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松在19世纪最后一年的1月抵达印度，走马上任，他雄心勃勃立意要把印度带入另一个世纪。英属印度政府中的前进政策派有了一个新的首脑，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新首脑的对外政策不仅与温和派有天壤之别，而且与以往的前进派也有重大区别。以往的前进政策派远远没有他那么了解国际，也不像他那样高度重视印度的战略意义，他赋予英属印度的扩张以全球战略意义，使英属印度政府从狭小的次大陆摆脱出来，推进到广阔的国际斗争舞台。他不放过任何机会鼓吹呼吁：“印度的地理位置越来越把她推到国际的，她越来越成为英的战略前线”[1]，在英俄中“印度，而不是英国将成为帝国的心脏”[2]。无疑，这些语言给予前进政策派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光荣远大”的远景，仿佛给他们注入了强心剂，使他们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而寇松则一步一步地把前进政策派的战车按照他的驶入了全球争斗的前线。
寇松一上任就全盘否认其前任和英国内阁的印度对外政策，他指斥的官员们对亚洲事务“无知，胆怯”[3]，抨击内阁“为了避免最微小的风险，而随时准备牺牲我们在阿富汗的所有利益，”[4]“整个本世纪英国对的政策是历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绝望伤心的一页”[5]，寇松对其前任额尔金的西藏政策更为不满。他就任后不久，就连连致信印度事务大臣（G．Ham-ilton）集中谈论西藏问题。他对额尔金大加攻讦，指责他通过与中国驻藏大臣谈判来解决通商、边界等问题的政策，“陷入恶性循环”“毫无成果”“是不光彩的”[6]。
额尔金的西藏政策是通过中国中央政府向西藏地方施加压力来落实1890年和1893年不平等条约，把西藏变成与中国内地一样的半。开关以来，印度与西藏的贸易大大增加，1893—1894年度，孟加拉对西藏的进出口总额仅为69万，到1898—1899年度增加到214万卢比。[7]在界务谈判方面，英属印度利用1890年条约中含混的规定割占中国固有领土，遭到西藏地方政权的强烈抵制，谈判时断时续。额尔金与中国驻藏大臣文海取得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甲冈依然属于中国，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将通商地从亚东移至仁进冈。按照这个方案，英属印度只是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领土“让出”，而商务则可大大推进。如果额尔金没有离任，边界问题可望解决。就英国前一时期以商业利益为重，旨在打开西藏通商门户的政策而言，额尔金是“有功之臣”。
寇松要推行一项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西藏政策。他对于诸如印茶销藏等等商务琐事并不关心，他所注意的焦点是政治、，或者说，商务在寇松眼中不过是达到政治、军事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在5月24日给汉密尔顿的信中，寇松对西藏政治局势做出如下判断：“那里的喇嘛觉察到中国的衰落，在这同时，俄国向他们接近。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俄国的代理人，也许是某个俄国出身的人，已经在了。我相信，西藏政府即将对究竟与两个大国（按，指英俄）中的哪一个交好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我们场，不能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条件，那么将做出不利于我们的决定。如果这样，将是极大的不幸。”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与西藏政府建立联系并达成协议”[8]。
可以看出，与俄国争夺西藏是寇松对西藏政策的核心。要把西藏纳入英国的直接控制之下，首先必须排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而额尔金的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来实现英国开通西藏商务的政策，前提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一客观事实。这就是寇松攻击额尔金的根本原因。寇松宣称通过中国驻藏大臣的谈判不过是一场“闹剧”，是“”，是“欺骗”[9]，英国应该放弃原来的西藏政策，而代之以与拉萨建立直接联系。为此，寇松提出了两项新的提议：在与中国驻藏大臣的边界中更改原额尔金做出的承诺，要以把通商地改为帕克里而不是仁进冈作为甲冈划界的交换条件；采取行动与拉萨建立直接联系。
表面上看，这两个建议是相互矛盾的。照第一个建议英国依旧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依旧通过中国中央政府来谈判西藏问题；第二个建议则是要撇开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直接交涉，意味着否定中国在西藏的主权，改变西藏的国际地位。寇松的真实用意在后者，是利用前者来为后者。帕克里通商，保尔在与升泰的谈判中就已提出，西藏地方僧俗强烈反对，痛斥升泰“失信藏番，见好英国”，升泰在其他问题上虽一再妥协退让，对此也不敢应允，并多次声明改关帕克里为“万做不到之事”[10]。寇松推翻原额尔金做出的承诺，旧案重提，以万做不到之事强加于中方，其目的是加深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分歧，给中英谈判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堵死中英交涉的路，乘势推出英藏交涉。
寇松以其特有的雷厉风行、独断专横的作风行事，在向汉密尔顿提出改变西藏政策的第一封信发出的第二天，即3月25日，未经英内阁批准，即照会在边境等候英方代表的中国驻藏大臣文海，就通商划界提出新的要求，照会声称：“刻如照藏人之意，于甲冈一带，则贸易情事，中国应先保有一妥筹之法，不得稍存顾忌。其法维何？必准印度商民可至帕克里随便贸易居住。”[11]
文海原以为，按照他与额尔金达成的妥协，“界务即可指日划定”[12]，寇松的照会，对文海不啻晴天霹雳，他复照寇松指出：“前次贵国惠大员（按，指怀特）来，已与本大臣面议，界务可悉照藏官所指为准，由本大臣劝导西藏，改关至仁进冈，以全两国辑睦之情。本大臣十月二十五日照会，业经言明，如先划界，即可开导藏人改关通商。今贵大臣来文，又须印度商民在帕克里贸易。既与前议不符，且据本大臣揣度，藏人断难允行。”[13]文海在边境上与英员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只好返回拉萨。西藏地方僧俗得知英国翻悔前议，并提出新的要求，反应强烈，给文海复文语气决断地说：“通商市场本非藏人所愿。贵国（按，指英国）如有不便，尽可改移界外地方，万难改入界内，且贵国官民税务司等，不得越亚东关前来等事，早经议定，亦难更易。至界务，藏人只照从前鄂博管理。现在请仍照此划界，此外断难允许改置。”[14]中英商务界务谈判中断。
寇松一手破坏了谈判，又借口谈判破裂向英国内阁诡称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必须放弃英国原来的西藏政策，采纳他的主张。5月15日英国外交部致函印度事务部同意寇松的提议，说：“打开印度政府与西藏的直接联系确实是可行的”[15]。
寇松在印度、锡金、缅甸、不丹、尼泊尔等地物色人选为他传言递信，沟通与西藏地方的联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J．C．White）向寇松建议试用不丹人乌金·卡基（Ugyen
Kazi）。卡基公开的身份是不丹政府派驻葛伦堡照管不丹王室生意的代理人，但暗中他收受英属印度薪饷，充当间谍，在英属印度政府的秘密档案中有他自1898年以来为英国政府从事秘密活动的记录。[16]1898年卡基代表不丹汤莎总管到西藏朝拜达赖，孟加拉政府指示他乘机在西藏活动，接近达赖。据他回来向孟加拉政府报告说，他受到达赖接见并与达赖建立了融洽的关系。1899年10月，卡基越境前往帕克里，按照孟加拉省督的指令，发出一封以他的口吻写的信给达赖。信中要求达赖与英属印度谈判商务，开放帕克里。达赖回信口气冷淡，表示不愿与英人接触。12月，乌金·卡基再次受令致信达赖，信中警告达赖“赶快决定”投向英国的保护，“否则加尔各答的总督失去耐心，你就没有好结果”[17]。达赖仍不为所动，拒绝与英人交往。
寇松自以为卡基人微言轻，不足以威慑西藏，决定派英籍官员取道人烟稀少的西藏西部向达赖递送他的亲笔信件。1900年6月坎宁（R．L．Ken-nion）带寇松信从拉潜入，行至噶大克为西藏地方边境官兵阻拦。坎宁把寇松的信交给藏官要他转交达赖。在这封信中寇松做出和善的样子甜言蜜语地说：英国所求者仅为改善与西藏的贸易，增进“两国的互利”，培植“邻国”间应有的直接友好关系，希望达赖派代表与他在边境会谈，以便有助于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18]寇松自恃凭他显赫的英属印度总督的威势足以令西藏上层归顺，他很自信地对汉密尔顿说：“我认为，事实上，与俄国相比较，西藏人更希望求得我们的保护。我珍藏着一个秘密的愿望，我打开与达赖联系的努力，将会在我们与西藏间开始建立某种关系。”[19]然而出乎寇松所料，他的亲笔信被西藏边境官员退回。据坎宁的报告，信件有被拆开看过又重新封口的痕迹。看了他的信，竟然还敢违背他的意志，这在寇松看来，简直是把他当成“渺小的统治者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他恼羞成怒，抛开他伪善的面孔，狂暴地说：“这真是世上最稀奇古怪、不可理解的事情，在离我们边境只有两百哩的地方，竟然有一伙赤手空拳的和尚敢于长期蔑视我们。”[20]
1901年6月，按原来的安排，卡基要前往拉萨拜见达赖。寇松决定再次致信达赖。寇松指示卡基，信必须由他亲自交给达赖本人，要注意保密，不能由他人中转。为了使卡基忠心为他效力，寇松许诺将根据卡基对他的指示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效果给予奖赏。
这封信充满了武力威胁，宣称英属印度政府“必将采取他们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措施来强制实施条约的规定和通商的章程”[21]。寇松说：“如果这封信遭到与上封信一样的对待，我们打算取得国王陛下政府的批准，采取切实的措施来保障我们以和平友好的方式所不能促成的有利于商业和政治利益的条件”，“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要在边境上采取行动以使英国在其边境的某一段的利益得到必要的保障”[22]。
6月11日，寇松致信汉密尔顿，对他所说的“必要的措施”予以说明，这就是转变西藏国际地位，使之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23]。该信的要点如下：
一、从与俄国争霸的战略需要出发，处理西藏问题已不容延缓。寇松在信中说：
如果我们（在西藏）无所作为，那么，要不了10年，俄国将建立对西藏的保护关系。也许在若干年内这不会对我们构成军事威胁，但却会带来政治危险性。在其影响下，尼泊尔、不丹、锡金将动荡不安并处于危险的状况。虽然我们不能阻止俄国人夺取中国的整个蒙古和土耳其斯坦，在这两个地区我们所能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推迟俄国对土耳其斯坦的推进。但是，我认为，俄国对西藏的保护是应予以阻止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自己的推进。
在这里，寇松尽管一再强调印度的防务和安全，但最终的落脚点是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推进。早在1899年12月，寇松就催促索尔兹伯里采取行动：“当我们确知某些列强已占有中国的属土，难道我们因利益受到威胁而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吗？”[24]入侵中国，俄国借口镇压，派遣进占中国东北，在与清王朝关于东三省交还的谈判中，俄国提出了旨在把东北变成俄国殖民地，把蒙古、、变成其“势力范围”的约款，催逼中国驻俄公使杨儒签字画押。这就是寇松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俄国的推进。寇松认为中国分裂已迫在眉睫，必须毫不延迟地从英属印度向北扩张。
二、发动武装侵略，迫使西藏地方接受与英国的谈判。西藏地方政权坚持所有与西藏有关的问题必须由英国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拒绝与英属印度政府谈判。寇松提出了以打逼谈的手段：
西藏人不受到恐吓，与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要立即派一支小部队去边境，把西藏人从英国领土的一角赶出去……我要树立界桩。过去他们推倒界桩而未遭惩罚，这次如果他们抵制，我就要派军队跨越边境占领紧邻边境的春丕谷地。到那时，达赖和他的人就会要求谈判了。“可以，”我将说，“但是，不在别处，只能在拉萨谈。”那时，过去流产的马科蕾使命也许就能在一定程度的实质意义上取得成功，我们将就新安排的性质进行讨论。
三、寇松西藏政策的目的：转变西藏国际地位，使之成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
对于我们来说，跨越并占领它（按，指西藏），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但是重要的是，任何人也不能占有它。它应当成为印度与俄帝国间的一个缓冲。如果俄国人来到了这道大山，她就会立即与尼泊尔人搞阴谋。这样在我们的北部就会出现第二个阿富汗……我的意思是，西藏，而不是尼泊尔必须成为我们竭力要建立的缓冲国。
寇松所说的“缓冲国”，是在英国保护之下的“禁脔”，任何人不得染指，唯有英国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无所顾忌。如前所述，寇松在他给汉密尔顿的1899年5月24日、1900年11月18日的信中以及他授意卡基给达赖的第一封信中均谈到要建立对西藏的保护关系，显而易见，正是寇松在扩张野心的驱使下满脑子充斥着“跨越喜马拉雅山占领西藏”的“疯狂的想法”。寇松谋图把西藏变成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计划还包藏争夺亚洲霸权的战略意图。这一点，在荣赫鹏1903年8月给内阁的《关于西藏的》中有全面明确的阐述：
一旦我们得以进入西藏，并获得使俄国的势力陷于困境的影响，我们就能扭转给印度带来危险的政治局面，就能使我们处于一个可以利用难以跨越的羌塘高原作为我们与俄国未来可能的疆界之间的壁障的地位，就可以阻止俄法势力穿越亚洲结合的可能性。而且，另一方面，我们将处于一个支持我们四川和连接我们东西方势力的地位。[25]
这份备忘录是在荣赫鹏接受寇松委任，两人数度密谈，寇松将其西藏政策向荣赫鹏交底以后提出的，实际上是寇松的旨意。在寇松看来，要对付俄法联盟的“钳形攻势”和“南北夹击”，就必须实现英属印度与英国势力的东西的战略部署，而西藏正处于东西连横的战略结合部，占有西藏，则居高临下，南以印度为依托，西出新疆，与克什米尔、阿富汗、伊朗相连，东进四川，与英国在华势力范围结合，使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势力范围连成一气；北进与俄国争衡中国西北，出云南则可威胁法国。这样不仅可以破俄法对英国的夹击，而且得以以印度为基地，四面出击，稳操亚洲的政治军事霸权。对于寇松的以为主敌、以亚洲为主战场、以印度为基地的全球战略来说，西藏至关重要，势在必争，志在必得。这就是寇松西藏政策的实质所在。
四、排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寇松在信中说：
勿须赘言，我不会幻想向中国提起这事（按，指把西藏变成“缓冲国”）。她的宗主权只是一个闹剧，只被利用来作为障碍。我们必须与西藏人，而且只与西藏人打交道。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对于西藏具有无可置疑的主权，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即便是帝国主义国家为在西藏获取各种利益，也须面对这客观事实，也不得不在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有关西藏的问题时承认这一客观事实。英国历次与清王朝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均以这一客观事实为前提，在它派人入藏考察游历时，也都是向清朝总理衙门领取护照签证。公开提出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并把它作为一种政策来搞分裂中国的活动，寇松是始作俑者。他别有用心地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称为“宗主权”，说成是“闹剧”，在西藏问题的交涉上，蓄意排除中国，他的目的是要把西藏变为英国保护下的“缓冲国”，是为了进行与俄国瓜分中国的争夺，是为了与俄国展开争霸亚洲的角逐。简言之，所谓中国在西藏没有主权的论调，是帝国主义扩张战略的产物。
6月11日的信基本上概括了寇松的西藏政策。显然，寇松的西藏政策是他很早以来就形成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经过长期考察和思考拟定的战略思想在西藏问题上的运用，是他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英国与俄法的争夺形势和中国的局势来制定的，而不是受到个别事件的刺激一时冲动所为。国外一些论者夸大德尔智访俄对寇松的影响，把寇松对西藏的侵略说成是“对被夸大了的危险采取过分的安全措施”[26]，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寇松的一贯思想。
汉密尔顿在研究了寇松的提议后，看出了寇松的西藏政策对于英国意味着什么，他一语破的：该提议“在我看来颇有侵略味道”[27]。
10月，卡基由拉萨返回，将原封未动的寇松的信交还，并报告说：“达赖喇嘛拒绝收信，理由是他受条例的约束，不同中国驻藏大臣和大众会所磋商，就不得同外国政府进行任何通信。”[28]
达赖原封退还信件，严正表明拒绝与英人接触的决心。寇松采用“和平方式”与西藏地方建立直接交往的企图失败，决定施行“以打逼谈”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但是，要对西藏动武，关键在于得到内阁的批准。
汉密尔顿在给寇松的信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西藏人不过是政治棋盘上最小的卒子，但是车、马、象都想得到它。”[29]在寇松的战略计划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西藏，对于英国内阁来说只不过是国际舞台上的可以用来交易的小小的筹码。
其时布尔战争正在进行中，英国出动20万大军与一个小小的民族打得难分难解，俄、法、德利用英国陷入战争，或公开挑战，或暗中推波助澜。英帝国此时的处境可用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安得拉西的话来形容：“马札尔的大船上已装满财宝，如果再加上什么新货载，不管是黄金，还是垃圾，都只能使大船倾覆。”[30]
《英国议会文件》，《关于西藏的文件》，1920年，42号，第125页。《汉密尔顿信函》，汉密尔顿致寇松，1901年8月22日。在这种时候，要使英国内阁下决心再在自然地理条件极其险恶的喜马拉雅发动远征，并非易事，除非关系到英帝国的根本利益。
德尔智访俄及“中俄密约”传闻为寇松煽动内阁对西藏动武提供了借口。
1900年3月，德尔智带达赖的信和礼物再次前往俄国，他取道印度，在加尔各答搭乘海船至长崎，再经海参崴、伯力，由列斯天斯克西进到彼得堡。俄历9月30日（公历10月13日），德尔智觐见沙皇，向沙皇递交信件和礼品。沙皇表示要与西藏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并暗示将给西藏援助和保护。[31]10月2日（公历15日），《圣彼得堡日报》报道了这次接见，德尔智的活动首次在国际上公开披露。11月4日（公历12日），《新时代》发表评论对此事大加渲染：“中国目前的事态足以解释西藏方面寻求向俄国接近……鉴于目前中国政府的状况，西藏寻求俄国的保护是很自然的。中亚人民，比如布哈拉人，或则落入俄国的势力之下，或则寻求她的保护，俄国的声望在他们当中大大上升，以至于不仅西藏，并且中国北部、西部所有与俄国相邻地区都极其自然地行动起来以获得沙皇荫庇下的和平与安宁。”[32]显然，沙皇重视德尔智的来访，目的不仅在于西藏，更主要的是利用达赖在蒙古族、满族中的宗教影响来为它在中国东北、华北的侵略活动服务。英国驻彼得堡大使立即向英国政府报告其事。这时，坎宁已向达赖递送出寇松的亲笔信，寇松满以为西藏不敢拒绝他的要求，对于德尔智访俄反应镇静。他认为，所谓的西藏使团不过是个“骗局”，“与俄国相比，西藏人更倾向于向我们寻求保护”，他“并不为传闻所烦恼”[33]；德尔智不过是个“职业骗子”，“与西藏没有任何关系”，“显然来自西伯利亚””[34]
但是，数月以后，“和平的方式”失败，寇松策划使用武力，他对德尔智出使俄国一事的态度急遽改变。
1901年德尔智再度访俄。他与仲译堪曲和札萨克嘉桑取道尼泊尔，经印度秘密潜行至科伦坡，在俄国领事的安排下，乘船渡海，于1901年俄历6月12日（公历25日）到达敖德萨。俄国敖德萨当局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敖德萨时报》当日予以报道，称德尔智等人为来自西藏的达赖的使团，“负有重要的外交使命”，“主要目的是建立和加强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报道有意强调使团的政治意义，“众所周知，目前西藏在中国的保护之下……现在的这个使者是由达赖所派出的，携带达赖的信件和礼物，拟前往觐见沙皇陛下……在讨论的事项中，使团将提出在圣彼得堡设立西藏常驻使团的问题，以便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35]在俄国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德尔智等人前往彼得堡。6月23日（公历7月6日）沙皇及皇后接见德尔智，沙皇重复援助西藏的许诺，表示希望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交送给达赖的信和礼物。在彼得堡的滞留期间，德尔智等人还拜会了俄国重臣维特。巴德马耶夫会见记者时说：“俄国确实是可以进入西藏的。（德尔智）使团的目的更使俄国能进入西藏了。”[36]《新时代》发表评论说：“对达赖而言，与俄国接近是极为自然的行动。长期以来英国一直要求进入西藏，现在，它正寻机强行闯入，而只有俄国是能与英国抗衡的唯一的力量。”[37]
英国密切关注德尔智在俄国的活动，驻俄大使斯科特连续会见俄国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Lamsdorff），要求说明俄国对西藏的意图。拉姆斯道夫极力否认德尔智具有任何政治目的，称德尔智只是一个俄籍布里亚特人，他来俄国只是要在俄国的佛教信徒中募捐而已。这与罗马教皇派到国外的宗教使节并无任何区别。俄国地理学会对德尔智的来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仅仅是出于学术研究，没有任何官方性质。[38]拉姆斯道夫圆滑的外交辞令，当然不能消除英国政府的怀疑，但英国政府也不想在德尔智问题上大做文章，把事情闹大，倾向于采用外交手段，使俄国对西藏的活动有所收敛。汉密尔顿提议外交部：“拉姆斯道夫既然如此毫不含糊地否认彼得堡使团的外文或政治性质，那么，我认为，最好是逼使他履行他的诺言，并且让俄国政府清楚地知道我们绝不默认任何破坏西藏现状的行动。”[39]9月2日英外交部按照汉密尔顿的建议向俄国发出照会，拉姆斯道夫郑重声明德尔智使团的主要使命是宗教方面的，没有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目的和性质。德尔智所引起的外交波澜看来渐渐平息了。
寇松不满足于外交解决，他连篇累牍向内阁灌输“俄国威胁”，如果俄国建立对西藏的保护，必将对印度“构成突出的威胁”，成为对印度的“严重危险的根源”，俄国对西藏活动的真正用心正在于此，否则，“那个来自拉萨的喇嘛怎么会得到沙皇几乎是王室规格般的厚待呢？”他认为拉姆斯道夫的保证不过是谎言，西藏使团绝不仅仅是代表僧侣，目前西藏的情形正如1878年阿富汗的形势。[40]那时，阿富汗接纳俄国使团到喀布尔，却拒绝英国代表到喀布尔谈判，禁止英国代表越过国境进入阿富汗。英国以此为借口，发动进攻，用刺刀迫使阿富汗坐到英国为它准备好的谈判桌前，签订阿富汗历史上最屈辱最苛刻的条约。在寇松看来，西藏地方原封掷回他的信件，却派遣使团千里迢迢去彼得堡向沙皇致意，如果发动战争还需要什么借口的话，这已足够了，英国也应采取对付阿富汗那样的手段发动对西藏战争。
事后，寇松得知德尔智正是通过印度，从他的眼皮下溜到俄国去的。寇松指责孟加拉政府，借此解除孟加拉政府处理与西藏具体事务职权，指示有关西藏的一切事务必须立即向他报告，由他一手包办处理。
1902年2月，寇松提议采取行动迫使西藏地方与英国建立关系。他致信汉密尔顿说：“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时代错误，在距英属印度边境不到300英里的地方，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国家和政府，我们与它没有任何政治关系，甚至连交换书信也不可能。”[41]提议派遣怀特到甲冈，强行树立界桩，当地的藏民要么向英属印度交税，要么撤出，否则就将他们武装驱逐。如果西藏在这样的压力下仍不与英国谈判，就武装占领春丕，一举结束西藏与外界的隔离状况。
英国印度事务部及外交部不赞成寇松的提议，指出“现在是否是提出西藏问题的适宜的时机”，这是“应该由英国内阁讨论”的重大问题。[42]
英国内阁不愿意因德尔智访俄而改变其对华政策，寇松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来说服内阁。当时，俄国与中国谈判撤军问题，外界议论纷纷，各种猜测传闻，不胫而走，所谓《中俄密约》报道在报刊上、在外交圈子中、在民间，甚嚣尘上。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中俄谈判的内幕知之甚详。清王朝为了得到英国的支持，把谈判的情况随时通报英国，萨道义（E．M．Satow）在幕后为清王朝出谋划策，以挫败俄国的计划。究竟《中俄密约》中有无关于西藏的内容，萨道义心中很清楚。他认为，报刊所载的《中俄密约》是受华俄道胜银行暗中指使放出的一个“探气球”[43]。对此，寇松也应该有所知晓的。但是，出于他的西藏政策的需要，寇松加入了传播《中俄密约》的行列，把他所收集到的所谓《中俄密约》中有关西藏条款的大吉岭的街谈巷议、尼泊尔的“宫廷秘闻”输送给英国内阁，为谣传推波助澜。
就在寇松向汉密尔顿提出对西藏采取武力行动后不几天，印度政府向英国呈送了一份驻尼泊尔专员皮尔斯（Pears）的情报，据皮尔斯得自尼泊尔宫廷中的消息，一个到尼泊尔的西藏喇嘛说：中国、不丹、拉达克已经结成反对英属印度的同盟，俄国允诺予以支持；派遣德尔智到俄国去联系的不是达赖，而是中国的驻藏大臣，现在俄国的工程师已在拉萨帮助制造马克辛机枪之类的武器；同盟计划在1904年对英属印度采取敌对行动，如果尼泊尔要加入同盟，这个喇嘛愿意为其向中国当局提出，击败英国后，尼泊尔可以将其领土扩展到加尔各答。[44]这份情报矛盾重重，漏洞百出，英国外交部认为不过是一派“胡言乱语”。
3月，“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国外辗转来到大吉岭的康有为向英属印度政府透露，庆亲王与俄国签订秘密条约，同意俄国保护西藏。随后，大吉岭当局报告，有情报说：达赖与俄国也达成了一项秘密条约。
现在，寇松振振有词了。他向汉密尔顿说：康有为所说与各种传闻“不谋而合”[45]，“在西藏与俄国间即使没有达成秘密条约，也必定有一个秘密谅解”。[46]在做了一番耸人听闻的渲染后，寇松顺势提出侵占拉萨。6月，他对汉密尔顿提议：“如你所知，我对于俄国方面的这类行径回答很简单……我要毫不延迟地把不列颠军队开进拉萨。我相信，要不了两个月，拉萨就将在我们的掌握之中。”[47]
在寇松的多次催促下，英国政府批准寇松派遣怀特强占甲冈，驱赶藏民。6月26日，怀特率官兵约200人，悍然越境占领甲冈，不顾当地西藏地方官员的抗议，“撤毁纳金隘卡”，“插帐为营”，单方面将边界北移到干坝宗以南的思补纳山一带，“修立石堆，插建洋旗，共有二十一处”[48]，在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内，妄行清查牲畜，以便征收赋税，制造侵占的既成事实。与此同时，亚东海关的英籍税务官员巴尔代为传言：“印政府因见华官无权，不能整治西藏，拟与有权之藏官重订约章。”[49]
西藏地方政权顶住压力，坚持不与英国接触，把英印侵略情形上报驻藏大臣，通过中国中央政府与英交涉。7月7日，驻藏大臣照会寇松责问：“本大臣查西藏与贵国办事，向来具由贵大臣先行照会本大臣知悉。此次未见来文，不识惠大员（按，指怀特）到边之意。”照会还通告：“派委三品衔特用知府何光燮，并知会达赖会派番员，同往边界地方，与贵国惠大员晤商。”[50]随后清王朝也向英国驻华使馆送交内容相同的照会，英使馆复照称，怀特带兵赴边，意在将甲冈的藏民驱出，表示愿意与中方就边界问题谈判，“惟冀驻藏大臣所派何牧及达赖委员，与惠大员聚会，妥商一切，即能将所有历年误会各节，全行销释，永免葛藤”[51]。何光燮到边后未能与英方代表会谈，不久“因病”返回，后来又另有委任，会谈就延迟了。
寇松谋图挑起边境冲突压迫西藏地方与英属印度直接交涉的目的没有达到，于是改变手法，再一次施行通过向清朝施加压力，分化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故伎。寇松要求英国政府就《中俄密约》一事警告中国政府，扬言“任何把中国在那里的权益出让给俄国的企图都将导致英印军队对拉萨的占领”[52]。尽管中国政府声明所谓《中俄密约》决无其事，寇松仍执意采取行动，他敦促汉密尔顿：“乘现在时间还来得及，我认为，我有责任击破他们（按，指俄国人）的小把戏。”[53]
清王朝为压力所迫，向英国发出就有关西藏问题进行谈判的照会。英内阁将照会转给寇松，就谈判事宜征求寇松的意见。1903年1月8日，寇松复函。这是寇松继1901年6月11日之后，第二次全面阐述其西藏政策。[54]主要内容为：
一、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关于西藏的政治问题。寇松说：“任何这类谈判都大大超出地方性的重要意义，需要考察的不单纯是解决边境纠纷和使我们未来的贸易关系得到改善，而是与那个国家的政治关系，以及我们在什么程度上允许其他大国首次对西藏事务施加影响。”
二、必须在西藏“率先行动”。为了说服内阁，寇松重弹“俄国威胁”的老调，编织“地缘政治理由”：“俄国边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与西藏接壤，俄国领土距西藏最近的地方到西藏首府也有一千哩以上，而它在西藏的最南端紧邻印度的北部边境”；现在“传说中的俄国获得某种干预西藏权力的协议已对局势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寇松依据所谓的“传说”，危言耸听地宣称，大不列颠的“竞争对手或敌对势力在如此接近印度的地方立足”，叫嚣：“我们认为，任何国家、政府、帝国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这些利益陷入危急之中，正如我们在西藏所处的那样，那么我们就要坚持自我保护是国家生存的法则，并驱使我们采取扭转危局的措施，把我们的安全置于稳固的基础之上”；“对付这种在我们看来使英国利益在西藏受到直接威胁的危险的唯一的办法是我们率先行动”。
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是“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阻碍，须予排除。寇松说：“我们认为，通过中国的代理与西藏达成协议的努力，由于第三方插入我们与西藏之间，已为过去的事实证明是失败的。我们把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当作一种宪法上的虚构和政治上的偏好来予以承认，它之所以维持下来，是因为对双方都方便。我们的看法是，正如国王陛下（政府）所知道的，一个时期以来一直主张单独与西藏交涉。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点，经国王陛下政府批准，我们一直努力打开与达赖喇嘛的联系。”
四、借与中国谈判之机，实施上述西藏政策。。
1．“不仅接受中国的提议，而且要向他们指出，会谈不应在边境而应在拉萨举行，西藏政府的代表应参加会谈的进程，这是极为重要的。”
2．“考虑到可能发生意外的抵抗，如决定派使团，应有武装卫队护送，卫队应足以克服途中可能遇到的任何抵抗并能确保使团在拉萨的安全。”
3．向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保证：“使团的性质是绝对商业性的，我们拒绝把任何政治意图加诸西藏，我们既无任何宣布保护西藏的意图，也不打算占有该国的任何土地；我们的意图只在于消除西藏与印度贸易方面现今存在的障碍以及建立起睦邻国家应当存在的友好关系和联系的渠道。”
最后寇松呼吁英国内阁抓紧时机，把“危险在其扩展以前就根除在萌芽状态”，“如果现在无所行动，听其发展，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深深地后悔在事情还不算困难的时候没有采取行动”。
寇松1901年6月11日提出“缓冲国”政策，而这份提议的中心是以军事行动来实现“缓冲国”的政治目的。“和平方式”和在边境上施加军事压力都已失败，寇松谋图组织远征军，跨越喜马拉雅山，粉碎一切抵抗，屠杀生灵，进兵西藏神权政治的中心拉萨，通过武力所造成的英国的权威，把“缓冲国”强加给西藏。与中国谈判不过是寇松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一方面借武装护卫使团之名实行军事进攻拉萨，同时利用中国中央政府把西藏地方拖进谈判，使中英双方谈判变为中英藏三方谈判，实现寇松软硬兼施所未能达到的与西藏建立联系的意图，然后再使三方会谈变为英国与西藏单独交涉，最终排除中国中央政府。所谓向中国保证不谈政治问题，是诱骗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的谎言。概以言之，进兵拉萨，武装劫盟，是寇松这份提议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