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一号坑全景

陕西省首次集中编撰的《陕西帝王陵墓志》，近日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与西北大学合作并委托西北大学负责编纂的，是陕西省继《陕西省志 . 黄帝陵志》《茂陵志》之后取得的又一个帝王陵墓类重要大型修志成果。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过去的研究资料表明，历代帝王留下的70多座帝王陵墓，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天下第一陵”——黄帝陵

关于陕西的古代帝王陵墓，长期以来有72陵之说。此次《陕西帝王陵墓志》中首次披露，其帝王陵墓总数应为82座，总数位居全国第一。这一新说，“推翻”了传统的72座帝陵之说。

38万字200余幅照片，全景展现陕西帝陵历史与现状

据课题组负责人兼该志主编、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徐卫民教授介绍，《陕西帝王陵墓志》分为先秦帝王陵、秦代帝陵、汉代帝陵、十六国北朝帝王陵、隋代帝陵、唐代帝陵和明代藩王墓共7章50节38万字及图片200余幅，个别“号墓为陵”的王陵和列入陕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的陵墓以附录形式记述。该志从墓主生平、营建始末、遗迹遗物、研究现状、保护状况等方面，全面、客观、系统地展现了陕西帝王陵墓的历史和现状，集史料性、知识性、权威性和综合性于一体，为陕西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志采用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相辅，各章节内容一般依时代或类别分目。各陵墓分章记述，整个章节内容详尽、层次分明。

徐卫民：陕西帝王陵墓总数应为82座

历代帝王陵是我国十分珍贵的民族瑰宝，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民族智慧，成为展现当时国家实力和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重要载体。

“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黄土埋皇上”。自西周建立至唐灭亡约2000年，先后有14个王朝在陕西建都，帝王们把自己的陵墓也修筑于此，历史上的周、秦、汉、隋、唐为陕西创造了辉煌的地上地下文化。  徐卫民认为，陕西帝王陵演变在中国帝王陵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盛世时期的帝王陵和文化遗存众多，陪葬品极为丰厚，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

▲乾陵陵园内的“无字碑”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远景

徐卫民认为，陕西帝王陵墓总数应为82座。他说，陕西除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炎帝2陵外，还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景公、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6陵，秦朝秦始皇、秦二世2陵，西汉11帝陵；十六国至北朝时前秦苻坚、大夏赫连勃勃、西魏元宝炬、北周武帝宇文邕各1陵，隋代文帝杨坚1陵，唐18帝陵，以上经田野调查能基本确定的有44座。还有虽未确定墓冢，但经多方面考察确认应葬在陕西的有，西周13位帝王中的7位、秦23位秦公、前秦的高祖苻健、后秦的太祖姚苌和高祖姚兴、北魏的孝武帝元修、西魏的恭帝元廓、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宣帝宇文赟共38位。以上合计82座帝王陵。

据介绍，陕西目前已正式发掘或局部试掘的帝王陵墓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一号陵墓；秦代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青铜水禽坑等；西汉阳陵阙址、丛葬坑、礼制建筑遗址；茂陵陪葬坑，杜陵陵园遗址等；北周武帝孝陵；唐代的乾陵羡道、三出阙遗址、陪葬墓，昭陵的陪葬坑等；以及让皇帝惠陵、唐僖宗李儇靖陵等。

陕西帝王陵中，目前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7处。

规模庞大的帝王陵，营建过程令人瞠目结舌

陕西帝王陵园气势宏伟，建筑布局严谨，随葬品丰富，蕴涵着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从目前勘探和调查来看，陕西众多的帝王陵墓规模都较大，这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产物和地上世界的真实反映。特别是秦始皇陵、汉唐帝陵影响巨大、规模庞大。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面积达60平方公里，唐太宗昭陵面积达200平方公里，无论是“封土为陵”还是“以山为陵”都显得非常壮观。

这些帝王陵墓的建设是以生前的宏伟宫殿和都城为示范进行修建的，统治阶级生前所有的或希望得到的在帝王陵园中都基本得到体现，“若都邑”成为陵园建筑遵循的模式。

我国早期的墓葬地面之上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战国时期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后来君主都以封土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等级，墓封土愈修愈大，高大之状犹如山陵，所以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到秦始皇时更称“陵”为“山”，名为“丽山”。从汉代文帝开始出现“以山为陵”，气势雄伟高大。唐代关中的18座帝陵都是“以山为陵”，气势更为高大。

据徐卫民介绍，古代帝王陵建设是最重要的国家工程，一般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来监督修建，由少府、太常等机构进行管理。

秦始皇13岁一即位就开始修建陵墓，动用了70万人、修了近40年还没有修完，陵园面积达到56.25平方公里，如果不是秦的快速灭亡，秦始皇陵的规模还会扩大；西汉时的帝陵规模也很大，据《汉旧仪》记载：“......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

帝王陵的营建过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高大的封土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地下宫殿象征着生前的皇宫，陪葬品应有尽有。从西汉霸陵“依山为陵”开始，到唐18陵中就有14座是“依山为陵”。秦汉隋唐时代气壮山河的帝陵，就是当时帝王好大喜功文化的产物。

营建费用也很大。帝陵一般从新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建设，要耗用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比如，汉武帝在位54年，他的茂陵就修建了53年，到晚年人还健在，其陵园面积已经达到60平方公里，地宫里的陪葬品已经塞得满满的了。

修建帝王陵，除了为死后的帝王建栖身之所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修建陵墓来保持原有的政治权威，并且一代代传承下去。秦始皇在选择帝号时，除了要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择出“皇帝”二字外，特意又在前边加了一个“始”字，就是说从他开始，要二世、三世传下去，直到千世、万世，永远无穷。

在陕西建都的朝代多是中国古代盛世时期，又是古代厚葬盛行时期，尤其是西周、秦、西汉、唐几个朝代，因此陪葬品数量多、品位高。秦始皇陵已发现的陪葬坑、陪葬墓多达600余处，在汉武帝茂陵发现的外藏坑就达401个。  

公路将“串起”29座汉唐帝陵，形成帝陵旅游道路网 

陕西有29座汉唐帝陵，正式对外开放的有6座，分别是西汉阳陵、杜陵、茂陵和唐乾陵、昭陵和桥陵。但不少帝陵由于交通不便，甚至被撂荒在山野和农田里。陕西为此出台了《汉唐帝陵文物旅游交通线路规划》，拟用两年时间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帝陵旅游道路网，用公路将这29座汉唐帝陵连接起来，形成独特的汉陵和唐陵“两横、三纵、多支线”“一日游”旅游线路。此举必将为帝王陵的有效保护和“让文物活起来”发挥积极作用。

▲西汉十一陵分布示意图

▲《陕西帝王陵墓志》正式出版发行

如今，走近帝王陵已经成为陕西旅游发展的主力军，秦始皇陵是目前陕西帝王陵中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世界上数千万人实地参观，更有200多个国家元首来此观光，极大地提高了陕西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知名度；汉景帝阳陵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文景点，地下陈列形式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技术良好结合，为陕西帝陵旅游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以雄伟气势征服海内外观众。专家指出，随着帝王陵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陕西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文：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图：《陕西帝王陵墓志》编纂组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黄帝陵是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墓所在，是海内外华人祭祖的圣地。黄帝陵的存在已有久远的历史，历代均有修葺。今天进行黄帝陵的整修，乃是黄帝陵历史的一次延续和发展，也是在当代进行的规模空前的大整修活动。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决定古代陵墓建筑的主要因素，一是葬地“风水”，二是陵墓制度。古代陵墓建筑的规划设计往往就是这两者的结合。葬地“风水”是中国古代自然观及风俗文化在陵墓选地上的反映；陵墓制度则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在陵墓建筑上的体现。今天我们进行整修黄帝陵的规划，要体现黄帝陵历史的延续和发展，也就不能不对它与古代“风水”文化和陵墓制度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1 关于“风水”文化
　　黄帝陵坐落在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上，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当我们从关中平原北上，越过一道道土塬、梁峁、沟壑，进入黄陵县境的沮水河谷，便会望见一座柏林覆盖，葱笼苍郁，一片黛色的山。它就像浩瀚的黄土海洋中的一块绿洲，像苍茫的黄土地上镶嵌的一块碧玉，这就是黄帝陵冢所在的桥山。沮水像一条金带三面环绕着桥山，周围山塬回抱。人们会感到，这里的大自然有一种神秘，一种神奇。当我们跨过沮水，爬上桥山，置身于茂密的古柏林海之中，又会感到它的庄严，它的静穆，感到大自然所蕴藏的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这样认为，黄帝陵的神圣和伟大，不仅在于黄帝在我们华夏民族历史和人们心中的地位，而且在于黄帝陵所处的大自然所显示出的特有的气势和氛围。
　　而当我们进行整修黄帝陵规划，更深地去审视这里的山和水，审视它们与周围环境的关连时，则会发现，原来黄帝陵的山水恰恰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的“风水”文化。可以说，正是黄帝陵的“风水”，造成了其所以为黄帝陵，而非别的陵的固有特征。
　　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环境的角度，“风水”都是整修黄帝陵规划中不能不认真地加以认识和对待的重要因素和一个无可讳避的传统文化问题。
　　我国古代极重居地和葬地“风水”，把它视为吉凶休咎攸关的大事。这个传统文化早始于商周时代的卜宅。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风水是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天、地、人合一的观念，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存。它是一种包含神秘色彩、迷信成分、朴素思想、合理内涵混杂的传统文化积淀。风水在中国几千年传统建筑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决定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主要因素，一是陵墓制度，二就是“风水”，这确是建筑历史的事实。
　　但在整修黄帝陵规划中，我们并不是要全面地来讨论“风水”本身的真伪问题、科学与迷信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庞杂，也太深奥，非我们的学识和精力所能及。我们的工作不过是发现它，并把它作为历史存在的事物，在规划中力求尊重它和利用它，使之不致由于我们的无知而受到不应有的破坏(“风水”中称“破风水”)。
　　按照史书的记载，黄帝生活的时代，当是我国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桥山的西南，也就是今黄陵县城的所在地，是一块缓坡伸向沮水的阶地，在这里曾陆续发现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恰恰是适合于原始农耕氏族的聚居地，它也可能曾是黄帝氏族部落最初生活的一块地方。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以及《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北巡朔方(汉朔方郡，今陕西以北，内蒙境内黄河以南之地)，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是关于桥山黄帝冢最早的权威性的记载。然而，桥山黄帝冢的存在究竟始于何时，今已不可考。
　　追溯墓葬的历史起源，墓地作为死者的归宿之处，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产生“墓地”的观念，大概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就开始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一般还居住在天然洞穴里，同样，洞穴也就成为死者的墓地，如北京山顶洞人洞穴墓地。在世界许多国家，如前苏联、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都有类同的发现，考古学称为“居室葬”。新石器时代，人们营建村落聚居生活，已知道将墓地选择在村落附近的高亢之地，例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陈村的氏族公共墓地。秦汉以后，墓地“堪舆术”(“风水术”)兴起，墓地的选择便成为埋葬死者的头等大事。
　　桥山黄帝冢，即使是如《史记·封禅书》所说：“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的“衣冠冢”，它所处的环境特征，必是反映了古时人们的墓地观念，也就是后世所谓的葬地“风水”。
　　我国古代“风水”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我们要讨论黄帝陵的“风水”，也应当是引用我国早期“风水”文化的观念，来加以对照、印证，才能与黄帝陵的历史相贴近。 
　　什么是“风水”?“风水”二字，现知最早出现于晋人所撰，托名郭璞的《葬书》。汉时不称“风水”，而称“相地”，也称“堪舆”，如《史记·日者列传》中就曾记载由“五行家”、“堪舆家”等就择日问题进行的一场辨讼。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又把相地称为“形法”，有《宫宅地形》二十卷，今已不存。
　　后世研究“风水”者均认为，郭璞的《葬书》当是集先秦及两汉以来风水学之所成，还有作者佚名的《黄帝宅经》一书，是论中国古代“风水”之流传最广、留存下来最早的经典性文献。
　　按《葬书》所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乘生气”，就是寻觅和利用“生气”。“生气”或“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概念。《易·系辞》疏说：“阴阳精灵之气，氤氲(气旺盛)积累而为万物。”就是说，这种“气”，是万物赖以生长发育的元气。而这种“气”是不可见的，但“气”随着“形”(山气水势)而行而止，人们可以“循地理而求之”。相宅也好，相墓也好，都是要寻求“聚气”的地方。以《黄帝宅经》和《葬书》的说法，这样才能“感通天地”，“鬼福及人”，得到“安”、“昌”。
　　“气”之说，是“风水”的核心，它也使“风水”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么，这种“生气”聚结之地，人们又如何“循地理而求之”。
　　《葬书》讲：“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全气之地，当葬其上。”
　　就是说：平地看土垅的脉，山地看峰岭的脊，看其走向，东西或南北。千尺之外远观其势，百尺之内近观其形。“气”依形势而行而止，势行形止，就是聚气的地方。聚气的地方，就应当安葬在这里。
　　又讲：“宛委自复，回环重复，若踞而候也，若揽而有也。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
　　说的是：山势要蜿蜒盘亘，层叠环抱，像(尊者)端坐着而有所等待，像双手向前揽抱而有空余。有山趋前拱卫而不僭逼，有水在此停留而不泄。气贯通于山川之中，在行中积蓄，在止中聚结，阴阳相交而调和。土厚水深，草木茂盛。这样的地方，真是贯如千乘诸侯，富如万金富豪!
　　《葬书》又讲，好的山形是：“玄武(北面)垂头，朱雀(南面)翔午，青龙(东面)蜿蜒，白虎(西面)驯俯(俯伏)。”好的水势是：“潴(聚)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
　　我们可看出，这样的山形水势，就是一种山环水抱、均衡格局的封闭型空间环境，“风水”中所谓“藏风聚气”的宝地。这种山川发育的形态，在古代作为居地，是适于农耕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但作为葬地，则并无任何的人的生存意义。不过当我们排除葬地风水所包含的神秘色彩和迷信成分，无疑仍具有一种风景景观价值和生态环境意义。
　　黄帝陵的山水形势，也就是古人按照当时的葬地“风水”观念所选择的一块具有风景景观价值和生态环境意义的宝地。
　　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发端于陕西、甘肃省界的子午岭，自西北向东南伸延，至黄陵县境孟家塬突入沮水河谷。沮水也发源于子午岭，自西向东流，注入洛河。从小环境来说，桥山是沮水与孟家塬之间的一座山。黄帝冢位于山上海拔972米处，其北有海拔994、1021米两座山峰为依托，在后世风水中称“后照”或“后屏”。桥山山脊分水线的走向为南—北，偏东32°沮水至此，屈曲流过”，三面环抱桥山。山南有山，隔河与桥山相对，称“印台山”。桥山如尊者，“若踞而候”，在后世“风水”中称“祖山”；印台山处于朱雀方位，“欲进而却”，在后世“风水”中，近者称“案山”，远者称“朝山”。沮水屈曲环流，若“顺我欲留，其来无源，其去无流”。桥山周围，马山、南山、孟家塬呈回抱之势。桥山，“土高水深，草木郁茂”，林木覆盖面积86.67公顷，有柏树8万余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柏3万余株，蔚为壮观。黄帝冢就深藏于桥山之怀的古柏林中(图1)。从规划角度来说，黄帝陵的风水，正是它的天然优势和特色所在，它的风水格局，应该成为我们进行建筑规划的基本依据。我们的任务在于通过建筑规划的手段去保护它、提示它，而不是抛开它、削弱它。其最重要的特征，是黄帝陵冢所在的桥山山脊分水线的走向，恰恰连接着陵冢、冢前的“汉武仙台”、冢后的海拔994米峰与印台山峰顶所构成的轴线，我们称之为“风水轴线”。这是历史形成的，大自然所固有的陵轴线。古代陵园的方向皆依山川形势而定。整修黄帝陵总体规划，将神道、神道起点的“功德坛”布置在这条陵轴线上，并没有去另辟一条新的轴线，而改变黄帝陵的墓向和固有的山水格局，就是尊重和保持古人对于黄帝陵风水的选择。
　　我们说，规划中一些看来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其分析结果的答案，往往却是十分的简单。不知是历史的巧合，或者古人有意的安排，桥山东麓的轩辕庙庙院的轴线为南—北，偏西16°。庙背靠桥山支脉凤凰岭，南面隔河也与印台山相对，使印台山成为陵轴线与庙轴线的交汇点。
　　整修黄帝陵规划，将陵区入口广场设在印台山北两条轴线的交汇处，由此向北，可同时展望陵山和庙院，也是出于对这个风水格局的思考。这就构成了“两线一点”的总体规划的基本结构。规划还利用桥山南面的沮水故河道滩地蓄成广阔的湖面。这是整修规划中的一大手笔。《葬书》讲：风水以“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水是风水之第一要素，所谓“气之来，以水以导之；气之止，以水以界之。”在后世风水中更有“塘之蓄水，足以荫地脉，养真气”之说，称“聚水”或“风水池”。它不仅是对“黄陵八景”之一“桥山夜月”历史景观的恢复，使黄帝陵之灵山圣水愈显得纯净而静谧，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是对黄帝陵“风水”的补充和发展。
　　黄帝陵的古代“风水”，是一个包括桥山、沮水、印台山及周围山塬，范围广大的地域概念。这与今天整修黄帝陵规划中，对于黄帝陵的景观环境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设想及保护范围的划定也是一致的(图2)。
　　整修黄帝陵的规划，除陵区的总体规划外，还包括陵园和庙院的整修和扩建规划，它既要考虑到现实活动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历史存在的状况，体现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和发展。这就不能不涉及对于古代陵墓制度的探讨。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而历史留下的黄帝冢，是一座圆形的土冢。
　　以古代文献及考古资料来说，在我国北方地区，殷周时代的墓葬仍是没有坟丘的。《易·系辞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坟丘式墓在北方地区出现于春秋晚期。目前所知的实物，是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句敔夫人”墓。《礼记·檀弓上》记载，当孔子把他的父母合葬于防的时候，说过：“吾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公元前55l～前479年)是春秋晚期的人。他所说的“古也，墓而不坟”，当指春秋以前的殷周时代。孔子因为自己是东西南北各处奔走的人，为了便于识别父母的墓，于是起坟丘，高四尺。当然，这并不能说，坟丘墓是从孔子时才有的。《礼记·檀弓上》又载，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子夏曾回忆说：“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鬃封之谓也。”孔子生前见过的坟丘形式，已有像房屋的“台基”，像“坊”(堤)，像房屋的顶，像“斧”的。像“斧”的坟丘，也称“马鬃封”。
　　春秋以前的史籍都称墓葬为“墓”，而不称“冢”、“丘”。战国开始才称“冢”，称“丘”，正因为它有高起的“封”(坟堆)像“冢”、“丘”(山、垅)。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称黄帝墓为“黄帝冢”，说明当时的黄帝墓已是一种坟丘式墓。战国时，君王墓称“丘”的，如楚昭王墓称“昭丘”，赵武灵王墓称“灵丘”，吴王阖闾墓又称“虎丘”。
　　战国中期以后，君王墓开始称“陵”，如《史记·赵世家》记载，越肃侯“起寿陵”；《史记·秦纪》载，秦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史记·楚世家》载，秦将白起“烧先王墓夷陵”。秦始皇陵又称“丽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丽山。”《水经注·渭水条》说：“秦名天子冢曰山”。在秦始皇陵西侧建筑遗址中曾出土陶壶盖两件，一件陶文作“丽山饲官·左”，一件作“丽山饲官·右”，也可为佐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陵“树草木以象山”，《吕氏春秋·安死篇》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当时把秦始皇陵称作“丽山”，可能比喻其坟丘之高大若山。
　　因此，我们说，黄帝冢既为坟丘式墓，不知在何时它曾经后人培土整理过的可能性很大。黄帝冢的象征意义要比坟墓实物本身重大得多。黄帝冢为国家重点文物，古墓葬第一号，我们进行的整修规划，无疑只能加以保护，而不应改变它的圆形土冢的形制和草木丛生的苍古面貌。
　　中国古时的信仰，是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祖先崇拜的起源很早，大约在原始氏族社会晚期就可能产生了，它是人们对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死去先辈的信仰。随之，祖先的墓葬也就成为族众长期崇拜的对象，而产生祭祖的习俗。从古代文献来看，在春秋时代，随着坟丘式墓的出现，也就有了墓祭，如《礼记·曾子问》记载孔子说的“望墓而为坛而时祭”。而以考古学的资料来看，墓祭的出现可能要比坟丘式墓的出现早得多。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牛河梁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内，有一个用三圈淡红色的石桩围成，三层迭起的“圆坛”，表层积土中出土三具人骨架。发掘者认为，它可能是原始氏族“墓祭”的遗存。在甘肃永靖大河庄齐家文化墓地也发现过四处石圆圈，均用天然砾石排成，直径约4米左右。石圆圈周围分布着许多墓葬以及牛羊骨架和人骨，认为这也是在墓地举行祭祀活动的遗迹。如果是这样，那就推翻了汉代文献中蔡邕、王充等人关于“古不墓祭”的说法。但历史界有人认为，这种“坛”是在墓旁祭祀天神或地神，而不是祭祀墓主。
　　“墓祭”的建筑形式就是“坛”(台)，如孔子所说：“望墓而设坛而时祭”。因此，黄帝陵的整修规划，在陵园内墓前设“坛”(台)，是适应现实的“民祭”(民间祭祀)，“时祭”(随时祭祀)仪式的需要，也是符合古时墓祭制度的。
　　黄帝陵陵园内墓前现有亭，称“祭亭”，既作为主持墓祭仪式的“台”，同时也是保护墓碑的，实际上是后世所建的“碑亭”，它并不是历史考古界所谓的“墓上建筑”。
　　现在所知，最早在墓上建造建筑的是在商代。殷墟妇好墓和安阳大司空村的几座大墓，都在墓圹口的上部发现有夯土台基及柱洞、砾石柱础等建筑遗迹。春秋时期秦国国君墓上也有同样的建筑遗迹。战国时代，墓上建筑有了较大的发展。辉县固围村发现的三座魏国王室墓，上部都有建筑遗迹。邯郸、永年境内赵国王陵封土上也可见有建筑遗迹。特别是在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上发现的建筑遗迹和墓内出土的“兆域图”，对我们认识战国时代墓上建筑的形制有着重要的价值。按“兆域图”所示，在长方形的坟台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座“堂”，王堂居中，两侧依次为王后堂、夫人堂。但这些墓上建筑的性质和用途还不清楚。坟台之外绕以两重墙垣，称“内宫垣”、“中宫垣”，似乎应该还有“外宫垣”，即为三重墙垣。考古中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公陵园，则以“隍”(壕沟)作为保护陵园的设施，有“内隍”、“中隍”，还有“外隍”，为三重隍。看来，陵园内有墓上建筑，在我国起源很早。但由于墓祭习俗的兴起和发展，而促使墓园内建筑设置的增加和扩大，那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事。
　　汉代陵墓四周设“周垣”或“行马”(围栏)，四面辟门，门外有“阙”。西汉中期以后，在大墓前建造祠堂之风渐盛。至今在山东、河南等地仍有东汉祠堂存在，如山东历城孝堂山郭巨祠、嘉祥县武氏祠。现知最早的黄帝像，就是出自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嘉祥县武梁祠内的石刻画像。这种祠堂，为石造，在祠堂前也多建有阙，起标志和显示墓葬等级的作用。
　　《续后汉书·礼仪志》载当时的“上陵礼”：“钟鸣，谒者治礼引客，群臣就位如仪”；在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的祠堂图上也可见到门前有大鼓(悬挂于鼓架上)，说明当时是以钟鼓声作为墓祭礼仪开始的信号。
　　所以，我们说，整修黄帝陵墓园规划中设置钟鼓亭，至少可以从汉代陵墓制度中找到它的历史依据。
　　关于墓阙的起源，《周礼·天官》所称“象魏”(官府前悬挂布告法令之建筑物)和《礼记·礼器篇》所称的“台门”(起土为台，台上架屋之建筑物)似为后来的“阙”的初型。秦汉时，阙已具有“标表宫门”的作用，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阿房宫“表南山之巅以为阙”；《汉书·高祖本纪》载：肖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西汉陵墓多有阙。现存的汉代石阙在今四川、河南、山东等地仍有20多处，遗物均为墓阙，而以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年代最早，为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按照这些墓阙上的题刻，有称作“阙”，有称作“大门”，多数称作“神道”，可见阙在陵墓中乃是神道和大门的标志物。整修黄帝陵规划在墓园前立阙，至少是符合汉代的陵墓制度。
　　我们说，墓园中最为重要之物，还应当是墓碑。它标志墓冢之所在，所以，古时也称“墓表”。碑，秦称“碣石”，汉称“碑”。《礼记·檀弓》中有称“丰碑”者“公室视丰碑”。郑玄注说：“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纤绕。”历史界多认为，后来的碑碣，即起源于最早的“丰碑”。
　　黄帝冢前，现有石碑一座，题名“桥山龙驭”，为明代所立。“黄帝陵”大碑，则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制，由郭沫若手书，但有不合传统碑制之处，整修规划拟予以更换，重新设计制作。
　　今存可供参考之古碑，最早者为东汉碑。东汉石碑，碑额有圭形(尖首)、半圆形、方形三种，圭形和半圆形的大都在碑身上部有一圆孔(碑穿)。有人认为，这个圆孔可能是反映了石碑起源于原来“丰碑”所留下的痕迹(图3)。以西安碑林所存石碑为例，有：
　　唐公房碑，东汉(公元25～220年)，原在陕西城固县，为半圆首，碑身上部有“碑穿”(圆孔)，似保存了碑石的早期形制。
　　苍颉庙碑，东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苍颉为传说中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碑原在陕西白水县史官村，形制为圭首(三角尖形)，碑身上部有“碑穿”。
　　东汉石碑形制还有：武都太守残碑，东汉(公元25～220年)。原在华岳庙内，碑首已残，形制不明。
　　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曹全为陕西合阳县令。碑首不存，形制不明。
　　年代在东汉之后的古碑有：司马芳碑，西晋(公元265～317年)。形制为半圆形碑首。
　　邓太尉祠碑，前秦苻坚建元三年(公元367年)。原在陕西蒲城，形制为圭首，碑身上部也有碑穿。
　　广武将军弓产碑，前秦苻坚建元四年(公元368年)。原在陕西白水县。碑首为梯形。
　　东汉及前秦时期的碑座均不存，其形制不明，推测可能为方座。
　　年代较晚的隋唐碑中，仅有美原神泉诗碑，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原在陕西美原县(今富平)，形制为圭形尖首，方座。其他，均作“螭首龟跌”。按唐朝葬令，五品以上为“螭首龟跌”，五品以下为“方跌圆首”。
　　我们认为，半圆形碑首，方座，是黄帝陵碑设计可以采取的基本造型。
　　3 关于轩辕庙规划设计
　　轩辕庙位于桥山东麓，黄帝冢的东南方，是历来举行重大祭祖典礼的场所。史载，庙始建于汉代，原址在桥山西麓，因避洪水之患，于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迁于现址。
　　历史留下的庙院，依中轴线布置，自南而北，现有照壁、庙门、“诚心亭”、碑亭、大殿。所有建筑均为近代所修，更早的历史状况已不可考。庙院西邻为保神宫旧址。
　　庙院内有古柏16株，其中有称“黄帝手植柏”的，被誉为“世界古柏之父”。参天古柏的巨大躯干和强大的生命给人一种神秘感和神圣感。
　　但现存庙院已不能适应较大规模的祭祖活动的要求。庙院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无疑是要保护院内古柏，为古柏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和观赏条件。
　　以中国古代的礼制，重大的祭祖仪式是在宗庙进行。先秦时的宗庙均建在都邑中。《尚书·顾命篇》对西周宗庙有非常生动而具体的描写。《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先王庙或在西雍(陕西凤翔雍城)，或在咸阳”；又载：“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汉高祖的庙，原来也在长安城内，后来把它迁到陵园附近，从此，产生了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东汉以后，迄至明清，帝王宗庙仍建在都城内，称“太庙”。重大的祭祖仪式仍是庙祭，而不是墓祭。
　　我们说，轩辕庙的性质，如同古代陵墓制度中的“庙”，大殿就是安放黄帝神位的地方。它建于桥山东麓，黄帝冢的东南方，犹如西汉“陵旁立庙”的制度。一座门、一座殿(献殿)就是“庙”的基本组成，或一门二殿(献殿、寝殿)。后世的太庙和祠庙也是如此。它并不像宫殿、寺庙那样的重门复殿。
　　今轩辕庙内，古代历史的遗存，除了碑石而外，已无任何遗物和遗迹可考。它的建筑仅是近百年历史留下的现状，因而在整修规划中是拆是留，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我们认为，虽然近百年的历史很短，但它也是轩辕庙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这一段历史是不应在整修规划中被一笔抹掉的。况且这个庙址，甚至可能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形式，自北宋至今也有一千年的历史。体现轩辕庙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同样应是庙院整修规划的一条基本原则。它只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和改建，使历史的东西成为整修后的庙院的有机组成部分。
　　按照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做法，增加群体建筑的深度是最为常用的扩建方式。因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气势和礼仪程序，主要是通过纵向的序列和空间的层次来达到的。
　　所以，我们认为，整修规划将现有庙院加以保留，它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古柏和保存碑石，并且提供一个前导性的空间；再在旧庙之北，开辟一个新的较大规模的祭典空间的方案是可取的。“庙祭”的建筑形式，无疑地应区别于墓祭，它不是“坛”，而是殿堂与庭院结合的传统空间形式。这个庭院，应能容纳较多的群众和较大的场面，构成一个纪念性的空间。它的建筑形象也不应脱离传统，并且具有古远和永恒的意义、庄严而神圣的氛围。它的外围空间环境应融入桥山大自然的怀抱之中。
　　祭典大殿是整个庙院的最重要的中心建筑。祭典大殿的设计，在历史上可以作为创作构思参考和借鉴的，有关于“黄帝明堂”的记载。
　　古代文献中关于“明堂”形制的记载，早者如《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晚者如《唐书·礼仪志》，但在历史上对于“明堂”制度的争议，从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到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修建洛阳明堂为止，已七八百年。在此不妨略举如下：
　　《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欲治明堂，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
　　《唐书·礼仪志》载：隋文帝开皇中，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礼记·月令》)造明堂木样(模型)，“诸儒争论不定，竟议罢之”。
　　“炀帝时，恺复献明堂木样”，“又不就”。唐太宗时，又“命儒议其制”。
　　按颜师古所说，“明堂之制，始于黄帝，降及有虞，弥历夏殷，迄于周代”。明堂，“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周)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庙，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魏征认为，“稽诸古训，参以旧图，其上圆下方，复庙重屋”。
　　至唐高宗时，仍然“诸儒纷争，互有不同”。有人说“明堂之制，当为五室”；也有人“以为九室”。
　　按“九室样”：“堂基三重(台基三层)，每基阶各十二(四面安十二阶)”，“每面三阶，周回十二阶”。按《汉书》“天有三阶，故每面三阶；地有十二辰，故周回十二阶”。
　　“太室在中央，其四隅之室谓之左右房。当太室四面：青阳(东)、明堂(南)、总章(西)、玄堂(北)”。
　　“基之上为一堂，其宇(屋顶)上圆下方”，“壁，圆以像天，故为宇上圆”。
　　又说：“其屋盖形制，据《考工记》改为四阿(四坡顶)，并依礼加重檐”。
　　“堂每面九间。地有九州，故立九间”；“堂周回十二门。一岁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门”；“堂周回二十四窗。天有二十四气(节气)， 故置二十四窗”。
　　“明堂院，当中置堂，每面三门，每门舍五间，四隅置重楼，其四墉(墙垣)各依方本色”。“按《礼记·月令》，水(北、黑)、火(南、红)、金(西、白)、木(东、青)、土(中、黄)五方各异其色，故各墙各依方本色”。
　　王部尚书阎立德主张：“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
　　至武则天时才于洛阳建明堂。“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春，毁东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创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三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像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贯通”(中心柱结构)。
　　“明堂”，作为古代最隆重的礼制建筑，其形制尽管历代众说纷纭，但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是：
　　(1)建筑位于庭院的中央；
　　(2)四面围以垣墙，正中辟门；
　　(3)三层台基，每面三条台阶；
　　(4)建筑平面为方形，有东、西、南、北、中五室，或加四角为九室；
　　(5)建筑为两重或三重檐，上圆下方，或为重檐四阿顶；
　　(6)四面无壁，可以理解为围廊式；
　　(7)建筑色调，按东、西、南、北、中，五方各依本色(青、白、红、黑、黄)。
　　我们了解古代的制度，重要的不在于其形制本身，而在于了解这种形制所包含的传统文化观念，在于它所表达的象征意义，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创作的启示，以体现建筑文脉的延续(图4～图5)。 
　　整修黄帝陵的规划设计是一项特殊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始祖的陵园，而具有深远重大的纪念意义，而且因为它的建筑创作应该使中华传统的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学结合起来，而产生出源于传统、高于传统的作品。因而它的规划设计也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创作任务。本文对一些与黄帝陵规划设计相关的传统建筑文化问题，作了一点初步的探讨，希望对于黄帝陵的规划设计工作，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祖陵圣地——黄帝陵 历史·现在·未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黄帝陵基金会编.—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3

其实关于陵的秘密也就那么几个，但因为各种技术原因和现实原因导致秦始皇陵一直没办法全面挖掘出来，所以这些秘密也就没办法得到证实。不过秦始皇怎么说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了，以当时的技术来看，就算是能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应该也没办法像传说那样做的太高级，还暗藏各种机关。如果真有各种防止盗墓的设置，千年以后估计也全部失灵了，这次就为大家讲讲关于秦始皇陵的哪些惊天秘密，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公元前259年1月27日，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注定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这一天，诞生了一位人物，他的出现，对后世及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影响。他在国内是位人尽皆知的人物，即：秦始皇，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创立者，预示着不同时代的来临。

秦始皇，名为，未创立时，他是诸侯国的国君，十三岁即位，二岁亲政，自此便制定远大战略目标，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先后覆灭六大诸侯国。最后一个诸侯国覆灭时，秦始皇正值三十九岁，至此，统一大业目标完成。

为了稳固统治，他先后制定并实行了诸多法令、政策，对于后世具有深远意义。

秦始皇由于晚期的大兴土木、征召劳役，因此也背上了“暴君”之名，遭受了千古骂名。但不可否认，他对于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秦始皇丰功伟绩可谓前无。无论是统一思想，还是中央集权制度，皆影响后世长达两千多年前，其一手创立的国家管理制度，更是奠定历朝历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在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后世仰慕他功绩的同时，亦对其产生诸多好奇。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帝王，他的身上难免会有传奇色彩，纵观其一生，留给了后世太多不解谜团。

这其中，他死后留下的巨大陵寝就神秘莫测了。秦始皇陵工程之浩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陵园工程的修建伴随着秦始皇一生的政治生涯。当他13岁刚刚登上王位时的秦王政元年，陵园营建工程就随之开始了。

关于秦始皇陵，千百年来一直围绕着无数的传说，如入关后，先是对城内洗劫一空，而是又将目标瞄向秦始皇陵，周边地面皆被付之一炬。其后，项羽率领30万人挖掘秦始皇陵，在挖掘过程中，一只金雁极速从里面掠出，奔着南面方向飞去... ...

光阴似箭，一眨眼几百年过去，正值三足鼎立时期，有天，朝中有名官吏叫做张善，别人送给他一只金雁，通过对上面的文字分析，张善猜测出这只金雁出自秦始皇陵... ...后世这种有关秦陵的传说，可谓是数不胜数，这恰好说明秦陵的神秘。

秦始皇陵，位于骊山脚下，规模庞大，呈长方形形状。它的中间位置是一座突起的“山丘”，即封土堆，封土堆之下，就是埋葬秦始皇的地方。整个陵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地宫，位于整座陵园的中心位置，整座陵园布局庞大严谨，设计科学规范，整体可分为三部分。

内城，城墙周长约3000米;外城，城墙周长约6200米;外城之外的区域，面积最大，分布设施多样。封土北侧为寝殿礼仪建筑群，饲官建筑群。封土的四个方位分布有大量陪葬坑、陪葬墓，内城与外城相交处，密集分布着各类设施，如葬马坑、珍禽异兽坑、陶俑坑。

秦始皇陵园布局复杂，封土、地宫、内外城等设计，皆与先秦时期的国君陵园不同。通过史料可知，秦始皇陵园的建设，是仿照当时秦咸阳城的布局。换言之，整个庞大的地下王国等于是翻版的“咸阳城”。

其实，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时期诸侯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还有平山县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但秦始皇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这是秦始皇的一点改进。

古代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事死如事生，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不甘心就此离去，将生前拥有的一切带入地下，也能令人理解。这座复杂幽深的秦始皇陵，留给了后世诸多猜想，尤其是核心部分地宫，更是神秘诡异，引人遐想。

首先，地宫深度是多少?根据现代考古科学给出的资料：整个建筑东西方向长约260米，南北方向长约160米，总面积约41600平方米。毋庸置疑，秦陵地宫是秦汉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地下宫殿。如果以足球场相比较，它大致有五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须知，这只是秦陵的核心部分地宫的面积而已。整个秦始皇陵园面积，高达52平方公里。曾说，修建地宫时，曾达到“穿三泉”的地步。另有古书称，秦陵地宫“已深已极”，显然当时已经挖到最深的程度，以至于无法再往下挖了。那么，秦陵地宫究竟有多深呢?

专家曾进行过实地测量，得出数据：“地宫深度应该在千米左右，这在我们常人看来极为不可思议。”假设，地宫深度达到千米，它已经超越了陵墓与北面渭河的最大落差，会导致地宫的水无法排出，甚至会出现渭河的水倒灌入地宫中。

这是一种大胆假设，我们无法想象，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古人是如何挖掘出上千米的地宫，太过奇幻。近些年来，国内考古界、地质界多次对地宫进行钻探，根据最新结论可知，地宫实际深度约26米，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深，地底与地面的最大落差距离也不过37米。

以目前的科技手段，这一推算数据应当不会有太大失误，不过，若是追求具体数值，我们还需要考古勘探进一步验证。

在秦始皇陵墓中，总共有几道门存在呢?2002年9月，全球网友通过直播，得以看到当地考古学者探访金字塔整个过程。当时进入洞中的并非人类，而是出于安全考虑，由机器人代为进入金字塔。入口是金字塔第一道石门的洞口，机器人进入后，轻松通过第一道门。

但是，不久后，又遇到第二道门，寻路无果，机器人只好原路返回，而此次对金字塔内部的探测，只能宣告失败。金字塔与秦陵相同，皆是数千年前建造的陵墓。我们知道金字塔地宫至少有两道门，那么，秦陵地宫会与之相似吗?

司马迁早就将答案告诉过世人，根据他的论述，地宫下方共有三道门：第一道就是中门，及陪葬物品，都聚放在中门旁边，修筑地宫的工匠们则在中门后面劳动。除此而外，还有中羡门，又有外羡门，共称为“地宫三道门”。

还有一个问题，司马迁所说的“上具天文”到底代表着什么?此谜团主要来源于《》，考古学家根据内容推断，此话应当指的是地宫内绘制的日、月、星象图。如果，此推断为真的话，秦陵地宫中，极可能存有考古价值巨大的壁画。

像之前的西安汉墓，就有类似的壁画，上为“天文”，分布有日月星河;下为“”，分布为江川河海。考古学家认为，秦陵地宫中应该绘有更为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象征着秦始皇即便葬于地宫，依旧可“仰观日月，俯察”，统治着秦室江山。

陵墓中的水银是否真的存在呢?此记载同样来源于《史记》，司马迁记载，秦陵地宫中存有大量水银，以此象征为“江河山川”。考古人员虽然没有亲见这种场景，但通过对地宫上方封土堆的检验，发现部分土壤确实存在汞含量超标，说明《史记》中的记载是可的。

大家很好奇，到底地下存在多少宝贝?秦陵地宫的珍宝，千百年来牵动着后世的心，人们对于地宫中的珍宝十分好奇。根据已知资料，秦陵地宫中有“金雁”、“珠玉”、“翡翠”，这是司马迁记载的信息。

我国考古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勘探，同样有着不少发现，如：地宫西侧出土的大型彩绘铜马车，造型别致，装饰华丽，蕴含了古代百姓的智慧。除此之外，考古学者还发现了木、金、铜等不同材质的车马。

那么，秦始皇死后，他下葬时的棺椁是铜制还是木制的呢?这点司马迁倒是没有准确描述，仅是留下了一个模糊说法。《汉书》中的描述是“漆涂其外”、“饰以翡翠”，可见，棺椁表面涂有土漆，考古学者推断，石棺与铜棺皆无需使用土漆，只有木选择这种。

由此推断：秦始皇的棺椁是为木棺。

秦始皇陵的地宫是不是封死的?秦朝之前的墓穴多为竖立墓穴，两边仅留有送葬人员离开的通道。待棺木放入后，上方则直接封土覆盖，并无空余留出。如果地宫也是采取这种下葬方式，显然是没有空间的。

不过，据秦朝丞相向秦始皇的汇报称：“凿之不入，烧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无状。”可以推断地宫是空的。整个陵园之下，是一座真空式地堡建筑，李斯绝不至于对秦始皇撒谎，可信度较高。

那么，秦始皇陵墓真的如书中记载有很多机关暗器吗?根据司马迁所说，地宫中极可能存有机关暗器，作为防盗之用。自动发射器，就是一套连射暗弩，设定触发方式，以达到自动连射的目的。如果地宫中确有此物，应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自动机关暗器。

最后一问，始尸体是否完好呢?我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一具“女尸”，尸骨保存较为完整。由此，人们推断，秦始皇遗体处于地宫的真空状态下，极可能会保存至今。

马王堆汉墓，距离秦始皇时期不过百年，既然女尸能够经历数千年而不腐，秦始皇的遗体长期处于密闭空间内，自然能够保存完好。

关于秦始皇陵，丞相李斯为陵墓的设计者，少府令监工。共征集了72万人力，动用修陵人数最多时近于80万，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修建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其实，以上这些只是整个地宫谜团的一部分，笔者相信真正未知的谜团，藏在地底深处，待将来科技达到先进水平，足够保护出土文物时，再行发掘陵墓，这些未知自然会等到真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