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现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由于温室气体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等问题日益严峻，如何让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成为各国关注焦点。欧盟在2020年发布的气候新政中明确提出，将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来推动全球落实减排责任，试图通过国际贸易约束机制来缓解气候变化和低碳国面临的产业竞争劣势。作为全球首个碳关税提案，欧盟计划2026年将对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相关税收，征收范围涵盖钢铁、水泥、铝、化肥等行业。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任何碳关税方案的实施都会对我国经贸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资源禀赋不足与巨大人口体量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欧盟实施碳关税从短期来看固然存在打压中国贸易空间的可能性，但从人口、资源禀赋到环境容量，这个世界已不允许我们照搬发达国家走高耗低效的粗放式发展旧路，必须通过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长期来看碳关税将成为我国及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外部压力，但是，这未必全是坏事。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双碳”战略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应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现代化的战略大局和全局中综合考虑和应对。

　　欧盟碳关税实施对我国双碳战略的影响

　　（一）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是对高碳排放企业出口的影响。在欧盟认为最需要减碳的44个行业中，85%与材料、能源以及为工业生产过程提供原材料的行业相关。此外，化工产品、基本金属、纸制品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等行业虽然对贸易依赖相对较小，但其碳排放强度高，也会直接受到影响。对中国来说，钢铁、铝行业受影响可能较大。以钢铁行业为例，我国钢铁行业的碳达峰目标设在2025年，中国的钢铁企业主要采用高炉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欧盟碳关税的提案实施后，将对中国出口欧盟的钢铁产品形成一定制约。

　　二是影响部分产品出口成本。中国作为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成为当前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自主减排的主要对象。伴随我国产品贸易额逐年增长，进出口贸易中所含有的碳排放以及国际间的碳转移数量逐渐增大。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在制定减排方案时并没有对本国消费与外国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清晰的界定，而是笼统地将碳排放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生产者。因此，中国作为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国家，承担了大量本应在进口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一旦从欧盟开始各国陆续加征“碳关税”，我国工业、农业等相关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密集型产品的成本有可能会提升，甚至对整个产业链的成本控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我国企业若要想达到进口国家所要求的低碳标准，则要么加大研发技术和人才等投入，要么购买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这都意味生产成本的增加。

　　三是影响我国部分产品国际市场份额。节能及能效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得依靠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各类用能装备效率提高。技术和装备进步，依靠内生的创新非常缓慢，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是通常的捷径。但对一个大国而言，能效水平难以短期内上一个新台阶，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今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未来将可能被征收碳关税，其生产规模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同时，部分国家由于技术变革带来的低碳竞争力将逐步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挤占其他国家的市场份额。

　　四是全球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单边的碳关税措施可能诱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尽管碳边际调节税是以“碳”入手，但落脚点在于欧盟的产业和贸易利益。碳关税正式实施标志着碳交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欧盟碳关税涵盖的5个领域其实是欧盟市场所涵盖的领域。其关税水平直接与欧盟碳市场价格挂钩，反映出欧盟试图成为全球碳标准制定者。欧盟在绿色技术和环境标准上具备领先地位，这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投资环境将产生较大压力。目前，国际社会还无法确立统一的碳关税征收标准。在缺乏WTO碳标准的情形下，欧盟碳足迹核查标准将成为全球标准，这一点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

　　（二）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

　　一是涉及资源配置效率。鉴于欧盟市场的巨大体量，对欧贸易产品的碳足迹将完全遵循欧盟标准和法律。他国企业报送的生产数据和碳排放数据，都需要经过欧盟国家的实地核查。因此，在报送和核查两个阶段，都需要根据欧盟法律做数据与合规准备。为了获得欧盟的碳抵减许可，各国碳市场的建设不得不对标欧盟碳关税所涵盖的行业范围，这将导致行业发展脱离本国实际发展阶段和需求。如果高碳产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那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国内高碳产业的原有资本会流向低碳产业，这些部门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资源会溢出并转移至低碳或技术密集型产品部门。这使得高碳产业的一些企业由于缺乏资本或者不能及时补充资本，其未来的发展甚至生存可能受到影响。

　　二是产业链面临影响。虽然按照当下欧盟碳关税计划，只有部分能源密集型产品属于碳关税的征收范围。但是，未来可能会扩大到更多行业，影响面会越来越大。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关联产业，如电子零件行业、塑胶、五金行业将很可能受到波及。上游产业若因碳关税受到影响而增长疲软，短时间又没有替代行业的出现，那么整个产业链都会因为上游价格波动或供给不足而受到影响。如果在碳关税政策实施前，国内能源密集型产业尚未转型，新兴的清洁能源产业还没有发展壮大，此时若直接淘汰现有的高能耗、高排放产业，将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

　　三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依然占有较大比重，吸纳了大量的蓝领工人。但是，外贸依存度高同时也意味着一国对外部需求依赖较大，抗击外部风险能力受限。碳关税作为外部冲击，出口贸易最先遭受影响。短期而言，减排及转型带来的成本的提高将可能迫使企业削减人事支出或直接裁员，从而不利于整体的就业、劳动报酬及福利。同时，劳动密集型和能源密集型相关行业的失业人员由于技能、素质等原因与劳动力市场现有的岗位难以匹配，摆脱失业较为困难。

　　（三）长期看对我国对外贸易起到促进作用

　　一是有助于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经济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我国企业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来看，各国相继实施“碳关税”后，高碳排产品就要增加环境成本，从而提高产品总成本，其竞争力就会被削弱，无形中让高耗能产业被淘汰。面对这种情况，企业将主动升级产业结构，寻找减少碳排放的方法，通过技术创新改变我国高碳排企业的发展困境，不断适应国际贸易低碳需求，最终实现产品由能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改变能源消费结构来看，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高碳产业将会调整其产品的要素投入比例，减少对传统能源的需求，促使传统能源部口进行技术改造，同时新进入的能源企业也会偏向清洁能源投资。如果我国高碳产业的生产减少释放出部分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将流向清洁产业进行重新配置，能源部门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碳关税带来的压力可能促进高碳企业放弃现有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二是有助于学习国外低碳经验。目前，我国尚未制定系统的、专门性的低碳农业发展制度和政策，从而导致减排治理缺失，部分产品生产高碳化。这种状况不改变，“碳关税”的推行，将对我国产品出口产生重大冲击。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相关政策我们不妨加以借鉴。如，在法律方面，2007年，英国推出全球第一部《气候变化法》；2005年美国通过《能源政策法》，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等。在经济手段方面，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发达国家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开征国家碳税；丹麦对生物质能发电采取财政补贴激励；美国政府规定可再生能源相关设备费用的20%—30%可以用来抵税，可再生能源相关企业和个人还可享受10%~40%的减税。行政手段方面，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英国低碳转换计划》，英国能源、商业和交通等部门还分别公布了一系列配套方案，包括《英国可再生能源战略》、《英国低碳工业战略》和《低碳交通战略》等。

　　基于欧盟碳关税实施我国的应对方法

　　从国际层面来看，面对欧盟碳关税的实施，我们应该积极作为。一是积极参与国际碳排放标准制定。目前国际上并没有形成征收碳关税的统一实施细则，这为我国参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制定和碳关税征收标准谈判创造了一定的机会和条件。我国应该积极争取国际气候政策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团结发展中国家群体，切实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权益和经济利益。积极推动建立成熟的全球性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化，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倡导全球国家重视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环境保护。

　　二是调整国际之间碳排放责任。欧盟国家提出的碳关税政策是基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但是显示情况却是发达国家消费了大部分的碳密集型产品。目前，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实际上是逃避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历史责任，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进行贸易保护，抢占国际市场。因此，应坚定全球气候减排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运用WTO“自由贸易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的企图。

　　从国内层面来看，一是扎实推进国内“双碳”战略。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和愿景，意味着我国更加坚定地推进产业转型和升级，走上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径。切实做好国内碳减排工作是应对碳关税的根本办法，国内减排技术的进步也有利于增加全球低碳贸易市场份额。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将高碳产业纳入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通过市场定价机制将碳排放成本内生化，激励企业主动改善排放水平。另一方面，加大对新能源产业和研发的支持力度，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

　　二是积极建立国内碳税机制。征收碳税不但能够使我国出口产品避免被征收碳关税，而且还能刺激经济主体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以及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一方面，可以通过征税来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生产活动，限制两高产品的生产，促使企业加大力度研发低碳技术，生产低碳环保产品。另一方面，根据国际法律的相关规定，如果我国对出口企业开征碳税，进口国就不能再对我国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这也是发达国家为避免本国被征收碳税的企业遭受不公平竞争而征收碳关税的原因之一。

　　三是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一方面，加强节能技术与清洁技术的攻关，即加大对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高效清洁利用，同时尽力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不断探寻对新清洁能源的开发与运用，加大对风能、水能、氢能的研究。另一方面，努力开拓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新兴产业群和高新技术产业群，通过政策鼓励和经济激励，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科技，研发新材料和新能源，努力为发展低碳循环经济夯实基础。以此主动推进贸易结构优化升级，降低“碳边境”调节税的影响程度。

　　四是改革现有绩效考核制度，建立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以粗放型为主、过分强调GDP增长单项指标、靠高投入和高消耗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并非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只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也难以为继。因此，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双碳”战略发展目标，我国应建立绿色GDP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在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中的比重。如可以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GDP能耗、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工业“三废”排放量占GDP比重纳入考核体系，通过约束性指标的确定，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是大力发展绿色金融。资金投入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政投入体系，加大公共资金支持力度，发挥公共资金引导与杠杆作用，鼓励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绿色投资，设立相关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完善绿色金融体系，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补充完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支持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研究设立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基金。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沈阳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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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商品范围和税率维持不变。（二）继续实施现行出口关税税率。自2021年1月1日起继续对铬铁等107项商品征收出口关税，适用出口税率或出口暂定税率，征收商品范围和税率维持不变。（三）调整税则税目。为满足产业发展和贸易管理需要。对部分税则税目、注释进行调整。经调整后，2021年税则税目数共计858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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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舆论的喧嚣声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达芬奇公司终于在7月13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本应是一次危机公关的良机，却在消费者和媒体的质疑声以及其总裁潘庄秀华声泪俱下离题万里的演讲中演变成一场闹剧。

　　达芬奇的品牌事件也揭出了行业的潜规则。多位行业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报料称，市场上的进口家具有80%披着“假洋品牌”的外衣。而“假洋品牌”的制造路径也日渐成熟。

　　假“洋品牌”的暴利诱惑

　　记者了解到，真正进口家具的价格一般是由进货原价、经销商利润、运费组成，然而其他的杂费与进货价相比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家具从国外运抵中国卖场，除去所购买家具的进货成本以及经销商合理的利润之外，各个环节的费用并不低。比如，报关费、检疫费、增值税、保险费、运费。因而正经的进口家具生意并非暴利。

　　3年前，中国家具出口额247亿美元，进口额13亿美元，贸易不平衡。为了鼓励进口，国家将进口关税降到了零。这使得进口家具市场发展空间很大也催生了一批做进口家具的代理商。而家具“假洋品牌”的暴利也促使了行业内的普遍造假。

　　记者在百度上输入“家具进口报关”等字样，立刻出现大批代理家具木材等进口报关公司，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家公司负责人赖先生的电话，得知确实有不少国内经销商要求代理进口报关事宜，并表示“对没有产地证明的家具产品，也能够灵活处理，进口申报”。

　　赖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承接的业务中只有一少部分是将国产家具贴牌出口再进口以伪造成洋家具。以意大利品牌为例流程基本是在广东东莞等地进行加工制造，然后从海关运往意大利，这个过程中需要缴纳的费用是增值税(原木13%，木方17%)和每个集装箱几百美元的运费。而此时出口的价格往往很低以保证低缴税。从意大利回来后需要缴纳进口关税以及相关报关费用等，而此时的报价便非常得高。“我国进口家具实行零关税后，报再高的价格也没关系，一旦通过报关审价，在市场上就能理所应当的卖那么高的价。”赖先生告诉记者。

　　“很多盘子大的家具代理商还是会选择通过合法的方式将家具‘洗’成洋品牌，毕竟报关运费这些都是小钱，一张床卖几十万元，摊下来成本也不超过十万元。不过现在更多的家具代理商选择从国外进口木材本地加工，贴牌冒充国外进口，木料和家具不同，这样又能省出一部分成本，至于凭证自有方法造假。”赖先生说。

　　“进口身份”制造流程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家具是否进口首先要看是否有海关报关单，其次一般进口商会购买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然而，经记者了解，在国内，仅存在极少的原装进口家具，而大部分都属于进口木材制造或者干脆本土制造。而家具的“进口身份”制造起来却并不难。

　　路径一：真协议、假代理

　　商家去参加巴黎、米兰等国际知名家具展，选取国际市场上比较畅销或新颖的品牌或产品。中国本地经销商和该品牌商签订代理协议，由此便取得在华代理的一切权益(包括原产地证明，协议等)，然后再进口少量外国家具(合法取得报关单)在国内和厂家合作仿制这些家具，并贴上洋品牌标识，“出口”到原产地国再“进口”回来以假乱真。这个过程被业内称为“过一下水、镀一层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山寨厂家和代理商相互勾结，前者负责设计加工制造，而后者则负责打通各个环节，取得各项凭证和销售资质等。

　　一位不愿具名的外贸业资深人士向记者分析称，从技术上来说，将家具从深圳口岸出港，运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运回上海，并取得合法手续“完全是可行的”，甚至“原路返回也没问题”。他表示，出口物品有原产地证明，如果达芬奇公司将家具出口至意大利后，设法在当地取得原产地证明，这样程序上“就万无一失”。

　　该人士告诉记者，进口家具的行当“水极深”，世面上销售的洋家具至少有80%都非原产地产品，而各种洋品牌代理经销商数不胜数，这一说法得到了多位行业人士的印证。

　　而此前达芬奇的合作商长丰家具公司总经理彭杰说，他们生产的家具交付给达芬奇公司之后，达芬奇公司将这些家具从深圳口岸出港，运往意大利，再从意大利运回上海，从上海报关进港回到国内，这些家具就有了全套的进口手续，成为达芬奇公司所说的100%意大利原装、“国际超级品牌”家具了。

　　“展厅里摆的都是真货，这样就逃过意大利原厂家的检查，而出货都是假的，消费者根本不会仔细看报关单上的货号和自己买的家具对不对应，这么做风险其实很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路径二：保税区“几日游”

　　之前有媒体曝出消息，经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调查，达芬奇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在2011年上半年至少有十余批家具是先从浙江宁波、江苏等地进货出口至上海的保税物流园区放几天，然后再运出保税区算进口。

　　记者从海关询问得知, 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可以在实际交易成交之前，享受关税优惠政策。若境内物品运至保税区，在与境外公司交易之前，称为境内关外。在海关监管范围，可以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以及加工制造。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达芬奇家具真的通过“几日游”的方式冒充进口家具，其实际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风险，必须在海关有硬关系。

　　一位曾在海关工作的人士认为，若保税区内的境外企业为非该国货物提供境外产地证明，海关可能无法查实。也就是说，如果达芬奇在意大利的公司能为这些交易的货物提供原产意大利的证明，那它就可以贴上意大利进口的标签入境，因为如果单据齐全真实，海关人员很难逐一去原产地调查单据的真实性。

　　路径三：配件出口成品进口

　　有很多代理商甚至都懒得让家具在海外走一圈，直接伪造假的报关单。如果达芬奇造假的历程是试图用合法的手段将国产家具“洗成”洋家具。而另一种做法风险较大，即直接伪造和某国外品牌的代理关系，在中国设“代工厂”，那么这样从产品标志到原产地证明再到报关证明材料就全是假的。

　　其程序如下，首先是在国外注册成立一家家具公司，然后通过这家公司委托国内的厂家生产家具。但这些生产出来的家具不是成品，会人为要求剩余一到两道工序。例如生产一套高档座椅，厂家会把构件各个部分生产出来，但没有上漆或者贴皮，产品也没有组装。厂家会以“家具配件”或者“板材”的名义出口。到了国外的家具公司后，再在当地上漆、组装，再贴上标牌。于是这个大部分工序都在国内完成的家具，其原产地就变成了国外。虽然家具每个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但在国外组装就可以拥有正宗的“洋品牌”身份。[page]

　　而后，这些“漂白”后的家具就被堂而皇之地进口回国，其售价也就获得十倍上涨。“这基本上没办法查，因为其手续、程序均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深圳海关的工作人员也承认。

　　按规定，每批进口产品都要有海关报单，产品会以每一集装箱为单位，集装箱外是产品的名称以及编号，监管人员只要将产品名称、编号与报关单上提供的信息逐一核对，即可知道产品有无移花接木。但“现在已经进化出更少破绽的报关方法”。上述该人士向记者表示，这让海关报关单也不再权威。

　　“中国制造”终端模糊

　　达芬奇公司因央视一篇关于其旗下卡佩里尼等品牌家具造假一事卷入舆论旋涡。在7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潘庄秀华表示，公司确实与东莞长丰家具有合作，但产品系列不一样，卡佩里尼是其在内地创立的一个品牌，与意大利生产的品牌没有关系，是媒体误会。行业里这样的“误会”是否普遍存在?

　　7月13日，记者走访了深圳红苹果家私、亚历山卓家居馆、意大利法尼尼家具中心等高档家具卖场。销售人员在记者要求下，均出示了进口报关单等相关凭证。即便是处于风口浪尖的达芬奇，也都可以出具相关凭证。

　　据记者了解，商家在国外进口一两套家具，获取原产地证明后，再委托国内的厂家仿冒。但这种方法无可避免涉及伪造产品标签的问题，因为国内厂家仿冒的产品必须在包装箱上打上“made in china”的字样。商家在产品进入卖场时，会撕掉产地标签，而后大量复制那一两套原装进口家具的原产地证明。

　　记者来到北京东北四环附近的居然之家、宜华家居等京城知名国际品牌家居卖场。“这几天来买家具的少了很多，个别顾客会让我们出示原产地证明和报关证书。”Kenzo家具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当记者要求看一下家具进口的相关材料时，销售人员立刻翻出几页扫描质量颇差的纸张，其中有一张满是意大利文的原产地证明，而其他几张则是海关入境证明，也就是报关单。记者颇为废劲地辨认出是从意大利某地运抵上海黄浦港，而具体价格等数据却无法辨识。

　　记者又来到法国之家家具店，这里的销售人员十分谨慎的从仓库中拿出一沓纸给记者看，依旧是质量颇差的报关证明影印件和全法文原产地证明扫描版。当记者问到是否有顾客要求看这些材料时，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从开店以来没有一个顾客提出这种要求。面对记者对这些材料真假的质疑，该店销售人员不以为然：“谁会问原产地是否是法国?很多顾客看中的是样式，再一听是法国的，就立马掏钱了。”

　　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便在高端家具卖场，家具进口的证明文件几乎都是不清晰的影印件，没有任何中文翻译。顾客几乎没有要求看这些材料的需求。

　　家具“零关税”刺激进口木制家具一年增三成

　　2005年1月1日，中国将进口家具关税税率下调为零，除机动车辆用的座具和座椅调角器外，所有家具及其零件进口均实行零关税，高价木制家具进口量显著上升。

　　2006年，以上海市场为例，进口家具件数和进口总额较前一年同期进口家具分别上涨20%和38%;进口木制家具平均单价同比上涨近15%。

　　业内人士介绍，欧洲地区是上海进口家具的最主要原产地，进口额占到总量的87%，其中，德国、意大利、丹麦位居前三位。

　　但外资家具生产商市场份额的迅速增长已经引起了业内的担忧。上海海关有关负责人称，国外家具商除了直接向中国出口家具外，还在国内投资生产合资品牌的家具产品，并已迅速占据国内中高档家具市场，这将会对国内厂商形成冲击。

　　“假洋”缘何频现家具行业

　　“除了在‘中国生意难做’外，她所有的表述我都不认同。”黄休宁一边看着达芬奇新闻发布会的网络直播，一边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在他看来达芬奇的问题只是中国家具业畸形生态的冰山一角。

　　不做“假洋鬼子”就无法生存的市场现状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具企业走向歧路。

　　“假洋鬼子”的无奈

　　上世纪90年代，黄休宁和几个朋友在深圳开了一家家具厂。与珠三角许许多多中小企业一样，黄休宁的家具厂也是从OEM起家。“当时的生意也难做，但只要接好单，控制成本与生产质量，就有不错的回报。”黄休宁表示。

　　2000年以来，生意开始难做了。黄休宁的家具厂也遇上了困境。几家黄休宁代工的国外厂家遇到经济危机削减甚至取消了订单。为了生存，黄休宁打算创立自己的品牌在国内销售。“当时，凭借着十几年的生产经验，以及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我还是很有信心。”黄休宁表示。

　　可当黄休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考察后发现，自己在国内注册的品牌根本不具备竞争力。“国内家具市场完全两级分化，一边是手工作坊式的低端定制市场;另一边就是所谓的‘进口’国际品牌。”黄休宁对此颇为郁闷，特别是他在上海发现一个所谓英国village品牌中国分店，实际就是他们厂隔壁的一个小作坊时，他决定放弃开发国内品牌。

　　消费者在选择上“洋品牌”的倾向性使黄休宁也不得不“游水”。所谓“游水”指的就是为国内生产的家具换一个国外“马甲”，于是从2008年开始，黄休宁在意大利也注册了一个名为“jatta”的品牌，开始在国内销售进口家具。

　　“我们虽然是‘假洋鬼子’，但还算比较老实。”黄休宁强调，这中间最大的差别就是产品的价格，虽然产品标榜的是洋品牌，但价格依旧是本土价格。“真皮沙发，我们很少有超过15万元的，大多集中在3万至10万元间。”黄休宁表示，与达芬奇那些名为“原装进口”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的产品相比，差距明显。

　　“这种畸形产品也许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只要中国人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品牌，不懂什么是好家具，他们就有生存的空间。”黄休宁言之凿凿。

　　家具行业的低门槛，低利润也是将企业逼上“假洋”之路的原因。据统计，中国有8万家家具企业，行业集中度很低，竞争激烈。“这是个最好的行业，也是个最坏的行业。”黄休宁表示，家具行业有的人锦衣玉食，有的人水深火热。

　　“纯代工基本没法活了。”黄休宁告诉记者，在2008年最差的时候，他出口一张沙发只能赚50块钱。一集装箱的货最后赚不到5万元。“所以肯定得变，”中国家具协会朱长岭理事长曾表示，家具行业平均利润率只有不到3%。[page]

　　但这个行业里，不乏利润率高达50%的企业。这不得不让黄休宁趋之若鹜，“一边是3%的利润，甚至亏本;一边是50%的毛利，而且成本很低，你会怎么选。”黄休宁为自己注册“洋品牌”解析道。

　　“家具是最古老，最透明，也是最不透明的行业。”朱长岭表示，因为古老所以全国各地，大城小村，都有制造家具的作坊;因为透明，所以板材多少钱一平方，橡木多少钱一平方，工匠多少钱工资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谓透明指的是制造工艺基本透明。

　　“所以要想取得高利润率，就要在不透明的地方入手。”黄休宁告诉记者，以往不透明的地方是家具用料，“你在家具市场问销售人员，这是什么木料，如果对方告诉你是橡木，那就是橡胶木。”黄休宁说，所谓橡胶木是几种木料的胶合，单价3000元/立方米，但真正的橡木都需要进口的，最贵的橡木价格可能高达1万美元/立方米。“只要一个厂家告诉消费者这是橡木不是橡胶木，行业所有厂家都会这样说。”黄休宁觉得在一个圈子内，所谓道德品质已经变得非常奢侈。

　　但消费者也不成熟，即使消费者不了解真正行情，但在他心目中橡木已经变成最低价的材料。“所以需要更隐晦的名字，更复杂的木料。”黄休宁表示。金丝楠木这些不敢说，因为是中国人都懂，这些木料早已不复存在。于是大家又开始从国外寻找标的，例如达芬奇就为自己找到了所谓意大利的名贵木种。就是因为要从国外寻找所谓的“名贵木种”，“所以必须有一个外国身份，”黄休宁告诉记者家具公司老板的想法。

　　而注册了外国身份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所谓“设计”所增加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