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蜀永陵是我国五代十国时期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是1961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唯一一座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也是我国目前所知唯一的地上皇陵。所谓地上陵，是指墓室建筑于地表之上的陵墓。

王建墓室坐南朝北，其中轴与墓门外神道中轴均在同一直线上，其方向定位精准。成都素有“挖地三尺要见水”的俗语，将墓室建于地表之上可以减轻墓内湿度。这些设计表明当时曾有天文家、堪舆家精心参与陵墓的修建。

永陵的建筑风格因循唐制，地宫的封土呈半球，直径约80米，高约15米，底部四周用石料砌出9级冢圈，地上5层，地下4层。石料质地坚硬，能够很好地保护地宫免受风雨侵袭。

按照唐制，帝王的寝陵大多依山而建，在陵台四周环绕有一重或两重陵垣，至宋代称为神墙。永陵同样设有陵垣，就是建在石条外围的三道砖基。陵垣所围绕着的那座庞大的墓室，就是王建的神秘地宫。

整个地宫外围总长度30.8米、宽18.2米、高11米余，内有前、中、后三室，进深23.40米、宽6.1米、高6.4米，由14道纵列式紫砂岩单券拱构成内层券拱。将券拱连在一起的方法，建筑学上称之为横连砌法，由于其跨度大，因此对外力的承受力较差，也叫做“肋拱”。其外侧第二层券拱亦用紫砂岩构成，外层以数万匹特制巨型青砖建造护拱，这些大型青砖才是承受墓室主要压力的对象。紧接后室为金刚墙，厚约3.5米，宽度与墓室一致，外围轮廓呈圆弧形。

构筑券拱的巨大青砖是为修建永陵而特制的，在四川地区的墓葬古砖中极其罕见，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呈长方形，一类是契形砖，第三类与第一类很相似，但因为更宽而显得略薄，只能用在直墙和砖拱上。要烧制出这种大型青砖，需要极高的火候，抗压强度相当于150号混凝土砂浆。其中最大的一种青砖长0.69米、宽0.44米、厚0.17米，是我国古代已知最大的地面建筑用砖。

券拱之间的砖缝用石灰粘合并嵌碎瓷片，增强了券拱的整体契合性，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唐末五代之前，四川一带通常只使用黄泥作为砖室墓的粘合剂，从永陵开始，人们才在墓室建造上大量使用石灰，并一直为后人所效仿。

针对成都地下水位高、表土泥沙松软等特性，陵墓底部特地用远道运来的纯净黄粘土夯筑成一座厚达1.5米的巨大夯土台基，夯层中、上部还用二层小卵石砌成由北向南略为倾斜的疏水层。这一形式有效地起到了阻水作用，不仅防水还使得墓葬基础更为牢固。

地宫前、中、后三室之间均有木门间隔。发掘时，木作部分早已腐朽不存，但门上的饰件及金属附件仍保存完好（现在的前室墓门，是按原样进行复制的）。朱漆门上装饰着鎏金兽面衔环铺首及镂花新月饰片，它们制作精美，巧夺天工。两扇门上还固定有金钉132枚，这些全是墓内原物，十分珍贵。

前室由4道石券构成，其面积在三室中最小，它的作用相当于墓室通道。在前室地面上，有两块分别刻有“金水”、“东川”字样的石板，由此可知，墓室的建筑材料应该来自今四川金堂、三台一带，那里地处龙泉山脉，所产“峡口石”十分有名，至今仍是上好的石料。

三室之中，中室最大，它由7道石券构成，为全墓最主要的部分，是放置王建棺椁的地方。王建棺床位于中室正中稍偏后的位置，为一红砂石须弥座建筑。须弥座来源于佛教，佛家认为须弥是座大山，是佛教世界的中心，所以须弥座又称佛座。须弥座式棺床上铺玉版，玉版上置三层装饰华丽的木台阶，王建的棺椁就放置其上。

从前、中室券顶铁链、铁钩上面残存的纺织物品的残片推测，在棺床上方曾悬挂着美丽的丝织物品或帐幔之类。王建棺床四周均有石刻，这些石刻可分为两组。第一组是王建棺床东、西两侧设置的石雕十二武士，每侧6人。石像均为半身圆雕像，股以下埋于地中，像高约0.5-0.63米。武士头戴盔或冠，身着铠甲，腰束革带，面部微微向南倾斜，个个作抬扶棺床状。肘和手腕粗硕雄健，筋肉怒胀，似将全身力量集中于手腕之上。雕塑家还巧妙地运用夸张手法，通过力士们的眉眼口鼻的奇特造型，使十二武士的面部表情无一雷同，而又将他们剽悍勇武、齐心协力的共同神态刻划得淋漓尽致。发掘时，全部雕像都施粉彩绘，盔、冠、甲贴金，十分精美华丽。冯汉骥先生认为，墓中棺床两侧列置的透雕十二武士，分别是天一、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后、太阴、玄武、太常、白虎、天空等十二神。

第二组石刻是王建棺床四周的浮雕。王建的棺床是一座石刻艺术宝库，它的四周刻有云彩、飞龙、鸾凤、莲花等象征着高贵与吉祥的动植物图案，而棺床东、南、西三面所刻24乐伎的高浮雕像，即著名的永陵二十四乐伎图，不仅是难得的石刻艺术珍品，也是迄今考古发现惟一完整反映唐代及前蜀宫廷乐队组合的实物遗存，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后室是全墓最后的部分，也是全墓最庄严的地方，由3道石券构成。仿帝王生前所用御床而制作的宽大华丽的石床，几乎占据了后室面积的一半。唐代沿袭汉代的御床制度，李渊称帝后，多次引贵臣同坐御榻，以示优待。王建称帝后，“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他的御床自然也会仿照唐制。据宋人记载，王建称帝之前，蜀中曾流传“兔子上金床”的说法，意思是属兔的人要当皇帝。王建生于唐宣宗大中元年丁卯（847年）年，属兔；于天复四年（907年）称帝，这年又恰是丁卯，即兔年，因此王建认为这个谶语正应在自己身上。

王建真容石雕像和装有谥宝的宝盝及谥册、哀册匣等，都放置在石床上面。

历经一千多年风霜雨雪的侵蚀，经历无数次地震灾害的考验，永陵地宫得以保存，得益于其券拱结构科学、基础紧密牢固。永陵无论从选址到修建均体现了很高的科技含量，堪称唐五代大型砖石建筑的典范之作。永陵的这种建筑形式和墓葬建造方法，对宋代四川地区的墓葬建筑影响巨大，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永陵作为帝王陵墓在战乱中被发现是不幸的，但其后之际遇又是值得庆幸的。因为它的发掘和保护齐聚了当时全国一批最著名的考古学者，他们运用当时一流的考古学理论和技术，圆满地完成了工作。正是这些前辈们的努力，永陵——这座被时间遗忘的帝陵，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永久的丰碑。

永陵之被发现和后来的科学考古，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机缘。因为战乱始有前后蜀，因为战乱才有永陵之发掘；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从天下文人皆入蜀到近代学人在蜀中之汇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奇异，其中隐含的寓意也只能历史才能解释。前后对照，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其特殊的文化地理现象和价值又一次清晰地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