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的根本问题不是粮食不够用，而是某些国家的人口出现爆炸式的增长，但是自身完全没有能力实现粮食的自给化，而且目前全世界利用粮食来作为工业生产原料的需求量在不断增加而导致的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在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国家没有能力完成现代化农业生产，很多可以进行深耕细作、有效增产的产粮农田还没有被科学、高效的利用起来，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的有些地区，甚至还有用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方式，非常低效的完成粮食生产，而且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体系的国家地区比比皆是，有相当一部分国家缺失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在不具备化工能力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进行自产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就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粮食危机，只能把解决粮食危机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和倡导，以及农业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上。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可能会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大幅增加，预计今年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按照美国农业部统计的数据，从2018年以来，每年大约有11%的美国家庭已经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了。在不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下，全球粮食供应链也同样面临着巨大压力。一些粮食传统出口国也都开始限制甚至禁止本国的粮食出口，以确保本国能够应对更大的危机。越南率先宣布停止大米出口；稻米出口国印度也因为“封国”而陷入停滞，小麦出口国俄罗斯也随后限制了出售。 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全球的陆路交通运输、水运、海运、空运等方面都出现了困难，即便是有粮食也没能力运出去。所以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说法，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造成粮食危机。除此此外，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蝗灾，有些国家的蝗灾或许会使得粮食减产达到30%-50%。可以说2020年里，在新冠肺炎疫情、蝗灾和极端气候等多种因素叠加下，全球的粮食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国在新冠疫情以及洪灾旱灾的影响下，也正在抓紧时间积极做好相应的准备，不但提高国内所需粮食的储备，由于今年的夏粮产量达到2856亿斤，增产了24.2亿斤，比去年的粮食产量增长了0.9%，又创历史新高，而且还在持续地增加其他一些粮食的进口工作。
我觉得全球面临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三哥将会最为严峻。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2020年大幅增加。今年将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1.贫困国家有极大几率遭受危机。一个简单的道理，粮食减产10%并不会导致价格上升10%，而是涨价涨到10%的人再也买不起粮食为止 。贫困国家一没有完善的战略粮食储备，二没有先进的农业技术（靠天吃饭）。凡此种种的原因，这样总结下来非洲及中亚某些国家将会遭受重创。 2.人口基数大的国家及地区。粮食再怎么说也是人来消耗，所以在年平均粮食总产量稳定的情况下，人口基数大的国家是不好应对的，人口多——粮食消耗多——各种人为、天灾——粮食减产——提高生育——人口基数激增——粮食消耗。这样一套恶性循环导致人口基数大的国家越来越难过，日子紧紧巴巴。外加某些地区的气候环境不利于粮食生长加剧了这种危机。 3.天灾——疫情蝗灾。疫情： 2020是魔幻的灾年，开局来了个席卷全球的Corona Virus 2019，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人们不出门就提不上赚取收入以及耕作农收，粮食储备丰富的国家必然先顾及本国人民的肚子稳固自己的政权，至于满足了自己的国内需求后剩余的粮食就是外销出口以冲国内的经济紧张，那么虽有国际组织的价格协商但也势必要比平常的国际粮价要高，这样造成的全球金融会带来危机，缺粮国家不仅要遭受粮食危机还会造成外汇空虚外债累计。 蝗灾：疫情扩散，导致农民无法下田，不能从事种植和收割这本身已经很严重了，除了大量本来可收的作物或秧苗烂在地里，加之蝗灾日益严重，印度蝗灾以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二月留下的蝗虫虫卵在高温的影响下很快就会重出江湖，巴基斯坦全国作物46%被毁得精光。 到此逐条分析印度及周边国家以及北非地区将会迎来50年来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
有一定的关系 最近几日，由联合国粮食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因为新冠肺炎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在不断增长。今年将会增加一点三亿饥饿人口，全球饥饿人数将高达六点九亿人次。联合国已经发出警报，今年有二十五个国家会遭受饥饿问题，世界面临着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一、疫情导致粮食出口链受阻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了全球，它最先爆发在武汉，然后迅速扩散到全世界。它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如失业人数的增多、粮食供应不足等。粮食一直都是我们生活的根本，没有了粮食，我们将难以生存下去。每个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都已经封闭了国门，断绝了其他国家暂时的联系。这也导致以往的粮食出口链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粮食出口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选择暂时关闭通道，对于那些粮食匮乏的地方没有了渠道可以购买粮食，只能遭受饥荒问题。 二、非洲等国家遭受蝗灾 自古以来，蝗灾一直都是人们所惧怕的，蝗虫所过之处，田地里的粮食就会被吃点很多，甚至全部。古代一直靠农业为生，受其影响巨多，经常性出现饥荒。如今技术进步，人们一直都在研究如何对付蝗虫，但是效果却不是那么良好。今年非洲以及南亚的一些国家正在遭受十分严重的蝗灾，他们国家的粮食被蝗虫吃掉了很多，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本来正常情况都无法满足需求的巴基斯坦情况更为不容乐观，蝗灾的破坏情况远远超过其他地方。 如今出现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对于人们是一种考验，能不能共同度过这个难关。希望每个国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给全球经济、政治等都是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联合国最近发布的一份公告世界濒临至少五十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本次危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全球粮食供应链失衡，蝗灾自然灾害等多方原因造成的，为应对粮食危机问题，各国应该合作起来，共同应对。 一、全球性粮食危机数据显示，今年新增人口1.3亿饥饿人口，全球共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面临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2018年，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约有11%的美国家庭处于“粮食安全受阻”状态，由于本次新冠疫情的全面爆发，西方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遭遇停摆。一些粮食出口国为了自保，纷纷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粮食进口，越南、印度、俄罗斯先后限制出口农产品。此外，今年异常凶猛的蝗灾也给巴基斯坦和南非地区带来了粮食上的重创，粮食的年产量下降约30%～50%。 二、目前全球粮食供应情况2020年，全球粮食总需求量约在26.8亿吨，从目前全球粮食供应的，现状来看，暂未出现大面积短缺情况。相比较2007年的全球粮食危机，2019年至2020年全球粮食供应量和库存方面要提高很多。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疫情大流行带来的粮食进出口上的麻烦依旧未能妥善解决、政府收入减少，政治动荡和疫情暴乱下引发新一轮冲突也从某一方面影响粮食的供应问题。造成粮食短缺的原因主要还是人为的粮食流通问题，部分国家为保证国内粮食的充足而停止粮食出口，这让全球供应链遭受巨大打击。部分国家陷入“屯粮”的恐慌中，这也在无形中抬高了粮食价格。 三、解决措施全球粮食短缺问题亟待解决。越早采取措施对我们而言就越有利。各个国家应该发扬合作精神，联合制定连贯且强有力的政策保证粮食安全进出口，合力保证粮食在全球的流通性。此外，目前粮食浪费这一问题依旧很严重，各国应该制定相应法规，制止这一现象的频繁发生。各个国家在粮食种植上要能够将科技深植于土地中，用好自身的后备耕地资源，培育好粮食以缓解粮食危机。尽管疫情给全球粮食体系带来了一定的打击，各国需要联合起来维护世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在当今的局势下显得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的粮食、小麦面粉之类的都是足够的，群众也不必要引起囤粮的计划。但是平时吃饭的时候，也是要杜绝不必要的浪费的，吃不下就少盛一点。
2020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挑战的一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多个国家、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疫情不仅影响到国家自身的生存发展问题，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进出口业务的正常进行。近期，联合国又发表了一份公告，内容说的是全球面临50年最严重的粮食危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国家都限制粮食的进出口业务，比如越南就禁止了大米的出口，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为了在保证自身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这类决定。 在我看来，这对于很多国家而言，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有的国家的粮食来源完全依靠从国外进口，对于这类国家而言，影响就是巨大的。多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主要是因为目前新冠病毒在粮食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了维持本国人民的温饱情况，不得不采取这类措施。此外，除了受到疫情的影响，还有很多国家目前出现蝗灾，在有蝗灾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肯定会大幅度降低，这对于已经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国家，无异于雪上加霜。 今年，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年。多个国家由于疫情的影响，蝗灾的干扰以及其他的极端气候的影响下，粮食的来源问题或者说是粮食的产量问题都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心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该如何去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怎么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粮食问题完全能够自给自足，所以并不需要为此恐慌。不过，全球面对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我们也得做好相应准备，节约相应的开支。
全球面临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是不需要屯粮的。就这个问题，袁隆平院士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国完全有实现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能力，不会出现粮荒，希望大家不要担心。袁隆平院士也一直在为中国和世界粮食安全忙称。 据了解，袁隆平团队今年将在全国推广精心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超优干号”1000万亩，预计每亩增产100公斤。3月23日举行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双季稻高产攻关示范2020年度工作会议，确定了在湖南13个县(市、区)的攻关基地开展以第3代杂交水稻“托底”的双季稻高产攻关示范，目标是两季总产达到每公顷18吨。 扩展资料： 用数据说话： 从粮食产量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277亿斤，比2018年增加119亿斤，增长0.9%，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单产水平提高，2019年全国粮食作物单产381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6.6公斤，增长1.8%。粮食播种面积稳中略降，201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41亿亩，比上年减少1462万亩，下降0.8%。 从各省粮食产量来看，黑龙江粮食产量最多达7503万吨，成全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其次，河南和山东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粮食产量分别为6695万吨、5357万吨。此外，安徽、吉林、河北、江苏、内蒙古、四川、湖南粮食产量位居第4-10名。 与去年相比，2019年全国有17个省(区、市)粮食增产，14个省(区、市)粮食减产。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共计增加116亿斤，占全国粮食增加量的97.2%。增产较多的省(区)有吉林、辽宁、内蒙古，粮食产量分别增加49亿斤、48亿斤和20亿斤。其中吉林、辽宁去年因灾减产较多，今年恢复性增产。 参考资料来源：央广网－世界濒临严重粮食危机
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最严重粮食危机，世界约25个国家将要面临严重饥饿危机，但是对于国内影响并不大！ 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最严重粮食危机，世界约25个国家将要面临严重饥饿危机这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组织机构联合发布的一项警告，警告一出人心大乱，为什么说粮食危机对于国内的影响并不大呢？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就是全球性质的粮食储量不足、粮食价格升高、产量大幅减少的情况，目前来说严重的全球粮食危机发生的几率并不小，本次粮食危机也十分严重的！ 一、世界粮食危机虽然严重但是对我国的影响是很小的。 虽然中国是粮食进口大国，但是我国的粮食进口主要是大豆，2019年我国水稻和小麦的产量是6864亿斤和玉米5200亿斤，若中国设有3亿户家庭每家屯粮500斤也只有1500亿斤，所以说是对于粮食危机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另外具有公开数据显示储备粮是很少动用的，并且中国人除了粮食鸡肉、猪肉等也是产量非常高的所以对于世界粮食危机我们并不用太过担心！ 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本次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致使粮食危机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世界石油价格的不断增加，使得农业生产生活的成本变高从而粮食的价格增高这就会促使粮食危机的发生，再者由于目前来说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多有发生，导致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减产甚至停产这也会导致粮食危机。本次粮食危机的原因多半来自疫情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疫情致使大量国家停工停产，粮食产量下降导致粮食危机！
50年来最严重粮食危机要来了，哪国将第一个遭殃？ 我感觉粮食这个问题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啊，现在粮食安全问题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粮食供应量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有一些国家其实他们的人口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种植面积却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就可以运用自己的这种情况呢来无限的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使得自己的粮食供应量非常的充足，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对外出口，从而获得自己的一个新的收益。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粮食可能会出现短缺，因为粮食问题说实话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因为如果一旦出现了粮食危机的话，可能最后影响到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发展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一旦真正的粮食短缺的话，可能有很多国家就会向外国进口粮食，虽然价格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从短期来看还是能够影响到一个真正的粮食供应的问题的。所以我感觉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其实如果综合来分析的话，可能最后造成的影响都是啊固定的。 而且很多情况之下，可能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并不是像我们嗯真实的情况那样，因为有很多可以变通的地方，特别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一个地区的粮食问题就会带动另一个地区的粮食的问题，而且啊粮食的这种价格的变动，最后影响的还是一个区域的整体的问题。 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很多区域都非常关心的一个粮食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地区的粮食出现了问题的话，可能这个地区的其他问题也会相应的出现感觉可能应该十分重视还可以。 脱离了这一点的话其他方面遇到问题的话就很难解决而且在这些方面如果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出现一些漏洞和所以我感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需要进行一个综合的处理和分析，只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才能够得出一个真正的结果，特别这一点的话，可能其他方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如果一旦出现就很难解决，很难嗯，能够得到补偿，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一个合理的解决的方式，脱离了这一点，其他方面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喜欢的朋友可以在相关评论区简单关注我将会，和大家积极互动积极讨论。
是的，此次联合国发布的粮食危机警告，为我们敲醒了警钟。根据各国农业部的数据，许多国家都面临着粮食危机问题，尤其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更为严重，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点，新冠肺炎在世界的蔓延。今年新冠肺炎来势汹汹，中国初期为防疫情蔓延，实行各种封城，封国政策，让居民足不出户。这些政策的出台，就使得大家都待在家，对粮食的生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大部分工厂停工，对经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前期中国疫情抑制住，结果国外却开始大爆发。尤其是对一些农业大国来说，他们生产的粮食无法出口，造成粮食浪费，而对需要依靠粮食进口的国家就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这个问题的背后需要反思的就是人类食用野生动物，造成疫情蔓延，也是因为人类破坏了大自然，才引发大自然的报复。 第二点，干旱，洪涝灾害来袭。近年来，世界的气候异常，全球变暖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洪水泛滥，前段时间，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洪涝灾害范围，山体滑坡，粮食被洪水冲毁。但也有少部分地区面对的是干旱，极度缺乏降水，使得地里面的庄稼没有办法获得收成，也造成了粮食问题。面对这样情况的不仅仅是中国，许多发达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而在这些灾害的背后，人类所要需要反思的就是环境问题，各种异常气候都与环境被破坏有着重大的关系。 第三点，蝗虫灾害的爆发。某些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蝗虫灾害，蝗虫吃了他们的庄稼，导致他们没有食物来源，这就造成了大批量的灾民出现。总之，这一系列灾害的爆发都与破坏大自然有着严重的关系。所以，作为地球公民，我们应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保护自然，爱护自然，其实就是爱护人类自己。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020年大家过得尤为困难，尤其是在年初疫情流行，很多人都暂停了工作的步伐，同时也引发了粮食危机的风波。甚至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还曾经发布了一篇文章，表示在今年可能会有至少25个国家将迎来饥荒的风险。而对于此种危机，中国到底有什么良策呢？接下来就一起来看看吧。 就是根据咱们国家的农业农村提供的数据可以得知，中国贮存的粮食还是很有底气的。就在去年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高达1.30,000亿斤。即使是遇到了粮食危机，但是也可以满足国人一年等需求。此外，对于粮食危机的讨论，农业农村部的管理人员曾经表示说，国家粮食安全标准要求是人均400公斤，但是就目前而言，咱们中国粮食人均是高达了472公顷，所以不要过于恐慌。 虽然中国粮食方面库存高，但是为了保障中国人的口粮，也需要未雨绸缪。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加强宣传，切勿因为粮食危机的言论引起市场恐慌。因为一旦群众出现恐慌，尤其是家庭主妇而言，就会在家里使劲囤积粮食，这种局面会导致国家出现波动。 除了关注库存量之外，中国相关部门还需要着重保护粮食安全。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怎么注意保护粮食安全，首先是耕地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里面很多高楼从居高层，这也导致了耕地持续减少。而且现在因为种粮食越来越不挣钱，人均工地面积少的同时，加上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种田，导致很多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所以在粮食种植发展的道路上，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同时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虽然因为今年疫情的原因导致很多行业停止步伐，过得非常艰难。但相信只要通过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的努力，未来一定会越来越阳光。
对于这场有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袁隆平表示，中国完全有实现粮食生产自给自足的能力，不会出现“粮荒”，但确保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松懈不得，这次全球疫情就是一记警钟。“中国饭碗”有底气的原因如下： 1、粮食产量稳步增长 201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突破5.5亿吨，2012年超过6亿吨，2015年达到6.6亿吨，连续4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水平。2018年产量近6.6亿吨，是1949年1.1亿吨的近6倍，粮食产量波动幅度基本稳定在合理区间。 201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0公斤左右，比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209公斤增长了126%，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2010年我国平均每公顷粮食产量突破5000公斤，2018年达到5621公斤。 2、粮食自给率高 以我国三大口粮——大米、小麦、玉米为例，三者的国内自给率平均在97%以上。 根据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数据，2019—2020年度，稻谷年度总消耗量约为1.97亿吨，国内稻谷年度产量约为1.99亿吨。大米进口方面，2019—2020年度，国内进口预计为250万吨，进口占消费比为1.3%，并不存在进口依赖问题。 2019—2020年度，国内小麦年度产量约为1.18亿吨，年度总消耗量约为1.12亿吨。2019—2020年度，国内小麦进口预计为350万吨，进口占消费比为3%，也不存在进口依赖。 我国每年国内玉米进口量为400万吨左右，相对比每年2亿多吨的消费量来看，进口占消费比例不到3%，同样不存在进口依赖。 作为“全球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相对于大米和麦子而言，其实我国真正的粮食进口大头主要以大豆、粗粮等为主，每年进口粮食1亿多吨，大米、小麦进口一般分别为200万吨、400万吨，占国内消费总量分别为1%至2%，主要起品种调剂作用。 3、粮食储备充足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截至2019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16连丰”，余粮相当充足。 2018年全国共有标准粮食仓房仓容6.7亿吨，简易仓容2.4亿吨，有效仓容总量比1996年增长31.9%。食用油罐总罐容2800万吨，比1996年增长7倍。安全储粮能力持续增强。 扩展资料 世界濒临严重粮食危机 自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以来，国际粮食市场出现较大波动，加之蝗灾、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使得全球粮食安全及短缺问题更加严峻。近日，联合国的研究报告发出预警，今年共有25个国家面临严重饥饿风险，世界濒临至少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7月13日，联合国五大机构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今年将新增1.3亿饥饿人口，全世界有6.9亿人正处于饥饿状态。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18年，约有11%的美国家庭已经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状态。美国阿肯色大学的最新研究显示，在美国部分州，近一半的受访者报告，新冠肺炎大流行威胁了食品安全。 这场全球浩劫，加剧了本就严峻的世界粮食问题，对粮食紧缺的国家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参考资料来源：央视新闻—世界濒临严重粮食危机 中国老百姓的“米袋子”会受影响吗？
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南部非洲地区或成为最严重的受灾地区！ 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虽然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但是对于一些其他国家严重的粮食危机会导致多人的饥饿甚至死亡，众所周知有些地方本身就“吃饱是福”了，粮食危机的到来更是会加大这种“奢望”的难度。那么什么是粮食危机呢？粮食危机即全球性质下的粮食储备量不足，粮食产量大幅减少、粮食价格大涨的情况，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粮食危机呢？哪里又会受损严重呢？ 一、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南部非洲地区或成为最严重的受灾地区！ 据统计表明此次受极端天气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今年南部非洲的13个国家有约45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其中840万名儿童面临严重营养不良，并且南部非洲的学校基本都处于停学阶段超2000万学生吃不到爱心餐也就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再者由于疫情的影响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政府采取“封闭”政策，致使很多人不能外出打工，停工停学带来的后果就是没有收入从而导致贫困，在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将难以生存发展。 二、是什么导致了如今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一点原因就是疫情，疫情在年初逐步席卷全球导致了多个国家和地区停工停学停产，这也就意味着那些本来本身就依赖进口粮食的国家会存在粮食危机的风险，再加上今年的天气因素所导致的各大地区粮食减产，特别是非洲蝗灾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粮食大减产才导致了全球濒临近五十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大胃王”吃播存在的弊病第一个是保底薪水低（一个月 2、3000 元），第二就是多数吃播从业者收入不敌食品开销，第三就是工作时间昼夜颠倒，需要花时间精力经营粉丝关系。 近日，据媒体报道：一位做吃播的主播坦言，自己做吃播只有四五千一个月的收入，为了支付食物的费用，她不得不去接一些模特、礼仪来赚一些零花钱。 迄今为止，她已欠下了七八十万元的巨额债务，直到现在还有26万没有还清。这些费用主要用来支付自己的餐费，另外一些用于自己的包装打造以及流量提升。 此外，为了博得观众眼球，不少吃播都存在催吐、假吃等问题，最终都是造成大量食物的浪费，因此央视也在最近几天两次点名了吃播问题。作为目前主要的直播平台，斗鱼、抖音和快手都纷纷表示禁止吃播浪费食物现象，直播平台表示严重的情况将对账号进行封号处理。 扩展资料 吃播挑战可以有，但必须以人为本、不能哗众取宠： 在我国也好、外国也好，都曾出现过吃播催吐后导致死亡的事件发生，其实并不是吃下去都吐掉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对于主播身体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 目前很多实体店都在模仿网络上的“吃播挑战”，达成多少目标就奖励多少现金。从营销的角度而言这无可厚非，可是这一方面会浪费大量的粮食，同时也会损害大多数挑战者的身体健康，真正成功的毕竟寥寥无几。 以这样的方式来换取打赏、博得眼球，既不符合“勤俭节约”的理念，又对店面的持续经营不利，建议还是慎重考虑为好。 参考资料来源：凤凰网-大胃王自曝为吃播负债数十万！
一、餐饮浪费率高达11.7％我国每年餐饮浪费很严重。 800亿斤至1000亿斤！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餐饮环节的浪费，真的是触目惊心，让人痛心。再来看一份报告，你的心情或许更为沉重。 我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而大型聚会浪费率更高，达到惊人的38％；学生盒饭有三分之一被扔掉；据测算，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在1700万吨至1800万吨之间，相当于3000万人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二、粮食产后损失高达数百亿斤粮食丰收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 或许你并不清楚，粮食从田间到餐桌，会有一个漫长的产业链，生产、流通、储存、加工，各个环节都会造成损失浪费。 咱们还是以数据说话：逢雨天谷物发芽霉变时常发生，农户储粮方法落后，每年粮食损失率高达8％；储运环节，由于物流设施和方式比较落后，抛撒遗留损失粮食150亿斤；加工环节，由于过度追求精、细、白导致企业过度加工，每年损失粮食150亿斤以上。 三、粮食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 这些年，咱们中国人的饭碗虽然端得很稳，但连年丰收、自给自足的背后，是我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仍快于产量的提高。所以，对粮食安全这件事，始终要抱有危机意识。别忘了，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任何微小的浪费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咱们国家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这个成绩着实不容易。从中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看来一刻也不能放松。 扩展资料：粮食的重要性： 粮食是国家的根本，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粮食充足至关重要，首先，对于人口来说，粮食充足，不用从外国进口，就不会受到太大的波动，曾记得美国因为要研制新能源而减少粮食出口，导致全球粮食价格暴涨。 但国家要是粮食充足，基本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又何必受到这些制约而影响国家的法杖，而且只有一个国家粮食充足，在战争年代，也是很有用的，古代多少的战士就是因为缺粮而被敌人缴获。
1、诚信经营：谨记无诚信不经营 粮油关乎民生，也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只要老老实实做经营、对得起良心，一切回报用户都会给你的。 建议，粮油店和粮油企业必须要把诚信放在首位，一定要有良心。尤其是在粮油产品上，比如过期的大米、腐烂的大豆、变质的菜油等都不要去做，要做对得起老百姓生命的产品。 毕竟，粮油店都是开在社区边，一旦出现事故，就会砸掉自己的牌子、生意就没有办法做了。 2、多产品经营：确保整体盈利避免利薄窘况 利薄是粮油店的一个现状，有些产品的利润只有几分钱。但粮油产品是刚需，需求量特别大。 建议，粮油店和粮油企业必须要进行多产品经营，不能靠卖一款产品，这样会亏死。老陈的粮油店经营着大米、玉米、大豆、菜油、杂粮等30多个粮油品种，只要品类齐全了，利润才能上来。 3、选址很重要：选址不对累死牛 粮油是民生产品，因此选址一定要选在生活区，生活区人流量大、便利、方便客户选购。 建议，每一家店开在小区里或者小区门口，拉近与用户的距离，方便客户购买与选择。 4、了解用户需求：用户需求才是粮油生意出路 建议，粮油店的老板一定让自己站起来做生意，而不是坐在那里。你必须与进店的每一个人唠嗑、交流。通过谈话中，了解用户喜欢什么产品，对哪些产品关心。之后，结合用户需求采购相关的产品。 比如，在高端小区，用户对高端大米和食用油比较看重，因此老陈从日本进口大米、从澳洲进口食用油。老陈发现，高端的产品虽然价格贵，但有品质的产品很受周边居民的欢迎。 5、定价合理：不同产品不同定价 粮油店如何与超市竞争，除了方便、品种就是价格。因此，作为粮油店在价格上必须要优势，同时在定价上要分出高、中、低三个款式，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建议，粮油店都是小本经营，在价格上确有优势，但不要打价格战，打价格战受害的依然是用户。因此，粮油产品定价必须要根据产品和需求来定价，并且定不同的价格。
按种类分的话，我国的粮食主要包括： 麦类 ：小麦 、大麦 、皮麦 、青稞、黑麦 、燕麦; 稻类：粳稻 、籼稻 、糯稻 、陆稻 、深水稻 ; 粗粮类 ：玉米 、高粱 、荞麦 、粟、黍; 此外尚有作为补充主食用的粮食作物：小豆 、绿豆 、木薯 、番薯 、马铃薯。 在以上这些粮食作物中，产量一直居于首位的稻谷，小麦产量位居第二位，玉米产量位于第三位。与其它国家相比，稻谷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我国小麦产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玉米产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 我国粮食生产九大分布区域： 生产条件和基础好的地区：太湖平原、洞庭湖平原、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 增产潜力较大的地区：江淮地区。 粮食商品率较高的地区：松嫩平原、三江平原。 此外，种子的生产经营，在黄淮小麦优势区、东北大豆优势区、西北棉花优势区、东北和长江中下游水稻优势区、西北杂交玉米制种优势区，都形成明显的区域优势。黑龙江垦区已经成为东北粮食主产区的主要生产基地，新疆兵团已成为西北优质棉的主要生产基地，广东、广西垦区已成为蔗糖的主要生产基地，海南、云南、广东垦区已成为天然橡胶的主要生产基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像一个窗口，通过它我们看到了中国体制与西方国家的体制差异，看到了民众应对疫情的不同行为选择，也看到了民众对自己国家和他国的看法。（图：/s//s/BN43_zWkjX4qpDN_tyr6jA.
[3]路易·迪蒙，桂裕芳.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
[4]戴景平.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对立——中西方人生哲学理论基础的差异[J].长白学刊，2010（06）：18-20.
[5] 路易·迪蒙，桂裕芳.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P23.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作者：杨海燕，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政策分析师。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2020征订火热进行中
张佳俊 |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环球同此凉热，当前疫情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积极应对的大考。所谓大考，考的是一国面对突发而复杂的社会风险时的应变处置能力——尤以行政治理能力为要端。对于中美这两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这一点已在疫情防控中显露无遗。但世人注意到，两国“应考”的节奏感和方式大有区别，效能也颇有差异，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造就了不同的行政能力。事实上，过去数年，中美曾不约而同地发起过大规模的行政改革，都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权力整合、行政系统的集约重组以及行政放权与收权的策略性组合，来实现治理的降本增效。不同的是，美国是在既有权力框架内增强对行政的权限控制，贯穿着整体战略收缩的逻辑，着眼于提振经济发展动力、保护美国本土利益和安全；中国表现为制度性、结构性的党政权力整合，含有重新激活政党伦理的基调，着眼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应对内外风险挑战。巧合的是，正当中美都困扰于“政治与行政”协同难题、还没来得及彻底完成改革之时，一场突袭而来的世界级大疫就对两国行政体系发起了挑战，而这，也为我们检讨和思考全球高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2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大国行政：在扩张与“驯服”之间
晚近百年来，在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理性化浪潮中，行政科层制成为国家治理的普遍模式。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现代行政在它取得统治的地方，不仅改造了古典意义上的官僚政治，也修正了以权力分立为底色的形式法治传统，成为现代治理重构的核心变量。
然而，行政统治的内在矛盾也日益凸显：一方面，行政组织越庞大，权威对组织的控制就越容易被稀释，结果是行政协调难度递增，而决策及执行效率递减；另一方面，行政职能越来越专，执行权力越分越细，治理链条越拉越长，官僚主义、治理失灵问题也越发突出。 面对这个巨大的“利维坦”，如何规训其桀骜乖张，激发其能动活力，一直是世界性难题，对大国而言尤其如此。
近年来，中美两国不约而同地把“驯服”行政作为治理变革的优先选项，先后发起大规模的行政改革。
这一变化既与两国各自的政治更替形势直接相关， 也是后冷战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竞争的最新延伸。 过去数十年，政治体制及意识形态之争逐渐从喧嚣走向沉寂，一度被遮蔽的国家构建与治理问题——包括行政能力的塑造——重返全球政治议题的中心。如西方学者坦言，国与国最重要的政治分野在于政府有效程度（亨廷顿语），因而国家构建特别是行政能力的塑造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福山语）。在传统世界秩序松动的变局下，国家治理效能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意涵。
特别对中美这两个面临大规模复杂治理问题，又兼具全球竞争力的超大型政治体来说，虽然其制度有别、国情迥异，但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并且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如何重组和优化行政权力结构，塑造一个政治控制适度、权能有机整合、依法高效运行的强大行政体系，维持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对外辐射能力，是两国都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官僚政治传统，政治权威与行政官僚的互动博弈贯穿于古今政治始终。从传统转入现代之后，中国政治一度呈现为古典政治与模仿西方新官僚政治的混合形态，后经苏俄化改造，最终形成了党政复合型体制。在这一体制内，执政党一面积极建立专业行政组织，一面以党纪和反官僚化运动对其加以引导和控制。
改革开放以后，在由“总体支配”转向“技术治理”的过程中，伴随从党政合一到党政分开、政治与行政相对区隔的重大变化，行政科层化的技术治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展，行政不断吸纳政治、政治日益技术化的趋势也越发明显。以至于一段时间内，政治理念被科层化和技术化肢解，技术性指标和方式往往被当作治理目的本身，而与政治原则产生一定的脱节；与此同时，行政组织急遽膨胀，其内部职权交叠、多头管理、部门主义、官员腐化等问题也不断积累，使得技术治理方式本身也面临能力内耗和效能递减的挑战，在风险社会中陷入进退失据的被动状态。在此意义上，过分技术化、分解化的行政之治，不仅难以适应高风险社会的治理要求，难以继续为政治权威提供预想中的正当性来源，反而容易削弱政治价值的黏合度和行政的有效性，乃至销蚀权威的合法性。
而对素以有限政府理念自居的美国来说，其公共行政则一直处于矛盾之中：过去百年来，面对治理需求的井喷式增长，美国人虽然内心敌视、疑惧官僚集团坐大，反对政府干预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实践中却不断发展壮大行政力量，将 行政之手伸向社会经济各领域，最终塑造出一个以大规模的行政机构和垄断性的行政管制权为特色的“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 。尽管行政国家一直面临合法性争议，但在“官僚化-去官僚化-再官僚化”的美国历史循环中，它不仅获得了螺旋上升式的成长，逐渐集立法、执行、司法等多种职能于一身，而且还在法律框架内成熟定型，最终的结果是美国政府规模越来越大。这也意味着 美国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向——传统立法至上原则或司法中心论都相对谦抑，取而代之的是以行政为主导的现代政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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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在“9·11”事件和金融危机接续爆发之后，政府干预不断强化，至奥巴马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很多美国人担忧，这一趋势是对分权体制和有限政府理念的破坏，而且行政系统作为具有技术支配性的“独立王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总统权，反过来“使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领导受他们的摆布”。从治理实效看，大政府、强干预模式虽应美国经济社会危机而生，但也意味着高昂的治理成本和可观的寻租空间，反过来又会干扰经济发展，无助于从整体上解决失业率上升、社会分化加剧等问题；而一些官僚被党派或利益团体俘获，甚至形成充斥腐败污泥的“华盛顿沼泽地”（Washington Swamp），更是成为众矢之的。这一切使得行政管制的正当性再次受到质疑，“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爆发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很大程度上也与此相关。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一上台，其时任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就宣布把“解构行政国家”（De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与“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同列为三大核心政纲。
▍重塑行政：从政治重构到技术改良
（一）政治控制：殊途同归的重构进路
透视上述行政症结可以发现， 如何重构政治权威对行政系统的适度有效的控制，是当前中美两国都欲解决的重要问题 。 美国是在既有权力架构内增强对行政国家的权限控制；中国的改革有别以往，表现为一场制度性、结构性的党政权力整合。
在美国现代行政史上，对于行政扩张或收缩的控制，大都在总统主导、立法与司法协同的模式下完成。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但总统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直把 增强总统政治权威及其对行政的控制置于首位 。在议程设置上，特朗普不按套路出牌的种种做法——例如“推特治国”，不仅为其争得了政策设置主导权，也对建制派和行政系统的掣肘形成反制。在用人上，特朗普不仅频繁更换内阁及白宫高官，还屡屡提名新人出任联邦独立行政机构要职，以强化其对行政系统的掌控。在政策实施上，特朗普虽然反对奥巴马时期的行政扩张，但比前任更积极地绕开国会，通过准立法性的行政命令来推行政策。至2019年7月20日，特朗普在两年半内签署了117份行政命令，以47份的年均签署量，位居里根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之首。而在其政策受阻时，他甚至不惜多次动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来强推相关议程。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还协调不同的政治力量，例如与一度被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合作，从立法权和监督权上加强对行政机构权力的规限；又如以发起诉讼、提名保守派人士出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方式，促使法院否决上任政府的部分管制政策，回调司法过于顺从行政的趋势。 这些都贯穿着“解构行政国家”背后的深层逻辑：所谓解构，并非彻底拆解、取消行政，而是适度限制行政，即通过强化政治控制，来相对削弱行政国家的权势。在美国政治分化加剧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势必须要“驯服”在民主党主政时代过度膨胀的强势行政，重塑契合共和党政治目标的行政系统及其运作方式，以确保其忠实执行既定政策。如此解构，实以行政权内部调整的方式来强化总统“一元化行政”（Unitary Executive），进而巩固行政主导体制。
与美国不同，中国行政改革是作为党政机构改革的重要部分， 被放在国家治理变革的整体视野中来设计的 ，因而 从一开始就涉及根本性的制度结构变化 。自2012年以来，伴随复归政治传统之势，反“四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反腐巡视等行动接续展开，包括行政组织在内的整个官僚体系都被纳入政治重塑的轨道。在其后的制度化阶段中，执政党逐步扭转近40年来的党政分开导向，转而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调党政融合。这一党政关系的重新定位成为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主旨，在行政领域表现为改革重心的转变，即从过去单方面的行政内部优化，转向融合党政双重维度的统一政治领导、机构合署合并及职责统筹协同上来。例如在党的统一领导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定期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已事实上成为一项制度性安排；而设立一批覆盖重要改革和治理领域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并将其部分办事机构设在国务院部门中，则被视为加强党对行政的统一领导的重要举措。在党政合署合并及职责协同方面，分类实行机构合署办公、归口统一领导、机构整体并入、部分职权划转等机构改革，则意在避免政出多门和责任推诿，减少多头管理和职能重复。
在官方看来，改革主要针对“一个时期片面理解和执行党政分开”所导致的政治支配弱化现象，就是想“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问题”。随着改革的实施，行政力量被进一步整合到政治支配结构之中，行政治理被赋予更多的政治伦理意涵。这也意味着， 行政不仅要承担技术治理责任，而且要和执政党共同肩负起更高的政治责任。
（二）行政整合：一体化重组与企业化改造
具体到中美两国行政系统的改革，二者都具有集约整合的趋向，都试图通过优化机构设置、职能分配和权责机制，形成高效能的行政架构和运转体系，但改造方式和进度大不相同。
就中国而言， 党政融合与协同的政治逻辑不仅重塑了政治支配结构，而且也直接延伸到行政系统之中，形成了一体化整合的改革路径 。从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看，改革不仅仅是精简化，而是统一整合行政机构并理顺其职、权、责，祛除制约行政能力的痼疾，提升全系统的运行效能。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思路，除了前已论及的党政合署合并改革外，在自然资源、应急事务、卫生医疗、退役军人、金融、税收、审计、援外等专业领域，都实现了机构与职能整合。 整合后的新机构，职能属性更加聚焦，权力配置更为集中，管理范围得以扩大，本意是要形成基于专业化的整体治理能力。 在行政执法领域，改革也以大整合来减少执法力量种类，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以期克服“九龙治水”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改革还涉及跨军地力量重置，即通过武警部队序列调整、划转改制、兵力撤收等方式，解决在执法领域梗阻多年的军警民不分问题，既进一步增强行政系统的专业化，也强化对武装力量的统一调度。另外，改革也有意理顺央地行政关系，在确保政令统一的前提下，要求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以期强化央地一体纵贯的行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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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中国的改革已基本完成机构调整，但还有待职能优化，而美国的行政系统重组则处于启而不动的状态。 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名为“重组行政部门的全面计划”的13781号行政命令，要求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限期制定重组政府职能和裁撤冗余行政的计划，以提高行政部门的效率、效能和可问责性，由此迈出了美国联邦行政系统新一轮改革的第一步。2018年6月，总统行政办公室正式公布了长达132页的《提供21世纪的政府解决方案——改革计划与重组建议》。这份具有浓厚新公共管理色彩的提案，以私营部门的企业组织架构为样板，提出了34条改革建议：例如合并教育部和劳工部，重组农业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交通运输部，整合人口普查局、经济分析局和劳动统计局，改造能源部、国际开发署、环境保护署，强化小企业管理局，重组或私有化邮政系统，设立公私合作机构等等。提案寄希望于用企业化的方式来改造行政系统、提升行政效能，但这种方式能否解决问题，历来存有争议。由于这份争议性的方案还有待美国国会批准，改革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三）治理优化：行政放权与扩权的策略性重置
行政治理的优化，重在理顺治理机构与治理对象之间的关系。对此， 中美两国都采取了选择性的行政权力调整策略，即一面推动行政放权，减少、规范政府干预，一面在特定领域强化重点监管和政策引导。
中国的简政放权改革始于2013年， 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主要围绕行政权力的放和收而展开。 从国务院大量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层层推行权责清单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到全面实行“三证合一”改革、实施大规模减费降税，再到地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兴起，以放权来转变政府职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一直被视为改革主调。据中国官方统计，2012年至2017年，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认定大幅减少。 然而，在金融、环保、扶贫、公共安全、知识产权等重点领域，则出现了行政扩权趋势。放权与扩权并行，反映出改革被寄予了既要扫除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又要防范潜在风险的双重使命。 这一逻辑同样融贯于对外领域的行政实践中。随着自贸区改革、通关便利化、外商投资自由化等政策的落地，对于外贸和外资的行政管制日益宽松；相反，对外投资领域则呈现出强化管制的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取代以往分散的投资布局后，政府对资本输出的统筹引导明显加强；面对内外经济风险，监管部门对资本输出的控制也经历了由相对宽松到逐步从严的转变。
就简政放权而言，美国与中国可谓不谋而合。如前所述，奥巴马时期的过度干预模式对美国经济社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这使得特朗普政府以解构行政国家之名推出了一系列去管制化政策，例如大规模减税、削减金融监管、弱化环保行政、解禁煤炭油气开采、放松通信网络竞争、悬置全民医保法案等，颇具“拨乱反正”的意味。
2017年，特朗普一上任就紧急撤销、冻结一批行政管制措施，并且连下两道行政命令，发起了继里根之后数十年里“反对政府监管的最强攻击”。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新设1项行政规章必须同时废除2项既有规章”的削减原则，而且要求各机构专设管制改革官和工作组，对妨碍就业、过时无效或不必要、成本高过收益的现存规章提出废改举措。据美国官方统计，至2018年底，特朗普政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已推迟或撤销行政管制2253项；新设管制措施也被压缩至229项，相比同时段内奥巴马时期的647项和小布什时期的465项，分别减少65％和51％。
与这种去管制化面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政府在移民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外商投资、国际合作、通信技术与知识产权、太空开发等特定领域加强了干预。例如，有别于中国进一步松绑管制、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做法，美国反对原有自由贸易体系，频推保护主义措施，单方面挑起一系列国际贸易争端；作为策应，美国政府对外商投资的区别管控和对境外企业的“长臂管辖”也愈演愈烈，甚至还出台了“封杀”中兴、华为等中国企业的专项管制政策。
上述对于行政权力的两种策略性配置， 本质上都是特朗普政府实现其另外两项政纲——经济民族主义与保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技术化手段，三者最终都统一于“美国优先”的施政目标。
▍政治与行政：治道变革的协同难题
过往一段时间以来，公共行政过度偏离政治伦理、日渐臃肿却频现治理失灵，对中美两国的国家治理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面对治理挑战， 中美两国都试图通过政治层面的权力整合、行政系统的集约重组以及行政放权与收权的策略性组合，来实现公共治理的降本、提质、增效，其根本在于调整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中国行政改革内含 重新激活政党伦理的政治基调 ，为了弥补行政技术与政治传统的断裂、增强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整场改革以党政整合为核心，改革者一方面希望强化对行政的政治控制和一体重组，促进治权和责任的结合，提升治理的抗风险性，另一方面希望通过简政放权来调整行政与市场、个体的关系，释放市场和社会的活力，提升治理的穿透性。而随着长期被边缘化的旧保守主义重新回潮，美国行政改革则贯穿着 整体战略收缩、发展重心回调国内的“美国优先”逻辑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注重强化总统权威，并通过重新调整部署行政权力、推动行政系统的企业化改造等方式，试图修正被自由派政治正确所裹挟的诸多“华而不实”的政策，提振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保护国家安全。这种以复兴各自政治传统来修复当下治理痼疾、增强行政能力的过程，能否成为现实，还面临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尽管机构改革已近乎完成，但并未发生“化学反应”，治理效能和政策实效尚未同步提升， 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有增无减 。而在经过政治重塑的官员中间，因为不适应从过去一段时间以利益最大化为中心，到如今以政治伦理为中心的“动力机制骤然置换”过程，也出现了某种不愿担当、不敢作为的负面倾向。这显然有悖于改革初衷，也使得旨在扭转技术治理偏向的改革，复又面临被科层化和技术化层层肢解的困扰。
另一方面，伴随党政融合的深入，行政力量的再政治化和政党力量的进一步行政化几乎如影随形。按照改革本意，这是为了促成政治性和技术性、伦理性和专业性的有机结合，从而凝聚国家治理的复合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两种趋势之间也有一定张力，实践中容易诱发诸多权责博弈和协调难题。这预示着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行政改革的难点将从大规模的权能整合和机构重置，重新转移到高难度的权力平衡上来。众所周知，对于行政的政治规训必不可少，但也需要保持在合适限度之内，为行政活力的再激发留下能动空间；此间平衡一旦打破，政治便容易陷入与行政的交缠泥沼之中而难以自拔，而行政的专业性和自主性也可能被消解，由此导致行政治理的失灵及其对政策合理性的反噬。这是一场更为持久的挑战，也是推动制度创新的契机。
而美国的改革则面临更大的政治变数。历史地看，近百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多以提高行政效率之名，行加强行政控制之实，但由于国会制约、利益集团介入、文官集团阻挠等原因，这些控制往往收效不大。而且 行政国家一直处于去管制化和再管制化的历史循环之中，其间虽不时有削弱之举，但结果往往招致更大反弹。 此次特朗普政府改革的力度不小，但恐怕也难以摆脱历史的“魔咒”。众所周知，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自特朗普当政以来，更是达到了新高点。如今，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与传统建制派之间的政治缠斗甚是激烈，在两党各执一院的形势下，党派相争动辄造成政治僵局，常常使改革陷入寸步难行的内耗“漩涡”。
例如，解构行政国家之举受到推崇政府干预的美国民主党人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去管制化运动无助于降低行政成本，反而利于维护大资本利益，将进一步加深经济社会不平等的鸿沟，因而采取公开批评、立法抗争、司法诉讼、州权抗衡等方式来加以阻击。又如，特朗普政府之雄心勃勃的政府重组提案已公布一年有余，至今未见国会程序上的实质性推进；同时，因总统与国会的政治僵持而导致的政府间歇性“停摆”事件却已多次发生，甚至还出现了少见的弹劾风波，这也预示着改革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随着新一轮美国大选的开始，特朗普即便获得连任，也要首先调整激进的政治策略，尽可能推动政治层面的妥协和整合，从而为重构行政体系创造足够的政治空间。
透过中美两国改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理顺并推动政治与行政的相互协同关系，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必将是大国治理变革乃至治道竞争的核心难题。 这一问题具有周期性和长期性，不大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决，而只能在不断改革中加以矫正、调适和优化，进而推动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制度和意识形态分野的现代行政转型。 在此过程中，谁能提供具有示范性的有效方案，谁就有可能为人类治理文明的历史性跃迁做出可贵的贡献。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1期，原标题为《“驯服”行政？——中美治道变革比较》。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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