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提出设立三长制的建议。经朝廷各方激烈的争论，最后在冯太后的支持下，三长制得以施行。
“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魏书高祖孝文帝纪》
“三长”分别是邻长、里长、党长，五户为设置一名邻长，五邻设置一名里长，五里设置一名党长。邻里党三长的职能就是检查户口，催促百姓交租税，征发徭役和兵役的。这个三长制配合均田制，使得大批依赖地主的“黑”农户脱离地主，成为均田制下的“白”农户，对于发展生产，增加政府税收，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个人看来，先不说“均田制”对当时北魏社会的影响，我们直接能看到“三长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能将散乱的人口细化，方便管理，而且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巩固中央集权都有很大的作用，这可能这也是北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强大的一个原因吧。
宋明帝刘彧杀死侄子前废帝刘子业自立，邓琬拥立刘彧的另一个侄子晋安王刘子勋为帝，在江州寻阳起兵，进攻建康。刘子勋也有着不小的号召力，不少地方的官员都起兵响应，都反对刘彧在建康的政权，于是形成“四方皆附寻阳，朝廷唯保丹杨一郡。”的局面。
这一战刘彧虽然胜了，但是由于刘彧对这件事的后续处理不当，朝廷势力也一直观望着寻阳和建康两地，使得刘宋和北魏之间的北方边境的大将，先后都投靠了北魏。
“太宗初，索虏南侵，青冀徐兖及豫州淮西并皆不守，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自淮以北化为虏庭”——《宋书·州郡志》
现在看来是不是感觉跑题了，其实没有，我们接着往下看。《宋书·本纪》是从明帝太始二年，也就是466年开始概括的。刘宋失去淮北四州以及豫州淮西的这件事可能是在467年，再来看看《魏书》记载。
“是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魏书·释老志》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刘宋失地尽归魏所有，而里面所说的淮西，实际上是指皖北豫东淮河北岸一带。
我们看《宋书·州郡志》中可以得知《州郡志》记载“今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也就是说《州郡志》是以464年为始的，这个数字说明《州郡志》的记载恰好是在这几个州郡归附魏之前三年，三年之间不至于有大量的人口增减，而淮北地区归附魏后，百姓户口记载又可以从《魏书·地形志》中看出。
“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今录武定（543—549）之世，以为志焉。”——《魏书·地形志》
这些州郡都在东魏疆域内，所以武定时期的户口统计也是比较可靠的。
那刘宋王朝这几个降郡之中有没有人因为不愿意臣服拓跋鲜卑而南迁的呢？
我觉得一定有，因为自古汉人虽说对故土很留恋，但是但部分汉人还是不愿意臣服的，所以都会随着南朝汉人政权的迁移而迁移。
“元表淮阳郡上党，令韩念祖始临之初，旧民南叛，全无一人。令抚绥招集，爱民如子。南来民费系先等前后归附，户至二百有余。”——《魏书·尉元传》“时刘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悬瓠内附，而新民怀去就。馛衔旨抚慰，诸有陷军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忻悦，民情乃定。”——《魏书·陆馛传》“淮西七郡民多不愿属魏，连营南奔。魏遣建安王陆馛宣慰新附民。有陷军为奴婢者，馛悉免之。新民乃悦。”——《通典》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宋豫州淮西各个郡的百姓应该是不愿意当北魏的臣民的。而又由于陆馛等人处理得当，最后还是有少数南逃到刘宋的百姓又回来的。
“是岁侨立兖州，治淮阴；徐州，治钟离；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虚置郡县，荒民无几。”——《南齐书·州郡志》
如果青冀徐兖这归魏四州的百姓不想当拓跋鲜卑统治者的良民，而向南流徙，那么刘宋王朝侨置的这四个州正是这些百姓最近最方便的去处。但这几个侨州却是虚置的郡县，人口稀少，这说明淮北的户口并没有因为四郡归北魏而向南转移。
现在我们来比较大明八年和归附北魏后的武定之世这八十年里淮北郡县户口的数据。
魏宋两国的志都有在郡下标注全郡各县总户数人口。淮北地区归魏后，各州中的郡和各郡中的县，与刘宋有一点区别。很难比较，但是从中还能找出几个郡，接下就带大家看看这些数据。
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在八十年里户数和人口数都是有增加的，只有河间郡六县总口数减少。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段时间中户数大幅增加，有的甚至能翻十几倍。在同一个郡内，户数增长的幅度远比人口数增长的幅度大。如果史料记载没有错误的话，河间郡在这八十年里人口数在减少，户数反而增加，而至于每户的平均人口数肯定是减少的。
大多数的州郡，在《宋志》、《魏志》中的县的数量多少有点出入，不能像图表一里面那样很确切的比较。但是我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宋、魏两国之志所列在同一个郡之下，只有一县不同，而这个郡在两国的志中所含县的数量是相同的。结合图表二可以看得出，除了东清河郡在魏志中的人口少于宋志之外，三郡的户数和高阳郡、陈郡的人口数，都是魏志多于宋志。
第二种情况就是《魏书地形志》中记载一郡所包含的县比《宋书州郡志》中的多，因此魏志记载全郡的户数和人口数都比宋志多，当然这些州郡中户数增加比例，一定高于县中户数增加的比例。这些我们可以从图表三中看出来。
是不是觉得我说“三长制”，为何扯了这么久的“户数”“人口数”，其实我们要了解“三长制”必须要了解一下三长制产生的背景，刘宋这四郡归魏，造成北魏户口激增，所以一定会为北魏的管理带来不便，而这时“三长制”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当年刘宋内部斗争造成淮北四州和豫州淮西之地归入北魏疆土之后，在北魏献文帝、冯太后还有孝文帝统治之下，北魏的时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北魏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人口也因此得到了增长。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魏书·张彝传》
张彝的爷爷带着几千户人家来到北朝地界，过了三十年后增长到了数万户人家。这种增长算是相当高了，在古代从来不觉得人口过多是压力，相反在古代国泰民安，发展良好，人口才能增长。所以我认为在古代人口的增长也可以反作用于国家经济。
此时北朝经济的繁荣，应该也是刘宋四郡归北魏后户口增长的原因之一，当然四郡人口的增加，和北魏施行的三长制也密不可分。尤其是北魏这四郡的户数普遍、明显、大幅度增加，正是三长制得到真正施行，并取得显著效果。
其实自东汉以来，统治者们都倡导“名德”，反对父子分居分财，提倡聚居，这种风俗也被魏晋南北朝沿袭下来了，对于一些强大的豪门士族来说，这样有利于他们发展形成世族，从而威胁到中央集权，其实这一点在东汉后期就是很明显的。但是这样聚居的情况并不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的三长制所要打击的对象。
“愔一门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学者三十余人”——《杨愔传》
这一时期三长制已经实施了，但是史书还是把几世同堂作为标榜一样的存在传颂，也可以看出这些“聚居世族”并不是三长制打击的对象。所以那些荫附于世族中身分低下的户口，才是三长制检查的对象。
自东汉时期就有贫苦百姓或者一些有才却没权的人都依附在世家豪门来逃避政府的课税，这些人就被叫做“荫附户口”。
曹操以芝为济南郡菅县长。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而宾客每不与役。”——《三国志·魏志》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南齐书·州郡志》
这种荫户形式并不少见，在西晋时期就普遍存在了，而且国家也没办法遏制，也只能承认荫户的合法性，仅仅只能在荫户的数量上加以限制。即使从东晋再到南朝末年，这种荫户制度依然没有很大的改观。所以我们前面从图表一所列出的郡中，一户人家的平均人口大概在六到七人，我认为真正得每户平均人口绝对不止这些。在李冲的建议下北魏一边推行“三长制”，一边颁布了一个新的以户为单位的“租调制”。在均田这的条件下一夫一妻为征收单位，每年出布一匹、粟二石，改变了以前九品混征收租调的办法。这在当时应该算是很前卫的了。
三长制的推行，挖出了大量不符合规定的“黑户”，使荫户脱离了世家豪门，在新的租调制度下，负担有所减轻，所以大多数百姓都很乐意成为“公民”，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冯太后也为咱们总结了一下三长制的优点“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我们可以看出这应该是三长制、均田制还有新推出的租调制三者相互配合实行的结果，北魏国家的政权也由此得到了巩固。
北魏孝文帝的南下计划和宣武帝的种种军事活动，都是在三长制推行后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之下实施的。淮北郡县户口的增加，也更加说明了，三长制建立后，在和租调制、均田制的配合下，使得荫户大幅度减少，增加了国家税收的目的。
我最初以为三长制只是为了方便在人口增加之后的管理，现在看来远不止这么简单。
三长制不仅仅使得北魏的管理更加便利，还降低了世族豪门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还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可谓是一举三得。
三长制在北魏时期虽然有很好的效果，但终究不能解决封建社会制度中长期存在的大地主豪门阶级和中央政府争夺劳动力的斗争。后世隋唐虽然建立了完备的乡里基层组织，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还是要不时的使出“三长制”来减少世家豪门的荫户来，保证国家更好的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