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时代时代的干肉是什么?是干猪肉吗?

古往今来,孔子被誉为中国古代先贤,若能拜他为师何其幸也,拜师总不能两手空空吧。关于这个问题,孔子《论语·述而篇》中对自己收徒的条件说得很直白:“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大意为求学之人凡是满足了“自行束脩以上”这个条件,孔子就不可能不教他。

关于对“束脩”的理解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不过将其理解为“十条干肉脯”的说法最有影响力,持此观点的知名思想家也较多,比如开创了魏晋玄学之先河的何晏、南朝梁经学家皇侃、北宋教育学家邢昺、南宋理学家朱熹、明朝中后期政治家张居正、清朝经学大师刘宝楠。所以我们也将“束脩”理解为十条干肉脯去探究这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求想拜他为师的人拿“束脩”作为学费?

首先,孔子要求欲拜他为师者拿出十条干肉脯作为见面礼,用意不只在于肉干实物本身,而在于送肉干者背后的求学诚意。

冯友兰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哲学史》中提到:孔子是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但孔子并不是什么人都愿意教,他很看重学生是否有求学主动性,比如《论语·述而篇》中有提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反尔,则不复也。”大意为:除非学生先经过自己的思考探索无解后,孔子才会去指点迷津。所以要求拜师者拿出十条干肉脯作为见面礼,是为了让求学者表明自己有主动学习的意愿,而非孔子一厢情愿地去好为人师。

其次,孔子规定以十条干肉脯作为收徒条件,和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是吻合的。虽然先秦文献有将贵族阶级中的当权者称之为“肉食者”,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贵族阶级吃得上肉,普通百姓无福消受。

六畜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就已出现,比如《吕氏春秋》在描述春秋战国农耕时提到:“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史书载:“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韩非子》提及为提高百姓家庭收入支招时,亦包括饲养六畜之事,即“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这说明普通百姓家中也有养可以当肉吃的动物之情况,只是在那个诸侯国纷争的年代,对老百姓来讲粮食本来并不那么够吃,更奢谈用粮食去养动物。

因此,十条干肉脯作为学费,普通人虽然没有那么容易拿出来,但也是能拿出来的。所以孔子的学生可以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上至鲁国孟孙氏的宗主孟懿子,下至被称为“贱民”出身的仲弓、“鄙家”出身的子张;有家境富裕的子贡,也有一贫如洗的颜回……对此荀子评价为“孔门多杂”。十条干肉脯这样并不高的入学门槛,为孔子贯彻收徒弟不论贵贱门第的“有教无类”治学理念提供了现实依据。

再次,孔子之所以要求求学者拿出干肉脯这种实物作为拜师礼,亦是现实使然。

实物作为拜师礼,除了有将求学者的意愿具象化之功效,更有保障传道授业者基本生活之功效。众所周知,私学并非义务教育,孔子作为“士”并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他周游列国宣扬礼乐文明没有固定收入,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收取一定实物也是生存所需。此外之所以收取实物而非钱币作为学费,亦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

虽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日益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也涌现出一些知名商人,比如孔子的徒弟子贡、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范蠡、战国名相吕不韦。繁荣的商业催生出各种具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此时黄金也开始在交换过程中被大量使用。

但此时的社会形态刚过渡到封建社会不久,而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在自然经济阶段人们主要还是以实物而非货币为媒介来进行交换,况且孔子四处游学、收的的徒弟也来自五湖四海,有来自鲁国、有的来自楚国、有的来自晋国、还有的来自卫国……然而各个诸侯国使用的钱币种类并不相同,所以收钱币作为学费并不比收干肉脯更方便使用。

千百年来“束脩”还是那个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荤腥,但人类的教育方式和治学理念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束脩”背后先贤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过时,若能看到此处,也是从古老文明中对教育理念的一种探索。

春秋战国时代仍然算作是周朝,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朝代,只是东周灭亡时,战国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春秋时期是指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史称春秋。公元前475年秦国商鞅变法后,中国由奴隶社会进展到封建社会,因此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还有一种分界点的说法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国,也就是以“三家分晋”、“田氏代姜”为分界点。此后进入到战国七雄的战国时代,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

春秋战国时代总计589年(属于周朝的是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共514年,另有75年属于东周灭亡后的战国时代),加上之前西周的276年(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周朝共存在了790年。大家通常说周朝有800年江山。

周朝之前商朝是从商汤灭夏桀后的公元前1600年开始,终结于周武王灭商纣王的公元前1046年,国祚554年。再之前的夏朝是从公元前2070年夏禹的儿子夏启建立的华夏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开始,终结于商汤灭夏桀的公元前1600年,国祚470年。

孔子及《论语》的地位和作用。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了许多杰出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名垂千古。其中尤以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的贡献和影响最为深远。

大家耳熟能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出自《论语》。《论语》只有11705个字,却被称为中国第一书,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也影响了世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突显了《论语》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语》是一部散发着世界文化名人孔子思想光辉的经典,浓缩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以及孔子弟子们思想的精华,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元典之一。《论语》中做人的道理,处事的智慧,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传承,形成了我们生命的底色。

在《论语》出现之前的文化,是一种以天命为主的思想,而孔子的《论语》出现后,建立了一个完全立足于人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从此之后,中国文化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出身及成长。公元前551年(东周春秋时代),孔子在山东曲阜的一个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时,头顶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尼丘山相似,因此被取名为丘,又因在家里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仲的意思是兄弟中排行老二),后世因为要避他的名讳,把尼丘山改名为尼山。因为有了孔子,山东曲阜成为后世朝圣之地。

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先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宋湣公(min,古代用字,同闵),宋国是商朝末代君王商纣王庶兄微子启的封国。公元前710年,在宋国国内权力的斗争中,失势的孔氏一族逃到了鲁国。相传,今天山东曲阜东南,尼山附近的鲁源村是春秋时期鲁国陬邑(zou,意思是边远的乡邑)所在地。村中现在还存有一块纪念孔子的石碑,是康有为在1924年所立。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he,纥的意思是线疙瘩),是鲁国陬邑的邑宰,在年近古稀时娶了孔子的母亲颜徵在(zheng,召集的意思),在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便去世了,孔子跟随母亲搬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在曲阜阙里孔子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可以想象,孔子小时候在孤儿寡母的环境下成长,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后来,有一次吴国的太宰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你的先生是圣人吧,他怎么有那么多技能啊。孔子听说了后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在春秋时期,像种地一类的体力活都是普通平民与奴婢做的事,是被贵族看不起的,称为鄙事。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年轻时生活贫贱,干过这些粗活,所以才掌握了许多这方面的技能。正是因为如此,孔子也亲身体验到了下层民众的疾苦,了解他们的诉求。

孔子学习并热爱周礼。在母亲的谆谆教导下,孔子从小勤奋好学。童年做游戏时,就常设俎豆(zu,祭祀用的礼器)、设礼容,学习礼仪。孔子十五岁起,便立志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时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等被称为六艺的技能。礼就是各种仪节、规程、包括行为容止;乐是与礼相关的音乐舞蹈;射就是射箭;御就是驾车;书是指书写;数是指计算,包括卜、筮(shi)。六艺是贵族仕进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六艺中孔子最重视也最精通的是礼。

俗称周礼三百种,仪礼三千种。周礼主要分为五类:吉、凶、军、嘉、宾。吉礼包括成人礼、过年过节的礼节。凶礼就是丧礼,死了人祭奠时的礼节。军礼就是打仗前誓师,打仗后献囚,歌颂胜利的礼节。嘉礼就是婚礼。宾礼是指诸侯之间朝聘,诸侯向天子觐见的礼节。在五种礼中,每种又能细分出许多,所以号称周礼三百,仪礼三千。孔子提倡的就是这种周礼。

孔子生于斯长于斯的鲁国,是西周武王弟弟周公旦的封国。周公在摄政的七年里,创立了以宗法为基,礼制为体、德治为核心的西周文明。周公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鲁国传承践行周礼,不仅使鲁国成为西周文明的东方中心,也使鲁国成为春秋时期保存周礼最多的诸侯国,而且培育了以崇伦理、尊传统,古朴、持重、醇厚为地域特色的鲁文化。春秋时期,周礼在许多诸侯国已日趋式微,而在鲁国仍盛行不衰。在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出使鲁国时,亲眼目睹后情不自禁发出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

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孔子得以遍览鲁国所藏有关周礼的所有典籍文物。孔子还到东周,向守藏史老子问礼。孔子沐浴在鲁文化的春风化雨中,吸取营养,陶冶性情。正在鲁国这样的社会与文化环境里,孔子逐渐由一个从小饱尝生活艰辛的少年,成长为一个仰慕三代(是指夏商周),坚守周礼,关心民瘼(mo,疾苦),有志问政的知识青年。

孔子致力于宣传和践行周礼。孔子学成后,踌躇满志地步入社会,打算为自己的理想一试身手。他用一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希望用周礼来让社会秩序维持正常。礼本来是一种向祖先供奉的物品,后来变成人际交往的物品,再后来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了,是指人们之间的礼貌、礼节。

《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日常生活的礼仪要求。红色、紫色的布不能用来做内衣、便服。夏天在室内可以穿单衣,但出门要穿外套。加工食物要讲究,越精细越好,不吃切割得不合规定的食物。

在对待弟子颜渊去世时操办上,体现了孔子对礼的坚守。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渊去世了,孔子很伤心。但当颜渊的父亲请求孔子卖掉车,给颜渊买幅椁时,孔子却不同意。他回答说,自己的儿子孔鲤死时,也没有卖掉车子置办椁,因为自己做过鲁国的下大夫,按照礼制出行要坐车,而不能步行,因此他坐车是在遵循礼。孔子的这些行为在当时和现在看来,有些迂腐刻板、不近人情,但他在按照自己的原则在坚守礼。

事实上孔子在礼的践行方面,更看重礼的内在含义。他说,礼,过于奢侈不如从简,丧礼大肆置办不如本身的哀伤过度。有人说孔子顽固,社会变了还用旧礼。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你认为礼,难道就是献个玉、献个帛吗?不是,是表示你对你敬奉的那个人的恭敬;乐难道就是撞钟敲鼓吗,不是,是通过撞钟敲鼓来完成礼的制度。

仁是礼的核心。孔子不仅是周礼明贵贱、辨等列的坚决维护者,还对周礼进行了改造和发展。孔子打破礼不下庶人的局限,主张对所有人都要齐之以礼,强调仁是礼的核心,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者爱人。孔子把治国齐家平天下,解决当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寄希望于提高人的素质。孔子曾经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说人如果没有遵守礼的自觉素养,那么礼乐秩序怎么得到执行呢;一个人闹不起来,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人际关系了,人际关系如何维护哪,就要靠仁来解决。

孔子很看重爱人的仁。一次鲁国的马厩着火了,孔子听说后,赶紧问伤着人没有,都不问马的事。齐国的管仲享用了超越自己身份的礼仪,被孔子看成是不知礼的人。但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权,尊王攘夷,维护了华夏诸侯国的稳定,维护了普通民众的安定,所以孔子还是认可管仲的,称如其仁,如其仁。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心怀仁爱,以亲亲为出发点,扩而大之地去爱人,即泛爱众,那么爱作为社会人群泛称的人,就违背了仁,也就无从谈礼了。

仁的本意就是修身、修己,就是反省自身,人只有反省自身,才能自觉地按照该做的去做。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是说仁爱的仁,就是我们做人的人,只要我们作为一个人就应当有爱心,有爱心的表现就是亲亲,亲亲就是孝亲,就是孝敬父母。

春秋后期卿大夫阶层把持了各诸侯国国政,孔子提倡的礼乐制度难以得到响应。孔子将夏商周三代理想化,痛感今不如昔,认为三代以前是一个行大道、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从夏代开始,大道隐没,进入到一个天下为家的社会,以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为代表的君子,以礼规范出了一个井然有序的安定社会,这种社会可以称为小康社会。

在孔子看来,所能恢复的只有小康社会,大同社会已经过去。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礼制的荒废,这样的小康社会也消逝殆尽了,所以孔子希望重整礼乐秩序。然而,周公所创立的周礼是维护西周社会等级秩序与政治格局的规范,到了春秋后期已不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现状了。春秋后期不仅周天子衰落,诸侯争霸也进入尾声,齐桓公、晋文公等实力强大的诸侯曾先后担当霸主,号令诸侯,周天子只能听从他们的摆布,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并且随着争霸的进行,各国的卿大夫逐渐掌握了国政,国君又成为卿大夫手中的傀儡。伴随着卿大夫的兴起,原来只负责卿大夫家事的家臣们也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礼崩乐坏、瓦釜雷鸣(比喻无德无才的人占据高位,威风一时),鲁、齐、晋等诸侯国都卷入了私室向公室夺权的斗争大潮中。

春秋后期,鲁国的国政把持在季孙、叔孙、孟孙氏等号称三桓的三个贵族手中,实力最强的是季氏。晋国的国政被范、中行、知、赵、魏、韩等六卿家族把持,晋国国君已被架空,且六大家族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齐国的国政落入卿大夫陈氏手中。其他各诸侯国国政也都沦入卿大夫手中。

公元前517年,鲁昭公企图除掉权臣季平子,反被季氏驱逐,不得不向齐国、晋国求助,希望助其回到鲁国,但始终未能如愿。七年后鲁昭公客死他乡,他的太子也没能继承君位。公元前504年,季氏的家主季桓子被家宰阳虎挟持,鲁国国政落入阳虎手中长达三年之久。

按照周朝的礼制,卿大夫家中只能享用十六人表演的乐舞,而鲁国执政的季孙氏却在家中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六十四人乐舞。孔子对此很气愤,他说,这样的事都能忍受,还有什么是不能容忍的。

周天子衰微,诸侯失位,带来的后果是传统周礼的荒废、陵替。

孔子认为礼崩乐坏,是社会混乱的根源,希望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泰山脚下时,遇到一位在坟前哭得很伤心的女子,孔子让弟子去问她为什么哭,女子回答说,先前我的公公被老虎咬死了,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咬死了,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问她,那你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女子回答说,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了,苛政比老虎还凶猛。孔子痛恨猛于虎的苛政,痛恨对周礼的破坏、僭越,痛恨由种种争权夺利带来的战争、苛暴。他认为是礼制败坏,上下侵凌,才造成了当时那种黑暗混乱的局面。在严厉抨击礼崩乐坏、瓦釜雷鸣的同时,孔子对周公和西周的制度推崇备至。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认为周公所创设的等级分明的礼仪社会是大道隐没后最理想的国家管理制度,周公是他一生的榜样。孔子同时也相信,只要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就能重建西周那样的理想社会。但孔子一生仕途十分坎坷,他当过吹鼓手,也为贵族季氏当过管账的委吏和管理牲畜的乘田。一心想跻入贵族社会却始终不得志,于是开始聚众讲学,等待从政的时机。

短暂的仕途,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公元前501年,阳虎谋取季孙氏家主地位的行动失败后,出逃晋国,已过知天命之年(五十多岁)的孔子,终于迎来了出仕的机会。次年,他出任鲁国的司空,继而担任大司寇。他计划毁去三桓所有封邑的围墙,削弱三桓的势力。在君权早已旁落的鲁国,这一行动自然触动了三桓的利益,孔子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497年,在鲁国不得志的孔子,怀揣着重建东周礼制的抱负,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宦游生涯。这期间,他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和楚国,一路颠沛流离,倍尝艰辛。他在匡邑被围困,在蒲邑被拘禁,得罪了宋国的权臣而仓皇离开,困饿于陈、蔡之间。在郑国他和弟子们走散,一个人仓皇地东张西望,被看到他的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短暂地出仕于卫、陈两国,得不到重用。

在一般人颐养天年的年纪,孔子仍然为着自己的理想奔波着。他以复兴周之“文”为己任,自称东西南北之人,周行列国,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但是天下之大,一路颠簸,却找不到可以让他施展身手的弹丸之地。在诸侯国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权益博弈如火如荼,政治格局发生着巨变的时代,孔子鼓吹的重振君主权威、爱义忘利,德政惠民,轻徭薄赋的理论,实在引不起掌握着实权,忙于争权夺利的卿大夫们的兴趣。

孔子晚年专注于教育活动,杏坛讲学,有教无类。公元前484年,漂流在外十四年后,六十八岁的孔子重新回到了鲁国。政治上的失意,老年的来临,使他断绝了仕进的想法。从此,他专注于教育活动。

春秋后期,社会上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高贵的世系,受过教育,可以被称作贵族,但却贫穷,实际的社会处境和普通平民差不多,这样的破落贵族后裔组成了贫困的士阶层,孔子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如此身世背景没有带给孔子什么实际的社会地位,曾经的贫贱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也开阔了他的眼界。孔子广收学生,有教无类(不分贫贱,对各类人都可以进行教育),宣布不管什么出身,只要能拿出十条干肉作见面礼的人,就可以做他的学生。

《论语》记载和包含着孔子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做正人君子是每个人的精神上追求,孔子整理的《六经》对传承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孔子向往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春秋时期的教育是学在官府,就是教育是由官府垄断着。如何培养人才,培育管理社会的人才,是有关怀的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孔子是其中的代表。孔子评价自己的弟子冉雍时说: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在当时暗指君主之位。在孔子的时代,世袭是被认为是做天子或者诸侯的唯一资格,各级官僚均为世袭贵族所把持。美国的汉学家顾立雅认为,孔子的这句话意义非凡,孔子对这位弟子的评论并非草率的赞辞,而是宣布了一项最重要的变革性政治原则。

孔子《论语》中提到的君子,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目标。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主要不是指地位上的差别,而是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人品方面而言。君子从文字上看是一个手拿东西的“尹”,拿的东西就是权力,下面的“口”是发号施令。因此君子的本意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后来引申为道德高尚。

直到《论语》出现,君子才更多地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孔子给它定义了很多道德标准,像忠诚、守信、仁慈、坚定等,不论出身如何,达到这些标准就是君子。君子的本意和引申含义之间的联系,就是孔子教育的内涵所在。就是说,因为你地位高,所以责任大,你既然是尊贵的人,就应该是高尚的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就应该道德高尚。所以儒家讲,政者,正也,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其身正,不令而行。

同样,士原指低级贵族的专用称谓,孔子和弟子们对“士”也赋予了道德含义。比如,士志于道,质直而好义,杀身以成仁。不能耽于舒适的生活,行为要像真正的君子那样,才配称作士。

孔子培训人才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士人、君子的人格。他曾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就是说一个士人必须有追求,有信念,就不会斤斤计较于生活中的琐事,不会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就没面子了。

史称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人,特别优秀的有七十二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出身寒微,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了卿大夫的家臣。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卿大夫的家臣主要由士一级的低等贵族担任,而到了春秋晚期,一些出身寒微的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也成为卿大夫的家臣,跻身到士的阶层,进而在国家政治中崭露锋芒。他们所依仗的不是出身,而完全是自己的政治能力。孔子的弟子们就是这样“士”的先驱。

杏圬讲学的盛迹也许是出于画家笔下的想象,但作为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教育为职业,使学术民众化的人,他的学术活动开启了战国讲学游说和“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之先。像孔子弟子们那样,学习专门的政治知识,以此晋身国家政治,成为一种风气。由破落贵族组成的士阶层和由“仕进”而成为士的平民士阶层融合在一起,最终成为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是春秋时期贵族们政治生活中的必需品,经过孔子的整理修订成为其教学的主要内容。由此《六经》对于中国封建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成为中国经学史的源头。这也是孔子对于传承中国文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孔子晚年接连遭受打击,死后得到弟子的追思。在孔子生命的最后四年里,打击接踵而至。公元前483年,孔子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因为家境贫寒,只能薄葬。公元前481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去世,孔子伤心地大哭,说天丧子,天丧子。公元前480年,孔子最倚重的弟子子路死于卫国内战,死时被砍成肉酱,十分惨烈,孔子为之大哭一场,让家人把厨房里的肉酱倒掉,害怕联想到子路。

孔子的弟子很多,比较亲近有颜回、子路、子贡、子张等等。这些弟子每个人特点不同,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也有不同的侧重。但他们和孔子朝夕相处,形成了很深的感情。

公元前479年,孔子自作了一首歌:泰山其颓乎,梁山其坏乎,哲人其萎乎。他的学生子贡听到后,赶去看望他。他对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啊,天下明王不兴,没有人听我的,我快要死了。七天后,孔子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孔子的一生始终以周公为榜样,非常希望能像周公那样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所建树。然而生不逢时,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但他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上,表现出了执道而行,不畏其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孔子死后,弟子们主动为他守丧三年,子贡甚至守丧六年。在当时,只有子女为父母,臣下为君王守丧三年规定,而在礼制荒废的大环境下,三年之丧已经很少有人能做到了。孔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学生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理论的传播者和实践者,这其中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师生的情感。孔子和弟子们的深厚情感也成为中国传统师生关系中的一种样板。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对中国及世界文明影响巨大。《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主要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一部语录体散文集,也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献。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之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和礼,提倡仁、义、礼、知、信。

《论语》尤其对汉民族的文化认同、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孔子把他以前的中国文化都集中在他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得来。《论语》代表了孔子对人生、对社会、对修身做人的看法,是我们上古文化的一种结晶。

现在我们讲的世界四大文明:儒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儒学是和三大宗教并列的影响人类最大的四大文明之一。所以孔子不仅是中国人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也是整个人类文明代表之一。

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同时它传播到周边国家,如韩国、朝鲜及整个东南亚地区。孔子的儒学思想实际上在整个东亚,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孔子既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学者称,自古以来,教师的数目数不胜数,但是像孔子那样凭个人身份并完全依靠对年轻人的教导,而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教师却是屈指可数的。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们,也都开学收徒,到战国时期,儒家已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最为兴盛的学派之一。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上入朝堂,下进闾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和传统文化的轴心。

孔子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对世界文明也有着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

9月28日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诞辰2573周年纪念日。

回望两千多年前那个风尘仆仆的背影,他依旧是我们民族精神上的导师,也是我们前进方向的引领者。

提到孔子,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字—— “儒”。儒家真正成为学派,始于孔子,自春秋以来两千多年,儒家思想塑造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诗书礼易春秋”,成为经典;“仁义礼智信”,也成为人们崇尚的德行。

而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更是留下了 “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等一系列至理名言。

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

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 (今山东曲阜)

祖籍宋国栗邑( 今河南夏邑)

孔子的故事,不是一个“圣人是怎么炼成的”故事,而是一个平凡简单而又可爱的人,为了理想在坚持自我的故事。当他极力让自己不被当时的世界所改变的时候,他却改变了身后千年的世界。

他是良师,更是一位益友。你能陪他“歌咏而归”,你能和他“弦歌而和”,你能和他一起聆听那《韶》乐仙音,三月不知肉味。

从为人到处世,从交友到学习,从追求到人生,孔子都留下了诸多睿智的洞见。孔子之道,仰之弥高;孔子其人,望之可敬。

夫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垂范后世。在孔子诞辰之日,和大家一起重温这位至圣先人的教育思想和事迹。

的目的是唤醒,不做门户之别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孔子堪称最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大约在三十岁时,开始收徒讲学,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四十多年,相传他有弟子三千人,得意门生七十二人。

在孔子之前,“学在官府”,教育是“有类”的,就是说,接受教育的权利,把持在少数贵族的手里。

是孔子提出了 “有教无类”的进步口号。

只要拿出“束脩(十条干肉)”作为见面礼,任何人都可以跟随孔子学习。孔子的弟子中,有贵族出身的孟懿子和南宫适,有贫贱出身的冉壅,有商人出身的子贡,还有梁父大盗颜涿聚。

与此同时,孔子并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相反,他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是无知的。他是通过一步步追问,让问问题的人明白自己问的到底是什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再告诉他。

孔子认为,问题的解决之道其实就在问问题的人心中,只是还没有清晰地呈现出来,孔子是在帮他做分析,使答案呈现出来。

这就启示我们, 教育不是老师把一个现成的答案塞给学生,而是启发学生自己找出答案。一视同仁,发掘出学生自己内在的宝藏。教师的任务是通过触及学生的灵魂来唤醒学生的良知良能,进而激发出学生巨大的潜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子路和冉有虽然问了同样的问题,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这个回答是建立在不同学生迥异的个性基础上的。

孔子十分强调学以致用、学思结合。他说过: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光学习、不思想,就会迷惑不解;光思考,不学习,就会犹豫不决。

他还要求学生,对于学习过的东西,要经常复习, “温故而知新”孔子一生,就是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楷模。

既然教育的目的是唤醒,那就一定要注意采用个性化的唤醒方式。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在对学生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 “因材施教”的理念。

学校不是工厂,不是生产批量、标准化商品的地方;学校是花园,要根据各种花草的特性施肥浇水。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专注于每一名学生的“特殊性”,值得当今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学习、实践。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认为,一个人首先要能做到孝悌、谨信、爱众、亲仁,然后再去学习文化知识。

他把“为学”与“为人”等同起来了,并且把一个人的品德教育放在知识教育之前。即明确了这样一个理念: 成长比成功更重要。

“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

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道德,然后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掌握一定的才能,成为一个有品德、有知识、有智慧的人。

亲近母语,20余年,立足母语,坚持儿童本位,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个体与世界,给孩子打下扎实的中国根基,让孩子小小的生命之流,逐渐地汇入我们的民族之源,未来能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血脉,为人类更好的发展提供更丰富的创造性和可能性。 从阅读出发,以母语抵达。

亲近母语认为,不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如果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阅读教师,他们需自性光明,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他们愿意和孩子们一起在阅读和学习中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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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古人一向把诗作为人文教育、人格教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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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母语摒弃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认为给孩子的教育,不应该是外在于儿童生活经验之外的,不应该是与孩子的生命历程毫不相关的。给孩子的每一言每一语,都应该是真实而有意义的,让孩子通过真实的参与来获得体验和自我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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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 孔子诞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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