也有这种规模优势。但在制造业方面，其实小国也是可以通过贸易去享受全球的规模的，所以日本、欧洲其实也有一些很不错的全球的制造业品牌。
但如果是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话，它有两个影响因素，一个是服务业需要在本地市场不断地磨练，因为跟当地的法规、当地的商业环境很有关系，所以不太可能一下子就出口到世界各地。另外就是高科技行业的领先者有很大的优势。如果需要1000万市场规模去把一个商品成功地商业化，在中国可能需要0.3%的人口就够了，在美国可能需要1%的人口，那中国就可能比美国、比其他人口小国最先达到这样的规模，可能就比其他国家的公司早几个月。早几个月对互联网行业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AI数据非常重要，人口规模越大的数据就越多。所以你看，中国当然是刚刚发展起来了，以前美国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它的制造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领先欧洲或者日本的国家，但无论是酒店的连锁品牌还是麦当劳、星巴克，它的服务业品牌基本上是在全球独占鳌头。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它几乎占据了全球互联网巨头的绝大部分，它就是利用了它的规模优势。随着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规模又变得越来越大。
那中国现在也发展起来了。为什么说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也很强？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甚至可以比美国更早地尝试一些模式。美国互联网公司到中国来，就可能比不过本土的公司。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所向披靡，但在中国不行，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最大。这就是规模优势。
樊登：会不会是因为语言的差别？他们是英语世界，到了汉语世界里边，会有不适应的状况。
梁建章：语言当然是一个因素。所以美国公司更容易进入英国市场，而它到欧洲市场就会慢一些。但语言基本上不是一个特别主要的障碍。它的整个服务流程和数据确实是更难获得的。
樊登：这么看来，印度的创新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印度人更多，或者说增长得更快。
梁建章：对，印度未来是非常被看好的。当然，印度现在总体的经济消费力跟中国比可能还差一个数量级，但未来肯定是世界上最有潜力培养创新型公司的新兴市场之一。印度的潜力可能远远超过马来西亚或者其他的一些金砖国家。这个是规模效应。
樊登：第二个是聚集效应。
梁建章：聚集效应就是这些人口聚集在一起，比如在一个城市群里面，可能就会有更强的创新力。因为现在的创新可能跟过去的创新也不一样，现在的创新往往是跨行业的。旅游行业就是一个跨互联网行业跟旅游行业的例子，所以现在的很多创新模式都需要跨行业的人才。一个大城市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聚集在一起，他们会把一些新的技术运用得更好。
另外，在聚集的城市里面更容易形成创业的氛围。因为在小城市可能没几个公司，如果创业失败，你可能就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但在大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你创业失败的风险就比较低，所以可能更容易形成创业的氛围。高校也集中在大城市，国际的交流比较方便，有各种各样的国际航班。
所以现在看来，这些新兴的行业在大城市是具有创新力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硅谷是一个全世界的创业中心，而且聚集的优势越来越强。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地区也聚集了绝大部分最先进的科技创新。当然，全球大城市的房价也涨得很厉害。所以这其实是集聚效应。从政策上来讲，其实我们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大城市的聚集力对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樊登：而且这个聚集效应可能古已有之。我之前讲过一本书，叫作《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英文名是《How We Got to
Now》。它说，玻璃是怎么突然发展的呢？是因为他们总是在威尼斯烧玻璃、总是着火，后来威尼斯人说这房子是木头的，你不能总是烧，，所以把他们全都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结果所有烧玻璃的人在那个小岛上一块儿烧玻璃，结果烧玻璃的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凸透镜、望远镜的出现都是从那开始的。硅谷、日本的名古屋、休斯敦这样汽车集中的地方、，还有我们陕西，做凉皮、肉夹馍这样的地方，人才聚集得多，大量类似的创新就出来了。所以聚集效应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三个是老龄化。
梁建章：老龄化对创新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年轻人创业的活力。我们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年轻的，虽然说计划生育是80年代开始实行，但实际上80年代并没有严格地执行，所以说80后是一个非常大的人群，以前70后人群也很大。所以现在中国的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我们大量的创业者是80后。为什么是80后？因为从数据来看，三十多岁是人最适合创业、最有活力的年龄。
樊登：三十岁。像您这样的就提前一点了，二十多岁，是上少年班的。
梁建章：没有，我也是正好是29岁开始创业。为什么是这个年龄？因为你如果太年轻，可能经验不够，或者社会关系不够，或者是财力不够。如果年纪到40岁了——
樊登：可能精力不够、野心不够。
梁建章：对，可能承受风险的压力也很大。
樊登：未来从低谷再爬起来的机会没了。
梁建章：因为你也有小孩或者怎么样。所以从统计数据来看，全世界都是一样，三十多岁做最好的创新实践。但像日本，它老龄化以后，年轻人减少了，整个创业、创新活力就减少了。但这种创新活力减少并不是线性的，是加速的创新活力的减少。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普通的社会当中，一个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冒头的机会就更少了，他就会被老龄人阻挡住。
樊登：这是我在您书里学到的一个新词，叫阻挡效应——上面会有人挡着你。
梁建章：对。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如果50岁的人多，那肯定重要的位置都被他们占住，年轻人少，可能就被压在组织机构的底层。年轻人的话语权、能够领到的任务或者他得到的历练就少，所以不光是人数少的问题，而且它的整个活力也会下降，在企业内部或者出去创业的活力也会下降。这个在日本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它九十年代以后创业活力下降，而且九十年代以后，它很多的企业在经营上比较保守。
樊登：日本的年轻人比较宅，可能也跟这有关系。他没有出头的机会，都是论资排辈，前面那么多人压着他。
梁建章：对。从整个社会来说，也起到阻挡效应。阻挡效应是广义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会倾向于老人。因为老人本来人数多，而且老人其实投票也特别积极，福利方面就会偏向老人，各种社会政策会更保守。
梁建章：对。其实老人在公司里面的价值还是非常大的，对某些行业或者某些类型的工作来说，不是说老人留在公司里就一定是坏的。但是其实对于一些创新或者大的颠覆性创新的话，确实是让年轻人去引领或领导一些项目，然后让他们自己出去闯一些项目会更好。
樊登：我们把这几个原理搞明白了。那接下来解释一下大家心中的疑问。比如说，您说对于城市，不要太限制它的规模。但是交通会堵塞，空气会污染，如果国家再不去限制它的规模的话，粮食不够吃了怎么办？水资源不够用了怎么办？您的解释是什么？
梁建章：先说说资源的问题。我刚才其实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资源其实占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小。美国其实只用了1%的农业人口就养活了整个国家的3亿多人口。
梁建章：中国其实现在的粮食自给率是比较高的。到未来中国肯定需要进口粮食，因为劳动力都移到城市里面，种地已经不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高，更适合做制造业，或者做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其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特别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从事高附加值的工作。
樊登：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到城里送快递，一个月都能挣一万多，他种地怎么也挣不出来这么多钱，所以慢慢地就都去城里了。
梁建章：对。其他国家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硅谷，它也是房价非常高，因为它就是一个城市，它有自己的规划跟它的民主体系，所以对于那个地区已经拥有房产的市民来说，肯定是不希望太多人来造更多的房子。但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在美国看了，其实美国这个体制就没有办法。如果从全局的、全国的福祉来说，从全美国人民的福祉来说，它其实应该让纽约、旧金山扩大它的范围，能够容下更多人，让经济发展不怎么样的地方的人能够到这个区域去工作。这样的话，它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也会降低。中国其实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樊登：像东京那样，3700万人怎么办呢？
梁建章：对，但东京并不是很堵，主要还是公共交通要做好。首尔也是2000多万人，其实现在的大城市都发展得很快。同样提供一个公共服务，无论造地铁还是造学校，到底是在小城市效率更高，还是在大城市效率更高？那肯定还是在大城市效率更高。无论是能源利用效率、土地利用效率还是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都是大城市高。所以我们希望它按照3000万、5000万人来规划，如果真是同样的需求条件下，你按照更大规模的城市去规划的话，包括造地铁这些公共设施，反而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做法。如果你就按照2000万人口规划，但是高科技企业、最好的企业喜欢扎堆，然后都进来了，房价会弄得很高。结果就是可能年轻人、大学生很难留下来买得起房子，保姆也住不起大城市，保姆也变得很贵，整个好公司的运作成本就变得非常贵，其实也不利于创新。
樊登：对。那接下来咱们说您发现的那个大问题。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叫作人口结构已经“恶化”了，体现在哪儿呢？
梁建章：从八十年代高峰时期开始，可能每年2500万人，到九零、零零年代的1500万人，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在自然状态下，排除战争的因素，它可能是下降得最快的一个阶段。当然放开二胎以后，有一部分人补生了，所以最高峰到了1700多万。
樊登：什么叫补生？原来想生不敢生，想生二胎，但是会罚款，不敢生。
梁建章：所以她可能三十五岁、四十岁就补生了，她本来应该三五年前、十年前生的，她现在却是过去的一两年生的。这些补生的已经过去了，所以未来肯定会下降到1500万以下。即使人的生育意愿没有降低，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往下走，下降一个台阶。为什么？因为现在生小孩的都是80后，80后其实是个生育高峰，2500万人生了现在的1500万或1700万。当我们需要90后、00后生孩子的时候——
樊登：更少了，做父母的人更少了。
梁建章：本来育龄妇女就少了很多，所以就会下一个台阶。
樊登：所以随着这个往下的趋势，您能够看到这个台阶会越来越低。
梁建章：嗯。这还是在我们维持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
梁建章：对。按照正常的趋势，生育意愿会越来越低。为什么呢？现在在城市里的年轻人可能有各种负担，他的生活方式、教育负担也越来越重，房价越来越贵，而且更多的年轻人搬到城市里面肯定是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农村的年轻人在城里打工，他的收入也不多，无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城市，他要抚养家庭的话，负担也非常重，所以生育也还会下降。这个是可以预计到的，中国的出生人口肯定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樊登：恶化以后，您能够预见的、我们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梁建章：我觉得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每年如果真的下降到1000万以下，那真的是灾难性的。
梁建章：就变成一个421的结构了，整个社会变成421的结构，那是非常具有灾难性的。一个工作的人可能要养超过一两个老人，那这个就非常有问题。我相信整个社会都不会让这种最坏的状态发生，现在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相信跟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会推出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仅仅是完全放开，还是鼓励生育的政策。
樊登：比如说生一个孩子奖3000块钱，有可能吗？
梁建章：奖3000块钱是肯定不够的。
樊登：不够？还不够，天哪。
梁建章：因为人都是理性的。现在抚养一个小孩，一年我不知道多少钱，可能至少两万？一万、两万、三万，看你住在什么城市了，在北京可能不止这个数。如果真的是要让相当一部分原来不想生孩子的人，你说给多少奖励，他们就要生小孩了，那可能真的3000块是不够的，可能要给他们更多。
樊登：一个月3000，每个月3000块食品券、奶粉券、尿布券，就可以去花了。
梁建章：对，一些发达国家确实是这样。我做过分析，它一般给GDP（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5%来补贴抚养小孩的家庭。
梁建章：对。在发达国家，5%真的就是3000，是3000美金。那中国可能也需要这么大的力度才有可能。
樊登：这等于是集全社会之力帮你养孩子。你只要生出来了，社会帮你养、给你钱。
梁建章：对。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公平，但实际上也是公平的。因为这个小孩对社会的贡献是未来他成为一个纳税人，工作以后他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比如说社保的贡献，我们算过，可能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10%。所以你现在补贴的话，其实是作为一个投资，你投资给他，他未来会对社会做贡献。
樊登：但这种政策会不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只有那些闲着没事干的人才去生孩子，比如说那些很能干的、事业很忙、很累的那些人反倒不生，然后造成人口整个比例上的失调？
梁建章：补贴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是现金补贴，现金补贴的话，每个区域是不是一样？穷的地方补贴少一点，富的地方补得多一点，那就比较难以管理。那就可以用减税的方式。如果你交的税比较多，减税额就比较高，可能对这些人实际上是更多的补贴。另外一方面，确实是社会分工，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有必要的考虑。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工作的机会成本比较高的话，那可能给他钱他就可以去雇保姆或者怎么样。另外，如果你的收入不是很高，那你为社会多抚养一些小孩也不是什么坏事。
樊登：除了这种生育补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方式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鼓励更多人口的出生？
梁建章：还有一个，我觉得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说，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提供托儿所，就是提供非常多的、可以方便入托的托儿所。北欧国家做得比较好。西欧国家里面生育率最高的可能是法国，法国跟英国德国的差别，现在比较下来，他们其实鼓励生育都花了不少钱。法国还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提供资金，建了很多很多托儿所。孩子刚生下来可能没几个月，他的哺乳期过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小孩放到托儿所，这样就不会影响妇女的职业生涯。
樊登：我听说好像在法国雇保姆，国家都报销的，有这个福利吗？
梁建章：对。如果不是太高收入的，就是一般收入的话，你如果把孩子放托儿所，那就是由政府提供，如果你自己抚养的话，也会报销一部分。
樊登：那您为什么会想到在这个时候写出来这么一本书？而且请了这么多特别牛的人做推荐，您是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梁建章：以前写过关于整体人口方面的书，这不是第一本书了，以前写过其他方面的书。这本书比较有意思。其实它不光是关于针对中国现在人口的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一个推导出来的结论。它其实也分析了历史上，人口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最近的——基本就是工业化以后，人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也是预测了未来几个主要的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竞争的前景跟人口的关系，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其实刚才说的资源问题、什么样的鼓励政策，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人口少是最根本的问题。其实中国现在经济这么强大、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方面的因素。它的规模比较大，又比较年轻。我们现在如果没有充分意识到这样一种优势的话，就可能会让这种优势很快地就丧失了。我们如果真正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这个优势，可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的话，那可能还能——
梁建章：对。当然这个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资源投入，包括我刚才说的建托儿所之类的。那确实是非常紧迫，所以非常值得让大家传播这个观点。
樊登：您有没有预估过，大概在什么时候会像您书里说的这样，中国会鼓励生育？
梁建章：我觉得很快了。因为这个数字都放在那儿了，今年上半年的数字已经出来了。据我们估计，确实是正如我们预测的一样，随着补生的过去，随着育龄妇女的下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会有一两百万的人口减少。这其实是非常令我们的政府或者整个社会担心的一个数字，所以大家肯定会逐步改变。当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大家可能观念转变还没有那么快，但如果你推出了这个鼓励政策，社会没有反应的话，它会逐步加码鼓励生育政策。
樊登：有没有可能不同地方文化不一样，生孩子的意愿也是不同的？
梁建章：对。这本书里其实讲了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影响生育率的因素。结果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是东亚国家，它其实人口生育率是最低的。为什么东亚国家那么低？我这书里还讲了很多原因。一个可能是确实有很多女生是单着的。
梁建章：对，有10%到20%的女生。
樊登：我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不结婚，就去精子库挑一个，然后自己生一个孩子。
梁建章：对。单着的人在欧美国家还是可以生小孩，因为整个社会的文化、福利对她们没有歧视，但东亚国家还有一定的歧视。未来说不定也会变化。
樊登：我看您书里边有一个数字，说东亚国家的非婚生率大概是1%到2%，欧洲是20%。我很吃惊，欧洲国家的非婚生子女有20%。
梁建章：20％可能是一个比较低的平均数，到40％、50％的国家当然也有。
樊登：那他们不结婚就生孩子，就是生孩子跟结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剥离开了。
梁建章：对。生孩子就作为人生阶段的一个安排，她可以先生孩子再结婚。还有就是东亚国家，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对教育的投入特别热衷，更注重的是质量，花巨大的精力做教育。
樊登：上培训班，花很多钱。
梁建章：这样就不太可能有太多小孩，欧美就没有这样。这个跟高考也有点关系。
樊登：这个我真是没想到。就是您说北京上海的生育率比台北和香港还低，比东京还低？
梁建章：对，北京、上海户籍人口生育率的统计数字都是公开的。
樊登：会不会也跟妇女地位的提升有关？
梁建章：对。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比起日韩，中国妇女参加工作的比例和受教育程度都是比较高的，在全世界都是比较高的。
樊登：她的意志力会很强，她说我就不要生孩子。
梁建章：应该说是机会成本比较高。
樊登：有不同的声音吗？就是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有没有人强烈地反对您？
梁建章：我觉得人口这个数字，前几年讲的时候——当然，前几年还是个敏感话题——前几年讲的时候很多人对它的概念不太清楚。一个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口确实少，就是生育下降这么快，另一个是他们也确实不太清楚为什么人口少是一个问题。真理越辩越明，现在这个话题经过过去几年公开讨论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观点。但真正的数字的下降，真正摆在面前说“狼来了狼来了，狼真的来了”，可能是从这两年开始。因为随着观念放开以后，确实是因为人口数字不太乐观，我想时机也到了，很快就会有政策上的改变。
樊登：可能真的是大家被生活的压力压迫得已经不愿意再多要几个孩子。你看我们小时候，大家族都是儿孙满堂，每次过年都特别愉快。其实那个才是东亚文化的核心，大家庭的那种感觉。现在慢慢地变成了单元房里边一家三口或者是两口、空巢老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孩子上了初中，你再送到国外去读个书，自己就变成空巢老人了，就变成老两口在家里边了，确实也挺没意思。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没有看那么多数字的情况下，我都赞同大家多生点孩子，咱们大力来推动这件事，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人口创新力》。《人口创新力》这本书现在已经在各大网店和线下书店都上线了，是一本非常棒的、严谨的学术著作，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读一读，了解一下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机会和陷阱。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谢谢大家，我们下本书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