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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筮法的发展及其流变
先秦时代的《周易》占筮法流传到西汉之后，又有较大的发展与各种变异，乃至流为民间术士愈演愈繁的种种《易》占手段。这方面的情况颇为复杂，此处择取较重要者略作简介。
西汉焦赣，字延寿，写了一部《易林》。此书按每卦均可以变成六十四卦中任何一卦的规律，排成4096中卦变次序，每一种卦变都附有一则韵体文辞，称为“林辞”，供人占筮只用。
用《易林》占筮，也是先以揲蓍四营之法，经十八变成一卦，然后视“本卦”与“之卦”的情况寻找《易林》中相应的“某卦之某卦”的“林辞”来占断吉凶；若筮得“本卦”六爻皆不变，则取《易林》中的“本卦”的“林辞”来占断。这种筮法，沿用了先秦的揲蓍演卦程序，但不敢爻辞占断，而是另编一套文辞作占断只用。
西汉京房，字君明，是焦赣的学生。他跟从焦赣研究《易》学，尽得焦氏阴阳占筮的真传。为官期间，经常通过占筮来解说自然灾异和社会现象，并借以抨击朝政。焦赣曾预言：“学了我的阴阳占筮的道理，而招来杀身之祸的，必然是京房。”后来京房果然蒙遭用占筮“诽谤政治”的罪名被朝廷逮捕处死。
京房对《周易》筮法的发展和改造，大约体现于两方面：
一时发明了“金钱代蓍”法，也称“金钱卜”。其法是用三枚铜钱代替蓍草，一次同时掷下三钱，以有字之面为阴，无字之背为阳，若遇三枚皆为“老阳”，即“三少”，其数为“九”；若遇三枚皆面为“老阴”，即“三多”，其数为“六”；若遇两枚面一枚背则为“少阳”，即“两多一少”，其数为“七”；若遇两枚背一枚面则为“少阴”，即“两少一多”，其数为“八”。这样，每掷一次得一爻，相当于“三变”；掷六次成一卦，相当于“十八变”。由于“金钱卜”的原理与蓍草揲卦无异，但操作程序却简便得多，所以汉以后在民间十分流行，街肆卦摊上的“卖卜先生”大都使用此法，以致原初用50根蓍草演卦的方法反而鲜为人知了。唐代诗人于鹄写过一首《江南曲》：“偶向江边采白蘋，还随女伴三江神。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全唐诗》卷十九《相合歌辞》）即言及“金钱代蓍”之事。足见当时的“金钱卜”似乎人人皆知，连年轻妇女思念远方的郎君，祝其早归，都用此法卜上一卦。
二是将五行、天干、地支与六十四卦的爻位相配合，并穿凿六亲、世应、飞伏等条例，纳入《周易》占筮的体系中，使筮法复杂化。后代题为郭璞撰的《洞林》及题麻衣道者撰的《火珠林》，均全盘沿用了京房的这些条例，在中国占卜史上流传了近两千年，至今一些喜好占筮的人仍在使用此法。
除焦赣、京房对《易》筮方法作了发展与改造之外，民间流行的各种筮法还很多。如相传北宋邵康节发明的“梅花易数”也是一种，其有用字画起卦的方法，如：求筮者随手用楷书写出两个字，然后计算各字的笔划数，以“先天”卦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序，笔画超八画的从第九起再自“乾一、兑二”算下去，每字的最后一画算至哪一卦就成为其字的卦象，而以上字为内卦，下字为外卦，组成一个六画卦形；然后把两字笔划数的总和除以六，若余一则以初爻为占断，余二则以二爻为占断，余三则以三爻为占断，余四则以四爻为占断，余五则以五爻为占断，若整除则以上爻为占断。此类占筮方法，于古无征，只能看作是后人创造出来的用以依附《周易》占断吉凶的新方术而已。
总之，自《周易》筮法创立以后，对后代影响至大，其发展流变也十分广泛多样。作为研究《周易》者，有必要了解这一历史状况，探讨《易》筮产生、发展、演变的背景，从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有较为明晰的认识。但如果盲目地崇拜《易》筮，一味对之津津乐道，奉为至宝，以至弃置《周易》的经传而不读，则显然是舍本求末之举，在今天的时代是十分不足取的。这一点，初读《周易》者务必明确，以免误入歧途。
在《周易》的卦形符号体系中，“阳”用“一”表示，“阴”用“--”表示。八卦、六十四卦就是以这两种一连一断的符号重叠组合而成的。《周易》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其中阳爻一百九十二，阴爻一百九十二，分别喻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刚”、“柔”物象，体现事物运动变化的发展情状。
《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各自象征某一事物、现象在特定背景中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伴随着卦义而存在的这种“特定背景”，《易》例称“卦时”。
六十四卦表示六十四“时”，也就是塑造出六十四种特定背景，从不同角度喻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中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理。《泰卦》卦象象征“通泰”之时的事理，《讼》卦象征“争讼之时的事理，《未济》卦象征“事未成”之时的事理，余可类推。每卦六爻的变化情状，均规限在特定的“时”中反映事物发展到某一阶段的规律。因此，阅读六十四卦，不能不把握“卦时”这一概念。
六十四卦即由八卦相重二成，故每卦中均包含着两个八卦符号，凡居下者称“下卦”（又称“内卦”，《左传》称“贞”卦），凡居上者称“上卦”（又称“外卦”，《左传》称“贞”卦）。上下卦合称“二体”，或“上下体”。
上下二体可以象征事物发展的两个阶段，下卦为“小成”阶段，上卦为“大成”阶段，；又可象征事务所处地位的高低，或所居地位的内外、远近等。
六十四卦每卦各有六爻，分处六级高低不同的等次，象征事务发展过程中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地位、条件、身份等。六爻分处的六个等级，称“爻位”。
六级爻位的排列，由下而上依次递进，名曰：初、二、三、四、五、上。这是表明事物的生长变化规律，往往体现着从低级向高级的渐次进展。各卦爻位的基本特点，大略可以概括为：“初”位象征事物发端萌芽，意主潜藏勿用；“二”位象征事物崭露头角，义主适当进取；“三”位象征事物功业小成，义主慎行防凶；“四”位象征象征事物新进高层，义主警惧审时；“五”位象征象征事物圆满成功，义主处胜戒盈；“上”位象征象征事物发展终尽，义主穷极必反。当然，这只是概括其大要，在各卦各爻得具体环境中，由于种种因素的作用，诸爻又有交复错杂的变化。旧说或由拟取人的社会地位譬喻 位的，如认为“初”代表“士民”，“二”代表“卿大夫”，“三”代表“侯”，“四”代表“公”，“五”代表“天子”，“上”代表“太上皇”。这种譬喻，也反映出爻位的等级特点，可以备为参考。
我们已经知道，八卦符号各由三画线条组成。古代认为，八卦三线条的下画象征“地”，中画象征“人”，上画象征“天”;合“天”，“地”、“人”而言，谓之“三才”。由八卦重成的六十四卦，各具六爻，若把六爻位序两两并列，也体现着三级层次，所以古人又认为初、二两爻象征“地”，三、四两爻象征“人”，五、上两爻象征“天”，三者亦合称“三才”。《系辞下传》说：“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说卦传》说：“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正是揭明“六爻”配“三才”的条例。这一条例，是从另一角度观察爻位，也可以表明六爻的高低等级区别。
六爻位次，有奇位、偶位之分；初、三、五为奇位，亦称“阳”位；二、四、上为偶位，亦称“阴位”。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均称“当位”（亦称“得正”、“得位”）。凡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均称“不当位”（亦称“失正”、“失位”）。
“当位”之爻，象征事物的发展遵循“正道”、符合规律；“不当位”之爻，象征背逆“正道”、违反规律。但当位、不当位亦非诸爻吉凶利弊的绝对标准，在各卦各爻所处的复杂条件、因素的影响下，得正之爻有转向不正的可能，不正之爻也有转化成正的可能。所以，爻辞中常常有譬醒“当位”者趋正求吉之例。
六爻所居位次，第二爻在下卦三爻的中位，第五爻在上卦三爻的中位，这两者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为不偏，《易》例称“中”。
凡是阳爻居中位，象征“刚中”之德；阴爻居中位，象征“柔中”之德。如果阴爻处二位（阴位），阳爻处五位（阳位），则是既“中”且“正”，称为“中正”，这在《易》爻中最具美善的象征。《周易》强调“中”的思想，与先秦儒家所极力崇尚的“中庸”之道，正相吻合。
在《易》卦六爻的相互关系中，由于诸爻的位次、性质、远近距离等因素，常常反映出承、乘、比、应的复杂现象。
凡下爻紧靠上爻叫做“承”，就是以下承上的意思。《易》例侧重揭示阴爻上承阳爻的意义，即象征卑微、柔弱者顺承尊高、刚强者，求获援助。此时爻义必须视具体情状而定，大略以阴阳“当位”之爻相承为吉，“不当位”的相承多凶。
凡上爻高凌下爻叫做“乘”，就是以上凌下的意思。《易》例以阴爻乘阳爻为“乘刚”，象征弱者乘凌强者、“小人”乘凌“君子”，爻义多不吉善。但阳爻居阴爻之上则不言“乘”，认为是理之所常。由此可以看出《周易》“扶阳抑阴”的意思。
凡六爻之间逐爻相连并列者叫做“比”，就是两相比邻的意思。如初与二比，二与三比，三与四比，四与五比，五与六比即是。两爻互比之际，也体现着“承”、“乘”现象。例如，初六与九二相比，则初以阴承阳；九二与六三相比，则三以柔乘刚。爻位互比的关系，象征事物处在相邻环境时的作用与反作用，往往在其他因素的交互配合下影响爻义的吉凶。
凡六爻之间，处在下卦的三爻与处在上卦的三爻皆两两交感对应，叫做“应”爻。具体说，就是初爻与四爻交应，二爻与五爻交应，三爻与上爻交应。对应之爻一阴一阳的，可以两相交感，称为“有应”；如果两者俱为阴爻，或俱为阳爻，必不能交感，称为“无应”。
《易》卦六爻之间，除初爻、上爻外，中四爻又有相连互交的卦包涵其间，称为“互卦”。其中二、三、四爻合成一个三画卦，称为“下互”；三、四、五爻又合成一个三画卦，称“上互”。这样，“上互”、“下互”相组合，便构成另一个六画卦。下面举《屯》卦为例：
可见，《屯》卦有下震、上坎组成，中间四爻涵有下互坤（）、上互艮（），上下互变合成《剥》卦。
《周易》六十四卦的每卦六爻中，有为主之爻，叫做“卦主”。卦主有两类，一是“成卦之主”，即该卦所由以成的主爻。此类卦主不论爻位高下，其德善否，只要全卦意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夬》卦，上六一阴高凌于山，被五阳所决除，全卦含“君子决除小人”之义，而上六即为“成卦之主”。二是“主卦之主”，即该卦六爻中最完美的主爻。此类卦主必是爻德美善、得位得时者当之，故各卦第五爻多为主卦之主，它爻亦间或有之。比如《乾》卦的第五爻“九五”，阳刚圣美，有“飞龙在天”之象，即为主卦之主。六十四卦的《彖传》，往往揭示出卦主所在。
《周易》学说的流传经过了几个阶段
自从《周易》六十四卦及卦爻辞出现之后，就引起学者的极大重视。孔子或其后学撰述的《易传》十篇，《左传》、《国语》记载的许多《易》筮例子，反映了先秦时代《周易》学说的特色以及达到的水平。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焚毁一切旧传经典，《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属于焚烧之列，独得幸存。所以，西汉初年复兴经学，《周易》的传授较其他诸经最为无阙。而且，由于《易传》十篇的流传日益广泛，并为学者所高度重视，乃至被合入“经”中传，遂使历代对《周易》的研究，均以经传两者为主要对象。
从西汉到今天的两千多年之间，纵览时代的发展，《周易》学说的流传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汉魏六朝《易》学，唐代《易》学，宋代《易》学，元明清《易》学，现当代《易》学。下面依此五阶段，略为叙述各个历史时期《易》学的基本特点及重要代表人物。
1、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
这一阶段的《易》学，可分三个时期：
西汉时期的《易》学，约有四个主要流派：一是“训诂举大谊”，即根据先秦《易》说，训释六十四卦大义，以周王孙，服光、王同、丁宽、杨何、蔡公、韩婴七家所作阐《易》著述为代。二是“阴阳侯灾变”，即运用“周易”原理解释大自然灾异及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变，以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说为代表。三是“章句守师说”，遵循当时朝廷学官所立的经师传授之学治《易》，称为“今文《易》学”，以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博士所传为代表。四是“《十翼》解经意”，即民间私学传授的经说，专取《易传》十篇（《十翼》）解说六十四卦，称为“古文《易》学”，以费直、高相所传为代表。
以上孟喜、京房分列两类，是由于两家的章句之说为正宗，而灾变占验之说则独成一派。
在这四个流派的代表《易》家中，又以丁宽、孟喜、京房、费直对后代的影响最为深远。
丁宽，梁（今河南商丘）人，字子襄。曾经随从项生学《易》于经师田何，研探精敏，才力远过项生，深受田何器重。学成之日，田何告诉他可以回去了。丁宽东归后，田何对学生说：“《易》以东矣！”意思是赞叹丁宽将带着他的《周易》学说东去而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丁宽又到洛阳，又跟从周王孙研习《周易》古义，学殖益深。汉景帝时，曾任梁孝王手下将领，号丁将军。撰《易》说三万言，以其学传授同郡田王孙。田王孙又传授施雠、孟喜、贺丘贺，《易》学史上于是有了施、孟、梁、丘之学。
孟喜、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字长卿。孟喜的父亲是当时研治《礼》、《春秋》的专家，但他认为《礼经》太多、《春秋》繁杂，所以就让孟喜学《周易》。孟喜与施雠、梁丘贺同向丁宽的弟子田王孙学《易》。他喜欢自我称誉，曾经获得《易》家阴阳侯灾变的书籍，便谎称这是其师田王孙临终时枕在他膝上独传他的。儒生们听说生，都纷纷称赞孟喜。不久，同门梁丘贺揭发说：“老师是在施雠身旁，那时孟喜正返归东海，并不在场，哪有这件事？”人们就不再信任孟喜的话。孟喜的《易》学，有《周易章句》，但长于阴阳占验之学，以卦气说为本，对后来的《周易》占侯学影响甚大。其学传同郡白光（字少子）、沛翟牧（字子元），两人都成为《易经》博士。相传《易林》的作者焦赣，也曾向孟喜学过《周易》。
京房（前77-前37），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排律自定为京氏。喜好音乐钟律，据八卦原理用“三分损益法”将十二律扩展为十六律。研治《周易》，拜焦赣为师，擅长于用六十四卦分值四时以解说阴阳灾异、占验人事吉凶。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为郎。立为《易经》博士。他常常用《易》卦解说自然灾变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屡次上疏元帝，所言多能应验。但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认为京房的言论繁琐不可行。他曾经向元帝劾奏石显专权，被石显嫉恨在心。后来，因石显进谄言，京房就被元帝贬为魏郡太守。但他仍然上书给元帝，坚持用卦气之说评议灾变、朝政。石显等人进一步诬告京房与叛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他被下狱处死，年仅41岁。京房开初向焦赣学《周易》的时候，尽获焦氏的阴阳侯灾变之传。那时，焦氏就深怀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结果他的预言果然成为现实。京房的《易》学，承孟喜、焦赣的传授之脉，长于卦气“六日七分法”，并提倡纳甲、世应、飞伏、游归等术，后世《火珠林》一类的占筮法便是接受了京房的遗说，相传以钱代蓍的“金钱卜”法也是他发明的。可见京房对中国古代占卜术的发展至有影响。
费直，东莱（郡治今山东掖县）人，字长翁。仕为郎，至单父令。研治古文《易》学，长于卦筮，不著《周易》章句，只以《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等解说上下经。因其无章句，未立于学官，仅在民间流传。东汉以后，郑众，马融、郑玄、王弼等并传费氏《易》，其影响便取代了其他各家。
东汉时期的《易》学，是沿承西汉的流派而发展的。其中对费氏《易》学的承传较其他各家为盛。如马融、刘表、宋衷、王肃、董遇等人，纷纷为费氏《易》作章句（因为费氏无章句，所以诸家各为之立注阐说），这是一派。郑玄、荀爽则是先治京氏《易》，后来参治费氏《易》，即合京房、费氏之学而统化之，这是第二派。虞翻本治孟喜《易》学，又杂用《周易参同契》的纳甲术为说，这是第三派。陆绩，则专治京氏《易》，这是第四派。可见，东汉研《易》流派，与西汉的孟喜、京房、费直之学渊源至为密切。
以上所举各《易》家中，成就较大、影响较著的有郑玄、荀爽、虞翻等人。
郑玄（127-200），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字康成。年少时家中穷困，当过乡官“啬夫”，不乐意为吏。经常到学官处求教。进入太学读书，随从京兆第五元先问业，精通今文京氏《易》学、《春秋公羊传》等。又西入关求学，拜扶风马融为师。马融研究古文经学，当时收门徒400多人；郑玄在门下三年之久却见不到老师马融，他所学的经典均是同门高业弟子代师传授。在这种情况下，郑玄仍然坚持日夜研讨经学，未尝怠倦。有一天，马融召集学生们考核讨论有关“图纬”问题，也接见了郑玄。郑玄精细辨析了这方面的疑义难题。考论完毕，郑玄就向老师辞别，返归山东。马融对学生们喟然赞叹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见是，郑玄带着他已经成熟的满腹学问东归，我的学说也将随着他影响山东的众多学者。郑玄游学10余年，回到乡里后，就聚众讲学，相随他的弟子有成百上千人。不久，由于党锢事起，郑玄的讲学被朝廷禁止，他就闭门隐修经业。当时有一个大学者叫何休的，喜好《春秋公羊传》之学，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等著述；郑玄针对这些作品，撰写《发墨守》、《鍼膏肓》、《起废疾》等，一一驳斥何休的观点。何休读了之后，钦佩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汉灵帝殁，党锢之禁解除，郑玄又重新讲学授徒，门下弟子从远方前来求学者达数千人。当时的权势人物何进、董卓、袁绍等先后延召聘用郑玄，礼待甚优，郑玄多以老病为理由推辞。后来因袁绍逼迫，抱病随军，乃以疾病笃甚而逝世，年74岁。作为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以古文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著述囊括各种经典，凡100多万言。在《易》学方面，他先治京氏《易》，后参以费氏《易》，创立了十四卦爻辰说，并撰《周易注》九卷。
荀爽（128-190），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字慈明，一名谞。幼年好学，12岁就精通《春秋》、《论语》。当时的太蔚杜乔见到荀爽，称赞他：“可为人师。”平时耽思经书，不事庆吊应酬，不应官府征命。兄弟共八人，人们称为“荀氏八龙，慈明无双。”后来被拜为朗中，上疏指摘朝廷的政治弊病，盛称儒家礼义。奏疏上达后，即弃官归去。不久遭党锢之禁，隐居著述，积十余年研讨，遂以“硕儒”著称于世。董卓征召，想躲避而未能，被拜为平原相，旋即又追加为光禄勋，就任三日又进拜为司空：从被征命起，仅95日间，由平民布衣升至三公高位。但他看到董卓的政治日益残暴，便与王允等人共同图谋推翻董氏政权，适遇疾病深重而逝世，年63岁。荀爽的著述广涉群经、子史，共100多篇。在《周易》研究方面，他专治费直古文《易》，以《十翼》解说六十卦经义，并创立“乾坤升降”的《易》学条例。
虞翻（164-233），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字仲翔。年少好学，有高气。最初跟从王朗，后来随孙策为功曹。汉室曾召其为侍御史，曹操以司空辟，均不应召。孙权执政东吴，拜为骑都尉，常随军出谋划策。秉性疏直，经常犯颜谏争，又不与世俗协调，所以屡屡遭人毁谤。曾经被流放到杨泾县（今属安徽），后来获释。关羽战败，孙权让虞翻占个卦，筮得《节》卦变为《临》卦，虞翻判断说：“不出二日，关羽必将断头。”两天后果然应验。孙权称赞说：“真可以与东方朔相匹敌啊！”孙权自号吴王，设宴欢饮，虞翻在席间佯醉失礼，险些遭杀。孙权与张昭谈论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张昭的鼻子斥道：“那些全是死人，而妄称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这类事情时常发生，孙权积怒之下，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虞翻虽然处于流放环境，却仍然讲学不倦，随从他的学生常有数百人。曾为《老子》、《论语》、《国语》作注解，特别精通《易》学，提倡“纳甲”、“旁通”、“之正”、“卦变”等条例。一天，给孔融写了一封信，附上所注《易经》。孔融在回信中说：读了虞翻的《易注》，才知道东南的美好，不仅仅是会稽的竹箭。虞翻把《易注》上奏朝廷，自称其家五世研治孟氏《易》。奏文里转述了他同郡陈桃的一个奇异梦境：在梦中，陈桃见虞翻与一位道士相遇，道士布《易》六爻让虞翻吞下，虞翻请求尽吞六爻，道士不允，说《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翻根据陈桃的这个梦，认为自己受命于天，理应精通《周易》。奏中还说他研究《周易》的特点，是全面改正了前代《易》家不妥当的见解。虞翻流放交州10余年，70岁时在该地逝世。
魏晋南北朝的《易》学，较前代有了重大的变化。变化的关键，是魏王弼《易注》的出现与盛行，从而使承传400年的汉“象数”《易》学逐渐衰亡。
王弼（226-249），山阳（今河南焦作东）人，字辅嗣。少年聪慧，10余岁时，喜好《老子》，通辨能言。当时何晏任吏部尚书，十分惊奇王弼的才华，赞叹说：“孔子称后生可畏，像这个人，真可以同他讨论天人之间的道理。”王弼为人通隽敏捷，不擅长于营求功名。好谈玄学，对《周易》研治最深。性情和顺，爱好游宴，通晓音律。平日谈论哲理，自然高拔，常以自己的长处讥诮他人，因此人们往往对之不满。正始十年（249）秋，染疠疾而身亡，年仅24岁。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论》、《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书。前两种对后代《易》学影响至大。
王弼的《易》学，在魏时就引人瞩目。《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传》载：
太原王济好谈，病《老》、《庄》。常云：“见弼《易注》，所悟者多。”
晋以后，王弼《易注》日益盛行而独冠于世。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指出：永嘉之乱，诸家之《易注》亡，“惟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又说：“江左中兴，《易》唯置王氏博士。”《隋书·经籍志》叙述说：
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
这里把东汉至隋代诸家《易》学的盛衰兴废作了扼要的分析，显示出王弼《易注》为各代学者所接受的情实。孔颖达《周正义序》更高度赞扬王弼《易》学云：
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惟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
可见，王弼《易》学的势力，取代了两汉诸家《易》学，笼罩于魏晋南北朝之间，虽郑玄之注也不能与之抗衡。到了唐初修撰《五经正义》，《周易》定用王弼注本（《系辞传》以下王弼无注，采用韩康伯注），一切旧说并废。所以，王弼的《易注》，在唐代几乎定于一尊。历宋、元、明、清，研讨考辩王弼《易》学者代不乏人，影响迄今未衰。
王弼的《易》学既对后代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那他的研《易》特点及贡献又有哪些呢？择其最主要都而言之，约有两方面：
其一，扫象数，阐哲理。
两汉《易》家，多主“象数”之学，到王弼时代，已经积弊至深。王弼《周易》学说的出现，则改变了一代学风。他置四百年《易》学流俗于不顾，独树新帜，奋起矫正两汉以降“象数学”弊端，廓而清之。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张；并综合发展了前人可取的《易》说，提倡“卦以存时”、“案爻明体”、“承乘比应”、“卦主”等条例，着重从哲理角度阐说《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意义。宋代学者推广的与“象数学”相对峙的“义理学”，事实上从王弼发其端。至于王弼常据《老子》、《庄子》玄理以解“易”的特点，后世《易》家亦颇有诟病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则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则不能无过。并谓“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周易注提要》）。又指出：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弊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周易正义提要》）这一评价，是较为公允的。
其二，改定《周易》经传体列。
《周易》经传原皆单行，后来经师为便于学者研习起见，将经文与传文合为一本并行，即为后代通行的援传连经之本。西汉初，费直治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十翼》解说经意，这是援传连经的滥觞。东汉，郑玄传费氏《易》，分《彖传》、《象传》为六十四组，各附六十四卦经文之后，于诸卦《彖》、《象》前增题“彖曰”、“象曰”，以别于经文。这是郑玄对费直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体例所作的修订，使援传连经的规式初成范本。至王弼继起，对经传合并本《周易》的体例更作改定。所改定的要点有二：一是，将《象传》再行离析，以《彖传》、《大象传》分附卦辞后，各爻《小象传》分附爻辞后，使《彖》、《象》附经更为贴近。只留《乾》卦仍依郑氏体例，大概是为了让读者明了古本的体式。二是，将《文言传》分割为两部分，各附在《乾》、《坤》两卦的卦爻辞、《彖传》、《象传》之后，并各题“文言曰”以标明之。经过王弼的改定，费直、郑玄所传《周易》经传参合本就以规范形式盛行了1700多年，至今犹然。尽管宋代以后学者力图恢复古《易》旧式，但最终也难以取代王弼的传本。
唐代的《易》学，可分为主流和支流两方面叙述：
（一）主流，以孔颖达《周易正义》为代表
唐代初年，朝廷修撰《五经正义》，孔颖达等人主持其事。《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的注本，孔颖达为之作疏。王弼所注《周易》，只包括六十四卦经文以及《彖传》、《象传》、《文言传》，而《系辞传》以下不注。后来，谢万、韩康伯、袁悦之、桓玄、卞伯玉、荀柔之、徐爰、顾欢、明僧绍、刘巘等十人相继补注，因韩注独得盛行，其余九家皆亡。孔颖达的疏解，即根据王、韩旧注，详为阐释，其中基本观点均是依循王弼之说（韩康伯注《系辞传》以下亦本王义），间或引用别家说法互为比较参证。所以，统治唐代《易》学领域的虽是《周易正义》，但起根本影响作用的仍是王弼的《易》学思想。
孔颖达（574-648），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字冲远。生于北朝，少时曾经跟从刘焯问学。隋大业初，选用“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入唐之后，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他主持撰修的《五经正义》，是奉唐太宗之命进行的。由于唐代科举取士是以《五经正义》为教科书，所以其书影响至大，而在唐代《易》学界起主导作用的亦为《周易正义》一书。
（二）支流，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代表
唐代《易》学的主流既以《周易正义》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沿承王弼扫“象数”、阐哲理的主张，但也未曾阻止两汉“象数”《易》学的余绪在一定范围内的流传。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于李鼎祚《周易集解》。此书广采两汉以迄唐代象数《易》家的注《易》之说，凡得三十余家，其宗旨在于黜玄言、崇象数。
李鼎祚，《唐书》未立传，故其事迹未详。据其他少数资料，知其为资州（今四川资阳以南，内江市以北）人，生活年代为天宝以后，曾任秘书省著作郎。他撰辑的《周易集解》，在《周易》象数学尽废的年代，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学说。经历唐、宋、元、明诸朝，研究李鼎祚《周易集解》者并不多见，到清代崇尚汉《易》学者才对之高度重视，成为研讨汉魏象数《易》学的最重要资料。
《周易》学说发展到宋代，又起了一个重大变化，形成与“汉《易》”相对峙的“宋《易》”。
此派以道士陈抟开其端，相继传授给刘牧、邵慵等人，以《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等图为说，使《易》说研究别生一条途径。
陈抟（？-989），五代末宋初道士，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后唐长兴（930-933）中，举进士不第，就隐居到武当山。后来又移居华山，与隐士李琪、吕洞兵等为友。后周世宗喜好外丹之术，显德三年（956）曾召见陈抟，向他询问外丹术，遂赐号为“白云先生”。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来到京师，向宋太宗建议远招贤士，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太宗颇欣赏，赐号“希夷先生”。平生精于《易》学，其特点是“不烦文字解说，止有一图，以寓期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生变”(邵伯温《易学辨惑》)。据传曾作《无极图》和《先天图》，前者为道家所主张万物生成是归源“无极”的图说，后者为六十四卦的衍生图式。著有《易龙图》、《九室指玄篇》等，均已亡佚。今存题为陈抟的所作的《阴真君还丹歌注》，收入《道藏》。
刘牧，北宋衢州西安（今天衢县）人，字先之。举进士及第，后调州军事推官。曾与州将争论公事，被排挤，险遭杀身之祸。遇范仲淹，刘牧大喜，说“此吾师也。”遂拜范为师。范仲淹巡抚河南，荐举刘牧，于是为兖州观察推官。累官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平生精研《易》学，远承陈抟之传。著有《见解》、《卦德通论》、《先儒遗论九事》、《易学象数钩隐图》。后者今尚存，收入《道藏》及《四库全书》。
邵雍（），北宋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字尧夫，谥康节。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后人称为百源先生。朝廷屡征召授官，均不赴。与周敦颐、张载、程颐合称“北宋五子”。接受陈抟一派所传先天象数《易》学。隐居读书期间，四时耕稼，自给衣食，将其居室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根据先天象数《易》理，提出“天地亦有终始”（即毁灭又复生）的观点，并提出用“元会运世”来计算天地历史的方法；认为现世的人类社会已盛极而衰，将历史分为“皇、帝、王、霸”四种时期。主张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渔樵问答》等。
北宋胡瑗、程颐，专以儒家伦理道德阐说《易》义，其说兼取《十翼》与王弼《易》学而广为发挥，自成一派，对后代深有影响。至南宋朱熹，全盘接受程颐的《易》学，又采纳陈抟、邵雍“图书”之学，全面推广阐扬，遂有“宋《易》”之名与“汉《易》”相对峙。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字翼之。世居陕西路安定堡，学者称安定先生。官至太常博士。与孙复、石介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并称“宋初三先生”。主教苏、湖二州二十余年，从学者众多。以儒家之理解《易》，著有《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述师说，故名“口义”，收入《四库全书》。
程颐（），北宋洛阳（今属河南）人，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反对王安石新政，哲宗时被列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三十余年。与其兄程颐同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人，合称”二程“。《易》
学专著有《周易程氏传》，承胡瑗之学以儒理解《易》，详述六十四卦的旨趣，唯《系辞传》以下不注。其观点对南宋朱熹颇有影响。后代学者又将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与朱熹的《周易正义》合称为《传义》，元、明《易家》多遵循程、朱之说治《易》。
朱熹（），南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久居建阳（今属福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青年时师事李侗，为程颢、程颐的四传弟子。曾任泉州同安主薄、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认为“和议有百害而无一利”；强调“蓄锐待时”，反对盲目用兵。平生博极群书，凡经、史著述以及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广涉深研。且对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继承并发展二程的思想，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建立起完整的理学体系，与二程合称为“程朱学派”。在《易》学方面的建树，以《周易本义》，成为元、明、清三朝科举考试中长期沿用的《周易》教科书范本。
南宋李光、杨万里，虽不废胡瑗、程颐以儒理阐《易》的旧风，但更注意援引历代史实，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义理相互印证，以揭明各卦、各爻的象征旨趣。这种方法，又自成一派，对后代《易》学也颇有影响。自此以后，《易》学派别的分歧，日益繁多。
李光，越州上虞（今属浙江）人，字泰发，少年时知礼老成，不喜欢嬉戏，他父亲称赞他说：“我的儿子真像云间鹤，将来可能会振兴我们的门弟。”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师事刘安世。除太常博士，迁司封，曾论士佞谀成风，言辞切至，被权臣王黼所嫉恶，贬阳朔县。入南宋，于高宗时累迁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向朝廷所论谏的均是复国统一的根本大计。因忤逆秦桧而被罢官。卒后谥为庄简。《易》学著述有《读易详说》，是以史证《易》的第一部专著。
杨万里（），南宋吉州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字廷秀，号诚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绍兴年间进士。曾官奉新知县、常州知县、广东提点刑狱、左司郎中等。累至秘书监。力主抗金，曾上《千虑策》，反对投降观点。《易》学著述有《诚斋易传》，与李光的《读易详说》同为以史证《易》的重要著作。
自元代至清，《周易》学说的发展大体是在汉、宋两大流派的基础上衍申开拓的。
元代《易》学家，大都笃守程颐、朱熹的遗说，如吴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义》等皆是代表作。
明初叶仍是如此，如胡广《周易大全》、蔡清《易经蒙引》等书影响较著。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以“狂禅”解经的学者，如方时化《学易述谈》四卷，总是以禅机作为抒论的要点；徐世淳《易就》六卷，解《易》言辞处处流露出禅家的语调；苏濬《周易冥冥篇》，观其书名，便可知显示着援禅入《易》的特色；至释智旭《周易》禅解，更明言以禅解《易》，是这方面著述的重要代表作。这又是当时《易》学流派的一个旁支。
至清代学者辈出，注重汉学，务求征实，如惠栋《周易述》、《易汉学》、张惠言《周易虞氏义》即是著名作品。此时,“宋《易》”遂饱受攻击而渐消沉，风气又为之一变。
元明清三朝的《易》家，兹举吴澄、智旭、惠栋、张惠言等四人略为简介。
吴澄（），元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字幼清。曾任国子司业、翰林学士、经筵讲官。因他所居的寓斋题为“草庐”，学者又称为“草庐先生”。其学说本于南宋朱熹，兼采陆九渊的说法，主张折衷朱、陆。他的《易》著述《易纂言》，是《五经纂言》中的第一种。
智旭（），明末高僧，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谷姓钟，名际明，字蕅益（一作藕益），号八不道人，又从所居而称灵峰老人。少年时研习儒家经典，誓灭释、老，著有《辟佛论》数十篇。后来读了莲池《自知录序》及《竹窗随笔》，才开始笃信佛教，将过去的论著尽数焚毁。二十四岁就憨山弟子雪岭剃度出家，改名智旭。此后广涉各宗，主张禅、教、律三学融合，佛、道、儒三教一致。与憨山、紫柏、莲池并称明代“四大高僧”。崇祯间住持江浙各地，佛学著述甚丰。其中介绍佛教典籍的目录学著作《阅藏知津》四十四卷，为研习佛典的入门书。又本着“诱儒以知禅”的宗旨，作《周易禅解》十卷，援引佛理说《易》，所论并非尽涉虚无，颇有可取的地方。
惠栋（），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定宇，号松崖，人称为小红豆先生。为著名经学家惠周惕的孙子、士奇的次子。惠家世代笃守古学，而惠栋所得最见精深。早年研究文词、史籍，旁涉诸子百家及佛学、道教，后来专心于经术。治经以博闻强记见长，主张尊古训、守家法，认为汉经师之说与经并行，凡是出于汉儒的说法都应当遵循。《易》学著作《周易述》，继承父辈治《易》传统，专门搜集汉儒《易》说，加以编辑考订，末编附以己见，以发明汉《易》之理，并论述《河图》、《洛书》和宋代先天、太极之学的关系；又有《易汉学》一书，罗列汉代主要《易》家的说《易》条例，详加考辨，为研探汉《易》的重要参考书。
张惠言（），清江苏武进人。字皋文。嘉庆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平生治经最重《易》、《仪礼》。在《易》学方面，认为汉魏《易》家所传学说唯虞翻之说较为详备，所以专治虞《易》，著有《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虞氏易礼》、《虞氏易侯》；除关于虞氏《易》的著述外，又有《易义别录》、《易纬略义》、《易图条辨》等传世。
清乾隆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综观《易》学历史的源流变迁，把先秦以来的《易》学发展概括为“两派六宗”。其说指出：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及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機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为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易类小序》）
这一说法归纳了《易》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流派。总其大端，即为“象数”、“义理”两派。“象数派”的正宗学说，见于汉魏学者以《易》象（八卦的众多卦象）、《易》数（阴阳奇偶之数）为解《易》途径，既切合占筮的用途，又发挥《易》理的深蕴。“义理派”主于阐明《周易》的哲学大义，王弼以老、庄思想解《易》已开其风，至胡瑗、程颐刚蔚为大观，而李光、杨百姓里援史证《易》则又将义理《易》说进一步引申推展、发扬光大。平心而论，汉儒以“象数”解《易》，有时执泥卦象，并杂入种种术数之说，每使《易》义支离破碎。王弼一扫旧习，独树新帜，援玄理为说固属一弊，但他也并非尽弃象数，其宗旨宰在于探寻完整的《易》象，把握《易》理内蕴，使六十四卦经义条贯不紊。所以，“象数”、“义理”两派立说互有可取之处。近人吴承仕先生说：“名物为象数所依，象数为义理所设”（《检齐读书提要》），即是表明两派的主张应当相互参用，才能明辨《周易》大旨。
但“两派六宗”只是针对《易》学的主要流派而言，尚不足以尽赅《周易》研究的广阔领域。所以《四库全书总目 经部 易类小序》继续说道：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可见，从先秦到清代的《易》学研究史上，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十分宽广的。
辛亥革命以后，《易》学研究的趋势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在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之外，更多的学者注重于接受现代科学理论，从各种新解度探讨《周易》。其中有从史学的角度探讨《周易》的史料价值，有从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角度探讨《周易》的哲学意义，有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周易》的文艺学价值，有从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历学、医学、量子力学、生物遗传学等)角度探讨《周易》与诸学科原理的相通之处，有运用不同的方法探讨《周易》经传的名义、作者、创作年代 、发源地诸问题等等。这期间出现的较有影响的《易》学两大家：一是杭辛齐，著有《易数偶得》、《学易笔谈初集》、《学易笔谈二集》、《易楔》、《读易杂识》、《愚一斋易说订》、《改正揲蓍法》等七种，主于贯通旧学知，蔚为一家之言。二是尚秉和先生，著有《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等书，专研易用数之学，创为新说，“解决了旧所不解的不可胜数的《易》象问题”（于省吾《周易尚氏学序》），甚为学术界所推重。
近年来，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系辞传》及卷后佚书。由于《帛书周易》与通行本不尽相同，所以及学术办是对它的研究大致围绕四个方面：（一）关于《帛书》六十四卦的卦序问题。（二）《帛书》卦爻辞文学与各本的异同问题。（三）《卷后佚书》的考证问题。（四）《系辞传》残卷的辨析问题。尽管目前诸多问题的探讨尚未取得定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必将有新的成果出现。
总之，从先秦两汉至现当代的两千多年中，《周易》研究的历史是漫长的，《易》学流派及著述是繁杂众多的。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说《易》之书最多，可取者少”（《经学通论》），此说或有一定依据。但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课题，我们应当认真考辨历史上的种种既有成果，扬榷是非，厘定得失，才能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这门学问的研究向前推展。
(1)乾：卦名。帛书《易经》（以下简称帛《易》）作“键”，有刚键之义。《周易》古经每一卦有六爻，凡阳爻以“－”表示，阴爻以“- -”表示。《乾》卦纯由阳爻组成，在此象天。古今《易》本《乾》卦卦画“”旁多注以“乾下乾上”四字，指内外经卦皆乾，《坤》卦卦画旁则注以“坤下坤上”四字，其余卦亦同，案古时卦画即为文字，故断不会在卦画加此等注脚，此等注脚当为后世经师所加，又考南宋石经本亦无此四字，故本书悉删去此等注脚。
(2)元亨，利贞：《乾》卦卦辞。元，始。顺利通达。利，适合、适宜。贞，一正固；一占问，在此为占问。
(3)初九：每一卦第一爻皆称“初”。《周易》六十四卦凡阳爻称“九”，阴爻称“六”。一卦六爻自下而上凡阳爻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阴爻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4)潜龙勿用：潜伏之龙，不可轻举妄动。潜，潜伏、隐藏。龙，乃中国古代吉祥之物，指春神，又说为雨神者。故先民有祭龙以求雨之俗，龙的原形，有人认为是蟒、蛇、晰蜴、鳄鱼等动物，也有人认为来自自然之象——虹。《周易》取象于龙比喻阳气和君子。
(5)见龙在田：龙出现在田野（或地上）。见，读作“现”，有出现、呈现之义。
(10)或跃在渊：指龙在渊中欲跃而未路之势。或，惑。古二字通用。又可释为“有的”、“有人”等，此释为惑。
（12）用九：帛《易》作“迥九”。迥，通。此是说《乾》卦六爻皆九也。
（1）坤：卦名，“ ”为《坤》卦卦画，纯由阴爻组成。古《易》中“坤”作“巛”，帛《易》作“川”，坤，有柔顺之义，象地。
（2）利牝马之贞：远出前，乘雄马者与乘雌马者，皆占旅途吉凶，此占利于乘雌马者。牝马，雌马。贞，占。
（5）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往西南可以得到朋友，而往东北则丧失朋友。朋，甲骨文作 ，原为古代货币单位，古代货币用贝计量，卜辞中有“五十朋”“七十朋”，《周易》中有“十朋之龟”，朋本为贝串，假借为朋友之朋，此指朋友。
（7）履霜，坚冰至：踏霜时，当知坚冰不久即至。履，踏、踩。
（8）直方大：直行横行皆一望无际。直，直行。方，横行。
（9）不习无不利：不熟悉没有不利的。不习，不熟悉，不练习。
（10）含章可贞：蕴含美德可心守正。章，美德。贞，正。
（11）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跟从王做事，虽不能成功，但结局是好的。终，好的结果。
（12）括囊，无咎、无誉：将口袋束扎，虽不会招来灾难，也不会带来荣誉。囊，口袋。
（13）黄裳元吉：穿黄色裙裤开始即吉。黄，黄色。周人认为黄色是吉祥之色。裳，古人一般指下服。
坤：始即通达。（此占）利于乘雌马，君子有所行，先迷途，后找到主人，西南可以得到朋友，而东北则丧失朋友。安于守正道则吉。
六三：蕴含美德可以恪守正道。跟从王做事，虽不成功，但结局还是好。
(1)屯（zhǘn）:卦名。屯本义指草木初生，也有释为春、禾、椿者。在此象征盈塞，聚集。
(6)屯如邅如：为难而团团转的样子。屯，难。邅(zhān)，邅转，绕圈子。如，语助词，即样子。
(9)不字：不嫁人。字，古礼女子订婚后即用簪子插住挽起的髻。此引申不许嫁。
(10)即鹿无虞：追鹿没有虞人（作向导）。即，追逐。虞，虞人。古时入山林必有虞人做向导。
(11)君子几，不如舍：君子企望得到（鹿），不如捨弃它。几，近、企望。舍，捨弃。
(12)往吝：“吝”与“遴”这通，行难之状，此指再往前行动。吝，困难。
(14)小：贞吉；大，贞凶：（屯积的）少，占问则吉；大量屯积，此占则凶。,小，少，古二字通用。
屯：始即通顺而宜于占问，不要有所往，宜于封建诸侯。
六二：为难而团团转，乘马旋转不进，（来人）不是盗冠，是求婚的。（但）女子贞静自守，不嫁人，要过十年才许嫁。
六三：追鹿而没有虞人（作向导），（结果）被迷入林中，君子企望（得到鹿），不如捨弃（它），再往前就行动困难。
九五：屯积油汁，（屯积的）少，占问则吉，大量屯积此占则凶。
(1)蒙：卦名。从草从彖，本义是彖上的草木。彖，高地，高地被草木覆敝。后引申为萌发、蒙昧、幼稚、蒙敝。
(3)初筮告：第一次占筮则告诉（吉凶）。初，第一次。筮，占筮。
(4)再三渎：接二连三（来筮）则是渎慢（占筮）。渎，渎慢、亵渎。
(6)发蒙，利用刑人：启发蒙昧（之人），宜用于型人（使他得到警戒）。发，启发。刑人，受刑之人。
(7)用说桎梏：脱去手脚刑具。说，在此读“脱”。古“说”、“脱”通用。桎梏，古代刑具，在脚称“桎”，在手称“梏”。
(8)以往吝：（虽）已前往，但行动困难。以，帛《易》作“已”。吝，难行之状。古“吝”“遴”通用，在此应作“遴”。
(9)包蒙吉：取其蒙昧则吉。包，先儒多解为包容、包含。此有“取”之义。古“包”字亦有“取”义。
(10)纳妇吉，子克家：娶媳妇吉，儿子成家。纳妇，儿子娶媳妇。克，成。
(12)见金夫，不有躬：见有金钱的男人，即失其身。金夫，有金钱的男人。躬，身子。
(15)击蒙。不利，为寇：治蒙昧者方法不适宜，蒙昧者可变成盗寇。击，治、惩治。
蒙：亨通顺利。不是我求童蒙，而是童蒙求我。初次占筮则告诉（吉凶），再三（来占问）是渎谩（占筮），渎谩则不告诉（吉凶）。（此占）宜于守正道。
初六：启发蒙昧者，宜用刑人（使之得到警戒），脱去（刑人）桎梏，（虽）已可往，（但）行动仍很困难。
六三：不要娶此女子。（她）见了有金钱的男人即失身。（这婚事）没有好处。
上九：惩治蒙昧方法不适宜，蒙昧者可变为盗寇。若适宜，蒙昧者可防御盗寇。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1)需，卦名。帛《易》作“襦”。其本义为古代求雨之祭。需，从雨从而，而为天之隶变，故需与雨、天有关，正如《象》云：“云上于天，需。”《周易正义》释曰：“若言云上于天，是天之欲雨，待时而落，所心明需。”因而需为待雨。又案经 有“光亨”，光通广，王引之《经义述闻》：“广之为言，犹广也。”亨为祭祀，故“光亨”即“广亨”，需又有广泛祭祀之义，故需为祭雨。有需与雩二字相通为旁证。雩，《说文》云：“雩，夏祭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公羊传》曰：“大雩者何，旱祭也。”《月令》曰：“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以祈谷实。”而需与雩字形相近，又同为虞韵平声，因而在上古是相通的。故需本义为求雨之祭。后引申为等待、需要等意
(3)光亨：广泛祭祀。！“光”通“广”。亨，祭祀。（详见《随》卦注释⑩）
(6)需于郊，利用恒：停留在邑郊，适合守恒。郊，古指邑外。恒，一常规，一久。
(7)需于沙，小有言：逗留在沙滩上，少有口舌是非。小，帛书《易》作“少”，古“小”“少”通。言，责难，诃谴。
(8)需于泥，致寇至：逗留于泥泞中，以招致盗寇。寇，盗寇、掠夺。
(9)需于血、出自穴：停留在沟洫中，离开自己居住地方。血，洫。《说卦传》：“坎为水、为沟渎……为血卦”。血，洫通。穴，古人居住的山洞、土洞。
上六：进入自己居住的地方，有三个不速之客来，（如果）以礼敬之，最终得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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