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石鼓山周墓出土较多青铜器铭文, 整理金文资料时观察到铭文形制有别, 经过分析注意到其差别是因铸作工艺不同所致。直接刻于范上所铸铭文即一般所说之阳文, 属于范刻工艺。而阴文则是刻于模芯翻范后再铸。但晚商及西周早期多在修范时会加工字形, 就是在字划贴塑泥条致笔画加粗而轮廓清晰, 往往有肥笔现象则属“芯塑”工艺, 不加泥条修范的文字笔画僵硬, 属于模刻工艺。三类工艺技术的运用, 以范刻最早可至中商, 且一直可见;芯塑流行于晚商到西周早期;模刻也见于晚商及西周早期但较少, 西周中期以后至春秋一直流行。

　　关键词:石鼓山青铜器;铭文;铸作工艺;研究

　　宝鸡石鼓山是近年发掘的一处重要的西周早期墓地[1], 大量精美、独特的青铜器出土, 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关于墓地的性质、文化特征、商周之际青铜技术的传承关系等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为数较多的青铜器铭文也很引人瞩目, 有关学者已进行过有益的探讨[2]。因整理陕西金文资料, 我们曾对所出铭文有过较仔细的观察, 注意到铭文形体风格的差别, 可能不只是文字书手和作坊不同所致, 而且存在铸作工艺方面的制约和影响。

　　一般而言, 铜器铭文的铸作技术, 主要为铸铭 (铸款) 和刻铭 (刻款) 两种。从商代中期开始, 范铸铭文就出现在青铜器上, 说明此种工艺即已发轫, 到商代晚期已比较成熟, 西周、春秋非常盛行, 战国以后随着刻铭的兴起而逐渐式微, 但绝不排除后世还有孑遗。刻制铭文的技术, 从西周就已出现, 春秋时期依然无什么发展, 但到了战国中晚期则迅速的流行起来, 这可能与钢铁铸造工艺的发展, 錾刻工具的使用有关。秦汉时期, 铜器刻铭则流行一时。

　　石鼓山墓地新出土有铭铜器29件, 加上此地早年出到的3件[3], 共计32件。限于时代的关系, 这些铭文都属铸铭, 即用范铸工艺完成。但其中也存在有明显的差别, 即文字笔划凹陷于器壁表面, 或高凸于器表两类, 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阴文和阳文之分。此差别的出现, 是因范铸铭文的工艺不同所致。

　　图一石鼓山范刻工艺铭文 下载原图

　　1.天罍2.户当卢3.户当卢

　　一、范刻工艺铭文的铸作

　　两类表像有别的铭文从工艺技术而言, 阳文的铸作要相对简单一些。就是在铸作铜器的泥范上直接刻划出文字的笔划, 或图形符号的轮廓, 浇筑铜液冷却后便得以完成, 铭文笔划等呈现高出器表的棱线状。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中, 属于范刻工艺所铸的铭文有4.5件, 2件是M4出土的天罍 (图一, 1) 和光簠, 另外还有1件户卣的盖铭 (详后文) , 以及此地早年出土的2件户当卢 (图一, 2、3) 。因为这种方式比较简便易行, 所以早期青铜器上的纹饰, 也都是这样来做的。工匠只要于泥范表面需要的部位刻划上所要表现的纹路, 成器后就会以阳线的形式将图案或文字表现出来。使用这一方法铸作铭文的技术, 暂可称之为的“范刻工艺”。

　　据此工艺铸作的铭文内容都比较简略, 字数很少, 普遍为一、二个字, 三、四字者已较少见, 似未见长铭。此工艺所制铭文的字划往往偏于潦草, 缺少经心用意的修饰, 如户当卢等, 似乎有临时增补的感觉, 石鼓山的几件阳文标本看起来多较随意。或是族徽符号类图形, 如天罍和光簠。最早的阳线铭文标本见于商代中期的眉鼎[4], 其笔划是比较精细的, 说明当初工匠的制作态度更认真, 似怀着崇敬之心去完成铸作, 与较晚者的粗疏作法存有差别。这也可能与在范体上塑铭的阴文铸作技术的发展及阳文仅成为临时的补充有关。

　　二、芯塑工艺铭文的观察

　　石鼓山的铭文和其它地点的发现一样, 更多的是以阴文的形式来表现。这类铭文的工艺技术是在泥质内芯上形成高于表面的棱线, 也就是要通过堆加泥条表现文字笔划, 并设法加工塑形使之牢固。待浇筑成器后, 便可呈现出凹陷于器表的铭文。以此方法铸作铭文的技术, 可称之为“芯塑工艺”。也有少量铭文铸于器表, 如爵等铭文就要在外范上进行贴塑泥条的工序, 但为了行文方便, 统一称为芯塑。以此工艺铸作完成的铭文, 在石鼓山有24.5件。

　　图二石鼓山芯塑工艺铭文标本

　　图三芯塑铭文泥条贴塑顺序观察

　　1.鸟父甲鼎铭鸟字局部2.鸟父甲鼎父字局部3.冉盉铭文

　　图四芯塑铭文字口存留范土痕迹

　　1.万甗铭文局部2.鬲寰友簋铭文局部

　　进一步观察这些芯塑铭文的细微痕迹, 大体可辨文字笔划的泥条原本可能为柱状, 因粘贴于范体上需加压塑形, 以致其表面形成相应的平面, 但两侧却依然会呈微小的弧面, 因此阴文笔划的断面就会呈“”形, 铭文的字口常会出现微微内敛的迹象。如石鼓山M3的户卣2 (图二, 1) 、鸟父甲鼎 (图二, 2) 、M4的韦亚方鼎 (图二, 3) 和史母庚壶 (图二, 4) 等铭文都较典型。属于此类型的铭文, 还有M3的户方彝器铭、户卣1器铭、正鼎、重卣、冉父乙卣、父甲壶、冉盉, M4的丙父丁鼎、子父丁鼎、臣辰壶等。

　　通过部分铭文的局部放大照片观察, 能看出文字笔划相交处的泥条粘贴, 存在先后放置的迭压关系。如鸟父甲鼎的鸟字, 可以清楚看到其图形的足腹衔接部, 显然是腿部的短泥条先贴, 腹下一道较长的泥条后置。还有三个小爪尖的泥条分别先贴, 爪背连接大爪的长泥条是一次性后粘, 但又先于腿部的短竖, 迭压关系都比较清楚 (图三, 1) 。该铭中的父字, 也能观察到应是先贴中间的斧形竖画和又字右侧的一道, 然后横贴连接竖划及右侧笔划的短横, 最后再加上左下的弯道 (图三, 2) 。甲字也可看出是先粘竖划, 后贴横笔。冉盉铭文的冉字笔划交叉部位, 多处泥条迭压的痕迹清晰可见 (图三, 3) 。

　　因为此类铭文的字口往往内敛, 所以就可发现有些铭文的笔划内残留和夹带一些范土。万甗铭文的蝎形左螯足转弯处 (图四, 1) , 就有存留的一段。这应是铸器完成后未进行认真清理, 便开始使用而被保留下来的。还有陕西泾阳县太平镇新出土1件铜簋[5], 盖、器铸相同的铭文, 盖铭的多数文字笔道内存留有范土 (图四, 2) , 在放大的图片中清晰可见。范土已掉落部分的字口明显较深, 存留范土部分的字口与器壁近平, 且因范土坚实而少有铜锈。

　　当然, 更多的铜器铸成后会对存留的范土进行清理, 可见此现象者相对会较少一些。但如果认真注意, 应能发现更多的例证。1980年参加宝鸡竹园沟墓地的发掘, 在为出土铜器清洗除锈时, 发现部分铭文的笔划槽内被填满的并非铜锈, 而是被烧成砖红色的坚实范土。其清理起来相当费事, 但为了打拓片的效果, 当年只好用刻蜡板的铁笔尖, 一点一点的去剔除。

　　芯塑工艺铸作的铭文特征明显, 就是文字笔划的边缘都较整齐, 即使角转部位也会少硬折而比较圆润, 笔划的底面较平。但能否说此工艺就是在器范的表面, 直接加塑泥条而形成铭文呢?石鼓山的数据显示, 情况还要更为复杂一些。先来看一下M3所出亚羌罍铭文的局部, 即可注意到在亚字框下之父乙的乙字上, 有三道较浅的短凹槽, 略似一个未合拢的凹边三角形 (图五, 1) 。为什么会有此痕迹呢?我们怀疑其原应是一个“辛”字头的底稿, 即本为刻于罍内字模上的字稿, 翻作内芯时便在芯面出现低棱, 再堆加泥条便完成芯体上的文字。但不知何故, 工匠在修范、芯时却把原设计的“辛”字塑成了“乙”, 而将父辛变成了父乙。这让我们意识到铜器铭文的铸作, 在制模时就已有了铭文内容的设计和规划, 并先在模体上刻划出文字笔划, 翻制于泥芯或范体后就出现阳文的字样, 工匠再据笔划的样稿, 进一步通过堆塑泥条加工完善字形。这一程序, 可避免在范体上直接堆塑铭文的难度, 因为在芯、范上的阳文字画实际都是反书, 这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工匠们来说, 是很难掌握的技巧。

　　在石鼓山的其它铭文中, 也能找到类似的证据。M3所出的户卣 (M3∶20) 为盖、器对铭, 分别铸一“户”字, 都属于典型的芯塑工艺铭文。从拓片就可看到笔划都相当规则 (图五, 2、3) , 但器铭的户字右上角竖笔明显有中断, 较粗的线条并没有连上去, 仅在内侧有一细道上接横笔。我们再观察铭文的照片 (图五, 4) , 就能更清楚地看出此道较僵直并有细尖, 两侧略见深浅和轻重之别, 显是硬物划出的竖线, 还存滑飘感觉的尖端, 与其余笔划的均匀平整差别明显。由于这个细道也是内凹的, 可断定其并非划于芯面, 而是刻于原字模上的起稿痕迹。幸好不知何故贴塑的泥条局部脱落或未贴, 让我们得以了解此工艺的流程。还有M3出的万甗, 铭文局部也有泥条脱落的情况。

　　M4所出父辛甗的铭文 (图五, 5) 也是如此。其铭文共有三字, 第一个为暂不认识的族名及父辛两字。比较一下就能发现族名和父字的笔划深浅不一, 边缘不整齐而显滞涩, 以硬质工具刻划的痕迹历历在目。辛字的轮廓则明显不同, 清晰而规整, 笔道较深且平滑, 字口有微敛感觉, 泥条贴塑的迹象同样清楚。

　　与此可参照的, 还见于M3所出的另1件户卣 (M3∶23) 。此卣也是盖、器对铭, 各铸一户字, 但两字的笔划粗细差别明显。器铭的粗笔显得规整而拘谨, 笔道底部平整 (图六, 1、2) 。盖铭的细笔划则表现得率直而随意, 笔道有复刻的迹象且深浅不一, 末端还存滑出的锐尖 (图六, 3、4) , 与前器铭细笔道的特征酷似。同样的道理, 因盖铭的笔划是内凹的, 亦必是先刻于模体再贴塑。粗细的差别, 只是器铭在芯上贴塑了泥条, 盖铭未贴而直接翻模铸成的结果。

　　至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芯塑工艺铸作的铭文, 应是在制作器模阶段就有了具体的设计。在制作器模时, 也要制作铭文的泥模块, 并让书手 (不一定是铸铜的工匠) 用硬质工具刻划出文字底稿, 翻制芯、范后就会出现阳线文字稿。再对模具进一步加工时, 也会对字稿加塑泥条使文字更为完善美观, 最后合范、芯浇铸完成器体及铭文。此过程虽存在刻模和芯 (范) 塑两部分工艺, 但以特征突出和最终的结果而言, 还是称之为芯塑铭文比较好。

　　图五芯塑铭文泥条脱落或未完成痕迹 下载原图

　　图六户卣 (M3:23) 芯塑、模刻铭文 下载原图

　　1、2.器铭3、4.盖铭

　　三、模刻工艺铭文的认识

　　石鼓山所见未加塑泥条的铭文, 既有如户卣M3:20器铭的局部脱落之现象, 也存在工匠认为芯稿已能铸出清楚的铭文, 而略去了修芯 (范) 加塑工序的可能。如户卣M3∶23的盖铭, 及父辛甗的前两字等。而有意思的是, 可能正因为这一铸作工序的省略, 又形成了一类与范刻和芯塑不同的铸铭工艺。因为已可确定是用硬质工具将文字直接刻于模体, 翻做芯 (范)

　　图七模刻铭文和殷墟芯塑铭文范芯

　　1.父癸尊铭文2.孝民屯作坊铭文范芯

　　除了前举的户卣M3∶23盖铭等之外, 属于模刻工艺所铸的铭文, 在石鼓山墓地其实还有一些, M3的父癸尊、中臣登鼎、户方彝盖铭, M1的亚共父丁尊等铭文都属于比较典型者。父癸尊铭文铸于圈足内一侧 (图七, 1) , 硬质工具刻书于泥模上的迹象非常清晰, 笔道虽细但较僵直, 断面多呈“▽”形敞口, 末端则有出尖。更有意思的是部分笔划的字口一侧, 甚至两侧保留有高于铜器表面的细棱。此迹象非常明确的说明, 在工匠刻划文字时, 模体的泥胎尚处于湿软状态, 工具移动的压力致模泥翻卷于字口之外。

　　对此, 铸铜的工匠们似乎也没有再予修整, 甚至在翻芯后也未予关注加工, 更未贴塑泥条修饰, 以致这样原生态的保存在完成的铜器铭文之上。当然, 这也可能与此铭铸于圈足内壁容易被忽略有关。而有专家因这类铭文有明显的刻划痕迹, 视为铜器上的刻铭, 说“中臣鼎的铭文并非铸款, 而是刻成的。细心观察, 很容易看出字的笔划是用锋刃器契刻的特殊迹象”[6], 则是一种观察不详的误判, 希望不被讹传。其实, 此类铭文绝非契刻于铜器的刻款, 而属刻字于模体, 翻芯后未加工就直接浇出的铸款。

　　以上分析表明, 石鼓山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的铸作工艺, 可以明确地分为范刻、芯塑、模刻三类。前者所铸的铭文呈现阳文的特征, 后两者都表现为阴文的形式。但是, 这几类铸铭工艺还不好说就是石鼓山墓地的独创, 据我们初步了解的信息可知还是有渊源可寻的, 并被不断地传承, 且发展了较长的历史阶段。

　　范刻阳文的历史可上溯至中商自不必说, 据殷墟和其它商代铜器铭文的拓片观察, 芯塑铭文在晚商已被普遍使用也不成问题。我们注意到殷墟的铭文也不应是在芯 (范) 体上直接塑字, 而有在模体上刻字起稿的工艺流程。

　　在安阳孝民屯东南地铸铜作坊发掘中, 出土过一些铭文残芯、范。其中有一尚存12字的铭文芯 (2001AGHZ∶2) , 阳文的笔划均已剥落[7], 实际应是内敛的字口将范土粘连掉了, 必是已使用过的芯体。但拓片给我们展现出的是被粘掉的笔划内多存较细的阳线痕迹, 虽有断续, 但多能辨认为原铭的阳文笔划 (图七, 2) 。这些细笔划无疑应是从模上翻制的刻划字稿, 因与芯体为一体, 故在铜器脱范时未被字口带走, 并保存了纤细的笔划。

　　图八孝民屯作坊出土刻模范和妇好墓出刻模铭文拓片

　　另外, 这里还有较多呈现阴文形式的铭文、族徽等残范 (图八, 1~3) , 似乎多是铸作阳文的范刻铭文标本。但我们知道, 晚商铜器铭文中作阳文者并不多见, 不可能有这样多的残范。因此, 大多当是刻于模体的铭文初稿残块。从这些残块胎泥多呈青灰色, 而非经铜液浇筑泛红的情况也能证明。至于模刻工艺的铭文, 殷墟发现得虽较少, 但亦可见到。妇好墓出的束泉觚 (M5∶624) , □文爵 (M5∶670) 等铭文 (图八, 4、5) , 应该都属于此类, 并可观察到局部塑有泥加工的迹象。

　　由此说明, 石鼓山铜器铭文的铸作工艺, 应来自于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青铜铸造业体系, 而非当地铸铜技术的创新。这一认识与我们分析石鼓山有铭铜器多来自殷商文化, 或利用殷遗民工匠的技艺铸作等结论是一致的[8]。石鼓山模刻工艺的铭文有中臣鼎、父癸尊、户卣盖、父辛甗等4、5件之多, 比例明显偏高倒是一个需注意的问题。不过, 这几件铜器的年代似偏晚, 基本都属西周初期, 故可能与铸铜工艺的转型时代有关。也许是工匠们有意省略了部分工艺流程, 或是周人最初对铭文铸作不够重视, 因缺少神圣感而有所疏忽。

　　还需提及的是, 三类铸铭工艺在西周一代均被长期沿用, 并非到石鼓山为止。总体而言, 早期仍以芯塑类为多见, 一部分为模刻。但模刻类铭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西周中期就出现了善夫旅伯鼎、朕匜盖铭等较长铭文的发现, 西周晚期则有更大发展, 出现了逨钟、四十三年逨鼎、晋侯稣钟等为典型代表的长铭。即使有些较晚模刻铭文标本, 仔细察看仍存在部分铭文有贴塑加工的现象。如果观察周原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铭文[9], 同样表现出几类铸作工艺保存, 说明这些情况并非偶然, 而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这也是对金文书法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而不是仅从铭文拓本去认识。

　　当然, 范刻类铭文始终较少, 并一直只见于字数较少铭文的铸作, 西周晚期以后就很少见到了。

　　1a.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J].考古与文物, 2013 (1) .b.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 2013 (2) .c.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4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 2016 (1) .

　　3高次若.宝鸡市博物馆藏青铜器介绍[J].考古与文物, 1991 (3) .

　　4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上海古籍出版社, .

　　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发掘数据, 数据待刊.感谢发掘单位和主持者刘呆运先生慨允使用照片数据.

　　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2000—2001年安阳孝民屯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 2006 (3) .b.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2003—2004年的发掘[J].考古, 2007 (1) .

　　8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J].文物, 2015 (1) .

　　9a.张天恩主编.陕西金文集成[M].三秦出版社, 2016.b.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周原:庄白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报告[M].科学出版社, 2016.

　　(图表略,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