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一代人得到了拯救或解放。”实际上，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都无人能够真正获得救赎。尘封的只有历史，结束的只是战争。

如果你出生于一个纳粹家庭，始终以为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光荣的德国军人，直到某一天得知他曾手刃犹太人或按下集中营毒气室的按钮，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出身和血亲共处？是选择忽视、遗忘、憎恨还是原谅？你将如何与自己的后辈解释家族史上无法抹去的血污，告诉他们生来已是戴罪之人？

“第三帝国的岁月距我们越来越远。第三代人即将进入成年，现在的一些儿童已是纳粹凶犯的曾子孙。那个时代遗留的活跃分子至少已在六十五岁以上，罪大恶极者极少还活在世上。纳粹的恐怖，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逐渐成为历史，纳粹凶犯及其仆从的经验和个人历史也越来越不可能在家族内传承。”

时光流逝，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兴趣永远不会消退。“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纳粹分子的后人们正在不断提出这个问题。而其他人也在发问：所谓德国新人——纳粹的子女——他们是否与自己的父辈或祖辈确实截然不同？他们在心理上是否仍然与纳粹凶犯藕断丝连？我们是否可以轻下断言：战争已经结束，历史不会重演？

纳粹的过往是全人类的黑暗历史，对纳粹的子辈与孙辈来说，大历史与家族史伴生混杂，那特殊年代于是显得更加黑暗。

奥地利著名记者、作家彼得·西施罗夫斯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是纳粹集中营犹太人受害者的后裔。他通过对多名纳粹子女的深度访谈，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展现，战后纳粹家庭的真实状况以及纳粹子女的内心世界。这些访谈集结成为《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一书，以纳粹子女自己的语言，深入探讨了带着“原罪”出生的他们，如何面对沉默的父母，如何接受知道真相的自己，如何看待上一代的罪恶，以及如何在与父母价值观相悖的现实世界中生存。面对父母对战争的沉默甚至怀念，纳粹子女的自我认同和道德重塑困难重重。

《满怀希望的苏珊娜》（节选）

我在这里，坐在你面前。注意我的脸、我的眼睛、我的嘴和鼻子。我长的什么样？告诉我，你看出了什么？比如我们在超级市场的收款台前排队，碰巧遇上了，我转过身来，你看到了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吗？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我是不是杀人凶手的孩子——天晓得！你说实话，凶手的孩子长什么样？你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印象，或预先设定的概念，像我这样一类人，应当是怎样一副面孔？

我是在1944年被怀上的，也许就在那时，你的祖母死在一所集中营里。

1948年，父亲被判刑十年。两年后，1950 年，他获释了。他入狱时，我才三岁，对他的失踪根本没有感觉。他回来时，我五岁了。我记得那时的情景，就像是在今天。突然地，他又出现了。我们在家里，从没谈论过这一切。我父亲还活着，他将近九十岁了，高大、傲慢、白发苍苍。他的左手齐腕断掉，装了一只假手，带着黑手套。假手很不灵便，手指微屈。他的左臂常常略微前伸，好像要和谁握手。奇怪的是，我一想到他，眼前就出现了这只手。我不认为他是坏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打我，也不骂我。他很温和，体谅别人，也许过于温和了。

他经常对我说：“我会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事，你只管问我。”每次还不忘告诫我：“还要告诉你的孩子。这些再不应当发生了。”他让我来对未来负责，让我来保护孩子，不要重复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什么错误？所有这些历史的启示，这些故事，永远是那样的扑朔迷离。

我十六岁时，他带我去奥斯维辛。他了解这所集中营，他曾在那里驻扎过。我们跟上了一个讲德语的旅游团。导游以前坐过德国人的监狱。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旅游团里有许多我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他们是受害者的子女。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后来，在回家的汽车上，他开始告诉我，他认为导游在何处讲错了，导游的解释有哪些破绽。他讲了在犯人卸下来后的挑选，并说有60% ～ 70% 的犯人直接送往毒气室，其他人派去做工。而导游似乎说，除了少数几个人，其他人都立即处死了。父亲在讲述过程中，始终非常平静。最后他问道：“你能想象这有多糟糕吗？”

现在回想起来，可怕的倒是他那种客观态度，他的说法和描述，他对事件的认真概括。我从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从未听他讲话时有过间断、停顿，以至再也说不下去。只有这些连篇絮语，好像是在照本宣科。

我是父亲带大的。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我还是婴儿时，她死于一次空袭。后来，我们雇了一个女佣，照料我和做家务。父亲对她很好。前面我说过，他是个平静、和善的人。他相信事事有其道理，而且照着他自己的逻辑行事。人们一旦找到了事情的起因，一切误解和偏执都会消失。在我父亲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其因果关系。

他的父亲是一位军人，所以他也成了军人，他的父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所以他也成了纳粹分子。他的全家从一开始就卷了进去。我对他的父亲一无所知，他死于战争，他甚至认识希特勒。父亲告诉我。早年时，也就是1930年到1933年，他经常与希特勒本人见面。“人们无法抗拒他的个人魅力。”父亲常常这样说。

据他看来，战争年代展现的恐怖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和局势。然而，说实话，父亲从未掩饰任何事情。他使用“杀人犯”和“罪犯”一类字眼儿，他从不辩解，也从没说过我们从书报上读到的东西不真实，但就罪责而言，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他犯了错误，或他是一场罪恶中的共犯。他不过是环境的牺牲品，而我呢，我始终相信他讲的每一件事。我相信他的种种断言，相信他说的过去的一切乃是一场灾难，从没有怀疑他可能也是罪人之一。但我的儿子摧毁了我的世界观。此后一切都改变了，而且还不止于此。

1962年，高中毕业后，我决定学习心理学，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改学教育。我丈夫和我是在大学里认识的。赫斯特，我的丈夫，讲授德语和历史。我们1965年结婚，1966年有了儿子迪特尔。

三四年前的一天，迪特尔回家来，告诉我们他参加了一个学习小组，探讨我们城市犹太人的历史和最终命运。我说，好极了，我为他感到骄傲。赫斯特也说，他将尽一切可能给予帮助，例如建议、书，等等。赫斯特和我都想的很简单，而且真地感到自豪，因为儿子参与了如此重要的事情。

迪特尔和他的朋友定期轮流在他们各自父母家中包括我家聚会。他们查阅市政府的档案，写信给犹太人社团，努力寻找我们城市劫后幸存的老居民。

后来，几个星期之后吧，情况忽然起了变化。我开始感到不安。家里几乎再也看不见迪特尔的影子。一有空闲，他就同朋友泡在一起。我不禁觉得，他对他的项目越着迷，就与我们越疏远。他几乎从不和我们讨论他的事情。他不再信任我们，避讳越来越多。

一天吃晚饭时，赫斯特和我想法儿和他搭讪，问他们小组近来情况如何。他忽然抬起头来，盯着我，气势汹汹地问道：“你告诉我，外公在战争时期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心里想，我真高兴他表明了他的兴趣，他有权利知道外祖父那时的所作所为。他要我告诉他我知道的事情。当时，我父亲住在一家养老院里，距这里大约五十英里。我们每一两个月探视一次，通常不带迪特尔去。于是，我向迪特尔讲述了那个年月的事情，而我知道的过去，完全是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我试图解释、描绘、转述、说明一个旧的世界，而我现在知道，它与现实完全无关。儿子埋头听我说了一会儿，突然，他跳起身来，扔掉了听我讲话时一直用来敲打桌面的刀叉，愤怒地望着我，喊道：“你撒谎，他是个杀人犯！你撒谎，你撒谎！外公是个杀人犯，他是个杀人犯！”他不住声地喊，直到赫斯特给了他一记耳光。这时，我开始冲他两人尖叫。太可怕了。迪特尔跑回他的房间，摔上门，再没露面。

这孩子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灭了。我一次又一次，想同他谈谈，解释一下“那时”——该死的“那时”发生的事情，可每一次都白费力气。他坐在我对面，两眼望着我的膝盖，绞着双手，一声不吭。没有用，我和他父亲，谁说也不管用。

事情过后几星期，有一天他回家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叠纸扔在桌上，看去像是一些旧文件。

“你知道一家叫科莱格的人吗？”他问道。“不知道，从没听说过。”我回答。他指着我面前的文件说：“瞧这儿，他们住过这房子。”“你是说，在咱们这房子里住过?”我问他，一边拿起其中一页文件读。他说：“对，就在这儿，我们现在住的这所房子。”我弄不清他要做什么，问他：“好吧，那你想告诉我什么?”“也没什么。”他回答我，然后非常平静地说下去：“1941年，科莱格一家被从这里带走，1944 年，他们死于奥斯维辛。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二天，你亲爱的父亲就同你亲爱的母亲乔迁此处。”

他一把夺去我手中的文件，对我大喊：“还要我读一读文件吗？要不要？这里，听听这一段，‘此处曾居住有玛塔·科莱格，2 岁；安娜·科莱格，6岁；弗莱迪·科莱格，12岁；哈里·科莱格，42岁和苏珊娜·科莱格，38岁。1941年11月10日遭逮捕，1941年11月12日驱逐出境。孩子和母亲正式死亡时间，1944年1月14日。父亲被正式宣布失踪，死亡地点，奥斯维辛；死亡原因——’你还想听更多的细节吗？你还要告诉我，你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吗？而且你父亲从没向你讲过这些吗？”

我什么也没说。我心神恍惚，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父亲从没告诉我，我们住的房子是没收来的。我还以为它一直属于我家。见鬼，我对我儿子能怎么说呢？联合起来反对我的亲生父亲？

我向赫斯特说了此事，他答应同迪特尔谈谈，但于事无补。相反，儿子现在也开始反对他的父亲。赫斯特也没把事情处理好。他是个坚定的绿党，认为自己属于左翼。在他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像生态问题、核能源问题，才是我们时代的大事。他试图以此来说服迪特尔。他坚称，德国青年今天的问题不是法西斯主义。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应当放在一边。批判法西斯主义是哲学家的事，与十几岁的青少年无关，今天的青年人应当示威反对核电站，反对环境污染，其他的一切都受社会条件制约，必须等待社会变革，那时法西斯主义自然就会销声匿迹，如此等等。一大堆理论，全是废话，迪特尔坐在那里，不住地摇头，想插句嘴，可赫斯特正说到兴头上，谁也没法打断他。

迪特尔终于放弃努力，可赫斯特还在天花乱坠地说个不停。我想从中缓和一下，问迪特尔现在对此有何感觉。儿子看看我，看看赫斯特，说了一句话：“说了半天，这一切跟我外祖父是个杀人犯有什么关系？”说着他站起身来，回房间去了。

随后几个星期一塌糊涂，除了争执、吵闹和眼泪之外，别无其他。迪特尔和我就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的人一样，势同水火。赫斯特躲在一边儿看电视，拒绝卷入，只是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废话，告诉我们消停下来，不要事事那么认真，但对我们无济于事。并且，恰恰相反，迪特尔事事都很认真。

我担心我可能要失去儿子。我没有与父亲决裂，尽管听了他讲的一切。但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可怕的两难境地，我必须在儿子和父亲之间做出选择。

在被迫做出选择之前，我当然试图说服迪特尔。我们已经有大约两个星期没有讲话。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他再听我说一次。我竭力想对他说清楚，父亲对他的工作都说过什么，我谈到了我们去奥斯维辛的那次旅行，还有我年轻时的其他事件。我想让他明白，关于父亲的过去和民族社会主义，人们是怎样告诉我的，我对这些叙说有何反应，它们是否或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我还想对他说清楚我们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当我像他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想到过参加学习小组，调查我们城市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与今天的青年人相比，我们那时很愚蠢、天真、沉闷；也或许，这个题目那时还过于敏感。

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迪特尔不再那么怨愤，安静地听我说话，还问了许多问题。但我想，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告诉他，我不会不惜一切地为我的父亲辩护，他的外祖父决不应成为我们两人之间的障碍，而他也不应认为，我是一个执迷不悟的前纳粹分子。我还让他明白了，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睹他的父亲伤害生命，或者如果父亲没有显露他的这一面，就很难决绝地将他说成是杀人犯。

当然，是的，我主要是请求儿子原谅，除此之外，还要体谅我的处境。我清楚表明了我对以往的否定，对父亲行为的批判。可能，这对我们的和解起了关键作用。

这次谈话后，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奇妙的事。我与儿子结成了反对我父亲的同盟。我越来越关心他们小组的工作，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搜集和发掘的一切。他们学习小组频频在我家碰头，我会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他们讨论。今天的青年人看待历史的方式让我着迷。这一代人完全不像我们那一代人那么扭捏、拘谨、胆怯。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没事了。我仍然每星期去探望父亲，每次去之前，我都准备同他谈谈，却一直没有开口。他走路不方便，听力衰退。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我通常推着轮椅陪他在养老院的花园里散心。我没有勇气问他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了我现在居住的这所房子。

我曾试图劝说迪特尔陪我一道去养老院探望，和他的外祖父聊一聊。他拒绝了。他说：“他是你父亲。”我也认为，他同外祖父的谈话不会很愉快。

但最终，迪特尔还是让步了。我父亲很高兴看到外孙，他有将近一年没见到他了。他问起他的学业，两人像老朋友一样谈话。我以为迪特尔放弃了最初的打算，但我错了。东拉西扯之后，迪特尔转入了正题。他向我父亲提出了曾问过我的同一个问题，即他是否认识科莱格一家，我父亲回答说不认识，他从没听说过他们。迪特尔很固执，问他如何得到我们那所房子，父亲告诉他是买下的。迪特尔又问从谁那里买下的，父亲回答说是一位房地产代理商。迪特尔问他知道以前谁在那里住吗，父亲回答说不知道。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对话，迪特尔实际上并没有非难我父亲。他问一些简单的问题，父亲以他惯常的直截了当的态度回答。我开始以为或许父亲真的不知道其中的内情。但迪特尔并不气馁，仍像检察官一样刨根问底。我父亲终于失去了耐心。他问迪特尔：“你到底想问出什么？”于是，迪特尔讲了他们的学习小组和他们发现的那些文件，讲了经证实曾在我们那所房子居住的科莱格一家人遭到了驱逐。

但父亲否认一切。他不知道这件事，他是按通常方式买下这所房子的，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在他之前有犹太人在此居住。迪特尔不相信他的话，但隐忍着没有挑起争执。他悄悄对我说，和他谈这件事毫无意义。谈话于是就不了了之了。

就在那一天，对我来说，父亲死去了。我不再认识那个我继续去探望的人，他也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推着轮椅陪他散心时，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事情。那次探望之后，我们再不曾深谈过。我发现他是个撒谎者。我不想回忆我这一生中他对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谎话。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确切无疑的。我被告知的一切，可能只是半真半假，也可能全属歪曲。

现在，我每月只去探望父亲一次。迪特尔再没有去过，我也从不要求他去。我现在站在了他这一边，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他没有受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影响，这很好。他在成长过程中，要比我更自由自在，对权威的畏惧更少。但讲到我儿子，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我和他与我父亲的疏离，这是由他导致的。生活在养老院中的那位老人于我已是全然的陌生者。现在，即使是另外一个人坐在轮椅中，我也可以推他绕着花园散步，我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本文节选自《生而有罪：纳粹子女访谈录》（[奥]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6年）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出生地：德意志帝国巴伐利亚冈兹堡
主要生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人体试验

一、童年：优秀的大队长

门格勒出生在德国冈兹堡，13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大德意志青年团，直到高中毕业，门格勒就一直是当地青年大队的第一大队长，父亲是投机主义者，识时务的加入了国家社会党。

这些早年经历让门格勒很小就有了“坚定”的政治思想。

二、青年：用人体做实验的“死亡天使”

高中毕业时，门格勒的成绩一般。

19岁的他到慕尼黑进行综合医科的学习。

24岁时，门格勒在慕尼黑大学的Prof. Dr. Theodor Mollison那里取得第一个博士学位，他的毕业题目为“对于四种种族人类的前下颚部分的种族形态学研究”。

24岁，门格勒在一家医院的儿科进行实习，儿科需要微笑服务，门格勒的微笑习惯也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后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称为死亡天使，和微笑不无关系。

26岁，门格勒加入对种族纯净重点研究的法兰克福研究所。

27岁，门格勒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医学博士），并且被党卫军吸收，作为纳粹急需的种族净化理论的高级人才，门格勒受到很大的重视。

30岁，门格勒成为军医，随部队参与了苏德战争，并获得了多次奖励和军阶晋升。

32岁，门格勒因为受伤不能再上战场，被调往后线，成为奥斯维辛营的医官。

这次调动，战场上少了一个普通的军医，世界上多了一个恐怖的“死亡天使”。

门格勒作为人类学和基因学的专家，主攻方向是双胞胎的研究，在两年时间里，一共有1500多对双胞胎成为门格勒的牺牲品。

门格勒乐此不彼的测量双胞胎身上的各个部位，以此来比较遗传易俗对于生长发育的影响，双胞胎被毒气杀害后，他们的内脏会被取出用于比较大小，有些是心脏被注射氯仿处死，有些是接受了血型不符的输血、截肢或者无麻条件下进行了手术，通过使双胞胎感染斑疹伤寒来检验遗传变异对细菌感染的应答，门格勒还将双胞胎的身体缝合起来，观察融合的脊柱是否可以矫正其中一人的驼背畸形，但是由于手术部位出现坏疽，这对双胞胎很快死于并发症。

出了双胞胎研究，其他研究门格勒更是漫不经心，敷衍了事。

由于门格勒的恐怖和微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称呼他为死亡天使。

门格勒34岁的时候，门格勒被美军部队俘虏，但是因为没人认识他，被战俘营中释放出来。从此，门格勒杳然无踪。

38岁的时候，门格勒逃到了南美。

43岁的时候，门格勒的原配和他离婚。

47岁，门格勒和他弟弟的遗孀结婚，并且生了一个孩子。

47岁，门格勒在追捕下逃到了巴拉圭。

68岁，门格勒游泳时，死于心脏病突发导致的溺水。

直到1985年，门格勒的身份才被确定。

门格勒对于优生学的研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却对人类世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对于优生学的发展也造成了严重伤害。

采访的几天前，安娜主演的第一部话剧《犹太城》的巡演刚刚落幕。作为犹太裔法国人，安娜和她的家人对这部戏尤为看重，最后一场演出，几乎全家人都到了现场，她的孩子诺一和霓娜也惊喜地出现在剧中的儿童合唱团里，和妈妈完成了一段共演。

对娱乐圈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她是火华社社长刘烨的太太，是微博上的安娜二当家，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很少有人知道安娜自己的故事。“30岁之前，我是我自己。结果砰的一下，结婚、怀孕，我有了宝宝，我要维持一个温暖有爱的家……我做了一个传统女人要做的所有事，但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十几年前，安娜因为学汉语的缘故来到北京。她出生在法国尼斯，是巴尔扎克小说里常说的外省人，父亲是业余的戏剧演员，在她只有一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被家人抱进剧场了。这样一个文艺的外国女孩来了北京，就像飞鱼跃入大海，她拿起相机兴奋地拍下周围发生的一切，其中就括2001年左右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野孩子、张玮玮、小河、万晓利……一个个在与民谣领域闪亮的名字，是她在北京最初的伙伴。

然后她在北京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生活一下变换到另一个轨道。“刚刚怀孕的时候，合作的制片人告诉我公司因为亏损要停掉，我哭得要命。所有人都说，你不是要当妈妈了吗？可我已经工作了那么多年，一直相信我可以把这件事越做越好，结果突然一切都停了。”

在法国，做一个妈妈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每个0~3岁的孩子都可以申请进入托儿所，经济宽裕的也可以和邻居凑钱合请一个保姆。每天下了班，去楼下的超市买菜，顺便把孩子接回家，就是法国新手爸妈的日常。

诺一出生后，安娜不想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第一个孩子她想自己亲自照顾。等到诺一长大一点想要再去工作的时候，又有了第二个宝宝霓娜。孩子出生后，安娜为他们开了一个艺术培训班，但保持工作的同时又有些焦虑，担心给孩子的不够多。

扭转局面来自拍完《爸爸去哪儿》之后的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几个妈妈就在感叹自己完全成了孩子的奴隶。只有胡军的妻子卢芳不一样，她没有停下自己的事业，她说一个朋友告诉她，孩子小时候是需要陪伴的，你可以不工作。但他很快会长大到一个不需要你总在身边的年纪，这时候你就去放心工作好了。这么简单一句话，我觉得自己一下就想通了。”

这之后安娜在做好妻子和妈妈的角色之外，放心做自己多了那么一点。2017年她举办了自己的影展；2018年与当初的朋友们组成了河乐队，做了专场演出还出了唱片；2018年底她主演了话剧；除此之外，她一直持续电影和戏剧制片的工作，最近刚刚启动了戏剧《雷雨》的法国版项目，也许舞台上的开花结果还要再等很久，但这颗种子已经落入土中。在明星妻子的角色之外，在CD封面和剧目单上，我们重新认识了她的名字—安娜伊思·马田。

从最好的年龄走向最智慧的年龄

4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安娜现在还没有太多概念。反倒是前一段时间照镜子发现开始有白头发，让她每次照镜子都有莫名的焦虑。“我发现，原来我现在已经处在美丽的巅峰，以后要往下走了。这让我有点慌张。”结果刘烨知道后反而很高兴，说媳妇儿终于没那么漂亮了，自己心里能放心点儿。北方爷们儿的土味宠人方式总让人猝不及防，安娜想了想接受了，觉得每天醒过来能看见这么有意思的一男的，也挺好。

法国女人不会老，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人崇拜女性的成熟美。那些被誉为女神的美人通常不是年轻新鲜的肉体，而是经过岁月洗礼的睿智女人。安娜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前阵子法国有个知识分子在电视上说自己不会对40岁以上的女人动心，结果全法国都在怒骂他，上了世界各国的新闻头条。而40岁以上的女人们也用各种各样的照片强势回复，成人有多美，他多么没眼光。在这种文化下长大，安娜对自己的40岁接受得顺其自然。

“法国有个经历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作家和制片人Marcel ine Lor idan-Ivens，去年去世了，去世时有90岁。她告诉过我，自己在50岁的时候，有一天下楼后发现周围的男人不再看她了，不再把她当作一个约会对象。那一天她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真正成为自己。你看，她自由了40年，这样的感觉我也很期待。”

从人生最好的年龄走向人生最自由的年龄，这是成熟女人的理想一生，但安娜觉得还不够，应该加上一条。“小时候我学过一句中国谚语，大意是少年时候的学习，可以像初生的太阳那么鲜亮；中年时候的学习，就像得到正午阳光；老年时学习好像吸收烛光，烛光虽然小但只要你肯学，无论多老都可以学习。所以无论什么年龄，都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谁能想到COSMO从一个法国友人身上学习了汉代刘向写的《说苑·建本》，看来果然印证了安娜的话，让女人能够更耀眼的，是智慧的光。

据说中国女性对婚恋的焦虑是从25 岁开始的，法国女性呢？

安娜：很有意思的是，法国也有一句谚语是讲女人25岁不结婚就会来不及。我记得当时有人对我讲，我一头雾水，25岁我连该爱谁都拿不定主意，怎么能听信这么不靠谱的谚语去结婚呢？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如何调和母亲的角色和做自己之间的得失？

安娜：我允许自己每周有一个夜晚是属于自己的，看展览、看演出或者去工作都可以。但这之后我会好好陪伴孩子们。他们成长得很快，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身边就好。

万一工作会需要你更多的时间呢？

安娜：我现在出来工作，经常都会带着霓娜，诺一则要上学。我谈事情，她就在旁边的沙发上玩或者睡觉。法国的观念里，其实是允许孩子有孤独，有不开心的，她是个独立的个体，只要在我的身边，她可以自己玩得很好。

和20 岁相比，这个阶段对待工作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安娜：20岁的时候，当然是有野心的，争取每一个机会，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的时候也要去尝试。但到了40岁，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要选一条你能走下去的路，在你一直为家庭和孩子输出精力的情况下也能继续从事下去。我很相信缘分，只要我有了喘息的机会，一些机会就会自动找上门，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会出现。

40 岁时看待爱情的方式，和25 岁时差别很大吗？

安娜：我是法国人，对待爱情当然是很法国的，以前觉得爱就要发疯了那样去爱，不爱了就要像个古希腊悲剧那样无法忍受。但后来觉得这样不管不顾地爱其实是自己在享受。能不能有一种真的不求回报的爱呢？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但你试着去了解作为独立个体的他，去感谢他在你身边，试着让爱不是为了你自己好，而是为了他好，就像是接受有一天他会离开你那样依然去爱。当然我还是希望他能依赖我，这样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作为40 岁的姐姐，给20+ 的读者一个建议怎么样？

安娜：我没有资格去建议别人应该怎样，不过如果问我我会回答，做一个好人，情商高的好人。如果你喜欢看书就更好了，吸收那些光，你也会越来越明亮。

如果让你各写一句话送给20，30，40 岁的自己，你会说些什么？

安娜：20岁的时候要多去深刻地学习，专业地去学表演，去学音乐，去考Ar les摄影大学。30岁，家和老公是一切，但你也得继续做自己。孩子会长大，少担心些，相信他们，多相信自己一点，继续做你的事业，对他们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