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帅的金融江湖（ID：xiangshuai-finance） 作者：香帅无花
今年，几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过去中国式的创富叙事已经接近尾声，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的四股浪潮或衰竭，或转向，或进入峡谷地带，冲击到两岸的峭壁之上，碎成万千片碎浪。
只有告别旧叙事，才能翻篇展开新叙事。
2023年7月29日，第二届“共潮生·香帅年度财富展望2023”如约而至，为您带来“一场关于中国社会财富创造的全新叙事”。
以下为演讲全文，与你分享。
2023
告别，转身
01
预期
从哪里开始呢？从“预期”这个词开始吧。
这是我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商学院院长，苏珊·克里斯多夫森。
2006年我刚到她门下，抱怨学金融太苦，会折寿。我老板安慰我，“金融学通了，豁达，容易婚姻幸福，还活得久。”
为啥？Because you know how to deal with expectation（因为你知道怎么处理预期）。
当时太年轻，当笑话听。今年突然意识到，我导师不是在给我上金融课，是给我上人生的课程呢。
怎么处理预期，大概是最重要的人生问题。想明白了这一点，发现很多人生的答案都在金融学模型里。
比如说这个著名的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用大白话说就是，任何一个资产的回报率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来自市场大盘，叫Beta，剩下的叫做超额回报，叫做Alpha。
你想想，对于我们个人这种“长期资产”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大盘？是时代。没错，时代红利或者时代冲击，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Beta。
顺着这个线索，我把自己身边所有人都仔细想了一遍，发现过去四十年，我们人生的起落，都来自几股巨大的浪潮——
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
所以，我们今天感受到的撕裂和痛苦，也几乎都跟这几股力量的变化密切相关。
工业化在2012年左右已接近尾声，后面主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最近麦肯锡有个报告说，制造业将是被人工智能影响最大的行业，64%的制造业活动将被替代。屋漏偏遭连夜雨，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城市化是和我们大部分家庭财富联系最紧密的。2022年中国人口第一次出现负增长，那种以大规模人口驱动的简单城市化的红利没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还有互联网信息化，暴风骤雨式增长这么多年，2021年，也就是平台治理开始的那一年，中国上网人数和人均上网时长的增速第一次同时出现下降，我们熟悉的那种互联网造富模式也走到尽头。
你会感觉到，一切都在变化。
02
时代变了
说到变化，我想起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群飞，苹果手机屏全球最大供应商，蓝思科技的创始人。
她的成长史浓缩了过去四十年几乎所有核心要素：
一个湖南偏远农村姑娘，中学没毕业就南下深圳打工，草根创业开工厂，做手机屏，然后成了苹果最早的供应商，从此人生开挂，2015年蓝思科技成功上市后，市值一路狂飙至最高2000亿。
但是，时代变了。
这是过去两年蓝思科技的市值变化，缩水65%。其实蓝思科技还算好的，中国A股25家果链公司的市值平均缩水了70%。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时代红利或者时代冲击，就是人生最大的Beta。谁不是命运绳上的蚂蚱呢？
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下面对的最大的时代Beta——
从这里开始，全球化碎裂成岛链化。
岛链化这个词是我在去年的共潮生中提出来的，记得当时说，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平坦的大市场，各种要素自由流动。
岛链化则意味着这个市场被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分隔，但又在经济、产业、贸易、金融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我记得当时说，岛链化时代注定是个疼痛的大时代。
去年这个时候，“岛链化”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年后的今天，很多人都对这个词有了微观的感受。
那天，一群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应该采取什么逆周期政策防止经济过冷，自然聊到美国的通胀会不会下来，突然有人说，哎呀，世界两大经济体的周期好久没有这么不同步了。
何止是经济周期呢？
前一阵子有人要从上海飞波士顿，一查经济舱，往返机票2万元，耗时40个小时。同样的机票4年前，4000人民币，20个小时。
2022年，美国进口商品里面，中国占比超过40%的品类是9个，5年前这个数字是19个。
变化无处不在。
这就是2023年我看到的景象——
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互联网信息化，这些托举了我们人生的巨大浪潮，一个接一个，或消失减弱，或变成激荡的狂流。
没有人能逃脱。
再仔细想，所有我们经历的各种动荡，房价、投资、就业、出口、股市、汇率……也都是这些浪潮变动的反应而已。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我们曾被这些浪潮托举得越高，当下我们感受到的痛苦就越深。
比如说房地产行业。今年6月我看到一个高盛的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是“L型复苏（L-shaped recovery）”。所谓L，就是说预期很高，然后狠狠地从这个预期上摔了下来。
人类的预期都是历史的产物。就像在金融模型里，预期收益率都是根据基于历史数据估算岀来的，一旦市场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模型就会失败。
说到这里，我还真想起了一个著名的金融学故事。
这三个人叫约翰·梅利韦瑟，梅隆·肖尔斯和 罗伯特·默顿。
一个是华尔街大佬，两个是诺奖得主，搞了一家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有人说，这家公司拥有全球最高的智商密度，1994-1997年这家公司每年的收益率达到了40%以上。《经济学人》评论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终于将风险控制从拍脑袋变成了科学。
结果1998年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
俄罗斯总理突然宣布：卢布贬值，暂停国债交易。也就是说，一个大国公开违约。
现代金融市场上没有这种先例，发生这种事情概率大概是“六到七个西格玛之外的事件”——相当于说这种事想要发生，整个宇宙的寿命都不够用。
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模型里，这种概率就是0，所以他们当时持有大量卢布和俄罗斯国债，还加了杠杆。
但是这事儿，它还真的发生了。
然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概4周内就走到了破产边缘。也就是说，一个“结构性变化”，让一群天才的预期成了笑话。
所以，当我想起我老板讲的那个“笑话”——“金融学通了，会豁达，活得久，因为你会知道怎么处理预期”。
忽然明白过来，老板是在跟我说，金融学通了，就会明白，预期是用来调整的。
预期稳定的前提是“市场处于稳态结构”，一旦市场发生结构性改变，预期会失败。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当下——
当时代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基于历史的预期就成为了包袱。
03
这才是当下
今年初夏，我和两个朋友夜游西湖，聊到未来经济增速的判断。
我问，经济下行还会持续吗？
朋友笑了，说，你问这个问题时已经预设了一个基准，不管你心里的基准是1992年还是2001年，都是将过去年份作为基准。
“可是”，他指着正在岸边涌动的湖水——
“这才是当下。”
未来，应该以2023年为新的基准线。
当时，脑子里像有一道闪电，刺破了这一年看到、听到的很多小现象：
大房地产老板说，现在几百万的单也亲自出马；
基金研究员看企业的时候，把抗风险放第一，短期盈利更重要；
居民提高储蓄率，年轻人提前还房贷……
这些细细碎碎的小事忽然在我脑子里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线索——
身体总是比意识更诚实，其实我们已经模模糊糊在行动中改变预期，只是还没有形成更为普遍的共识。
那就是，过去四十年的历史Beta，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模型来做新的预期。
所以，我当时决定，今年共潮生的主题就是，告别和转身。
告别那些历史的Beta，转身去寻找新的时代Beta。
说到告别和转身，2018年我和妈妈有过一次谈话。那时候要离开北大，很多人劝我，包括学术圈里很著名的老经济学家们。
这可是北大啊，何况我还是个女生，何况我还刚生了个孩子——要不要再想想？
我跟我妈说：“妈妈，他们都说未名湖是个海洋呢。”
我妈抬头，看看我，回答：“那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鸟呢？”
是啊，从一尾鱼逐渐长成一只鸟，我花了5年时间。然后今天，我站在了这里。
此刻，我妈妈就在台下。妈妈，你是对的，离开海平面，我可以进化成一只鸟，找到自己的天际线。
情感博主告诉我们，告别一段旧恋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开始一段新恋情。其实，人类社会何尝不是如此呢？
2023年，是时候告别海平面了。
所以，今晚，让我们一起转身去看看，如果以天空作为新的基准，我们将会拥有什么样的新叙事呢？
再次欢迎来到，共潮生2023年香帅年度财富展望。
Chapter 1
AI的创造和毁灭
01
人工智能
说到2023年的新叙事，最没有争议的应该就是AI人工智能。
第一次有头皮发麻的感觉，是看到Midjourney的员工人数。
这是现在全球最火的AI绘画工具，1年多时间，全球1600万用户，营收1个多亿美金。
你猜猜这样一家公司有多少人？11人。对比全球最大的传统商业图片库，Getty Images，9.26亿美金营收，员工1700人。
简单说，两者的人均产出比是17:1。
这个对比让我应该隐约感到，AI带来的恐怕不是“效率提高”，而是“生产力提高”。所以我跟团队说，一定得开始学AI工具。
然后就在这场演讲的前两周，发生了一件事。
这组图片来自现场观众手里的礼盒，里面包括共潮生徽章、书签和价值365元的金银岛门票。
这是怎么来的呢？
两周前闭关备稿的时候，大家随口聊到，要把我们团队今年新做的几个产品给到用户，比如“共潮生”，比如金银岛。
然后我又加了一句，喜欢马王堆出土的汉帛，审美特别高级。说完也没放心上，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之前天天在脑子里冒出来，不可能都落地。
首先你得会画画吧，得会设计吧，最少也得会点基本工具吧，PS、AI、3DMax、手绘板。可是我小学三好学生差点当不上就是因为图画不及格，更不要说这些还牵涉到材质和工艺。
所以，从没想过这样的“想法”可以变成现实。
然而，团队小伙伴告诉我，AI可以帮我。
团队行政总助，王佳雯，新闻学背景的文科女。用户马骋，土木工程专业，ChatGPT的深度使用者。
就这么一对小白CP合作，用几天的零碎业余时间，训练ChatGPT和Midjourney，定稿的所有工作，然后联系了工厂做成了这个不太完美的礼盒，送到了现场。
你们发现没，这两个人的“专业”都是2023年所谓的天坑专业：土木工程和新闻。
他们证明了一件事：专业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吗？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个小事，但它确实让我反思到一件事：专业正在被AI重新定义。
为什么？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快速赋予人类很多特定的“专业能力”。
好，现在我们不妨想想，“专业”到底怎么来的？
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日趋细化，现代分科教育体系就是这种要求下的产物，而分科教育对应的就是“专业设置”。
这个好处很明显，你可以几年之内通过训练成为某个领域的“专业劳动者”，比如一个好的技工，好的工程师，好的会计等等。
德国当时工业经济发达，就是受益于分科教育，所以大家都争相模仿。
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专业社会”成为工业时代的主流。
你看，我们这些“专业人士”其实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只不过随着分工的细化，“专业”上出现各种金字塔，大学教育也出现金字塔。
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细。
这个事施展老师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专业像挖井，越往下学，就是把这个井挖的更深。
井挖得深，当然让整个社会的知识技能有巨大的积累和提高。
但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井口的人，看不见井下面到底是啥东西。这就是所谓的“专业门槛”。
各个井里还产生了自己的语言，行业黑话。
行业黑话的目的是提高行业内沟通效率，但另一方面其实也设置了行业理解的障碍。
在一个稳态的社会结构，这也没什么问题。
但过去一二十年，随着技术变迁的，很多新井打出来，老井荒芜了。那种专业人士在各自的深井里待着的情况，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下的需要。
所以，我也是今年才意识到，为啥罗胖和脱不花当年跟我磨课的时候，反复说，不准用你们黑话，你是讲给高级外行听——
其实是想把这一口口的深井里的水舀出来，端给所有人看看，相当于给专业祛魅。
我也是最近意识到，给专业祛魅，本质上，就是对那个传统专业社会的反思和进化。
而且，你们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件事，改变了很多井里面和井外面人的命运。
包括今晚，我们相聚在这里，也是这只猫头鹰铺成的路。
02
技能永生
如果说得到是通往AI时代的一块小路基，那么今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AI工具将时代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不仅仅是给专业祛魅，而是对专业进行解构，并将越来越多的“专业能力”做成标准化配置包。
但是，创造的另一面永远是摧毁，这个事另一面则是——
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专业壁垒正在被不断踏平，越来越多的井即将荒芜。坦白说，我们熟悉的“专业社会”都将面临巨大的改变。
说到这里，我想起今年6月的一个热搜，张雪峰老师说，“打死不能报新闻专业”。
张老师看对了现象，没说对逻辑。
看对的是，新闻专业这20年确实变化大。
某种意义上，新闻专业现在的门槛已经是平的了。不再是20年前，只有新闻科班毕业的学生才能够进到中央电视台、各大报社。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写公众号、拍短视频。
看错的是，学新闻专业一定没前途吗？
我们现场坐着的嘉宾就得跳起来跟你急：罗老师（中央电视台），馒头大师（解放日报），现场还有很多企业的PR、市场、品牌负责人，大批从传媒行业出来。
其实，这些年自媒体做得好的，或者说抓住了互联网风尖浪口的，其实新闻专业背景特别多，例如一条二更的创始人、吴晓波老师、六神磊磊、馒头的太太、神秘的石榴婆……
为什么？因为AI时代，专业渐枯，技能永生。
去年我们发布了一个《中国职业技能发展数据库》，里面列出了400多个工作岗位被AI取代的风险系数，然后总结出三个难以被AI替代的技能：创意，社交智慧，手艺。
这几个技能都有一个共同点，很难标准化，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可编码”。
但是今年，通用人工智能让“不可编码”的范畴被大大的拓展了。之前很多被认为是不可编码的技能，比如画画、设计、编曲……你会发现，中间很多步骤都变得“可编码”。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此刻现在我们认为的“好专业”，其实很快就可能不是什么好专业。
尤其你会发现，2023年之后，这种小甜甜到牛夫人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变化速度越来越快。
原因就是“好专业，坏专业”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工业社会—分科教育—专业设置”这个大逻辑下，而这个“专业社会”都在被AI解构和重塑。
03
绝不鸡娃
说真的，“专业社会被解构”这个思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内心。
作为一个5岁多孩子的妈妈，你懂的，海淀妈妈。但今年想明白AI时代来临之后，心里好受多了。
而且那天正好看到马斯克的一个视频，醍醐灌顶，“跟时代和解”了。
马斯克认为，美国的传统教育专注于专业知识，但没有教孩子“如何解决问题”，这是根本性错误。所以他索性自己建了一个新学校，Ad Astra，目标是教育界的特斯拉和SpaceX。方法就是进行通识教育，打破年级，自己选择课程，重视数学、科学、人文和伦理学。
非常“第一性原理”。
我不是马斯克，当然没法这样天马行空地豪横。但是这个思考让我确定了，绝不鸡娃。
其实我一直琢磨，为啥我们中国人在应试教育上特别强？
教育有两种属性：
价值属性， 告诉我们怎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对应的是理想主义。
工具属性， 教我们掌握一门可以谋生的技能—— 对应的是实用主义。
而实用主义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精神家园是高度吻合的，做起来得心应手。哪个专业能更好谋生，我们立马把这赛道都给占了。
冬奥会冠军，谷爱凌还记得吧，滑雪这种高难度高成本赛道，一旦被我们发现能被用来作为爬藤的工具，嗖，马上被湾区家长使得虎虎生风——
最近湾区“鸡娃”正在朝贵族体育运动项目进军，估计很快会被攻克下来。
所以，我，一个海淀妈妈，焦虑啥？
即使从实用主义出发，我们也会发现，在通用AI的冲击下，所有工具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
关于未来，我所确切知道的，就是我并不确切知道。
所以，我下定决心不“鸡娃”，也不“教导”他。
因为他将面临的未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新的游戏规则和秩序。今天我的焦虑，很可能都是笑话。
所以，对我儿子的教育，我和他父亲达成了两个共识：
1. 彻底打消对他所有的成绩预期。
2. 鼓励他的逻辑思考，学习兴趣，和表达欲望。
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获，未来教育在“专业选择”上可以少一点实用主义，多一点理想主义。
为什么？因为AI的出现，会让今天的实用，在未来变得不实用。同样，AI工具的发展也会让那些“追求本性，遵从内心”的理想有了落地的可能。
下一个时代来了。这个时代，和我们这几代人生存的这个工业时代相比，可能会是哲学意义上的不同，既有的经验不知道会在什么节点被废弃。
所以，我唯一的期望，就是他能成为AI时代的原住民，一个具有生存能力的原住民。因为未来他要面临的竞争，将是残酷的。
04
成为你自己
这几年引起“专业界”震动的事情不少。
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宣布用AI发现了一种新的抗生素。过去100年，人类也不过发现了100多种抗生素，每种平均耗费10年，耗资10亿美金。
这个抗生素耗时多久呢？在模型确定后，耗时大概几天。根本不是一个效率。
前两周还看到一个新闻，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用AI当导师。哈佛大学的老师，算是“专业社会”的金字塔吧，但这个堡垒，也被攻破了。
还有很多，亚马逊的畅销小说是AI写的，AI还解出了数学难题……而且可以预见的是，以后这种耸人听闻的消息会越来越多。
在新技术冲击下，已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堡垒”。
所以，不妨问一下，为什么AI显得如此强大？因为人工智能和我们人类相比，学习模式完全不同。
人类是 清零式 的，所以知识的深度、广度累积很慢。
AI是 复利式 的，每一代AI都完全是上一代的迭代。
接下来，令人战栗的“知识复利时代”将被开启。但问题来了，这是AI的知识复利。
给定我们人类的物理硬件，在吸收和记忆现有信息这个维度，我们一定无法和AI竞争。
那我们拿什么跟AI竞争？这也是我替自己，替我儿子一直考虑的问题——
创意，创造力，都对，好像有点抽象，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一直到前两个月，看到一位印度裔美国企业家纳瓦尔的一句话，大受震动。
他说，“在成为你自己这件事上，没有人比得过你”。
这句话说的就是，只有做你自己，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创造力。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们猜我想到了谁？
香港名媛，章小蕙，今年她是小红书最大的亮点之一。充满艺术感的带货，一夜卖货6个亿。作为名媛，她就是爱逛街，善于逛街买东西。
你哪里想到，会逛街，爱买买买，也是巨大的资产。
这个例子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成为自己，就是找到那些自己做起来得心应手，容易形成正反馈的事情。然后用媒体和代码放大这个效应。
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特别擅长的地方对吧？比如，念书，考试，协调沟通，整合资源……
但很多人干这些不行，就爱下棋打牌，跳舞烹饪，跟人聊天，或者八卦追星，算塔罗星盘……在这些事情上就是特别来神。
说这些的时候，你脑子里是不是已经出现很多人的影子？讲故事的凯叔，讲星座的陶白白，还有各路娱乐八卦博主……
我有时候确实会觉得，人哪，得相信造物的神奇。
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事情，自己做起来没有那种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容易坚持，容易兴奋，容易产生多巴胺，而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创造力”才会被激发，你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能做得和现有的不一样。
这就是创造力。
创造力，就是算法算不出的部分，因为他们尚未存在。
我想到这里特别激动，因为在创造力这个维度上，几乎所有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但是有人跟我说，还有一种可能，AI摧毁的速度会不会比创造的速度更快，宫殿没造起来，废墟倒是一大片？
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人工智能，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从大数据和云计算演化过来的。
那真正的大数据是从哪里开始的呢？2007年苹果手机面世，2008年安卓系统推出，让智能手机成为了最大的“数据采集站”，人类的数据突然爆炸式增长。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云计算开始突飞猛进，再接着才有了AI的一次次突破。
所以，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
人工智能不是天外来客，它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每个环节的进步突破都会对消费/生产产生巨大影响。
想想，从2007年开始，我们的生活、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不也是这个时代的微小产物？其实，也就15年而已。
也不知道为什么，谈到AI这个话题，我脑子就会自动响起这个BGM——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你们不觉得特别吻合这个时代，我们这些未来“移民”的心境吗？
那么，推开那扇世界的门之后，未来还有多远呢？
不多，也不少，15年，5000天。这是著名的未来学家，凯文凯利的一个判断。
他说，从1991年互联网出现到2006年普及，经过了大概5000天，15年。然后2007年社交媒体出现到2022年，又过去了大概5000天，15年。
所以，接下来的5000天，AI会有不断迭代和普及，又一次改变世界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以Chatgpt4.0的面世作为新未来的起点——来，算一下，我们还剩下多少天？
5000 – 136 = 4864。
走吧，推开世界的门去吧。
Chapter 2
中国CIO
01
中国智造
门的那边是人工智能，门的这边还有庞大制造业——
“中国制造”怎么跨过这道门成为“中国智造”，是当下的灵魂拷问。
不过，这两年我总是有种感觉，这个问题上大词太多，比如全流通数据贯通，全价值链业务协同，数字孪生，工业互联网。但怎么学，怎么向上，怎么成为，搞不太清楚。
今年3月，企业微信的小伙伴推荐我去佛山一家企业，说数字化做得很好。
这家企业名字叫日丰。
做什么的？做管子的，就是我们家里厨房，洗手间下水道，暖气，燃气，那些管子。
特小的东西是吧？人家年产能80多亿，规模很是不小。
第一次去，见到是日丰的CIO（首席信息官），尹浪，人称浪哥。
我问，你们如何做数字化转型？他第一句就击中了我——
“（我没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词。”
为什么？因为企业要活下来，就要不断解决问题，所以——
“从企业角度，（数字化转型）就是在不同阶段用不同工具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他给我举例：前几年，为了解决市场上的盗版问题，给每个管子打个二维码，相当于产品完成了“在线”。
然后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山东一个水暖工上门检修漏水的管子，发现可能是某个批次的产品有问题，就在群里@工程师，工程师当即过去，确认后马上报总部，当天就决定召回全球所有这个批次的产品。
之前我们只听说过，召回汽车，第一次听说“召回”一根水管。
还有，管子大小尺寸形状不一样，要怎么装车更节省空间，这事之前主要靠老师傅凭经验，现在数据都是即时在线的，直接用算法得到最佳装车方案，算下来差不多节约15%的装货空间——疫情期间的运输物流价格大涨，这一下就节约了不少成本。
他讲完，我脑子里立马出现了很多文件报告里的一个词，“产品的数字化全生命周期管理”，有点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这个虚词，第一次在脑子里有了具体的场景。
浪哥告诉我，他们不是特例，佛山很多制造业企业都有大同小异的感受。我跟他说，希望见见他们，仔细聊聊，现实中的制造业数字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浪哥给我安排了一群CIO，传统的小家电、家居卫浴、铝型材，到新行业的光伏、芯片。企业大小不一，上市的，没上市的，小的有30亿营收的，也有大到800亿的。
很多人对30亿没太多感觉，中国一共300多万家制造业企业，30亿大概处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前0.1%以内的水平，也就是说，除开几家制造业巨头外，这个样本已经是中国制造业的绝对头部。
可以这么说，他们的数字化现状是中国制造业最光明的一面。他们曾经和正在经历的痛苦，会是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常规课”。
讲两个我印象很深的故事。
一家建材企业的CIO，说自己加入这家企业，是因为老板觉得他跟自己“八字特别合”——这原因够奇葩，但也很中国，对吧？
然后他六七年前过去的时候，企业已经规模不小，但只有一个记账系统，IT团队20来人，主要就是维护生产设备或者稀稀拉拉的电脑。
最令他头疼的你们猜是什么？要绞尽脑汁的跟老板和高管们解释，为啥要买电脑，上软件。
听着好笑？一点也不，那几年房地产好，建材那么好卖，卖就是了，什么数据不数据的，纯属浪费钱。
这个听上去挺黑色幽默的故事，几乎每天中国都会有不同地方的制造业出现。困难永远比想象中要更具体，也更出乎意料。
还有，你们觉得这东西叫什么？螺丝？螺钉？镀锌螺丝？
恭喜你，都答对了。一个燃气热水器上有多少个这样的东西？大约几十个，而且名字五花八门。
所以CIO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内部信息系统里把物料的名称给统一了。
为什么要统一？因为物料名字不同，可能导致编码不同，部门之间沟通就统一搞错，采购时候订单分散，没议价能力，而且库存管理也乱。
他告诉我，这叫“物料标准化”，这个是基础和源头，没有这个，后面什么数字化都是空话。
是不是远比你想象中的要鸡毛蒜皮？没错，就是这么鸡毛蒜皮。
然后我问，这不都是最基础的信息化工作吗？
CIO们都笑了，对啊——
早期就是搞设备自动化；然后不同部门自己搞信息化，上不同系统，OA，ERP，OMS；再接着呢，开始整合各个系统，让系统之间的数据互通起来；后来，再通过通讯接口，把设备数据采集出来；最后让数据在企业各个环节流通起来，然后反哺到生产、销售、管理的各个环节。这个过程，再加上更高端点的技术能力，就是现在大家理解的企业数字化啊。
每一步，都是很琐碎的日常。但企业，就是这些日复一日的枯燥日常。
没有鸡零狗碎，哪来丰碑林立。
所以，渐进，是佛山企业们数字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是“倒逼”。什么叫倒逼呢？
消费电器行业大多是多层级的经销商制度。代理商下面有分销商，分销商下面是门店，之前企业一般就管理核心代理商，因为管不过来。所以，订单都是从门店汇总到分销商，再汇总到代理商，然后下到企业，企业安排生产。
可以想象，订单数量会比较大，时间周期会相对长——企业的生产排期、采购、物流，都会按照这种“低频大单”的节奏来。
现在有了数字化工具，从代理商到经销商到门店都线上直通，门店直接下单到工厂，这就是所谓的“营销数字化”，然后倒逼就开始了——
有家热水器CIO告诉我，之前是200家代理商，每月下一次单，每次几千台；现在6000多家门店，从月订单变成周订单，一个单可能就是10台、8台。
怎么办？首先精简品类，销量小和过时的砍掉。
然后优化算法，比如把相同的型号，大致交货周期相近的排在一起，减少换模、换线时间，同时一点点推进生产排期、采购、物流的快速反应能力，让“小单快跑”可以实现。
一旦小单快跑开始了，又倒逼企业对自己上下游的供应链做数字化整合，因为如果上下游跟不上，整个链路就断了。如果哪个上下游企业跟不上这个节奏，那就只能分手另外找对象了。
有家铝型材企业CIO就说他们也是被“逼”着做数字化改造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给一些新能源车做零部件，新能源车企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较高，一些客户提出来要和他们的系统进行对接，实现供应链条上的部分信息共享——
做还是不做？不做，可能会失去他了。如果几个大客户都流失了，企业肯定江河日下。
那做吧，就得去做相应的改善。
所以，“数字化”也是倒逼的结果，因为不进则退。逆水行舟或是退出激流，企业必须做出选择。
“倒逼”在佛山形成了一种数字化的涟漪状外溢。
我意识到这点是因为一个疑问。我发现佛山大小企业的CIO中，美的出身的特别多。当时参加一个会，现场300多人，美的出身的CIO有上百人，占了全场人数的30%以上。
我问为什么？他们说，80年代美的从乡镇企业起步，到90年代已经颇具规模。企业大了，必须搞信息化管理，上系统，否则跟不上。然后下重金，花大力气搞。随着美的不断做大，内部也开始整合信息系统，做升级。
什么叫升级？用市面上有的先进技术和工具做迭代，就这样慢慢培养出了企业自己的数字化能力，包括技术、系统、人员。
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刚刚说的，你想做美的的生意？只能跟着数字化，否则就OUT了。
跟着做数字化得有人力资源啊，从哪里来？美的。
然后，被“倒逼”着做数字化的企业长大了，又开始外溢自己的上下游，就像一颗石子下去，涟漪四处扩散开。
有一家智能平板企业，曾经是美的客户，美的（美云智数）帮它做了财务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改造。这家企业逐渐长成行业龙头，觉得自己的供应商效率太低，而自己的质量管理要求又高，干脆自掏腰包，给30多家供应商建了一套生产数据采集和质量管理系统。
02
复杂网络
3月我第一次从日丰工厂出来开始，连着往佛山跑了好多趟，仿佛内心被某种力量牵引，好像和数字化有关，和制造业有关，但又不全然是。
我说不清那是什么，似乎是某种更深层次的情绪和思考，模模糊糊抓不住。我跟很多朋友聊，希望找到答案，一直到徐远教授说出了“复杂网络”四个字。
大部分人想到佛山，第一反应是，黄飞鸿，舞狮队。但实际上，佛山是中国制造业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一个顺德区北滘镇，就有两家千亿巨头，美的和碧桂园。除此之外，还有10万来家大大小小的制造业企业，电器、陶瓷、装备制造、食品饮料，新产业老产业，你能想到的“中国制造”门类，这里基本都有。
看着这张图，再想起几次佛山之行，我明白了一件事：
工业本质上就是一个复杂网络系统，上下游，供应链，甚至竞争对手，都是这个网络的一个部分。他们相互作用，相互协作，也相互竞争。
就像热带雨林一样，越复杂，生命力越强。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一棵孤零零的大树呢？树底下面的杂草、青苔、蚁穴，树干上的虫子，枝叶间的鸟巢，甚至毒蛇，才构成了一棵充满生命力的树。
什么是最大的复杂网络？市场经济就是最大的复杂网络。因为各种不同的业态之间，都是复杂网络关系。
比如说，平台和制造业之间千丝万缕；房地产上下游和银行，更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不要轻易使用“一鲸落而万物生”这样的词语，因为市场体系中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那市场经济这个网络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自主性。渐进，“倒逼”和涟漪状扩散，就是自主性。
佛山大大小小企业，不是在苗圃里被选定的某颗种子，被除去杂草，被浇肥施水，被修剪枝叶。他们是大地的孩子，会顺着季节去调整生存策略，跟着环境去演进出真实的生态。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生态，佛山CIO，制造业和美的，通讯设备行业和华为，电商服务和阿里……都是。
自主性意味着更脆弱，也更坚韧。
来佛山之前，我对制造业数字化这个事情有点云山雾海的感觉。来了之后，总结出五个字，“很难，不颓废”。
在佛山这样的地方，企业要活下去，数字化转型就是条不得不走的路，要在现有制造业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不停地升级和迭代。
确实没人躺平，因为躺平的都OUT了。
所以，中国制造业远比我们想象中地更接近数字化时代。
我看到了他们如何在现实的泥地里，一点点匍匐着接近这个时代，更看到了“市场”这两个字，是怎么坚韧而持续地支撑着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
这就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给我的牵引，就像余秀华那首诗写的——
“那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当我们说“历史”的时候，往往觉得有些抽象，几十年、几百年被浓缩成几个王侯将相，朝代更替。
最近史学界很流行微观史，就像《清明上河图》，从日常生活，从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眼中透视出时代，这叫以碎立通。
就像著名的汉学泰斗，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的一句话——
“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
对我来说，拉纤的人，才是真正的历史。
其实，刚才我讲到的很多CIO，包括浪哥，此刻都坐在台下。
请允许我念出他们的名字：尹浪、温文聪、伍名跃、曾戈、龙春年……以及他们共同的名字，中国CIO。
谢谢你们，在一个日渐浮躁的时代里出做着最朴素的事，写着最沉静的答卷。
谢谢你们，和所有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的黄河边拉纤的人。
03
经济“虚”与“实”
这两年在研究数字化的过程中，我还被一件事情苦恼，就是怎么分清经济的“虚”和“实”。
都说制造业是实，平台是虚。但对我来说，数字经济的灵魂之一，就是虚实边界在消融。
但我一直找不到简洁的逻辑把这个想法讲清楚。今年，这个事情算是解决了。
第一件事是，我在CIO们的会场里发现，现场除了制造业企业外，还有很多数字服务商，包括阿里、腾讯、字节、华为等大厂。我意识到，其实制造业企业的很多数字化，都用到了平台的能力和工具。
第二件事是跟一个朋友聊天，知衣科技的郑泽宇。
泽宇是我长沙老乡，学霸，奥赛选手，也是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年轻元老。谷歌、字节，他一直是“平台”这一挂的选手。但是前几年，他和我另一个朋友冯敏一起做了家公司，冯敏也是平台这一挂做电商的。
他俩现在在搞制造业，服装制造的数据化。
比如说一件衣服，不管你在哪个平台卖，这个数字化停留在哪个层面？冯敏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语，成品。
不管哪种类型电商，多少种SKU，被数字化的都是商品本身。
那“成品的过程”呢？不就是所谓的产业互联网么？制造业数字化不就是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么？
一个向下渗透，一个向上生长。
突然想到之前写过的一句话——
“数字平台，既是一种企业组织，更是一种经济形态”。
当时抽象的思考，终于找到了落地的场景。
在静态的二分世界里，我们习惯了非黑即白，平台是虚，制造为实。想当然地认为，制造业要发展，平台就需要限制。
在动态的现实世界中，我们看见的却是这样的图景——
他们在各自的进化中，不断接近。平台和制造业，总算要金风玉露一相逢了。
但愿这次相逢，会胜却人间无数。
最近有本畅销书叫《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设计？》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设计？我想，佛山制造业的数字化已经给出了答案。
Chapter 3
YOLO：要，我现在就要
01
我只活一次
这是今年五一的出行消费数据。和2019年相比，出行人次是同期的119%，但旅游消费101%。
直观解释就是“消费降级”，毕竟每个人花的钱确实是少了。
不过有时候，换个角度，结论就不一样。
今年五一我来上海，找朋友要司机，说司机请假出去旅游了。
40岁的中年人，十多年从没出过远门，突然聊发少年狂，两公婆还分头行动，一个跟哥们开车去淄博撸串，一个跟闺蜜去长沙打卡。
我看到那个数据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就出现了这件事——
这个数据说明，有19%的人，疫情前从不旅游，疫情后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即使不富裕，节衣缩食，还是要在路上，去体验人生。
毕竟，生命那么短促，人只活一次而已。
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语。
听上去像情绪吧？生死看淡，不服就干。还真不是。
它是一种新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就是会对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潮流。
那YOLO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是什么呢？活在当下。
为什么想活在当下？
过去两年，学术界研究这个的很多，还有专门的模型——
YOLO意味着关于未来的折现率变大了，所以未来那点快活变得没啥吸引力，还不如今天多快活一点。
记得有一句俗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国家大事、气候问题、各种病毒，都是我们渺小的人类控制不了的事情，所以，对于那些想不清也管不着的未来，算了，放一放，多顾着点今年就好。
这个词还让我们想起另一个词语，延迟满足。
为什么可以延迟满足？因为对未来有确定性预期，延迟了可以满足。但如果如果延迟了不能满足呢？
那就，要，我现在就要，因为YOLO，我只活一次。
现在，YOLO这个价值观已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人》写过一篇深度报道，专门讨论YOLO在美国社会中的表现和影响，里面说到一个年轻人，叫内特·莫斯利（Nate Moseley），29岁，他是美国一家大型服装零售商的采购员。
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古老行业了，但是一直犹豫不决，毕竟薪水高，13万美金。
今年他创建了一个名为「20多岁的危机」的表格，写了很多下一步行动的可能选择：上编码课，挖以太坊，参加2022年的政治竞选，搬到加勒比海地区，开一家旅游公司……
然后，2020年6月1号，他行动了。为什么，因为疫情后他觉得，那种回到从前的想法不再吸引，“时间是个单行道，我只活一次，如果不是现在，我什么时候才能改变？”
这是美国式的YOLO，越来越多人选择推翻自己的生活，放弃了舒适而稳定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冒险事业。
《经济学人》杂志也说，职业白领，金领开始“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很多经济学家也认为，这种价值观正加速美国的创新。比如说，60年代嬉皮士文化，很多硅谷大佬都是嬉皮士，包括苹果创始人乔布斯。
中老年人也YOLO。2020年之后，很多有储蓄的中老年人，忽然想明白了，一辈子忙忙碌碌所为何来？
一直想着退休后要去加勒比海钓鱼，去撒哈拉徒步，或者在院子里晒太阳。所以，就像《鹿鼎记》里面的韦小宝一样，“老子不干了”。
然后，美国55岁以上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相当于150万的劳动力永久的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这对宏观经济来说意味着什么？通胀——
劳动力供应紧张，（名义）工资增长，然后推动全社会价格上升。
这已经是美国经济学界的共识。
前美联储主席，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伯南克说：“美国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给不足是构成通胀上行的主要因素。”
美国的YOLO主要体现在就业市场上，中国的YOLO有点不同。
今年中国有个热词——特种兵式旅游。
我从微博上截了一张图，来自一个年轻的成都的码农，柟多多，他在网上爆红是因为5天内打卡五岳。
这个小伙子是旅游爱好者，今年他突然萌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用五天假期爬完五岳。说干就干——
4月28号下班，立即出发，第一站，南岳衡山，中午登顶，打卡，下山，然后马上出发奔赴下一站，嵩山，登顶，打卡，下山，再下一站，泰山，恒山，华山。
五天，五城，闪现五岳山顶。
我开始不是特别理解——然后五一节特地带儿子去了趟沈阳做特种兵式旅游，早上6点钟二等座，打卡工业博物馆，撸串，然后去皇太极的北陵公园，中途还陪他打卡了两个游乐场，晚上11点晚班机回到北京。
很刺激，感觉人生是浓缩的。
然后再想想这个男孩，突然就理解了，人生不就是在路上吗？
“五岳归来不看山”，你想想，5天，120个小时，浓缩了别人的半生和山河的精华，何等的刺激？最重要的是，成本也不高，负担得起。
所以，中国式的YOLO会体现在消费市场上，一方面因为家庭资产负债表受损，还是想省钱，另一方面，又真的觉得人生苦短，要多体验。
所以我们在消费上会发现很多奇怪的悖论，看着像消费降级，但又不完全是消费降级。
我总结了一下，中国式YOLO=【低成本，强体验】
02
枫叶租车
前两个月，我跟枫叶租车的创始人聊到这件事，他一听，太对了。
“设计符合时代价值观的产品，提供符合时代价值观的服务，这正是我们公司发展的轨迹。”
比如，为什么要切入高端汽车租赁市场？最开始是基于对“消费升级 vs 消费降级”的思考。
举个例子，你十年前买个帕萨特多少钱？20多万？现在宝马3系，大约也是20多万。所以，你很难界定什么叫升级或降级。
但用户对品质的追求是永恒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决定了方向，要让用户“用更少的钱享受到更高端的品质”。
接下来发现，年轻人对汽车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老一辈人的观念中，汽车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它只是一个出行的工具。
年轻人追求的是如何能有更好的驾乘体验，通过体验不同的产品获得不同的乐趣。
所以，这是他们的另一个出发点，要让用户“用同样的钱获得更多的体验”。
在这两个思考下，从高端汽车租赁这个场景入手，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高端车的用户比自己想象的要年轻差不多10岁。
这时候，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发现整个汽车产业在技术层面的冲击下，连对车的定义都发生了变化：从资产到玩具。
所以整个产业链的销售模式，以及客户的消费模式都发生了改变。
“体验”这个词变得更重要。
这些变化都促使他们去思考，为什么不能为用户创造更高频的极致体验呢？
比如保时捷、奔驰、宝马、沃尔沃、特斯拉这些车，尤其是新车型，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是向往，但是还有点够不着，能不能当下就要，又要得起呢？
这就是他们正在推出的“汽车订阅”。
汽车订阅，和长租比较类似，但是长租的意思是，你这段时间只能开这辆车。订阅的意思是，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车不想开了，可以在订阅池里面再换一辆不一样的车。
所以，他总结说，从汽车租赁到汽车订阅，本质上都是提供出行解决方案。但这个方案，一定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变化。
他们这个方案，契合了年轻人对整个汽车产品的新思路，YOLO。
枫叶这个案例也让我再次肯定，YOLO在中国市场上会更多地体现在消费的“高性价比，高频次，强体验”。
这个思路下，很多消费场景都变得可以理解。比如小家电行业里的养生壶，煮蛋器，空气炸锅，新款层出不穷；茶饮行业里不断推破圈的联名产品......
这些热闹背后，就是YOLO价值观的渗透，要快，要体验。
03
生如夏花
对YOLO这个事情，我感受特别深，因为我是长沙人。长沙就是YOLO精神特别强的城市。
这两年，我碰到所有人都告诉我，超爱你们长沙哦。
为啥？我觉得就是长沙这个城市骨子的YOLO气质，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的YOLO心态。
上个月我回长沙，跟老同学一路顺着著名的网红区域逛，天心区，还有解放西路，然后发现一大溜熟悉的名字——
茶颜悦色、文和友、墨茉点心局、虎头局、三顿半、费大厨、柠季、盛香亭、零食很忙……居然全出自我老家。
这里面很多品牌都曾经是社交媒体的绝对宠儿。
我一查，这几年长沙居然有86个网红品牌，一浪接一浪，虽然不断有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但总有后浪滚滚来。
而且不管前浪是成是败，那种一瞬间铺天盖地占据所有心智的场景不会持续，而且前浪消失的速度越来越高，概率也很高——而这，也正好是这些年网红品牌的常态。
所以，很多讲究“基业长青，长期品牌”的学者对这种“昙花一现”的现象颇有微词。
但我反而觉得，正常。
那天看巴菲特的直播，看到老爷子仍然喝可口可乐。突然意识到，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品牌故事，不会在这样一个YOLO时代出现了。
不是因为产品不行了，而是因为供给更充沛，认知更多元，信息流更快速——
你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触达更多用户，占领更大市场。这意味着什么？现在红1年可能相当于之前红10年。
所以对产品，对品牌而言，你面对的是一个更广阔，但也更稍纵即逝的市场。
在这样一个YOLO的时代，【生如夏花】可能才是常态。
我今年特别认真地思考了“生如夏花”这四个字。
从前，时间犹如深潭，慢慢的岁月，慢慢的成长。
今天，时间犹如激流，瞬间到高潮，也会瞬间被荡涤。
但是，开放过，存在过，被看见过，没有价值吗？
比如说淄博，很多人觉得这是非市场化的行为，炒作，泡沫。
没错，淄博烧烤的温度降下去了。但是换个角度看看？淄博很多小商家的人生，就在这两个月内发生了改变：
卖鸭头的小哥叫伊扬，曾经一夜直播卖货100万。
小饼店家的利润4、5月曾经高达100万，现在“断崖式”下跌到10万，但比之前还是多不少。
从个人角度来说，将一个月活成了一年、十年的例子不在少数。
从城市角度来说，淄博被看见了。不说这些社交媒体动辄百亿的数据，就说经济学家这个群体，什么时候讨论过淄博？我觉得这个价值可能比任何城市名片工程都有用。
所以，曾经被看见，难道不也是一种幸运？
这些事情让我继续思考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
作为一个信息生物，人类拥有的无非就是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自从苹果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后，数据喷涌，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面对的信息空间被无限扩张了，而信息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感受到的“时间”被压缩了，变短了。
我们看见的可能是一夜爆红，转瞬即逝，但在更哲学的意义上，这是时间的相对论，因为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所有的生命所面对的时间已经变快了。
而这，意味着太多变化——
品牌、影响力、价值这些东西本就是人类的共识，当时间变“短”的时候，共识构建和破裂的速度也会变得越快。
这意味着，YOLO，是时间相对论的产物。
人类的空间被扩展，时间被缩短。
YOLO时代，品牌来来去去，影响力沉沉浮浮，价值起起落落。
对一个品牌，一个人，一座城来说，也许生如夏花未免遗憾，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在同等的时间长度上，每个人，每个品牌，每个产品，每座城，都有被看见的机会。
我们都是技术的生物。
回头想，“人类”这个生物在苹果手机面世的那一刻已经被改变了。
今年通用AI的出现，只是将这个变化再往前推进了一步而已。
作为“未来”的移民，我意识到，既有的观念、价值都即将或者正在发生重大的改变，既有的经验可能都被荒芜，所以，活在当下就好。
这不是短视，不是注重享乐，而是时间的相对论。
我想起了那个冲进球场拥抱梅西的孩子，我记得他仰着的头，张扬无惧的笑容。
是啊，YOLO，你活且仅活一次，我知道被看见过，被改变过，这就够了。
所以，有人问我，共潮生有压力吗？
我早问过自己，你是要永远在镁光灯下么？还是绽放一次也可以？
答案是，后者，明年，明天，你记不记得住根本不重要。
We only live once we only live tonigt.
请记住今夜就够了。
Chapter 4
服务业工业化2.0
01
数字能力
刚才说到，在YOLO时代，每个人，每个品牌，每个城都有被看见的机会——
不是鸡汤，而是中国工业能力的体现，这里的工业不是平时说的工业制造能力，而是服务工业化能力。
我想先讲一下什么是“工业化”。
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福特流水线。在此之前，装配一辆汽车要728个小时，汽车年产量12辆，典型的富人的玩具。发明了福特流水线之后，装配一辆车的时间缩短到12小时，福特一年产量25万辆。之后十几年的时间，汽车成了美国家庭标配。
这就是工业化，通过标准化和规模化，不断降低成本。
汽车，冰箱，电视，手机……都是这样进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家庭生活。
服务业，也是一样。
星巴克，就是服务业工业化的产物。
有谁知道一杯热美式是怎么生产的吗？我特地到店里面问过，早上到店，打开咖啡机，将咖啡豆倒进去，出来就是浓缩咖啡液。要中杯？按1，然后加上热水。至于咖啡豆？是固定比例配方配的。烘焙？是自动程控的巨无霸烘焙机，同一批豆烘出来几乎一模一样。
是不是有点福特汽车流水线的感觉？一切都高度标准化，流程化。可以快速复制，粘贴。
就是靠着这套工业化流水线的能力，很多年星巴克稳坐全球咖啡第一巨头的位置。
这就是服务业工业化的力量——
本地化的小规模经营，经过标准化和规模化，可以成为巨头。
美国一直是服务业工业化的标杆：肯德基，BurgerKing，Pizza Hut，沃尔玛超市，Home Depot，Drugstore……
但这种能力遭到了挑战，比如瑞幸的出现：
2022年，星巴克在中国的营收下跌19%，瑞幸增长53%。
2023年，瑞幸咖啡门店数目超过10000家，历时6年，星巴克（中国）门店刚破6000，历时23年。
他们说是因为数字能力。
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一直到我看到这两个品牌的爆款。
星巴克最新的爆款产品，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推出的 星冰乐。
瑞幸最新的爆款是2023年4月的 冰吸生椰拿铁 ，2023年3月的 碧螺知春拿铁 ，2022年10月的 生酪拿 铁。
这两年，瑞幸就大约有10种左右爆款。
这些爆款，你不觉得听起来都有点耳熟么？生椰拿铁，椰云拿铁，冰吸生椰拿铁，听起来是某个大家族族谱里的“椰”字辈？还有碧螺知春拿铁，茉莉花香拿铁，杏花乌龙拿铁，像不像什么“茶系”旁支？
这样看下来，我终于明白，所谓“瑞幸的研发是数据驱动”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如果说星巴克卖咖啡，那瑞幸就在卖算法。
瑞幸眼里不太存在“咖啡”这个物种，在他们眼里，任何产品都是几种“要素”的组合，包括牛奶、咖啡、果汁、糖浆、茶粉、椰汁、香料等等。
对瑞幸而言，研发就是根据各种市场信息和门店订单信息，给要素做“最优排列组合”，计算哪些可能受欢迎——
至于这是不是“咖啡”，压根不要紧。
等出了爆款后，马上数据分析，这个爆款的主原料还能跟哪几种要素相结合，然后新品就出来了。新品爆了，又如此循环。
所以你会看到一张“亲缘关系”紧密的爆款单子，因为每个爆款，都很可能是前面爆款的拆卸重装，进行迭代的产物。
一个卖咖啡，一个卖算法，标准化程度更高，规模化速度就更快。
这种标准化程度来自哪里呢？数字能力。
除了在爆款研发上，瑞幸从选址，到制作，到营销，都建立在社会的数字能力之上。
用LBS技术和POI大数据做门店选址；用物联网、云计算远程管理咖啡机；
用企业微信做精准营销，根据客户偏好，有针对性地推优惠券。
中国市场上这些年跑出的很多新东西，本质上都是基于我们现有的土壤和环境。
如果把当年星巴克生长的土壤和环境称作服务业工业1.0，那么瑞幸生长的土壤和环境就是服务业工业化2.0。
数字能力，就是从服务业工业化1.0到服务业2.0的最大区别。
我为什么会强调“土壤和环境”这种词呢？因为它意味着“新物种”。
像瑞幸这样超万店的中国企业还有不少。最近古茗、茶百道、沪上阿姨都马上要突破万店规模了，而他们成立都不到15年。
原因不复杂，数字能力让他们标准化程度更高，效率更高，所以规模效应快速发挥到极致。
更重要的是，利用这种数字能力，品牌或者企业都有进化的可能。
企业微信这样的工具，其实就是品牌和企业数字化演进的土壤。
前几天，我跟几个做零售连锁的老板聊天，他们很焦虑。
一是零售业不够景气，前几年增速已经低于GDP增速，另一方面城市化放缓，人口下降，之前那种流量驱动利润的模式碰到困难。
问，未来会怎么样？该怎么办？
我的判断是，未来零售消费上有两个趋势是挺明显的。
第一，存量博弈。
因为小城市人口继续减少，大城市内部人口也继续往核心区域集中，很多地方就会变成不毛之地。转战线上也有问题，因为电商增速已经降到了4%，流量见顶。
第二，服务消费的增长会远大于商品消费。
凯恩斯说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的“有益性”会代替“有用性” ，会从“为商品付费”，升级到“为体验付费”，就是“体验感受”比“实际物体”更重要。
今年上半年相比年初，消费价格下跌0.5%，其中商品消费下跌1.4%，但服务消费还是涨了0.8%。
该怎么办呢？我的答案是：利用现有的数字能力，从卖商品到卖体验、卖服务。
02
卖服务
宝岛眼镜就是这么一个案例。
过去也是一个“卖眼镜的”。1997年进入大陆市场，碰上城市化这么个大浪潮，短短一二十年做到千店规模。后来碰到和大家一样的问题：线上电商冲击，经济增速放缓，流量越来越贵，也在想出路，想突围。
怎么突围？卖服务。
现在，宝岛眼镜将业务全面升级，不要做卖商品的“连锁眼镜店”，而要成为连锁“专业的视健康服务中心”。
你可能会问，“专业的视健康服务中心”是什么意思？
从顾客进入宝岛眼镜门店开始，超十万元的专业配镜设备、专业的验光师、配镜师就会为顾客做细心的检查，为每一位顾客建立起属于他个人的视力电子眼健康档案。
配完眼镜后，哪个顾客什么时候该取眼镜，什么时候要去复查、近视度数有没有增长，都有专人来提醒服务你。比如青少年视力三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视力复查是刚需，在宝岛眼镜会有专人发微信提醒复查，比爸妈还要细心周到。
通过这套完善的服务，2022年暑假，宝岛眼镜青少年客户到店复查人数同比增长了7倍， 复查时候有49%的客户产生了家庭购买。娃复查的时候，闲着没事，妈试个墨镜，爷爷配个老花镜……复购率，连单率，都上去了。一旦有了“家庭购“，客户的粘度就上了好几个台阶，而且还容易社区传播。
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要提供这套“服务”是很贵的。
以前，在验光的时候，需要手动记录档案，形成一个纸质的册子，每次顾客再来都要翻一堆档案才能找到顾客的信息。
如果想主动联系老顾客，只能打电话，这种电话往往被视为骚扰，没几个顾客会接起电话。而且，一个门店几千个手机号码，店员根本记不得谁是谁，更别提及时提醒顾客到店了。
这种高频服务，按照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成本又高，收益又不确定。
怎么让非标的个体服务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从而实现规模化的“视健康服务”呢？
就是用好企业微信这个工具。
以前给顾客打电话，人家不接；现在在企业微信里，可以给顾客发信息，可以用不打扰的方式，等顾客有空再看，这就让顾客感觉收到关怀和照顾。
刚刚提到，青少年视力三个月左右就会有变化，视力复查很重要。宝岛眼镜会在私域里提前提醒爸妈到店复查，上百万顾客的提醒，怎么记得住？他们都是通过企业微信自动排期，做到准时发给顾客。
更要紧的是，这种复购连单，客户粘度，和口碑效应的产生，边际成本非常低——
理论上来说，数字化工具和服务流程建立好了，服务1个人和1000个人、10万个人，成本差不多。
换句话说，宝岛眼镜通过企业微信，控制了成本，并且具备了规模化提供高频精准服务的能力。
几年下来，宝岛眼镜大概沉淀了900万的私域用户到企业微信上，一点点接近了自己的目标——"专业的视健康服务中心”。
不仅仅是宝岛眼镜，借助于企业微信这样的数字化工具，很多行业都可以更近距离地链接用户，低成本地服务用户，开始了从卖商品到卖服务的转身——
高端服装行业，从坐等顾客，到送货上门试衣，服务产生了更高的附加价值；
定制家居行业，从卖柜子，到长期家居养护，服务成了顾客再次消费的钩子；
汽车行业，从通过4S店卖车，到跨过经销商直接服务消费者，服务成了他们的竞争优势。
不管是瑞幸咖啡到宝岛眼镜，都有点“数字新物种”的味道。
这张图片上也是个“新物种”——来自贵州的村超。
村超的全称是“榕江（三宝桐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简称村超，是贵州榕江县民间自发组织开展的乡村社区体育赛事。
比如，月寨村足球队，六佰塘村足球队，20只以村为单位的足球队，参赛球员从事不同职业，卖肉的、开挖掘机的、城里打零工的……
奖品是什么呢？冠军，本地小黄牛；亚军，土猪；季军，小香羊；第四名，本地鹅……
看这个阵容，妥妥是魔幻现实版的“少林足球”，我严重怀疑，榕江县的组织方，跟我一样是星爷的死忠粉？
给你们看两个数据：
村超的现场观看人数5万；作为对比，英超最新一季度刚超4万人。
2023年端午节3天，榕江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44亿；作为对比，2022年榕江县财政收入3.05亿元。
很爽的数字，但各个政府，企业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可能会问——
一个人口不足30万的西南小县城，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样大规模的组织协作的？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问淄博。
回答是：货运物流，地图导航，行程预订，人员调度匹配，新媒体传播……
对我来说，这就是服务业工业化2.0的土壤。
之前很多人说“数字基础设施”，我总是觉得不到位，到今年总算知道这个感觉从何而来。
它不仅仅是“数字能力”——
这个土壤，包括了过去30多年工业化形成的产业链、制造能力、服务业工业化能力，叠加上过去20年多年成的数字能力，他们之间相互渗透加强，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服务业工业化2.0土壤。
中国服务业工业化2.0 = 服务业工业化1.0 x 中国数字能力
因为是土壤，所以可以长出各种新物种——
可以进化成数字咖啡、数字奶茶……
可以进化酒店成“亚朵”酒店式的城市体验服务；
也可以将一座城市变成“网红品牌”。
还不止于此，这种土壤提供的规模化服务能力，可以将个人才华转化成个人产品。
这个女孩叫小文。95后，二本师范院校美术生。
毕业后没啥就业机会，备考一年，挤破头进了老家山西小县城的一家体制内单位。工作很琐碎，端茶送水打印资料。
偶尔一次机会，单位举办爱国主题的手抄报比赛，美术生小文拿了第一名。下一次单位手抄报比赛，邻桌大姐对她说：“我不会画画，给你200块钱，帮我画一张吧。”
小文在学校时候做过微商，马上意识到这估计是潜在需求，然后发社交媒体说自己能提供“手抄报服务”，教学，代画，一条龙服务。很快就有第一批顾客，几十个人找来说家里孩子要做手抄报，小文小赚了几千元。
美术生小文很快发现，除了手抄报，自己还能干水彩画、油画、手绘插画……
社交媒体成了她的第一阵地，粉丝数不多，1787个。但有真实需求，新房子的风景装饰画、结婚典礼上的新人卡通头像.....
然后她发现，要做大点，就得标准化——
然后她开始在情人节、七夕、圣诞等这些重要节日之前，做标准化模板。比如，比较简单的爱心系列，一天可以作8幅画，8个画板摆在一起，记住各自要画什么颜色（粉色、蓝色）。画第一幅的时候，先画大致图样，涂色，让它晾干，流水线画完最后一幅的时候，第一幅已经晾干，再画细节。最后根据粉丝要求，定制姓名和祝福语。
把样品放在小红书上，马上就会有粉丝私信联系，确定定制内容后，先线上付款，画好后，再寄顺丰到付。最远的一单卖到了西藏。
今年，义乌一家做儿童绘本的公司在网上看到了她的作品，找到她，说小文的画很适合做儿童涂色书，几万块钱买断了版权。
我听完这个这个故事，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
广东深圳的腾讯，上海的小红书，北京的微博，西藏的用户，浙江义乌的客户……
中国工厂，中国公路，中国网络，中国平台，中国数字化工具……
这一切构建而成的中国服务工业化能力2.0，让这个女孩长出了另一种模样。按照流行说法，让一个普通山西女孩的命运齿轮，开始加速转动了。
再想想今天演讲开始时候，小马和佳雯的故事，我们现场嘉宾手里的盒子。
一个创意是怎么变成一个产品的？通用人工智能、制造能力、产业链、物流、社交媒体、各种数字化工具……
这个中国2.0版本的服务业工业化土壤，还在持续生长。
服务业工业化2.0，是一个让非标准化的才华可以实现规模化服务的土壤，是一个让个性化技能能够生存的土壤。
03
广场与高塔
上个月去菜鸟讲课，菜鸟集团副总裁韩帅给了我另一个视角加深理解这件事。
我们谈到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威胁，他说，在菜鸟做国际化智能化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一直想搞人工智能仓，但发现怎么都搞不过人工仓。
原因很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数字化生存”，任何一个最普通的中国劳动力，即使初中毕业，也能熟练掌握移动支付、地图导航、直播喊麦、线上接单等数字化工具。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
“熟练使用数字化工具”这件事，实际上是有很高学习成本的。但是中国这些年数字平台的发展，硬生生将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
所以，我跟韩总说，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总结一下，这叫“数字劳动力红利”。
对我来说，数字劳动力红利，其实也是“服务业工业化2.0”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想明白了这个服务业工业化2.0的事情后，我回来再看一本书，尼尔弗格森的《广场与高塔》，就觉得更有体感。
这本书讲的就是数字化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变化。
他说，之前的社会像高塔，是层级式的。人生像攀登窄梯，所以我们拼命要上好大学，进好单位，要从科员到科长到处长，因为爬到上面才有机会看到更远更好的风景，但是每一层都席位更少，所以这是一场“排他式（Exlusive）的游戏”。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次破局，过去20多年的数字经济，则是另一次更大的破局。
高塔仍然在，但在高塔之外，一个广场型结构正在出现。
广场不是华山天险一条路，你摆摊，卖艺，唱个二人转，都行。广场是网络，游戏规则不是排他的（Exlusive），而是包容的，互动的（Interactive）。
网络上有个梗叫做，“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出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新华字典》的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 ，笑点很容易看出来，对吧？
但是今天，我在高塔之外，看见了一个还在生长的广场。
6月份，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到了21.3%，又是历史新高。
媒体上每天都是年轻人烧香拜佛，教育不再能改变命运了，寒门再难出贵子了……
我理解这是真实的焦虑。但是，我又想，也许在这样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理解服务业工业化2.0土壤这个事情，会变得更重要。
所以，请允许我，滥用一次中年油腻的权利，说教一次，好吗？
年轻的孩子，怕什么，走啊，做一个出走的娜拉，去真实的世界里，去这仍然生机勃勃的土壤上，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Chapter 5
摸着石头过河
01
失去的三十年？
大概是12天前，我跟罗老师在线上聊天，说还是最喜欢他2015年年度演讲的内容。
他说，“当时全民有一股向上的劲头，作为表达者，我把那个情绪呼应出来了”。
“表达者要呼应社会情绪，否则就失去了价值。”
“公众表达”，究竟表达的是什么？
当天中午我跟枫叶租车的梁怿吃饭，聊到这个话题，我说突然觉得前面内容调子有点自嗨，没有做到“呼应社会情绪”。
梁怿说，你误解了“呼应”这个词的意思，呼应社会情绪不等于迎合社会情绪。呼应的意思是，关注现象，直面情绪，提供思考。
很凑巧，下午第一财经的张志清也恰好跟我说了一句话，“记住，流量是有价值观的”。
那天对我挺重要的，我觉得，它是我今天站在这里所有表达的支柱。我连夜删除了当时准备的“安全资产配置”的内容，决定最后这部分内容要呼应当下。
什么是当下？用我喜欢和尊重的一位学者黄益平教授的话来总结——
“经济新旧交替的过程中，政策要避免新的还没起来的时候，旧的被破坏太快，因为破旧立新是痛苦的。”
今年，这种痛苦被“日本”具象化了，都在担心和日本一样“失去三十年”。
想起之前碰到的一个日本人，1970年生的，今年53岁。隐私起见，就叫他高桥健次郎吧。1992年参加工作，30年了。今年第一次涨工资，从500万涨到了560万日元。
问他，30年没涨工资是什么感觉？
习惯了。反正没结婚没孩子，倒也不感到特别难过。
反正这些年日本物价也没涨。自己住的东京新宿区公寓，租金到前年（2021年）才超过1992年。超市一袋明星牌拉面，1992年140日元，现在也是140日元。
然后他补充说，实际上2012年安倍首相上台后，日子就好多了。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股票涨了。从2012年10月开始，日经225股票指数半年内上行60%，然后一直稳定涨，到今年6月底，涨幅超过270%，平均下来每年也超过10%。
第二，实际收入涨了。高桥是东京大学财会专业的，一直在三井住友银行当个人理财经理。他说，2013年后，公司赚钱多了。为了避免“工资粘性”（就是工资容易涨下调困难），三井银行不调工资，但是会多发几个月月薪，14-16个月都有。
我问，到底哪些年份最难受呢？高桥想了想，1998年到2012年，感觉都挺难受的。
不过最难受是1998年后和2008年后的几年，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候破产企业很多，银行没人借钱，天天担心失业，“我妈妈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穿优衣库的摇粒绒外套的”。
我问他，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日本那段时间那么难过的呢？高桥想都没想，是政策犯了错吧？
咦，难道不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吗？
高桥摇摇头，之前我们也都这么认为，但是2008年美国不也是房地产危机吗？但美国2009年就开始恢复了。最重要的是，2020年之后我们也一直担心，1998年和2008年的噩梦会重演，并出现长期通缩，因为当时觉得那个危机比银行倒闭的危机还大呢。没想到，日本政府这次决心挺大，坚持宽松。还真管用了。
工资涨了，房价涨了，股市涨了，突然感觉“有钱了”。
我问他，你们不是通胀了么？3.3%，你不怕？
高桥摇摇头，这都多少年了，东京开始排长队了，他挺唏嘘，“没想都我50多岁了，还能再次见到东京这么热闹”。
“香帅老师”，高桥说，“涨价和消费欲望，让我觉得活在人间”。
02
改变预期
不知道你听了高桥的故事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通胀不一定坏事，但通缩比通胀更令人痛苦。只要政策力度足够大，日本这样长达20年的通缩都给治好了。
我把高桥的故事讲给社科院张斌教授，为什么高桥说当年日本在政策上犯了错？
张斌说，高桥的体感是对的，日本是有机会走出通缩的，包括1998年那次。1992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其实央行特别果断，连续9次降息，几乎降到0。
实际上日本经济到95年、96年已经有一些好转，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一个榔头敲过来，再次陷入了通缩——当时日本利率已经是零了，没东西降了，还是通缩，怎么办？
克鲁格曼（诺奖得主），还有后来当了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以及日本自己的经济学家伊藤隆敏……都跑过来给开药方——改变预期。
怎么改呢，比如说当时日本通胀已经0.1%，日本政府就应该明确宣布，通胀目标是2%或者3%，然后再配套宽松政策。
这招说起来挺不负责任，相当于要央行主动制造通胀预期。也就是说，日本政府一边放水，一边说，你再不花钱，我会一直放水，放到有通胀，你手里的钱长毛了为止。听上去超级不靠谱，对不对？
但2012年安倍上台后，采取的大概就是这一招。
日本这么保守的政府和国家，下决心做这么大改变，和美联储2008的量化宽松政策是有关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日本是摸着美国过河。
安倍政府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出台以后，日本股票价格立竿见影的上涨，通货紧缩也消失了，成功将日本拉出了漫长的停滞。
但是为啥这么不靠谱的招能管用呢？其实就是预期。
通过改变预期，从而改变行为，导致结果变化。
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大家都不花钱，就没有人赚钱，没有人赚钱，更没人花钱，如此循环下去，经济衰败，就跟当年日本一样。
但是日本央行这么个不靠谱的做法，让有人开始花钱，消费，投资，然后开始有人赚钱。赚了钱，自然敢花，这才是自然修复。
所以，你看，一个不靠谱的招会导致一个靠谱的结果。
难怪，克鲁格曼当年有句话，大致意思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央行是负责任的。很悖论，对吧？也很难被人理解认同。
但是当时的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觉得这群家伙是疯了，央行的责任应该控制通胀的，哪有一个负责任的央行会做这么不负责的事情呢？果断拒绝了。
但后来历史经验一次次证明，这条路是对的。
尤其到了2020年，很多大央行都将“预期”这个武器用得烂熟于心：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说， “不惜代价救经济”；
日本央行黑田东彦说， “不惜一切代价尽早结束通缩”；
美联储利率降至0%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 “我们仍有政策空间”。
都是一样的道理。
莫言说，我们都知道，“能说服一个人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南墙”。
不过，日本这个南墙摩擦的时间真是有点太长了。
所以，当我们要“摸着日本的石头过河”时，得摸对石头。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日本国内部门的低效率、不良资产、老龄化、房地产泡沫等各种结构性问题，但很少会意识到，即便是存在这些问题，日本也不必付出长期通缩和经济停滞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如果货币政策足够给力，很多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最后他总结——
摸着日本的石头过河，很重要的一点是破除货币认知上的茧。
03
复杂中国
但也有人不同意，北京大学徐远教授说，日本的石头没法摸。
他给我看了一张图，图里有四个圆圈，不同大小，代表着中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
最右边是人均GDP2万美金 以上的城市，一共25个，大概覆盖了多少人呢？ 2亿人口。 这2亿人口对应是日本，韩国，西班牙。
旁边的是人均GDP1-2万美金的城市，一共111个，覆盖了 5.2亿人口。 这5亿人口对应的则是波兰，俄罗斯。
最小的圆圈是人均GDP5000美金以下的城市，一共64个，覆盖了 1.4亿 人口 ，对应的是越南，菲律宾。
这意味着，“中国”这个概念包含着太多，它是日本、韩国，也是越南、菲律宾，它还是巴西、泰国、波兰、俄罗斯。
任何机械的国别比较，在这样一个复杂肌体上，都未免流于简单。
对着这张图，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复杂中国，而复杂本身就是机会。
在25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金的城市里，有个城市很多人不熟悉，湖北宜昌。2021年的经济增速高达16.8%。
为什么呢？2021年宁德时代在宜昌投资300多亿。
这只是宁德时代产业影响的一个点，下面这张是宁德时代的产业影响分布图——包括青海、四川、贵州、江西。
这就是复杂性，就跟佛山制造业，跟平台基础上的服务业工业化2.0土壤一样。
复杂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系统中，个体之间存在大量互动。差异性越大，互动越多。每个个体所做的每笔交易、每个策略，都会改变其他个体的环境，从而改变了经济系统本身。
这意味着，每个个体和经济系统是共同进化的。
在这张图上，徐老师说，我还看到了太多“进化”的空间。
比如说，面对这2亿2万美金的人口，我们可以问问，城市化真的结束了吗？那些背井离乡与孩子分离的打工父母，他们真的被“城市化”了吗？还是说，我们仍然有机会从低水平的工棚城市化进化到更公平的“市民城市化”？
再比如说，工业化真的结束了吗？就像上面讲过的，能否让工业化的力量在服务业上持续生长？或者在那些广袤的东北、华北平原上，让工业化力量在农业上持续成长？
这，才是中国，一个可以共同进化的复杂中国。
2023共潮生
尾声
今天这场演讲要到尾声了。按照惯例，我还是想讲个很小的故事。有点长，辛苦你们耐心听完。
这个女生叫钟小华，熟悉我的同学可能在书里面见过她。
她生于1985年，河南确山县。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农村女孩子一样，十多岁辍学，辗转广州、北京打工，到20岁回老家，结婚，生孩子。把孩子养到两三岁，又出来打工。
我认识她是2018年，那年她33岁，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第一个月发工资，她没有银行卡。从打工开始，每赚到一分钱都寄回家，结婚后，工资就打到丈夫的卡上。
我大惊。然后马上让助理带她去家里隔壁开了张银行卡。以后所有工资奖金都打到她这个卡上，让她存起来，也帮她做点投资。
比较幸运的是，这几年市场机会不少，她已经成了个小有资产的女生。
然后我们看着她变了，自信，坦然。在面对家庭琐事上，可以抬头坦然的说，“不要紧，我可以养活我儿子女儿，不要紧，我可以回县城做个买卖”。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
今年她女儿高考，只考了300分出头，本科上不去，但可以上个大专。她很沮丧，问我是不是不用上了，直接打工学门手艺算了。
我毫不犹豫说，对的。因为在我看来，确实差不多，包括三本都一样，学个技能，参加自考不就行了吗。
她听我的话，马上让闺女到北京来打工。
但是，我们团队一个四线城市的小姑娘听说了这件事，马上打电话给她，你千万别听老师的。
为什么？因为招聘时候大专是一道线，你在线内还是线外，这已经是巨大差别。还有，即使要升本科，专科也比高中文凭好，更何况，俗气点讲，在大专里碰到的男孩子也和在打工场所碰到的不同。还有，对于一个小地方出来的女孩来说，即使是专科，也是她通往更大世界的窗口，对她来说，有心理效应——我是大学生。
老师不懂这个，你别听她的。
那天是7月6号，大专报志愿的最后一天，她们早上8点通的电话，晚上6点报志愿结束。她匆忙让闺女填报了大专志愿，赶在最后一刻。
小女生到晚上才来得及跟我说，老师，我直接让钟阿姨马上帮孩子报志愿了，因为我家里有类似的情况，我知道。
你们理解我当时的感受吗？惭愧，冷汗淋漓。我认了错，并完全认可了她的逻辑。
这件事确实让我反思了很久。我一直自诩自己是理解“复杂中国”这个概念的，但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并不懂。
复杂意味着参差多元，生态多元，那么是否也意味着机会呢？
这是生于1984年的钟小华，这是她生于2005年的女儿。她是一名大学生了，虽然只是一个专科，但仍然踏上了另一个台阶。
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什么？生长。
她们还需要什么？机会。
如果我们相信，复杂经济系统中，每个个体和经济系统是共同进化的。
那么，为参差生态中的所有人创造机会，这就是复杂中国的机会。
朋友们，珍重。
下一次，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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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凋敝？ 十三种模式探路乡村“新治理” 　　编者按 ：伴随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发展，中国社会处于向现代化社会大转型、大变革的历史进程，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出现新态势，社会矛盾、社会价值、社会心态呈现新特征。传统治理理念、方式失效，治理能力已不适应现代化国家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提速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这一进程标识了工作重心。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以创新勇气试新举，因地制宜谋善治，探索多种治理新路径，走出乡村凋敝困局。在深入调研各地生动实践成果，汲取众多专家智慧的基础上，半月谈杂志社特别提炼出当前乡村治理探索成效显著的十三种模式，分别采取记者现场调查+专家点评推荐的形式，予以专题报道和集中展示。　　十三种模式中，或聚焦体制创新，优化组织架构，重构基层权力运行体系，实现治理体制多元(如监委会、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探路治理体系多元(如三治合一、新家训家风)；或瞄准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凸显治理功能多元(如公共服务站、政府购买服务)；或借力外智，充实乡村精英人才队伍，形成治理主体多元(如新乡贤、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或以融合思维激发活性元素的引领、贯通和渗透效应，力求治理机制多元(如党建+、互联网+)。　　十三种模式视角多样，各有侧重，又互补交融，有机统一。它们从乡土中国的痛点、难点中探寻发力点、亮点，凸显问题导向和建设性取向；它们从田园、从草根探寻路径，彰显可贵的首创智慧和务实底色。　　新时代，将是基层治理的痛点凸显期，也是亮点催生期。作为37年以时事讲解和基层发现为使命的“中华第一刊”办刊人，我们期望，这些治理新探索能给各地基层干部群众提供可推广的典型样本和可借鉴的“解决方案”，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将浓浓乡愁转化为实在的治理行动，共建共享“把酒话桑麻”“月是故乡明”的新时代乡村新图景。　　议题策划：叶俊东　　统筹实施：周清印　　专题编辑：范钟秀 徐希才　　采写调研：半月谈乡村治理创新调研小分队　　总点评　　期待更多基层首创进入顶层设计　　任路　　针对当前部分乡村凋敝的困局，各地积极探索破解之道。《半月谈》编辑部特别推出十三种有代表性的典型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鉴推广。这些探索尝试，并不是制度上的“大拆建”，而是机制上的“微创新”。　　进入新时代，应鼓励地方实践，进一步提升制度创新水平，丰富乡村治理实践手段，更有效地激发群众自发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十三种模式直面乡村治理五大短板　　短板一：农村空心化与乡村参与　　乡村人口从2005年的近7.5亿减少为2014年的约6.2亿，农村空心化趋势日益明显。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等“三留守”群体参与意愿与能力有限，导致乡村治理主体缺失，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乏力。部分乡村甚至连村两委换届选举都缺乏合适人选，班子成员老龄化日益严重，只能勉强扮演“维持者”的角色。　　短板二：土地分利化与乡村廉洁　　农村土地资源成为“香饽饽”，也成为“蝇贪”高发地带。一些农村村级权力尤其是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缺乏有效监督，在频繁的土地流转或者征用过程中以权谋私。部分村庄凭借集体土地收益积累了大量的集体资金和物业资产，同样缺少有效监督，“小官大贪”突出。　　短板三：村级黑恶化与乡村稳定　　与“小官大贪”相交织，村级权力灰色化甚至黑恶化有所抬头，一些地方村霸问题较突出。他们利用宗族恶势力或黑社会流氓，干扰村级换届选举，侵占村级集体资产，欺压农民群众。一些村霸还渗透村干部队伍，侵蚀农村基层政权。　　短板四：维权信访化与乡村法治　　农村法律服务比较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更多地采取信访而非法律途径来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信访不信法”。　　短板五：文化多元化与乡村风气　　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文化风气呈现多元化，但在部分地区并没有带来农村精神财富的有效积累，反而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有所抬头。不赡养老人的不孝之风，大操大办的人情之风，建庙问神的迷信之风，执迷不悟的赌博之风等，与农村原本的勤俭家风、朴实民风和文明乡风格格不入。　　“微创新”多元探索乡村善治　　为回应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村民参与难题，一些地方尝试将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在行政村以下寻找乡村治理的微单元，提升乡村治理的参与力。如理事会、议事会、政经分离模式。　　针对各地屡屡出现“小官大贪”“村霸”等问题，一些地方采取诸多措施来加强农民的监督权、管理权和决策权，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而规范微权力，保障乡村治理的廉洁力。如监委会模式。　　针对农民权利观念增强却“信访不信法”，维权行为增加却难以纳入到法治轨道的问题，一些地方探索自治、法治与德治三合一，广泛建立内生的村规民约或者外引法律资源推进微法治，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力。如法治与自治、德治三治合一模式。　　对于农村不良社会风气滋生的问题，一些地方将传统的家规家训家风和奉献乡里的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致力改善微环境，增强乡村治理的文化力。如新家风家训、新乡贤模式。　　鼓励地方实践，加强顶层设计　　当下，乡村治理正处于基于外部性制度安排向基于内生型需求推动的制度创新大变革之中，相关主管部门和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观念，尊重群众意愿，摒弃传统的管控型思维，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激发群众的内生需求和动力。　　面对基层社会的种种矛盾，许多地方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无法与现行法律政策有效对接，受到一定质疑，影响地方进一步探索的积极性。对于这样的尝试，国家相关部门不能“一棍子打死”，应当营造创新环境，允许试验试错。　　基层的创新一般从实际出发，比较“接地气”，但是不一定“接天线”，往往因为地方情况的特殊性，或者改革者的局限性，缺乏推广价值，或是难以持续。基于此，需要上级部门加以积极引导，要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加强顶层设计，对成果显著的地方改革经验进行总结，条件成熟者可上升为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与现行法律、政策相适应的改革，要加以鼓励；符合实际发展需求的，要加以支持，并以此为依据逐步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符合实际需求的，要及时“纠偏”，以更积极稳妥地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社区举行股东、党代表会议　　模式一：政经分离　　【专家推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只有跟乡村自治组织分开，集体经济才能得到更充分发展；与此相对应，基层自治组织只有将经济职能剥离以后，才能更专业化、精细化，给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广东佛山南海区、浙江温州等地的政经分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基层治理实践。通过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两者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理顺了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这种模式对于发达地区破解外来新增人口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收益分配的矛盾，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不两分开，怎能两加强　　半月谈记者 李雄鹰　　为破解政经混合、权责不清以及集体经济绑架基层组织等诸多发展问题，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于2011年启动以政经分离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让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等基层组织各司其职。目前，南海全面推进政经分离。　　发展矛盾倒逼改革　　“以前书记、主任、社长三个职务一肩挑，书记一人说了算，容易造成决策上的个人独断和不民主。”南海区丹灶镇西城社区经联社社长谭国?潘怠?/p>
　　在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公室主任刘锦??看来，村党支部书记既做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旦在资产交易、财务开支或利益分配等方面出现问题，其影响就会相互叠加。同时，村党组织把过多精力集中到集体经济管理或经济利益纷争的调解上，难以顾及自身党建和群众服务工作。　　保障社员股东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南海实行政经分离的缘由之一。随着南海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壮大，越来越多“外迁人口”“出嫁女”“新户籍人口”等不同群体要求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分红。　　“新增户籍人口那么多，不让他们参与村里的事务，说不过去。但他们参与村里的事务之后，会不会争夺原户籍人口的利益？”谭国?湃衔?，明晰集体资产利益边界，保障社员股东合法利益，迫在眉睫。　　村委会干部不能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交叉任职　　2011年初，南海区启动政经分离改革，实行选民资格、组织功能、干部管理、账目资产和议事决策“五分离”，让党组织、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各归其位。　　“以前，经济组织依附在自治组织上，没有独立性和特殊性。改革后，整个村级组织架构发生重大变化。”谭国?潘担?政经分离主要是将经联社与村委会分开，各司其职。经联社社长由股东选出来，不在村委会任职，统领村经济事务。同时，各村小组与原先附属的经济社分离。　　与此相适应，从2015年开始，南海推行“确权到户、户内共享、社内流转、长久不变”的股权确权新模式，着力解决利益分红中一系列权益边界问题。　　南海区城乡统筹办城乡政策研究与培训科科长张卫强告诉半月谈记者，截至2017年11月21日，南海区已完成股权确权章程表决的集体经济组织有1739个，完成率为87.04%。股权确权完成后，新增外来人口可以参与乡村社会管理事务，但不能参与经济社分红。　　此外，南海区在村级还配套建设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平台、集体经济财务监管平台，一切公开透明；还建成统一标准的社区服务中心，为包括异地务工者在内的全体人员提供社区服务。　　政经分离激活基层活力　　南海区丹灶镇西城社区大果经济社社长邓崇坚说，分离并不是几个组织完全隔离，而是在适度独立的情况下，彼此相互支持、监管，共同将基层的事情做好，建设和谐乡村社区。　　“群众信访量大幅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张卫强告诉记者，政经分离后，全区农村信访数量下降幅度较大，群众对村两委干部的满意度大大提高。　　随着政经分离模式探索的不断加深，加强和改善基层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去年开始，南海将村委会与集体经济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村党组织监督但不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经营。　　刘锦??表示：“基层社会治理微观框架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不断完善。”　　明水街道柳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部先文向记者介绍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能　　模式二：监委会　　【专家推介】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　　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四会管村”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浙江、山东、安徽、福建、河南、四川、宁夏等省份还下发了专门规范性文件。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务监督难和制度落实难两大难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现代治理机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四会管村”，一个也不能少　　半月谈记者 王志　　“村里每花一分钱，都要监委会签字”　　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村，6年换了6任村支部书记，村级事务无序，村集体负债高达80多万元，群众怨声载道。　　2004年担任三涧溪村支部书记的高淑贞，带头在村里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务全部实行民主监督。村里每花一分钱，都要监委会成员签字才能生效。　　今年5月，三涧溪村准备发放上级拨付的1500万元失地农民社会保险资金。村里召开村民大会公开讨论分配方案，最终确定分配人员名单和分配标准，表决通过后由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参与资金分配，村民们心服口服。　　近年来，三涧溪村各项民生事业工程支出3亿元，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全程监督下，没有出现一例问题。　　章丘区民政局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科科长谢凤双说，过去，村两委往往是“两个班子、一套人马”，固然提高了效率，但也让权力高度集中。此外，村务监督小组和民主理财小组隶属于村委会，令监督效果大打折扣。　　为有效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章丘区推行“四会管村”制度，村村健全党支部委员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　　“以民为主”常态化监督　　章丘区民政局党委副书记赵延龙介绍，在“四会管村”中，支委会是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行使领导权，着重抓大事、抓重点、抓龙头、抓中心；村代会行使决策权，凡村级重大事项必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表决通过方可实施；村委会行使执行权，负责村务管理。　　作为民主监督的核心，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推选的5至7名有威信、懂财务、责任心强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履行原村务监督小组和理财小组职责，与村代会、村委会并列，对村两委工作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监督，没有增加一人、多花一分钱，但监督效果不打折扣。　　明水街道柳沟社区党支部书记部先文说，村务监督委员会重点监督新农村建设、支农惠农等政策落实是否到位、是否公示，村干部有无以权谋私、优亲厚友问题；监督村务决策是否按程序进行，村级财务支出是否合理合规；重点监管村内土地、林木等村集体资源。　　把钱花在明处，把事办在亮处　　白云湖镇郑码村投资200万元建设文化中心，村监委全程参与预算、选址、招标及合同签订等环节，对每一张发票都仔细审查。文化中心建设提前竣工，结算开支比预算减少了10%。　　明水街道眼明堂居村2005年要实行旧村改造，累计需投资1.6亿元。事怎么干、钱怎么花，拆迁群众都十分关心。村党支部书记马宗亿告诉半月谈记者，5个村民小组的小组长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一个多月，在听取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两套安置方案，一并提交到村民大会投票。经过全体拆迁村民表决，最终决定实行第二套方案。不到两个半月，378户、10万平方米的旧房全部顺利拆迁完毕。　　谢凤双说，村监委在对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直接负责的同时，发现问题可及时向支委会提出意见建议，或直接向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汇报；可以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建议。　　模式三：议事会　　【专家推介】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议事会探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撬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普通党员带头尤为重要。未来，议事会应“盘活”基层党建资源。　　让民作主的“议事堂”　　半月谈记者 吴文诩 李力可　　“从平整土地、旧房换新房开始。”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青杠树村对破败的村落民居和基础设施进行改造，3年完成了一个贫困村旧貌换新颜的蜕变。　　青杠树村村主任钟家旭告诉半月谈记者，青杠树村的重大决策都要经村民议事会商议后，再报全体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在建设新居民点时，部分房屋选址上面有成形的大树，村民议事会商议后决定，宁可重新选址也不破坏原有树木，这才有了现在“绿树成荫、沟渠纵横”的美丽景象。　　地处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西北角的战旗村，村集体资产达到4600余万元。战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说，以前就算几十万的开支，自己也可以一个人说了算，但现在涉及钱的事情，都得通过议事会商议表决。“自从有了议事会，‘一言堂’变成了‘议事堂’。”　　2015年，郫都区被确定为全国试点，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战旗村率先发力，13.3亩土地以每亩52.5万元的价格成交。村一级该如何有效经营村集体资产？战旗村通过村民议事会商议，找到了解决方案。首先，以2011年4月20日锁定的战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1704人为股权主体，每人出资1万元入股，于2015年8月注册成立郫都区唐昌镇战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然后，以战旗村现任的议事会成员35人作为公司发起人，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股份由公司董事长(村支部书记)代表，村民代表大会授权该公司对村集体资产和资源统一经营管理。　　高敏德说，从新村房屋如何规划建设、集体土地是否入市到成立集体资产管理公司，都是在村党支部引导下，村民自主协商决定的，有效避免了矛盾纠纷。　　彭家湾村的理事会成员平日聚在集体捐建的十策堂献计献策李伟摄　　模式四：理事会　　【专家推介】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党校教授盘世贵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盖，在行政村以下的各村屯、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同时，以党员为引领，实现党组织对群众的组织和动员。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细化和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党群黏合剂，专治自治空转　　半月谈记者 曹?铭　　广西河池市探索建立的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为主要模式的屯级党群理事会，被誉为当地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党员与群众的黏合剂。　　河池市位于滇黔桂交界处，属于老少边穷地区，是我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1980年，河池市屏南乡合寨村村民通过自发民主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合寨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然而，30多年过去，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平台建设受限，乡村社会治理陷入“上管不着、下管不了”的“空悬”困局。　　针对这些问题，2013年以来，河池市委在全市推行屯级党群理事会，具体做法是：有党员的屯，通过群众大会选出1到2名威望高、有奉献精神、处事能力强的农村党员代表、4到5名群众骨干代表组成理事会，负责商议确定屯里的重大事务；无党员的屯，由村党支部委员包屯，担任党建指导员，组建党群理事会。　　古文村全村共有9个屯，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49户133人。古文村党支部书记覃昌忠告诉半月谈记者，2014年，罗村屯党群理事会联合周边其他屯级党群理事会，通过土地流转、农民土地入股、贫困户资本入股合作社的形式，成立了宜州市古文休闲农业观光旅游专业合作社。　　“党员社员在合作社的日常经营管理、科技推广、市场开拓和传帮带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古文村第一书记韦路华说，屯级党群理事会和经济能人一起出谋划策，充分发挥古文村优美的山水风光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资源优势，把生态建设、经济发展和乡村旅游扶贫有机结合。　　仅2016年全年，古文村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达12万人次，旅游拉动经济效益350多万元，带动贫困户23户70人顺利脱贫摘帽。　　屯级党群理事会还极大激发了村民参加农村公共事务的热情。　　河池市宜州区刘三姐镇联系流河社区包村组长蒙园春说：“政府统一规划建设的自行车休闲绿道在建设中会占用村民的部分土地，一些村民对补偿金额不满意。党群理事会成员多次登门入户，以拉家常、谈心的方式逐步做通了村民的思想工作，整个工程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没有屯级党群理事会的话，干部动，群众不动。”流河社区马山塘屯党群理事会理事长韦克颖表示，屯级党群理事会让党组织和群众双方意愿得以良好沟通，不仅不影响村两委履行职责，而且使两委的决议事项更加科学合理、落实有力。　　村庄有了理事长　　半月谈记者 李伟　　村级自治组织软弱涣散、功能不能下沉，一直是基层治理难题。半月谈记者在湖北大冶市采访发现，当地盘活社会资源，组织群众成立村庄理事会参与村庄治理，形成了以村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会-村庄理事会-农户为三级自治架构的乡村治理体系，传统村庄焕发新活力。　　重心下移，把群众的力量聚起来　　提起以前的村庄，两年前临危受命上任的大冶市茗山乡华若村村支书柯亚军说，华若村是出了名的软弱涣散村。5年换了6个村支书，村民上访不断。　　针对基层治理架构不够优化问题，大冶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建立村庄理事会，推选理事长，把群众的力量聚起来，共同建设乡村。　　“村委会引导村民将村庄名人能人推荐进理事会，搭建起村委会与村民之间的新桥梁。”大冶市委书记李修武说，村庄理事会必须在村两委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事项的商议在征求村两委同意后进行。　　华若村按照传统村庄地域分布特点，成立多个村庄理事会。“理事会是村两委的‘后备军’，人多力量大，可以更好地为村民服务。”柯亚军说。　　自己的家园自己建　　在大冶市茗山乡彭湾村村庄理事中心，广场、聚会大厅等一应俱全。村广场周边的墙壁上，张贴着历次捐款捐工名单和每一笔开销明细。“十几万元用于公益建设的钱，都是村民自愿捐款，没有向上伸手，也没摊派。”理事长彭学军说。　　在彭湾村理事中心一楼议事室，半月谈记者翻看每一次理事会议事的会议记录，一事一议详细具体。　　据了解，茗山乡依据国家法律相关规定，以自然村为主体，划分自治单元。茗山乡29个行政村的265个村民小组，重新划分为176个村庄，每个村庄设有理事会，理事会由六七名成员构成。　　茗山乡中门村理事会理事长汪正东的想法代表了许多成员的感受：“理事会成员都是由村庄每户人家投票推选的，被推选进入理事会是一种荣誉，得好好干才对得起这份信任。”　　为加强对理事会的监督，村两委每年还组织群众对村庄理事会及其成员进行满意度测试，连续测试不达标的理事会要改选、成员要免职。　　党员配优，激活基层组织“神经末梢”　　在大力发展村庄理事会的同时，大冶还调整优化村级党组织设置。如今，理事会中至少有一名党员，所有村庄设有党小组，由此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全覆盖。　　大冶探索让理事会成为村两委干部的储备池，引导农村优秀人才进入理事会，并将优秀理事会成员发展成党员，再将党员理事会成员推选进村两委。　　茗山乡晏庄村理事会理事长柯学东表示：“理事会做的事能够得到村民认可，还能得到组织肯定，理事会之间肯定会比着向前干。”　　大冶还探索激励机制，评选“十佳理事会”“十佳理事长”，彰显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价值。　　模式五：三治合一　　【专家推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比较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也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高度契合。　　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郑崇明　　目前偏远农村地区许多事务的治理方式是非现代的、非正式的，传统习俗和惯例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海南等地的乡村法律顾问服务则将正式的法治规则嵌入到非正式的农村习俗中，推动基本法律服务均等化，实现基层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治理的法治化和有效性。　　“钥匙一多，锁也就好开了”　　半月谈记者 谭元斌　　位于武陵山区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采取一系列创新措施，推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在乡村落地生根，实现了基层多元治理资源的融合，增加了破解基层问题的“钥匙”，给出了“三治融合”多维互动的恩施样本。用当地群众的话说，“钥匙一多，锁也就好开了”。　　恩施州是我国最年轻的自治州，长期以来，信访问题多、社会矛盾燃点低、积案化解难，尤其是群体性事件频发。恩施州鹤峰县中营镇大路坪村，过去是干部头大的典型村。“你把我的田挖了，我把你的路堵了，扯皮拉筋是家常便饭。”中营镇党委书记肖红胜对此仍然记忆犹新。　　如今的大路坪村彻底变了样。　　村支部副书记徐大新说，有什么诉求，村民都通过正常渠道反映，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知道无理取闹对全村发展不利。　　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从何而来？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大路坪村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入村级日常管理，多渠道强化，推动村貌由内而外发生改变。　　在大路坪村法治文化广场，“美、礼、和、德”四个大字分外醒目。农户家的外墙上，最显眼的位置钉着十星级文明户的牌子，张贴着《村民文明行为规范》。　　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在村级实现有机融合，是近年来恩施州有的放矢开展的一项重要探索。　　一是以自治为本，全面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和水平。在山区农村，村医村教影响力较大，说话分量足，恩施州为此推动村医村教进村支两委，以夯实村级组织。　　二是以法治为基，推动现代规则在乡土社会生根发芽。恩施州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说，全州88个乡(镇)都组建了律师顾问团、2532个村(社区)都有法律诊所，划分的1万余个社会管理网格每格均配备至少1名法律宣传员。近一年来，开展法治宣讲2800余场、培训法律明白人28万人、解答法律咨询25.4万人次，办理法律援助事项3200件。　　全州加大村两委班子成员违纪违法查处力度，给予村干部党纪处分255人，一批充当村霸的村干部受到法律惩处；另一方面，恩施州委政法委还牵头组织对450名重点村(居)支部书记进行社会治理知识专题培训，集中学习《村民委员会自治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　　三是以德治为根，全方位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恩施州把培育新农民作为目标，弘扬向上向善、向上向美正能量。鹤峰县连续4年开展系列最美评选活动，涌现出了“全国十大法治人物”易满成等先进典型，出现名副其实的农村群星现象，示范效应显著。　　给农民一双“法”眼　　半月谈记者 王晖余 刘邓　　海南省积极探索律师巡回坐班、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所所联合”等多项举措，打通法律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有效扭转部分偏远地区村民“信访不信法”的观念，促进了基层治理体系法治化。　　在三亚市海棠区江林村村委会，半月谈记者见到了该村法律顾问、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安，她正在给村民上法律课。“这是一个拆迁重建安置村，村民们经常为外嫁女是不是应该享受补偿款而闹得非常不愉快。按农村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多数不愿分。”李安说，“起初他们并不相信我，遇到纠纷我就和村两委干部反复上门普法。”　　江林村党支部书记林廷文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很早就有法律方面的需求，但不知道怎么让律师下到村里。　　“拆迁开始时问题就不少，很头疼，我又不懂法律知识，就凭经验和威信帮村民劝和。李安律师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走法律程序怎么办，心里有了底。”林廷文说。　　经过两年多的磨合，现在涉及村集体经济的土地承包合同、工程合同等，林廷文一定要给李安看过才敢签字，村民有事儿也习惯找李安咨询。　　“现在很多服务职能下放到社区和村委会，需要法律顾问给予依法行政方面的指导和规范。”三亚市司法局副局长刘跃忠说，目前三亚已经实现144个村农村法律顾问全覆盖。　　农村法律顾问离不开充分的经费保障。在海口、三亚等财政有条件的市县，试点政府购买法律顾问服务，财政较为困难的市县试点律师巡回坐班制度。“每个月，一名律师在一个村(居)委会坐班一天，为村民提供法律服务。”临高县司法局局长符龙勤说。　　海南儋州利用当地农村赶集的习俗，探索“法律集市”，并组织百名村官到海南政法学院在职学习。海南已连续4年将为困难群众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列为“为民办实事”事项，初步构建覆盖海南全省城乡的法律援助网络。　　当前，海南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还在路上，尚有一些困难待解。海南省司法厅法宣处处长刘京说：“挣不了几个钱，很多律师不愿意去琼中或五指山等山区开展工作。”海南省司法厅厅长郑学海坦言：“司法行政部门有法援、法宣、律师公证等八块面向公众的法律服务内容，但各自为战的多，向偏远地区的延伸力度不够。”　　所以，下一步要做的是整合资源，形成基层法律服务合力。尤其要加快公职律师队伍建设，调动律师积极性，重视基层治理中法治规则的建立。三亚市司法局律公科科长杜静丽建议，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积极参与基层公共法律服务的人员进行奖励、表彰，并整合资源推进网上平台建设，让基层百姓既能在家门口的法律“小卖部”中享受服务，还能实现“网上购物”。　　渭南市华州区毛沟社区萧太文家坚持传承“谦恭礼让”家训 张博文 摄　　模式六：新家风家训　　【专家推介】陕西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罗丞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例如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都有诸多值得吸收借鉴的内容，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改善村风民风的探索实践。需要注意的是，家规家训的确立要做到贴合实际，避免千篇一律、流于形式；也要认识到社会风气的改变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缓慢过程，要做好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同时完善制度建设。　　万条家训挂出新乡风文明　　半月谈记者 蔡馨逸　　家家户户的家规家训匾额、大街小巷的家风文化墙、广泛参与的最美家庭评选……在陕西省渭南市，新家风家训建设让家风文化重新回归人们的日常生活。　　万条家训进万家　　渭南市华州区毛沟社区的890户村民，每家都有一幅写着家训的书法作品，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　　从2015年开始，渭南市挖掘、弘扬优秀家规家训，把家风建设作为传承、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承载。　　“在家里兄弟姐妹间谦让、恭敬，出门在外邻里之间客客气气、相互帮助。”73岁的萧太文用质朴的语言说着对“谦恭礼让”的理解。在他看来，家规家训是祖辈流传下来的好传统，教育、约束着每个家庭成员。　　“诚信第一”是毛沟社区村民萧结果家的家训，也是他家经营了20多年的小商店的金字招牌。他说，为人处世必须诚实守信，这是做人的本分，希望子孙后代也能做到。　　“家规家训都是各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或选取的，内容以尊老爱幼、邻里和睦、勤俭节约为主。”渭南华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张霞表示，目前全区已收集整理家规家训1万多条，采取上门送、入户帮的形式，帮助群众把家规家训立进家中、刻上照壁、写入门楣、挂进厅堂。　　优良家风传万家　　今年11月16日，陕西省文明家庭――杨书成家的家风故事在华州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善行华州”上一经播发便引发热烈反响。　　张霞介绍，“善行华州”对全区乃至全国优秀的家规家训进行建档和展示，群众通过关注“善行华州”，就能及时、便捷地了解好家风。　　在大明镇白泉村知行广场上，半月谈记者看到，家风文化墙上展示着“勤恳做事、清白做人”等家规家训，将好家风传递给每个路过的人。在渭南市，以家规家训为主题的街道、长廊、文化墙、主题广场等有1300多处。　　白泉村村民杨晒各一家，几十年来和睦相处、相敬相爱，被评为白泉村最美家庭。乡邻们将一幅“家庭礼让为先 邻里和睦相处”的书法作品送给了杨家，杨晒各将其挂在刻有“和睦 孝道 勤俭”的家训匾额旁，全家都引以为荣。　　杨晒各家不是个案。近两年，渭南共评选“最美家庭”290个，树立“渭南标杆”265个、“家训榜样”近千人，发挥了好家风“点灯一盏，照亮一片”的激励示范作用。　　以文化人需久久为功　　“良好的家风，是一种道德力量。”回想起今年初一次调解村民纠纷的经历，华州区审计局驻白泉村扶贫工作队队员李海平有感而发。当时两个村民因琐事闹矛盾，李海平准备劝说，忽然听到一个旁观的村民对吵闹的人说：“还记得你家有块牌匾上写着和睦友爱吗？”一句提醒让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人瞬间安静下来，经过调解，矛盾成功化解。　　李海平认为，推行家规家训要接地气，才能受群众欢迎。“例如，在白泉村，围绕家风展开的好公婆、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评选活动，让人人都有机会当‘明星’，争当模范。”　　多位村民深有感触地告诉半月谈记者，家规家训是承诺也是监督，如今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村容整洁带来的幸福生活。　　清远英德市九龙镇大陂村公共服务站　　模式七：公共服务站　　【专家推介】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徐祥临　　广东省清远市着力推进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清远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站，将公共服务的重心由县乡下移到村，既提高了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又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爱上小站　　半月谈记者 刘羽佳　　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清远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农办主任鲁小鹏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以解决群众办事难为切入点，清远推进服务重心下移，在行政村(社区)建立村级社会综合服务站，与县、镇建立的社会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无缝对接，对各职能部门面向基层群众的各类公共服务事项实行“一站式服务”。　　在清远英德市九龙镇塘坑村，半月谈记者看到当地公共服务站里电脑、复印机、打印机等电子办公设备一应俱全。塘坑村党总支书记许南芳介绍，只要到服务站，村民不用出村即可办理民政、计生等基本政务事项，不必像过去一样，为办理业务而长途奔波。　　“现在村两委干部和村里的党员都是‘服务员’。”许南芳说，服务站由村干部、党员担任代办员，“真正实现了‘群众动嘴，干部跑腿’。”　　清远部分县(市、区)专门为村级服务站配备了代办专用摩托车，为镇服务中心配备皮卡车等代办专用交通工具。　　大事小事在村里办　　目前清远共建立1200余个村(社区)公共服务站，实现了乡村全覆盖，过去的“去镇上办”“去县里办”如今变成了“在村里办”。　　清远将服务站的服务内容向生产、生活服务延伸，打造集农村公共服务、农资供应、生活超市、医疗卫生、农村金融等各类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涉农服务站，使得“农民群众基本的生产、生活和党政服务不出村就可以解决”。　　清远市还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目前全市共建立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280家，引导农民从传统的农产品线下销售模式向线上预售模式转变，有效解决农民“买卖难”问题。　　村里生活不比在城里差　　在完善乡村服务体系的同时，清远还将党组织重心下移、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村里的道路绿化、文化驿站、农耕路……我们都参与筹建。”英德市石牯塘镇萤火村叶屋村小组村民叶昌新说。　　半月谈记者走访时发现，清远的一些农村形成了一股返乡潮。而在几年前，许多村庄有一半以上的人在外漂着。　　“去年我种了6亩地，赚了6万元左右，今年又多种了8亩，村里生活不比在城里差。” 塘坑村活石水村小组第一个外出打工，也是最早回乡务农的罗世红兴奋地说，他现在返乡后，生活压力减小，幸福感提高了不少。　　萤火村党总支书记李锦都说，每年过年，萤火村委会都会组织当地高三毕业生和大学在校生座谈，鼓励他们在学业有成后，回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富更美。　　鲁小鹏表示，清远市委、市政府将继续提升乡村服务的质量，进一步探索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设富美新乡村。　　模式八：政府购买服务　　【专家推介】安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储茵　　最近，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安徽来安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农村垃圾治理的顽疾。这种政府购买的方式还可适用于文化娱乐、社会治安、职业培训等公共生活领域，促使乡村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优化，增强新时代农民的持续获得感与主体责任感。　　谁清了村里的垃圾？　　半月谈记者 汪奥娜　　借外力破解“垃圾围村”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长期以来，农村垃圾治理一般遵循“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模式实施，但农村垃圾面广线长，构成复杂，源头收集转运是最大困难。对于安徽来安县来说，2965个自然村由于地形复杂而分布较散，更是扩大了作业范围。　　来安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胡志斌介绍，自2013年开始，来安县采取“组合收运”模式，公开招标7家专业保洁公司入驻12个乡镇，平均每个乡镇布局100个收集点，逐步为每家每户配备两个分类垃圾桶，保洁员开着电瓶车定时上门为农民清理门前垃圾桶并运至收集点，最后由垃圾压缩车运至县城处理。整个过程垃圾封闭处理，“不见天、不落地”。　　“与之前相比，村庄集中点取代了垃圾池，电动保洁车取代了人力板车，压缩挂桶车取代了农机运输。”胡志斌说。　　张山乡环卫所所长俞德宝说，乡政府每年购买农村垃圾治理服务的费用约146万，相当于为每个农民花费不到50元就解决了“垃圾围村”的难题。　　瞄准难题 确立机制　　2015年7月，来安县开展了为期2个月的积存垃圾攻坚行动，每天投入1500多人次，设施车辆等200多台次。仅一次行动，就清理出“陈年老货”12000多吨。　　清理存量外，源头减量也要抓。施官镇分管垃圾处理工作的党委统战委员邓汉文介绍，各乡镇从今年9月开展了垃圾分类桶工程，在每家每户门口摆放30升的标明“腐烂”与“不腐烂”的垃圾桶，可降解的就近堆肥，不可腐烂的则由保洁公司进一步按可回收与否分类，转运至县城处理。　　农村垃圾治理工作每年投入3000余万元，县政府根据乡镇财政收入的高低，依据各乡镇中标价格，按照20%至80%的不同比例对乡镇进行资金补贴。　　同时，来安县设立严格的县、乡、村三级监督考核体系，环卫专干每天巡查，环卫所每周暗访督查，辅以“数字环卫”动态监测系统。　　短板仍存 呼吁更多实策　　政府购买服务虽有效地推进了农村垃圾治理难题的解决，但仍受到农民主体意识不强、预算安排有限、承接服务团队素质与稳定性较差等问题掣肘。　　今年6月，施官镇首家垃圾兑换超市开业，全镇居民可将户内收集的可回收垃圾送至垃圾兑换超市，兑换所需的生活用品。　　合肥绿迹环保总干事范士俊建议，可将垃圾分类积分同农民切身实惠挂钩，比如积分高的，在乡村卫生院看病拿药可以优惠。　　保洁人员目前的月工资只有千余元，招来的员工年龄以65至70岁为主，低工资难留人。基层干部建议，国家层面可对政府购买服务示范效果显著的县乡提供部分奖补资金，鼓励探索农村生态治理物业化。　　模式九：新乡贤　　【专家推介】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　　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城镇化浪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之一。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东等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回应了新时代农民的多元诉求，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让故乡的月更明亮，让故乡的人更亲切，为中国农村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与参照。　　有一种情怀叫反哺　　半月谈记者 段菁菁　　向智囊转化，期青年传承　　“乡贤首先是一个本乡本土的榜样、精英，他们积淀下来的文化称之为乡贤文化，其实就是这片乡土的榜样文化、先进文化。”年逾古稀的浙江绍兴市上虞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如是说。　　不为门户地域所囿，整合相关人文力量，上虞民间文化智囊团得以建立。智囊团先后为曹娥景观带建设、大舜庙重建、大龙山开发等区重点建设工程提供系统文化策划，为农业企业策划一系列文化品牌。同时，在公共建筑、文化景观中以碑刻、雕塑、楹联等形式体现乡贤主题，在文化礼堂中开辟乡贤长廊、乡贤榜。　　乡贤文化需要复兴，更需要传承。今年，刚刚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100名上虞籍学子被纳入“新乡贤培育青蓝工程”，成为乡贤“预备役”。　　陈秋强说，研究会的“乡贤之家”将不定期跟踪这百名新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收集他们成长、成才信息，从感情上、精神上、物质上鼓励他们走上乡贤之路，让乡贤文化、乡贤精神深植于年青一代的精神血脉。　　经济反哺，公益扶持　　“如今上虞乡贤文化建设的主题是呼吁乡贤经济回归，反哺桑梓。”陈秋强说。通过召开乡贤恳谈会、邀请乡贤参加全镇活动、优化返乡创业政策等形式，上虞努力吸引外地乡贤携技回乡、引资回乡。　　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激发了胡军祥的热忱，他毅然回到章镇，兴建了占地50亩的恒强工业园，为家乡带来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等先进生产线，近200名员工都是本地村民。　　积小善而成大德。上虞设立的乡贤出资的公益基金已达180余个，涉及教育、卫生、养老等领域，本金总额18亿元。　　由多名乡贤冠名出资成立的上虞区妇女发展基金，除帮助贫困儿童和生活陷入贫困的妇女儿童家庭外，还专设扶持贫困妇女发展经济的项目，在全区建立200个加工基地，带动4万多名妇女参与创业。　　在陈秋强看来，不仅要“引得回”，还要“留得下”。“这需要政府力量和民间组织共同努力，让乡贤拥有更多渠道和平台参与家乡建设。”此外，回乡乡贤的住房、就医等公共服务，也亟待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解决这些后顾之忧。　　凝聚乡贤力量，助推乡村治理　　双溪村乡贤参事会会长闻尧根已经回乡3年了。双溪村不少木匠、泥水匠、水电工长年在外拼搏，如今都成了老板。在闻尧根与村班子共同努力下，双溪村成立了乡贤参事会。30多名会员每到节日都会聚在一块，为村里发展出谋划策。　　此外，一批有经营头脑、社会声望的新乡贤群体借换届选举契机，进入村干部队伍。与此同时，一大批热心公共事业的新乡贤被引进调解队伍中。丰惠派出所建立了乡贤资源库，在全镇30个村(社区)遴选出日常参与公益调解的乡贤调解员60名。丰惠派出所所长汤洪江说：“利用乡贤来及时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成本低、效果好，既为政府减轻了压力，又为基层治理带来了活力。”　　归来吧！走出大山的游子　　半月谈记者 谭元斌　　一个位于武陵山余脉，长江以南、清江以北，土、苗、汉聚居的村庄，得益于一群不忘家乡的贤达人士，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乡贤们究竟为何归来？他们带回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聚出一个理事会　　湖北省巴东县水布垭镇景家坪村，是个大山环抱，交通闭塞的小村。342户村民零星地分布在方圆几公里的大小山头，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　　2015年春节，离家闯荡多年的村民邹兴畔和村里的朋友吃饭。借着酒劲儿，大家聊起了在外的见闻和家乡的变化。　　有人提议，村里在外发展的能人不少，能不能发动老乡，找点好项目。大家一拍即合。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众人聚在一起，旧事重提。大家觉得，为村子谋发展就要名正言顺，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为全村发展当参谋、做智囊。　　今年65岁的邓贵均以前是乡领导，退休后在天津和儿子一起生活。接到邀请之后，他放弃天伦之乐，回乡帮大伙出谋划策。　　随着越来越多的老党员和各界精英人士加入，邓贵均和大伙到巴东县民政局登记注册，景家坪村乡贤理事会由此诞生。　　今年农历正月初六，景家坪村乡贤理事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贵均为首任理事长。　　让村里的变化看得见　　今年春节前夕，乡贤理事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就成立了7人慰问团，带着多方筹集的2000多元的生活用品，用3天时间慰问了21户困难群体。　　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乡贤理事会就明确了自己的五大职能，即当好家乡建设的推动员、国家政策的宣传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人民群众的监督员、文明新风的倡导员。　　长期以来，景家坪村村内宗族势力盘根错节，有的村民因村干部处理纠纷不得当，敌视村干部，敌视党委政府。　　乡贤理事会对这样的村民不厌其烦地进行说服教育，把村内矛盾在村内解决。　　理事会还配合村两委，建立微信群，搭建干群交流平台。很快，乡贤理事会又开通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把更多致富的信息传递给村民。　　“富脑袋”带动“富口袋”　　理事会从农村实际出发，成立了社会关爱分会、创业分会、村民大讲坛、邻里帮扶队等二级组织和互助团队，为乡亲们提供“精准服务”。　　经过考察，理事会觉得可以在猕猴桃上做文章。　　理事会派出会员到猕猴桃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加工企业去调研取经，又邀请建始县一家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的技术专家来村培训。　　如今，景家坪村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70多亩，并确立了“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　　“这只是一个起点。”邓贵均理事长看着满挂枝头的猕猴桃，不禁感慨，“我们生在大山，离开过大山，如今又回到了大山。大山的子孙凭着这股劲儿，一定能让大山变个样！”　　模式十：大学生村官　　【专家推介】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　　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用新理念改造着身边的农民，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　　恰同学少年　　半月谈记者 白靖利 赵??然　　从2008年起，每年都有十万计的高校毕业生来到农村任职。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马路乡旁官地村的乡亲们记住了大学生村官这个群体。　　会泽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兴国表示，“在当前脱贫攻坚关键期，大学生村官很抢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15年9月，就读于云南农业大学的高胜东回到了会泽县大井镇蚂蟥塘村担任大学生村官。“我是本村人，大家可能对我更加信任，我也更愿意为大家服务，将村子发展好。”　　会泽县金钟街道鱼洞社区党总支书记陶树祥告诉半月谈记者，村里的党建、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工作交给大学生村官，他很放心。　　“现在很多村都离不开村官，欢迎村官到自己村里。”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副处长业光远表示，大学生村官可以充实农村基层治理力量。　　业光远认为，大学生村官有很强的法治思维和规矩意识，他们在村组两级党组织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开展组织活动、三会一课、发展教育党员等；他们也很好地助推农村民主议事决策，在为民综合服务平台的管理维护上也有着其他村干部不可替代的优势。　　张兴国表示，这几年挑选的村官都很优秀，兼容性强，过渡期很短。他们在基层大舞台学到做人做事，避免成为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　　云南省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杨绍虎坦言，也有一些大学生村官只是将这份工作当作跳板，其实应该摆正心态，扎根基层，融入农村。　　从2017年开始，云南省新招的大学生村官都是公务员身份，这也免去了此前他们对自己身份的顾虑。　　模式十一：第一书记　　【专家推介】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尹小健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江西吉安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正是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许多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门，通过下派担任第一书记，可以增强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层、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为人民服务夯实基础。　　目前，第一书记模式作为制度安排已在全国精准扶贫多个主战场上显现效果。　　脱贫后，也不说再见　　半月谈记者 郭强　　每月20多天呆在村里　　圳上村是江西吉安市吉安县最为偏远的村庄之一，贫困户达102户329人。去年，吉安县发改委干部兰兆义主动请缨，到圳上村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来，他吃在村里，住在村里。　　在他的努力下，圳上村修通了路，架起了桥，改造了危房，成立了合作社。村民说：“兰书记来的一年多，村里的变化赶上了过去十年的变化。”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在吉安的田间地头，活跃着许多和兰兆义一样的第一书记的身影。这些第一书记从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机关事业单位的不同岗位选派下来后，纷纷沉下身来，带领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到村里报到时，我的内心是既激动又忐忑。激动是因为终于有机会到基层一线去锻炼自己，可当我想到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农村工作，又感到有些忐忑。”2015年从吉安市财政局下派到井冈山市拿山乡长路村任第一书记的周德茂回忆说。　　到了村里后，周德茂快速转换角色，每月有20多天呆在村里，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吃农家饭，干农家活，睡农家床。”这是如今他的生活状态。　　将新事物新理念带到农村　　从农村出来后，陈国辉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农村。今年，他从江西省政法委下派到吉安市泰和县禾市镇丰垅村担任第一书记。丰垅村人多地少，思想观念落后，产业结构单一。　　陈国辉走村入户，又四处奔走。在他的努力下，村里的土坯房加固了，小广场建起来了；30多亩蜜柚种下去了，350KW光伏电站并网发电了……　　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村子脱贫“摘帽”之后，井冈山市夏坪镇夏坪村驻村第一书记谢冰并没有就此闲下来。半月谈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谢冰正在为脱贫户解答医疗报销的政策，一个村民找来，想麻烦谢书记找人帮忙维修一下电视机。　　“我们现在的工作节奏几乎和脱贫前一样。乡亲们刚刚脱贫，我们要做到‘扶上马，还要送一程’，他们有大事小事，还是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们。”谢冰说。　　半月谈记者在吉安市多个贫困县采访了解到，脱贫“摘帽”后，这些第一书记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继续留在村里，成为一支“不走的工作队”。　　模式十二：党建+　　【专家推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王才林　　无论资讯多么发达、技术多么先进，“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只有用脚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发展绩效并不必然转化为政治认同。通过加强“融入式党建”，苏州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把社区党建、机关党建、“两新”党建统揽起来、统筹推进，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政社互动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变基层党建“独角戏”为党群“大合唱”，让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群众。这种党建+模式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又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其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融入式党建”融出什么　　半月谈记者 赵久龙　　弯下腰沉下身，党群关系亲起来　　走进江苏苏州太仓市城厢镇东林合作农场，农民集中居住小区环境幽雅，活动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丰富村民生活……一个曾经远近闻名的穷村，如今已成为资产逾亿元、村集体年收入超2000万元的全国生态村。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扎根村里27年的东林村党委书记苏齐芳说，东林村把素质好、作风实、能力强和群众拥护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公推直选进村党委班子，把党支部建在农民合作社和农场上。　　东林村实施村党组织“365服务工程”，开展“民生大巡访”活动，建立村干部包片责任区，实施网格化管理，记录“民情日记”；开展社会化评价，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村民进行满意度调查，及时整改问题，提升村民满意指数。　　“口袋鼓起来，脑袋也要‘富’起来。村里成立了太极拳队、腰鼓队、戏曲协会等10多个民间组织；建立多支志愿者团队……”苏齐芳说。　　入党不是入股，当干部不是当老板　　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过去100多户人家有30多个姓氏，半数以上是外地逃荒到此的居民，许多大龄小伙娶不到媳妇。如今，蒋巷村经济总量达12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5万元。　　“入党不是入股，当干部不是当老板。” 蒋巷村党支部书记常德盛说，“村干部说话响不响，群众不看口号，而是看能不能带领大家共同富裕。”　　“从‘大家给我上’到‘大家跟我上’虽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关系党心民心。”常德盛说，村民看干部，干部看支部，“兵”临城下不如“将”临城下，党员干部必须时刻奋斗在一线。　　青砖黛瓦、绿树成荫，蒋巷既有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也有优美的乡村田园风光。半月谈记者了解到，蒋巷人只花12万元，就能住进200多平方米的别墅；年老了还可以免费入住老年公寓，每月领300元至600元不等的养老金。　　党建引领，富民谱新篇　　10838名村民参与年终分配，分配总额达5800万元；村民享受的货币性福利和补贴达9项之多，全年累计发放总额达8216万元，人均获益7581元……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党委书记、江苏永钢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吴惠芳表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乡村治理的基本前提，否则便是沙上建塔”。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两次转制过程中，永联村老书记吴栋材考虑最多的就是在村企彻底转制之后如何保障村民的利益。吴栋材决定从永钢集团管理层持有的股份中，留出25%给永联村集体。村民们称这些股份为共产党栽下的永久“摇钱树”、党群“连心桥”。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永联村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中，始终坚持以党代表、党员中心户为圆点，形成党组织服务网格；加强对老年公寓党支部、社会组织党支部、联峰物业党支部等支部的指导，推进基层民主自治。　　农民通过“农民一点通”终端机向专家咨询农业技术问题　　模式十三：互联网+　　【专家推介】嘉定报副总编鄢春生　　一台终端机、一则“工作日志”、一个APP，“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正嵌入沪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沪郊“互联网+”的探索表明，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推进无所不在的创新。　　在当今信息社会，从“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连接、透明、高效等特性来看，它天然具有一种民主的性质。因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容创新，是治理现代化大势所趋。　　变！当治理嵌入“互联网+”基因　　半月谈记者 李荣　　“农民一点通”里的村务公开　　在沪郊，几乎每个村的村委会，都有一台被称作“农民一点通”的信息终端机。这一台终端机，把现代农民的自治意识，与“互联网+”治理监管制度有机地接通了起来。“沪郊集体三资(资产、资金、资源)的网络平台式监管体系，在全国是一大创新。”作为这一“互联网+”项目的主持者之一，上海市委农办研究室主任方志权认为，自从有了这样一个新平台，沪郊的集体经济底数清，方向明，种种“跑冒滴漏”行为基本可以管住了。　　在这一套“互联网+”监管体系中，水稻种植补贴、农村村庄改造奖补资金等涉农政策(项目)及资金情况，都在平台上公示。农民只需在本村的“农民一点通”上点击几下，就可知晓“本人应得、本人实得”的信息，还可以监督“别人应得、别人实得”。如有疑问，可以随时咨询或投诉。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至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平台，包括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合同管理、报表分析、预警预报等九大模块，结构上分为市、区县、乡镇、村四级。此外，还建起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信息管理平台。　　目前上海全市9个涉农区县、5个中心城区共有122个涉农乡镇(包括相关涉农街道和开发园区)、1677个村的农村集体三资数据录入了平台，涉及的总资产超过5300亿元，净资产1620亿元，查询点击量累计已过122.5万次。　　“‘互联网+’的优势，就在于这个‘+’号。”嘉定区农经站负责人顾岱介绍，嘉定正在尝试从三资监管平台上“嫁接”出一个农村集体土地和物业租赁监管平台。　　“干部日志”里的治理职能转型　　沪郊的不少地区正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嘉定已在探索建立“智慧政务”平台，把公务人员“每天在忙什么、怎么忙、忙得有无效果”等公务轨迹公开“晒出来”，接受监督，也有利于对干部及时提醒。　　半月谈记者打开这个“政务平台”，各个单位、每名干部和管理人员的“名下”都可以点击进去，每天的工作情况，干多干少，忙闲情况，都可一目了然。“这就叫做用数据说话，绩效留痕，没干的事混不出来，做了的事也不会认不了账。”嘉定区委书记马春雷说。　　同时，在“政务平台”上，一个人记的事儿，平台上的其他人都看得到。如果工作记实里出现“水分”，在这样的透明环境下就会感受到监督的压力。　　网格化APP里的治理社会化　　在采访中，半月谈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涉及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相关人士在介绍情况时，都会很自然地拿出自己的手机，在页面很熟练地操作，进入各自的网格治理APP进行演示。　　嘉定区安亭镇分管拆违工作的干部赵东良说，他所在的部门也有一个工作APP，日常巡查管控的信息可以第一时间上传，第一时间共享，第一时间指令，第一时间响应。　　自河长制治水实质性启动后，这里的水务部门就开通了“嘉定河长”APP。如今，嘉定区水务局水资源科科长盛永清手机上点击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个APP，从其手机上可以看到，在11月21日一天中，百姓反映的各类河道问题就有几十条。　　网格化APP治理，正在促进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和高效互动，“互联网+”固有的共享功能加速推进着基层治理的社会化和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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