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胜于史,瑕不掩瑜》:本论文主要论述了瑕不掩瑜论文范文相关的参考文献,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参考作用。
摘 要:作为中医史上的名篇,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对史实的叙述不够严谨,甚至多有失实.然而瑕不掩瑜,其文学成就远远超越了史学价值,因此整体而言仍是一篇兼具史才和文笔的绝妙好文.
关键词:袁枚 《徐灵胎先生传》 文史价值
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既是中医史上的名篇,也是传记文中的佳作,其文史价值不容忽视.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它的研究却一味偏重于“史”而忽略了“文”,甚至对“史”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重读此文,并对其“文”“史”价值做出新的论定.
一、《徐灵胎先生传》的史学价值和不足
作为中医史上的名篇,《徐灵胎先生传》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徐灵胎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从实际情况看,这篇传文也具有鲜明的史学立场和严谨的史学态度,在整体上做到了“实录”.正如袁枚所说:
余,旧史官也,和先生有抚尘之好,急思采其奇方异术,奋笔书之,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仓猝不可得.今秋访于吴江,得其自述纪略,又访诸吴人之能道先生者,为之立传.{1}
袁枚为徐灵胎作传,首先是出于“旧史官”的身份,然后才是私人的交情.而其作传的目的也不是简单的纪事怀人,而是发挥史鉴的价值,即“以垂医鉴而活苍生”.从情感上说,袁枚为徐灵胎作传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奇怪的是,他并没有仓促行文,而是若干年后才通过实地考察,广泛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才开始作传.可见袁枚深知传文的史学性质,因此将广泛、深入地搜集材料作为一项最基础的工作,这样一来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史传“广收博采”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其对“实录”的追求.
所谓“实录”,并不是对传主的事迹有闻必录,而是能够把握传主的基本信息,突出其主要特点,抓住其本质.从这点来看,袁枚的《徐灵胎先生传》的确可称之为“实录”.因为在传文中,袁枚不仅详细介绍了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荣耀,而且顺便暗示了徐灵胎的生卒年月,勾勒了其一生行迹.其他如徐灵胎的姓名字号、家族背景、子孙延续等情况,也都有涉及.对于徐灵胎在星经、地志等方面的才能以及在治水、行医等事业上的成就、其晚年隐居洄溪的经历,也都有所介绍,虽然并非事无巨细,但却是重点突出,兼及其余,把一个真实、鲜活的徐灵胎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多才多艺,尤擅于医,治病救人如鬼施神设.他热心实务,积极用世,面对时弊据理力争.同时他又潇洒从容、淡泊名利,能在恬淡温馨的田园生活中感受生命、颐养身心.这个徐灵胎形象,和《洄溪府君自序》中的自我描画几乎是分毫不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肯定袁枚对“实录”的追求.
除此之外,袁枚在徐灵胎的众多才能中突出其医学成就,强调其神医身份,这又体现出卓越的史识.正如我们所知,袁枚所处的时 学盛行,医者被视为小道、贱工乃至下业,连徐灵胎自己都“以丈夫成名于一艺为可悲”,因此不愿以医者名世.在这种情况下,袁枚却极力强调徐灵胎的医者身份,并劝导其子徐,曰:“尊公一匹夫耳,蒙圣天子两次征召,所以隆宠之者,为其医也,非为其能治水利,能通音律,能解形家言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为尊公立传,当以医为本主,而将治水、审音诸事附及之,使宾不夺主位,然后可以传吾文,并传尊公也.不然,如华佗、许颖宗诸公,岂舍医外竟无一才一艺之可传哉?史官略而不书,知所轻重故也.”{2}又说:“古往今来,至德要道,莫大于医.神农创之,黄帝、岐伯继之,其救天下万世之功,在尧、舜、皋、夔之上.”{3}这样的见识,在当时不可谓不超前.当然,袁枚也并未因此否定徐灵胎的道德和事功.在传文中,他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徐灵胎的治水之功,并在论赞中提出“德和艺”的命题,认为徐灵胎不仅艺精技绝,而且“平素之事亲孝,和人忠,葬枯粟乏,造修桥梁,见义心为,是据于德而后游于艺者也”{4}.这样一来就在强调徐灵胎医术的同时肯定了其道德追求,使徐灵胎的形象得到更加全面的展现,体现了袁枚的史学才能.
“史才须有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5}.对于刘知几提出的“史才三长”,袁枚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作史者才、学、识缺一不可,而识为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学也;运弓矢者,才也.有以领之,使至乎当中之鹄,而不病于旁穿侧出者,识也.”{6}可见在袁枚看来,三长中的“才”“识”尤其重要,而“学”则等而下之,因为它是死的,是工具.对于“学”的不够重视,在《徐灵胎先生传》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其具体表现就是忽视了史料的考实,出现了不少细节失误.
例如在传文的开头,袁枚提到徐灵胎两次奉诏入京的经历,他说:
乾隆二十五年,文华殿大学士蒋文恪公串病,天子访海内名医,大司寇秦公首荐吴江徐灵胎.天子召入都,命视蒋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诚,欲留在京师效力.先生乞归田里,上许之.后二十年,上以中贵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有七十九岁,自知衰矣,未必生还;乃率其子载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7}
在这里,所谓“乾隆二十五年”是蒋文恪公患病的时间,而徐灵胎奉诏入京则在第二年.徐灵胎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而袁枚对此没有交代,显然不够严谨.又“后二十年”的“二”字纯属衍误.据史实可知,这次入京是在乾隆三十六年,距离第一次入京整整十年.袁枚在这里多写了一个“二”字,显然和史实不符.
又在传文第三段,袁枚记载了徐灵胎的五则医案.这五则医案中的后四则均不见于任何书面记载,可能采自“吴人之能道先生者”.而第一则医案则采自《洄溪医案》,但改动颇多.他说:
芦墟迮耕石卧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炯炯直视.先生曰:“此阴阳相搏证也.”先投一剂,须臾目瞑能言;再饮以汤,竟跃然起,曰:“余病危时,有红黑二人缠绕作祟,忽见黑人为雷震死;顷之红人又为白虎衔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出附子霹雳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汤也.”迮惊以为神.{8}
比较《洄溪医案》的相关记载,我们发现这里的“饮以汤”其实应该是“啖之以西瓜”.“西瓜”素有“天生白虎汤”之称,因此这里的“天生白虎汤”并非真正的“汤”,而是指西瓜.袁枚在这里断章取义,对于材料不加辨析.这种失误,显然并非其“才”“识”所能弥补.
瑕不掩瑜论文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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