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华《毛主席去安源》1969年油画

　　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叶浅予的文章，批评了这幅油画：“……见过那幅画的内行人都说其构思、构图，甚至用色，无不脱胎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

　　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风靡一时，据有关部门统计，该画共印9亿多张，超过了当时全国的总人口数，即全国平均每人一张还多。这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这幅身价百倍的油画，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鲜为人知的历史。

　　1967年夏，北京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读书的刘春华，被选派参加展览的筹备工作，他承担的具体任务是，画一幅反映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刘春华当时只有24岁，还是一名在校学生，而且没有专门学过油画。为了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于这年7月初来到安源矿体验生活，采访老工人，了解毛泽东多次来安源的情况，加深对毛泽东在安源革命实践的认识。

　　创作《毛主席去安源》这幅画，最重要的是表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形象和思想。刘春华等人广泛搜集了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文章，以及有关毛泽东革命活动的回忆录和安源工人运动史料，并反复学习和研究。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在构图上把毛泽东的形象安排在中心位置。在动态处理上，让毛泽东的每一个微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含义：稍稍扬起的头和稍稍扭转的颈部，表现毛泽东不畏艰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紧握的左手，表现毛泽东争取解放全国人民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右手挟一把雨伞，说明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为革命不辞辛苦的工作作风……

　　刘春华根据主题的需要和群众欣赏的习惯，利用油画表现力丰富的特长和中国传统绘画细致的优点，大胆尝试，经过反复努力，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前夕，创作出《毛主席去安源》大幅油画。因为当时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故作品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后来有人提出，单幅油画作品很少有“集体创作”的，总不能你画人像，我画天空。此外，该画在当时又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毛泽东出现时，要阳光普照大地。还有人指责画面上就毛泽东一人，孤零零的，这不是影射毛主席脱离群众吗？但是作者刘春华坚持己见，宁愿承担巨大的风险，于是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挂上了个人“执笔”署名。

　　1967年10月1日，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安源工人革命运动”展览中，首次与观众见面。该画说明词称：“毛主席1920年去安源”。10月18日，安源工人出身的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王耀南少将观看展览后提出，《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有误，他记忆中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是1921年秋天。

　　事后，王耀南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请他直接向毛主席询问第一次到安源的时间。一天饭后，毛泽东与警卫战士在一起闲聊。汪东兴的秘书高长臣见主席说话兴趣正浓，立即凑上前问：“主席，您第一次去安源是1920年吗？”毛泽东沉思片刻，操着浓厚的湘潭口音，不紧不慢地说：“20年我有没有到过安源，记不清了，21年秋这一次是对的。”

　　10月24日，王耀南向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的话。于是，《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说明词立即改为：“1921年秋，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去安源，亲自点燃了安源的革命烈火。”

　　《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刚刚问世，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参观的群众对这幅油画推崇备至，留言写满整整4本，有的呼吁出版该画，有的甚至说出版后要认购几百张。但展览筹备处无权决定此事。后来，《人民日报》拟刊用该画，将其制版送中央审查，时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当即批示：“总理、伯达、康生……我建议明天‘七一’人民日报、军报发表《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很好。这幅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果实之一，它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构图、采光、着色等艺术方面亦是优秀的。听说是青年人画的，而同意发表。建议属「署」上作者名字。江青68.6.30”

　　1968年7月，该画在全国公开发表并大量印制发行。《人民日报》及各地报刊大造舆论，称该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随后，又用这幅画发行纪念邮票，制作像章；当年，林彪、江青胸前都佩戴过该画的像章；周恩来住室里惟一的一幅绘画作品也是该画。同年10月1日，北京的文化工作者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装上彩车，与8个“革命样板戏”造型一道，加入首都群众庆祝国庆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从此，《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在全国家喻户晓，并蜚声国外。

　　在安源，《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影响更大。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7月8日，是安源矿工们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工人们日夜渴望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运来了，安源煤矿革命委员会连夜举行了授画仪式，矿工们手捧这幅革命油画……表决心、立誓言：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时正在安源牛形山腰动工兴建建筑面积为3200多平方米的“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正门中央的最高处，就选用《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头像，用瓷砖镶嵌而成。该馆的序厅和展厅中，均陈列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

　　正当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毛主席去安源》油画之时，毛泽东亲自审查了这幅油画，他对画中将他画成身穿长衫不甚满意。他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通过非正式渠道在人们中间逐渐传开。从此，对《毛主席去安源》油画的宣传开始降温。

　　1972年9月，“毛主席在安源革命活动纪念馆”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该馆陈列内容也作了适当的调整。鉴于序厅中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出现霉点，加上毛泽东本人对这幅画不太满意，该馆便将这幅油画撤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197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著名画家叶浅予的文章《从油画〈追念战友〉说起》。该文在赞扬油画《追念战友》的同时，批评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指出：“在这幅画（指《追念战友》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从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起，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一直有一种由国民党组织的地主武装，这就是恶名昭彰的“还乡团”。每当共产党的军队撤离了土地，那片土地上曾经的老百姓们便会经受国民党及其手下的地主武装们的狠毒迫害，割耳、轮奸、铡杀、吊死甚至活埋，可谓是无恶不作。仅以纸房区李家营一村为例，就被活埋了足足七十多人。

在以长征或抗战为背景的相关影视作品中，由于更多着墨于撤离苏区后红军的行动，因此对当时的苏区并没有过多涉及；而在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影片里，当各大野战军回到当年苏区时，才终于听到了老百姓们的哭诉。

影片《大转折》里就有这个画面。

终于来到大别山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面对着只有一个老人和孙女的破屋时，问大人们都去哪里了，这时老人说：“……都叫他们活埋了。你们来一回，走一回。你们每走一回，乡亲们都要遭一回殃啊。”

而这时，老人还称呼这些野战军们为“红军”。

令人欣慰的是，挺进大别山后，攻守异形了，“我们来了就不走了”。

在我们时常看到的革命题材电影里，有一大部分都是政治史相关，如《开天辟地》《建党伟业》《开国大典》《建国大业》，甚至包括《长征》也是开会、讨论的部分多于战争。战争片相对较少的原因有很多：一是成本问题，需要特效和大场面；二是细节问题，要把一场战争讲明白比较困难，需要对政治、地理等多方面的把握。

在这种情况下，《大转折》两部曲、《大决战》三部曲和《大进军》四部曲便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了，而《大决战》三部曲更是可称得上国产战争片的巅峰之作。今天我们来谈鲁西南战役和大别山战役，自然先聊一聊《大转折》。事实上，上述的这些战争片的优点之一就是好比沙盘演练，当我们看着史料难以想象当年的真实战况时，影片以力求真实的态度还原了重要战役。

这些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我们常说毛泽东思想并不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以各大战役为例，毛泽东在部署着战略举措，而真正将战略实施成现实的，则是在前方的刘邓、陈粟、陈谢、林罗等。没有毛泽东的大局部署，这些人也不会有确切的战略目标；而同样没有这些人的最终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只会是一纸空文。因此我们说，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不在前线，那毛泽东在那儿？延安吗？

影片《大转折》开头，说的不是鲁西南战役的部署，也不是挺进大别山的设想，而是在雨中毛泽东一行人“仓皇而逃”（胡宗南电文语），离开了延安，这时胡宗南攻占了延安。

对不太了解历史的观众来说，这一幕似乎是在有意表现国军的气焰嚣张，但据当时随军的龚选舞后来回忆说：“……发现这个名声极大而神秘性更高的城市（延安）已是人去楼空，既无可访之人，亦乏可述之事。才住了两天，大家便觉得无聊空虚。”

人都去哪里了？为什么要抛下延安而离去？

《毛泽东年谱》（）里记载了毛泽东于1947年3月19日说的话：“蒋胡急于进攻延安，正表示国民党当前处于极端困难情况之下（军事、经济、政治上极大困难），是为着振奋人心并借以团结内部所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们失去延安虽有些损失，但中外人民和民主人士，特别是在退出临沂、鲁中胜利之后，不会因为退出延安对我丧失信心。而我们若能将胡敌大部吸引在陕甘宁而加以打击消灭，这正便利与其他解放区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失地。”

由此可见，毛泽东等人此举正是诱敌深入，以牵制住胡宗南在陕甘宁的大部队，给中原地区的共军造就有利条件。正所谓战术战役是给战略服务的，有全局观，才能有所斩断和牺牲。而在此前一天，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十六字方针。

相比于共军在战略上的眼光，国军就显得有些“笨拙”了。影片一进入主线剧情时，出现的就是刘伯承面对国军王敬九的战术，当他面对国军“七个旅，一字排开”的一字长蛇阵沉思、以为对方有什么后招时，却完全没有想到，这只是王敬九不知如何排兵布阵时的拙劣阵法罢了。

“一字长蛇阵”的主要精髓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此中则首尾俱至”，看似无懈可击，实则这只能作为战术部署，决不能作为战略部署，然而国军却在沿路几座城市布了此阵，最终必然落得个或被掐头去尾、或被斩成数截的下场。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那便是国军只能沿着大城市和铁路部署兵力，因为乡野山村和广袤土地上完全不受国军控制，而那些地方恰恰是土地改革最猛烈的地方，淮海战役之所以说是小推车推出来的，原因恰恰在此。

相比于国军的不知变通，共军这边则会时刻根据形势而改变，片中便多次出现刘伯承和邓小平面对着地图分析一通、再根据前线情报最终“把命令改一下”的情况。

从《大转折》中也能看出来，电影几乎是将落到实处的每场战役还原出来并因此表现出各方的用兵能力。有正面敌人时刻小调整的刘邓大军，也有后方进行大战略调控的毛泽东。因此，影片分成了上下两部，上部被叫做《鏖战鲁西南》，下部则被称之为《挺进大别山》，这两部是一脉相承却又截然不同的。

那时，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已经到了可以进行反攻的时候了，因此抓住机遇实行从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就显得十分紧要了。此时毛泽东根据蒋介石的兵力集中在陕北和山东的特点，准备实行砍断“哑铃”的手段，先出鲁西南，将处在这两个战场中间的守备薄弱的鲁西南一举拿下。等拿下鲁西南后，便可挺进中原、直插大别山，建立大别山根据地。

影片开头，毛泽东这样说：“蒋介石用的哑铃战术，刘邓一过河，就砍断了他的哑铃把子。中央在陕北与敌周旋，可是决胜却在千里之外。”

正如刘伯承于1963年在《千里跃进大别山》里回忆的那样：“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

刘伯承那篇《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紧接着这么说：“应当采取怎样的进攻样式？毛主席指示，进军大别山，不能象北伐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而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再夺取城市。”

从这一段我们能看出来，为何鲁西南战役和大别山战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役。因为鲁西南战役是依托于解放区的战役；而就如同刘伯承说的那样，挺进大别山就得“下决心不要后方”，可以说是孤军奋进，直捣敌人老巢，二者截然不同。

也因此《大转折》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名为《鏖战鲁西南》，下部则被称之为《挺进大别山》，划分清晰。通过片名出现时的背景画面也能感受到，前者是斗志昂扬，后者则是艰苦跋涉。

挺进大别山是一件非常惨烈的事情。

《大转折》里也一直在塑造着这种人与自然、人与敌人以及人与自己的不断周旋。

片中，由于辎重太多，刘邓决定炸毁所有大炮武器，这时有战士想不通，挡在大炮前：“来吧，要炸把我也炸了吧！”

看到这个情况的连长哽咽着跑到刘邓跟前，请求留下这门大炮：“首长，这门炮是我们连用三条人命从敌人手里换来的，打羊山的时候，它也是立了大功的，要是现在把它炸了，那以后的仗还打不打了？”

邓小平闻言，只能苦心劝说：“这是大局，一切影响我们前进的包袱都要甩掉，我们就是空手走到大别山，那也是胜利。”

面对此时此景，刘伯承凝重地说：“执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为战士们想不通。他们辛辛苦苦打下了鲁西南，为什么又要千里跃进大别山？

他们可以面对自然条件的恶劣，可以面对敌人凶残的堵截，但没法面对自己内心的犹豫和彷徨。

“现在最可怕的敌人，不是艰苦的条件、恶劣的环境，也不是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队伍里严重存在的，右倾畏难的情绪。”

在大雨中，眼见将士们一个个在动摇，邓小平立刻给士兵们开会。终于，士兵们想通了，军队的斗志回来了。

相比于共军面对战士们的动摇所做的动员，国军方面则显得粗暴、可笑且无知。

蒋介石直接派发了一堆黑格尔的《辩证法》给将领们。

蒋介石说：“我给你们带来一本黑格尔的《辩证法》，你们不妨研究研究，找一找自己的毛病都在哪里。”

画面立刻转到前线的白崇禧那边，白崇禧把《黑格尔》直接扔进了火中，怒道：“他（蒋介石）昏了头，居然在这个时候要我研究《辩证法》。那还打什么？简直是笑话。”

这一幕不是用来调剂的笑点，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电影将邓小平给战士们做工作和蒋介石直接粗暴地要下属学习《辩证法》放在一起，很直接地让观众感受到了这种对比。

回到“天晴了”，这也是影片中一个很朴素的艺术表现手法。限于当时的拍摄条件，《大转折》没有后来电影那种镜头感，没有不停在全身、半身、远景、近景、动静之间剪接，经常长时间只有一个画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艺术感。

当刘邓在指挥中心喝着茶时，茶缸里的水晃动，晃动着便是大军在战场上横扫千军的模样。

这出画面极棒，可谓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除此之外，《大转折》中还有着类似《建国大业》里王宝强饰演的普通士兵打到北京城下时误以为是地主大院的笑点，那是在共军缴获了国军的一堆物资时，很多农民出身的共军面对着咖啡，丝毫不知那是何物，以为是调味品，于是在做饭时一股脑全倒进去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笑点在全片的基调中其实确实算得上是调味品，就拿刘伯承和邓小平就谁应该留在根据地时的争论来说，就足显悲壮。

因为敌人已经达到门口了，留下来的人就是九死一生。

所以这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都坚持自己留下来，邓小平说自己年轻，刘伯承就说炮弹不管年龄，邓小平说自己没什么经验而刘伯承有经验大家需要他，刘伯承就说毕竟自己作战经验多可以多周旋。

邓小平说：“我牺牲了，际春同志可以代替；你出了问题，无人可以取代。”

刘伯承则反驳说：“我的作战经验毕竟多一些嘛。”

因为挺进大别山没有后方，因为挺近大别山后困难重重，因此除了主流说法认为挺进大别山是绝妙举措外，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议，依然有不少人认为挺进大别山是失败的。

关于刘邓挺进大别山，我们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原始史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与三军经略中原》、《武汉解放战争史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刘邓大军南征记》、《战争亲历记：刘邓大军老战士作品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就连国民党方也有许多记载，影片中的羊山集战役可以说就是完全根据宋瑞珂的回忆改编的。

在如此多的史料中我们能看到，尽管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损失惨重，但这是共军自那年离开中原后第一次回到此地。

正如同邓小平自己说的那样：“不宜急躁，应做较长期的打算。”

结语 “我们回来了，就不走了”

终于，影片到了最后，回应了开始那个场景。

“我最怕见到这种情景。那天部队路过宣化店的时候，住在老乡家里，房东大娘见到我，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先念，这次你们回来还走不走？我能回答她什么呢？我说，大娘啊，这次我们要是再走，你、你就像打自己的儿子一样，打我李先念的屁股……大别山的老百姓承受地太多了。”

回到上面的问题，挺进大别山究竟有没有历史意义？答：有。因为尽管无后方、尽管损失惨重，但刘邓大军终于建立起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一举扭转了整个战场的形势，为夺取全面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也终于，他们可以说：“这次我们回来了，就不走了。”

而在挺进大别山之前的所有电报和公告里，提到的都是“反攻”，此时，共产党首次提出“进攻”。

进攻，意味着从那一天起，中国形势逆转了，从此以后，攻守异形了。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里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历史告诉我们，紧接着“迎接”国军的，便是煌煌史册的三大决战。

影片《大转折》的开头和结尾都是邓小平的纪录片式回忆，然而当影片于1997年9月上映时，邓小平已经看不到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而刘伯承也早已于1986年去世，刘伯承曾经说过：“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