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中之急与急中之重

    地理因素是影响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最基本和最持久的因素。人类军事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特征。这方面研究称为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

    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陆地边界之长仅次于俄罗斯，与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接壤，边疆安全历来存在不少隐患。与此同时，还有漫长的海岸线，绵延曲折，易攻难守。辽阔的海洋和广袤的大陆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双重发展资源和机遇，同时又使中国始终面临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和安全上的双重负担。

    16世纪中后期，明朝与北元蒙古在长城地带的战火正烈之时，东南沿海倭寇倭患又同时并作，致使明廷南北应付，亡于奔命。19世纪中后期，清朝东南海疆、西北边疆同时危机，引发了清廷内部半年之久的出海防与塞防轻重之争，最后也是在两难抉择之中垂死挣扎，一命呜呼。

    当前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除美国势力外，有五个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

    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美·布热津斯《大棋局》

    打开世界地图，由东起东北亚的大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向西直至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划一横线，将亚欧大陆区划为两部分：横线以南多为湿润的平原森林地带，宜于农耕，其中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的恒河流域等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农耕中心。横线以北多为干燥的高原荒漠地区，与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西伯里亚经中国东北、蒙古高原、中亚、咸海、里海以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是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带，其核心地区是蒙古高原至中亚一带。

    中国一直处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并且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农牧分界线划分的方法略有不同，台湾三民书局1982 年版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以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端相连接划一直线。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说》云:“自东北亚洲大陆的嫩江、松花江流域, 沿长城线, 经西藏高原, 伸向阿拉伯半岛划一条线。”本文采用《云南社会科学》1983 年第1 期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的划法。

    表中所列十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向西域和向中原王朝发动过武装侵略,所以每次南侵都给中原王朝以巨大的冲击。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边防、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一旦边防危机与海防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其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即“不管战略宣称如何，总是从属于地缘政治的判断。”  无论是从中国的《孙子兵法》还是西方的陆权海权等地缘战略理论看，地缘政治关系始终是战略地理学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正如现代西方军事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最重大的战略实质上都是地缘政治。”  

    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

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 

    《明史?地理志》：“东起朝鲜，西接吐蕃，南包安南，北据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洪永疆域四至：东北：洪武八年（1375）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直接管辖东北地区。永乐七年（1409）在元东征元帅府旧址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到万历年间颁卫384、所24个，管辖西起斡难河、北抵大海、南接图门江、东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永乐十年派太监亦失哈巡视苦兀（库页岛），次年，他在特林主持修建永宁寺，并刻石碑《敕修永宁寺碑记》。宣统八年（1433）重修永宁寺时镌刻的《重修永宁寺碑记》成为明代管辖东北疆域的历史见证。西南：在西藏设都司，在云南设行省。南边：海南设琼州府隶于广东，在安南曾设交趾布政使司统安南地（宣德三年废司还政于黎氏使重建越国）。往南，当时称“万里石塘”的今东沙、中沙及西沙群岛以及称为“千里长沙”的今南沙群岛，皆置于海南岛琼州府万州（今万宁县）管辖之下。东南：明政府继续保持元朝所设的澎湖巡检司。

    亚欧历史自然条件的差异，形成以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两个区域长期的双轨发展，同时又发生和发展两个世界的各种交往和矛盾，构成近代以前整个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中国的版图兼有南北农牧两大区域，也注定有相同的发展路线，由周秦到明清，长城内外的对峙，农牧民族的分合，正是人类历史上农牧世界二元一体化的历史缩影。从历代北方游牧政权递嬗与外侵的表格中, 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真相。

    历史上中国的周边虽时有扩大，时有收缩，但基本格局都是今日之西北、东北、北方、西南、

南方各省、自治区的辖地。但自秦汉至明清，中国的边防主要在北边。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大院子，在历史上这个院子的大门是朝着北方开的，因为影响中国农业民族的主要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因而历代封建王朝所谓的边防着重指万里长城沿线的边防情况，其内容包括北部的边患和战略、边防的部署和长城的修筑与驻兵守御等。明代情况如下：

    随着明初防线的被打破, 为抵制蒙古进一步南下, 各边皆重新修筑边墙, 作为防御工事, 形成了现在的万里长城。据《明实录》《明史》记载, 这场筑墙运动以成化七年余子俊筑延绥边墙首开其端其后, 三边总制杨一清增筑陕西各镇边墙, 总督翟朋督修宣、大边墙, 兵部侍郎翁万达增筑宣、大边墙, 巡抚苏砧筑内三边及辽东边墙, 戚继光、谭伦扩建蓟镇边墙等等, 连年兴师动众, 每筑数千百里, 皆墩堡相连, 层层布防, 紧要处且又多重构筑。如此庞大的工程, 举世罕见, 其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无法计算。仅以余子俊筑边墙为例, 所筑东自清水营紫城岩, 西至宁夏花马池界牌止, 长里, 守护壕墙崖寨座, 墩台座, 一年内费用官银一百五十余万两、粮二百三十余万石, “ 且军民役死不下万计, , · · ?劳师戊守, 岁费万千’成化十二年, 户部给事刘昂奏“ 子俊取民无度, 用财无节。? ?边有常供, 今索于额外。借遭运而京储因以不充, 急片运而军民为之扰动。乞逮至京师, 明正其罪” 。“余子俊筑边墙加重了明廷财政危机, 其余各次边墙的修筑又何尝不是如此边墙修筑只是增加一点心理上安全感, 根本上抵挡不了蒙古军队的南下。各边边墙都屡遭破毁, 毁而复筑, 耗财更大。万斯同《明史· 乐府》云

帅臣徒受内府金, 川原空耗内府费。

    明长城最初作为国境线兼国防线，到后来才演变为防御工事，而具有防御功能。长城的防御功能，《资治通鉴》云：“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牧，永得不匮，五也。”其实，万里长城，以几十万人分散防守，敌人常以几万人攻一点，即可破之。故“东部初报墙完，西部又传虏寇边”的事常发生。所以说长城实际防御能力有限，仅起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同时，长城之为“极”，“极”的本身意义便代表“限制”，所以其作用是双重的，非只对外，同时也具有对内性。对于后者，便是限定农业社会的活动范围，私越长城伐者，与叛国同罪。这种限制性或称封锁性，阻碍了农牧文化的交流。

    前后大规模修建十八次，历时200余年，使长城筑城体系日趋完臻。全长6300公里的边墙分为9个防区，称为九边。其中以蓟州、宣府、大同四镇为基础，以战略、战术为前提，构筑长城为主体的防御体系。

    明代长城东起辽东，西至甘肃，由关城、城墙、城台、烽燧、关口障碍等构成。关城即关津要隘，如居庸关，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城墙是主体结构，有土、石、木等不同结构，大都用城砖包砌，如八达岭城墙顶部宽为5.7米，高为8.5米，外加朵墙高1米，共9.5米，上可“五马并骑，十人并进”，墙上又附有障墙和战墙。障墙是城墙上构筑的横隔墙，高约2-3米，战墙在主城墙前面40-50米处，分三、四道不等；城台分墙台、敌台和战台三种，分布构筑在城墙上或长城沿线附近的制高点上；烽燧亦城烟墩和烽火台，构筑在长城沿线的内外可以互相通视的高山头上或卫所附近的道路旁；关口障碍是加强关口防御的措施，在关外的重要地点构成工事，设拦马墙，挖品字形陷坑等。另一方面是兵争日繁, 战费日浩。

    正统土木之变后, 特别是到嘉靖、隆庆年间九边形成后,明蒙之间的战争日益增多, 九边各镇皆为战场, 每一战斗, 调兵遣将, 供愧浩繁。兹举二例, 以见一斑。成化八年, 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

奏“ 虏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 累次调兵战守。? ?今边兵共八万之上, 马亦七千五百余匹。略计今年运纳字数, 止可给明年二月。如此, 虏今冬不北渡河, 又须措备明年军费。姑以今年之数计之, 截长补短, 米、豆作值银一两, 共估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每人运米六斗, 共用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人, 每草一束值六分, 共估银六十万两, 每人运草四束, 共用二百五十万人, 祖回两月, 约费行资二两, 共费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脱用牛驴载运, 所费又当倍之” ‘二嘉靖二十九年, “ 俺答犯京师, 羽书旁午征兵晌, 孙应奎乃建议加派赋税, 自北方者府及广西、贵州外, 其他量地贫富, 骤增银一百五十万有奇, 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 。

    A．辽东，治北镇（今辽宁北镇）其边墙，南起鸭绿江的九连城（今丹东市东北）、向北至清河城（今辽本溪东北）、威远堡（开原东北），西沿辽河南下，经沈阳过辽河向西至锦州绥中以西与蓟镇墙相接，全长950公里。正统七年开工，凡十余年成。辖定辽、三万、辽海、铁岭、沈阳、东宁、海州、盖州、复州、金州、义州、定辽、广宁、宁远等25卫和抚顺等11所。

    B．蓟镇，东北在山海关、大宁至古北口，西自阴山至居庸关，直接拱卫京师。边墙沿燕山山脉构筑，全长660公里。辖山海、抚宁、开平、密云等21卫和宽河、潮河等3所

    C．宣府（治万全），管辖东起居庸关四海冶，西至大同镇江台，辖15卫26所。

    D．大同（治大同），管辖东起镇江台，西至偏头关，老营堡一段长城，辖14卫7所。宣、大长城全长920公里。

    E．太原镇（又称偏关镇），东起老营堡，西到保德州东北的黄河东岸，全长127公里。

    F.延绥镇，管辖东起黄河西岸的黄浦川（今陕西府谷北），西至定边营（今陕西定边），全长980公里，治榆林。

    G．宁夏镇，东起花马池，西至景泰（今甘肃景泰），全长1100公里。辖5卫4所。

    H．甘肃镇，东起景泰，西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及嘉峪关一线，全长900多公里，治甘州（今甘肃张掖）。

    I．固原镇（今宁夏固原）又称陕西镇，总治延、宁、甘三边军务，亦为一边。

    据《春明梦余录》记载九边军队情况, 明初“ 原额” 各镇59万人, 隆庆初年85·6万人。‘ 据万历《明会典》记载, 弘治时各镇共拥兵89万多人, “ 比明初增加30万人。以军士月粮一石计, 年增边粮360万石。明中后期粮价暴涨、石值银一两, 共计边银不下千万两, 而整个国库太仓年收入常年才四百万两。庞大的军饷开支使明财政空前危机。当时人描写九边增军加晌的情况说“ 主兵不足, 增以募兵, 募兵不足, 增以客兵, 调集多于往时而坐食愈众。屯粮不足, 加以民粮, 民粮不足, 加以盐粮, 盐根不足, 加以京运, 馈晌溢于常额, 而横费者滋甚。” 

    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 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 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 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 澳]费克光《论嘉靖时期(1522- 1567) 的明蒙关系》,《民族译丛》1990 年第6 期。）在战、守、和的选择中, 中原朝廷更多的时候以天朝帝国自居, 对游牧民族采取战、守的策略, 断绝一切贸易往来, 足使游牧民族采取战争掠夺的手段, 在企业图达到入主中原的大目标下, 首先夺取农业物资, 或以武力为后盾强迫农业物资输入草原, 从而形成以无对有的“战争掠夺贸易”; 当战争两败俱伤、边境人民违禁走私不可遏止的时候, 或在战争之后双方敌对局势缓和下来的时候,“和平互市贸易”便应运而生（参见拙作《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 年第5 期）。

    募兵、筑墙和战守构成了九边地带的全部活动内容此三项活动导致边响激增, 九边糜费, 从而使长城沿线九边地带形成为一条特殊的消费带, 也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地带因此, 九边的形成是明代边防衰弱、边疆危机的突出表现, 也是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正如当时人所说的那样“ 军国之务重大者淮边晌, 而军国之需称浩繁者亦推边晌方今边响眨细极矣在镇臣按额而呼, 尤有额外之呼在计臣按时而应, 尤有不时之应。呼者至急, 应者至艰呼者愈贫, 应者愈窘何内外相违若是岂祖宗朝固已然耶？” 

    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为扩充实力，弥补内战损失，怂恿﹑支持海盗活动，因而倭寇逐渐猖獗。16世纪，特别是嘉靖年间，明廷内政日趋腐败，沿海卫所空虚，军备废弛。倭寇乘机与少数奸商相勾结，窜犯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占据岛屿，攻城掠地，深入久踞。倭寇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给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成为明朝的严重祸患。沿海民众不甘倭寇侵略，奋起抗击。在民众抗倭斗争推动下，明军在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的指挥下同倭寇展开了一场长期的﹑卓有成效的抗倭战争。

    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始于南宋，盛于元末明初，大体上可概括为3路18个方向：

    ――中路向大沽口、登莱、淮安、长江口、松江、钱塘、宁台和温州；

    ――南路向福州、泉州、漳州、潮惠、广州、雷州和琼州方向。

    明洪武二年（1369），日本王良玉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又寇福建沿海郡。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遣使召之。日本王扬言曰：“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赵姓者訹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以天之灵，雷霆波涛，一时军尽覆。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蒙古裔耶？亦将訹我以好语而袭我也？” 

    洪武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岛，为都督刘荣率精兵所败。

    明正统四年（1439），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

    明正统八年（1443），倭寇侵海宁。 明嘉靖七年（1528），倭寇之患，已成明王朝边防之要事。 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福、兴、漳、泉诸郡，倭患盛，虽设卫所城池及巡海副使、备倭都指挥，但海寇力量之大，使守备之师制御为难。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 

    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

    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贼夺舟犯乍浦、海宁，陷崇德，转掠塘栖、新市、横塘、双林等处，攻德清县。

    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倭大至，屡寇浙东三郡。 同年，十一月，偻贼泊泉州之浯屿，掠同安、惠安、南安诸县，攻福宁州，破福安、宁德。明年四月遂围福州，经月不解。福清、永福诸城皆被攻毁，蔓延于兴化，奔突于漳州。其患尽移于福建，而潮、广间亦纷纷以倭警闻矣。

    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帝崩，隆庆帝登位，是为明穆宗（1567）。倭寇再破碣石、甲子诸卫所。已，犯化州石城县，陷锦囊所、神电卫。吴川、阳江、茂名、海丰、新宁、惠来诸县，悉遭焚掠。转入雷、谦、琼三郡境，亦被其患。 

    明万历二年（1574），倭寇犯浙东宁、绍、台、温四郡，又陷广东铜鼓石双鱼所。

    万历十六（1588），再犯浙江。至此，明人畏倭虎，倭气益骄。后，丰臣秀吉广征诸镇兵，诸三岁粮，欲自将以犯中国。因内乱，改犯朝鲜。

    嘉靖年间倭患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一些诸侯的贡使为了争夺对华贸易，竟在宁波互相仇杀，并乘机大事焚掠，因而明廷便禁止对日通商。于是日本海盗商人和中国沿海的奸商王直、徐海、陈东等进一步勾结起来。自嘉靖二年（1523）罢市舶，至四十三年(1564

年)倭患平，这四十年间是倭寇最剧烈的时代。倭寇所掠的地方，北自辽海，南至闽、粤，尤以江、浙、闽受害最大。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先后侵犯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及江苏的上海、苏州、南通等地，「所过残掠不可言」，「滨海数千里，同时告惊」。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更向内地深入，越过南京而侵犯安徽，造成严重的破坏。 倭寇连年的侵扰，使沿海居民饱受蹂躏，所以民众纷纷起而保卫乡里。同时，朝廷也调遣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进行剿倭的战争。嘉靖三十二年和三十四年，俞大猷先后在浙江的普陀山和王江泾重创倭寇，连获大捷。戚继光则于浙东招募农民、矿工编成「戚家军」，经大小数十役，剿倭屡屡奏捷，立功至伟。在俞、戚二将的通力合作下，倭寇之乱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平定。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冬，在明抗倭的战争中，福建总兵戚继光指挥明军解围仙游(今屑福建)，击败倭寇的城邑争夺战。 嘉靖四十三年，倭寇2万余人分乘百艘舰船，陆续在福清、兴化(今莆田)、泉州、漳州等地登陆。戚继光指挥军民与倭寇水陆交战12次，残敌数千逃往北垒。戚继光亲率大军攻击北垒，倭寇大部被歼。

    其次，是15世纪末西方殖民势力，如葡萄牙、西班牙及荷兰殖民者东来。

    明成祖宣国威、柔远人，先后对亚非诸国派遣使节不下61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陆上陈诚出使哈烈和海上郑和下西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势力东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相继来到中国。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1523年，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湾截击葡军，生擒42人，斩首35级，俘被掠男妇 lO人，获其舟2只。余贼米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明军火焚先所获舟，王应恩死之，余贼亦遁。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1553年，葡萄牙占据澳门，其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势力相继来华。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1624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

    一般认为，边防与海防是指为防御从陆上或海上入侵的敌人，为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安全和海陆权益所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措施和斗争。一种偏见，即认为中华古老文明基本是农耕经济的产物，传统上认为中国古代“有海无防”。 明代海防说。清代学者蔡方炳在其《海防篇》中说:“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广东通志》就有“古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的记载。：“明以前，除元朝有抵御外敌从海上入侵的作用外，其余多是对付本国的敌对势力或其他民族，而且仅限于个别地域，没有完整的防御体系。因此这些不过是海防的萌芽，真正形成防御体系，则在明代。”

    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时之前就拥有一支规模相当可观的水军，明朝建立后，继续加强水军建设。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设水军等24卫，每卫船40艘。平时每卫以军士350人修养修理战船，战时调其它卫所军队登船出海作战。24卫战洪武时京师48卫的一半，是一支由都督府直接管辖的拥有千余艘舰船的庞大水军。它可以单独出海作战，也可以作为策应部队支援某海域的战事，是一支具有战略预备队性质的水军。当倭寇入侵中国沿海时，朱元璋使用这支水军出海巡逻，进行抵卸，不止一次歼灭入侵之敌。洪武十九年（1386年），汤和到浙江后，设卫所，筑城池，籍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为军，共得58750人。第二年，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筑城16处，民户三丁取一，得15000余人，增巡检司45处。二十一年，汤和又巡视福建、广东。在福建建卫所、凤水寨。二十三年（1390年）四月，朱元璋下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决定天下要冲去处，均设立巡检司。沿海各地的巡检司更加完备：弥补了卫所防御的不足。到洪武末年从广东到辽东的沿海防卫设施，包括卫所、巡检司、墩台烽堠基本完备。据《筹海图编》所列，沿海(包括长江下游两岸)共有卫54，所99、巡检司353、烽堠997。按明代卫听的编制估算，整个沿海卫所兵力约40万，舰船千艘左右。这些防御设施的建立，构成了海上和海岸两道防线。

    海上的防线由水军担任，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各卫所负责防守一定的海区

和地域，并互相呼应。这样，在沿海构成了基本完整的，有一定纵深和层次的防御体系。永乐至宣德年间是进一步完善海防设施的时期。到了永乐年间，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明朝的国力明显增强，为加强海防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表现为：

    第一，完善沿海防御没施，朱棣起家于北方，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迁都北京，故对北方的防务十分重视。他的孙子朱瞻基电是如此。首先是加强渤海海岸的卫所建设。永乐年间，在渤海海岸相继没立6卫1所，宣德年间又在属于辽东的渤海海岸设立了广宁中右等5所。这些卫所当时是针对北方残元势力的，但它完善了渤海沿岸的防线，使整个沿海的防线更加严密。在山东，永乐二年(i404年)建即墨营，六年置备倭部司，七年建登州营，宣德四年(1429年)建文登营。备倭都司节制3营24卫所，加强了山东半岛沿海的防卫，当然也就加强了京师右翼的防卫。在辽东，总兵官负责防倭，加强城堡烟墩建没，筑望海埚城，从而加强了京师左翼的防卫。       

    第二，加强水军建设。永乐元年(1403年)，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二年，命在京卫所造海船50艘；三年，命浙江等都司造海舟1180艘。这些舰船多数用于沿海防卫，标志着海上防御能力的加强。在水军力量加强的基础上，朝廷不时派出一些重要将领率水军出海巡逻。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要算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以安远伯柳升为总兵官，平江伯陈碹为副总兵率舟师出海巡捕倭寇。同月，又命丰城侯李彬等率四支舰队出海，构成了从广东到山东的严密的海上巡逻线。

    设卫所、造舰船增强了海上和陆地的防卫力量，多次歼灭了入侵的倭寇。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安远伯柳升统帅的水军于灵山(在今山东胶南东南海中)大败倭寇，斩溺甚多。永乐十七年（1419年)，刘江望海埚(在今辽宁金县东北)一战，全歼入侵倭寇一千多人。

    永乐至宣德年间，海防更积极的方面表现为组织庞大的远洋舰队，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09年)以郑和为正使的下西洋船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虽然没有大动干戈，却是一支巨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它的活动使亚非三十余国宾服于明朝，确立了明朝和这些国家的朝贡贸易关系，为大明帝国刨造了一个海上的和平国际环境。

    正统之后，政治日趋腐败，宦官专权，奸佞当国，北方鞑靼、瓦刺威胁严重，直接进攻京师；

内地的农民起义、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内部叛乱，不断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海防逐渐废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沿海卫所空虚。卫所军士月粮一石，不够养活妻小，加上军官的层层盘剥，致使他们有病无钱医治，死后买不起棺材，妻子儿女衣不蔽体。作为军晌主要来源的军屯，到嘉靖中期，由于富豪、军官的侵占以及转佃，典卖、军卒逃亡等原因，已“埋没过半”。 沿海巡检司的弓兵缺额也很严重。福建漳州九龙镇等13个巡检司缺额达60.4％；明代海防述略泉州沿海苎溪等17个巡检司缺额56.9％，均在半数以上。

    卫所军不仅数量不足原额的一半，素质也在下降。所剩的军卒多为疲癃残疾老弱不堪之辈，根本不能作战。平时又很少训练，军卒不习手中的武器，不知战阵，漫无纪律。卫所的军官都是世袭的，对侵占屯田、役使军士、纳贿卖放、窃取月粮则颇为内行，整个卫所军队成了“无能之将以统无制之兵”，毫无战斗力了。

    第二，水军减少，舰船破损。沿海水军本届沿海各卫所，卫所军卒锐减，水军也不例外。福建各水寨军卒大部逃亡。烽火门水寨只剩1068人，缺额73.7％；小埕水寨剩2019人，缺额54.1%；南日水寨剩2143人，缺54.4％；铜山水寨剩620人，缺额65.8％；只有浯屿水寨和玄钟水寨缺额略少，但也达／12％以上。舰船的破损也十分严重。沿海的战船，有的破而不修，损而不造；有的把船换成马，马死又不买补。福建铜山水寨原有战船20只，只剩1只。玄钟水寨原有20只，剩4只。浯屿水寨原有40只，剩13只。而且所剩的战船也破损不堪，不能出海作战。浙江更严重，“卫所四十一，战船四百三十九，尺籍尽耗”。南直隶金山卫及青村、南汇二所，原有哨船160只，这时也荡然无存。

    到了嘉靖中期，表面上卫所还在，水寨犹存，但实际上朱元璋所建立的海防体系已形同虚设，既不能防御敌人于海上，也不能在陆上堵截围追敌人，由于承平日久，百姓海防观念亦日趋淡薄，不知军旅之事，敌人入侵如入无人之境。这是嘉靖年间后期，倭寇之所以能够猖獗，东南沿海民众惨遭茶毒的重要原因。

    自嘉靖中期开始，统治阶级内部一些有识之土，力图进行改革，万历初年终于形成张居正改革

的高潮，国力有了恢复。随着倭寇劫掠的重新猖獗，明廷也不得不注意海防，主要表现在加大防御纵深和加强北方防御两个方面。

    值得指出是，明代的真正的海军(或称其为常备海军，专职海军)是从这时开始完善的。这以前的水军都不过是陆军加舰船。洪武日才的水军等24卫、永乐时的郑和下西洋舰队以及福建五水寨的水军平时都是只有战船，到执行任务时才调各卫所的陆军上船，组成水军。而这时新建的水军，船和人始终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专业的训练和战斗力的提高。这时舰船上还较多地使用了火器，俞大猷主张：“大兵船一只要用佛郎机铳二十门，中哨船一只要用十二门，小哨一只要用八门。”戚继光的战船，用的火器有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形成百步以内火器杀伤系统，用火器的士卒已占战斗士卒的50％，远较陆军为多。在舰队的组成上，大、中、小各种型号舰册混合编队，互相补充，提高了整体战斗力。

    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并欲侵略中国。这迫使明廷一方面派兵应援朝鲜，一方面加强北方沿海的戒备。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陈磷、邓子龙、陈蚕等率水兵13000余人，战舰数百艘，赴朝鲜海域，抗击日本侵略者。这是郑和下西洋一个半世纪之后，明廷较大舰队第一次远离本国海域作战。这支舰队同朝鲜水师一起，配合陆军攻打盘踞顺天的日军小西行长部。当日军撤离时，又取得了著名的露梁海战大捷。

    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在海防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不少海防理论著作，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等。

万历中期之后，明朝的政治日趋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剧。辽东的女真逐渐壮大，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二年之后进攻明朝，对明构成巨大威胁。农民痛苦不堪，于天启七年(1627年)，举起义旗，逐渐形成全国规模的起义。   在广东，肇州府北津水寨原有各种战船74只，兵2290人，但一再裁减和外调，战船只剩26只，官兵只剩749人。南澳福、哨、冬、鸟船40只，官兵1835员名，到崇祯十年(1637年)，只剩冬、鸟船3只，官兵721员名。

    在北直隶，天津为京师的门户，万历二十年(1592年)，该地驻军达2万余人。但到天启四年

(1624年)，天津海防营水陆官兵只剩2500人，且“操练尽废，舟楫器械皆不存”。在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裁减旅顺游击，改设守备，官兵只剩500人。

    有明一代的海防经历了建立、废弛、发展、削弱四个阶段。在这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既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沿海卫、所建在倭寇易于登陆的地点，并修筑城池和炮台，每个卫所防守的海岸长达100-200公里，能独立作战和长期坚守，是海防的骨干。从广东至辽东，根据洪武二十年定（后有增改）：

广东――有广州前、左、右、后卫等十余卫及高州、廉州、儋州等十多个千户所。

    福建――有福建中、左、右、兴化、泉州、漳州等十余个卫，及铜山、金门等十多个千户所。

    浙江――有杭州湾、后卫、台州、宁波、绍兴等十余个卫及澉浦、乍浦等千户所。

    南直隶――有扬州、和州、镇海（太仓）等十余个卫和宝山、崇明等千户所。

    山东――（永乐二年建即墨营，六年置备倭都司，七年建登州营，宣德四年建文登营，共3营24所，为京师之右翼。）有登州、莱州、宁海、安东、灵山、鳌山、大嵩、靖海、成山和威海等卫；有胶州、诸城、海阳和奇山等千户所。

    京师――有天津三卫、开平中屯、蓟、礼、山海和抚宁等卫，有梁城等千户所。

    辽东――有海州、盖州、金州、复州、义州、广宁左等十余卫。

    根据《筹海图编》所列，沿海共有卫54，所99，巡检司353,烽堠997，整个沿海卫所兵力约20-40万，舰船千艘左右。构成了海上和海岸两道防线。海上的防线由水军担任，陆上防线由各卫所的陆军和巡检司担任。

    卫所受各省都指挥使司管辖，战时委派将领任总兵官，战事结束，兵还卫所，将归于朝。嘉靖以后，因战事增多，便派巡抚、总督总辖一区之防御。但统帅部队组织战斗仍由总兵官和副总兵官担任。谭纶、俞大猷、戚继光等都是总兵官。到嘉靖年间，卫、所制遭破坏，明初所建立的防御体

系遭破坏。嘉靖中期开始招募士兵，形成了不同于卫所的营、总、哨、队、什的编制，由总督－总兵－参将指挥，如戚家军。使海防体系重新建立直到明末才被破坏。明后期的海防建设主要是形成水军和修筑城池，加强沿海城镇防守。

    后重在防守海岛和海岸。海岛设施主要有宁海五总寨，莱州八总寨，及浙江沿海的岛寨军，每个岛寨除构筑有水寨、城寨、瞭望台和烽堠外，还构筑了保障水师扎寨的营舍、操场、船坞及码头等，构成守御的坚固屏障；海岸的防御设施主要指海岸城池和野外炮台、碉堡、墩台及烽堠等。其中，以城寨为骨干，如蓬莱水城、威海卫城等，最为代表。

    蓬莱水城，是一座供水军船只停泊的基地，也是登州卫所在地。它与辽东的金州卫和庙岛群岛构成控制渤海的咽喉，是顺天府的海上屏障，地位十分重要。这座防倭水城是洪武九年（1376年）在北宋“刀鱼寨”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永乐六年（1408年）设置备倭都指挥使，节制山东沿海防务。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将原土城以砖石包砌，形成更为坚固的水城城寨，并增筑敌台三座。全部水城由城墙、水门、小海（7 万平方米）、炮台、敌台、平浪台、码头、灯楼和防浪坝几部分组成。同时，于万历二十一年调整南北水陆官兵集中于登州防海口，兵分为六营4000人，并设副总兵统领；万历二十六年，陈璘、邓子龙等率水兵13000人，战舰数百艘赴朝鲜海域抗击日寇侵略者，取得了露梁海大捷。

    威海卫城，与金州卫的旅顺口隔海相望，遥相对峙地遏制着渤海湾，称“渤海锁钥”。永乐元年（1403年）在原有的晴川城池的基础上重新构筑城池，取名“威海”。城墙长1020米，高9米，宽6米，城外环护一道宽4.5米、深2.6米的护城河，构筑炮台17座，配备大小炮69尊，该城规模大、设施配套也最为严密完整。（参见范中义《明代海防述略》；卢苇《明代海南的设置兵备利海防》，《暨南学报》1990.4）  

    康乾盛时，疆域西达葱岭以西和巴尔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东到库页岛，北抵西伯利亚南部萨彦岭和外兴安岭，南极南沙群岛。

    东北：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均为中国领土。

    北部：雍正五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雍正六年又订《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中俄中线边界（现蒙苏边界），东起额尔古纳河、中经恰克图附近库楚河，西迄唐努乌梁海地区西北沙华纳伊岭边界。

    西北：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及维吾尔族大小和卓林叛乱。东起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塔拉斯河与楚河流域，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统一归清管辖。1876年左宗棠收复新疆，1883年设新疆行省。乾隆五十八年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使西藏事权归一。

    东三省海防：奉天沿海，东起鸭绿江口，西至山海关口，共有口岸39处，在旅顺口设水师战船，有水师二营联络巡哨。吉林、黑龙江有松花江、黑龙江贯省出海，两省各设水师哨防。

    直隶海防：天津大沽口，是南北运河及永定河、大清河等河流的入海处，为北洋第一海防重镇。雍正四年（1726年）于海口芦家嘴创设天津水师营，以守御海口。从天津南门至庆云分置守兵25处，扼要防范。

    山东海防：自直隶经山东半岛，屈曲而南，以达江苏，有大小海口200余处，其中威海、烟台和登、莱、青三府皆为海防要地。顺治十一年，令苏利为水军都督，驻守碣石（今山东无棣）。乾隆五十五年，以胶州、文登、即墨等营兼防海口，总兵驻登州，统水师3营，战船12艘。道光二十    一年（1841年），以芝罘岛扼守东海之口，拔兵防守。

江南海防（苏北沿海及长江江防）：南接浙江海面，江阴、吴淞两处，一处为长江之关键，一为苏淞门户，防务最重，江防亦受节制。顺治十四年，设水军都督率军万人驻崇明、吴淞，又在松江府设提督，驻重兵。以后逐渐增兵，并修筑炮堤，光绪时增大小战船30余艘。

    浙江海防：钱塘江口及外海为要地。雍正增炮台、巡船，教练水师12营，并招募团练，筑土堡，互相联防。

    福建海防：自浙江而南，岛屿多而淤沙少，防务既重海口，亦重巨岛及海岸，有闽江口、琅峙口（长乐）、金牌等为海防要地。以南海坛岛（福建平潭岛）为水师重镇所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屯兵镇海（漳州市东南）、高浦（同安）二城，雍正四年操练水师，嘉庆四年（1799年）造战船80艘，分巡本省沿海。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以水师2万克台湾，置台湾府，戍兵14000人，遂为海外重镇。康熙六十年，以总兵官驻台湾，副将守澎湖。

    广东海防：东起潮州，西至钦州，有珠江入海处为防守重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修虎门要塞。

    是在明代海防卫所城池体系上演变而成，其按地形配置炮台组成，筑有永备工事，配置强有力的守备军队，形成独立的防御体系。卫所城池为低矮的炮台要塞所代替，炮台分散疏开配置在要塞中，便于对付密集的炮火，以提高要塞能力。整个要塞中若干个能独立作战的炮台，都在一个地区，形成有屏障、有前沿、有纵深，相互之间参差错落、互成犄角的防御体系，构成了一个能发挥整体作战力量的完整体系。可见，炮台要塞体系比卫所城池体系有很大的进步。清代炮台式要塞，按其作用分类有海岛要塞、海口要塞、海岸要塞、江防要塞等几种。每个要塞由若干炮台组成，每个炮台都由炮台、望楼、营房、火药库、演武厅、围墙、堑壕和障碍物等几部分组成，最有代表性的是虎门炮台、在山东有烟台要塞（在通仲港筑炮台）和威海要塞（刘公岛、日岛、灶北嘴等炮台）。

    经过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清对被英军击毁的炮台要塞进行恢复和改建、扩建的有：虎门要塞、大沽口要塞、旅顺口要塞、威海卫要塞等。中国新式海军正式成立，初分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后扩大为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北洋海军先后在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布置防务，修

筑炮台，旅顺口和威海卫成为北洋海军的两个主要基地。南洋水师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几乎全军覆没，一直未达成军的标准，在各次战斗中，炮台要塞均起了掩护海军的一带作用，但均因战略失误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被外敌一一攻破。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出现了“洋务运动”。正当“洋务运动”大张旗鼓进行时，中国的边疆地区却接连发生危机。

    １８５３年，美国海军统领皮雷曾向美国政府建议将台湾列为美国扩张远东基地的一部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专使巴驾急忙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项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的分脏计划。１８６７年，美国借口“罗佛”号水手在台湾遭到袭击，派军队在台湾西南海岸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侵略者的迎头痛击，使美国第一次武装侵略台湾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美国在侵略台湾失败后转而支持日本侵略台湾。１８７４年，日本借口琉球渔船飘流至台湾与当地高山族发生冲突，派侵略军在台湾西南海岸登陆。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了条约，向日本赔款五十万两白银，日军撤出台湾。

    新疆地区是中国西北边疆的重要屏障，自西汉设西域都护正式受辖于中央政府以后，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１９世纪中期，新疆各族人民同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压迫进行起义斗争。割据在喀什噶尔的南疆封建主为争权夺利，竟引狼入室。１８６５年，中亚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借机率军侵入新疆。１８６７年建立起所谓“哲德沙尔国”伪政权，自立为汗，１８７０年占领了新疆的大片地区。俄英为了侵略新疆，无视中国主权，承认了阿古柏的伪政权，并以阿古柏为工具，扩大在新疆的侵略权益。沙俄更是迫不及待的以“保障俄国边境安全”为借口，派兵于１８７    １年占领了伊犁及周围地区。

    马嘉理事件与《烟台条约》的签订。１９世纪中期，印度、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想开

辟从缅甸到中国内地的陆路通商路线。１８７５年２月初，马嘉理未经清政府同意，擅自带领一支英国军队闯入中国，企图依靠武力，强行过境，枪杀居民数，引起众努，奋起抗击，马嘉理被杀，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清政府步步退让，被迫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使中国的主权再次严重受损，大大加强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地位，并把我国西南各省和西藏置于侵略者的魔爪之下，便利了英国对滇藏的侵略。

    英国侵略西藏。１８８８年初，英国经过长期准备以后，悍然从已侵占的锡金进攻西藏南部。我国西藏的爱国军民面对洋枪洋炮的侵略军毫不畏惧，利用高地屏障，用火枪，石块击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但清政府慑于列强的威胁，不顾西藏人民的利益和爱国热情，命令藏族守军撤退，并与英国谈判。通过谈判中国丧失隆吐山等领土并被迫开放亚东为商埠，致使英国侵略势力伸进西藏。

    俄环于西北,日逼于东南,二者如何处理,迫切需要清政府作出抉择。由此清廷展开了一次防务问题大讨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1874 年12 月10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上《筹议海防折》。他认为,形势巨变,古今不同: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继而他指出中国之有新疆,“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陋卮,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则停。??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因此他建议罢出兵新疆之议,变塞防之资为海防之饷,以防制日本。

    王文韶强烈反对曰:“江海两防,亟宜筹备,当务之急,诚无逾此。??然微闻俄人攘我伊犁,殆有久假不归之势,履霜坚冰,其几已见。??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为此,他主张“目前之计,尚宜全力西征。”他相信“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1875年3月6日) ,左宗棠就海防事宜复函总理衙门，认为,新疆战略地位举足轻重———重新疆以保蒙古,保蒙古以卫京师。西北若臂指相连,形势完整,他国自无隙可乘。因此他极力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清政府在同沙俄多次交涉归还伊犁无效的情况下，１８７５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力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左宗棠于1876年率师出征，采取“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方针，分兵三路进入新疆。西征清军连连获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1878年初，消灭了阿古柏的入侵势力，收复了沙俄所占伊犁地区以外的新疆领土，阿古柏在绝望中死去。１８８１年２月２４日，《中俄伊犁条约》订立。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但把霍尔果斯湖以西大片土地割让俄国，并被沙俄勒索了５００多万两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首先把财政支出重点用于支持西征军费和塞防，至１８７５－１８８４年十年间，西征和塞防军事支出达８０００万两，占十年间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１８７５－１８９４年２０年间，海防经费总共筹款约４２００万两，其中一半用于北洋海军建设，约１０００万两为宫廷所挪用（主要用于修建颐和园），而中法战争的军费支出约在３０００万两以上。（在西征军费和中法战争军费中，债务收占三分之一，反映了这一时期清朝财政对于内外债的依赖。 周育民《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5)

    关于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性质，有“湘淮集团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两种策略之争”、传统与现实之争等说法。海防塞防，西北东南，新疆台湾，同样重要；新疆要收复，台湾的防务也要加强；既要保卫台湾的安全，也要保持新疆的完整。王生荣的《中国地缘战略论》和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把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看做中国国防战略近代化的标志。

传统中国的国防战略是重陆轻海、重北轻南，但重陆轻海战略无法应对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所以，当日本和沙俄分别从海陆两面同时威胁大清帝国的存在时，清廷不得不调整重陆轻海、重北轻南的国防战略。这就从国防战略的调整角度赋予海防与塞防之争以近代化内涵。

    战略地理学产生于战争实践，形成和发展于战略与地理关系的深化研究和规律性认识的总结。瑞士的若米尼和普鲁士的克鲁塞维茨可视为现代战略地理学的奠基者。他们仔细研究了欧洲的陆地部分，若米尼主张根据战略需要把战争区划分为战区、区域和方向，无须过多考虑地形构成；而克鲁塞维茨认为：地理因素是影响战术、战役和战略决策的复杂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明确地提出“地理要素”为“战略要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研究如何称霸世界的海权学、陆权学和空权学，即地缘政治三论应运而生。

    海权论。它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海军少将马汉，在发表的《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两书，创立了系统的海权学说，通过追溯西班牙称雄时代以来的大国争霸史，论证了地球表面的大陆由于被海洋包围，海洋拥有比陆地更优越的交通优势，控制海洋从而控制大陆。为了建立海上强权，一个国家必须位于战略地理的中心位置，既有安全可靠的陆地边界，又有一个或数个进入公海的可靠通道；拥有深水港和利于防守的海岸，出可攻，退可防；拥有一支在国内外均有作战基地的强大远洋海军，并以庞大的商业船队作为辅助力量。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采纳了他的观点，先行控制了夏威夷和加勒比，掘通巴拿马运河，从而为最终攫取全球霸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陆权论。主要代表任务除了拉采尔外，还有英国的麦金德和德国的豪斯浩弗。拉采尔系统的研究了空间位置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和制约，认为一个国家要求的强大，就必须争的陆地上有利的空间位置。他向我们提供这个世界的全球概念的第一人。豪斯浩弗的陆权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他声称“生存空间决定人类历史”，必须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向东推进边界，占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包括所有德语区在内的“大德意志区”，从而夺取世界控制权。  

    空权论。意大利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杜黑是空权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1921年，他出版了他制

空权理论四部曲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制空权》。他开宗明义：“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区域——空中区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控制自己的天空是意大利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二战以来提出的航天派理论和美国的高边疆理论及星球大战计划等，可以说都是制空权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战略地理思想的主要理论是“边缘地带学派”理论。边缘地带学派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是介于陆权学派和海权学派之间的一个学派。处于麦金德“心脏区”与海洋之间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才是世界权力之争的要害所在。麦金德，则将寻求全球权利中心的视线投向陆地和海洋的关系上，为此他提出了“世界岛”的概念，认为欧亚大陆是世界政治的中心地区，而“心脏区”又是其中的关键地区。他用一个著名的三段式警句宣称：“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中国人“多战争忧患少战略理性”、“多战略守成少战略开拓”。作为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概念,陆海复合型国家指的是面向大海,背靠较少陆上天然屏障的一类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陆地边界之长仅次于俄罗斯,与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国家接壤,边疆安全历来存在不少隐患。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漫长的海岸线,绵延曲折,易攻难守。辽阔的海洋和广袤的大陆既是一种资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双重发展机遇;同时也是一种负担———迫使我国在加强陆上防御时还必须腾出有限的资源发展海上力量以巩固沿海地区的安全。因此,中国始终面临战略上的两难抉择和安全上的双重负担。1874年，中国东南海疆、西北边疆同时危机，引起了清政府内部历时半年的“海防”“塞防”孰轻孰重之争。“海防”论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患愈棘。” 因而反对出兵西征，收复新疆失地，要求把“塞防”经费用以扩充海军之需。“海防”与“塞防”并重：左宗棠对列强侵略新疆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力主进兵收复新疆，消灭阿古柏政权。

    地缘政治分析家们在争论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欧亚大陆的哪个具体地区对控制整个大陆最为关键。哈罗德·麦克金德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一些相连的欧亚“支轴地区”概念，稍 

后又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带概念有以下格言： 

    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拉采尔:“只有海洋才能造就真正的世界强国。跨过海洋这一步在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 

    地理资源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是建立帝国的途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 “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

    自15世纪下半叶起，国际政治进入了海军强权时代。个中缘由,前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曾做过精辟分析:“海军在战争时期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同时它和其他军种比较,具有不必直接使用武力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对潜在敌人施加压力的特点,所以历来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政治工具和外交上的重要支柱。” 19 世纪末,美国人曾感慨:“没有一支值得尊重的海军,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提出外交抗议。”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不无自豪地宣称英国海军组成的舰队就是欧洲最出色的谈判家。左宗棠所言:“天津者,人之头颅；大江三江入海之口,腰膂也；各岛之要,如台湾、定海,则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腰膂,皆亟宜严为之防。”

    中国属于陆海复合型国家,三面临陆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中国难以像英美那样始终坚定地奉行战略集中原则,心无旁骛地发展海军。甲午战前的3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机遇期。当时英、俄彼此对峙,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而日本尚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但当权者的回避苟安,终使这一切化为泡影。新世纪又有了新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中国陆地防御能力强大。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俄善邻友好,中国西北边陲面临的军事压力减轻。东部和东南部是中国战略安全的重心所在,这种定位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与对外通道落在东部沿海一带，还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战略挤压也主要位于这一弧形区域。内部需求与外部压力都要求中国亟需加强海军建设。 

    中国的大陆海岸线长18000多公里，沿海有许多优良港湾，便于船舶避风和停靠。中国岛屿大约有5000多个，绝大部分分布在长江口以南的海域。中国最大的群岛是舟山群岛，它位于浙江省东面的东海海域。中国南海有四个群岛，即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中国所濒临的海洋，从北到南，依次为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内海是一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之间的渤海、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的琼州海峡以及福建和台湾岛之间的台湾海峡是中国的内海。中国最大的岛屿是台湾岛，第二大岛是海南岛,第三大岛是崇明岛。辽东半岛是中国最大的半岛，山东半岛是中国第二大半岛。台湾海峡位于福建省与台湾省之间，从南到北连接着南海和东海，是中国海上运输的重。

    海上设防还是岸上设防？明清时期皆选择的是岸防，这种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动，中国的海军至今仍不发达。水陆联防的“海上长城”至今未有。

    由于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那么就使得中国的军队编制长期以来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水师是内陆剿匪打蟊贼、保护漕运的，而且战斗素养极为低下。大清国作战能力最强的广东水师曾经做过一次考试，每个人发五发子弹、五枝箭，没有一个人全中。如此水师岂能抵挡海上侵略？直到列强不停的海上入侵把清统治者打醒了，他们才认识到传统的军事思想不行。

    十五世纪欧洲普遍实行拓海政策，如保护关税制度，鼓励造船工业，颁布航海条例，提高航海技术，发展海军等。如英国都铎王朝（年）的航海法案，1514年完成伟大的“哈里”号战舰，吨位达一千五百多吨位，为当时北欧最大的船只。组织海上探险、成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海上霸权，以此充实海防。英王视海盗为国家英雄（中国视为乱贼），借助海盗建立海军。与此相反，明初多次下令禁海，“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七年罢泉州、明州、广州三市舶司。明世宗下令“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嘉靖实录》卷38）且海军不防海，不拓海，专防内，海盗汪直建议通商灭贼，却遭到明政府诱捕杀害。清王朝实行更严厉的海禁政策，且严重闭关自守，理由如乾隆所说：“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梁廷南《粤海关志》卷23）

    马克思：“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中国的首要条件。”（《马克思选集》卷2P3）1523年，法国海盗抢劫西班牙满载美洲金银的货船，西班牙向法国提出抗议，法国弗朗西斯一世回答：“请您给我看看，在圣经上有哪处是把那边（美洲）的一切都分派给您陛下的呢？”（李乾亨《资本原始积累史话》P110）1603年，西班牙在马尼拉对华人进行大屠杀，明政府反而安慰西班牙强盗：“对于此次惨事，勿容畏惧，对于在境华人，因多系不良，亦勿容爱怜。”（郝侠君等编《中西500年比较》）

    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目前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拥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对处于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       

参见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美]Z·K·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欧亚棋局》：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

    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

    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全球地位。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郎宁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订它们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存在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显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美国无需密切注视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应非常细致巧妙地鼓励日本实行自我约束。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