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团干讲党史”一等奖作品展播（高校团委书记组）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团委书记--刘晓麒 

1937年10月，一本奇书在英国伦敦出版，几周内就销售10万余册，当月三次加印仍供不应求。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就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介绍给世界的人——美国人埃德加·斯诺。这本书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请把时光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这也就是说，千百万人民群众——不是少数领袖们——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红星照耀中国》这一本书的总结。

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他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

毛泽东再三重复地说，为了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完成统一，抱定抗战决心，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一切都要从这统一和决心来决定。只有中国人民自己能够使中国打胜；也只有中国人自己会使中国失败。不管打了多少次胜仗，日本现在已

在失败和最后崩溃的路上走着——即使要在几年之后，而且中、日双方都受极大痛苦，日本军阀才会失败，但这总是不免的。能够挽救日本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妥协或者“暂时的和平”。坚决而强硬的抵抗，要是多继续一天，日本的国内国外矛盾，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等到恐怖的强制手段已经镇压不住的时候，日本军阀只好停止下来

到那时国际反日行动，就要到来。这种国际行动已经用多种间接的方式在开始着。将来这种行动的效力会逐渐增加。最后日本在大陆消耗力量过多，实力削弱，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大国，到那时各大民主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一致对日本实行制裁、封锁、抵制。这种国际行动是完全确定了的。

中国的各种力量，已经显示出，日本发动得太迟，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被征服了。

做一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就是犯了死罪，而且确实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到了这个惩罚。然而，仍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甘冒这种风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参加了红军，同南京政府的军事独裁进行武装斗争。这是为什么？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说令人难以置信，是同中国的那部充满折中妥协的历史比较而言的，但他们却身经百战，经历过封锁、缺盐、饥饿、疾病、瘟疫，最后还有那六千英里的历史性“长征”，（中央红军）穿过中国的十二个省份，冲破千千万万国民党军队的阻拦，终于胜利地出现在西北的一个强大的新根据地上

据说吉文斯督察每年要逮捕好几十个共产党嫌疑犯，大多数年龄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然后由国民党当局从租界引渡过去加以监禁或处死。

注 牺牲在年轻的年纪，真正的长生不老，真正的永远年轻

但是，在这些年的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我发现我同这个脑袋正好有些联系，但是我的结论是，这个代价不算太高。

注 致敬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斯诺！

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劳苦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

北京的全部砖石屏障都阻挡不住中国红军试图穿过山西向长城挺进的这一惊人之举引起的反响。

这却阻止不了那些爱国学生，他们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丢脑袋，大批走向街头，喊出了那被禁的口号：“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救国！”

当时苏维埃活动的地方，就在中国这条最容易闹灾的河流的这个大河套里——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和宁夏东南部。这个区域同中国诞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谓历史的巧合。

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

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

他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的一个领导人，被一个不喜欢罢工的英国警察打伤了胸口，折断了几乎全部肋骨。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我这才发现陕西山区方言中的hai pa等于官话中的bu zhi dao（不知道）。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很满意。

他们穿着同样的装束，带着同样的武器，好奇地看着我，听见我说话的怪腔怪调，都呵呵大笑。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端来了一大盘炒鸡蛋，还有蒸卷、小米饭、一些白菜和少量烤猪肉。我的主人为饭菜简单而表示歉意；我则为我的食量不同寻常而表示歉意。

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我在苏区境内已经有一天半了，可是还没有看见一点战时紧张的迹象，只遇到过一个红军战士，所看见的老百姓，似乎毫无例外地都在从容不迫地从事田间劳动。

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注 老外不喝热水hhh

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他还是个年轻人，大约三十一二岁，但是随着他慢慢地讲开了他的经历，你可能以为他死去活来已有十多次了。我在他身上开始发现一种后来我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贺龙的外表怎么样？”我问李。 “他是个大个子，像只老虎一样强壮有力。他已年过半百，但仍很健康。他不知疲倦。他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着许多受伤的部下行军。即使他还在当国民党的将领时，他生活也跟他的部下一样简单。他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杀害，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两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上看上去像十四岁。他走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

注 真羡慕这样的队伍！

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关于前德军高级军官李德，中国红军的这个唯一外国顾问（这使希特勒极为恼火），下文还要提到。

我到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

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着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注 教员对希特勒的看法很独到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

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除了几个星期生病以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都是步行的。

在我看来，他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我有机会核对他的许多话，结果往往发现这些话是对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不太过分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比起来，却算不得什么。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

注相比于国统区，解放区的政治环境要宽松得多

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的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他们的论点，那就是：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

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定做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共产党说，自从南京分裂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妥协接着妥协。

农村人口中间普遍存在的贫穷和困苦的情形日益恶化。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放弃反帝斗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即“抗日斗争”——带来的严重不利后果而加速了。

日本因此得到了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它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侵略中国。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变化，已完全勾销了南京可以归功于自己的任何改革给后代带来的好处。

注 蒋光头出来受死！

只要共产党继续企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是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军就提出媾和，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联合。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用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着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战士，就花中国人民八万元钱。因此，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给中国人民的。

“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

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作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

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

就算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中国，一块有一万万，或者甚至二万万人口的地方，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旧有很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

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尽够供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他们也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武器和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国民党手中来装备它现在的部队的。

“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为害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

中国的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

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

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

“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须重兵驻守。

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

“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像对兄弟一般地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

注 国际主义精神，教员千古！

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