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人物花木兰是否真的存在...
故事人物花木兰是否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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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部嗯有啊！河南商丘市虞城县营郭镇是木兰故里，她是隋朝时期的人。但花木兰其人其事正史记载不详，所以其生卒年和故里有很大争议。展开全部是真的，花木兰是隋朝人~
展开全部是的。。古人隋朝人。。大夫从军。展开全部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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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真人版的《花木兰》为何会失败　　2020年9月4日，美国迪士尼真人版电影《花木兰》在北美的网络上上映后，口碑就一直下滑，在国内上映后，评分很长时间内都是4.9分，口碑基本上算是崩塌。但是，为何迪士尼投资这么大的一部影片，口碑会崩塌成这样？　　这部电影口碑崩塌的原因有很多，如：场景的混乱，南北朝时期的花木兰竟然住在唐宋之后才出现的中国南方才有的圆形土楼里，祖祠门前竟然放着一龙一凤两个石雕，人物的妆面，剧情设置，服装等。尤其是服装的视觉上，盔甲的制作过于精良、崭新，以致看起来像是一件件道具挂在人物身上，而不像生活中实战的战具。而兵器上硕大的简体“忠勇真”三个字，更是让人怀疑兵器设计者是否研究过中国南北朝时期钢铁剑的制作工艺。一些士兵列阵的情景，很明显能看出来不少远景的士兵都是用CG制作或用真人素材一一复制出来的。这些方面已有不少人讨论过。本文从另一方面——家国情怀——来探讨一下这部影片的失败之处。　　花木兰的故事来自中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木兰辞》。现在一般认为，木兰是虚构的文学作品形象，现实中可能有原型。而木兰最初并没有姓氏，《木兰辞》中只称其为“木兰”。到了明代，徐渭创作的杂剧中有一折木兰从军的故事，他为木兰的父亲取名“花弧”，木兰也就被称为“花木兰”。　　南北朝时期，北魏与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之间常有战争。征兵令到木兰的家乡后，木兰之父也在征召之列。但木兰之父已老，木兰只有姐和弟，而无兄长可以应征，于是改装赴戎机，代父从军，多年后回归，但不愿做官，只愿回到故乡，尽上自己的孝道。　　在《木兰辞》中的木兰，放在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下，她的代父从军，是否有着崇高的杀敌报国的理念？恐怕未必。因为作品开头写木兰愁绪满怀，主要是因为年老的父亲被征召入伍，而父无长子、木兰无长兄，迫于王命和孝道，木兰才不得不替父从军。至于木兰是不是像一些影视剧所表现的那样，本来就爱舞枪弄棒的，也很难说。因为这是剧情的需要。事实上的木兰，更可能本来只是一个勤习女红、纺织缝纳的弱女子，这一点，在《木兰辞》的开头说得非常清楚。　　至于说为什么木兰最终能“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也没什么奇怪的。战场上阵亡的人太多了，但存活下来的也不少，木兰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在那个年代，人不一定非要有崇高的理念才去保家卫国，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王命所差，不得不去争战。有的朝代是不战时务农，战时成兵；有的朝代是只为吃粮当兵。至于有忠君爱国的思想、打仗是为国尽忠，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王命所差，不得不战。而木兰打仗的原因只是为了年老的父亲着想。　　当然，经历过战争的人，亲眼看过流血牺牲的人，其思想和看事物的角度往往会有异于常人，甚至有人会因此患上抑郁症。但战争会改变木兰，这一点几乎是肯定的。至于说将木兰改变得有家国思想、认识得到升华，还是认识到战争的惨烈，只想着能活下去，家里还有父母需要孝敬，这些都无从知晓。但《木兰辞》透露出一些信息：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已归到壮士之列。至于是家国一体的思想造就了壮士的她，还是活下去的希望使她不得不从“当户织”的木兰改变成壮士，这些也很难知晓。　　这样说并不是要贬低木兰，只是将木兰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尽量还原一个做为“人”的真实的木兰的样貌。因为《木兰辞》才是木兰故事的根本，那里所描写的木兰，才是具有历史真实感的木兰。　　但是，就像每逢外敌入侵就要宣扬岳武穆精神一样，木兰后来成为“谁说女子不如男”和抵御外敌的代表之一，渐渐被符号化、高大化、精神化。　　所以，木兰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慢慢成为一个象征，女子能顶半边天，女子照样可以保家卫国。所以，以前每逢外敌入侵，在宣传动员方面，男有岳武穆、女有花木兰几乎成为标配。　　而将木兰和家国情怀牢牢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运动。　　中国1949年统一大陆，结束了清代末期开始的外强侵略、军阀混战的局面，经历多年战争，国力弱，武器装备落后。1950年抗美援朝，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美军相比，落后很多，志愿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到1951年夏，全国人民开始为战争捐献武器。　　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当时有个心愿，就是带着“香玉剧社”进行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1951年8月，常香玉先生与剧社人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六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1952年2月，常香玉和“香玉剧社”终于实现了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的愿望，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剧社号”。　　在巡回演出的剧目中，最重要的是豫剧《花木兰》，由常香玉先生扮演花木兰。　　豫剧《花木兰》改编自京剧《木兰从军》，其中著名的唱段是《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至今仍是很多人能张口就来的唱段。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豫剧名家马金凤将传统戏《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在各地巡回演出，激励抗战士气。　　1953年，常香玉先生随赴朝慰问团到朝鲜进行慰问演出。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豫剧《花木兰》摄制为黑白戏曲片，上映后，这部戏曲电影伴随着常香玉捐战斗机的事迹迅速风靡全国，常香玉先生也被称为现实中的英雄花木兰。　　所以，从“木兰”到“花木兰”，木兰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和符号，是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妇女界——抵御外敌的代表和象征，所以，木兰的故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人们喜爱木兰的故事，已经不再是《木兰辞》中那个“原始”木兰，而是精神化的英雄木兰。　　但是，迪士尼版的《花木兰》的精神中心，显然和这一点有巨大偏差。　　首先，迪版将一个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甚至上升到历史意义的木兰故事改编为一个神魔鬼怪剧，当片中凤凰飞舞、巫师的形态可以快速在人类和飞禽间切换时，木兰已不再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真实感的人物，而只是虚无的玄幻神魔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知是美国人是有意回避“抗美援朝”、“豫剧《花木兰》”、“常香玉捐战斗机”这些和《花木兰》有深切关联的、但有些“尴尬”的史实，还是根本无法理解已被精神化、英雄化的木兰之于中国人的意义，而将全剧神魔化。这样的木兰，完全不再是中国人心中的木兰。　　其次，迪版将木兰“符号叠加化”，即，不管是否合适，一堆中国式符号都堆在木兰身上，所以就出现了本来可能适合用在张三丰身上的所谓的“气”的东西，强行安在了木兰身上。木兰从军的动机也不再以“代父”为主，而变成了“御气而发”、让“小宇宙”燃烧的“圣斗士”。类似的还有美国人按自己的理念搞出来的所谓“忠、勇、真”精神。结合《木兰辞》和历史的真实来看，木兰代父从军只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万里赴戎机”，出发点没那么复杂。就算为了剧情的需要，可以像2009赵薇版《花木兰》那样，可以让木兰从小就有男儿性格，也算能圆上剧情。但为什么要在木兰身上搞出“气”和“忠、勇、真”这些令中国人感到有些迷茫的东西？　　再次，迪版很显然是用《蜘蛛侠》、《超人》等“美式英雄主义”的芯，套了一个中国古典故事的壳，至于现实主义中的木兰是怎样的，美国人似乎并不考虑，他们在一些动画翻拍成真人版的影片成功之后，恐怕只是想着如何输出“迪士尼”和“美式”的英雄理念，面不是《木兰辞》或《花木兰》中的那个古代中国的木兰的英雄事迹。所以，木兰所在的军营场面小得可怜，像一个小型武校一样，每天练练拳脚，或是提着木水桶登高，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少林寺》中李连杰饰演的角色，提着木水桶一边跑一边被大黄狗追着咬的情景，两者的形式和目的几乎一模一样。　　影片故事的最后，仍然是皇帝被柔然阴谋家所困，木兰只身护主的好莱坞式“英雄”故事模式。这不但与《木兰辞》的故事情节相差甚远，也与中国人心中那个已精神化了的木兰相差甚远。　　如果迪士尼是翻拍《阿拉丁》真人版，中国人可能瞧个稀奇或看个热闹，而对影片内涵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阿拉伯人。但真人版《花木兰》翻拍得如何，还是得中国人来评价。　　具有一点讽刺意味的是，在迪版《花木兰》上映同时，B站几乎同步推出了2009赵薇版《花木兰》。这部电影2009年上映时，豆瓣网评分一度是6分。但2020年9月B站线上重映该片后，B站评分一度高达8分。至少，这部影片的木兰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感和历史真实感，服装、化妆、道具、布景、场景也有一种真实感，一些战争场面也非常真实、宏大。　　反观迪版《花木兰》，一些战争场面人数少得可怜，一些远景中的人还要用数字技术进行“复制”或用CG技术来制作。军列、战场、服装、道具、布景……虽然豪华，但看着不像那回事，几乎全是美国人根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想像出来的，观影后的最大体验，大概是：这是穿着豪华戏服进行的一场美式英雄主义的服/时装展。　　之后，B-站还向用户推送了由常香玉先生主演的黑白电影戏曲片《花木兰》，出人意料，这部老戏曲片竟然在B-站短评中获得了几乎全五星的好评：　　当然，B-站也不忘向用户1939年黑白故事片版《花木兰》。同样，这部老电影也获得了大量好评：　　人们纷纷惊呼：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花木兰。　　　　有人或许会说了，这是文化隔阂造成的，外国人拍中国故事片，因为文化的隔阂，很难拍好，所以不要太苛责迪士尼了。　　真是这样吗？　　1987年，由意大利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在中国执导拍摄的故事片《末代皇帝》上映，1988年，该片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创音乐等九个奖项。无论是服装、布景、表演，都极具中国特色，虽然原片人物的对白是英语，但人们仍然感觉这是中国的故事。慈禧之死场景中的喇嘛，紫禁城前的马拉轿车、老式汽车、人力车等，宛如从清末老照片中走出来的一般，而只有导演剪辑版中才会有的文革“忠字舞”片段简直如同纪录片一般真实。　　据说当时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想在中国拍三个题材，其中两个题材比较敏感，所以得到允许拍摄《末代皇帝》。据说导演一度为拍摄资金发愁，而好莱坞却愿意提供赞助，但要把持对内容的修改。导演于是拒绝了，宁愿卖房也要自己拍完。　　结果，1988年包揽了奥斯卡金像奖九个奖项。而在中国，并没有很多人骂这部影片。　　同样是外国人拍摄的中国故事片，《末代皇帝》在豆瓣网网上的评分高达9.3分。　　这只是文化隔阂造成的吗？　　同样的，还有由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印度故事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同样是由印度人创作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同样是由外国导演在印度拍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2009年奥斯卡金像奖取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音响效果、最佳电影剪辑、最佳原创歌曲七项奖和最佳音效剪辑、最佳配乐提名。　　这只是文化隔阂造成的吗？　　这样的例子不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做为一个外国导演，要到目标国度拍摄目标国度的故事，首先要怀着尊重之心，去研究一下这个故事在目标国度中的详细情景，而不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认知强行套到这个故事上；其次，要用心去做研究，故事在目标国度中应当是什么样的，最好在影视化的前提下保持它的样子，而不是按自己的认知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外国人拍别国的故事并不是一拍就翻车，只要遵守两点，基本有成无败：一曰尊重，二曰用心。有此二者，基本都成功了。　　但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却失败了——很明显地失败，至少在中国是这样。这又说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