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在出席对自己的庭审
1960年5月，纳粹战犯、“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捕。随后，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其进行了一场全球瞩目的审判。在世界面对种族灭绝这一仍在持续的行为并思考幸存者命运的时候，这场审判成为全世界司法程序的试金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法律和道德框架，使我们能够直视“恶”的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利普斯塔特详述了艾希曼审判的过程，并对汉娜·阿伦特等哲学家在犹太人大屠杀方面的学术研究进行了补充论证，深入分析了大屠杀幸存者的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艾希曼审判》一书结合了历史视角和当代紧迫性，在叙述中注入了扣人心弦的情节。
是谁发现了纳粹屠夫艾希曼
文
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
来源
《艾希曼审判》
是谁找到了艾希曼？事实上，决定性的信息来自三个看似不可能的人。
罗塔尔·赫尔曼（Lothar Hermann），一个几乎全盲的半犹太血统德国人，在集中营里挨过了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逃到了阿根廷。出于对阿根廷内众多的纳粹支持者的恐惧，他隐藏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他的伪装如此成功，以至于该事件中的第二名关键人物——他十多岁的女儿西维亚（Sylvia），她显然对父亲的犹太血统一无所知能够和前纳粹军官的儿子愉快地约会交往。
第三名关键人物是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一名来自斯图加特的犹太律师，曾被关押在集中营，但设法在1930年代逃离了德国。直到德国入侵，他一直待在丹麦，接着又在瑞典度过了余下的战争时光。战争结束后，由于他清楚地了解“前”纳粹占据了阿多诺政府中的许多关键职位，所以他所做之事是许多人——尤其是犹太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并非不能原谅的话）。他非但返回了德国，而且还接受了一项政府的任命，成为黑森州的检察长。他的同僚们是曾忠诚效力于第三帝国，现在又自然而然地转而为联邦共和国服务的德国人。（其中一些法官与检查官在为第三帝国工作以前还曾为魏玛共和国服务，显现出惊人的适应力。）鲍尔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想要为德国重建一个合理合法的司法体系出一臂之力，并将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西维亚·赫尔曼向她的家人介绍了自己的新男友克劳斯·艾希曼。虽然阿道夫·艾希曼使用了假身份，但他的儿子还是沿用了其姓氏。克劳斯向西维亚一家吹嘘说，自己的父亲曾经是武装党卫队的高层官员，并表示德国人应该完成他们灭绝犹太人的工作。虽然罗塔尔对此惊骇不已，却决心不表明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保持了沉默。
如果不是随后出现在《阿根廷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故事也许到此就结束了。在描述德国对主要战犯的第一次审判所做的准备时，这家阿根廷的德语报纸提到了仍旧在逃的艾希曼，把他列为主要战犯之一。当洛塔尔读到该文时，他想起了西维亚那名男友所提及的事，并怀疑这个年轻人就是艾希曼的儿子。克劳斯对于他父亲的经历总是含糊其辞，并且拒绝告诉西维亚他家里的地址，而是强迫她通过一位两人共同的朋友来与自己联系，这些事实进一步加重了洛塔尔的怀疑。他清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德国大使馆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前纳粹分子，因而决定不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他们。事实上，鉴于艾希曼持有德国护照的妻子与儿子就在阿根廷，这些德国官员很可能知道艾希曼此时就在这里。
洛塔尔写信给正在处理此案的法兰克福的检察长的办公室，而没有向阿根廷的德国大使馆求助。他的信落到了弗里茨·鲍尔的办公桌上。鲍尔对此感到好奇，要求赫尔曼确定艾希曼的地址。赫尔曼一家便策划出一个方案。西维亚跑到了克劳斯居住的那个破败的街区，四处打听并最终锁定了艾希曼的家。在这幢经年失修的房子里，一位自称是克劳斯叔叔的中年男子接待了她，并请她在这里等克劳斯回家。西维亚与他谈论了自己的功课，对于语言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计划。当克劳斯回来时，他立马提议说带她去公交车站。在他们离开时，他向中年男人道“再见”，并称呼其为“父亲”。随后年轻的情侣在公交站分别。假如克劳斯发现了她的意图，她很可能会被附近与艾希曼家的男孩有联系的新纳粹和右翼团体伤害。
青年时代的艾希曼
在从赫尔曼家得知了（艾希曼的）地址后，鲍尔认为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了。他不愿求助于德国安全机构或者他在司法系统中的同僚，因为鲍尔怀疑他们出于对纳粹的同情可能会警告艾希曼。他决定（即便他是一名西德的司法工作人员）将这一消息通知以色列并且允许对方的安全机构进行调查。鲍尔得到了黑森州州长格奥尔格·奥古斯特·津恩的支持，并告知了州长自己所做的工作。鲍尔的决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阿根廷对待纳粹战犯的不容乐观的历史记录。几个月前，德国政府告知阿根廷，有充分理由相信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博士正藏身于该国，并想要将他引渡回国。阿根廷政府称（很有可能是谎称）他们并不知道其所在。更有甚者，他们告诉德国人，由于门格勒的罪行是政治性的，故不符合引渡的条件。在此期间，门格勒消失了。
有关艾希曼的信息送达了以色列安全机构（摩萨德）的领导人伊赛尔·哈尔（Isser Harel）手中。由于忙于其他安全事务，他并没有认为此事具有最高的紧急性。时隔四个月之后，哈尔指示一名恰好在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去核实艾希曼的地址。这名特工走过那个街区后，鉴于其破败荒芜的状态，认定这不可能是一名曾有渠道染指犹太人财产的纳粹高官的家。当鲍尔得知了这次消极怠慢的行动，便坚持让哈尔派特工伪装成德国官员亲自去见赫尔曼。到那时他们再来评估其消息的可信度。
哈尔又一次耽搁了几个月才要求一名即将因其他事务去往阿根廷的特工拜访赫尔曼。工作人员到了赫尔曼家后，却发现给他们提供线报的人已经完全失明了，这令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本打算无视这整件事，直至与西维亚交谈。她对与克劳斯“叔叔”相遇的细致描述吸引了他，并希望他们能继续探查。赫尔曼一家核实了登记在艾希曼家住址的房产，发现这块土地是由一位姓施密特的奥地利人所有，但公用设施的钱款由名叫里卡德·克莱蒙特的人支付。赫尔曼推断，施密特就是艾希曼，并且提出了一个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即艾希曼接受了整形手术以伪装自己的外表。以色列方面很快就认定赫尔曼的推断是错的，并丢下了这个案子。如果鲍尔没有在此期间从另一个渠道得知（现在叫克莱蒙特的）艾希曼目前的确住在阿根廷，整件事或许到此便要告终了。
就在这个时刻，曾毕生致力于追捕纳粹的图维亚·弗里德曼，险些无意间破坏了所有的努力。1959年，在听说艾希曼身处科威特后，他将此消息透露给了报社。全球都把它作为头条新闻。鲍尔和以色列的密探都担心，这可能会令艾希曼发觉自己正在被搜捕，从而令其逃跑或改换另一个新身份。
1959年12月，鲍尔计划访问以色列。他对哈尔的犹豫不决感到气愤，便向以色列总检察长海姆·科恩表示抗议，于是后者召哈尔来会谈。在狠狠批评了以色列的缓慢进展，并表示一个二流的德国警察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后，鲍尔告知哈尔另一提供了情报的人也将艾希曼与克莱蒙特联系在一起。鉴于两个独立的情报来源都证实了同一消息，哈尔的态度即刻转变了。随后他很快便派遣了摩萨德的主审官茨威·阿罗尼前往阿根廷去确认艾希曼的身份。
阿罗尼拿到了艾希曼的照片，并且确认他和里卡德·克莱蒙特的确就是同一个人。当本——古里安获悉此事时，他马上决定应当立刻逮捕艾希曼，并将他送到以色列接受审判。得到本——古里安开的绿灯后，哈尔集合了一小群“志愿者”，他们几乎所有人都恰好是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成员，或者和安全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利用假护照进入阿根廷，租用了房屋、车辆，追踪到了艾希曼，并且策划了逮捕计划。他们很快便发现，艾希曼一家已经搬到了一处更加寒酸的屋舍。这处自己建造的空心砖的房子，没有通电也没有自来水，位于加里波第大街一处与世隔绝的陡坡上。艾希曼选择这个地方或许是因为任何接近他的人都能被轻易地看到。然而，虽然与外界隔绝的位置提供了私密性，却也同样阻断了邻居向这家人发出警报的可能性。
每天晚上，艾希曼乘公交车从他工作的梅赛德斯——奔驰装配厂下班回来。他在离家几百米的公交站下车。1960年5月11日，以色列特工们在公交站和他家之间停了两辆车。其中一辆打开了发动机罩。被指派去抓捕艾希曼的特工们围在发动机前，装作在检查汽车故障。另一辆车沿街停着，面对着第一辆车。当艾希曼接近“有故障的”车时，第二辆车的司机打开车灯，成功地让他暂时性失明。近身战高手彼特·马尔金和另一名在“有故障的”车边上的特工突然袭击了他。当他们扭作一团时，艾希曼喊叫起来，马尔金描述“那就像被逼到绝境的动物的原始哀嚎”。艾希曼被绑缚到一辆车上，带到了一处“安全房”中。小队中的其他成员重新改造了房间，以造出一间用于关押犯人的内室。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指挥行动的哈尔被告知，所有行动都进行得毫无障碍。他使用密码发电报给本——古里安，告知他艾希曼已被抓住了。
艾希曼（被圈出）藏匿时的工作合照
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这次行动并非取得了如他们所认为的彻底成功。阿根廷秘密警察显然知道艾希曼的身份并且紧盯着他。在实施绑架的当晚，一名卧底密探便尾随着他。他看到了三个人将艾希曼抓住、制服并绑进了一辆车中。在此之后，密探尾随该车到了关押艾希曼的安全房。秘密警察们还知道，绑架实施的几天前，一群以色列人进入了阿根廷，并正在从事某些秘密行动。当然，这次被说得活灵活现的秘密行动只是一个秘密。如果阿根廷政府的确知道此事，那么人们就会好奇为什么他们没有阻挠这次行动？他们是否因为艾希曼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而感到解脱？在安全房里，艾希曼的逮捕者搜查了他们的犯人，以确保他没有偷藏着氰化物胶囊。之后他们依照鲍尔提供的文件中的信息比对了他的身体特征——头部尺寸、伤疤、眼睛颜色。所有的信息都匹配，除了牙科记录——文件中的党卫队军官有着一口完整的牙齿，而他们所逮捕的男子却戴着假牙。
艾希曼在庭审中
一些以色列抓捕小组中的成员十分吃惊地发现，他们所抓获的不是趾高气扬、生活奢侈的党卫队高官，而是瑟瑟发抖、穿着破旧衬衣、戴着假牙、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他们也震惊于其难以想象的顺从。有一次，马尔金和另一名同事带艾希曼去如厕。他们在外面等着。几分钟后，艾希曼问马尔金，“我可以开始了吗？”当他们说可以后，他才开始排便。看到艾希曼的行为，阿罗尼好奇这个男人是否可能“决定过我几百万同胞的命运”。阿罗尼对艾希曼进行了审问。
“姓名？”
“里卡德·克莱蒙特。”这是他在阿根廷所用的假名。
“之前的姓名？”
“奥托·黑宁格尔。”这是他在德国的化名。
“你的纳粹党编号？”
“你的党卫队编号？”
“45326。”另一个档案中的数字。
这时阿罗尼又重复了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的姓名？”
“阿道夫·艾希曼。”
抓捕结束了。
THE END
作者简介
德博拉·E. 利普斯塔特（1947—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顾问，自1993年起任教于埃默里大学现代犹太历史与大屠杀研究专业，2021年被提名为“美国管控与打击反犹主义特使”候选人。主要作品有：《否认大屠杀》（1993）、《审判史：与大屠杀否认者同庭之日》（2005）、《艾希曼审判》（2011）和《反犹主义：此时此地》（2019）。
媒体评论
艾希曼审判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利普斯塔特以难得一见的简洁语言，构建和探索了艾希曼审判所开启的道德困境的大门。她为记录20世纪最可怕和令人沮丧的事件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华盛顿邮报》
利普斯塔特将这一事件还原成一部扣人心弦的法律剧，并将其描述成以色列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在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做出结论时，她是冷静而公平的。
——《纽约时报书评》
《艾希曼审判》既引人入胜又细致入微，任何不想翻阅八卷审判记录的人都应该读一读。
——《耶路撒冷邮报》
文化名人纪念演讲
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讲座
梁漱溟文化思想
叶圣陶孙女回忆叶氏文脉
柳诒徵先生纪念讲座
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讲座
陈作霖先生逝世一百周年纪念讲座
作家张爱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讲座
林散之、高二适先生纪念讲座
钱穆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讲座
阮玲玉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讲座
上官云珠、周璇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讲座
谭延闿逝世九十周年讲座
孙中山先生逝世九十五周年纪念论坛
王阳明逝世四百九十周年纪念论坛
文化名家系列讲座
莫砺锋：开山大师兄
周文重：国际关系新格局
周晓虹：口述历史与生命历程
周晓虹：费孝通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中国化
周晓虹对话钱锁桥
周晓虹、张新木、刘成富、蓝江对谈：消费社会的秘密
群学君对话舒国治
群学君对话叶兆言
黄德海、李宏伟、王晴飞、王苏辛、黄孝阳五作家对话
孙中兴：什么是理想的爱情
杜春媚对话郭海平
程章灿：作为诗人与文学史家的胡小石
谷岳：我的行走之旅
黄盈盈：中国人的性、爱、情
金光亿：人类学与文化遗产
周志文：人间的孔子
严晓星：漫谈金庸
周琦：越南法式风情建筑
魏定熙：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
胡翼青：大数据与人类未来
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系列高峰论坛
毕淑敏读者见面会
徐新对话刘成
谢宇教授系列演讲
王思明：茶叶—中国与世界
祁智对话苏芃：关于写作
甘满堂：闽台庙会中的傩舞阵头
张静：研究思维的逻辑
翟学伟：差序格局——贡献、局限与新发展
应星：社会学想象力与历史研究
吴愈晓：为什么教育竞争愈演愈烈？
李仁渊：《晚清新媒体与知识人》
叶檀读者见面会
冯亦同：金陵之美的五个元素
华生、王学勤、周晓虹、徐康宁、樊和平对话
城市文化与人文美学
东方人文美学深度研修班（第一期）
东方人文美学深度研修班（第二期）
大唐风物，侘寂之美：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一期）
大唐国宝、千年风物：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二期）
当颜真卿遇上宫崎骏：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第三期）
史上最大正仓院与法隆寺宝物展：日本美术馆与博物馆之旅
梦回大唐艺术珍品观展会
四姝昆曲雅集： 罗拉拉、单雯、孙芸、陈薇亦
昱德堂藏扬州八怪精品展
《南京城市史》系列人文行走活动
《格致南京》系列文化活动
文心雅韵：中国传统人文美学系列讲演
“文学写作与美好城市”高峰论坛
仰之弥高：二十世纪中国画大家展
首届微城市文化论坛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一期：南京运渎）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二期：明孝陵）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三期：文旅融合）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四期：城南旧事）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五期：灵谷深松）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六期：清凉山到石头城）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七期：从白马公园到明孝陵）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八期：从玄武门到台城）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九期：从金粟庵到大报恩寺）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期：从夫子庙到科举博物馆）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一期：从五马渡到达摩洞）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二期：从狮子山到扬子饭店）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三期：从南朝石刻到栖霞寺）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四期：牛年探春牛首山）
南京城市文化深度行走（第十五期：中山陵经典纪念建筑）
从南京到世界：第一届微城市论坛
园林版昆曲舞蹈剧场《镜花缘记》
秋栖霞文学日系列活动
社会科学研修班与专题课程
社会心理学暑期班（2016）
社会心理学暑期班（2017）
社会心理学暑期班（2018）
社会科学经典理论与前沿方法暑期班（2019）
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研修班（2020）
中国研究：历史观照与社会学想象力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学：从本土化尝试到主体性建构——纪念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学术研讨会
第一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 （2018）
第二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2019）
长三角论坛2019新春学术雅集
第三届长三角社会学论坛（2020）
新书分享会
经典品读会
《金陵刻经处》
《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
《谢辰生口述》
《袍哥》
《年羹尧之死》
《朵云封事》
《两性》
《放下心中的尺子——庄子哲学50讲》
《东课楼经变》
《旧影新说明孝陵》
《光与真的旅途》
《悲伤的力量》
《永远无法返乡的人》
《书事》
《情感教育》
《百年孤独》
《面具与乌托邦》
《传奇中的大唐》
《理解媒介》
《单向度的人》
《陪京首善》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诗经》
《霓虹灯外》
《植物塑造的人类史》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拉扯大的孩子》
《子夜》
《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
《骆驼祥子》
《朱雀》
《死水微澜》
《通往父亲之路》
《南京城市史》（新版）
《被困的治理》
《双面人》
《大名道中》
《笺事：花笺信札及其他》
《九王夺嫡》
《乡土中国》
《白鹿原》
《冯至文存》
《在城望乡》
《海阔天空》
《遗产的旅行》
《城堡》
《被遗忘的一代：第四代导演影像录》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先下手为强》一书封面　　从纳粹战犯到巴勒斯坦领导人，以色列立国以来，其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暗杀名单”不断延长。他们把暗杀发展成了一门学问，善恶的界限也在复仇之火的炙烤下渐渐模糊。　　----------------------------------------------　　在中东这片宗教和民族林立的土地上，每天都会发生比电影更精彩的故事，其中不少涉及同一个名字——摩萨德。摩萨德，全称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曾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和英国军情六处并列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它拥有世界上最高效的情报系统，擅长通过隐秘行动“定点清除”目标；低调的作风令它蒙上了神秘而可畏的面纱。　　2018年1月，以色列记者罗恩·伯格曼推出《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一书，披露了很多刀光剑影的摩萨德旧事。这些暗杀行动是否“正义”，则留待读者评说。　　远涉重洋“狩猎”纳粹战犯　　二战后，许多德国战犯潜逃异国，其中包括阿道夫·艾希曼。此人在纳粹统治时期身居高位，数百万犹太人直接或间接死于他手中。二战后，艾希曼辗转来到阿根廷，改名换姓隐居乡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得知了他的下落。然而，纳粹在当时的阿根廷仍有不少死忠，以色列与阿根廷也未建交，通过正常途径把凶手绳之于法几乎没有可能。　　人类有限的理性往往屈从于内心的原始情感，特别是“复仇”。当司法的力量鞭长莫及，当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逍遥法外，复仇的火焰便开始熊熊燃烧，自然正义取代了程序正义。很快，以色列政府向摩萨德下令：抓捕艾希曼并把他带回以色列，进行审判。　　负责抓捕行动的彼得·马尔金在回忆录中披露，1961年，摩萨德特工持假护照进入阿根廷，很快发现目标。多年过去，艾希曼的样貌变化不小。为避免失手，特工们通过偷拍艾希曼的照片并对其耳部轮廓进行逐点对比，最终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　　曾任摩萨德首脑的达甘及其祖父的遗照　　用麻药放倒“猎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得设法把他弄回以色列。在机场，特工们谎称艾希曼因病昏迷，需立刻出国就医，还提供了伪造的全套病历。大胆而周密的安排成功瞒过阿根廷海关，在头等舱内完成人生最后一段旅行后，艾希曼被押解到耶路撒冷。　　审讯持续了8个月，收集了99名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艾希曼因15项反人类罪行被处以绞刑，骨灰被抛入地中海。消息公布，举世皆惊，摩萨德由此一战成名。　　时隔多年，实现“自然正义”的冲动仍在激励摩萨德特工。伯格曼在书中写道，梅尔·达甘是摩萨德历任首脑之一，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照片，画面中，一个大胡子男人跪在一群纳粹士兵面前。这个男人正是达甘的祖父，被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便遭杀害。“大多数犹太人在遭到屠戮前没有反抗”，达甘告诉伯格曼，“我们绝不能再次手无寸铁地跪下。”　　“杀掉某个人后历史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　　如果说追捕漏网战犯是正义的清算，那么随着时间推移，对与错的界限在摩萨德眼中便逐渐模糊起来。　　1947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结束英国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人国家。这个决议无异于在阿拉伯世界投下核弹，阿拉伯人群情激奋。他们对以色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要求后者归还土地。1972年，激进组织“黑九月”绑架并残杀了在德国慕尼黑参加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制造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人质危机之一。　　面对11具灵柩，以色列人发誓以血还血。“如果妥协，我们在世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安全。”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斩钉截铁地表态。此后，摩萨德对巴勒斯坦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复仇，主要手段就是暗杀。　　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是以方最大的眼中钉。在《先下手为强：以色列暗杀秘史》一书中，伯格曼披露的一段文字与此有关。那是1982年10月，摩萨德收到情报，称阿拉法特在一架即将从雅典飞往开罗的班机上。无数次暗杀计划流产后，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尔·沙龙作出了一个近似疯狂的决定：将这架飞机击落。　　直接负责此次行动的总参谋长艾坦迟疑了。阿拉法特怎么会在雅典？他去开罗干什么？沙龙一再催促，但他还是坚持再核实一遍目标身份。飞机即将起飞时，摩萨德终于查明，飞机上的乘客是阿拉法特的弟弟，一名儿科医生，他要把30名巴勒斯坦儿童送往开罗就医。于是，行动被紧急叫停，巴勒斯坦方面无人知晓，当事者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伯格曼在书中暗示，他并非正常死亡。不过，即便他知道真相也不能明示，因为“军队那边下了封口令”。第一位采访阿拉法特的以色列记者Uri Avnery曾对美国《华盛顿邮报》表示，阿拉法特之死跟以色列有关。不过，他的死亡太过离奇，“至今没人说得清真相”。　　暗杀名单上的二号对象是巴解组织的干将阿布·杰哈德。1988年4月，一队特工潜入后者位于突尼斯马尔萨的别墅，先是用干扰装置切断了该地区所有通讯信号，然后破门而入，当着杰哈德妻子的面朝他连开52枪。　　伯格曼认为，暗杀杰哈德是“不可思议的战术成功”和“灾难性的战略失误”。此举削弱了巴解组织的境外力量，却在以色列占领区激起了更广泛的抵抗运动。与之类似，2004年哈马斯领导人艾哈迈德·亚辛遇刺后，更多穆斯林走上了复仇之路。　　“杀掉某个人后历史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伯格曼总结道。　　暗杀逐渐成为“常规武器”　　起初，所有暗杀行动都需要以色列总理在特制的“红色页码”上签字才能执行。渐渐地，特工们想了个变通的招数，“把暗杀换个说法，避免走流程”。用他们的话说，暗杀是“有针对的预防”，误伤平民叫“偶然伤害”。“你得习惯杀人。一般来说，15到20分钟就能决定要干掉谁”，退役特工阿米·阿亚隆对伯格曼如是说，“我把这称作魔鬼的日常。”　　摩萨德的“刺客天赋”令以色列越来越依赖于此——本是复杂的政治和战略问题，只要解决了某些人，一切仿佛便迎刃而解。特工们甚至会攀比，看谁杀人更高效，更有创意。　　涉嫌暗杀哈马斯领导人而遭通缉的以色列特工　　天长日久，摩萨德的死亡名单越堆越厚。据英国《卫报》报道，2008年，黎巴嫩真主党首脑Imad Mughniyeh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身亡；2010年，哈马斯武器运输高管Mahmoud al-Mabhouh在迪拜遇刺；2013年，真主党另一首领Hassan al-Laqqis在黎巴嫩贝鲁特丧生；2016年，为哈马斯制造无人机的突尼斯工程师Mohammed Alzoari殒命……这一切行动的幕后主使，都是摩萨德。　　对于耸人听闻的坊间传言，以色列官方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否认，只宣称“保留对境内恐怖活动的战斗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后，以色列进行过2300余次有针对的暗杀，令许多国家自叹弗如；受害者大多是巴勒斯坦人，也有埃及人、叙利亚人和伊朗人。　　在西方世界，摩萨德因其铁血作风而不乏“追随者”。《华盛顿邮报》披露，奥巴马政府一共批准了353次针对个人的无人机袭击。“美国把人权手册扔进了垃圾堆，开始了一连串暗杀、绑架、刑讯逼供、非法监禁。面临生存威胁时，哪怕号称最法治的国家也不能免俗”。　　摩萨德那些“成功的失败”　　很多在千钧一发之际得手的暗杀行动堪比好莱坞大片，但摩萨德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　　1973年7月，一名来自摩洛哥的服务生在挪威被枪杀，案发时，他和怀孕的妻子刚看完电影，准备回家。事后查明，摩萨德错把他当成了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九月”成员。这次失败令摩萨德名声扫地，梅厄夫人的辞职也与之有关。　　多年后，时任摩萨德高层迈克·哈里里对以色列《新消息报》承认，该机构“雇了新手，犯了两大错误”。“首先是在目标身份的核实环节出了差错；其次，刺客本该把租来的车辆钥匙丢掉，却糊里糊涂把它还了回去，结果在租车公司与挪威警察撞个正着”。　　另一次“成功的失败”是对哈马斯首领马巴胡赫的暗杀。2010年1月，一队特工尾随马巴胡赫进入迪拜一家豪华酒店，只用5个小时便炮制了后者“病发身亡”的假象，一度瞒过了法医。然而，随着调查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是一起谋杀。　　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拆穿了以色列人的伪装。通过视频追踪，阿联酋警方最终锁定了11名以色列特工。“几乎可以肯定，这起暗杀事件是摩萨德所为。”任务虽然完成，特拉维夫当局却落下了把柄，11名特工遭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哈马斯更扬言要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开战。此后，摩萨德首脑达甘下台。　　有些时候，摩萨德的“创意”太过天马行空，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伯格曼回忆，他们曾找到一名巴勒斯坦囚犯，要求他为以色列效力，执行一项暗杀计划。犯人满口应允，配好行头上路后，径直走进了巴勒斯坦警察局，揭发了摩萨德对他的“洗脑”。　　如今，摩萨德一如既往地履行着这项无法见光的使命。《犹太法典》中的一句话是他们的信条：“如果有人要杀你，必须先下手为强。”伯格曼把这句话作为新著的书名，并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为庇护大屠杀幸存者建立的国家，从何时开始，为了生存而大开杀戒？　　或许，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里逃生的普里莫·莱维的感言可以提供一些启发：“要区分真假神谕是困难的，所以最好对任何神谕都保持警惕。法西斯主义可能卷土重来，它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也可能由暴力孕育而生。集体记忆的伤痛犹在，它是历史的镜子。”　　摘自《青年参考》2018年2月15日 07版

　　汉娜·阿伦特的世纪之问　　801　　2016-12-26　　思郁　　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简称《艾希曼》）最早是以五篇文章连载的形式发表在1962年的《纽约客》上，内容是基于在耶路撒冷审判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所完成的一份报告。之后，阿伦特对发表的这些文章进行修订，1963年5月出版了英文版书籍，次年出版了德文版。中文简体版出版于50多年后的2016年。　　《艾希曼》的中文版虽然姗姗来迟，但是这本书中的关键概念“平庸的恶”，我们绝不陌生。只要有关于纳粹第三帝国、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等话题的书籍，总会提及“平庸的恶”。这是阿伦特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两个概念之一，另外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到的“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当然不是阿伦特的发明，但是当阿伦特用其概括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时，极权主义变成了一种对“极端的恶”的最准确描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一目了然，阿伦特在写给美国友人玛丽·麦卡锡的信中就承认，“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就是相对于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提出的。　　1964年，关于《艾希曼》的争论甚嚣尘上时，阿伦特有机会做了一个广播节目谈话，开始就说，想先对因为《艾希曼》引发的争论做个评论，“我故意说‘引发’，而不说‘造成’，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她说，这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是从一个案件事实中明确得出来的，“我指出了一个因与我们关于恶的理论相龌龊而令我震惊的事实，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种虽真实但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最令她感到奇怪的地方还在于，耶路撒冷审判处理的本来就是一个得到判决结果的案子，结果她现在被告知下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下判断”。　　这种对她的书籍的误读让她困惑不安。要知道，当一个在特定语境中有着具体含义的概念一旦脱离了当时的具体语境，经过传播学的过滤和越来越多人的误读，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大众化的庸俗词汇，变成了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不需要理解的一种公众意见——而这种意见与原著中所要表达的含义很可能大相径庭。　　顺便多说一句，孙传钊编译过一本《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收录在吉林人民出版社的“人文译丛”中，很多不明真相的读者以为这是阿伦特《艾希曼》的中文版，其实那只是一本论文集，其中涉及到阿伦特原著的内容只截取了结论的部分。这个文本其实就是误读阿伦特最好的一个证明，抽离出原文的内容，省略阿伦特的论述过程，只借用结论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建构一个新的争论语境，在这个新的语境中，对“平庸的恶”的概念进行想当然的重新书写定义。　　二　　《艾希曼》一书可以看作是纳粹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的别传。整本书除了第一章讲述了庭审现场以及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对这次审判的重视之外，剩余的篇幅都是用来讲述艾希曼加入党卫军之后的经历。他如何从一名失业的工人加入党卫军，步步高升到中校，成为一名犹太人移民问题专家，并在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艾希曼是在1932年加入党卫军的，之前他是一名失业工人。1938年是艾希曼在党卫军中发迹的开始，他被派遣到维也纳负责“强制移民”，把所有犹太人强制驱逐出境。这是艾希曼在加入党卫军之后的第一份重要工作，他不但尽职尽责地完成了任务，还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了一种流水线的工作模式，大大提高了“移民”的效率。这次事件被上层党卫军树立为榜样和典型，他逐渐成为了一名犹太人移民问题专家。从此之后，逐步攀升，得到重用。从1937年到1941年，他得到了四次晋升，最终成为了一名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授予中校军衔。此后，他受命参与到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中来。从1941年到1945年间，艾希曼负责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去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工作，这位移民问题专家，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指挥官，直到最后仍然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忠实地执行任务。　　战争结束时，艾希曼被美军逮捕并关进监狱，但没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1945年11月，针对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拉开序幕，艾希曼的名字频频出现，才引起人们的重视。艾希曼得知自己被曝光后，越狱出逃，几经辗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隐姓埋名，当了一名汽车修理工。1960年，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逮捕，偷运至以色列。1961年4月11日被带到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因十五条罪状被起诉，其中包括：反犹太人民罪、反人类罪、战争罪等等。　　对艾希曼的审判自1961年4月11日开始，持续了将近4个月，之后又经过上诉和判决。艾希曼在1962年5月30日被判处死刑，次日被执行了绞刑。　　三　　阿伦特得知艾希曼即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消息后，就向《纽约客》杂志主动请缨，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报道此次审判。为了这次审判，她推掉了很多重要的工作计划，执意要去耶路撒冷，她心中有很多的困惑一直未解，之前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没有看到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纳粹战犯，心中总会觉得这是一件未完成之事。她向很多朋友都解释过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想知道一个执行过600万犹太人灭绝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之行对她而言，就像是履行一种重大的责任和义务。　　这次耶路撒冷之行的结果就是《艾希曼》一书的写作和发表。这本书在阿伦特的系列著作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流传最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她一直强调的是这是一本审判报告，从一个旁观者和记者的视角进行写作。但是一个普通记者绝不会用这种嘲讽的口味报道一次审判，也不会用“平庸的恶”来概括一个纳粹战犯，尤其是在以色列，这个聚集了大量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国度，把一个执行过600人死刑的战犯形容为一个平庸无奇、只知道忠实地执行上级命令的官僚，这近似于一种挑衅和侮辱。一个记者只会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描述审判过程，不会做出判断。而阿伦特当然有自己的倾向，有自己的判断。也正是这种判断激怒了一些人，甚至一个国家，与流散在全世界的犹太人同胞为敌。《艾希曼》的争论绝非简单的“平庸的恶”这个问题，这大概是我们没有阅读原著之时最大的误读。实际上，这本书中涉及到“平庸的恶”这个话题的篇幅很少，我们对它想当然的认识更多是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先入为主占据了我们的意识。阿伦特后来也承认，这种概括很容易让人误读为她为纳粹战犯辩护脱罪。但她的原意并非如此，如果我们阅读本书就能知道，阿伦特将艾希曼形容为“平庸”，更多的指向了一种不愿思考，不想负责的状态。至于她从庭审现场观察到的那个戴着黑边眼镜，驼背，头发稀疏谢顶，满口陈词滥调的艾希曼，确实毫无风采可言——但是这种印象可能过于主观，任何一个大人物，经过了多年的狼狈逃亡，被捕入狱，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希特勒如果站在审判席上，估计也是如此。再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当成为阶下囚时，我们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青面獠牙的魔头。所以，在几年的争议风波之后，阿伦特说，如果有可能，她更倾向于不使用这个故作惊人之语的副标题。　　撇开以貌取人这个层面的误读，我们也要认识到“平庸的恶”这个概念之所以经过了数十年之后依然能够引发人们的热议，说明阿伦特确实捕捉到了一些人身上或者说潜意识中的恶魔性。这的确是阿伦特著作中最具原创性的概念之一。我说的原创性指的是，我们无法通过表面的观察就轻易地作出论断，我们只能通过阅读阿伦特的著作和相关的论文，对这个概念作出丰富而精彩的解读，而不是通过那些批评者的断章取义来曲解阿伦特的原意。　　在《艾希曼》中，阿伦特这段核心的论述值得一再提及：“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样‘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他只不过，直白地说吧，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因为缺少想象力，他才会一连数月坐在那里，对一个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滔滔不绝、挖心掏肝，一遍又一遍解释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区区纳粹党卫军中校，说他没有得到晋升不能怪他。总得来说，他非常明白究竟发生过什么。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他说到了‘重新评定纳粹政府制定的价值观’。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变成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劲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甚至站在绞刑架下时，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这辈子在葬礼上听到的悼词，想着这些‘崇高的字眼’，将完全掩盖他行将就死的现实——这当然不能叫正常。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所以“平庸的恶”绝非程度较轻的恶行，它其实是比“极端的恶”更严重的恶行，因为这种恶行是以虚假、和善和诱惑的面目展现出来的，更让人防不胜防。　　四　　《艾希曼》一书的写作对阿伦特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催生了阿伦特后期的大部分著作的主题。这本书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它之前，阿伦特思考的是与极权体制不可分割的“极端的恶”；在它之后，艾希曼这个人物将她的关注点变成了思考“平庸的恶”——好人为何会作恶？阿伦特后期很多论文和演讲，包括她后期重要的两部作品《精神生活·思维》和《精神生活·意志》，某种意义上，都是由艾希曼这个人物的平庸性激发出来的。尽管外界对她的争议和谩骂不断，她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这个小人物的平庸性的特质。正是阿伦特的这种思考，将“平庸的恶”这个概念赋予了丰富的内涵。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已经不单单用来形容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纳粹战犯，还用来形容以后所有时代里，那些潜在的杀人凶手，他们不是恶魔，不是坏蛋，并非穷凶极恶，但是在某种条件的引诱下，他们就可以拿起手中的屠刀，成为一个恶魔。某种意义上，阿伦特预见了迈克尔·曼在《民主的阴暗面》中提及到的二十世纪后半页大部分种族清洗，那些本来就和睦相处的邻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互相砍杀的仇敌，无数的灭门惨剧由此而生。　　阿伦特在此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追问，如果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不纯粹是恶魔，那么是什么使得他们做出那些行为的？在《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1964）一文中，阿伦特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　　下转 34版　　上接 33版　　在她看来，在纳粹时期，那些明哲保身、拒绝参与公共生活的人，虽然没有抵抗纳粹，但是这些人，却是仅有的敢于自己做出判断的人。这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道德和价值体系都是陈旧的，是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总结而来的。当一件事情发生时，我们自动会选择某种已有的价值体系对这件事情做出判断，并且遵循已有的先例经验进行处理。但是，对于那些不参与者而言，他们意识到纳粹的这种罪行并无先例可以遵循，他们继承的经验和价值体系中并无合适的判断标准。所以他们开始思考和自我发问，在纳粹犯下的罪行之后，他们该如何抉择。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决定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什么都不做，“并非因为这样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些，而只是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才能继续与自己和睦相处。故而当他们被逼迫去参与时，他们就会选择去死。不客气地说，他们拒绝杀人，并不因为他们仍然坚持‘你不得杀人’这一戒条，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与一个杀人犯——他们自己——共存”。而那些最早屈服于纳粹体制的人们所选择的做法，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思考，就把这种前无古人的罪行当成了一种习俗和惯例，按照原有的价值体系接纳进来。换句话说，纳粹时代的道德剧变并没有触动他们敏思的心灵，他们的思想没有悸动，他么的灵魂没有任何拷问的迹象。　　在这里，阿伦特还对那种“我只是服从命令”的论调进行了反驳。服从当然是政治的首要美德，没有了它任何政治体都无法生存。但是服从是否就意味着不用担负责任呢，是否就意味着它只是那个命令的执行工具，并非真正的杀人者或者同谋呢？在这里，阿伦特说，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服从命令的人混淆了“服从”和“同意”的关系，将其等同。对儿童来说，需要服从的事情，在成人那里则需要征求他们的同意才可以。成人的服从中隐含的意义在于，他同意接受别人的支配，并且服从领导者的命令，因为领导者所发布的命令代表他们共同的意愿。那些服从他的人实际上是在支持他和他的事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从，领导者将是无助的，他根本无法完成任何事情。　　那些拒绝参与纳粹公共生活的人，其实代表了他们拒绝服从，换句话说，他们经过自己的思考之后，决定不“同意”纳粹的统治。假如将这种状态理想化，就会发现，如果有足够多这样的人拒绝了支持纳粹，甚至不需要做任何抵抗，纳粹政府都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这其实是一种非暴力抵抗的形式。而那些参与到纳粹的犯罪过程，并且用“我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这样的陈词滥调为自己开脱的人，我们提出的问题不该是“你为何服从”，而是该追问“你为何同意和支持”。在此，语义的转换之后性质完全不同，一个只知道服从命令的人变成了支持和同意罪行的共谋者。　　五　　《艾希曼》一书中，关于“平庸的恶”的说法绝非阿伦特的故作惊人之语，当然也绝非为纳粹罪行开脱。当得到艾希曼被绞死的消息后，阿伦特在写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说：“我很高兴他们绞死了艾希曼。并不是说这很重要，而是如果他们不把事情以种种唯一符合逻辑的方式结束，他们会让自己显得无比荒唐。我知道有这种感觉的人不会多。有一个改革派拉比出来为他求情，批评以色列的处决‘缺乏想象力’！还有其他人呼吁以色列应该达到‘神的高度’，这些都让我很反感。”　　艾希曼的恶行当然要受到惩罚，他在执行犹太人进入死亡营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的死早在审判之前已经有定论了。以色列之所以大费周章，不惜冒着违背主权公约和国际法的危险，将他从阿根廷绑架回国受审，是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一种政治策略。他想通过这种形式，将以色列打造成犹太人世界的中心，告诉全世界的犹太人，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找到家的归属感。通过讲述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历史，来重新团结所有的犹太人。　　但是，对一次审判而言，它似乎承担不起这样大的历史重任，而且很容易偏离审判所追求的正义和公正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阿伦特嘲讽这次审判是一次政治作秀。在她看来，对艾希曼的审判只能从这个人的经历中找寻他的犯罪证据，与艾希曼本人无关的犹太人事件，就算有再大的杀戮和不公，也与这次审判无关。《艾希曼》一书中最多的争议就在于，阿伦特对待自己同胞的冷漠口吻，她完全理性地讨论一次庭审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程序，就好像受害者不是她的同胞，与她无关。正是这种貌似冷血的口味让她受到犹太人的排斥，好像她根本不热爱自己的同胞，不热爱自己的种族。她干脆承认了这一点，她说她不但不热爱自己的种族和同胞，甚至不热爱任何种族，她热爱的是自己的朋友和亲人。　　这大概是《艾希曼》一书中最大的分歧，她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审视这次审判，而以色列最想做的就是把这次审判看成是对犹太人历史的审判，从而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国家重新审视犹太人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了，“平庸的恶”从来不会消解掉恶的存在，它是一种影响更为深远的恶行。而这种恶行与我们不愿思考，甘愿成为一个服从者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那些不能运用自己理性思考，进而作出判断能力，只是一味盲从的人群。如果阿伦特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没有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没有对这次审判进行批评，只是从一个记者的角度作出客观和公正的陈述报道，她岂不是变成了她笔下的那个“平庸的恶”的形象的最佳注脚吗？责任编辑：李坚 SF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