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功元的一生可谓是丰富多彩。他早年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过延安抗大的教员，在呼伦贝尔草原保护过铁路，也曾见证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他是核工业四〇四厂首任厂长，后来又担任过二二一厂副总指挥、三线建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以及二机部核电局局长等职务。

文功元的一份关于中国核电要走自力更生道路的报告曾影响了最高层的决策。如今，虽然这位核工业功勋人物已过世9年，但重温他生前的事迹，仍能感受到一位老党员、老核工业人那颗质朴纯真的初心。

— “一笼鸡，总有一个会叫吧！” —

1913年10月，文功元出生在四川省古宋县。他5岁时，古宋县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兵灾匪患。文家又遭到地方恶霸的抄家勒索，自此家道中落，靠着文功元大哥、二哥卖木炭和母亲、姐姐绣花做针线勉强维持生计。

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件事情对文功元影响很大。文功元家房后的菜园里，种有4棵橘柑树。橘子刚长成熟，守卫在城楼上的官兵就翻越文家围墙，把橘柑摘了一筐又一筐。文功元的大哥求他们给留一点，好卖点钱买米下锅。官兵不但不听，反而毒打了他一顿。不多天，大哥和二哥还被拉去当夫役。文功元的父亲又被恶霸打伤，全家气愤极了，都想报仇。

后来，文功元也因肉贩子卖肉缺斤短两与其理论而遭打骂，连文功元的母亲也遭到了辱骂。文功元的哥哥说：“报仇也好，兴家也好，都需要有本领，学到了本领，何愁仇不能报？家不能兴呢？”从此，文功元的父母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们身上，送他们上学念书，学本领，并告诫他们“做人要有骨气，有志气”。即便是几十年之后，文功元还清楚记得父母当时的鞭策：“我们养育你们兄弟姐妹七个，难道一个有出息的都没有吗？一笼鸡，总有一个会叫吧！”

从此，文功元整天埋头苦学，就连寒暑假也不中断，每学期的学习成绩都保持优良。

— 石灰水治好了他的肠炎，也让他落下了后遗症 —

1939年1月下旬，文功元从重庆辗转三个多月到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和二分校学习，1940年6月毕业后留校任政治教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离开抗大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在从抗大挺进敌后的路上，文功元不小心染上了痢疾和肠炎，后来又出现了咳嗽和气喘，被转送到白求恩医院治疗。白求恩医院当时是晋察冀根据地最好的医院，由印度友人柯棣华任院长。由于敌后根据地药品奇缺，柯棣华便每天拿一块干净的拳头大小的生石灰，用净水泡开并搅拌澄清后，留下一大杯清石灰水，分早晚两次给文功元服用。

就是用这样的“土办法”，经过两个多月住院治疗，文功元的病基本治好了。但这次经历也给文功元落下了后遗症，后半生只能吃软烂的食物，身材也一直很消瘦。

— “孙胡子”把胡子“一扫而光” —

文功元晚年时记忆力还非常好，他清楚记得，时任抗大二分校校长孙毅（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有句口头禅：“不说则已，一说就干；不干则已，一干就彻底！”当时，孙毅的嘴上留有八字胡，老同志都叫他“孙胡子”。后来，为整顿军容风纪，孙毅对学员命令道：“从我开始，一扫而光，谁也不许留！”孙毅的胡子一剃，所有教职员和学生大约三四百人，半天时间就把胡子和头发全剃了。后来，文功元还将这件事归入抗大学习的心得体会之一，以身作则最重要，也深深影响了他后半生的为人处世。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文功元晚年在回忆录中感慨：“这首当年延安抗大的校歌，词曲庄严雄伟，很有气魄，唱起来悠扬悦耳，感染力很强。我常常默默地歌唱，至今仍如是。”

— “从大局出发，我同意放在戈壁滩” —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核工业建设加快了步伐。1956年，文功元被调入核工业。1957年12月，四〇四厂开始筹建，负责人包括文功元、周秩、杨光远等。完成筹建后，文功元成为四〇四厂首任厂长。文功元主持四〇四厂全面建设时间虽不长，但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文功元接受组建任务时，厂址已选了几个点，后经筛选还剩下两个：一个在内蒙古乌梁素海附近的大青山麓，另一个在西北戈壁滩上，但这两个地点都不太理想。于是，时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和苏联驻部总顾问扎基江让文功元再选一个点进行比较。

经踏勘，文功元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选了一个新点，在磴口附近。通过对三个点进行比较，大青山麓那个点首先被否定了。剩下的两个点中，中方倾向于磴口，毕竟草原各项条件优于戈壁滩，排放、用电、交通等都比较方便。磴口那个点唯一的缺点是取水比较困难，要消耗许多电。相比较而言，戈壁滩取的是自流水，线路虽远些，但不需用电。苏联专家米哈诺夫（设计总工程师）主张选址在戈壁滩，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位参赞也支持米哈诺夫的意见。

作为首任厂长，文功元不能只考虑满足工艺上的要求，还要综合考虑其他条件。为此，宋任穷说：“老文， 你选的地方不错，条件也比戈壁滩好，建起来也可能快些、省些。但是，苏联专家坚持在那个地方，如果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会消极对待，我们自己也很难搞起来。再说，人家是援助我们，不尊重他们，会影响两国关系。我们没搞过这个东西，没有自由。如果我们搞出来一个，并掌握了它，我们就有自由了。那时，你愿意建在哪里就建在哪里。这一个，是不是按他们的意见办啊？”

文功元听了这番话，说：“宋部长，我明白了，从大局出发，我同意放在戈壁滩。”宋任穷的话给了文功元一个启示，那就是为获得自由，要尽快地把四〇四厂建起来。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中国人说话才有底气。

— “叔叔，你是来接谁的啊？” —

频繁的调动以及核工业严格的保密纪律，使得文功元与在北京的家人常年聚少离多。在儿女的共同记忆中，“父亲除了回京开会顺道回家看看，就连春节也看不到他的。”

上世纪50年代末，文功元的小儿子文立明正在北京上全托幼儿园，每两周才能回一趟家。一个周六的下午，文立明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望眼欲穿地等着家里大人来接。突然，一个身材瘦削、面带笑容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他面前。文立明问：“叔叔，你是来接谁的啊？”那个男人听了一愣，然后笑着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啊！”幸亏幼儿园阿姨与文功元认识，过来“解围”：“他是你爸爸啊！”

原来，当时正值四〇四厂筹建高峰期，文功元在家人的视野中“失踪”了很久，年幼的儿子已记不得父亲的模样了。

— “从那件事开始，我隐约感到父亲可能是搞原子弹的” —

1964年10月16日，文功元恰好在北京和家人在一起。文功元的儿子文圣军现在还记得父亲当天的“反常”举动：“我父亲生前在家不爱说话，跟子女交流并不多。对于自己的工作，我父亲更是从来不谈，我们也从来不问，这是家里的默契。”

“那一年我正在上初中，当时家里有台体积很大的电子管收音机，我爱听连载小说和评书啥的，对此父亲也从不干涉。”文圣军说，“但那天傍晚，父亲专门来到我身旁，让我把频道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要听新闻。妈妈猜测可能有重要新闻。”后来才知道，当天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没有在晚上7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而是在当晚23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的《新闻公报》。《人民日报》还发了《号外》。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文圣军回忆道：“也就是从那件事开始，我们隐约感到父亲可能是搞原子弹的。”

— “下次再得3分，就没奖励了” —

文功元的女儿文圣英回忆：“虽然我父亲平时不在家，但他对子女的要求却很严格，学习成绩不好我们是要挨批的。”

文圣英上小学时，有一次一门功课得了3分（当时是5分制）。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的成绩册每周都要找家长签字。文圣英整个周末都惴惴不安，不敢把成绩册拿给父亲看。她一直等到周一早晨，父亲吃完早饭马上要去上班了，才鼓起勇气把成绩册递给了父亲。父亲接过成绩册，扫了一眼，一边签字一边说：“以后要是再得3分，可就没有奖励了。”此前，家里人偶尔会给孩子们几分钱的零花钱当奖励。

文圣英说：“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小学六年级毕业考试时，五门功课都是100分。”

— “父亲去世后，妈妈再也没笑过” —

由于长期的革命工作，文功元30多岁时才结婚。他与妻子刘荣范是在1948年经人介绍，在东北认识并结合的。虽然两人年龄相差15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夫妻二人相濡以沫走过64年的风风雨雨，共同养育了5个儿女。

文家儿女回忆，每次父亲出差回家都是件大喜事。父亲给他们带过各种土特产，还给他们买学习用具。透明塑料的铅笔盒，“漂亮的让我大妹妹一直舍不得用，”文圣英说。但无论怎样，文功元给妻子带礼物是“保留节目”。

文圣英说：“上世纪60年代，我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特意给我妈妈买回了两副铝制的毛衣针。那毛衣针一副是粉色的，一副是蓝色的。当时我妈妈在建工部工作，单位的女同事看见了都羡慕地说：'你家老文多好啊，真会买东西。’后来，这两副毛衣针我妈妈一直用了很多年。”

文圣英还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条珍藏多年的丝巾，她说：“这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父亲出差特意带给妈妈的，也给我买了一条。”

子女们还记得，父亲沉默寡言，说话语速不快声音也不高，但冷不丁地也开个小玩笑，但他们都清楚：“父亲的玩笑只对妈妈讲。”

2004年，刘荣范因患乳腺癌做了手术，术后心情非常抑郁。文功元就一直陪在妻子身边，偶尔开个玩笑，哄她开心。2012年1月，文功元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文圣英说：“我父亲去世后，我妈妈就再也没笑过。2018年我母亲也去世了。”

— “姥姥是家里的大功臣” —

“因为我妈妈是家里的独生女，姥姥非常疼她。姥姥对我父亲也很好。”文圣英说，“由于我父亲常年不在家，姥姥实际上撑起了照顾孩子和处理家庭琐事的重担。”

三年困难时期，文功元长期在西北地区工作，当地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为了给我爸爸改善生活，裹着小脚的姥姥还专门从百万庄到王府井的副食店排队给我爸爸买酱菜。”

文圣英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一天，她在屋里一听见姥姥进楼的声音，就连忙打开门去迎。差两级台阶进门时，老人家因为是小脚走路不稳，一个趔趄，一罐酱菜就在家门口给摔碎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是多么珍贵的一罐酱菜啊。一家人赶紧把地上的酱菜捡起来洗好，留着自己吃。“后来，我姥姥又去了一趟王府井，给我父亲新买了一罐酱菜，托人带到西北去了。”文圣英说。

事情过去多年，文功元有一次很郑重地对子女们说：“你们的姥姥是家里的大功臣！”文功元的儿子文圣军也记得：“我父亲出差，除了给我妈妈带东西，就是给姥姥带礼物。有一次，他还给老人买了一件很好看的羊皮袄。”

— “争论的症结，在于很多人不信中国自己能搞出核电” —

文革后，中国核电建设重新提上日程，但具体怎样发展，却有很多争论。其中焦点之一在于，是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建设，还是以我为主、自力更生发展核电。这个问题在中央各部委的争论非常激烈。其中，二机部主张自力更生，首先建造中国自己的原型堆。

当时，根据中央发展核电的精神，二机部组建核电局，文功元出任第一任局长。负责制定核电发展的长远计划。针对当时的争论，文功元到各个地方积极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中国发展核电关键在于能否下定决心。1980年王淦昌也指出，中国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业体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因此，文功元根据调研情况，于1980年给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报告上说：“现在争论的症结并不在进口或是国产，而是在于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自己能搞出核电。”不久，邓小平批示：“核电应该搞，而且要自力更生。国家计委可以批些钱，先进行试验。”邓小平同志的这次批示明确了核电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文功元积极组织核电站的厂址勘探。1979年，他利用到上海宣布组建七二八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的时机，驱车4个多小时，亲赴浙江海盐选址。之后，他又与浙江省科委多次商谈，共同组织了12人小组，踏勘了台州、温州及嘉兴3个地区的7个县16个点。

通过实地考察，文功元提出了在海盐县建设核电站的可能性。1982年6月，核工业部与浙江省联合上报了定点秦山厂址的报告。1982年11月，国家计委正式批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厂址确定设在浙江海盐。中国的核电产业，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 对装修工人，我父亲也热情地沏茶递烟 —

文功元在生活上是个特别有规律的人。他一辈子没穿过一套西服，只穿中山装。虽然衣服未必是新的，但衣服总是保持着干净整洁。

离休后，文功元坚持参加党组织活动。他把参加组织活动看做是一件大事，除生病住院外，没耽误过一次。

每次去过党组织生活，他都要提前一天沐浴更衣。即便是90多岁高龄时，也要特意去位于新街口的一家国营理发店理发。因为理发店在二层，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只好由女儿搀扶着上楼梯。即便如此，他也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参加组织活动。

文圣军说：“我爸爸待人接物特别友好，平易近人。包括对部里司机班的司机和装修工人都特别客气。父亲离休多年以后，部里司机班的司机见到我们时，还让我们转达对他的问候。”

文功元一生从不抽烟，但是他家里却常备香烟。“这是他专门用来接待客人的。家里装修或是修理东西，对装修工人和修理工我父亲都是热情地沏茶递烟。”文圣军回忆。

八九十岁高龄时，文功元还坚持每天散步一大圈。为此，他还自豪地向儿女们说：“我是很有脚力的。”香港回归后，文功元很想去香港看一看，却因为年龄太大，旅行社拒收才作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文功元让儿女开车拉着他去亲眼看看鸟巢和水立方，也看一看北京四环、五环周边的建设。2009年10月1日，文功元已96岁，还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建国60周年庆典和阅兵仪式。文功元全程精神饱满，兴奋不已，还让工作人员帮着照了不少照片，记录下那美好的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