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是历史上以勤政著称的皇帝，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中，勤勤勉勉丝毫不敢有任何懒惰怠政的行为，他给自己规定每年只休息两天，一天是母亲孝仪纯皇后的生日，一天是自己的生日。除此以外，嘉庆都要埋头于各种繁琐的朝政奏章。嘉庆即位前后嘉庆能够成为乾隆的接班人，恰恰是因为自己的勤勉。作为十五皇子的嘉庆原本距离皇帝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可他从小便表现出惊人的自制力，性格老成稳重，日常作息起居非常有规律，不擅长结交朋党，一心跟随少傅学习，行为办事秉持法度，因此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再加上他在众兄弟中，仪表相貌最端庄出众。终于公元1795年，乾隆六十岁时，将象征大清帝国最高权柄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交个嘉庆，成为封建历史上皇权交接的一段佳话。四年后，太上皇乾隆终于走完风流倜傥的一生，嘉庆皇帝如愿亲征。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诛和倡简”，所谓诛和，是指与先帝的宠臣和珅进行清算，将和珅家族满门抄家，所得财物珍宝如数尽收宫中府库。所谓倡简，是指嘉庆颁布诏书，此后皇室的大型活动要一切从简，裁减不必要的仪仗人员，限制皇室成员不得随意出宫游行，以此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此外，嘉庆严格治理乾隆晚年兴起的不良习俗，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的性格，四处搜寻古玩字画进贡朝廷，以此来换取高官爵位。嘉庆皇帝十分讨厌这种行为，他认为身为臣子应该专心朝政治理，如此媚上的行为，只会助长朝堂歪风盛行，不利于江山的长治久安。从嘉庆的行为表现来看，它与乾隆的风流奢靡截然不同，大有一副明君圣主的形象。奇怪的是嘉庆在位二十五年，不要说缔造清朝的辉煌，连康乾盛世都没有延续下去，这又是为何。一是“康乾盛世”是个空壳盛世所谓“康乾盛世”确实不假，但绝不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总和，它的具体时段应该是从康熙中期到乾隆前中期。因为乾隆中期以后，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朝廷的府库还算充足，很多地方已然出现府库危机，一些地方财政常年处于收不抵支的状态，艰难地举债运转。嘉庆皇帝即位后，地方府库空壳的现象已经遍及清朝各地，上到行省下至郡县，所有地方官吏无不为此焦头烂额。官府办事需要成本，衙役的俸禄支出成为最大的难题，有些地方官吏为能够给辖内官吏正常发俸禄，只好向当地的豪强地主拆借。所以，很多人往往觉得嘉庆皇帝是个“嫉贪如仇”的皇帝，实际上嘉庆此举的动机是，依靠此举来充盈府库，减少相应的人员开支。二是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历史上评价嘉庆是守成之主，绝非没有历史依据。嘉庆皇帝曾多次下诏自称“守成”，极力反对朝堂中议论“新政”的声音，按照嘉庆皇帝的想法，满清自有法度，那便是坚持祖宗遗训。嘉庆皇帝有本著名的《守成论》，使他读史的笔记心得，他认为古往今来，一个王朝之所以能够兴盛大多是沿袭建立之初的规章制度。一个王朝的衰败，恰恰是后世子孙鼓作聪明，妄想超越祖宗功业，而随意变更祖宗之法。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旧政”废除后，“新政”搞到一半不了了之。每每说到如此，嘉庆总是感慨说“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若是将嘉庆放在汉朝唐朝，他的观点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嘉庆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都勤勉，都事无巨细，都能坚守祖宗的良法。毕竟，以往朝代所面临的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从祖宗的事例中，汲取处理朝政的智慧，完全可以游刃有余。但是嘉庆未逢其时，清朝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周边番邦臣属于否，而是与整个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较量。所以，回望历史不难看出，嘉庆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所谓“祖制旧法”已经显得不灵验。读史君认为，嘉庆拥有封建历史上千古一帝的基本资质，却不具备成就盛世的思维。此时的清朝，不再是依靠勤政节俭、宽政仁德所能驾驭，而是迫切需要转变思想，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嘉庆是空有之志，而未得其时。

中国历史教科书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会出现大段大段的无人地带，整整几十年、一百多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没人跟我们交代。比方说整个东汉历史，刚开始我们知道一个刘秀天子夺天下，然后就一竿子插到了三国，中间二百年没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再比如说唐朝历史，知道一个安史之乱，然后就一竿子插到了五代十国，这当中一百多年了，发生了什么呢？历史教科书用四个字就给我们糊弄过去了——藩镇割据。好像那一百多年，只有一些诗人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政坛上发生了什么，也是一个面目模糊。再比如清代，康乾盛世老百姓都清楚，什么四阿哥的故事、八阿哥的故事，大家都能津津乐道。可是乾隆爷死那可是1799年，历史教科书一竿子就给我们插到了1840年，这当中可是有41年的大空白，发生了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这期间是清代的两个皇帝，一个是道光，道光这倒霉鬼，他因为鸦片战争，所以还比较有名。最倒霉催的，就是嘉庆。嘉庆当皇帝20多年，但是好像在民间只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一句话——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好像这个皇帝20多年坐在龙椅上，就捧着一个大棒棒糖，一边舔一边吃，这20多年就过去了。因为这棒棒糖从和绅府里抄来的，他很幸福。那请问，嘉庆皇帝真过了他幸福的，而且悲催到默默无闻的一生吗？这不合常理，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试图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更何况是一个手握大权的君王呢？所以嘉庆皇帝一定做了些什么事，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这个大坐标当中，他一定有着些什么意义。当然，对嘉庆一朝的研究，在历史学界也不是什么显学，所以没什么人搭理这20多年。直到历史学作者张宏杰先生，他写的《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的就是嘉庆皇帝。所以你看这个人有多悲催，他的故事，他的传记是附在他老子这么厚一本书的最后一章，作为一个配角出现。这一章叫做《英明伟大到一事无成》。一个皇帝，如果一事无成，他怎么可能英明伟大呢？如果他果然英明伟大，他又怎能一事无成呢？我们把历史的时间指针拨到1976年的正月初一，这一天是嘉庆皇帝的登基大典。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登基大典通常是没什么看头的。通常都是皇帝他老子死了，他来当皇帝，这叫国丧期间，民间尚且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叫八音遏密，更何况皇家自己。所以新皇的登基大典，通常那些乐舞，那些黄钟大吕，大的礼器、乐器，叫陈而不做，就是摆在那儿，但不准有动静。因为老皇上刚死，现在是全国扶丧期间，皇帝不哭着登基就是不孝。但是嘉庆皇帝没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老子，著名的乾隆大帝，这时候升格了，当太上皇去了，所以他的登基大典我们没参加，但是可以想像，是比较热闹的，至少是有个音乐动静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场景。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799的正月，也就是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乾隆皇帝死，这整整三年间，我们可以想见，嘉庆皇帝过的是什么日子。老皇上还在，大权不在你手里。说实话，乾隆皇帝也是一个饱读史书的人，他知道太上皇没那么好干的，唐太宗他爹，那晚年的太上皇日子好过吗？唐玄宗太上皇的日子好过吗？所以他明白，所以他防微杜渐，做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说乾隆他自己当太上皇之后，建了一个新宫，叫宁寿宫，但是他当了太上皇之后也不搬，我不拆迁，我就住养心殿，我还得住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住熟了，其实就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皇权的象征。包括他那张嘴还到处说，连像朝鲜的使臣进贡，他都要跟使臣说，说皇帝虽然换了，大事仍然是我办。一个80多岁的老头，那个权力欲望还那么旺盛。但是对于这个帝国来讲，你也不能说乾隆皇帝做得没道理，他确实要给自己留一个观察期，这个观察期的时间也差不多正好三年。他就在看，这个小皇帝登基之后，这原来只是我的十五阿哥，我给他披上龙袍之后，他到底是一番什么表现呢？可以讲，在这三年期间，嘉庆皇帝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至少对老皇上，对现在的太上皇的孝心，那是没得说，天天陪着，而且陪着小心。按照当时朝鲜的使臣留下来的记录，他们就说，这嘉庆皇帝在老皇帝面前，那眼神都不带离开老皇帝的，老皇帝一高兴，他就跟着龇牙乐；如果老皇帝一旦把脸一沉，他马上就不高兴，视太上皇之喜怒为己之喜怒，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嘉庆皇帝结婚二十年的结发夫妻，那个时候已经是皇后了，死了。二十多年的夫妻总是有感情的吧？但是他就做决定，丧礼按照当时最简单的程序去办，皇帝辍朝仅仅五天，整个扶丧穿素服仅仅八天，文武大臣。八十多岁的太上皇在养心殿待着呢，老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死，而且和死一切有关的不吉利的事他都很忌讳。所以新皇帝就特别担心这一点，即使他自己到皇后的灵堂去看一看，都是到灵堂门口才换上素服，然后出灵堂立即换上常服。而且他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因为老婆死了，不祥之人，连太上皇经常出没的那些道路他都尽量避免去，不要把这个丧气的这个气味撒在太上皇经常经过的地方。太上皇也不傻，乾隆皇帝临死的时候还念咒呢，头脑精明得很，他就派和绅去，说去看看，看看小皇帝现在在干什么，有没有因为老婆死耽误国事啊？和绅回来一报告，说不错，新皇帝完全没有，面无戚容，没有一点点很悲伤的样子，天天还在那儿批奏折呢。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见，乾隆皇帝的心情，这份儿答卷交上来之后，他是很满意的。因为你想，乾隆是一个多么孤傲的人，他晚年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叫十全老人。就是一个身为人的人，他把什么都占了，高寿，然后位极，他已经是除了老天就是他最大了，而且他的文治武功，他认为也是一时极盛。所以在这三年当中，乾隆皇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我是不是托付得人，我选择的这个皇十五子来接替这副担子，他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可以想见，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心里是满意的。历史这个东西讲不清，有的人在控制他的人来健在的时候，那表现乖着呢，跟小花猫似的，那尾巴夹得紧着呢。可是老皇上一死，没准儿那个真面目就露出来了，比如隋朝的杨广，比如李登辉，当年蒋经国在的时候，乖得跟小花猫似的，蒋经国一死，把权力一交给他，马上变脸，这种事在政治史上太多了。那嘉庆皇帝是不是这么一个人呢？还真不是。嘉庆皇帝即位的时候36岁，年富力强，他从体力到精力各个方面，都是最盛年的时候，而且他是从小就接受的是当时的最标准的帝王教育。乾隆皇帝生了一大堆儿子，有的是挑，紧着挑紧着选，选出这么一位，肯定是在性格，在道德，在能力方面，都是一时之选。嘉庆皇帝在他二十多年的皇帝的生涯当中，确实当得起四个字的评价，叫英明伟大。按照中国古代对帝王的这个道德标准，其实无非就那几句话，大家也不必去读什么深的经典，就想想诸葛亮《出师表》当中，给皇帝刘禅，不就那几句话吗？第一，亲君子，远小人；第二，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就是你不要太自私，要一碗水端得平；然后如果你再能够听闻纳谏，虚怀纳言，这就是一个好皇帝。嘉庆皇帝这些只要是中国古代经典上对一个圣贤帝王的要求，他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足够的好。先说他简，就是抠。他自己就是一个很俭省的人，他把他老子那点毛病几乎全给改了。乾隆皇帝到晚年的时候，那叫一个贪，对什么古玩字画，那种就扼制不住的贪欲。比方说，乾隆临死之前，在新疆叶尔羌地区发现了一整块玉石，那块玉石两吨重，乾隆皇帝一高兴，这我得着，运来运来，我看看。运的路上乾隆皇帝死了，然后嘉庆皇帝马上就给当地押运的官员下了一封诏书，说不管运到哪儿，当时你给我扔了，我不好这个。弄得这个押运的官员哭笑不得，这么值钱一个玩意儿，两吨重的玉，你让我扔了，那要被谁弄住了，那你说这个责任算谁的？如果被谁偷了，这责任又算谁的？但是我又不能现在就跑，弄得特难受。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嘉庆皇帝确实是向全国人民做了一个表率，说我这个人不好这玩意儿，他一生，对什么声色犬马，对什么珍玩字画，不屑一顾。甚至他玩，都是为了完成自己皇帝的使命才去玩。比如说他恢复了这种叫木兰秋狩，到承德去打个猎，跟列祖列宗留下的那些好习惯，要打猎，要尚武，这个习惯对接。但是接轨的过程当中，这个皇帝一点儿都不喜欢打猎，他就是出去象征性比划两下，打两只兔子，两只狍子，行，收手，赶紧回去看奏折，对这事儿没兴趣。而且嘉庆皇帝木兰秋狩的所有路线和时间，完全是按祖制来的。就是当年俺的爷爷、俺的爹，他们怎么打的，走的哪条路，哪天早上几点钟出发，晚上几点钟收队，完全按祖制来。就是说白了，这个人没有什么趣味，他玩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皇帝的职责。清代的皇室有一个经典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冰技，让一些太监，包括外面请来的一些艺人，在冻起来的湖面上玩滑冰表演，花样滑冰。这皇帝看完，看完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场所，说来，把今天的奏折拿来。当天那个太监跟他讲说没奏折，因为大臣们觉得你可能比较累了，今天上午看，然后天又这么冷，说今天没有奏折。嘉庆皇帝气坏了，气吐了血你知道吗？居然下了一道令，这在清代的历史上很少有，申斥全国上下，从文武到满汉，到大小所有官员一体申斥，说我天天起五更，我在为这个国家操劳，你们居然因为天冷，还借口心疼我，今天没有奏折，让我没事干，我这么勤政的一个皇帝，怎么能让我没事干呢？一体申斥。这件事情在嘉庆朝发生过好几回。还有一次不是冷，是天太热，他有一次参加祭祀，然后十点钟，也是回到办公场所，说来，召见官员。结果当时主政的一个叫瑞亲王，瑞亲王说今天太热，而且你上午已经祭祀忙了半天，他说我把今天要接见的和明天要接见的，我给您并了并，明天。也是，龙颜大怒，说你怎么能这么干，我天天就是靠勤政，我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你居然让我偷懒一天。结果把这个瑞亲王据说是送到宗人府去，然后议罪。所以你看，他一直是用这种方式来执政，来确保自己是一个绝代的，英武的，按照正常的圣德典范来行事的君王。嘉庆皇帝的好处真是说不尽说不完，包括他过五十大寿的时候，有一个御史说，我们按正常的皇帝过五十大寿，祖宗，你不是讲祖制吗？祖宗就这么过的，咱们在京城小小地热闹一下，演十天戏可不可以，就上了这么一个奏折，其实当然也想拍马屁。这奏折就给他踢回去了，说你可是御史，撺掇我做皇帝的人去玩。如果我要玩，你御史的责任应该是什么？应该拦住我玩，你怎么能还撺掇我玩呢？发配到边疆极苦的地方去当差。这就是嘉庆皇帝，对自己要求极严。这个故事，可能对他有误解，觉得这个人又很残暴，很严厉。他还真不是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会体恤臣下的人，而且非常有同情心。在史料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小故事，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湖北的学政，叫杨毅，这个人叫皇帝的跟前去汇报当地的情况。进门的时候，因为是大夏天，非常热，但是皇帝立即就把扇子给搁下了。因为君臣奏对之间，臣子是不能挥扇的，这是礼制，臣子再热，汗珠霹雳啪啦往下掉，也不能扇扇子。皇帝就能做到这一点，我把扇子也搁下，汗湿重衫，也是汗如雨下，但是再也没有拿起过这把扇子。所以这杨毅到晚年自己写回忆录的时候，为这一段，那真是感动得痛哭流涕，嘉庆皇帝能做到这一点。而且他经常不是去木兰秋狩吗？在路上经常有百姓拦轿告状，他每次都是要求把轿子停下来，然后甚至是亲自审理案件，如果不亲自审理，也把这个案件立即要批转地方，要尽快地解决。所以他自己又承担这个上访工作。在当时清代的政治当中，嘉庆也推出了一个非常小的改革，就是紫禁城骑马，作为给大臣的一个恩赏，就是你到宫门可以不下马，一直骑马骑到该你到的地方。可是有些汉族大臣不会骑马，所以他可以允许汉族大臣，叫赏紫禁城骑马，其实你可以不骑马，你坐轿，这是对很多汉族老年大臣的一种优恤的行为。这就是嘉庆皇帝，为人也很好。这样的人会不会很脓包呢？他又不脓包。乾隆皇帝刚晏驾1799年正月初三晏驾，正月初四就把和绅干掉了，没过几天，就一尺白绫子赐和死。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决绝的人。而且嘉庆皇帝在他执政的二十多年间，其实推动了当时他能够想象的最大力度的改革，所以他真的是当得起英明伟大的帝王。那他又为啥一事无成呢？嘉庆四年的正月初三，这个时候已经89岁高龄，已经保持天下六十多年的乾隆皇帝，终于把持不住了，撒手尘寰去也，那这个天下的担子就落到了嘉庆皇帝的身上。那他这个时候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一个王朝到这会儿，一定问题出在贪污腐败身上，到了要打苍蝇、打老虎的时候了。可是这苍蝇老虎，它不是一天养成的。在乾隆朝的后期，整个大清王朝的官员系统已经到了通体皆烂的程度，这苍蝇老虎已经形成生态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别办贪污案，你只要办一个，它一定是一个窝案，一抓就是一大坨。最典型的一个案子是甘肃冒赈案。整个甘肃官员一想，怎么挣点钱呢？搞点外快花花。皇上有钱，那皇上的钱怎么掏出来呢？我们就说这儿着灾了，把没灾说成有灾，把小灾说成大灾，然后陆陆续续从皇帝那儿骗了八百万两银子。然后阖省官员一看，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就给分了吧，按官职大小，生就把这笔钱给私分了。东窗事发之后，乾隆皇帝不仅是暴怒，而且无计可施。只要按照大清律例判，全得死，可一死之后，整个甘肃省就没官员了，这哪儿成啊？所以不得不重划生死线，两万两银子以上砍了头，两万两银子以下的，准许你戴罪立功，继续办公。所以到这个时候，王朝已经变得很荒唐的程度了。嘉庆皇帝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办这种事，当然人家很有出息，上来就打老虎，而不是打苍蝇，先把和绅给扳倒。扳倒之后，在他的府里搜出了八亿两银子。这银子什么概念？足以抵大清王朝当时十年的岁入。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可这不算完，因为这只是一只老虎，还有大大小小的小老虎，还有大苍蝇、小苍蝇呢，所以接着来。在嘉庆执政的初期，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勃勃向上的生机，至少在皇帝的谕旨里，你能看到这种气味。为什么？杀伐决断，坚决惩贪。就在和绅跌倒的头一年里面，全国十一个总督，干倒了六位，这是《剑桥中国史》里面写的数据。而且在嘉庆七年到十年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地方上重大督抚的人事变动，就说明那个时候皇帝是非常重视从人事上彻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可是古代王朝的皇帝，其实在我们今天眼里看来，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因为他控制那么大一个帝国，他可以用的手段很少。有点像我们今天央行的行长，虽然说好像他对全国的经济负有调控的责任，可是他又怎么调控呢？说到底就一个工具，就是利率，是紧一点，还是松一点，对吧？当年的嘉庆皇帝也是一样，因为中国儒家发明的所有治理天下的技术里面，无非就那几条，从政是宽一点还是猛一点，对待官员系统是严一点还是松一点，无非就是这样。所以嘉庆皇帝当年面对这个天下，他无计可施。刚开始惩贪力度非常大，但是大来大去，发现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整个腐败是通体皆烂的问题。举个例子讲，他其实当时推出很多廉政模范，其中有这么一个御史官员，当年就是开的头炮，向和绅发炮弹的第一个人，嘉庆皇帝觉得好，干得好，然后派他去管四川的军需，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在打仗，发现这个人非常能干，然后又调回北京当兵部侍郎。当兵部侍郎第一年，年底一查，这人贪污四万两银子。而这个时候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嘉庆皇帝反复下旨，让全国官员向这个人学习。不仅是贪污犯法，你打皇上的脸，“啪啪”打嘴。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在力行惩贪几年之后，嘉庆皇帝觉得非常有那种乏力感，就是不管我这儿怎么做，是松一点、紧一点，我怎么苦口婆心地说，没有用。如果情况仅止于此也就罢了，嘉庆皇帝已经彻底沦入一个悲剧人物。因为这个时候在嘉庆朝的很多史料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王朝已经不止是一个腐败王朝，它是一个瘫掉的王朝，是一个软弱无力到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王朝。有一次皇帝出行，文武百官护驾，路上就问起了兵部尚书管的那个调兵的大印。然后兵部尚书说用啊，没了。怎么没了呢？丢了。查啊，赶紧查，怎么丢了？兵部大印丢了还得了？万一这个时候全国哪个地方有点事，你皇帝在半道上，你调兵权都没有，这还得了吗？赶紧查。查完结果，君臣上下全傻眼，什么？这大印三年前就丢了。当地的那个司官，就是那个兵部的司员就一直瞒着这事，上上下下没人知道，居然兵部大印丢了三年没人知道，这种荒唐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而且追查也没有下落。还有很多这样的荒唐事在嘉庆一朝，比如说有一次，皇帝出席一个典礼，当年的武科考试，皇帝要出席一下，给他们弄个大典。结果皇上也出席了，整个大典进行不下去，为什么？因为武状元和武探花，就是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没来，后来只好大典终止。什么原因呢？当职的太监忘了给他们开门，这武状元和武探花围着紫禁城转了一圈，找不着门进去，然后这大典就歇了。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有一次，皇帝到宫周边散步，就转了转，发现怎么宫门口有人养羊，这羊就在御花园吃草。他说这怎么回事？一查，原来太监为了补贴自己的家用，在宫里面，就是宫门口就开始养羊，挣点钱玩。就真能荒唐到这种程度。还比如说，皇帝举行什么大典，然后一个亲王在家抽鸦片，他就把这事忘了，没来。经常就出现这种事。而且还有一次，皇帝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穷极了，就是说反正我死，我得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于是拿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就直奔皇帝的轿子而去了。然后所有那些护从的侍卫，就愣在当场，没人冲上去。最后一直冲到了皇帝轿子边上，才被一个随驾的亲王拿袖子扑上去，把他的刀给抢下来，这个时候护卫才过来把这人按住。当时肯定觉得这肯定是受谁指使，刺王杀驾这还了得？结果一通毒打，上尽了酷刑之后发现没啥，没人指使，就这么一个人，就敢冲到嘉庆皇帝轿子旁边行刺，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这样奇怪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最奇怪的事，是在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过的事，就是一帮受宗教——其实就是邪教，天理教——蛊惑的一帮教民，纠结了二百个人，趁嘉庆皇帝不在北京，他其实刚从承德回北京，还在路上，居然攻打紫禁城。而且已经攻进去了，为啥？因为有几个宗室，就是皇帝的亲戚，都是黄带子，当时可能是什么贝子、贝勒，这几个人，也帮他们。而且宫里面也有一些入教的太监，里应外合，打到了临近储秀宫的地方，储秀宫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后住的地方，差点就打到了皇后的面前。当然后来，出现了一个很神武的人物，这个人物就是道光皇帝，当时他是皇子，叫旻宁，带领宫廷的侍卫，然后当时还有一些也算热武器吧，鸟铳抬枪之类的东西，把这二百个人给全歼了，有惊无险。但是这件事情太荒唐了，历朝历代哪有这样的事情？说宫禁不严到这种程度。所以嘉庆皇帝还在北京的郊区的时候，他接到了四皇子旻宁，后面的这个道光皇帝的报告的时候，那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因为他觉得我是这样的遵从历朝历代对于一个圣主的道德要求，我什么都没有做错，我如此地勤政爱民，我如此地体谅大伙儿，为什么这个天下经过我这么多年的治理之后，变成了这副德行呢？所以当天在郊外的行宫，用朱笔亲手起草了一份罪己诏。大概意思就是这次全怪我自个儿，但是以后咱们好好的吧，别把这个江山治理得对不起列祖列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罪己诏当中有四个字，叫随笔泪洒，就是一边写一边洒泪。这个时候你真的可以体谅嘉庆皇帝，作为自诩为一代圣主，而且真的这样做的人，他为什么就把天下治理成这样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再替这位老人家想一想，他当时又有什么办法呢？嘉庆王朝后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归里包堆，还是落实在那个字上——钱，没有钱。一个王朝所有的危机总爆发，最后都会体现为财政危机，无一例外。不是说和绅跌倒，嘉庆吃饱吗？他应该打着饱嗝才对啊，历朝历代皇帝都能缺钱，唯独这位嘉庆皇帝不该缺钱啊。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十年的国家财政收入，你平摊到你执政的二十多年，省着点儿花，你最不该缺钱啊。一个封闭的财富系统，如果没有新来的增量，靠一个确定性的存量，不管这个存量有多大，你放心，它的花销一定会倒逼存量，最后还是不够花。《红楼梦》里的贾府，不能说贾府缺钱吧，对吧？白玉为堂金作马，占着房躺着地，外面用田庄，皇上还经常有赏赐。那又如何？还是不够花。王熙凤说得好，大有大的难处，摊子铺得太大，最后光太太、小姐、公子、丫鬟、使唤奴仆的那些月例银子，就一定会把你这个贾府的财政掏空。晚清的时候也是，那个著名的盛宣怀，号称富可敌国，那又如何？一旦你丧失了权力，没有新来的生意，你那点儿钱，经不住家里人败。他们家盛家的公子，娶姨太太一来十二个，我是盛家的少爷，我至少得娶这么多姨太太，所以第二代就败落了。这是一个通例。当年的嘉庆皇帝也是一样，虽然看着八亿两银子多，打一场仗，白莲教一镇压，两亿两没有了。而且在那个朝代，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土地危机、流民危机，几乎是总爆发的一个时代，这点儿钱根本就架不住花。怎么办呢？当时其实他眼中能看到的无非是向左、向右两条路。所谓向右，就是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允许大家做多种经营。但这件事情嘉庆皇帝看得很明白，我不能干。比如说嘉庆四年的时候，北京城有两个平民给他上书，说我们开矿啊，开矿这个国家就有钱了。嘉庆皇帝说，这事儿咱可说明白，亲自下谕旨，说这事咱绝对不干。为什么？因为第一，开矿会聚集大量的流民，这些流民聚一块儿，你知道他怎么干？确实他有先见之明，后来太平天国，洪秀全组织起义，不就是到深山里烧炭的、开矿的那些矿工当中去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吗，要造反吗？所以当年嘉庆皇帝说，人一旦聚起来，维稳不利，不能干。第二，我是圣主，我是儒家经典培养出来的皇帝，我能舍本逐末吗？我放弃让大家农耕，而去追逐蝇头小利吗？那我是什么人？我跟那些刁民搞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哪儿成啊？这事不能干。所以简政放权，激发民间经济活力，固然是我们隔着两百多年的时光一看，这是一条正路，但是在嘉庆皇帝一看，这是一条邪路。那向左呢？就是更多的用严刑峻法去惩治贪官污吏，让吏治更清明，让政府更节约，以解决财政危机。这条路能不能走呢？当时的很多清流士子、士大夫，也确实想到了这一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是嘉庆朝的名臣，现在也很有名，在学术史上鼎鼎大名的洪亮吉，号称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当时靠着自己清流的身份，就给嘉庆皇帝上了一份很不客气的奏折，那个大意就是说完了完了，这个王朝烂到根儿了，而且不赖你，打你爹起那会儿就不行了，说了特别难听的话。总而言之，基本上把大清王朝上上下下骂了一个遍。那解决方案是什么呢？用我们哪，我们是清流，我们是儒家士子。当然后来嘉庆皇帝确实也这么做了，用了很多没有太多行政能力，但是声望很高，这种清流士大夫，也用的一些。但是大家想想，这能解决问题吗？尤其洪亮吉这份奏折惹着他了，因为他连嘉庆皇帝，连乾隆皇帝，就是他爹，一块儿都骂了。这就已经不能反腐的问题了，你已经几乎触及到我的底线，你在否定我执政的合法性了，至于我们大清王朝情况惨到了你说的那个烂到根儿那个份上吗？所以后来嘉庆就把这个洪亮吉下狱。嘉庆皇帝在把洪亮吉抓起来之后，给刑部写了个条子，下了个谕旨，说什么读书人不可动刑。你看，这就看出嘉庆皇帝确实是一个仁德的好皇帝。洪亮吉后来从流放地回来之后，一辈子对嘉庆皇帝感恩戴德，为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右也不能走，是左也不能走，那走回头路，走到哪儿呢？放在嘉庆皇帝当时的处境里，只有一条路，叫做守成之主。就是我敬天法祖可以吧？我心里畏惧老天，然后我干事就按祖宗成法去干，我就遵祖制。这个国家好也罢赖也罢，我认了。大不了，不行了，我到地下去见列祖列宗的时候，我没有太大的责任，我是按你们教下来的这套办法办的。所以在嘉庆十年，他干了一件事，带着文武百官就重走长征路，忆苦思甜去了，去自己的龙兴之地，清朝人的龙兴之地盛京，去拜谒各个早先的陵寝，什么努尔哈赤墓等等，拜了一圈。在这路上，他就写了一篇他认为很重要的文章，叫《守成论》。嘉庆十年的时候，嘉庆皇帝算是把自己的统治思想稳定下来了，就是别瞎弄，各朝各代基本到我这一阶段的时候，都容易出乱子。乱子出在哪儿？比如说宋朝，用王安石变法，变来变去一天不如一天，不变了，守成，就按列祖列宗说得办。嘉庆十年之后，我们几乎已经不认得这位皇帝了，他虽然还那么勤政爱民，还是那样道德高尚，但是锐意改革的影子，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了，他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守成之主，不管大事小情，怎么办？按列祖列宗说得办，他去查前朝实录，看看我的爷爷，我爷爷的爸爸，我的亲爸爸，是怎么办这件事情的，然后就按他们说得办，我是不会搞任何创新的，少跟我来那套。有一次宫城里面失火，太监一看这不对啊，赶紧把宫门关闭。为什么？因为太监要多一个心眼儿，这几年出事太多，天理教都能搞二百个人攻打紫禁城，我怎么知道这次失火是不是有意预谋的恐怖行动呢？ 所以他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变，去根据实事因果、环境的变化去处理自己面对的问题，这就是晚年的嘉庆帝。他在晚年和臣子对话的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口头语，比如说“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可不得了”。整个晚年嘉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有点像一个村口晒太阳的老头，生活的艰苦已经摧折了他所有的锐气，他念念叨叨、嘀嘀咕咕都是古人怎么说，哎呀，遇到现在这个情况，这可怎么办？他已经是一个意志消沉的老人。嘉庆皇帝执政二十多年之后，就这样撒手人间，当然他的死也是一个谜了，有历史学家说，他是让雷给劈死的，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在儒家的那样的一个传统当中，如果一个人天打五雷轰，这说明他的下场非常惨，他已经上干天怒，所以一个一代用圣主来要求自己的，道德非常高洁的帝王，沦落到这样的下场，也真的是一个悲剧。嘉庆皇帝的故事到这儿，耳朵边上已经响起了三个字的问号，叫怎么破？隔着两百多年，就算我们有本事穿越过去，我们附体在嘉庆皇帝的身上，你真以为我们有比他当年更好的解决方法吗？我们真的能破这个局吗？嘉庆皇帝所处的那个环境，是整个时代、民族、文化，为他这个人打造的一个牢笼，他四面碰壁不得其解，有点像堂吉诃德，拿自己的长矛和假象的魔鬼风车作战，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他扔掉长矛，坐在地下，长吁短叹。从政治上讲，我们不能妄断嘉庆皇帝当年有更好选择，像他这么聪明的人，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的努力，有些局，有些困局是无解的。这是作为政治上的嘉庆皇帝。如果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呢？也许他有其他的选择。像乾隆皇帝晚年那样，有点小虚荣心，有点自信心爆棚，虽然对这个帝国他也感受到了危机，但他不断地还在想各种新奇的办法去解决它；甚至他会无视这些问题，表现得非常的倨傲等等。这样的人生也许比嘉庆皇帝那种灰暗的结局要好得多，我们在嘉庆皇帝身上其实看到了这种潜质，因为他的一生都在追逐那个最正确的东西，所有偏离这个正确的东西，他用的所有的态度都是否定、否定、否定，不行。最后怎么样？最后他死在当场，抱着他那个正确死掉了，而且人生过得非常的灰暗。所以也许我们不能对更大的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人类负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用抱定我们认可的那个正确。可以用一种欣赏的思维，看待每一个为我们左冲右突的那些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点亮一点，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一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有这事？我这就进宫禀报！”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沉吟半晌，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8月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9月底，嘉庆帝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时整，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外援及时跟进，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凑巧，嘉庆帝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逆转了形势。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起义失败。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三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二“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三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王岐山同志指出：“学历史最重要的是联系实际。”（来源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新闻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王岐山瞻仰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编者注）无论是政权性质，还是立国宗旨，清朝与共产党没有可比性。但是，任何政权的正常运转和执政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广大公务人员的动员组织；公务人员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直接影响施政质量和效果，关系政权的兴衰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行了两大意义深远的战略部署，深得党心民心：一是绘制了中国梦的绚丽蓝图，制定了改革发展时间表和路线图；二是开展作风建设大扫除，正风肃纪，扶正祛邪。这两大战略部署齐头并进，蕴含了严密的逻辑联系、深远的战略意图。优良作风是事业成功的保证，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年，无论是斯诺、史沫特莱，还是陈嘉庚、黄炎培，在目睹了根据地军民的勃勃生气后，一致认定“延安作风”必胜，“西安作风”必败，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9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党的作风视作生命，把不良作风视为大敌，终于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成为历史前进的引领者。这是何等宝贵的政治经验和精神财富！作风是一个变量，作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不但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必要时还须下猛药。在党带领人民开始新的长征的关键时刻，“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横亘在我们的面前。只有牢记理想宗旨，心系国家人民，彻底扫除作风上的污垢，才能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延续昨日的光荣。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发端，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跟进，定点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及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触动和净化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灵魂，干部作风和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坚决拥护。作风体现党的性质，代表党的形象，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最终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怪圈。新一届党中央开展的，就是这样一项意义深远的伟大工程，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将会浓墨重彩地记录这一页！历史终将证明，一代一代共产党人总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一切为了人民，全无一己之私，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开辟了长期执政的成功道路。（习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