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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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
张博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环境史 、北方民族史。在《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
摘要：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是内蒙古高原的地质脊梁与生态屏障，影响着周边农牧民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两座山脉巨大、绵长以及“半面山”的构造特点，使其南北两侧的广大区域形成了异质性较强的自然环境，为它们近代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地理基础。大兴安岭东南部与阴山南部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激发，原本经营牧业民众的生产生活发生巨变，而大兴安岭西北以及阴山北侧则仍维持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山脉两侧地域之间的生产生活差异也日趋明显。即使山脉两侧均经营的畜牧生产，亦因环境的不同呈现多样性。另一方面，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因地质地貌差异、地域分异规律而形成了多样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类型，而这些对于周边民众的生产生活至关重要，正是内蒙古高原这些山地的存在，使民众能够在最短的距离获得最多样和异质性的资源，更有利于其生存与发展，故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生产者，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的资源都是其维持生存的重要因素。因此，山地与草原、沙地等一样是内蒙古高原民众生息的家园。近代以来，两座山脉亦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对此我们既要尊重先民的生存权利与贡献，也要认识到两座山脉及其周边环境与资源的多样性，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关键词：内蒙古高原；阴山；大兴安岭；环境史；历史地理；人类家园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既是狭义内蒙古高原的界线，也是该区域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屏障，更是周边民众赖以生存的家园，在内蒙古高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环境史视域下内蒙古高原研究不可忽视的对象。关于山脉历史的研究，国外有所谓的“文明不上山”理论，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费尔南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都有过相关讨论。此外，由于山脉往往处于一个国家或势力的边缘地区，难以快速穿越，因而使其长期游离于国家秩序与税收系统之外，且常成为流民、反叛者等群体的避难所，故山地常被污名化，多以封闭、落后、野蛮的形象出现。
而在中国，内地的名山大川并不被摒弃于历史之外，虽然山地内部仍有政府管辖不及的流民与反叛者，但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道士高僧等群体对于这些山脉的登临游赏、修观建庙、赋诗作画等活动，反而使其有了文化高度，为世人所向往。但中国边疆地区的山脉却往往与此不同，特别是阴山、大兴安岭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与游牧民族势力交锋的前线，其名称虽然广为人知，但出现在诗词曲赋中，多带有苦寒、离别、野蛮和死亡的意象，人们更多关注它们的军事价值，而对其真实面貌与其他多样价值则相对陌生和漠视。近年来，我国史学界逐渐加强对内蒙古高原山脉历史价值与影响的关注。在阴山山脉方面，部分学者开始从历史、地理、生态等多个视角综合分析阴山对内蒙古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如王明珂将森林与山地视为匈奴理想牧区必备的生态要素。唐晓峰在此方面也多有研究，他通过山地对于匈奴在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贡献的分析指出:“草地加山地才构成匈奴世界的完整环境。”侯甬坚通过对阴山山脉地理特点的分析指出:“阴山山脉具有补充草原生活的必需物质，以及所具有的战略要地地位，是匈奴等游牧民族对于这座山脉的最大依赖。”王绍东则重点分析了阴山对于匈奴在军事防卫、资源利用、抗击灾害与精神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在大兴安岭的历史研究中，相关学者多从经济史、民族史和环境史等视角，通过对其周边民众生产生活、交往交流及思想文化变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对内蒙古高原自然环境变迁、区域社会经济开发、民族互动融合等重要问题进行探讨。此外，学界对于我国北方与西北地区其他山脉的多视角研究，对本研究也具有较大的借鉴与启发。
关于历史时期大兴安岭及阴山山脉的研究虽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有继续深入的空间。首先，在研究时段上，相关研究多集中于秦汉时期，对于其他时期的探讨相对较少。第二，在研究视角上，部分研究多将这两座山脉视为均质的，对其内部因自然地域分异规律而形成的多元地理环境及其与各族民众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则相对忽视。第三，在分析思路上，相关研究注重对人类活动的分析，多将山脉视为均质的背景与配角，对于山脉的地理环境特点及其与民众生产生活之间互动的分析较为不足。中国特色的环境史研究强调“以人为本”与“生命共同体”的结合，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在关注人的同时，亦重视自然因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理念在深化内蒙古高原山地与人类社会互动研究方面大有可为。
一、宽广、深长的单面山体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自中生代以后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一致的构造过程”，因而在地貌等特点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首先两座山脉山体均广大绵长，且有较为明显的分段，大兴安岭呈东北－西南走向，全长1100多公里，平均宽度200－300公里，平均海拔1000－1500米，总体上可分为南(黑龙江谷地到洮儿河谷)、北(洮儿河往南至西拉木伦河谷)两段，清人温睿临称:“兴安山者，袤亘二万余里，称为外万里长城。”阴山呈东-西走向，绵亘1200多公里，平均宽度50－100公里，平均海拔1500－2000米，自西向东可分为狼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大青山、灰腾梁、大马群山等，被视为塞北山脉之祖。
第二，两座山脉“由于高平原的隆升与山前的断陷作用，形成了单面山的形式，一坡下降急峻，一坡下降平缓，自平原望之，山势巍峨，而且被流水切割成深沟峡谷，山麓有洪积冲积扇分布，但越过山脊之后，山势下降，平淡无奇，逐渐没入蒙古高原，这里流水作用显著减弱，山麓地带普遍分布着风力堆积的砂层。”其中，大兴安岭东坡高差700米，陡峭而地势低，西坡高差300米，地势高而平缓。清末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从东坡上山(阿鲁科尔沁一带)穿越大兴安岭，“往上无路皆岩石，行车非常困难”，甚至“仅凭一牛之力很难翻越，遂使牛马共同使力，再抓来几头在附近游荡的牛”。而1871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大兴安岭西坡则看到“陡峻的峰岭忽然改换了形态，变成低矮浑圆的山丘”。而阴山南北两侧的落差更大，其南坡“崭岩峭壁，势如屏障”，呈明显构造断块地形，有着1000多米的落差，明成祖称阴山地区“若因山为堑，因壑为池，守此谁能轻度?”勹与先生在1912年从南向北翻越阴山蜈蚣坝时，看到“车道壁立山巅，俯视距地面数十丈，稍一不慎，即有倾折之虞”。而其北坡则“地面平坦，间有低微的起伏，倾向北下”。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的这两大地理特点给山脉两侧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首先，这两座巨大的“半面山”的存在，使直线距离相隔不远的山脉两侧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气候环境。由于高大山脉对北部寒冷气流的阻挡，大兴安岭东南部和阴山山脉南部有着较好的热量条件，而大兴安岭西北部及阴山北侧气候则相对寒冷。如清人姚明辉发现，在阴山山脉南部的阿拉善地区“于十月中秋气尚未尽”，而至阴山北侧则“寒气即酷烈”。鸟居龙藏穿越大兴安岭时发现岭西的西乌珠穆沁地区“相比巴林、阿鲁科尔沁开化晚一个月。兴安岭东部一月前已有花苞，兴安岭西部现今才有花苞”。普尔热瓦尔斯基1871年从阿拉善出发，顺阴山北侧东行时，频遭暴风雪袭击，待其通过乌加河峡谷穿山至阴山南侧后，气温骤升，他感叹道:“转眼之间，我们从冬天又回到了大自然遗留在阿拉善的温暖的秋天”。
此外，高山的阻挡还使山脉两侧的降水亦有较大的差异(见表1)，东南来的暖湿气流遇山地阻挡抬升，在大兴安岭东南侧以及阴山南侧形成了相对丰富的降水。而相比之下，两座山脉西北侧由于水汽被挡而降水稀少，如在大兴安岭北部老哈河流域降水仅有其南部山峦地区的1/4，而阴山南侧的降水量有时能到达北侧的2.1倍。
气候环境的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土壤性质，如清人姚锡光指出:“东北蒙部，东腴于西，南腴于北”，其中“东以科尔沁左右翼两中旗为腴，南以巴林、阿鲁科尔沁、东西扎鲁特为腴”。而岭西的诸如浩齐特部“地质差同，土少沙多，类多下等，苟及中资，已称腴美”。阴山两侧亦有类似情况，如北侧茂明安旗“浅草平沙”、乌拉特中公旗“土壤少而沙砾多”，而南侧的乌拉特西公旗则是“土壤肥沃”，而且山脉以南“有许多地表土较薄，地力窳劣之处，但一经深耕，则表土与黏壤之心土混合，即适垦矣”。
上述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山脉两侧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有较大的差异。但在近代以前，山脉两侧多为游牧民族活动范围，总体上都是逐水草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也较为相近。而随着近代蒙地农业的大幅发展，大兴安岭与阴山两侧民众因环境不同而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日趋明显。在生产方式方面，大兴安岭东南与阴山南侧游牧民较早接受农业生产，如明代阴山南部的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就已“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倡导种植之情如此这般”。至近代该地更成为放垦重点，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八旗以及鄂尔多斯部之达拉特、准格尔、郡王旗等均已以农业为主。大兴安岭东南侧诸如扎鲁特、喀喇沁、科尔沁、翁牛特、奈曼等部在晚清时期也以农业生产为主，如奈曼旗“主要以耕田为主，黍等谷物充足”，科尔沁左翼后旗“人重耕稼，牧养即不大讲求”。相比之下，大兴安岭西北及阴山北侧的蒙古族民众仍坚持传统游牧，特别是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地区，更是取代科尔沁等，成为内蒙古牧业发达的代表，“牧畜之盛，推乌珠穆沁为巨擘”。
值得注意的是，山脉两侧环境之差异，使民众即使进行同样类型的生产，也会有所不同。如阴山地区，同为畜牧生产，其南侧察哈尔部分地区“夏时苦旱，泉源枯涸，马有渴瘦之忧”，而其北部乌兰察布牧区则“赖阴山、贺兰山之屏荫，水清草茂，夏与春同”。同为农业生产，农作物的种类及其生长时间亦受山脉两侧不同环境条件的影响，如阴山南侧地区“宜长农作物，如高粱、糜、黍、榖、粟等”，且“其作物生长期，约一百八十日”;其北侧则“宜长根耐寒农作物”，作物生长日则“仅一百五六十日而已”。大兴安岭地区亦是如此，在农业生产上，其“南部接近直隶、奉天一带，与北部兴安岭一带，在气候上有一个月以上的差异”，这对于民众劳作时间和作物种类有一定影响。而在畜牧生产方面，山南部牧场牧草2月下旬至3月上旬即可萌发，而其北则要至5月中旬萌发，进而使山脉两侧民众的畜牧生产时间与节奏亦有不同。
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山脉两侧民众的生活方式也产生巨大差异，如在居住方面，大兴安岭西北部即今锡林郭勒盟牧民仍居住移动式的蒙古包，乌珠穆沁地带甚至在“岭东地区的内蒙诸旗王府大都是中国式房屋结构，而该旗王府全都是绒毡式的便于移动的蒙古包”。大兴安岭以东之巴林、克什克腾、翁牛特等地蒙古族的居所则以固定式蒙古包为主，其“周围绕以墙壁，部落之缘渐见耕地焉”，再往东南行则“蒙民家屋，纯为砖木构造，周围筑以土墙，绕以柳栅”。在饮食方面，大兴安岭东南地区黍米等粮食已十分丰富，如鸟居龙藏称:大兴安岭东南部“扎鲁特却是农业兴盛，于是我们能够吃到蒙古黍子的机会多了起来”。而山脉西北部则仍以传统乳、肉为主。村田熊三经过调查指出:岭西蒙古族“牛奶的摄取量大约是岭东蒙古人的两倍多”。阴山南北两侧亦是如此，南部河套平原、土默特平原成为全国知名的粮仓，“沿大青山脉行，距山数里，尽为膏垠，作物殷茂，穰穰满篝”。而与此相比，阴山北部仍旧是游牧草场。生产生活的不同进一步使山脉两侧原本同为牧民的民众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如大兴安岭东南部的喀喇沁、翁牛特等地蒙古族“语言、风俗等均已汉化”，甚至“喀喇沁蒙古人一般被其他地方的蒙古人称为易日根，即变成汉人了的意思”。阴山南部的归化城土默特民众更是早已“与汉民无异”。总之，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巨大、绵长且“半面山”的地质地貌特点，使山脉两侧的生产生活环境有了较大的不同，且随着近代农业人口的大量涌入，大兴安岭东南部与阴山南部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开发，牧民生产生活发生巨变，而大兴安岭西北以及阴山北侧则仍维持着旧有的生产方式，山脉两侧民众的生活习俗差异也日趋明显。正是这两座山脉的存在为这一区域民众的生存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资源与生活选择。
二、山体多样性、地域分异规律与民众资源利用
已有研究在分析大兴安岭与阴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价值时，往往将这两座山脉视为均质的一体，因而在分析时只强调山脉整体，而忽视其内部的多样性。由于这两座山脉并非完全连续的山脉，其内散立的诸山有着各自的特点，因而使大兴安岭与阴山均具有多样性。首先体现为山体地质地貌的多样性;第二体现为由地域分异规律所带来的资源的多样性。
(一)地质地貌多样性与山地交通
大兴安岭与阴山都是不连续且较为绵长的山地，我们以洮儿河为界可将大兴安岭分为南、北两段，其中北段长670公里，海拔高约1000－1100米，山体浑圆，整体平坦而宽阔，“很少超过20°以上的斜坡”;南段长约450公里，山岭海拔在700－1000米之间，山体比北段狭窄，且受流水侵蚀严重，南坡地貌破碎，而北坡则有沙丘起伏。阴山也是散立而不连续的，自西向东由狼山、乌拉山、大青山等多座山脉组成，这些山亦有着各自的地质特点，如以卓资山为界，以西诸山比以东诸山山势更为高峻、陡峭。
山系内多样山体的散立，首先为山脉两侧民众提供了通行道路，而各山地质条件之不同，又使不同的穿山道路有着不同的通行条件。如大兴安岭总体上呈“东侧比西侧稍急峻，由北方进南方，渐次缓其倾斜之度”的特征，故翻越时会因选择道路的不同而有不同感受。如日人松本隽通过考察称:“贯大兴安岭之东西，有数条之车辆道以连络散在山脉东西之诸部落。”能够支持车辆通行，可见其选择之山谷通行条件之好。但同样穿越大兴安岭的鸟居龙藏却没那么幸运，他们选择的路是扎鲁特王府开凿的道路，“十分陡峭，一侧是万丈深渊。如此，行路非常困难，特别是牛车”。与大兴安岭相比，阴山山脉由多座分立的山组合而成，历史上是游牧势力入塞之要途，因而其在通行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多样性更早就得到关注。如汉朝侯应就曾指出:“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来往差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曾经长期掌控阴山地区的游牧民众不仅能驰骋草原，而且在穿山方面亦有着极强的能力，大股骑兵能灵活穿越阴山两侧，除上文所述的匈奴外，鲜卑首领拓跋什翼犍面对苻坚进攻，“时不胜，不能亲勒众军，乃率诸部避难阴山，度漠北”。巧合的是，数十年后，其孙拓跋珪面对内部叛乱风险时，也“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二者都在紧急时刻率领部众实现了快速的穿山转移。暾欲谷也曾告诫突厥可汗“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可见山地不仅是防御屏障，更是游牧势力在式微时重要的逃生之所。因此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牧民不仅对草原了如指掌，更对山脉中的道路及其通行条件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
阴山多可供通行的山口，其支脉狼山“东西数百里，随处皆有通漠要道”，如大巴图口、什探口、阿达口等等;大青山则有石拐、大万家沟、大马群沟等等。1871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穿越乌拉山时，“只见当地人骑着驴或骡子，从山口出出入入，特别忙碌。这条峡谷并不狭窄，山间小路十分通畅，只有南坡的某些路段稍显陡峭”。可见当时山口的繁忙景象。民国时期张佐华在阴山中见“许多行路人，都肩着包袱，拿着手杖行路，还有许多很笨的牛车、马骡等运货的队伍”。何东辉在夜色中的大青山内也见“满坑满谷都是大车，是从阴山外起黑早赶道来的，大部都用牛拉，上面鼓着油麦的袋，土人爬在上面策着车子”等等，可见阴山并没有成为两侧蒙古、汉等族民众交往交流的阻碍。特别是数量众多、不为官方重视、在历史记录中默默无闻的山口，这些地方虽通行条件稍差，但“歧路百出，外蕃部落，最易藏匿匪徒，盘查所不能及”，在战乱时期，往往成为山脉两侧民众交流或逃难的生命线，有时也是军队奇袭的要道。
(二)地域分异规律与山地资源多样性
地域分异规律是反映地理环境要素分布特征的规律，包括纬度地带性规律、经度地带性规律、垂直地带性规律、非地带性现象等。大兴安岭与阴山主要受垂直地带性规律、纬度地带性规律以及经度地带性规律影响，使其在资源上具有多样性。多数关于大兴安岭与阴山历史的研究往往直接强调其垂直地带性规律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垂直地带性规律具有叠加性，即它是“在纬度地带和经度地带基础上发生作用的，是在纬度地带和经度地带上的叠加”，且山地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片广阔区域，故我们不能忽视经度地带性与纬度地带性的影响。
“纬度地带性规律是地域分异规律的基础”，其实质就是“南北差异”，主要体现在纬度不同所带来的气温差异上。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兴安岭在此有更为明显的体现。大兴安岭北段(黑龙江河谷至洮儿河)纬度较高，气温较低，植被主要以针阔混交林为主，而南部地区则相对纬度较低，气候温暖，植被以森林草原为主。清人程厚、郭文田奉命在科尔沁右翼前旗调查时，总体由西南逐渐向东北行，详细记录了所见景物:
“自巴彦召入境以来，经洮南渡交流河，弥望不见一树。洮河两岸开有弱柳数丛，仅供制器编篱之用。及至扎萨克府，始有榆、杨等树，大者径二尺，小亦尺许。自是而北，每二三十里辄见树林，行渐北，林渐多，树亦渐大，平地尽榆、杨、柳等树，山间则柞、桦之属十居四五。”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看到，二人在渡过交流河(洮儿河南部支流)时所经地域并没有树木，待北行至洮儿河地区时已经开始有了弱柳丛，而洮儿河也正是大兴安岭南北分段的界线。他们再往北行至扎萨克府时就见到了“大者径二尺，小亦尺许”的榆、杨树，再北行就逐渐见到了更大更多的树林，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因纬度地带性差异而展现的植被类型演变。正是这种纬度地带性差异，不仅使得大兴安岭内部资源更为多样，也使得其两侧农牧民接触和利用到的资源也有所不同，进而使其生产呈现多样性。如大兴安岭北部为呼伦贝尔高原，“高原里有中央平原，和呼伦贝尔两池附近的砂质草原”，牧业发达;而其“山地的东及东南缘边河流分割，河谷两旁也有小型的冲积平原”，农业兴盛，加之山内的林业、狩猎、矿业，使得地区民众生产更为多样。
东－西走向的阴山则在经度地带性差异上更为显著，主要体现在因海陆分布不平衡而造成的降水差异上。阴山东西绵亘1200多公里，跨越11个经度，其东部可达接近华北平原的桦山与大马群山一带，而西部狼山、乌拉山等则深居内陆，因此降水“自东向西递减，介于400-150mm”，这样的气候差异直接影响到了植被，“阴山山地的干草原，随着经度的西移，灌丛化的程度逐渐加强。东部蛮汗山和苏木山地区的干草原，灌丛郁闭度不能构成灌丛草地;而大青山西部及乌拉山地区的干草原，灌丛草地面积占50%以上，灌木产量的比重可以达到50%”。这种经度地带性差异带来的干湿差异，使得阴山山脉东、中、西各段的生产条件亦有差异，进而影响到民众的生产。如同为阴山山脉北侧的畜牧生产，其东段多典型草原，草产量相对较高，在以羊为主的牲畜结构中，牛、马亦占相当比重;而其西段多荒漠草原，草产量相对较低，多灌木，在以羊为主的牲畜结构中，马、牛比重相对小，骆驼比重增加等等。总之，受经度与纬度地带性影响，大兴安岭和阴山呈现多样植被类型，而这也意味着山脉两侧民众即使在同一高度山中放牧、采伐，而面对的植被及资源类型却不一定相同。如大兴安岭北段东坡的民众在海拔300米处就可以采伐到阔叶林木，而大兴安岭南段东坡的民众则须在1500米以上才可采伐到。又如阴山东段北坡牧民在山麓附近就可以利用到干草原，而阴山西段北坡牧民则只能迁至更高处才可以利用到干草原。因此，察哈尔八旗所面对的阴山山脉与乌拉特三公旗面对的阴山山脉，在资源、地貌等方面是有一定程度差异的;科尔沁右翼前旗面对的大兴安岭与克什克腾旗面对的大兴安岭亦各有不同。
山地最典型的地域分异规律是垂直地带性规律，主要体现为因高度不同而导致的温度、日照、降水等差异。山地垂直地带性分异突出表现在植被方面(见表2、表3)，日本学者三田村六郎横跨北部大兴安岭时发现:
“东侧斜面，即甘河上流地区，以白桦、辽东桦、枹栎为主的阔叶林居多，以纯林或者混交林的形式生长。但是甘河下游是草原地带，不见树木。”
甘河上游地区处于下游地区的西北，且海拔较高，因而从上游至下游有明显的从森林到草原的变化，这是垂直地带性与纬度地带性叠加的表现。普尔热瓦尔斯基在大兴安岭西坡下山过程中亦记录道:
“乔木和灌木林骤然消失，高峰和耸立的峭壁也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丘陵起伏的草原，出现了蒙古高原上典型的动物:鼠兔、黄羊和蒙古百灵。”
这也突出体现了垂直地带性差异带来的景观变化。阴山地区亦是如此，如1871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翻越穆尼乌拉山时发现:
“这座山的边缘地带植被稀疏，仅有少量的灌木，如野桃、榛树、黄色野蔷薇，以及沙喇哈达山和舒玛哈达山都有的树种。随着山势升高，灌木丛越来越稀疏，继而出现零星的乔木带，多为赤松和榆树。在距离山脉北侧十来俄里处，从海拔5300英尺(1615米)以上的山地开始，树丛已然密集成林。而且山势越高，森林越发广阔和繁茂。”
内蒙古高原平坦广阔，从东部的呼伦贝尔高原至西部的阿拉善高原，虽因经度地带性差异会导致草原类型的不同，但这一区域整体上仍是以草原或荒漠为主。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垂直地带性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为草原地区的民众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资源，突出体现在林木、动物等方面。如1871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穿越乌拉山时详细记录了山中所见物种(见表4)。
从表4记录中可以看到，乌拉山中的资源类型远比其所处的荒漠草原地区丰富，山内山外明显是两个世界。这点普氏也明显感觉到，并在出山时留下了一段珍贵记录:
“峡谷两侧自然特征和地理形态截然不同:山峰急剧地倾没于谷地，树林、山涧和点缀着野花的草地，忽然间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荒野———沙土质、缺乏水分，如地板一般平坦。栖息于丛林和山地的鸟兽不会在这里露面;野山羊响亮的叫声、山鹑‘咯咯咯’的啼鸣、啄木鸟敲击树干的声音，也全都再听不到了。出现在荒野上的是黄羊、百灵，以及将自己无休止的吟唱充塞于宁静夏日的无数螽斯。”
从上述普氏的记述，可以明显看到山内和山外在景观与资源方面的异质性，而这对于周边民众的生产生活极为重要。内蒙古高原平坦广阔，虽由于经度地带性的差异使草场有从草甸草原到荒漠的变化，但其大部分地区的整体景观与资源具有较大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牧民驰骋上百公里所接触到的物质资源可能是相似的。而“用距离尺比较，垂直变化比水平变化快600倍”，这就意味着山地的存在可以使牧民在更短的距离、用更短的时间来获取更为多样和异质性的资源。如匈奴冒顿单于依靠阴山“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故西汉侯应称阴山为“夷狄之大利”。又如北魏太武帝派人“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再如明代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利用阴山林木“巧修拥有八座奇美阁楼的城市及玉宇宫殿”。至于山地内的动物资源更是为周边民众所重视，如北魏长孙嵩称“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北魏统治者更常至此校猎，收获甚多。故无论是农耕还是游牧生产者，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的资源都是其生存发展中重要的因素，而非仅仅是一个阻敌的屏障。
三、山地开发中的环境问题
近代蒙地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空间与资源，人们逐渐深入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进行开发，而这也带来诸多环境问题。首先就是林木资源的大量减少。如在阴山地区，《宋书》载阴山“深远饶树木”;明人萧大亨亦称“腴田沃壤，千里郁苍，厥草惟夭，厥木惟乔”;清人张曾也称阴山“远近望之，岚光翠霭，一带青葱，如画屏森列”，可见山地林木之盛。但随着开发的深入，至民国时期，仅阴山支脉大青山内就有“户五十至二十，最小的人户相距十余里。大家可住三四十人，小家可住十余人”。这些民众来源多样，“大部产业都是由内地(河北、山东、陕西，特别是山西)来的人经营，而且是规模颇大的地主经营”，具有较强的耕种开发能力。此外，由于草原牧场面积的缩小，使得山地陵谷成为重要的放牧地，部分牧民在山林放牧时“牛羊散牧陵谷间，有树木则嫌其碍目，必悉除之，以便瞭望牲畜，相沿成习，不育培植”。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山内植被的自然生长与恢复。而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建筑、开垦等方面的需求进一步加大，民众对阴山林木的采伐也进一步加剧。如大青山紧靠归化城等城市及农业区，采伐相对更为严重，“昔年大青山林木丰盛，取材甚便。旗官簮缨相继，省垣及乡镇，凡蒙官住宅，类皆崇墉峻宇，规模阔大”，这也使大青山“松、柏、榆、桦，虽仍天然生殖，但以终年采伐，存量无多，成材更少”。乌拉山则早在乾隆时期就已有大规模的官方材木采办活动，“绥远建造衙署，悉于此山取给”。至民国时期，山地林木砍伐力度持续增大。如在乌拉山地区，“后山垦地发达，所有垦民住房木料，咸赖是山。故成材大树，不可多视”。又如大青山一带部分垦民“凡稍广平的山坡，都垦作农地，并且伐木取材，只知摧残，不谙保育”。从平绥铁路望去，大青山一线已是“童山濯濯，罕有森林”。
大兴安岭地区亦面临林木资源锐减的问题，19世纪40年代，法国人古伯察在翁牛特旗发现“所有的树棵均被砍伐，山峰上的森林消失了”。清末，鸟居龙藏在昭乌达盟地区调查时亦发现赤峰地区“往时树木较多，如今砍伐殆尽。唯有河流附近有些柳树和榆树”，而喀喇沁地区昔日“树木苍翠，今多乱砍滥伐。王府边乱砍滥伐，边从东边迁徙至现在的位置”。程廷镛在经棚地区发现名为“头把火”的地名，“盖殖之初，林木过密，无从开辟，只好放火烧之，是以谓头把火。其次有二把火、三把火，均在此地上游，现在森林俱已斩尽，烧炎日缺”。此外，战争对大兴安岭的林木亦有极大的破坏，如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南两部，当日合抱之木亦不少。自日俄战争之际，东、南部村屯皆当前敌正冲，俄人屯兵处蹂躏稍好，日兵囤积处墙垣毁坏，树木无不斩伐，几无一树之存”。民国时期，“兴安岭山腹地区亦出现耕耘”，山内林木也因大规模开采而进一步减少，且“由于人口的增长，大量垦荒耕种农作物，加之对森林不加保护，滥砍盗伐，光山秃岭日渐增多”。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森林植被的破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的水土流失。清人吴禄贞曾指出:“蒙古已开荒各旗，汉民之勤，往往山角高瘠，不能播种，人力之锄松，风力之飘扬，雨流之冲刷，数年之间，腴壤而森森露石骨矣。”阴山地区“峻岭崇山，连绵万里，但无林木，大雨之后，山洪爆发，河道淤塞，宣泄困难，泛滥成灾，雨止水涸，仍为沙河”。如清水河县“县境多山坡陆地，一般居民类多垦殖，绝少森林区域”，致使“数十里内，童山秃丘，极目荒芜”，遇到山洪时“肥料悉被冲去，故地多硗瘠，收成不佳”等等。近代以来，人口增加和开发加剧等给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带来的林木过度采伐及水土流失等问题日益明显和严峻，不仅影响到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与可持续发展，更影响到了两座山脉防风沙、养水源等生态作用的发挥。
四、结论
大兴安岭与阴山山脉不仅是内蒙古高原的地理地质脊梁与生态屏障，而且是周边农牧民众生产生活的依靠，更是其美好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脉的存在不仅曾为他们提供了阻敌的屏障，更为进一步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生活与未来的发展。大兴安岭与阴山巨大、绵亘的山体，以及独特的“半面山”的构造，使山脉两侧民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有了巨大的不同，更进一步地影响到了民众的资源利用、生计选择、文化习俗等，这点在清末蒙地放垦后有着更为明显的展现。而由于地质地貌的差异与地域分异规律，两座山脉多样的地理环境与资源类型对于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不合理开发的加剧，大兴安岭、阴山山脉都出现了林木资源减少，进而导致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不仅影响周边民众的生产生活，更影响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作为内蒙古高原重要生态屏障在防风沙、养水源等方面作用的发挥，从而影响到范围更大的区域。因此，对于历史时期这两座山脉开发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总结。
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先民的生存权利，以及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中的重要贡献，站在具体历史情景上，去分析他们的开发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入对两座山脉地理特性的学习与总结，特别是对其环境与资源多样性的把握，从而更好地去分析山脉在内蒙古高原社会历史发展、人类家园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民众在开发利用山地资源中的经验与教训，避免陷入“环境破坏论”或恶化论(declensionism)中。
【注】文章原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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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印象中，如秦皇汉武，唐祖宋祖般赫赫有名的人物让人敬佩，名流千古，也有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等不畏强权的民间英雄振臂一呼，万人响应，更有沈万三，胡雪岩等善于经营，精明能干，创造属于自己富可敌国的传奇，还有杜月笙，黄金荣等统霸一方，笑傲人生，写下浓墨淡彩的一笔，但是更多的是芸芸众生，在历史长河中不留姓名，名不见经传。但是也有那么几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一个不起眼的动作或者不经意的语言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总在不经意间让你哭笑不得，让你沉浸其中，流连忘返。今天小编就带你了解几个不经意间改变历史的小人物。小小侍医夏无且穷图匕见，出自历史上有名的典故——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但大家又有谁能知道当时有这样一个细节——公元前227年，强大的秦国灭韩亡赵，而燕国成了秦国虎狼之师的下一个目标，燕国太子丹知道燕国不可能抵御秦师，于是孤注一掷，准备刺杀秦王。刺客荆轲在渭水河畔辞别对其有恩的燕国太子，带着满腔的热血和壮士断腕的决心来到了秦国都城，经过层层检查后，荆轲见到了秦王嬴政，他向秦王进献督亢地图，看到地图最后一部分突然荆轲拿出藏在图中的匕首，毫无防范的秦国君臣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傻了，秦国规定武士非昭不能进殿，朝臣见君王不能带兵器，所有人只能着急没有办法。嬴政为躲避只能绕着柱子跑，着急中腰中长剑也拔不出来，危机时刻，正好在殿上的侍医夏无且将随身带的药箱砸向荆轲，阻挡他继续追杀秦王，秦王趁这个空档把腰把长剑拔出击伤了荆轲，同时昭令殿外武士进殿擒杀荆轲。一个毫不起眼的侍医，随手一个砸箱子的动作，却救自己的大王于危机时刻，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大王逐个灭六国，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开辟了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如果夏无且当时没有在场，如果他没有带药箱，如果他没有向荆轲投掷随身携带的药箱，也许荆轲就真的刺杀成功，功成名就了，中国的历史又会怎么发展呢？但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夏无且这个小人物就是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出了影响历史的事情，不得不感慨历史真的很多彩，人生处处都存在惊喜。2.汉无名武州尉史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自己强大以后，想起汉朝初期匈奴施加给汉朝的屈辱，决定在边境马邑设下埋伏圈，同时让人诱骗匈奴单于率大军来马邑。单于率军来到了马邑后对不同寻常的边境形势起了疑心，派遣小股部队抓到了武州一名尉史。哪知这个尉史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将汉武帝布兵计划统统告诉了单于。单于听后急匆匆率军回撤。汉武帝知道后，再追已经来不及了。马邑之谋本来非常完善，汉武帝完全可以以逸待劳歼灭匈奴的主力，甚至完全解决匈奴困境，就因为那个怕死的尉史而只能望天长叹。而汉朝和匈奴的相对和平局面也因此结束，从此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战火之中，饱受战乱之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战争，最终匈奴被彻底击败，汉朝也元气大伤，汉文汉武两代帝王励精图治积累的财富也被耗空，还出现了“海内凋弊，户口减半”的惨境。汉武帝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宏韬武略会毁在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小小尉史手中，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既然不能预料，就只能愿赌服输。3.马夫羊斟有谁能想到一碗羊肉也能导致亡国。在《战国策》上记载这样一件事，中山国的国王兴致突发要犒赏诸位大臣，命人熬了一锅羊肉汤，让诸大臣喝羊汤。当时有个叫司马子期的小吏也在场，在分羊汤的时候，每人都分到了，可是到司马子期时锅里空了。司马子期看着自己的空碗，看别人喝的有滋有味，心生怨恨，认为国王区别对待他，要报复中山国国王，于是带着中山国的军事机密投奔中山国的敌对国并鼓动敌对国国王灭掉中山国。最后中山国被灭，中山国的国王也到处流亡。另据说，公元前607年郑国派兵攻打宋国。宋国派华元为帅前往迎战。 两军交战前夕，宋国主帅进行战前动员，杀羊煮汤慰问宋国士兵，所有人都分到了，唯独忘了他身边的马夫羊斟，羊斟因此对宋国主帅心存不满。打仗时，羊斟对华元说:“吃羊肉喝汤你看不到我，不给我分，现在打仗，战车的驾驶我也不会听你的。”羊斟故意把战车赶到郑军的包围圈里去，导致宋军主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轻易地被郑军活捉了，宋军也因主帅被擒，军心大乱而惨遭失败。恐怕谁也没有想到羊斟这样一个小人物会导致宋国军队惨败，这也是“羊斟惭羹”、“司马怒羹”、“因羹而判”、“各自为政”等成语的出处。不管是做什么，都不能忽视身边人的感受，也许在你看来不算事的小事，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就会有好多想法，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导致你事与愿违，所以做大事的人，更要多注意身边的人，不是吗？射死陈友谅的弓箭手1363年元朝末期，陈友谅率强大的水师与朱元璋进行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也是人类文明历史中创纪录的，乃至近代以前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水战。然而因为天不随人意，突发的多变天气，使得陈友谅的强大水军被朱元璋用火攻的方式重创，导致兵力损失过半，战船焚毁殆尽，陈友谅最终只能弃船登陆，收拢残兵撤退，想要摔残军回荆州东山再起。经此战役，朱元璋也损失不小，没有能力全歼陈友谅。而陈友谅以荆州和江夏为核心，只需数年便可恢复元气。但是万万没有想在陈友谅撤退途中，却因朱元璋部下一个无名小卒随手瞎放的一箭射中头部导致伤重不治而死。陈友谅势力也因此土崩瓦解，很快便被朱元璋所灭。这个无名小卒随手一箭改变了历史，若没有其一箭射杀陈友谅，朱元璋是不是能够最终称帝恐怕就是一个谜了。
历史永远没有假设，虽然我们在看历史过程中会因为某个人的某件事而发出不同的感慨，但是也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得历史有了趣味性，才显得不是那么的枯燥，各位你们又是怎么看待历史中的这些小人物呢？发布于 2021-11-16 18:21

书籍简介书籍作者: 王志纲，智纲智库创始人，曾做过多年新华社记者，跟踪报道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信息。作为策划人，曾参与国内众多城市的区域规划，对国内环境有着非常透彻的了解。《大国大民》这本书作为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非常适合哪些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各个区域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环境的人。那些想要把生意做到全国的人，那些需要出省求学、务工的人，那些想要找个外地对象的人等等，都建议好好读一读这本书。读书笔记中国的三个特点，决定了它很难被读懂。首先，中国太过辽阔，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别令人难以想象。其次，中国太过于复杂。第三，更现实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一条巨大的中国龙，在不同时态中舞动：龙头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龙身在工业经济的浪潮中翻腾，而龙尾还深深地扎在农业文明的泥土之中。成熟的一大标志是宽容与自信。在当下这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里，碎片化的表述和高度撕裂的情绪宣泄让人无所适从。在二元价值判断之间的地带寻求共识，是当下时代的重要命题。而这种共识，只可能来源于“中国”这个文化母体。今日之中华文明正如珠江一般，处在由江入海的关键节点上。所谓大海，即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文化。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信息的传播渠道和储存手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知道”分子只会越来越像两脚书橱，难以跟上时代。因此，知识分子自我进化的关键在于“见识”，即“知行合一”。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局限性。如果说记者生涯使我实现了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的升华，那么策划人生涯便促使我完成了“行万里路”到“阅万端事，阅万般人”的最终蜕变。(感悟：阅历，江湖。商场才是成长最快的地方)国运即使人运，大国方有大民，没有大民支撑的大国也只是一碰即碎的泡影。陕西无论身份高低，无论天南海北，看起来和时代无缝接轨的现代陕西人们，很多人骨子里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岂曰无衣”的秦人。日本关西的京都、大板、神户一带，都仿佛梦回唐朝，不仅是建筑，还有起居生活、礼仪穿着等种种特色，都是学自古代中国。今天的陕西，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的深沉雄浑，也有陕南的钟灵毓(yu)秀、南国风情。山西人倔、认死理。秦岭其实根本不是一条线状的山脉，而是一片山的海洋，是由千山万岩汇聚而成的庞大山系。这边西安还是寒冬凛冽、一片枯槁，那边陕南已经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厚重，又有游牧文化的粗犷；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蕴，又有边疆文化的纹饰。陕北虽然称得上人杰，但很难说地灵。连绵的黄土、起伏的山丘、纵横的沟壑和干旱少雨的气候，让这里显得苍凉粗粝。被边缘化了的陕北人向来也比较自卑。西安作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图腾。在陕西，只要你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就会获得人们的尊崇，享受很大的特权。这种对文人的器重和对文化的优待，是有历史传统的。如果说浙江的风中都是吴越春秋，湖南的水里都是霸蛮血性，那么，陕西的每块城砖上都刻着穿越千年的沉重。第一，山西人倔，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你怎么死拽都拉不动。第二个特点说好听叫传统，其实也就是土。陕西话成了土的IP。第三，山西人厚重，换种说法是保守，毕竟承载了太过于厚重的历史。宋代以降，陕西的荣光开始暗淡，皇城成了废都，土地愈加荒凉。历史的风华与现实的贫瘠交错，给人以穿越时空的苍凉感，这就是下半场的陕西。任何城市的名小吃一旦被指定为接待用餐，生命就停止了。英雄只能出于草莽，最鲜活的东西永远在民间。三不吃：第一，大规模连锁不吃，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第二，官方指定、推上神坛的不吃；第三，门口没有老百姓排队的不吃。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山西在今天中国的舞台上，山西的身影很模糊，既不是龙头，也不是枢纽，甚至算不上网红。山西，西望陕西，东邻河北，南接河南，北联内蒙古，拔剑四顾，兄弟们日子都挺难。全世界都在寻找打开中国这扇大门的钥匙。其实，这把钥匙不在繁华的北上广深，而藏在看似无足轻重的山西。中国，是一个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政治载体几乎完全重叠发展的文明型国家，文明的传承与帝国的延续互为表里，相互支持，使得中国具备了极其罕见的政治文化双重属性。理解了这一点，对于认清今天的中国问题都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今天的山西有多落魄，历史上的山西就有多辉煌。秦、汉、隋、唐看西安，宋、齐、梁、陈看南京，钱越、赵宋看杭州，燕、元、明清看北京......那么，北魏、辽、金看大同，也是理所当然的。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往往短短几十年政权即陷入混乱，天下分裂，其核心原因是，草原的治理手段根本不适合于疆域辽阔的中原帝国。富庶的中原帝国，往往在高度发达后走向腐烂，统治者穷奢极欲，官僚体系效率极度低下，帝国走向衰朽。小则来看，山西是民族融合的熔炉；中则来看，山西是中国人文的重要孵化器；大则来看，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急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最好途径，就是发现山西。宋元以降，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愈加繁荣。山西不但土地贫瘠，而且自然灾害频繁。商业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肯定会进入“产业资本”，再进化到“金融资本”。当其他地方的年轻人摩拳擦掌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一展拳脚之时，山西的父母们还在想方设法，乃至花几十万把孩子送进矿务局或煤炭集团，以求一份安稳的铁饭碗，这在其他发达地区是很难想象的。人心蒙尘才是黑金真正的诅咒。三十年的黑金盛宴，影响更多的是人心。贪婪、虚荣、侥幸就像癌细胞一样，在利益的驱动下无限恶性增值，分步极广，荼毒极深。在高铁时代，省域的概念将会弱化，枢纽的重要性会得到极大凸显，北京、郑州、西安作为北方的三大枢纽。政治任务最怕的就是半渡而击，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被调任，老百姓不知道原委，只看见你留下的烂摊子，所以把脏水都泼到你身上。而政治人物最喜欢的就是“功成在我”，这是人性，无可厚非，谁都只想生娃娃不想当保姆。一为自保，二为政绩，因此很多官员都只考虑两三年见成效的项目，频繁创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为常态。真正重大的项目，没有十年之功几乎不可能，但这么长周期的事情只会有两种人干：一是背景深厚、有政治抱负的人杰，二是不会当官的愣头青。如果把各省的中国人比喻成一个班级，那么山西人就是那个不捣乱也不突出、不聪明也不太笨的，默默待在角落里的，不太显眼的那个人。表里山河的封闭体系使得山西人总体偏保守。山西人既保守又激进，山西人既恋家也敢于闯荡，如今山西人外出打工极少，山西人既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封建思想严重者不乏其人。一是乡情，山西人乡土观念极重。二是较劲。山西人不善言辞，主意又正，不仅敢想还敢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常常越走越孤单，以至于变成孤臣孽子式的坚守。如果说乡情是山西人心灵世界的最终归依，那么较劲就是隐藏在山西人略显木讷外表下的精神源动力。这是山西人复杂性格的两条主线。文旅不是“养猪”，而是“养闺女”，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花财力去“富养”。不管是谁做文旅，都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定力，能细心去养好文旅这个“闺女”。我把世界上的钱大致分为三类：对于花钱享受人生的人来说，钱就是财富；对于用钱投资做生意的人来说，钱是资本；对于德不配位的人来说，钱是浮财，而浮财会砸死人的。对于华北平原来说，山西是夏天绝佳的避暑胜地：不仅凉爽，而且文化底蕴厚重，环境日渐改善。中国的 GDP 挂帅期已经结束，从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了稳定高质量增长的时代。今天之世界，目光正在聚焦中国；今天之中国，文明已经开始回归。山东为什么大家都偏爱山东人？我想主要是和山东人忠勇、靠谱、说一不二的性格有关。齐人很像现代人：好功利、美姿色、重享受、通商工、便鱼盐。齐人的思想也很世俗，或是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或外出冒险闯荡江湖。鲁人好道义、重文章、讲教化，相对较为保守，鲁国文化伟人无与伦比，但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却寥寥无几。鲁国奠定了整个中国的道教文化。儒家文化圈，这可以说是山东给中华文明做出的最大贡献。齐和鲁两者，一个把世俗营造到了极致，一个把伦理约束到了极致。齐人的求功仅限于为臣，鲁人的求德也仅限于辅王。山东在历史上没有出过皇帝。齐人总希望做的是体制内的豪杰，鲁人追求的则是循规蹈矩的圣贤。官场的策划讲究支配资源，市场的策划却是整合资源。能力出众也让他逐渐自视甚高，导致官运不济，最终深陷囵圄。山东人的性格特质非常鲜明。从好的方面说，山东人厚道、豪爽、讲义气、好交友、讲礼节；当然封建保守、重男轻女等负面评价也不少。历朝历代的叛乱，山东人都是主角。很多山东人相信“生死之交一碗酒”，所以才会重视酒场，而且山东人重视兄弟感情，酷爱排座次，这和《水浒》何其相似！山东真正的魂是认大哥。东北的大哥文化是一种对自由、个性和江湖义气的追求，而山东则是源自骨子里对权威的崇拜和追随。山东的大哥文化，对上体现为忠君爱国，对中体现为孝顺父母，对下体现为兄弟义气。因为认大哥，大哥说什么都对。认大哥情节到了现代，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山东人重贵不重富的观念。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有走仕途，经商赚钱往往被人看不起。山东是“大政府小市场”的典型，这也是今天山东的企业缺乏质的突破，只追求量的扩张的重要原因。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化和相关多元化两条路。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有其固有的规律。企业家一定要尊重这些规律，就像农民兄弟说的：人欺地皮，地欺肚皮。但是，这些年的市场经济让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常识，他们只相信暴富，只相信投机，只相信捷径，不想脚踏实地。这样的话，虽然在短时间看不出什么后果，但是长期肯定会被规律冲垮。山东人跑关系堪称天下一绝。说起攀老乡，山东人也是一把好手。很多省份的老乡见面之后往往人情寡淡，寒暄两句告罢，山东人可不一样。山东人喝酒也是一绝。山东人舍命陪君子，酒桌上宁伤身体不伤感情体现得非常典型。跑关系、攀老乡、喝大酒的背后，其实都是认大哥。小农意识是北方经济整体较南方逊色的共性问题。山东人一旦认了大哥，执行力很强，有力拔千钧之势。但前提是别把路指错。深圳崛起的密码很简单，第一，举全国之力，携香港之便，顺应世界产业转移之浪潮。这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深圳的特殊使命。第二，深圳是个大熔炉，不断地淘汰和吸纳。第三，年轻的深圳没有任何负担。深圳这个地方，人情淡如纸，大家都疲惫不堪、惶恐不安，没什么情分礼节可讲。中国不仅需要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众人耳熟能详、呼风唤雨的明星企业，更需要无数默默无闻的，但在各自领域有独门绝技的企业。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山东企业格外迷信政府，政府同样热衷于插手企业经营。广东相当于一辆日本小轿车，一点就走，不用费劲，很灵巧，但是能走多远、能负重多少，这是另外一回事；山东相当于一辆黄河牌的超级重卡，重卡启动的时候很缓慢，但是一旦启动起来，就是力拔千钧。河南河南人最喜欢的不是烩面，而是胡辣汤。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沿海区域在外向经济的主导下扶摇直上。相比之下，很多内陆省份则显得默默无闻，成了狂飙突进中的看客。如果说浙江出风流才子，那么河南出的就是王侯将相。在中国历史上，河南的宰相数目是全国之最。敬君是表面，畏权是实质。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为臣者自然逢迎，而胸怀问鼎之志的野心家们，时刻准备着逐鹿天下。每次大乱，人口死亡率都在 70% 以上。“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磨难与沧桑才是河南人生命的底色！和平时期的文明传播速度，远远不如战争时期。中国的大规模移民，有民间自发的山东人闯关东、闽粤人下南洋、山西人走西口，也有官服组织的湖广填四川、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等。像河南这样，长达千年，一次次规模宏伟、时间长远、走遍全国的移民潮，是前所未有的。移民有时是和改朝换代联系在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在逃荒。唐宋年间，河南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西域各国甚至远及地中海的很多老外，都来到了河南。犹太人饱经苦难，经久不息，但他们坚持不被同化。可以被消灭，而绝不会妥协。广义上的胡人，不仅包括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波斯人、栗特人等。河南，真正被黑比较多的，其实是商丘、周口、驻马店和信阳。河南骗子、安徽乞丐、苏北苦力、山东强盗，这四类是现代中国人之前流行的区域歧视的受害者。“黄泛区”(黄河泛滥区域)带来最致命的问题，不是贫困和流离，而是不稳定。正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和意外究竟哪个先来，“黄泛区”的人们一直不太热心自家房屋的建设，人们时刻准备着逃难，自然不会在装修和布置上花费力气。河南人的性格弱点中，灾难带来的不稳定的是一面，另一面则是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造就的小农意识：春种秋收导致的精明，自给自足导致的保守，格局所限导致的愚昧。河南人身上浓缩这中国最典型的民族性：大忠大奸，大善大恶，大悲大喜，大俗大雅。农耕时代平原最值钱，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在高铁带来的强时空收缩效应下，中原地区正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大发展机遇。工业化、高速城市化、互联网化、人工智能化、立体交通化将会重塑郑州。除了高铁四通八达外，郑州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天空之心”。从郑州出发一个半小时的飞行航程中，可以抵达全国近三分之二的重点城市，覆盖全国五分之三的人口：飞行距离短、覆盖人口多。安徽“三个中国”：第一个叫“关键中国”，第二个叫“敏感中国”，第三个叫“无所谓中国”。北京、上海、广东、江浙，它们或是首善之区，或是国际都会，或是开放前沿，最起码也是钱粮大省，牵一发而动全身。存在感的前提是认同感。像安徽这样因为政治原因被拆分或者硬捏到一起的省份，则自然没什么认同感而言。徽商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风范。如果说徽州（今黄山）偏儒雅，芜湖就是典型的码头城市，江湖气重。阜阳人从口音到饮食都深受河南的影响，个性比河南感觉更精悍，但总的来说是彻底的北方人。这种不稳定环境和对命运的看淡，或许正是老庄思想的源头。先秦诸子百家关心的几乎全都是人伦社会学的问题，极少有人关注自然。古希腊哲学泰勒斯留给后人的是“仰望星空”，中国第一圣贤孔子留给后人的是“仁义道德”，中西方文明从开端就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南京的地缘位置导致其远离江苏几何中心，周围近半是安徽城市。江苏人都揶揄南京不是江苏人的省会，而是安徽的省会，甚至直接称其为“徽京”。《入都》李鸿章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失败往往不是一瞬间的，而是在很久以前就埋下了伏笔。中国的沉沦与衰落、救亡与复兴，这不是几个人的使命，而是几代人的宿命。安徽的落魄和工业时代有关。“三口理论”：不管是城市还是区域，都遵循“河口---江口---海口”的进化和转移规律。任何一座中心城市的崛起，都同时伴随着虹吸效应、溢出效应。智能终端主要是三个方向，第一是智慧家电，第二是智慧汽车，第三是新型计算机。安徽商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从事高科技行业的特别多；第二上市公司特别多；第三美食家特别多。安徽有的是人才，但他们普遍只对自己的圈子有归属感，顶多扩展到周边地市，对于整个安徽省并无很深的认同感。区域发展离不开三大关键要素：基因、契机和生态。深圳特区的高速腾飞，靠的是国家级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伟大复兴，靠的是世界契机。浙江“士比鲫鱼多”，袁宏道这一看似玩笑的类比，正是浙江遍地读书种子的真实写照。浙江不仅出读书人，更出大师。浙江人只要有点条件，总想自己做老板。在中国甚至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是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商城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是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是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唐宋年间，中国海岸线还非常热闹，大海里航行着中国和各国往来贸易的航船，中国看似将要迎来一个大航海时代。（感悟：环境和命运，没有直接关联）冒险与投机，深刻地反应了温州冒险精神的另一面。宁波、绍兴，宁绍平原正好介于杭嘉湖和温台两者之间，既不像杭嘉湖是鱼米之乡，也不想温台曾经海盗横行、生性强悍，它是这两者的结合。全中国最大的师爷出产地就是绍兴。宁波靠海，骨子里面有一种海洋精神，更喜欢的还是经商。金华地区有永康的小家电、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阳的劳务输出、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东阳可以说是“包工头之乡”。丽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经济上不甚出彩，但风景很神秀，是武侠的人么拍摄地。浙江的文脉与商脉，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机结合。浙江的农本位意识，历来比其他地方的人淡的多。浙江的读书人透漏着精明强干，精于谋世，也精于谋生；土豪们却多仰慕文化，并热衷于从故纸堆中翻捡出些内容来装点自身。浙商们总体的文化素质与修养在中国首屈一指。除了文与商，美也是浙江的一大标签：美景、美人、美食，浙江都能拿得出手。单论眉眼姿容，浙江的确算不上各省翘楚，但是，第一，浙江女孩皮肤好；第二，说话好听，吴侬软语；第三，普遍气质上佳。江西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扩土，而是躲避战乱。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很难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费正清曾说过：“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感悟：包袱）江西人的性格特征，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大商人和小商人算账的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实现由小到大的蜕变实在是千难万难。江西商人除了资本分散、经营规模小的特点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江西的产业结构不完整，教育资源同样稀缺。在江西人心中，“一朝皇粮在口，人生与未来可期”的思想依旧严重。在大基建的天时之下，江西却掀起绿化热潮，不免让人产生某种荒唐感。随着高铁的发展，上海周边六百公里范围内几乎可以覆盖江苏、浙江、安徽全域，可以实现两小时的通勤、生活、消费、休闲的同城化效应，这对今天研究时间流动性的人口和产业要素来说，有这巨大的吸引力。江西，自铁路时代以来就始终落后一步，在周边省份纷纷因高铁红利而兴起的时候更显得默默无闻。大家闺秀，即便家道一时困顿，也还是大家闺秀，不能去学丫鬟的活计。要取得质的突破，首先必须了解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果不是因为处于低谷，社会和历史不会有耐心留出三年五载让人静下心来慢慢打磨。温饱时代，人们饥渴于观光；小康阶段，人们迷恋于休闲。先富起来的，向往着度假；富而思进的，则陶醉于体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三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推动中国发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执政理念上，真正开始了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在发展模式上，全行业、大规模的过剩，迫使政府和企业不得不深度思考和探索精细化运营、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等模式转型问题；三是在全行业发展上，新技术革命产品到思维与模式层面，推动了遍及全行业的深刻变革。有大抱负者不仅要顺势而为，还要敢于取势，甚至勇于造势。只有这样，才能乘上这场格局之变的东风，走向区域勃兴的未来。湖南湖南这个地方也怪，政治情结特别强。治世时“学的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乱世则苦学人君南面之术，对于做帝王师有狂热的爱好。这既是湖南人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但有时也会失之于过于功利。有才华却不去出将入相走仕途，简直亏大了，这就是典型的湖南人心理。湖南人从古至今就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湖南虽然地域广阔，但肥沃之地不多，大部分土地贫瘠。见识过人世间最复杂、最严酷的斗争后，他们的眼界大为开阔，胸襟大为拓展，见识大为提高。德国风情小镇的常德、面朝湖北背朝湖南的岳阳、因异蛇而出名的永州、“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的郴州、铁血柔情并存的湘西、蛮勇的邵阳等。常德既有湖南的蛮勇，又有湖北九头鸟的精明。常德人经商厉害，从政也很厉害，拉帮结派，相互提携。旅游就是这样，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想景。去了以后却发现原来不过如此，但想景却可以神游八极、思接千载。（感悟：光有想象是不够的，没有见识的想象就是胡思乱想）险峻的自然环境与蛮夷充满原始野性生命力的文化精神相结合，造就了湘中的血性。湘中地区可谓是“典型湖南”。湘西这个地方，自古便多民族杂处。湘西匪气重。湘人性格：“吃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霸蛮”是湖南人卸载骨子里的精气神。“霸蛮”就是一种倔强、坚强、执着的，屡败屡战、血性义气的地域文化灵魂。湖朋友多有政治情结。“重度娱乐化”成了三湘大地的新主流。长沙因遍地洗脚房而被称为“脚都”。湘女多情。湖北“九头鸟”作为湖北的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深入人心，被大家广泛认同和传播，但不管是褒是贬，至少有一点大家是高度认同的，那就是湖北佬厉害：经商厉害，做官厉害，算计厉害，打架厉害，读书厉害... ...反正挺厉害。湖北话中有句俗语叫“不服诌”，就是不服气。(诌应该写作周，周天子的周，楚人不服周，“问鼎中原”的“问鼎”由此而来)这种一年饥一年饱的生态，对于当地人影响非常深刻。码头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商业文化，经商者自然相对精明，不仅精明，甚至还要内部排个座次。老实巴交的传统农耕文明，自然看着极不顺眼。凡是有经商传统的地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总是不地道。武汉在省内一骑绝尘，使得武汉人也是一副睥睨湖北的气势。如果说湖北是中国的枢纽，那么枢纽当中最核心的节点就是襄阳。三千里汉江，精要在襄阳。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三镇。沿长江顺流而下有三座江城，重庆、武汉、南京。武汉更像一个江湖与市井的结合体：武汉人也彪悍多体现在嘴上，“婊子养的”不离嘴，脏话成了武汉甩不开的标签；但在行动上，武汉确实出了名的精明。湖北人是有名的不报团。有些湖北人做生意的时候会算得太过于精，算账时把个人身家和一时成败考虑得太重，导致生意规模起不来。不只在生意上精明，在生活中实惠也是武汉人相当重要的标准。湖北码头文化的特点：风风火火，雷厉风行，而且实惠到了极致。重庆、南京、武汉这三大江城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广东妹子“要家”，不管你外面怎么乱，我只要一个稳定的家庭；湖南妹子“要情”，毕竟湘女多情；四川妹子“要钱”，你爱怎么耍怎么耍，钱给我就行；湖北妹子是“要命”，敢爱敢恨，绝对不含糊。湖北女人“要命”有以下几点：第一，不好哄骗。湖北女人，你还没开口，她就知道你要说什么，让你分分钟就失去哄骗的信心和欲望。第二，两手都抓。湖北女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跟大部分地区女性的要么要钱、要么要人不同，湖北女人是两手都抓，而且两手都很硬。你赚钱少了，她看不起你；你赚钱多了，她会看死你。第三，豁得出去。湖北女人豁得出去，放得下面子，弯得下甚至。家中有湖北夫人的朋友，有三个阶段：第一狼狈不堪，第二缴械投降，第三家庭稳固。既然湖北女人这么“要命”，那为什么这么多男人不要命，抢着娶湖北女人呢？首先，湖北女人水灵，颜值上普遍过关。其实，湖北女人虽然有不太像女人的一面，但她们普遍洁身自爱，并且独立自强，像要求自己的男人一样要求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湖北女人在经营家庭方面，绝对是一等一的好手，有湖北女人的家庭，一般小日子都过得风生水起。湖北女人一旦被迫从幕后走到前台，那个惊天动地的能量，那个长袖善舞的本事，是湖北男人都难望其项背的。五倍是个大舞台，但同时也是个小市井。从 2001 年开始，做强做大武汉就成了湖北省的战略抓手。上海滩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各个地方来的枭雄们。武汉也同样如此，风云人物大多不是武汉人。中国还没有哪一个省份，像湖北这这般经受全国性的地域文化冲击和洗礼。湖北人有湖南人的书香气，而没有湖南人的霸蛮。都是干架，湖北人是审时度势、尽兴就好，场面上过得去就行；湖南人是豁出所有、死磕到底，出手就做好决裂的准备。湖北人有江西人的精明，而没有江西人的含蓄。湖北人有安徽人的勤勉，但没有安徽人的谦和。湖北人有河南人的聪明，而没有河南人的变通。湖北人虽然也善讨巧，但终有自己的束缚，不会破格也很难出格。而河南人的变通，上天可为龙，下地可钻草。湖北人的聪明大部分用在自己身上，如能变通到推己及人，一般都大有出息。湖北人有陕西人的文化气，而没有陕西人的敦厚。陕西人不会来事，更不会找事，但也从不怕事。湖北有重庆人的火爆气，但没有重庆人的率真。重启人往往发完脾气就完事，湖北人则一般会在心理记下这比账。自古楚人多才。塑造湖北人性格的，起码有三个方面：第一，湖北拥有悠久的稻作文明。对于湖北人来说，读书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普遍性主题，要么读书，要么当兵，只有万般无奈之下才会去做生意。第二，湖北是水陆交汇的的通衢要地。流通，这是湖北的灵魂。湖北人为什么这么聪明，纵向来看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横向来看则有大流通带来的大视野，以及随之而来的开明开化。第三，湖北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其艰难。越舒服的地方越难出人才，相反，环境越恶劣，越能激发人的血性和智慧。很多人以为湖北人善做生意，其实并非如此。湖北曾经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顶着国家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光环，产量上早已跌出前三；中高端家用小汽车方面，除了合资的日产、本田，基本乏善可陈。湖北在重工业上的失利，除了大企业病，更多的是大体质病，在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积重难返；当然，也有大武汉并，在后起之秀汹涌向前的时候，多少有点托大、自封的犹豫。人流、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科技流这五大流的汇聚，就是湖北的未来。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优势更是得天独厚。在传统的商贸物流、现代的金融服务、前沿的科创文创上，武汉都可以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武汉还有一个大文章就是文旅。武汉现在人口大约一千六百万，但其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还远没有到极限，有可能成为全球唯一人口达到五千万量级的城市。留不住人，成了武汉最大的痛。什么是城市乃至区域发展的最高境界？如何才能提高吸引力？孔子在三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近悦远来。翻译出来就是：让生活在其中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向往。巴蜀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都繁华了数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数千年。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农耕文明在这里达到了极致。“食在中国，味在四川”。成都餐馆的数量超过十五万家，全国第一；拥有一万多家茶馆，总数大于北上广深之和。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馆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队。这些馆子小则小矣，味道却从不将就。川菜真正的灵魂 ---- 烟火气。成都虽然地处内地，但属于海洋性气候，年温差、日温差都不大，住起来很舒服。成都人的爱好玩耍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成都可玩之处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宽窄巷子、望江楼等。吃喝玩乐穿住行样样不担心，成都人性格自然优哉游哉。无论来自东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会被改造为成都人。成都连续十余载入选“中国最幸福城市”。虚荣、贪婪、侥幸均是人性难以避免的弱点，但只要经过合理的利用，反而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强行遏制反而不美。成都的这种雅兴与诗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几为绝品。如今落户成都的世界 500 强达 285 家。成都，其空中丝路也遍及全球，截止目前已经开通的国籍航线 126 条，位居中国第一。成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追逐财富、梦想的最佳选择。如果说成都是个大泡菜坛子，那么重庆就像一盆麻辣火锅。重庆夏季别名“火炉”，冬季雅号“雾都”。重庆山多显阳刚之气，成都水富含阴柔之美，这也正是这两个城市的典型特征。自古蜀出相、巴出将。在酷暑之下，重庆的火锅店生意依旧兴隆。香港有“银行多过米铺”之誉，足见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重庆是一座江湖城市。如果说成都是农耕文明最典型的聚落状态，那么重庆就是商业文明浸染下八面来风的码头江湖。北宋灭亡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中下游日渐富庶。除了商业上得天独厚，重庆的军事战略价值更加重要。作为一座既经商业浸染又有军事磨砺的大码头，重庆自然沾染上了浓重的江湖气。不讲级别上下、不讲地位高低、只讲义气二字的袍哥文化，正是重庆江湖气的写照。江湖气也是重庆的精髓所在，其中包含契约精神、义气、勇敢、坚韧等特质，也包括火爆冲动、是非不分、丛林文化甚至某种亡命之徒的色彩。重庆江湖气的由来，还可以归根于其条件恶劣却又八面来风的自然环境。一个城市的气质和文化精神是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核心竞争力，任何刚性的政策和手段可能压抑之、扭曲之，但不可能强制改变之。重庆的江湖气孕育了热血男儿，也孕育了文明全国的重庆美女。成都的男人像女人，重庆的女人像男人。成都男人怕老婆的故事之多，在全国大概数一数二。成都男人和上海男人，应该是中国最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说话腔调柔和，不紧不慢，爱好下厨，动不动就与围裙相伴，与炒锅相随。而重庆女人热情果敢、阳刚霸气。重庆人在酒场上喜欢猜拳。氤氲水汽滋润，再加上日照少，重庆女人往往皮肤很好。如果说成都女人如水，百转千回、温柔婉约，那么重庆女人就如同美酒，重情重义、豪爽刚烈。从社会层面来看，重庆女性多有自己的事业，重庆出了很多女强人。重庆女人固然喜欢他人对自身容貌的夸赞，但更喜欢别人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三峡大坝总投资近两千亿元。以一国之力为三峡输血。大江大河沿岸往往是人类居住、活动最集中的地方。火锅是风靡巴蜀的共同爱好。真正将火锅推向五湖四海的，还是成都人。同一顿火锅，成都人吃的是饮食之乐，重庆人吃的是通透之爽。成都火锅的桌上很少有酒，大多是坐禅用的小瓶豆奶；重庆火锅桌上则是无酒不欢，兄弟义气、手舞足蹈、狂欢高歌，不尽兴不罢休。巴人受“码头文化”的深刻影响，富有激情，同样擅长创造，但缺乏精细；蜀人乏于拼搏，喜欢享受生活，带有浓重的市民文化色彩，追求品位与格调。巴蜀地区，其文化中都有着相同的道家色彩：好享乐、尚自由、不畏死、不避祸。成都人，只要过得去，就不必太过复杂。贵州就像喜欢品论任务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贵州人“日鼓鼓的精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远有张之洞、丁宝桢，近有龙世昌、戴柄国、龙永图、任正非，甚至还有目不识丁的“老干妈”陶华碧，一批批杰出贵州人的出现，开始让世界重新认识贵州。湖南的辣是干辣，四川的辣是麻辣，贵州的辣是香辣。正宗的茅台一定要酿造三年。在全国未识别的少数民族中，贵州就占了一大半。贵州人口构成复杂、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移民大多来自文化昌明之地。山阻隔了贵州和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一辈子都被山阻隔，永远走不出来；还有一少部分人，则被山赋予了超群的想象力，他们迫切想要去看看山那边的世界。比地还大的是海洋，比海洋还大的是天空，比天空还大的是人的胸怀和想象。大山就是这样，山里面的人要么颟(man)顸(han)、目不识丁、妄自尊大，要么是奇才、怪才、鬼才，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穿透一切。贵州人出去，也常常被认为是四川人。在四川巨大的虹吸效应下，贵州显得黯淡无光，更不要说跳出西南和全国比较了。与其说贵州人夜郎自大，毋宁说是用自大来掩藏自卑，用蛮横来保护敏感。因为出自弱势省份，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力量时，常常变得敏感、嫉妒、偏执，反弹心理很强，因此说话尖刻，用语辛辣，把自己的不顺归咎于客观环境：慢慢见识多了以后，才逐渐变得宽容与豁达。自卑和自大一体双生，贵州人的性格的确充满了两面性：他们很坚韧，但坚韧常常变成偏执；他们很机敏，但机敏可能变成市侩和小气；他们有独立意识，但弄不好就会变成山头主义；就连他们引以为傲豪的百折不挠、日鼓鼓的精神，距离颟顸、夜郎自大也只有一步之遥。日鼓鼓就是贵州的灵魂，但前提是一定要走出去，囿于山中的贵州人和闯荡江湖的贵州人其间差距之大，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只有走出去，你才能领略到风云变幻、天地恢宏，原有的缺点才会变成优点。精神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磨练，还有对自我认同的坚守。刘伯温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在农业时代，平原最值钱；在工业时代，沿海最值钱；在休闲时代，山岳最值钱。《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贵州已经和上海、浙江一起成为全国大数据人才流入意向最高的省市。如果说四川的中国的盐，湖南是中国的辣椒，贵州就是中国似臭实香、稀奇古怪却又充满神奇香味的豆鼓粑。东北东北，从“共和国的长子”到“投资不过山海关”。不管是老一辈喜剧人还是年轻的喜剧演员，东北人的比例都很高。“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你可以大加批驳其（赵本山）文化格调与艺术价值，但这几亿普通人的笑声和背后的共情，或许就是东北喜剧文化真正的魅力。东北喜剧能风行全国，和东北话的普适性有关。东北话和普通话极其接近，但更生动活泼。幽默感、嘴皮子利索的另一面，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也就是常说的“大忽悠”。东北女人的优点很多，如热情爽朗、持家有方，但性格也要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东北的干部和工人都是香饽饽。广东“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冷漠。东北人急公好义、豪爽坦荡。东北人的世界观，一言以蔽之，就是体面。东北人讲究排场。一身家底大半在行头上，这在东北人看来毫不奇怪。对于东北人来说，衣食住行的攀比只是寻常，最大的攀比项就是情人。在东北，包小三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如果说南方人包小三是为自己的包的，东北人大多是带出去显摆的：“看这脸蛋儿，看这身条，漂亮不！”包一个肤白貌美的小三，可能给人带来的精神需求甚至超过生理需求。对于东北人来说，场面真是太重要了！东北人的第三碗面 --- 情面。什么是江湖？家之外，国之内，均为江湖。“这个世界比政党更大的是政权，比政权更大的是国家，比国家更大的是什么呢？”是江湖。政党可以更替，政权可以倒闭，国家可以衰亡，唯独江湖永存。“东北王”张作霖：“江湖就是人情世故”。在东北，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人情来解决，一群东北人谁也不认识谁的时候，往往会先自报家门。拐弯抹角总能找到共同点，然后就是一见如故，推杯换盏，开始进入东北人最熟悉的氛围。“我只能开干了，干到一方认输为止。谁都不可能认怂，但谁也不想真干，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间人”。（感悟：台阶）和很多以劫掠为主的草原民族不同，东北的游牧民族大多有着建立统一大帝国的野心。清朝就像是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无比适应环境。但正是因为彻底进化，才使其丧失了改变的源动力。世人皆知旧上海、老香港的繁华，却不知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哈尔滨、沈阳同样是最发达的城市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哈尔滨，是当时亚洲第二大国际都市。1946年，东北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已成亚洲翘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85%。换句话说，当时东北约等于三十个上海。1990 年之后的七八年间，东北的衰落既显得猝不及防，又充满了某种结构性的必然。1997 -2003 年，垂垂老矣的国企再也坚持不住，轰然垮塌。一场席卷全国的企业下岗潮爆发。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每次潮水涌来，都是个人与时代命运的转身。大锅饭、官僚主义、人情社会成了东北的标签。从“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到“投资不过山海关”，短短几年时间东北人的形象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心城市、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工业脱离市场，无非是高耸的工业孤岛；农业脱离市场，只好在低端产品的路上走到黑；旅游业脱离市场，只会爆出更多的宰客和服务差劲的丑闻。潮汕潮汕人，东方犹太人。从文化层面上来讲，潮汕泛指一个方言区，从潮州、揭阳到汕头。事实上，上海的崛起也就是近一百五十年的故事。从文化讲，上海是欧风美雨、东方文明交锋融合而最终沉淀的产物。潮汕话从语言分类来说属于闽南话。中原王权南迁最大的变迁是人文变迁。时至今日，杭州还保留有很多古开封府的遗存，包括杭州话、杭州人的饮食习惯等。杭州的小笼包，就是古开封人的手艺，但如今已经杭州化了。潮汕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聪明的族群之一，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勤劳、聪明、勇敢。潮汕的牛肉丸堪称一绝。凡是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身影，潮汕人创业几乎都是从底层做起的。潮汕俗语：砍头的生意有人做，亏本的生意没人做。潮汕人的成功欲、探索欲非常强烈，表现在商业上，他们往往会具备更强的冒险精神、改变现状的冲动。这也意味着潮汕人更希望用高风险的动作获得更高的收益。（感悟：潮汕人的这种性格导致对于赚快钱感兴趣）“潮不是汕，汕不是潮”，潮州人和汕头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潮州是儒雅的农耕文明，安土重迁、尊师重道、敬畏祖宗、耕读传家。唐代的韩愈，潮州人。其实，名人的到来哪有那么大的作用？他们只是薪火，真正的干柴是中土文明和边缘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及由这种落差带来的无限向往。汕头人是典型的海洋民族。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和平的时候当渔夫，混乱的时候就成了欢乐的海盗，形成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相比潮州、汕头，汕尾更加野性十足。广东有一句话叫：“天上有雷公，地下海陆丰”。海陆丰与 1988 年改称“汕尾”。汕尾的生猛、百无禁忌相当吓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流通经济、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潮汕人脑子好使，往往愿意挣快钱，挣聪明钱，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潮汕帮派文化浓厚。潮汕，它是个商业狩猎群体。潮汕老板总结：“种地不如种厂，种厂不如种房，种房不如种人”。其中，“种厂”指的是搞工业，“种房”指的是搞房地产，“种人”则是搞官商勾结。他们(潮汕商人)大则拿下团省委，中则拿下团市委，小则拿下团县委，从科长、处长就开始突破。他们在对方是低级别的时候一心投资，不图回报，等到这批官员“长大成材”、步入高层后，才提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要求，这就是典型的潮汕“种人”手法。说到行贿，潮汕人还有两个特点：第一，明火执仗，胆子极大。第二，在广东反腐史上，潮汕人一直扮演着硬派小生、硬脊梁的角色。潮汕商人天生就对生意敏感。潮汕有着贤妻良母的历史传统。潮汕地区的女人是最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是东方女性的典型代表。潮汕人充满了对儒家文明的向往，对伦理的尊崇。潮汕男人坚守四个原则：喜新不厌旧，动情不动心，风流不下流，留情不留种。潮汕的美食讲究粗料细作。北京菜叫“官僚菜”，好看不好吃；湘菜、川菜这些叫作“农民菜”，用调料来刺激胃口，很好下饭；上海菜是“市民菜”，实惠好吃；广东是“商人菜”，好看又好吃。大湾区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正式被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座大厦，上海就是支撑大厦的四梁八柱中最粗的那根。如果把中国的来自大陆的陆权文明和来自海洋的海权文明看作两大向外辐射的扇面，那么，处于这两个扇面交汇地带的广东，是中国受海洋文明浸淫最深的地方，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联结界面。中国历朝历代，无论首都设在长安、洛阳、开封还是北京，背枕五岭、面朝大海的广东都是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化外之地”。从秦汉开始，岭南就是刘芳罪犯的地方。广东在不受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酝酿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基因。这里离僵化的礼教远、离鲜活的市场近；离不测的君威远，离自由的海洋近；离“天下”远，离世界近。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片板不得出海”，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就此中断。到了清朝，海禁更加严重，海边的老百姓向内地搬迁，外贸陷入停滞。广州“十三行”，作为中国最早精通洋务、睁眼看世界的群体。从康梁的“公车上书”，到黄遵宪首倡效仿“明治维新”，再到孙中山誓师北伐，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扮演着“报春花”的角色，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革命等方面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比拟。“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精神，这也是大湾区与生俱来的基因。中国社会历来都有一个习惯：任何事情成功后，我们重要为其涂脂抹粉，重塑金身，标榜其伟大、光荣与正确。不能忘记的是，作为危机倒逼下的自救之举，改革开放开始得非常匆忙且充满争议。“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关于特区建设的话。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小博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广东的邓小平” --- 任仲夷。(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见了红灯绕道走，见了绿灯赶快走，没有红灯摸着走”，反正不要停。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另一个改革风云人物是袁庚。(蛇口开发)在任正非看来，企业管理遵循的是人性和欲望的逻辑，华为能一路披荆斩棘屹立行业之巅，就是因为团队既能激发人性，也能节制人性，坚持“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的原则，集众人之私，以成大公。大湾区的崛起不是少数商业明星的星辉赞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贪婪、侥幸、虚荣所汇成的浩荡洪流。人皆凡夫俗子，你我都不例外，我们可以用正能量引导人性向善，但千万不要指望所有人都是圣人。一旦按照洁白无瑕的标准来要求普通大众，这个国家只能批量地生产伪君子。对政府来讲，不需要与市场进行博弈，而是要在市场失语时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世界其他三大湾区 ---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在全球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最强的是金融，是全球资本力量的代言；旧金山湾区最强的是科技，是全球科技文明的代言；东京湾区的现代工业体系最发达，是制造业、工业文明的代言。未来的大湾区将走向一体化的 3.0 阶段：集全球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地、国际活动中心、全球创新中心、国际性旅游目的地、信息中心、交通枢纽于一身的世界级城市群。伴随交通条件改善，人才、资金、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成为大湾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三生有幸”，即生意、生活、生命三者的统一：在生意上分工协作，在生活上丰富多彩，最终为生命创造价值。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深圳意识到加工制造的土地产出过低，已经无法支撑国际都市定位后，就强势启动了一波制造业北迁。（感悟：制造业产出低）东莞的品牌塑造，在接下来十年将迎来最好的机会。个性化定制的需求、小而美的高品质需求，将为东莞的中小制造业提供难得的机遇。广州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榕树，虽然有很多枯枝败叶，但盘根错节，极有味道；而深圳则像移植过来的一个盆景，非常工整、漂亮精致，但无法与广州的根深叶茂相比。国家对深圳一直给予厚望，所以才赋予其独一无二的定位，给予众多的利好政策。如果说以前的香港是江湖，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实现鱼跃龙门，现在的香港就是玻璃鱼缸，大鱼之下，虾米举步维艰。伴随大湾区 3.0 阶段的到来，一体化将彻底改变大湾区的格局，核心城市的生存压力会得到极大缓解，普通人也可以享受生活，兼顾生意，并且使生命的价值得以充分舒展。美食、民宿、民俗文化都会成为大湾区共同的财富。“3+1”概括这部粤港澳大湾区生成史：第一组是大湾区赖以生存的基石 --- 尊重常识；第二组是大湾区发展的源动力 --- 尊重人性；第三组是未来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即生意、生活、生命的三“生”有幸。最后的“1”，则是广东两千年帆影不绝所形成“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内核。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有哪些内在规律呢？第一，逼出来的改革。第二，放出来的活力。政府对民营企业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有求必应、无需不扰。第三，摸出来的市场。四十多年来，貌似毫无路线预设的中国改革，实则一直有一条强大的内在逻辑 ---- 市场化。至于“3+1”的“1”是什么？我认为是挡不住的国运。---- 2022-06-18编辑于 2022-06-18 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