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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成因探讨——基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分析论文.pdf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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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成因探讨――基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分
姓名：刘娟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指导教师：李小平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成因探讨
――基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
研究生：刘娟
指导教师：李小平
摘要：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次贷危机
正式爆发，然后危机迅速蔓延至世界各个国家，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危机爆发后，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纷纷对此进行研究，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
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大部分文献都是从经济制度、金融体系、货币政策、金
融监管等方面进行外部分析，对金融危机产生根源揭示的深度仍显得不足。本
文在研究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从马克思虚拟
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金融危机爆发的一般原因，研究危机产生的根源，以求
在当前危机背景下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提出启示。
本文的前言部分主要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和总结，分别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成因的一般分析和基于马克思理论的分析两
个方面迸行了介绍。第一章对马克思的虚拟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包括虚拟资本的内涵及形式、虚拟资本的形成、虚拟资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启示--《新视野》2009年04期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摘要】：2007年7月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已演变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为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所罕见,教训与启示很多。要防止悲剧重演,各国和国际社会要妥善处理四大关系:一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要相辅相成,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协调发展,三是社会收入分配和税收政策要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四是加强合作,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
【关键词】：
【分类号】：F831.59【正文快照】：
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影响美国爆发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又一次严重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迄今仍众说纷纭，其中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美英模式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祸根。法国和德国近来不断强调，“市场自由”的美英模式(“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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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4号经济危机初期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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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初期的原因和教训：俄罗斯的观点
В. 马 乌 来源：《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6期
　　【内容提要】本文从美国经济的具体问题、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和俄罗斯的特殊国情三个视角对新一轮迅速蔓延并祸及俄罗斯的国际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的诱因进行了初步分析，着重介绍了俄的危机应对政策，认为危机背景下民粹主义可能再度大行其道，预测了应对危机进程中可能造成的风险，强调俄必须及早做好准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原因 教训 风险
　　【中图分类号】 F832.59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08)06-0006-(13)
　　“我们遭遇了迄今为止从未在实践中碰到过的困难。当我们自负地认为知道了所有管理经济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却再也没有了幸福感。”
　　――美联储主席保尔?沃尔克的就职演说，1979年7月
　　经济危机正在加速，而且暂时很难判断它还会持续多久。预测危机的前景就像预测油价一样毫无意义。当油价高企的时候，我们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它迟早会下跌[1]。同样，现在我们能够确信的只是危机不定什么时候总会结束，但无论是受损规模，还是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状况，暂时都还无人能知。人们可以就这一议题作很多猜测，但认真而负责的定论暂时还不可能产生。
　　俄罗斯1998年危机是政府无力实施重大宏观经济（首先是财政）政策等内因引发的。而现在的 情况则完全不同。俄罗斯是第一次作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遭遇了世界性危机。俄罗斯由此也将逐步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国家。
　　然而，当前有两个重要的情况必须考虑到。第一，这并不是一次每隔几年就会爆发的周期性危机。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的是一场世界金融（可能也是经济）体系的深刻的构造移位。其实关于改革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全球金融模式之必要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但当这一模式还在运行并能展现出不错的经济指标时，没有人能下决心实施严肃的改革，尽管系统性风险在所有人眼皮底下不断地积累，并被政客与专家们所注意。显然，后危机时代的景观将会发生重大变化――面临消失厄运的将不仅 仅是一些具体的金融组织，甚至是一系列金融制度。
　　第二，尽管宏观经济形势良好（双倍的财政盈余），但俄罗斯的金融市场却是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市场之一（与中国类似）。看来，这是成功的代价：指数飙升吸引了太多的投机资本，在危机时刻它们像先前涌入国内时一样开始迅速撤离。
　　现在对当前经济危机的分析将是绝对初步的，任何最终的、不可改变的评价暂时都不可能。尽管如此，现在所发生的仍应成为我们持续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因为只有在此类分析和讨论的基础之上才能制定出反危机政策。尤其需要分析危机的根源、金融和经济危机相互作用的机制、防止金融 和经济崩溃的优先措施以及这些措施伴生的风险，此外还有摆脱危机的长期问题。应该特别关注新兴市场国家（emerging markets），因为它们的问题与发达经济体的问题截然不同。
　　经济大动荡（正如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象）的性质和机制总是神秘且无法完全理解的。历次大危机都会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们连续几十年的讨论对象，成百上千的学位与学术论文也将致力于此。并且即便是未来的经济史学家，有时也给不出同一的确定答案。1930年代的大萧条现象至今没能最终破解：关于它蔓延的原因以及罗斯福克服危机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是恰当的讨论 至今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研究过去的经验并不能确保未来的无忧。就像将军们总是依据以往的战斗经验来备战一样，经济学家们也努力地不放过、不允许过去的危机再度发生。这样做的效果通常不错，然而新的大规模危机还是会超乎想象。我们很好地研究了1998年的危机，并且做了不错的防范，但危机却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了。而且，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
　　综上所述，本文呈献给读者的思考将是初步的，所涵盖的下述结论也不能奢望其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二、危机的原因
　　分析我们眼前正在蔓延的危机时，有必要对导致其发生的三组原因进行单独研究。第一，美国经济的特殊问题。第二，现代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基础性问题。第三，俄罗斯的特殊情况。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向不同，反危机斗争的展开也应考虑所有这3组因素。
　　谈及危机原因时，通常首先会抨击美国政府不合时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首先指的是2001年萧条之后的顺周期政策[2]，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美国没有回归克林顿的盈余预算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坚持了扩张财政赤字的道路。这可以从经济上升条件下长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中得到部分验证。（见自然，对金融市场运行之监管与调节缺失以至于没有能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抱怨不绝于耳。 艾?格林斯潘在美国听证会上所表达的自己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过分自信的声明就是后者的有力证明。
　　这是 21 世纪头十年相当流行的人为刺激增长的政策。看着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所有主要角逐者都不想落后于这个未来的超级大国，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步骤，而且经济过热的问题显得已经过时了：我们从大萧条中走出来实在太远了，且似乎有了精神上的超越。俄罗斯领导人所制定的十年内“GDP 翻番”的任务具有类似的逻辑，它同样更多注重的是数量和规 模指标的实现。不过，如果说俄罗斯方案中的政策是以 1990 年代危机后所遗留的闲置设备及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为支撑的话，那么美国经济就应该是在没有预算赤字不可能拨付资金的平行实施的两场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发展的[3]
　　然而，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危机原因，这与世界经济的一般特征有关，且不属于经济政策的错误。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使世界GDP在五年内增加了四分之一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速。快速的增长不可避免地积累了被福利增长所掩盖的系统性矛盾。更为重要的是，甚至在意识到这些矛盾时也很难进行干预或者改进什么：的确，当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某种限制或调整 措施呢？每一次，在类似的繁荣景象中，当有人开始提出警告或怀疑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时，就会有人自信地说：“这一次将完全不同。”[4]
这里所指的是美国经济的三重赤字――预算赤字、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大家都明白，三重赤字无论如何也不会见证经济的健康，而且可能会导致悲惨的后果。但“这次完全不同”的希望仍然存在。
　　自然，这种希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对全球化所引致的新方法（创新）的理解为依据的。近年来我们总是在讲创新的重要性和使经济转向创新型发展道路。这场已经开始的危机完全可以被视为创新型的，要知道它的基础就是金融创新的出现和迅速扩张――就是那些当时一些人所认为的、可以创造无限增长的条件的金融市场的新工具，就是那些我们现在才了解到的原来金融世界的宗师们当时也认识得相当肤浅的金融市场新工具。
　　结果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掉期）的规模达到了60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倍。这样一来，危机就成了金融创新对其缔造者的反抗：令人不快却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的事物。正如现在认为的那样，巴林银行1995年因新加坡分行一个年轻交易员尼克?李森（NickLeeson）的个人行为而破产，是危机的前兆。但人们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全球化还存在着另外一方面，同样(除新工具之外)被认为是金融业无限繁荣和可持续增长的源头。这种现象被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称作“中美国”（chimerica）。这在英语中是“中国”和“美国”两词的结合。这里所指的是全球失衡的形成，它曾在几十年中被认为是全球均衡和可持续增长的源头。因此，形成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化模式相反的制度：如果100年多前资本是从中心(发达国家）向外围（那时的新兴市场）转移的话，那么现在新型市场则成了储蓄中心，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成主要消费国。
　　“欢迎来到奇妙的中美国――中国加美国――占据着超过十分之一的陆地表面，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和近八年中一半以上的全球经济增长。这一度像是在天堂举行的婚礼。当时，中美国东部负责储蓄，西部负责消费。中国的进口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跌。中国的储蓄使美国的利率不断下调。中国的劳动力使美国的工资成本不断降低。因此，贷款利息很低，运营公司的利润很高。正因为有了中美国，全球实际利率――通货膨胀后的借款成本――与其过去15年里的平均值相比，下跌了三分之一以上。正因为有了中美国，2006年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率高于其占GDP的平均比例。但这里有个陷阱。中国越是愿意把钱借给美国，越是有美国人想借。中美国，换言之，是法国沛丰公司（Planet Finance）2000年后所见证的银行贷款激增，发行债券和新的衍生合同产生的根本原因。这是对冲基金人口爆炸的根本原因。这是私人股本合作，各方贷款进行融资收买的根本原因。中美国――或是伯南克所称的亚洲“储蓄过剩”――是2006年美国抵押贷款市场资金如此泛滥,以至于人们可以在没有收入、工作或资产的情况进行贷款的根本原因。[5]
最后，正在蔓延的危机还有一个根本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这里指的是商业发展的目的。在 我们看来，它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间经历了重大转变。增加资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关键方向。这正是股东们最感兴趣的指标，并在当前以此来评价管理的效率。同时，最大限度的资本化与社会经济进步的现实基础（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矛盾。当然，增加资本化与劳动生产率有关，但这只是最终结果。与此同时，必须每年向股东汇报。而获得好看的年终总结和确保资本化的当前增量所需要的是与确保劳动生产率提高完全不同的东西。为了使报表好看需要实施重组和并购，因为资产规模能促进资本化的增长。而且不言而喻的是不应该关闭落后的企业，因为这将导致当期资本化水 平的下降。结果，在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中仍保留着陈旧的、效率低下的生产和企业。
　　苏联的类似情况也很多，只是当时被称作“为计划而战”。企业宁愿生产过时的产品，也不转向新产品――因为更新换代将会减少产品的数量（公斤、米、卢布），也因此将无法保证计划任务的完成或超额完成。当时这被称作为“计划拜物主义”[6]。现在，或许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新式的拜物主义――或是卡尔?马克思曾经分析过的新式的商品拜物主义。[7]
除危机的共性要素以外，还存在着一个特殊原因使其在俄罗斯迅速（相当迅速）地蔓延。表面 上看，一切都很离奇：危机在宏观经济状况良好、拥有双盈余（预算和贸易）的国家快速蔓延起来。
　　首先，这恰好是有利环境的反面。双盈余成了吸引资本的因素。资本向这里积极流动，积极扩张着借贷的臂膀。自然，危机开始时出现了相反的效应――收缩臂膀，从而迅速地导致了证券市场的紧缩。与此同时，也弄清楚了，俄罗斯证券市场，别看其在年间有巨大的增长，但事实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它能迅速降至最低值。的确，这些数值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市场下跌的结果是股指又回到了如果没有2005年的飞跃它将至今停留的那个点位上。图中近似三角的形状是金融市场泡沫的直观表现，也是导致非均衡繁荣的结果。
　　经济和出口结构的低效率也凸显出来了。原材料和投资品在出口中的绝对优势，使我国的国际收支比多元化经济更多地受制于周期性的波动。进口国经济的减速和投资积极性的下降在多重效应影响下能够导致此类经济急刹车，出现硬着陆。1998年危机后俄罗斯的遭遇就是这一现象镜子般的反映。由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造就了对俄罗斯产品的需求，当能源产品价格开始上涨时，带来了表面的繁荣。关于结构多元化的必要性自然已经讲得很多了，但在繁荣之下谁都没打算认真地研究这一问题。
　　企业外债的增加成了最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债务实质上是准政府的。许多借款企业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以“利润私有化，亏损国有化”的逻辑运营着。金融市场也是如此接受它们的。金融市场上的代理商知道，危机时刻，俄罗斯最大的私人借款人们是能够依仗联邦预算支持的。由此，出现了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世人所知的道德风险情况（moral hazard)―一些人不负责任地借钱，而另一些人则在无充足理由的情况下给予，但国家却不得不在经济危机时解- 12 -救这些债务人。如果以公司受国家的实际控制并信奉“利润私有化，亏损国有化” 原则的韩国“切以巴列”为例，可以说，一些重要俄罗斯公司的“切以巴列化”存在着上升的趋势。
　　2007 年在外债发展趋势上出现了重要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债务总量（国家的和企业的）在不断降低的话，那么现在它开始增长了。这着实强化了俄罗斯经济状况对世界金融局势波动的依赖性。，而很快导致了危机的大规模蔓延。就上述所言还应该补充指出国内借款人行为的又一个错误：他们轻易地同意了抵押方案，尽管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成绩可以允许他们在很多情况下实现无抵押。结果在危机条件下他们遭遇了因抵押品迅速贬值而失去自己资产的现实威胁（margincalls 机制）
该状况严重影响了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研究制定。一方面，拥有战略性资产的显要（其中包括近似预算内的）人物所背负的重债，限制了卢布汇率的下降，否则将使其偿债负担急剧加重。另一方面，必须使用国家资源对借债人实施抵补或者回购其债务的金融帮助。最后，不得不指出，政界和商界精英们在此生第一次遭遇全方位周期性危机（此前的危机是传导性的）时的经验不足。这样的经验当然会逐年积累，但为此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经历各种经济危机。
　　三、与危机作战
　　危机对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精英造成了严重打击。没有人预料到它的影响会有如此之深，它的发展会如此之快。经济发达国家出于对银行系统崩溃和通货紧缩的担心，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支持银行系统，刺激生产活动。其中，主要的措施有：提供流动资金，扩大对银行私人存款的担保，将部分银行收归国家所有，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采取“刺激计划”（通过财政注资刺激实体经济部门的需求）。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降低了本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这有助于维护国际储备，也会成为一个额外的因素来刺激国内的生产。分析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已超出了本 文的范围。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措施会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不稳定。[8]
　　俄罗斯政府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来缓解危机。这些措施部分地重复了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但某些方面相差甚远。
　　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防止信贷体系崩溃的步骤，这是1998年教训的当然后果。银行获得了大量财政资源来克服流动性危机。一方面，这些措施应该说有助于促进生产的积极性。正是信贷资源的获取，而非证券市场，才是俄罗斯实体经济部门的增长源。另一方面，银行系统的稳定与保障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任务直接相关。居民在银行方面的损失与因证券价格指数下跌而遭受的损失要严重得多，政治上也更危险。
　　当然，也不可能没有质疑。获得国家提供流动性的银行，倾向于最大限度地把它转换成外汇以化解外汇风险，或是用来缓解其对外国债权人的债务。这在经济上是完全合理的，但与货币当局提供资金的意图不符。此外，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贿赂成了重新分配国家拨付资金的工具。按照压低的价格分配稀缺资源的现象已经不再会令人惊讶。（例如，资金的第一获得者不是按照市场利率而是按照压低了的利率将资金提供给其他借款人，显然是以稍高于初次分配的利率来提供的。）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支撑股市，但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做法。虽然股指变动被认为是有效的和炙手可热的，但现在它已经不再是集中国家资源予以支持的领域。在这种状况下，尝试对证券市场的支持，只意味着一点，那就是帮助逃离我国的投资者大量抛售有价证券后将巨额资金汇往境外。当然，股票价格的降低，是令其持有者很不愉快的，而且会使保证金方面出问题（margin calls）但是后一问题应从另一角度来解决。
　　正是后一问题尤其严重。俄罗斯企业对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对俄罗斯大量资产的外流造成了现实威胁，特别是一些资产流入了自身陷入危机的人手中。
　　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界市场上有着廉价的货币资源。我国企业很希望占有这种资源。但是资金的廉价并没有促使他们进行有效的投资，特别是与国家联系紧密的企业。这些企业更容易得到资金，大家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不会让他们死去的。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很容易得到的贷款没有了，而作为贷款保障的抵押证券在迅速贬值。（这是我国借贷者在经营活动中的又一失误――他们很容易接受抵押贷款计划，即使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使得在很多情况下无担保也没关系）。到年底（2008年－译者注）需要支付这些债务总额430亿美元。为此国家已准备通过对外经济银行拨出500亿美元。但是这些资金的使用机制问题仍没有解决。向债务人提供资金以偿还债务，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最好是对外经济银行自己能够收购债务。这样做的话，肯定会促进这些公司的市值增长，缩小其债务差额。
　　外汇政策也不是唯一的。表面看来，出于政治原因，当局不敢完全放弃对卢布汇率的支持，这会导致黄金外汇储备的迅速缩水。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谨慎态度是可以理解的：20年来卢布储蓄的第三次贬值未必会增强对本国货币的信心。但是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危险――储备消失。试想一下，避免大幅减少储备以保证俄罗斯经济的稳定远比保持本国货币的稳定重要得多。而且，卢布的缓慢贬值是支持国内生产、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国外商品进口冲击的一个额外因素，同时也为将来外资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涌入国内创造了附加动力。
　　对拥有大量外汇债务的人来说，卢布贬值等同于债务的增加，这种政策的实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有效地为自身利益而进行游说。然而，通过拨款来购买其债务应该多少会使他们的态度得到缓和。简言之，汇率的变动在未来几个月内将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指标，而且还是反映主要经济博弈者实际力量平衡的政治指标。
　　最后，为支持实际生产的发展，政府提出了内容广泛的一揽子激励措施，首先是税收方面的。关于这些措施的有效性我们存在着严重分歧。生产发展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资金短缺，还不如说是违反了经济机制的运行，归根结底，在于许多生产部门的效率低下。大规模的注资并不能解决效益提高、经济的结构改革问题。但若是没有财政投入，只会延迟摆脱危机的时间。当然，不能不承认，这些措施会缓解当前的社会问题。
　　四、当今的口号：社会主义和平民主义
　　在长期的历史趋势背景下分析当前的危机，回顾过去的150年，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和平民 主义作为20世纪经济史中的两种最重要的现象，其特征在今天突显出来了。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对它们的政治需求总是会复活。目前的情况也不例外。
　　这两种模式已在上个世纪经过了实践的检验，众所周知，它们辜负了人们所寄予的厚望。社会主义主要是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了实验，平民主义在拉美进行了实验。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两个试验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以惨重代价实现工业化以后，社会主义没能找到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平民主义开始于埃娃?庇隆执政时的阿根廷，使繁荣发展的国家遭遇到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 “In the UK everyone is a social democrat now”――这是《金融时报》（日第11页）的一个标题，明显套用了固守右倾思想的理?尼克松于20世纪60年代末说的一句话：“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金融体系崩溃的情况下，出于对自己钱包的担忧，社会主义思想很容易兜售给公众。市场思想体系和市场价值观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和精英的意识当中遭受到挫折。市民和政府（极个别情况除外）几乎立即准备“购买”社会主义以维护其现有福祉。大家一致认为，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可能的”。
　　当局，而非市场，开始私自决定――处决谁，赦免谁。一方面是雷曼公司的情况，另一方面是 贝尔斯登和美国国际集团的情况，让人对市场捉摸不透。在管理国家的时候会和一些人一起决策帮助另一些人，在集中管理经济的情况下也应该这样。当然是用冠冕堂皇的词句进行了包装。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转向风险社会化（或国有化）的政策。拯救债务人、向银行注资（重新资本化）、显著提高对私人银行存款的担保的同时，国家承担了决定主要经济活动参与者如银行家、存款人、借款人命运的风险。（其实，在实践中这些人并不少见）。个人对自己的决策负责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遭到了质疑。而就俄罗斯的形势来说，可以确信，亏损国有化的政策使下一步不可 避免地出现风险国有化。该进程在银行业中已经启动，而且通过银行的这些担保推广到了所有其他企业和部门。
　　任何社会经济制度的“圣地”――产权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通过对陷入困境的公司提供财政援助，使其开始了事实上的国有化。国有化至少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实现：通过购买某些企业的债务，通过资本重组换取股权，以及通过膨胀累积负债。国家倾向于通过提供担保和直接注资的方式承担金融机构的全部负债（债务）。当然，援助金融机构的同时会对私人所有者持有的股 权产生形式上的或实际上的冲击。私有产权受到质疑，特别是在金融机构（西方）以及实际生产企业方面。后者在俄罗斯已经存在，尤其是那些被国家减免了保证金的企业。
　　接下来，当然的步骤是由实际国有化机构活动性质的政府来决策。哈罗德?布朗表示，他将鼓励其控制下的银行把更多的资金投入中小型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当然是所有现代政府所热衷的神圣的事业。但不难预测这种决策的影响：如果当局提出一个投资方向，而当这些政治投资无效的时候，它们应该会支持自己的银行。也就是说，国家援助和效率低下的投资形成了恶性循环。欧洲人在10月12日的声明中最早宣布了这样的一揽子措施，而美国政府只是比他们迟了两天加入这一行列。
　　最后，不应该忘记，最近大规模投入市场的强大的现金流将导致在生产放慢的同时通货膨胀上升。高通胀率对俄罗斯人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正如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所表明的，这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现象，还会产生实际的再分配效应。顺便说一下，这首先是由艾德蒙?柏克提出的，早在1790年，他从法国大革命发行的纸币中看到了私有财产断奶的不祥征兆。
　　与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并行的是，平民主义政策的风险在不断上升。危机已经转向生产领域。增 长速度减慢，就业问题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是试图通过财政注资来人为地拔高增长。受危机肆虐的国家将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来维持经济中的流动性，保持信贷系统的稳定。
　　如今在西方和我国都在呼吁帮助商品生产者。现在，在国外大银行的分析报告中，看到人们所熟知的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应对危机的措施是十分有趣的。例如，“预算政策过度扩张（包括相应的货币政策）应该会有助于保持稳定的总需求”。假如俄罗斯或者某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体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这个银行的分析家就会做出强烈反应，这是完全正确的。
　　这种情况下将廉价资金分配给商品生产者，会导致危险的后果。即使能在短期内提高增长速度， （况且也不一定），带来稳定的结果，但是加速的通货膨胀将会成为投资的障碍。同时要记住，我们已经走过了恢复性增长阶段，对于这一阶段需要的不是投资，而是需求和政治稳定。现在，投资成了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平民主义政策会破坏投资的必要条件。用一只手对付金融危机，却用另一只手为经济增长设置障碍，这是不可原谅的。
　　在资本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出现的“左转”现象，对于俄罗斯来讲，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急转弯有些相似。早在1921年3月还没有任何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僵化模式的预兆。但突然几个星期以后发生了恢复市场关系的急剧转向。发生了什么事？苏维埃政权濒临垮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很清楚喀琅施塔得起义意味着什么。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消除冲突，缓解社会紧张局势，恢复经济增长。用列宁的话来讲，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严肃的和长期的”，但“不会永远”。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扪心自问。
　　转向社会主义无疑是企图获取喘息的时间，重新思考价值观。现在判断它是否能长久还为时过早。但这肯定不会是永远。所有多余的国家调节都与现代生产力灵活和变化的特征以及后工业时代的挑战相矛盾，正如20世纪初的市场力很难完成加速工业化的任务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市场模式在几年后终止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今国家社会主义趋势下，很难能说它们是“严肃而长期的”原因。另一方面，平民主义是无法遏止的，它的传播仅仅是民族精英素质的写照。
　　五、反危机斗争的风险
　　对当代危机问题的探讨，都是这样或那样围绕着以往危机的例子及其导致的后果进行的。特别是导致长期通货紧缩和两位数失业率的大萧条。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将其完全克服。至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则鲜有人问津。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滞胀。其实，在这两个史例之间谈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有意义的。当然，虽然我们知道，史例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分析工具，它们完全不会向研究者给出任何的解决方式。
　　从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他们最害怕的是通货紧缩，而这需要十年才能得以恢复。
　　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日本在90年代的例子也同样予以了证明。
　　危机的通货紧缩模式和滞胀模式在本质上是反向的。因此，它们要求用根本不同的机制来克服。抵制通货紧缩首先需要刺激需求，也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扩张主义。例如降低利率，在扩大预算支出的同时降低税收。
　　在滞胀的情况下采取直接相反的措施，特别是有必要控制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紧缩财政政策并提高利率。在20世纪70年代十年长期的经济危机之后，当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大幅度提高利率，决定采取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时，才找到了出路。结果，失业率超过10%，而利率已超过20%。美国开始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总统吉米?卡特也因此失去了总统宝座。但由此，美国经济已焕然一新，充满活力。
　　当然，这两种模式的对立是有条件的。当前的危机不可能准确地复制其中的任何一个。但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治疗疾病的处方取决于该疾病的性质，而且需要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药物。
　　这两种危机的经验都可能完全合适于当前的形势。严格地说，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政策，他们认为对20世纪80、90年代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特别是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并不适用。[9]
美国和欧盟强大的财政注资，的确可以防止经济形势朝着政治上所不能容忍的程度恶化。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采用这些政策的时候则应谨慎小心。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货币当局有着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他们的手中掌握着生产世界货币储备的印刷机。这种地位虽然因当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些许动摇，但仍是不容置疑的。此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以美元保持其储备的，并希望 维持其相对的稳定。
　　其次，正是由于美元的这种特殊地位，美国的企业和家庭没有对冲汇率风险的其他选择，即使是在货币当局政策的正确性受到质疑的情况下，让他们把美元兑换为欧元或日元也是不太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最近几个月采取了财政货币扩张政策，而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却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加快反而是在减缓的原因。在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在俄罗斯，对金融扩张的反应完全不是这样。那里没有形成本国货币的长期信贷历史，而这种货币本身当然也不是某种储备货币。放宽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会 导致逃避本国货币、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和通货膨胀。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种方案将不可对原料部门在出口结构中占很大比重的国家而言，这种政策尤其危险。这类经济体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度非常高，因为即便是海外市场需求的小幅减少也会使原料出口国的生产大幅下降。在发达国家急剧不景气和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品保持较低需求的情况下，后者的经济萧条可能伴随着对本国货币的逃离。财政扩张将无法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这将导致通货膨胀，而不会带来生产积极性的提高。[10]
　　因此，在当前危机形势下，完全有可能出现世界上有些国家通货紧缩而另一些国家则发生滞胀 的情况。而后者的风险对当今的俄罗斯而言才是最严重的。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了一个有关经济危机蔓延及其出路的重要结论。事实上，世界将面临两种并行发展的危机模式，要求截然相反的对待。西方世界的反通缩会把通胀驱逐到其外部世界，即新兴经济体。而后者重复西方的反危机措施则很快会陷入滞胀陷阱。
　　尤其是对于原料出口没有多样化的国家而言，在经济持续不景气和对其出口商品需求疲软的情况下，经济萧条可能伴随着对本国货币的逃离。这将在通货膨胀中体现出来。
　　对许多金融机构和企业推行事实上的国有化是相当危险的。俄罗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情况正在重现，当时所谓的“红色经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类管理人员的特点完全不在于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灌输和对重返极权计划的期望，后苏联时期的管理在意识形态上一般是非常中性的。这一类企业领导人的特点在于，在缺乏所有者的情况下，他们获得了广泛的管理企业的权力。国家在那个时候已经无法对经济代理人实行监督，而私人所有者尚未出现。因此，“红色经理”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他们在没有所有者动机的情况下拥有所有者的实际权利。实践证明，这对于企业 和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陷入了同一个陷阱。购买企业债务的时候，国家实际上形成了对大量企业的控制。在这些企业出现了与国家紧密相关的管理。但由于信息的明显不对称，这个管理者在任命其职务的官员哪怕是很高级的官员面前有着明显的优势。而这已经造成了moral hazard（道德风险）的新问题，特别是当管理者的私人利益高于委托他管理的企业利益时。
　　因此，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使事实上被国有化了的公司再度私有化。这个计划应该为政界和商界人士特别是原所有者所知晓，如果他们仍保持着对该企业的兴趣。 最后，利用当前的危机来重新评价国家作用与私人经营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显然，这场危机既可以解释为国家干预不够，也可以解释为国家在金融工具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不能保障有效的调节。当然，如今大多数人指责自由市场，且很少有人敢于维护自由价值观。只有极少数人敢说：“It wasn’t deregulation that allowed this crisis. It was mish-mash of regulations andregulators, each with too narrow a view of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markets”（这并不是放松管制，允许危机发生。这是监管体系的混杂，它们对市场日益一体化有着各自的狭隘观点）。[11]
同时，建立在灵活技术以及经济技术生活全方位迅速更新基础上的后工业世界不会消失。这个世界不愿接受集中调节和官僚主义对自身利益的全面干涉。即使是认识到国家需要对金融市场进行更准确的调节，把监管结论（以及相应的监管实践）运用于生产领域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习惯于经常谈论美国或整个西方模式的瓦解，谈论自由资本主义的垮台。也许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言论有意义。但其作为这种宣传的牺牲品则是愚蠢的。整个经济史表明：不管危机有多严重，市场经济总能从危机中脆弱地走出来，而且比以前更坚韧，更具有竞争力。这绝不能忘记。危机迟早会结束，不应期望那时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软弱腐化的西方国家。这很可能使这些经济体不仅变得更强大，而且更有野心――因此更具侵略性。对俄罗斯而言，这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俄罗斯必须现在就做好准备。危机非但没有消除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现代化的必要性，反而更坚定地要求在政府计划文件里实行现代化的方针。为了实现局势的稳定，向我们的竞争对手宣示的不应该仅仅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
　　当然，危机是令人不愉快的。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摆脱危机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但危机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可能成为革新的开始，成为骚乱清理过后更加健康增长的开始。危机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当局行为的有效性和果断性，取决于民族精英的责任感和凝聚力。
　　最后，政府方面和企业家方面都必须高度关注增强市场参与者之间相互信任的措施。为此，他们的行为必须是相互了解的。必须让公众知道政府对哪些金融机构给予了拨款，具体数额是多少，它们是如何使用的。危机再次证明：市场经济的基础首先是信任。这是建立在信息透明基础上的信任，而不是建立在一方使另一方屈服基础上的信任。
　　（责任编辑 常矗
　　В. 马乌，俄罗斯联邦政府下属国民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博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1] 甚至当时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断言油价已到攀上了“新的高点”。热点聚焦
[2] 译者注：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区分为顺周期政策和反周期政策，顺周期政策是指经济增长时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措施，而经济萧条时采取紧缩的经济政策。
[3]严格地说，非本土的战争确实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适用于美国经济的案例就是朝鲜战争。然而，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宏观经济概念较新世纪初要刚性得多。当时的预算收支最起码是可比的。艾?格林斯潘就此不无嘲讽地指出：“那时，经济管理是建立在家庭财政计划原则之上的：‘量入为出’。有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因当年国家财政赤字高达30亿美元而在美国人民面前公开道歉。” 参见：Гринспен А. Эпоха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Сколково, С. 62.
[4] 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和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强调决策者是如何落入“时代不同了”这一陷阱的。参见：Reinhart Carmen M. and Kenneth S.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A Panoramic View of EightCenturies of Financial Crises. NBER. 2008. No. 13882, highlighted how policymakers fell into the “this time it’s different”trap that dates back to England’s 14th-century default.
[5]摘自弗格森《金钱的崛起》。同见马丁?沃尔夫最近评论中的脚注 1。全部引文如下：“19 世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把自己的储蓄盈余投资给了当时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主要是有新移民的国家）。然而，现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却借用穷国的储蓄用于公共和私人消费。不难看出，这一进程，不说其是愚蠢的，至少也是不可持续的。我认为，这个系统――有时被称为“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今天金融危机的根源。”
[6]关于“计划拜物主义”，参见：Мау В.,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 И. Плановый фетишизм: необходима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 1988. N 4.
[7] Маркс К. Капитал.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инения. Т. 23. Гл. 1.
[8]有关危机的突发性以及经济政治精英们对此的看法，参见：The vision thing. In Financial Times. 2008. Nov. 26.
[9] 见：Ferguson Niall,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edit Crunch, September 2008, and Kenneth Rogoff, AmericaGoes From Teacher to Student, February 2008, and Dani Rodrik, The Death of the Globalization Consensus, July 2008.避免地意味着滞胀。
[10] 就此，《经济学家》杂志 2008 年 5 月写道：“当通货膨胀降临时，今天的新兴经济体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达国家惊人地相似。”参见：“Inflation’s back”, in The Economist. 2008. May 24. P. 17.
[11] 言自美国国会议员汤姆?戴维斯。参见：Financial Times. 2008. Oct. 24,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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