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皇族女子嫁给平民都是要放弃皇族身份，不再享有皇族待遇，这只是现代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而已。若不是日本在二战后已经是虚君制国家、天皇丧失神权、皇籍人口被压缩，否则公主嫁给平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日本人的死法中以自杀最为闻名于世，而自杀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殉情，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比如男女两人绑在一起沉入海中。日本小说中男女双双殉情的情节比比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日本人殉情？

因为日本版的封建种姓制度延续到了20世纪，直到今天依然还有浓厚的封建残留，这得从大和民族的形成说起：

下面是中国初中历史课本中关于日本幕府时期社会等级的一张粗略老图：

下面是英美教学资料中的日本等级社会简图，金字塔结构从上往下依次为：天皇——将军——大名——武士——浪人——农民——工匠——商人，（武家崛起后天皇逐渐丧失实权）：

综合来看：古代日本社会阶层可大致分为以下几层：

第一层“种姓”：天皇宗族。最初来源于奈良-京都地区大和国的王族，与其说是王族，其实就是大和国的部落联盟酋长。

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朝鲜半岛北部的各路扶余部落（O2b1系单倍体人种）掌握造船技术，陆陆续续地渡海来到日本列岛，构成弥生人的主体成分，渡来民族征服了日本的土著——南岛语系的绳文人（也称虾夷人，主体为D2系单倍体人种，也包含少量C3系单倍体），扶余征服者们建立了诸多聚落群，发展成为各大豪族政权，其中有一个政权就是大和国。3世纪左右，大和国在统一战争中兼并了其他邦国，统一了日本西部（当时日本东部还在土著绳文人手中），形成日本的雏形。从此，大和国的王族群就成了日本的天皇。

到了武家崛起，公家衰败后，日本天皇家族逐渐丧失实权。但不管天皇权利如何变迁，天皇家族历代的通婚对象无非就是大和国部落联盟最初的老亲家——藤原氏，以及亲缘关系非常亲密的百济国（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也就是南扶余，源自北扶余——高句丽，征服朝鲜半岛西南部的马韩部落后建立百济国，两国同源）。比如，桓武天皇的母亲高野新笠就是百济武宁王分出去直系后代。

百济王族与大和王族语言互通，两国王子们之间关系甚好，大和国王族拥有在朝鲜半岛南端的祖先封地——任那（位于伽倻南端），就像征服不列颠的英国金丝雀王朝的祖地为法国东北角的封地——诺曼底和安茹。直到百济被中韩联军灭亡，日本才失去这块任娜封地。

大和国长期参与百济内政（尤其是王位继承问题），长期帮助百济抵抗新罗和高句丽。

外加《日本书记》和《古事记》中的大量疑点，这也让很多史学界和考古学家认为日本天皇家族就是源自百济的宗室 ，就差打开日本皇陵进行考古证实了，可惜日本皇族不让对皇陵进行考古发掘。（日本皇国历中的前10位天皇 明显是神话人物，可考的第16代应神天皇最早也都到1世纪去了，如果除去第17代至第21代天皇的虚假年限，可能连应神天皇的时代都晚于2世纪。）

下图为5世纪时，扶余语系的 高句丽（Goguryeo）、百济（Baekje）、大和国（Yamato，or Japan），三韩语系的新罗（Silla）、由三韩语系转向扶余化的伽倻（Kaya）的疆域格局图，疆域背景还标示了现在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的版图。

大和与百济两国之间皇族通婚频繁。百济被中韩联军（大唐与新罗的联盟，新罗就是韩国的前身）灭国后，百济王族、贵族逃到日本，依然在日本享有封地，与日本皇族通婚。但此后，天皇家族主要是与藤原氏等姻盟部落通婚，也可以宗族内远房通婚。天皇家族和藤原氏的关系就像蓝突厥中的阿史那氏（王族）和阿史德氏（后族）的关系。大家会觉得这有近亲通婚嫌疑，多虑了！且不说日本文化对乱伦容忍度很高，就算是同时代其他文明，皇族近亲通婚也是非常普遍的，主要目的是权力的稳固与扩大。

第二层“种姓”：剥离自天皇宗族的贵族阶层。

从日本南北朝开始，到战国时代，日本列岛分裂为几十、上百个弹丸诸侯国互殴几百年。每个诸侯国内部又往往分封出好几个豪族互相博弈。其实这几百个互殴的日本豪族，除了像丰臣秀吉那种利用历史机遇从平民屌丝逆袭步入高等武士阶级的极少数案列外，大多数大名豪族都可以往上追溯到源氏、平氏、橘氏，而源平橘都是源自天皇家族，藤原氏则是天皇家族的世代亲家。和世界各大王族一样，日本天皇宗族子嗣繁衍到一定人口数量时，就会将其中一些远亲旁支剥离出皇族，分封到京畿以外的偏远地区，下沉为臣籍，飞鸟时代到平安时代早期，剥离出去的皇族若被分封到关东地区，通常能封得不少的土地，只是当时这些关东土地还是土著绳文人的，封地多为法理上的册封，还得靠自己的努力去征服并掌控。（有点类似于周天子分封诸侯）

豪族大名这个阶层到了武士时代可以归纳为高级武士，天皇沦为类似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丧失权利，成为礼制象征，诸侯混战过后，其他人都被打服了，打出头的那位大名就被冠以征夷大将军的头衔，即大家熟知的幕府将军，“征夷大将军”中的夷就是指虾夷（即土著绳文人），名义上，对关东地区绳文人地盘的蚕食是幕府将军的重要任务，可惜幕府将军显然把打压其他诸侯作为首要任务，以至于日本在17世纪还没有征服北海道。

各位大名豪族们的祖先分家还不到20代，他们之间就开始互相攻伐。共同的皇族起源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亲情，而是意味着荣耀，意味着互相之间联姻显得门当户对，能够互相迎娶对方的女儿，如何才能配得上这种血统荣耀，那就是扩张与征服，消灭其他大名，统一日本，进而征服大东亚。这就好比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公族大多都是周天子分封叔伯子侄兄弟、部落族人、亲家子弟等等，这些诸侯国公族繁衍了几十代后就开始互相功伐。但与此同时，诸侯之间又互相娶亲，毕竟只有这样才能门当户对，比如秦国王室和楚国、韩国王室世代通婚。如果不娶敌人的女儿，难道娶自己的堂妹？

第三层“种姓”：普通士族，也就是大多数武士。

他们是源自于豪族大名门的分封，而且往下可以层层分封，“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个特征和西方的层层分封有那么一点点类似。其实这些武士祖上最初也就是给豪族大名当打手的子弟兵，本身和庄园主之间也是有宗族关系的，这种关系的雏形有点类似于《白鹿原》中的乡村宗族。这帮子弟兵的任务是保护豪族的庄园，他们逐渐形成了豪族领地上的军事贵族——武士。

武士有很多特权，武士如果觉得平民冒犯了自己，可以当场斩杀平民。武士们可以称姓佩刀，而平民却没有姓氏，只能叫做“什么郎”、“什么丸”等等，武士的后代有了新的封地后可以另起新氏。一个武士，只有战功赫赫，获得了足够石高的封地后，才配得上迎娶更高层武士家族的女孩。有的旗本武士在乱世中还能自立门户。

失去领主的中下层武士就沦为浪人，浪人虽然也可以称姓佩刀，但其受法律保障的武士特权会被打折扣，经济来源也不稳定，很多浪人就只好从事黑色经济，如赌场、打手、职业杀手、走私，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日本黑帮。不管是黑龙会还是山口组、百合会，其弟子辈分往上溯源都能追溯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浪人，由于日本黑帮在近代“大日本帝国”扩张时的功绩（基本都是帮军部干些见不得人的血腥脏活，或者帮皇族权贵搜刮占领区的文物、黄金），黑帮的社会地位一直是受到政策性保障的，但是进入21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黑帮山口组陷入衰败，关于山口组的衰败和朝鲜黑金贸易的崛起，详见下文：

还有一些日本浪人干脆做海贼：有资本的可以创业，合伙买船当海贼船东，做大了还会成为一方豪族，日本濑户内海那帮自封的海贼王都能名正言顺地登记石高封地，有远洋能力的海贼还一度侵占中国沿海岛屿并开辟为海贼贸易殖民地，没资本的浪人可以去中国东南沿河走私集团当打手，这些人就是明朝时期祸害沿海省份所谓倭寇，倭寇一词便来源于此。

第一阶层天皇家族产生第二阶层大名豪族。

第二层大名豪族和第三层普通武士的社会阶层之间是有一定流动性的，而且其层级划分严格上来讲远远不只是两层，武士们可以通过军事征服，完成一代一代的军功与名誉的积累，从而改变自己后代的地位。

扩大范围说，日本的整个士族阶层和贵族阶层的父系祖先大多来源于2300年前至1700年前朝鲜半岛北部的几个扶余部落（O2b1系），详见下面这篇知乎文章：

下图是渡来人（弥生人）与日本土著绳文人的面部特征区别：

日本最后一支没被扶余文明同化的土著居民是阿依努族，老一代阿依努人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文化和血统，下图这个阿依努男子就是高寒地区进化而来的D系血统和C系血统，皮肤白皙，初看上去不像棕种人（C系和矮黑人D系均被划入棕种人，很多人反对矮黑人这个说法，认为称之为老亚洲人更合适）：

该阿依努男子手中的兵器是蕨手刀，后来日本将唐刀的直刀设计改为孤度渐变的武士刀弯刀设计很大程度上参考了绳文人的蕨手刀。

第一阶层、第二阶层、第三阶层都是扶余人种（O2b1系单倍体），这帮高贵阶层与下面的平民阶层是不能通婚的，至少女方是不允许下嫁到平民阶层的，如果执意私奔，那就是羞辱家族的门楣，作为武士家族子弟，毁伤家族荣誉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必须自裁谢罪，如果想和心爱的人死在一起，那就双双沉海吧（不过历史上也有私奔成功的故事）。到了江户时代，社会经济问题严重，不少领主濒临破产，失去稳定经济来源的浪人大量产生，浪人和平民通婚的现象越发普遍。

最近日本皇族下嫁给平民的真子公主就保留了很大比例的扶余人特征，佳子公族的面部特征在朝鲜半岛仍然很常见，下图是真子公主在不丹邀请印度介入洞朗地区领土争端之前两周，佳子公主访问不丹的画面：

第四层“种姓”：平民（其实平民没有权利拥有姓氏）。

主要是那些没能成为军事贵族的渡来人，更多的则是日本列岛上被征服的土著——绳文人。

下图右边是真子公主下嫁的平民老公——小室圭，如此明显的D2系绳文人面部特征，在日本社会的底层身世已经很明显了：

下面来个公主和平民的侧面特征对比，这个绳文和扶余的对比太鲜明了，这种对比让日本老百姓在潜意识里感受到男方和女方的地位 差距。

真子公主下嫁后，将丧失所有皇族待遇，不再负责任何国家外交行为和礼仪行为，以后还得自食其力和老公在东京租房子住了。同样，2014年，典子公主下嫁平民后，改名千家典子，丧失皇族待遇，2005年，清子公主下嫁后，改名为黑田清子，丧失所有皇族待遇。

下图是清子公主，这个扶余特征太过明显，这类皇族成员祖上通过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历经一百多代，却极少和土著绳文人通婚，保留了较纯的血统：

日本古代上层社会常看的戏剧——能剧 中的面具 大多都是这类脸型。

第五阶层：贱民，亦称为秽多阶级或者“部落民”，这个阶层主要犯了罪的平民或者欠债卖身的平民，逃到日本的外来逃犯，以及外来的战俘，比如元朝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失败，被日军俘虏的南人（即原籍南宋的水军士兵）得以保留性命，但沦为部落民。

部落民世代从事屠夫、杂役、下水道清理、辛苦的工匠活等其他平民不愿意做的生计。

说日本属于儒家文化简直就如同说日本人是古代中国人的后代一样可笑。儒家文化只是日本文化的皮，西方文化是日本文化的肉，扶余文化才是日本文化的骨。华夏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成分——科举制度，这个诞生于隋唐的考试制度是为了确保阶级之间的流动， （本文不讨论科举制度是好还是坏），中国现代的高考制度就是科举制度的残留，但是科举制度是被日本所拒绝的。日本从飞鸟时代到现代，都绝对不能容忍这种通过考试实现阶级流动的 制度在日本实施，古代的扶余文明国家，无论是大和、还是百济、或者 高句丽，唯一能实现阶级流动的方式就是军功，而这种扶余文明的社会制度一直影响着日本。

19世纪末明治维新后，天皇家族 重新掌权，但这个掌权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期间的军事、政治博弈过程极其复杂，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 日本的“种姓”阶层社会经过了一轮大洗牌。

明治维新产生的日本阶层划分如下：

第二层，华族（即贵族）。

可以看出，大日本帝国法律 默认了日本古代社会的阶层，只是由于倒幕运动的重新洗牌，对高等武士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很多站在倒幕派的西南四强番 武士通过军功，站队成为帝国高级官僚、军阀，从此步入大名豪族阶层，也就是“华族”。而那些在幕末站错了队的大名豪族则被贬入普通武士阶层（士族），看来站队很重要。

明治维新后，不同阶层之间虽然没有用法律规定不准通婚，但是低阶层的女性嫁给高阶层的男性时，只能当外室（妾），生下的孩子是庶子，理论上是没有继承权的。而高阶层的女性依然不大可能嫁入低阶层的男性，如果有，一定会上新闻。

即便如此，平民还是从明治维新的变革中享受到很多好处的，比如1875年，明治天皇颁布《苗字必称令》,普通老百姓也可拥有苗字，后来苗字逐渐取代原有的姓氏，苗字就是所谓的“姓氏”，有的平民家庭可以用身边的事物和住所的位置取苗字，瓜田李下都可以，什么松下、渡边、井上。。。也可以抄袭士族阶层的姓氏，甚至有人抄袭了大名豪族的姓氏，比如佐藤氏，这是现今日本人口第一大姓，其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来源于显赫的佐藤氏（佐藤氏源自天皇的本族亲家藤原氏），而是100多年前无姓平民借助明治维新的《苗字必称令》私自取得姓。但在明治时代和大正时代，谈婚论嫁的时候，男女双方通过族谱和户口，彼此还是能获悉对方的族源的。

明治维新后，贱民阶层收益最大，名义上他们和其他平民已经没有区别了，但是通过户口查询，别人依然能够发现他们的部落民家庭身世，不情愿与之通婚，部落民家庭受到的歧视直到90年代都还存在。

日本的明治维新本身就是在这样一个军事封建体制上展开的，日本如同一辆封建马车加装了工业化的发动机。直到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麦克阿瑟将军的团队制定日本新宪法，废除华族、士族阶层身份，压缩皇族身份人口，麦克阿瑟将军制定的新《日本国宪法》规定“不因人种、性别、身份、门第等不同而受歧视。” 日本的封建社会体制才在昭和后期的几十年中逐渐褪色，但即便如此，今天的日社会仍然保留浓厚的封建色彩。现实日本社会中的行为细节又岂是宪法能面面俱到的，甚至很多人说，日本社会就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封建社会。

日本社会分工很多时候是子承父业（这几年情况稍有点改变），高官的嫡长子后代永远是高官，银行家的嫡长子后代永远是银行家，刀匠的后代永远是刀匠，和尚的后代永远是和尚（日本文化特色），渔民的后代永远是渔民。

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吗？陵南高中的中锋 鱼住纯 非常有篮球天赋：

但鱼住为什么高中一毕业就主动终结了自己的篮球生涯，也不去上大学，而是去当豆品店的厨师？因为他作为长子，必须继承父亲，一代又一代。（话说鱼住纯在漫画中的面部特征就是绳文人特征，这也比较符合现实，而高富帅 流川枫的面部特征是扶余人特征）

一个人就在那么一个祖传事业上工作一辈子，被日本媒体文宣包装成“工匠精神”，相关利益集团顺便发起造神运动，“寿司之神”等各种“神”也就诞生了。

日本社会分工根据血统高度固化，这本质上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有相似性，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是根据职业划分种姓的：

印度教瓦尔那种姓等级从高到低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1.婆罗门（祭祀僧侣阶层）
2.刹帝利（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从国王到各级领主）
4.首陀罗（佣人、奴隶、工匠）
还有一个等级被排除在四大种姓类别之外，就是最低等的贱民，梵语原意为“不可接触者”。

每个大类种姓里面还细分出很多小种姓，比如首陀罗中有的种姓是理发师，有的种姓是厨师。

从阶层起源上来说，婆罗门源自雅利安征服者中的部落祭祀阶层，刹帝利源自雅利安人中的战士阶层，吠舍源自雅利安征服者中的普通牧民阶层。这三者祖先皆源自入侵到印度的雅利安人。但是刹帝利的雅利安成分已经所剩不多。
在不断的外族征服和王朝更迭中，雅利安源头的刹帝利已经所剩无几，大量的新刹帝利都是后来2000年间陆续入侵的拉吉普特人 和 数十个突厥语系民族组成的。
首陀罗则是源自印度本土的被征服土著（主要为达罗毗荼语系民族的祖先）。
贱民则连身世祖先都难以考据，有可能是印度大陆的其他原住民，有可能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的后代，有可能是战俘的后代，也可能是杂种性（跨种姓通婚产生的人）的后裔。。。。。。。
但是事实上，跨种姓间不准通婚的规定是在雅利安人征服印度之后好一阵子才普及的，所以在雅利安人刚刚征服印度的那段时间，不可避免的发生了部落征服式的混血：既被征服族群的女性被掳掠到征服者族群，征服者的男性在被征服者族群女性中强行播下自己的后代。

关于印度种姓详见下文：

现在日本主要政治人物基本就是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几十个政治家族的后代，而且日本传统政客多数情况是政治联姻，所以日本政客普遍保留着较大比例的O2b1系扶余人特征。大家可以查阅近代日本上层社会人物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扶余人种特征，尤其是日本的议员，即便到了今天，朝鲜半岛面部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比如安倍家族、小泉家族、麻生家族、鸠山家族等等。如果把时间往前推，那就更明显了。

在大日本帝国时期占据国家机器要职的很多藩士，乍一看，还以为是朝鲜半岛来的，比如大家熟知的日本名相——伊藤博文：

日本陆军之父，在伊藤博文之后长期影响日本政局的山县有朋，也是典型的扶余特征，蒙古眼很明显：

下面是接任东条英机首相职位的小矶国昭大将，扶余特征明显：

例如日本陆军大将——福冈的杉山元，扶余特征较明显：

世代贵族出身的近卫文磨首相，扶余特征太明显：

在日本的古坟时代（公元3世纪~6世纪），日本天皇和豪族为自己建造了大量凸出地表的宏伟陵墓，以彰显天皇、豪族的权利与威严，巨大的古坟遍布日本本州岛中部、西部，此外，同为扶余国家的百济和高句丽也建造了大量类似的宏伟陵墓，下图为仁德天皇陵墓：

陵墓及其陪葬墓结构还原图：

这种大型古坟的边缘以及封土顶部都矗立了大量的埴轮（即墓葬所用陶佣），下图是日本古坟常见的埴轮布局：

下图是日本古坟 埴轮--- 文官人佣，典型的朝鲜半岛扶余面部特征，宽脸、除了鼻梁高而直，面部总体平整、蒙古眼特征明显：

下图是日本古坟 埴轮--- 武将人佣，典型的朝鲜半岛扶余面部特征，宽脸、除了鼻梁高而直，面部总体平整、蒙古眼特征明显，此外该埴轮盔甲雕刻水平不错：

下图是日本古坟 埴轮--- 疑似祭司人佣，典型的朝鲜半岛扶余面部特征，宽脸、除了鼻梁高而直，面部总体平整、蒙古眼特征明显：

可见在古坟时代日本社会统治阶层的面部特征普遍是明显的朝鲜半岛扶余特征，而且长相趋同。

此外，朝鲜半岛上的扶余国家，百济和高句丽的王族、贵族也都在同时期建造了内饰形制的古坟：

下图为百济遗留在韩国光州附近的古坟：

下图为高句丽重镇——开城南部的古坟 （今首尔北部）

再比如日本最大额钞票1万日元纸钞上的人物，日本国家意识形态之父——福泽谕吉（就是主张脱亚入欧，支那不废、皇国不兴的那位）

如果大家去翻阅日本二战以前的官僚照片，尤其是那些有爵位的，几乎全部都是典型的扶余面部特征。

笔者能找到的例外就是从低级武士家庭爬到军神级别的秋山好古和秋山真之（话说“军神”这个词在昭和时代都泛滥了）。

下图是日俄战争中的天才级 海军功臣——秋山真之，有一定比例的D2系绳文人特征：

下图是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陆军功臣——秋山好古（秋山真之的哥哥），有相当比例的D2系绳文人特征，两兄弟的眼眶虽然没有纯正绳文人那么深邃（但已经算深邃的大眼睛了），但是宽眉距和高耸厚重的鼻梁摆在那：

所以在日俄战争题材的电影《坂上之云》中，饰演秋山好古的 演员也是同样具有绳文人种特种的 阿部宽：

看得出日本的一些底层武士家庭在江户末期就已经融入了被征服的土著人种——绳文人的血统。

相比古代，明治维新起码给予了平民晋升的机会，平民阶层想打破阶级固化，普遍的途径就是参军报国，在日本对外战争中立下战功，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命运。

而经商是需要本钱的，明治时代的日本普通老百姓 并不富裕，至少不如那个时代的菲律宾人，所以日本近代崛起的财阀大多也是士族子弟，华族成员占有相当比例股份。日本财阀诞生之初，创始人、经理人、社长可能都是些底层士族或者游走于灰色经济的浪人背景，甚至平民，但是官方的支持是少不了的，明治政府的华族们通常都会大量入股这些企业，形成官商利益共同体。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治10年~13年期间，大量的日本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三菱、三井等财团的缘故。直到今天，日本的皇族、华族后代们依然通过委托基金循环持股继承着日本财阀

典型的案例就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的分红、订单与日本权贵利益息息相关，从殖民掠夺的角度上来看，关东军是服务于满铁的，就像当年大英帝国远征军服务于东印度公司一样，而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就是帝国下议院的那帮权贵。

封建等级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扎根于日本的财团中，日本的企业大多都是江户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时代、昭和时代创办的，多数历史超过百年，现存日本大企业都是平成以前成立的，财团的核心层企业历史甚至超过150年，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日本大企业文化仍然是等级森严，决策体制僵化，报告机制冗长，排资论辈，这一切就是典型的武士封建社会缩影。武士背叛领主应该切腹，这种社会文化中，日本企业正社员背叛一家企业跳槽，结局通常都不好，就算到了另一家企业，薪资往往重新按新人算起（不过这几年，跳槽变得容易些了，新企业对跳槽员工的刁难也少些了，尤其是在日本的外资企业，是不会顾及这种日本封建文化的）。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界限分明，同级协调困难，部门单元对于上层管理的主心骨产生高度依附关系，一旦中层管理出现缺损，可能造成整个企业的上报、决策和执行过程都出现暂时功能性障碍，日本屏幕厂商JDI现在因为一些中层经理被调离回股东母公司，就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反正JDI是扭亏无望了）。这种企业权利架构保留了浓厚的层层分封的封建色彩。

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封建体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是一剂良药，高度强化的执行力和中央处理式架构，能够保障企业集中精力攻克瓶颈，员工的忠诚能够保障企业运行的平稳。

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这就是阻碍企业进步的毒药，直接危及企业的生存，为什么很多日本企业的转型艰难，连年亏损，靠着日本央行的间接注资沦为半死不活的僵尸企业，一个深层原因是日本企业体制的僵化，无法转型成功。

明治维新建立起的大日本帝国陆军和大日本帝国海军在法律层面和组织结构上看，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军队。但是，帝国陆军是倒幕四藩之一的长州藩武士支配的，帝国海军是倒幕四藩之一的萨摩藩武士支配的，日本的国家军队从一开始就保留了武士道文化，武士阶级的等级尊卑在军队中保留下来，日军作战过程中，各个作战单位的番号常用指挥官的姓氏，比如大家在抗日剧中常常听到的“渡边支队”、“伊藤联队”、“坂本师团”等等。这和日本战国时代战争文化是类似的，直到今天的自卫队，依然如此。

从“太君”一词在日本军队中的演化，就可以隐约看到日本军队中的这种等级现象，详见下文：

此外，日本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其官僚系统也是由各藩华族、士族支配。类似的封建意识形态也会被根植到日本的官僚体系中，这和普鲁士的民族国家化是相似的。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正养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日本人多数也自然是来自于家境相对富裕的华族、士族家庭，而日本的民族国家构建初期，无论是大学教师、中高级官僚、军官自然都是来自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华族、士族子弟，可以想见，日本的封建等级意识形态会被作为国家社会意识形态植入到日本的各个领域，形成近现代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结构的国家机器在日本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时期，对日本的民族崛起还是帮助的，一个由军事贵族集团构建成的国家机器，极具扩张性，战争时期运转效率高，是日本进行海外掠夺、暴利倾销商品的必备国家素质。

平民老百姓要想晋升，要么经商，要么获得军功，但是在那个年代，军功显然比经商赚钱更令人羡慕。

日本的财团董事会成员家族大多也是源自明治维新时代的功臣士族阶层，日本财团本来就是大日本帝国时代官僚资本的演化产物，如果大家查询下日本财团家族企业老一代成员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扶余人种特征。

即便是在平民阶层当中，绳文人由于祖上丧失了土地，祖上资产积累也比扶余平民艰难，所以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明治时代，那些能拿出小本做生意而崛起成资本家的平民，其实也是以明显的扶余特征为主。

比如日本最赚钱的企业丰田的老板——丰田家族第五代传人 丰田章男，朝鲜半岛式的面部特征太明显了，丰田家族在战后世代与权贵联姻，保持着浓厚的扶余特征：

再比如东芝集团的创始人——田中久重，面部很平，蒙古眼不要太明显：

田中久重年少时就手艺出色，20多岁时创造的“弓曳童子”机关人偶被后世视为江户时代机关人偶的登峰造极之作，后来被关白 赏识，被赠名“仪右卫门”。他创建的东芝株式会社在昭和后期崛起为日本科技界的桂冠，可惜东芝集团现在已经资不抵债，已经爆出的财务造假黑洞只是冰山一角，被东京证券交易所降到二板，随时面临退市。。。。。。这不过是日本企业的一个缩影。

至于日本平民中的多数绳文人，从室町幕府时期开始，一直就翻不了身，估计连经商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日本从室町幕府开始，有利可图的商机基本都被浪人们用暴力把持了，剩下的都是没什么油水、靠着苦力赚辛苦钱的行当，比如在街头卖荞麦面。幕府会倾向于保障浪人阶层的经济利益，否则浪人们起来造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德川幕府时期的天草之乱的起因表面上是基督教的传播，其深层原因是社会经济窘境无法养活那么多下层武士和浪人。

到了明治维新后，随着日本的军事扩张，底层绳文人们终于有了人生出路——参军报国，大家还记得小时候看的抗日剧吗？通常里面的日本低阶军官角色会伴有一个外貌特征——胸前长满发达的黑色体毛，这个特征绝不是影视剧对日本人的丑化，而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老百姓对一些日本军人身上绳文人遗传特征的记忆。这种发达浓密的黑油油的体毛是在D2系矮黑人在高寒环境下保留下来的体征。

下面这两位绳文人种面部特征明显的日本人的胸毛还不算发达，还有更发达的，不过图传不上去：

今天日本底层的绳文人有了新的逆袭捷径——体育界和娱乐界：

下图是日本歌手中孝介：

如果嫌中孝介的绳文特征还不够明显，下面是日本歌手平井坚，就是唱《流星花园》原版的那位，D2系绳文人种特征太明显了：

这就是D系矮黑人种在高寒地带进化出来的特征。

（很多人以为现代日本人外貌特征变化大是因为驻日美国大兵撒下了血统，其实不是，现在大家接触的日本人外貌特征和近代日本风云人物照片的区别确实大，主要是因为近代历史名人多为扶余贵族之后，而随着封建阶级在婚姻层面逐渐淡化，如今下层的绳文人血统逐渐融入到渡来弥生人当中，所以现代日本人的样貌发生了改变）

关于日本血统来源构成——扶余人种和绳文人种，详见下面这篇文章：

关于扶余民族VS华夏民族和三韩民族同盟的百年地缘战争（6~7世纪），可以参考下面这篇文章：

日本封建时代的武士文化有个特点——不成功便成仁，承受失败的唯一代价是简单而又沉重的，那就是切腹谢罪。这种文化导致日本人极度害怕失败，很多日本人之所以成为社畜，不是因为他们对成功的欲望，而是因为他们对害怕的恐惧。这种价值取向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对于社会分工、劳动生产是有正面刺激作用的，但在这个创新颠覆式经济时代，日本人害怕失败的固化意识会导致他们不敢去冒险，不敢去创新，不敢放手一搏，这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时代的致命伤，没有足够数量的分布式创新小企业，怎么可能产生科技革命？日本产业只能在老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别的国家的产业一旦找到了颠覆式的新技术路线或者新的商业模式，日本企业的结局基本就是僵尸企业了。

半导体产业链曾经是日本昭和再兴的头号功臣，但21世纪随着日本尼康光刻机和佳能光刻机被 现今的世界光刻机霸主荷兰ASML打跨，加之日本错过了互联网革命，日本的整个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随之崩溃，市场被韩国迅速蚕食，拖累产业界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日本却没有诞生新的大规模产业链去弥补半导体产业链的缺损。

关于日本半导体产业链的溃败，详见下面几篇文章：

不过，日本企业在日吹PPT中永远都是被吹成吊打全世界。

在日本产业界，旧的贵族崩塌了，屌丝们也别想逆袭。

日本年轻人当中敢投本金去创业的极少，大企业敢大笔投资加码心技术路线研发的也不多，日本企业倒下一家就少一家，几乎没有新的大企业诞生。

而对比美国，倒下1家巨头，硅谷可能就会崛起10个巨头。

日本每年诞生的独角兽企业屈指可数，有的年份甚至没有。而在美国，几乎每周都有独角兽诞生。

子承父业的所谓"工匠精神"本质上也是一潭死水，如果国外竞争对手找到了新的技术路线或者理念颠覆，那么这些种姓职业真的是要破产饿肚子了。

今天日本的富贵家庭，祖上在明治维新时估计就已经很显赫了，家里积攒的资产也不少，即便不从政，他们都未必会去冒风险创业。更别说那些父系祖先是矮黑绳文人的世代平民家庭子弟了，他们能在娱乐圈混点票房、在企业混资历混到课长职位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可惜这年头日本连娱乐界都衰落了。

封建社会必然会留下繁杂的条条框框，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各种各样不成文的规则约束着每个人，封建礼仪和规矩也是日本人给中国人以“高素质”印象的原因之一。凡事过犹必反，企业文化中的条条框框往往制约了日本企业的革新，政治文化中的繁杂规矩往往制约了日本的国家改革。

这样的社会，根本没有活力与生机，安静的氛围下透露着强烈的压抑感，到处都是绝望的气息，看看日本电车和地铁上那一双双呆滞的眼神，对未来该是多么麻木啊。一个日本人上周还在照常上班，这周就突然失联，是很正常的现象，人们的第一反应是自杀森林。

加之日本从90年代开始陷入平成萧条，根本就没有摆脱漫长下坡路的兆头，外部又面临中国、韩国的产业侵蚀，大环境本来就不好，内部的封建残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前景相当糟糕。可能只有漫长的时间（还不一定）才能消磨这种封建残余，比如随着外国资本入股甚至控股日本企业的现象越来越多，外资在日本设立子公司的普遍化，日本职场的一些旧封建习俗有所改观，但这个过程很慢，而且需要改变的方面也太多，根本是杯水车新，日本的机会大门正在关闭，所剩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本文已被限流，可以转载，但请标明来源出处！

这是一个，神秘的、长期被人忽视的王朝。

它立国近200年，在海拔2000余米的贺兰山下留下了9座塔型巨冢。

在绵延千里的阿拉善荒漠中，留下了一座快要被流沙吞噬的黑水城遗址。

还在著名的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地，留下了百余处精美洞窟。

它与宋辽（金）共同开创了中国第二个三国时代，却被官修正史所忽略。它的所有遗产都饱经摧残，无数次风雨、无数次兵燹、无数次盗掘，能保存至今实属万幸。

如果没有西夏，很可能不会有今天的银川，也不会有今天的「宁夏」之名。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

时光流转回一千多年前。

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广阔天地之中，有一群党项人以血缘凝聚为部落，放牧为生。

然而西边吐蕃崛起，双方不断争斗，一些弱小而不甘臣服的党项部落选择接受唐王朝的庇护，向东迁徙。拓跋部作为党项的一支，东迁至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休养生息。

唐朝末年，该部首领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国公，赐姓李，在乱世之中割据一方。

宋朝建立，志在统一，渴望收回夏州等地。不甘认命的党项人起兵反宋，与宋朝敌对的辽朝，利用党项牵制、分散宋朝的兵力，党项则在两个大国的对抗中扩张领土。

他们向西夺取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并以此为跳板攻占河西走廊，实力大涨。

祁连山上融化的冰雪，滋养着河西走廊上的大片绿洲，黄河则滋养出肥沃的河套平原，是为党项人「强兵足食之本」。

以此为根基，公元1038年10月11日，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立国，国号「大夏」，史称「西夏」，从此与北宋、辽三国鼎立。

这是一个极为重视武备的国度。全国被分为十余个监军司，都城兴庆府（今银川）位于贺兰山与黄河之间，以高山大河为天险，再加上各大监军司环绕四周，可谓易守难攻。

著名的黑水城遗址，其实是西夏的监军司之一。它在阿拉善的荒漠戈壁中挺立，因在黑水之畔而得名，守卫着西夏的北部边疆。

男性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为镇守国土提供坚实的保障，部分女性则担任「麻魁」「寨妇」等军职，主要负责后勤工作。

河西走廊等繁茂的牧区为兵丁提供优良的战马，组成大量骑兵。其中最具战斗力的骑兵被称为「铁鹞（yào）子」，鹞子为一种善于捕猎的猛禽，「铁鹞子」很有可能是装备重甲的骑兵，既有骑兵之迅捷，又有重甲的坚不可摧。

在史籍的记载中，西夏「铁鹞子」曾多次重创宋朝军队，令宋军几乎无可奈何。

「铁鹞子」的重甲很可能由当时非常先进的锻铁技术制成，在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幕——

工匠以双扇风箱维持炼炉高温，再通过冷水剧烈降温，反复淬炼、锻打铁器。

这种「核心技术」被大量应用于军事，还制造出著名的夏国剑。

史籍记载北宋文学家苏轼见到夏国剑时，曾专门赋诗赞美，连宋朝的皇帝也会随身佩带。

除此之外，西夏还利用占据一部分青藏高原的优势，大量使用牦牛角制作强劲的弩，即「神臂弓」。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赞道：「射三百步，能洞重札……最为利器」（引自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

在这样强大的武备支撑下，西夏的版图号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引自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为大致范围，并非精确范围）。

然而，这片来之不易的土地除了拥有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沃野良田，大部分地区气候干旱，广布沙漠和戈壁。

据不完全统计，西夏正式建国前的79年里，共发生旱灾20次，平均约4年一次。建国之后公元1042年、1073年、1085年、1089年、1110年、1176年、1223年等多个年份，均发生由自然灾害引发的严重饥荒。

频繁的灾害饥荒成为西夏对外发动战争掠夺物资的原因之一。

在西夏的战争打击下，北宋接连战败，著名将领范仲淹在边关赋诗抒怀，排解胸中的苦闷：「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引自《渔家傲·秋思》，范仲淹当时是北宋对夏防御的主要将领之一）。

但是长期的征战也让西夏逐渐认清了形势。

西夏人口有限，即便全民皆兵，也只有约50万兵力，而宋朝的常备军便有约120万人，西夏根本无力对宋进行长期战争。

更可怕的是，连年的战争，不但让宋军逐渐找到应对的策略，还让西夏锐气渐消，国内怨声四起。

最终双方迫于形势订立和盟，西夏对宋称臣，宋则对西夏「赏赐」重金。

就这样，西夏以戎马立国，在取得一定的稳定态势后，开始走上另一条强国之路。

这条强国之路，便是向各方学习富国安民的先进经验。

西夏向宋朝学习文教，它一次又一次遣送使团，引入《仪天具注历》《崇天历》等汉文历法，以及《诗》《书》《周礼》等文化典籍。

站在中原文化的肩膀上，西夏编纂了一套囊括20卷1461条的系统性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律令以儒家思想指导、规范国家秩序及百姓生活。
随着儒风日盛，西夏还进一步设立国学，蕃学、汉学、各州县学校等形成儒学教育系统，为国家提供高素质人才。

人才培养之外，西夏的经济构成也有较大变化，原本以畜牧业为主的西夏，主动学习中原的农耕技术与制度。

农人辛勤耕作，在西夏境内垦田约200万亩，再加上政府专门设置的仓储系统，大大提高了国家对于旱灾、饥荒等毁灭性打击的抵御能力。

农业生产的相关基础设施也逐渐得到重视。

西夏境内前代留下的秦渠、汉延渠、唐徕渠等灌溉农田的水渠，由朝廷组织疏浚整修。为了灌溉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耕地，国君李元昊还抽调壮丁开凿新的水渠，后世称为「昊王渠」。

这些水利工程对银川平原的农业生产促进极大。

在大片的黄沙之中，兴庆府犹如一片树叶格外令人瞩目。

黄河及其引流的众多水渠犹如叶脉之于叶片，滋养着大片绿色的田野。

而作为国都的兴庆府，参照中原都城的建设规范，其中排布的中书省、尚书省等政府机关是借鉴了中原三省六部制的产物。

其城门的名称仿照唐宋都城，以「光化」「南薰」等命名。今日银川市内的「光化门」「南薰门」便渊源于此。

正如宋朝大臣富弼所概括的那样：「（西夏）仿中国官署，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此处的「中国」指中原王朝）。

西夏对中原文化一边取其精华，一边着力打造属于党项的特色文化。

西夏开国之君李元昊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要求全国「秃发」，以党项的「藩礼」取代汉礼，强化西夏的民族特征。

他还命令大臣野利仁荣在汉字的结构和笔画基础上创立西夏文字，并向全国推行，强调西夏文化可与宋辽平起平坐。

为了推广西夏文字，西夏还公开发行专门的夏汉双语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人与汉人学习对方语言的工具书。

经过强力的推广西夏文在创制后的较短时间内便在全国通行，文书、律令、史籍、碑刻、佛经等都大量采用西夏文，仅后来俄国人在黑水城遗址带走的西夏文文献，就多达15万面。

如若说戎马与战争是西夏立国的土壤与基石，斗争、学习与再创造更让其深深扎根，积蓄养分。

独特的西夏文化就如同荒漠上开出的花朵，格外珍稀、格外绚烂。

在西夏建国之前，佛教便在丝路沿线留下敦煌莫高窟等丰富的遗存。

西夏帝王以「不儿罕」（意为佛）自称，将自己当做佛在人世间的化身，以宣扬其权力的正统性。

西夏历代君主都大力推行佛教文化，官员要拜佛、百姓要礼佛，几乎全民供养信奉。

相较于普通平民，僧人，尤其是吐蕃僧人在西夏地位极高，即便犯罪也可减免刑罚。

朝廷还专门为僧人设计了一套封号体系，包括帝师、国师、上师等，其中帝师为最高封号，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开创。

众多的职业僧侣导致西夏境内塔寺林立，不论是汉传佛教建筑，还是藏传佛教建筑，在西夏均有分布，并形成了多个佛教中心。

由108座藏传佛教宝塔组成的青铜峡一百零八塔屹立在黄河青铜峡峡口，塔群随着山势呈阶梯向上，寓意佛教莲花藏世界。

传承中原官式建筑形制，布局呈长方形的甘州卧佛寺（今张掖大佛寺），供奉一尊木胎泥塑大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

还有宏佛塔、承天寺塔、安庆寺永寿塔、拜寺沟方塔、拜寺沟口双塔等，也都是西夏遗物，或在西夏时期始建。

此外，敦煌莫高窟中有80余个洞窟在西夏时期被增修和开凿。

世界现存唯一一件泥塑双头佛，也是西夏时期的作品。

佛祖身边的妙音鸟（迦陵频伽）也「飞上」屋顶，在西夏工匠的巧手下化作建筑构件。

西夏众多的职业僧人，更是极大地推动了西夏文佛经的翻译事业。

相较于中原耗费近千年才译出《大藏经》6000多卷，西夏仅仅53年便译出3579卷佛经，仅以译经速度而言，此实为我国译经史上的创举。

中原传来的活字印刷术也被用于印制佛经。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刷品与木活字印刷品，分别是西夏文的《维摩诘所说经》与《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均为佛教经典。

在佛教文化、中原文化、北方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文化等等多方文化的交汇、碰撞之下，西夏内部产生了更深层次的融合与质变，形成了独属于西夏的文化。埋葬历代西夏帝王的西夏陵便是其中典型。

以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为例，其承袭唐宋陵墓的建制传统，内城的中轴线稍偏西侧，可能基于党项族中间为「鬼神之位」的观念。

转角之处的圆形三出阙在中原汉阙的形制基础上，又加之吐蕃与回鹘的风格，是为珍贵的孤品。

建筑构件的烧制方法及形制则源自中原，其上装饰的狮面纹与莲花纹源自佛教。

陵园的主要建筑巨型陵塔可能是依据佛教思想而建，因形似椎体，曾被称为「东方金字塔」。

这是中华历代帝王陵墓之中独一无二的创造。

陵塔使用秦汉之后，便少有使用的夯土高台，其夯土工程约占50%，砖瓦工程约占35%，木作、石作等约占15%。

西夏陵以夯土建筑巨型的体量，与身后广大的贺兰山在气势上相互融合。

在建筑之外，西夏壁画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大量使用石绿打底，使画面呈现别具一格的冷色调，即为「绿壁画」。

日常所用的水囊融入中原的烧瓷、剔刻工艺以及党项皮革缝制的样式，升级为瓷扁壶，其腹侧置双耳以便随身携挎，或挂于马背、驼背之上。

西夏民众的衣着服饰，经由中原印染、纺织工艺的改善变得更为精美华丽。

鞋面上也多有设计，包括绣花、绣鸟等。

青铜器等制作工艺，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也都达到了较为高超的水准。

正是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存，让我们得以窥见这辉煌而多元的西夏文化。

即便创造了绚烂的文化，西夏最终仍在战争中消亡。

在其存在的189年时间中，有142年都发生过战争，占比高达75%以上。

西夏前期对宋激战，而后女真兴起，辽国、北宋先后被灭，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西夏又在金国与蒙古之间求生。

可惜，蒙古想要的不是依附，而是彻彻底底的征服。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以其赫赫威名逼降了黑水城，之后蒙夏双方于冻结的黄河决战，战死的将士陈尸于冰面，鲜血喷溅如绽放自幽冥的花朵。

不仅战争过程极为惨烈，成吉思汗本人亦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病逝。

蒙古得胜之后，西夏宗室或遭屠戮，或流散四方，西夏帝陵遭到严重损毁，众多西夏文书化为灰烬，在元代编修前代史书时，有辽史、金史、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

西夏因战而兴、因战而亡，也许是为了平息此地多年战乱，也许是为了释怀鲜血与仇恨，元朝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始有「宁夏」之名。

亡国之后，西夏的遗民依然在生活。他们可能迁入四川、安徽、山东、河南、河北、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融入芸芸众生。

西夏的影响依然在继续，可以认为藏传佛教的覆钵式塔（俗称白塔），是通过西夏才传入中原，效法西夏宫廷。

以佛教高僧为帝师的蒙古，从开国的忽必烈到末代的元顺帝，无论哪一任帝王都离不开帝师。

如今，在贺兰山脚下，西夏陵依然屹立。

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在流沙侵袭之下，依然顽强地矗立。

在青铜峡牛首山，一百零八座宝塔，依然犹如在岩体上生长而成。

在敦煌莫高窟中，80余个洞窟依然记录着西夏人的精神世界。

在宁夏、甘肃、陕西、青海，还有100余处城池遗址留存至今，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

诚然，中国正史之中没有《西夏史》，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中没有党项族。

然而，作为真实存在过的民族政权，西夏的后裔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与我们共休戚、共荣辱。

西夏的故事，既消散在漫天黄沙之中，与西北的天地融为一体，也传唱在放牧的民歌里，至今依然在大地上回响，悲怆又苍凉。

• 审校：撸书猫、丁佳昕、郑艺
• 专家审校：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史金波先生

• [1]陈育宁、汤晓芳、雷润泽著. 西夏建筑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4]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 西夏三号陵[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星球研究所著典藏级国民地理书——《这里是中国2》现已上市，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优惠购买：

星球研究所，一群国家地理控，专注于探索极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