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袁世凯是怎么窃取到革命果实的，还得从武昌起义的爆发开始讲起。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远在美国为革命筹措经费，在报纸上得知了起义的消息。然而，孙中山并未立即回国，而是收拾行装动身前往了英国伦敦。原来，此时的清政府早已国库空虚，而维持战争所需的军饷和军火都需要钱。以清政府的财力而言，这些都是难以维持的。所以，孙中山预料到，为了筹集军费，清政府便会向外国银行借款。而这意味着，中国的主权也必然会被清廷作为抵押品卖给外国。而且，假如清政府借到了军费，清军的屠刀便会肆无忌惮地挥向起义军民。孙中山于 1911 年 10 月 14 日抵达英国伦敦，开始了与四国银行团的交涉。由于当时他仍被清廷列为通缉犯，所以孙中山首先要排除清廷海外使节的阻挠。同时，他还须据理力争，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廷借款。最终，经过孙中山的据理力争，四国银行团表示将保持中立，不向清政府借款。这无疑大大削弱了清政府的财政实力，对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中山乘船抵达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当天，成千上万的市民围在码头，迎接这位为革命奋斗了十几年的大革命家，二十一响的礼炮声响彻天空。早在孙中山归国前，许多报纸都传言他此次归国携带有百万巨款和数艘战舰。孙中山上岸后，蜂拥而上的记者便急忙询问道：此时，南北和谈已进行了两次谈判，南方代表提出了四项先决条件：此外，早在 1911 年 12 月 2 日，各省代表就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归来」的决议案。这显示了革命军各省代表对封建残余势力的软弱和妥协，也预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虽然和谈条件对袁世凯有利，但他仍然在逼清帝退位一事上犹豫不决。孙中山回国时，武昌起义已过去了两个半月，已有十七个省份宣布独立。面对民众的呼声，清政府仍不愿放弃封建君主制度。因此，革命党人准备「敲打」一下袁世凯，以督促其尽快「弃暗投明」。1911 年 12 月 29 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举行，并决定在会议上推选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终，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并于 1912 年 1 月 1 日正式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1912 年 1 月 1 日，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一个崭新的时代就此开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到北京，顿时把袁世凯气得火冒三丈。孙中山就职后便向袁世凯发出了「暂时承乏，以待贤者」的电文，希望袁世凯「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袁世凯心中明白，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就是要逼迫他早日表态，支持共和，推翻清廷，而他并不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袁世凯随即发出三份电报。首先，他命令冯国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联名通电反对共和。其次，袁世凯撤销了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的职务，宣布以后的和谈事宜由他本人亲自负责。最后，袁世凯电告南方和谈代表伍廷芳，说清政府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同一天，北洋军的冯国璋、段祺瑞等 48 名将领发表联名通电，坚决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这一切使得清廷的王公大臣倍感欣喜，更加依赖袁世凯和他统率的北洋军。随后，袁世凯便进宫向隆裕太后进表忠心，顺便又成功要来了三百万两库银作为军费。在获得充足的军费后，袁世凯便又摆出了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南北和谈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而此时，袁世凯派出的由张勋领导的辫子军也正在向南京进发，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本文概要1、大纲：了解武昌起义成功后，北洋势力争夺胜利果实的过程2、时间跨度：1911年—1912年3、重要名词：武昌起义 临时约法 清帝退位 真假共和4、重要人物：孙中山 袁世凯 汪精卫大势所趋1911年的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第一枪，随后各省立即通电响应，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独立，成立各省的军政府。各省区革民党人的武装起义和群众运动，汇合成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清政府已经听到了丧亡的钟声，皇帝退位已经是大势所趋，所剩的无非是时间和程序问题。南北对峙大浪淘沙，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此时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虽然有建立同盟会时确立的革命宗旨，也有建立共和的革命目标，并且取得了一定范围内的成功，但是在中国大地上，依然存在着众多的政治派别和势力。北京有支持清政府的保皇派，有反对革命的立宪派，有执掌着北方军政大权的北洋系势力；地方上也是派系林立，各省打出的拥护共和的旗帜难分真假，有真共和有伪共和，有随风倒跟风派，有阴谋割据的独立派。整体上大致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临时约法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宣传革命，作为革命的首倡者、多年来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他回国后立即受到革命党和基层人民的热烈欢迎。为了结束当时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政府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成立了，随后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标志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孙中山宣布实行“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的国策方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不愿意看到一个领土完整、民族统一、军事强大的中国，而这个国家的政府先前一直对他们俯首称臣，拱手出卖主权和经济利益；帝国主义甚至不愿看到中国发生任何革命和变革，以免影响他们在中国顺利地攫取即得利益。当他们看到清政府这艘破船行将沉没，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局部成功，他们不得不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以阻止革命继续进行，延缓和破坏中国统一进程。列强纷纷登台表演：俄国欲占东北，策划了外蒙古独立事件；日本急不可耐的直接出兵中国；英国则频频通过驻北京公使干涉中国内政。最后，他们都看中了握有实权的袁世凯。革命党的妥协-对外武昌起义胜利后，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认为其未来的共和政府与西方列强具有体制和理念上的一致性，故而对列强能帮助中国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幻想，且希望换取列强对新共和政府的外交承认，因而很快宣布承认列强在华的既得利益，承认清政府与各国先前订立的条约，继续承担赔款和外债。但事与愿违，帝国主义并不买账，并不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革命党的妥协-对内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军气势旺盛，且各省支持、全国人民人心向背一目了然，革命党内部激进派也打算继续北伐。但是在袁世凯北洋军的大举进逼下，特别是北洋军攻占汉阳和汉口后威胁武昌，革民军遭到军事挫败；另外又经过帝国主义的调停，革命党放弃了继续向北进军的计划，转而同意和袁世凯势力停战进行和谈。袁世凯的两面手法历史上对袁世凯褒贬不一。最初人们并没有看出他假共和，真独裁的面目。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企图独揽大权，实际上他既想让清政府倒台，又想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解散，由他另立一个名为共和的全国统一的独裁政府。但袁世凯也知道当时形势下，全力镇压革命已经不可能，但扶持清政府又非己所愿、不得人心。于是采取了纵横捭阖、软硬兼施、逐步攫取利益的两面手法。一方面在许诺优待的条件下恫吓清政府、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武力压迫革命军、通过和谈欺骗革命党，从和谈中捞取政治利益，逐步窃取革命党手中的胜利果实。拱手让位革命党组成复杂，内部并不团结，源于他们对民主革命的最终目标认识不一致，对民主革命缺乏经验，多数人认为只要清帝退位，革命就算成功，只要袁世凯承认共和就达到目的，其它方面都可以让步。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还是比较清醒的，他逐步看透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但却无能为力。他不但无法统一革命党内部的思想，还受到了党内很有影响力的汪精卫等人的围攻和责问：“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之位吗？”于是，孙中山只好公开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氏宣布同意共和，他本人愿意辞去总统，让位给袁氏。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取了。更多历史文章，请持续关注公众号 “云竹文斋”！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摘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8卷编载了法国外交部、陆军部以及英国外交部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关中国问题的电文、信函、备忘录、报告等重要选译档案。通过对上述资料及同时期其他法国外交部原始档案、原始报刊等内容的解读，可见袁世凯自辛亥年复出主政以来，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外交方面，其所面临的困难异常艰巨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妥善解决。这既是对近代中国国家命运不由自主的一次有意义的历史重现，同时也可就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力量的真实情形予以更为全面、深入的探察。关键词：辛亥革命；袁世凯；政治处境多年来有关辛亥年至帝制败亡前后的袁世凯研究，国内学界的研究侧重仍是以袁世凯权力兴衰之脉络或发散或推衍开去，而其中袁世凯威权政治走下坡路的起点，又几乎一边倒地将其定格于帝制运动的开启。似乎诸多的“不得人心”，便能在百日之内将清末民初最有权势的独裁者拉下马。从辛亥革命的“不可一世”到洪宪帝制的“瞬间崩塌”，其间仍蕴藏着诸多不解【1】，而这也恰恰说明了以往研究没能将上述两个问题纳入一整体思考之缺憾。此番通过对《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8卷所载之法国外交部、陆军部以及英国外交部相关选译档案的深入解读，并辅之其他法国外交部原始档案、原始报刊等佐证，以期对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所面临的政治环境进行一次历史的重新梳理，而这也有助于对清末民初袁世凯政治力量之实情能有更为全面的认知与评判。一、武力平定无望(一)可用之兵有限根据1911年12月8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信函可知，武昌起义伊始，仍愿效忠清廷的军队就只有“禁卫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其中第二十三标的一部分已叛逃)镇;第二十九协(河南)和直隶混成协;还有被称为“武卫左军”的直隶省军队;热河混成协。”【2】当时除去拱卫京师的31300人外，余者之大部皆征调前往湖北征讨革命军，且几无后援。【3】尽管相对于革命军而言，征讨之清军此时仍占据了优势【4】，但绝对兵力数有限，却是一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清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也越发的不稳定，先是陕西，紧接着山西，之后河北等地相继爆发革命。虽然从结果论，这些地区的革命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但若从当时军事部署而言，清廷在军事上的窘迫已暴露无遗。比如湖北征讨军的第一期构成，即第一军，其主力大致“第一镇的第一步兵标、第一骑兵标;第二镇;第四镇;第六镇的一个协。”【5】由于首战革命军失利，清廷随即用冯国璋接替荫昌，并组建湖北征讨军的第二军继续驰援，其主力构成“驻扎在奉天的第五镇第五协;驻扎在奉天的第二十镇第四十协;驻扎济南府的第五镇。”【6】然而事实上，由于上述部队驻扎分散、铁路运输能力、各地平叛需要等种种因素，征讨军在湖北战场真正能够投入作战的军队其实非常有限，根据法国时任驻华武官高拉尔德的情报显示:在阳夏战役期间，清军只有极少的部队实际参与作战。“王朝军队拥有大约二万五千人(第三混合协、第四镇、第十一混合协)，……在10月底，王朝军队掌握着汉口，……在王朝军队为从正面进攻汉阳而进行的几次毫无成效的试攻与革命军的局部防御之后，冯国璋将军决定从北面包抄阵地，他把这一战斗任务交给了他的预备队(第十一混合协)，该协从北面五十公里处出发，经过五天未受扰乱的行军后与革命军交火，这时冯将军让第四镇开始进攻汉阳。经过三天的战斗，冯终于从侧面夺取了阵地。……但是王朝军队却没有利用胜利的时机在第二天就立即进攻武昌。”【7】为何此时的征讨军没能一鼓作气拿下武昌，多年来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基本与苏全有先生的论断别无二致，即“袁世凯试图借敌自重，反对扼杀武汉民军于萌芽之中，力主缓攻。……所以汉阳战役之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武昌，开始和谈。”【8】然而对此结论，困惑依旧，因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有关征讨军的研究可谓千篇一律，且相关结论又几乎完全建立在中文史料文献及其史实的基础之上，所以也就导致了上述问题不称之为“问题”的某种定式。不过此番通过对英、法两国外交部、陆军部等档案的解读，却意外发现原来这一主流论断还是存在可商榷之处，而其中最为凸显的一大疑问，就是当时在湖北战场的征讨军究竟有多少兵力。通过查阅相关中文官方档案与报刊记述，最为明了的是武昌起义后有多少支官军先后被征调加入湖北征讨军与每次战斗的大致结果，至于战场之细节、具体军事部署与实施情况等第一手材料却着实不易寻觅，而这恰恰是一些外文研究文献的所长。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各种外部势力涉足甚深，也由此产生了诸如各国官方档案为主体的大量外文文献。因为不同于中国人的视角，加之各自在华情报网络的构建【9】，所以确有不少非常有价值却为中国人所忽略的重要文献。回到上面的疑问，从武昌起义后就身在战场前线的一些西方国家驻华武官或军官的报告中【10】，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征讨军在湖北作战期间，真正能够使用的军队屈指可数，而原先奉调的大部分军队并没能按时完成集结。之所以未能及时赴命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北方地区革命暴动频繁，而清廷可信任的军队又十分有限，所以为稳定北方之大计，原计划奉调的很多军队后来大多另有任务，自然应对武昌方面革命军的征讨军则不得不长时间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投入作战。虽然革命军羸弱，汉口与汉阳相继收复，但若陷入持续拉锯，抑或者说东南革命军重兵驰援，那么届时征讨军方面是否还能有取胜的把握，显然已在两可之间。对此，无论是清廷，还是袁世凯应该是心知肚明的。【11】(二)军队战力存疑湖北征讨军的主力构成，基本是以当年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为底子，可谓当时中国诸新军中之精锐。然而就是这样的一支军队，竟然首战即告失利。根据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Picot)10月24日的报告可知:“18、19日两天，官军和革命军双方前锋部队接上了火，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最终官军急速后退42公里，并丢弃了军营、粮草和火炮数门。而革命军方面在打扫完战场之后，便撤回了汉口，现全力加强该城市四周的防御工事。”尽管此役清政府还投入了海军，但是“炮轰效果也很不理想，打得不仅不准，而且它对租界的威胁要比对革命党的威胁大很多”，所以“嗣后水师提督萨镇冰只得暂时放弃进一步行动，率领舰队顺江而下，先去加煤和物资储备。”【12】其实革命党的这一胜利，并不值得一提。根据时任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10月20日的报告，不难发现其实战前“几乎所有外国人都认定，来自保定府的6个营和4000多河南兵要想获胜，易如反掌。”结果通过交战，法国人这才发现“原来交战双方的士兵同样缺乏战争经验和战术素养，只不过革命党人的热情和取胜信念远胜于官军，所以也正是凭借这些精神因素决定了战场的最终胜负。”【13】众所周知，由袁世凯创建的北洋军是清末军事改革的典范。在这方面，国内学界可谓成果斐然，似无需赘言。然通过此次对英、法两国外交部档案以及部分法国在华军官报告的解读，却发现原先之论断实在值得推敲。因为剖析具体战场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北洋军，其战斗力只是略强于革命军。且以湖北征讨军为例，通过对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与英国驻华武官韦乐沛各自报告的梳理，基本可窥见大概: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尽管从武器装备、训练水平以及后勤保障等诸方面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以北洋军为基干的征讨军相对于七拼八凑的革命军，在作战方面却并没能展现出多少过人之处。虽然征讨军随后攻克了汉口、汉阳，但这样的胜利唯一能证明的也就是:革命军之败，并非北洋军的强大，其根本还在于革命军自身的不堪一击。这一点在时任法国驻汉口领事侯耀的报告可以得到证实:“真是未曾想到，革命军竟如此快地放弃了汉阳。原以为政府军要夺取这么重要的军事重镇，起码得付出巨大的代价。”【16】而当时正在战地参访的《上海大陆日报》英国记者埃德温.J.丁格尔则更为直接地指出了革命军的软肋:“大部分的革命军人都是乌合之众，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行动，对于战争的无知已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尽管在数量上，“革命军占优势，但是只有受过训练的军人，才是战争的获胜者，可当时革命军部队中经过训练的士兵，却不足五分之一。”【17】不仅如此，更为糟糕的是，“武昌城中湖北和湖南军队，自战败之后时有摩擦。因为他们在互相指责对方该为最近几次战斗失利承担责任。”“目前好几千的湖北士兵情愿转入官军的行列，也不愿意和被他们视为对头的、现在战友并肩作战”。【18】不仅仅湖北征讨军，其他北洋军在辛亥革命期间的表现同样令人大跌眼界。以曹锟统帅的第三镇为例，其作战任务是平定山西境内的革命暴动，结果亲赴前线的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却看到了以下这一幕:“12月8日(第三镇)开始进攻，……在10、11、12日进行的战斗并不大，而后革命军在几乎未遭损失的情况下放弃了非常坚固的阵地，经由铁路向西逃散，他们没有严重地破坏铁路，而是把畅通的铁路留给了王朝军队。”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第三镇的战场表现，高拉尔德的评价很低:“如果根据第三镇来评价清朝军队，它没有表现出人们本可寄予更高期望的新的军事素质。纪律和战术在军队中很不完善，似乎只是在组织和武器方面有所进步。这使人隐约感到，目前还存在外国干预的便利机会。”【19】辛亥革命期间北洋军的糟糕表现，抑或者说当年袁世凯统制下那支北洋军的过于惊艳，都让很多西方人士不知所以然。对此，时任法国《时报》记者、同时也是法国近代著名远东问题专家洛德(JeanRodes)似乎找到了某种解释，他在法国著名政治杂志《观点》(《L’Opinion》)上特别撰文指出:北洋军的衰败，主要责任在于铁良一人。因为“自袁世凯失宠之后，其政敌铁良利用其担任兵部尚书之便，一方面故意将北洋军中最优秀的军官打入‘冷宫’，另一方面又将该军的指挥权交给一些无能之辈，并且军饷也不再定期发放。”更为严重的是兵员素质明显下降，“因为经济原因，原来的很多老兵纷纷选择离开部队，而新征召的士兵往往需要几个月，才能补齐老兵留下的空额，且训练很不系统，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部队的战斗力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所以显而易见，1911年的“这支北洋军已经不是外国军官所赞叹的那支袁世凯在1905-1906年所创造的杰作。”【20】(三)军心已然涣散开赴湖北之初，征讨军的士气还是比较高涨的，“他们对于开往前线似乎十分高兴，……因为在讨伐期间，他们得到政府通常克扣的全部军饷和一两加饷。”【21】不过与此同时，英国驻华武官韦乐沛中校却明显感觉到了讨伐军中所存在另一股强烈的情绪:“在汉口时，经常与许多军官、军士和士兵交谈。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所干的差事，即与自己汉族同胞打仗，确实是违背他们中很多人的意愿。”【22】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以下这样局面的出现:在武昌方向，“清军至少已有三万人上了战场，他们若有我们的军事专家所预料的十分之一强的战斗效率，就能很快地把叛乱平定。”【23】不久逃兵频现，成为了最为棘手却又难以根除的顽疾，并且这一现象迅速地在清军中蔓延。比如第一镇，除拱卫京师留驻外，余者在湖北征讨军第一期就已入列。结果湖北首战失利后，就出现士兵溃逃现象，待南北议和停战期间，该部更是因为“士兵逃跑而大量减员，以至被勒令退至汉口北面二百公里处。”【24】再比如原驻长春的第三镇，刚接到入关作战命令，就发生了100多人逃跑的严重事件。对此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不由地感慨:“朝廷还在犹豫是用海运或是铁路输送这批部队，(可是)从满洲派遣部队到如此遥远的战场上去，(届时)将会有很多人开小差。”【25】为稳定军队，袁世凯严令度支部必须首先确保军饷和军备费用的按时供给，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在当时又谈何容易，因为国库已空、外国借款也无望。从1912年1月5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信中，便可一窥袁世凯的忧心忡忡，“严重的财政拮据使这位总理大臣陷入窘境，……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分析，其手边的资金连一周时间都维持不了。”为此袁世凯把筹钱的目标对准了清廷，尤其是皇族。首先，通过“发行‘爱国公债’，……向官僚阶级强行征索，虽是一种权宜之计，……报告说已卖得约一百万两。”其次，“另外两百万两从皇族成员的捐献中获得”。第三，逼迫皇室变卖宫中藏宝，也因此“袁世凯从宫中获得八千根金条，每根十两重，总共相当于约二百八十万两白银，加之其它白银进项，总数达到三百万两有余。”这样一来，不仅各项军费有了着落，而且政府运转的开支也有了暂时的保障，“无疑大大加强了总理大臣在这场危机中的实力，也将消除人们对北京在今后三、四个月中因政府缺乏资金而垮台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的担心。”【26】只不过这样一来，原本就很微妙的袁世凯与清廷关系将变得更趋紧张。二、清廷戒心依旧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召回袁世凯的呼声就已此起彼伏，西方列强更是将袁世凯视为挽救清廷的不二人选。1911年10月16日的法国《时报》(LeTemps)就认为:“假如袁世凯还能为满洲朝廷着想，他必将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进而重建他的权威。那样的话，尽管目前面临困境，但是局势将很快完全倒向有利于朝廷的这一边。”【27】而法国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则是因为在当时那么多的朝臣中，“歌功颂德的大有人在，善于行动和指挥打仗的人却是无比稀罕。”【28】在11月13日，袁世凯即回到了阔别近三载的京城，并在第一时间完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其内阁成员的一大特色，就是大多皆为朝廷内的改革派。”【29】从实际效果来看，袁世凯的走马上任，无疑对稳定北方政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北京的出逃风潮因此戛然而止”，并且“很多离京避难之人纷纷也返回京城，满载着出逃返乡之人的火车又开回了北京，仅11月16日一天的统计，就有约9000人返回了自己在北京的家中。”【30】至11月底，北京又逐渐恢复了平静，不但商铺也像往常那样的热闹，而且那些原寄居于使馆区的达官贵人也开始重返自己的寓所，政府的各个衙门重新开门办差。【31】然而清廷在第一时间召回袁世凯，却没能很好弥合1908年的芥蒂。因为根据1911年10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函可知，袁世凯对于此次被朝廷再次起用的基本认识是:“摄政王只是利用其名望，借以维持北洋军的忠诚，但不会给他实际权力，去镇压革命暴动。”【32】不过现实可能比英国人的判断更为严峻，因为时任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在1911年11月27日发出的电文就可以说明一切:“自到达北京以来，袁遭到了召请他来相助的皇室猜疑和持续不断的仇恨，据说这种仇恨甚至发展到危及他生命安全的境地。如果说一些年轻的亲王好像还顺从于他，那么众多的满洲人却丝毫未减对他的敌意。……由于对在袁的周围策划的不计其数的阴谋所引起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和所有行政机构的几乎完全混乱的状况缺乏了解，应当说袁所遇到的许多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困难都为我们所不知。”【33】不过袁世凯毕竟政治经验丰富，他迅速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即一方面通过在军事上攻克汉口、汉阳的事实，逼迫革命党开启和谈;另一方面挟胜势进行军队重组，“逐步将所有的重要职务交给这些忠诚于他的人，而且他已经这样替换了几乎所有的北方军将领。”【34】此外还增加其在京的军事力量，比如把“驻直隶的一些军队”“驻河南的军队(三千人)调来北京”等举措，以确保其人身安全与在朝话语权【35】。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袁世凯对于清廷的上述防备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随后南北和议的关键时刻，即“关于皇帝退位问题”悬而未决之际，“一颗炸弹扔向袁世凯，当时他正由皇宫返回，炸弹使他身边数人受害。”而当时从法国方面的情报显示，“谋杀的行使者们是受皇族某一成员的委托，该皇族成员一直激烈反对总理。”不仅仅如此，在御前会议上的皇族态度也渐趋强硬，“第一次会议中，老亲王(庆亲王奕劻)充当了退位的辩护人，只有很少的人反对他。但是第二次会议时，老亲王改变了之前观点，并带动了皇族会议的好几个成员和所有蒙古亲王附和于他。”【36】对此，袁世凯也毫不示弱:一面“让四十七名将军向朝廷递交一份申请书，申明战争不能继续，对王朝而言最好的办法是退位，那样人们将会向它提供好的条件。”一面“将秦皇岛地区的第三镇”“将目前在兰州制止叛乱的第三协的一部分”相继调回北京，其目的“为了防止朝廷和满族贵族的绝望举动。”【37】显然，袁世凯此举是想通过进一步加持其在京的军事力量，从而对清廷形成有效制衡与威慑。12月6日，原本主持朝政大局的摄政王辞职，从此清王朝由内阁总理袁世凯和皇太后裕隆共同执掌，但其实袁世凯一人独裁【38】。这样的朝廷格局在时任法国驻华公使代办斐格看来，“无疑标志了满人亲王政权的终结，并且也剥夺了皇室成员参与议政决断的大权。”【39】对此，清廷内部的一些王公大臣很是不满，他们欲求助外援，以抗衡甚至取代袁世凯。根据1912年1月25日的法国《晨报》(LeMatin)可知:“在1月24日的一次皇室秘密会议上，前摄政王和载涛等王爷提出向日本求援，以摆脱袁世凯的控制和平息革命的方案。对此裕隆皇太后表示了赞同，并责成王爷们与日本进行相关谈判。”【40】不过由于列强中立原则的束缚，日本方面并未做出实质的响应与行动。三、列强间主导权争夺自武昌起义以来，无论是清廷、袁世凯，也包括革命党，这三大国内政治势力彼此已成僵持之困局。【41】无疑列强的作用在此时也就凸显地更为重要。此外基于一战前的世界格局、各主要国家的内政状况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考虑，当时能对中国产生实际效能和巨大影响力的首推便是日本，而这显然不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于是乎针锋相对的举措相继面世。从表面上看，干预还是中立，似乎是英日之间当时最主要的分歧。但究其根本，还在于对中国命运主导权的争夺。(一)英、日立场异同1.英国方面首先倡导中立。在1911年10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的电文中这样写道:“我认为目前调停行不通，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满洲人正为了皇位和生命而战，以对抗一场广泛的反王朝运动，似不可能有妥协的基础。没有任何一位起义领导人被看成是整个革命党的代表。随着斗争的发展，也许会出现某种调停机会。据说袁世凯有充分的自决权提出可诱使起义者放下武器的条款。正在开会的资政院无疑可在皇帝和人民之间充当有用的媒介。但在袁世凯到达汉口和革命运动的力量得到充分检验前，外国的调停是得不偿失的。”【42】随即在同年11月8日巴黎东方汇理银行召开的法英德美银行团会议上，作为英国银行团代表之一的熙礼尔提议并获通过:“由于目前局势不明，决定银行团暂不接受财政援助的申请。”此外也进一步明确“银行团不在货币改革借款合同名义下，提供更多贷款或支付款，直到证实中国有可信赖的政府。”【43】尽管之后不久，法国方面欲向清廷提供小额度的贷款，但立即就为英国所制止。格雷更是立场鲜明地批评了法国的这一做法:“我和英国银行团同样认为该贷款违背了上述原则，……即使以地方贷款的形式，我认为仍应反对，因为这可能被革命党解释为过分支持现存政府。因此我希望法国政府在目前情况下，不再向中国行政当局的机构进一步贷款。”【44】其次主张中国实行君宪。在1911年11月14日致英国外交部长格雷的电文中，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立场鲜明地认为:“保留满清王朝作为国家的象征元首，而同时如所承诺地作立宪的改革。共和体的政府在我看来，仍不适合于中国，而是一项冒险的尝试。”【45】对此，格雷颇有同感，在其年12月5日致日本代办备忘录中，也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在清王朝名义的统治权之下的立宪政府，将为目前危机提供最佳解决办法，而共和制则是行不通的，可能引起中国的全面分裂。”【46】2.日本方面首先企图干涉。在1911年10月20日法国驻华武官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的信函中可以看到:“在日本方面，中国的形势对它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故此它似乎不甘于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观众的角色。日本不满足于第一个派遣一艘巡洋舰到汉口，它现已有四艘鱼雷艇在天津(18日晚间到达);最后根据一些情报，第十七师(团)(尾子山)大概已接到了整装待发的命令。驻扎在辽东的第五师(团)的两个团也能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被运送到天津。日本几乎能随心所欲地拯救或是毁掉清王朝，在冲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它不管怎样也能在中国取得更加占优势的地位。”【47】法国的上述担忧，也在1911年12月1日英国外交部长格雷收到的《日本政府给日本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的指示》得到印证:“眼见中国局势如此，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在中国拥有重大利益的列强，此时此刻不应该再保持纯旁观者的态度了，起码他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48】其次主张中国实行君宪。同样也是在1911年12月1日英国外交部长格雷收到的《日本政府给日本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的指示》中，日本对于中国的未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政府的意见是，共和制度不但就传统条件看来，在原则上对中国不实际，而且就目前环境而言，中国要把这个理想付诸实行，根本也未准备就绪。……所以日本政府认为，挽救中国局势的唯一最好办法是，一方面放弃空洞而不切实际的共和制度理想，另一方面要满清废除独裁制度，开始尊重汉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实际由汉人治理的政府，但名义上仍在清朝的统治之下。”【49】(二)英、日直接交锋1.围绕军事干预在1911年11月11日英国外交部致日本驻英公使代办山座圆次郎的备忘录中，郑重其事地言明其立场:“如有保护山海关以远铁路的必要，格雷爵士倾向于同意日本有权承担此责任。然而目前唯一的问题是警戒北京至沿海的铁路，以保持交通畅通，尚无外国军队占领北京———山海关线以东以北任何地方的可能。……因此认为目前即便山海关的铁路，也无需守卫。……朱尔典爵士强烈反对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过分的行动，因为这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并引起其他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行动的趋势。”【50】然而日本并没有就此放弃，在南北和谈召开伊始，12月5日时任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再次抛出“干涉”论调:“他的政府已经得出结论，以不可缺少的外国干涉来恢复中国国内秩序的世纪已经成熟。”对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再次重申了英国固有立场:“使用强权迫使这亿万人民去接受一种他们所反对的政体，将会引起极为严重的后果，对此我几乎不敢想象。鉴于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侨，大多同情革命事业，英国尤其可能视此为畏途。因此对我们来说更加义不容辞的，是尽我们的全力去促进斗争双方的直接谈判，以避免上述的不幸事件。【51】无奈之下，日本最终还是妥协了，在同年12月11日《山座先生递交的备忘录》中做出保证:“尽管日本政府目前对其成果结局不能抱太大的希望，只要没有出人意料的情况发生，他们就不反对赞成英国政府的看法，如果后者认为在采取任何步骤前要等待即将来临的会谈结果是否得当的话。”【52】2.围绕君宪关于中国的未来，日本的方案一直就是君宪制。相对比之下，英国的立场则呈现不断的变化，即从最初倾向君宪，到最终也能接受共和。究其根源，还在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因为辛亥革命期间真正有能力迅速扩大在华权益的列强，当时也只有日本，而这显然不是英国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更何况近代英国外交的一大传统，就是构建均势外交。“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并且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所统治的那一个国家。”【53】在欧洲，英国是这样做的，同样在中国，亦是如此。武昌起义爆发后，基于中国局势以及在华列强态势，即“整个扬子江以南是共和党，激烈反满，而北方追随袁世凯，赞成立宪政府。但没有哪一方想保留摄政王。……目前列强做出任何维持王朝的协定，在这个国家都很不受欢迎，并使列强因此而负重大责任。他们将被看作是反对半个多中国公开愿望的专制统治的拥护者，将不得不准备在必要时迫使南方接受他们的方案，……这可能产生不断的压力，让日本和俄国凭借其军事上的接近之便，获得令人不快的保护其庭院的办法。”【54】于是英国人的具体策略就是用好革命党这块“挡箭牌”，促生南北和谈。这样既可使其倡导形成的列强“中立”得到有力保障，同时也可比较有效地钳制日本君宪计划。比如袁世凯三百万两临时贷款一事，尽管法英德美四国银行团最初有批准意向，但在1911年12月11日《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电》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位英国外交部长的谨慎态度:“向袁世凯贷款的意见，不应由英国政府发起，……但仍然认为应告诉袁世凯，默认革命党是得到贷款的必要条件。”【55】最终四国银行团还是搁置了这次交易。【56】又比如袁世凯借列强施压革命党一事，格雷迅速做出回应并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您应该强烈驳斥袁世凯所发表的言论，因为他的言论是有害的，而且至少就英国人来说，也是极不真实的。”因为基于“上海《时代新闻》今天的电讯说，由于袁世凯公开宣称英国和日本决定支持中国的君主制度，必要时愿借用武力，结果这项宣称使得中国问题变得更复杂了。”【57】然而事实上，袁世凯的上述言论，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1911年12月26日《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电》中，日本政府的“挺袁”态度可谓跃然纸上:“(日本外务省)请我电告日本政府的观点，其要点如下:六国应当真诚地呼吁革命党尽力接受有限的君主制，指出他们在这种政体下几乎可以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日本政府认为一旦各国默认袁世凯关于代表会议的建议，他们的立场就要服从会议的决定。”【58】经过几番交锋，日本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在1912年1月6日《窦纳乐爵士致格雷爵士函》中，日本政府重申了其立场:“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都是经过同英国政府磋商的，……虽然他们认为对革命党进一步施加外交压力是极为有用的，但当他们得知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这类行动是不适宜的，只会激怒革命党后，他们立刻撤回了这一论点。”【59】由此可见，革命党之于英国抵制日本在华扩张，确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然英国人却从未考虑与革命党的合作，就如1912年1月6日《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所表述的那样:“无论君宪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对中国来说不仅现在不适宜，而且未来若干年也不适宜，问题在于它能够得到一批治国干才，至于政体采用什么称号，只不过是形式而已。”【60】不难发现，英国人也同样不看好革命党人为建设共和国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不仅如此，英国还直接从中作梗，硬生生地掐断了革命党人从日本方面获取贷款的可能。在1912年1月25日《格雷爵士致窦纳乐爵士电》这样写道:“有一笔以铁路线为担保的三百万元沪汉铁路借款，其中一百万由大仓洋行提供，余额由横滨正金银行和其他银行分担。据说这笔钱将到革命党人手里，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然有消息说日本政府拒绝支持这笔交易，但据我们所知，如果日本政府真的不批准，正金银行就不会参与，因而这笔借款违背了日本和其他政府迄今一直遵循的严格的不干涉原则和禁止向双方提供任何借款的原则。”【61】日本迫于压力，只得搁置与革命党的上述交易。“1月26日，窦纳乐爵士回函报告说，日本政府已对借款事件加以阻止。”【62】综上所述，无论是军队、朝廷，抑或者英、日为首的列强，其实均在不同程度上对辛亥革命期间的袁世凯及其方略、行事构成了直接挑战。尽管这样的挑战在当时还不够致命，加之袁世凯拥有比革命党人更为丰富的政治经验与更为老练的政治手腕，似乎已无人在民国与之争锋。然殊不知，上述的这些挑战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逐渐消逝，反而蛰伏形成的一个个隐患伴随着袁世凯随后目空一切的政治膨胀也同样变得越发巨大，最终上演的洪宪帝制不过百日便是最好的印证。由此可见，之所以袁世凯能够在辛亥革命中实现渔翁得利，其根本要旨并非其所依托的政治力量有多么强大，而在于他的主要对手革命党人实在过于羸弱与匮乏。作者：庄和灏，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北洋军阀史研究编辑：加贝北洋军阀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