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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研究
中国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研究 人口素质的高低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各地区人口素质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数据来源及人口素质评价指标 人口素质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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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研究
人口素质的高低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采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各地区人口素质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数据来源及人口素质评价指标 　　人口素质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包括个体素质和社会素质，其中个体素质就是指个人在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具备的自身条件。不同个体素质的人组合成社会，形成统一的社会人口素质。社会人口总体素质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体素质的高低和不同素质的个体人口的构成比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反映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素质的原始数据见表1。 　　（二）评价指标 　　人口素质主要反映在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遵循评价指标的可比性和可得性原则，本文主要从这三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 　　1. 身体素质方面，选取出生率、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这3个指标。其中出生率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 一定地区的出生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之比；而死亡率则是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定地区的死亡人数与同期内平均人数之比； 平均预期寿命是指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 　　2. 在科学文化素质方面，选取文盲率、平均受年限和大专以上人口比例。其中文盲率是指15岁或15岁以上人口中，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的比重； 而大专以上人口比例是指学历在大专或大专以上的人口占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说明的普及程度和就学情况。 　　3. 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由于它难以量化，无法产生指标，因此对该方面因素不予考虑。 　　二、全国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原始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组的变量间的相关性较低。 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并用一个不可观测的综合变量表示，这个基本结构就称为公共因子（用Fi表示）。对于所研究的某一具体问题， 原始变量可以分解成两部分之和的形式， 一部分是由所有变量共同具有的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组成， 另一部分是每个变量独自具有的因素，即特殊因子。因子分析的主要特点在于可探索不易观测或不能观测的潜在因素， 该方法应用于本文， 目的就在于找到影响6个指标变本文由网收集整理量的若干公共因子。 　　（一）原始指标数据的标准化 　　由于样本或指标的单位不一致，为克服量纲不同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首先要消除量纲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Z-Scores（标准Z分值）的变换，其变换公式为：Zij= ，其中Xi 即为样本或指标i的平均值，S= 即为样本或指标的标准差，经过变换后，数值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 　　（二）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的因子分析 　　运用SPSS分析，得到KMO检验值=0.69，因此，有必要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表1标准化后的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可得到解释方差总和。从特征值可以看出，前三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占总方差的61.87%、17.23%和9.74%， 前三个公共因子对样本方差的贡献和达到88.84%，被放弃的其他三个因子解释的方差仅占不到12%，说明前三个因子可以提供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X1、X2、X3、X4、X5、X6分别代表标准化后的出生率、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文盲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大专以上人口比例。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由于初始载荷矩阵显示的三个因子在原变量上的载荷值都相差不大，故不太好解释它们的含义，因此需要进一步因子旋转以便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含义。而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旋转后的因子系数已经明显向两极分化，有了更鲜明的实际意义。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在文盲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大专以上人口比例指标上的载荷值较大， 故将该因子命名为科学文化素质因子， 用F1来表示。 第二个因子在出生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两指标上的载荷值较大， 故该因子体现的是综合出生率和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社会环境因子，用F2表示。而第三个因子则在死亡率指标上的载荷值较大， 故该因子体现的即是由死亡率指标代表的身体素质因子，用F3表示。因子和标准化变量之间的关系： 　　以各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琢i作为权重，进而可以构造综合评价函数： 　　将根据（1）、（2）、（3）式计算的各分因子F1、F2、F3得分带入综合评价函数式（4），即可得到各地区人口素质的综合因子F得分，见表3。 　　表3中各地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F的得分情况大体反映了各地区人口素质的差异，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得分最高，分别为2.26、1.59和1.03。各地区科学文化素质因子F1、社会环境因子F2和身体素质因子F3的得分反映了各地区人口素质差异形成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计算的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没能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一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因此这里得出的评价结果上不能完全反映各地区的人口素质状况。 　　三、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建议 　　1. 实施全民健康工程，提高人口身体素质。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采取三级预防措施，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的基本知识，开展婚前检查，加强出生缺陷筛查和治疗。二是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开放公共体育资源，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对艾滋病携带者及艾滋病患者生育行为进行全程干预。 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体系。 利用农村医疗卫生网络及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 形成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努力控制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地方病，更好地为广大农民服务。 　　2.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加大教育投入， 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 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7%。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发展农村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建立和完善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子女，提供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建立学习型社会，重视培养人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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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丶影响因素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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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All rights reserved.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收入分配地区特征的影响.doc[13页]
研究领域: 区域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收入分配地区特征的影响 阎大颖1 (投稿时间:作者简介:阎大颖,女, 1974.4,天津南开大学国经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金融学,实证经济学研究联系方式:天津市南开大学西南村 58 楼 302 号,300071, 电话:022-,手机:, email: dayingy@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收入分配地区特征的影响 【内容提要】:中国自 1978 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中,在经济 自由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出现呈不断加大趋势,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了近 10 年中国市场化进程与地区收入 水平的内在联系。为实证考察市场化对地区分配的影响机制,本文构建了一套针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市场化创新度量指数,并以此工具揭示出各地区市场化进 程差异与收入分配失衡的相关性特征。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归纳了若干缓解这一制 度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市场化指数经济自由化地区收入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How China’s regional difference in marketization can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s among different areas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launch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from central planning economy to market-oriented economy in 1978, China has witnessed spectacular economic growth and liberalization. However the gaps of regional incomes turned to be increasingly wider, which has become a crucial social problem.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iz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of residence income. Furthermore, by the vehicle of an innovative economic freedom index,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s of marketization on the regional incomes. The overall empirical results help to draw some constructive implications on how to alleviate and solve this structural disequilibrium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transition. Key Words: M E Regional difference in income JEL Classification: P250, C820, O110
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收入分配地区特征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中国自 1978 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中,在经济自由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出现呈不断加大趋势。温家宝总理在 2007 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更是强调,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是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其中“不平衡”就是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为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今后政府工作的长期重点, 可见缩小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和紧迫性。中国各地区收入差异的成因及解决措施也相应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目前,关于中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动因的观点众多,但针对市场化进程对此问题的影响作用的研究还较少。本文从市场化的理论内涵切入,结合我国地区收入分配的特征,深入分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区域收入分配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针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市场化创新度量指标体系,并以此工具实证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与收入分配失衡的相关特征。 二、理论分析 目前关于市场化进程对我国地区收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1、市场化与总体收入提高 其一,市场化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加速地区财富积累和居民收入总体水平的提高。这种效应主要通过转换政府职能、发展非国有经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实现。 政府经济职能由直接控制向政策和制度调节的转换通常也称为“政府行为规范化”。这可以减少计划体制下低效率的投资和不必要的财政消费、减轻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税费负担等,并可以利用财政专项支出和转移支付等加大教育等公共品投入、对落后地区实施优惠政策和增加低收入阶层福利等,克服转型经济中市场机制不可避免的某些“失灵”,兼顾经济运行效率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各地区收入的提高。 “市场化”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促进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发展。相对于国有经济, 非国有经济更注重资金与劳动力的运用效率,而国有企业因各方责权利不明导致的委托代理矛盾使得其经营效率相对较差,因此非国有化速度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进而带动收入的上升。 我国在长期由政府主导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计划经济中,地区政府为了追求本地经济增长而争相投资于见效快,回报高的重工业和消费品加工业,结果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使本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严重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如林毅夫(2003)就指出,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不仅造成地区生产要素扭曲,还将因重工业区不仅折旧负担重,且难以进行新产业投资而引发路径依赖,势必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收入水平的长期趋势产生重要影响[12]。王小鲁和樊纲(2004) 等认为,随着以市场主导进行要素资源流动,自发地在利润引导下改善配置效率,提高地区和企业发挥自生优势的能力,将能促进各地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14]。 市场化进程主张个人权利的法律保障,能够促使人们更愿意发挥个人才干,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黄怡胜(2005)通过对世界近现代经济史和当今国际 3
上典型的经济增长事实的分析,证实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些社会保障机制,显著推动了营养、医疗、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在既定的物质资本边际产出下,会通过增加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而加速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 [11]。 2、市场化与地区收入差异 其二,各地区市场化进程不同步,会加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异。这种效应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产品与要素流动、所有制结构转变和制度组转换成本等渠道产生。 Kuznets(1955)基于对美、英、德等国的实证分析首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倒 U 型曲线假说,即随着经济发展,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经历了首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2]。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 GDP 水平量化)之间存在着倒 U 型曲线关系,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Yang(1999)和 Yao 和 Zhang,(2001)注意到随着中国市场化深入,劳动力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加大了地区之间收入的差异[3][4]。王小鲁和樊纲(2004)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业部门和城市迁移,可能首先扩大收入差距,但在更长期会缩小收入差距。倪青山(2005)以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模型证明,在劳动力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早期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可能会上升,一定时期后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13]。这些都暗示库兹涅茨倒 U 假说在中国是可能成立的。 Young(2000)和 Poncet(2002)的研究表明,我国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严重妨碍了国内形成统一的商品与服务市场,使中国市场走向“非一体化”,在各省国际贸易参与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省际间的贸易强度在减弱[4] [6]。蔡昉等(2001)指出,由于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劳动就业制度仍然具有对农村劳动力的排他性,使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结果造成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劳动力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就业机会不足,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7]。 张曙光(2000)认为,中国和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从全面的公有财产制度转向部分私有财产制度的过程中私有产权的发展程度也是导致收入分配差异的是一个重要因素[15]。在市场经济中,财产私有化会导致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均。在市场化发展较充分的一些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和贫困。而在某些非国有经济欠发展的地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不足、贫困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反而较明显。 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不同,意味着在市场体系的建设、市场交易网络的密度及市场观念上的较大差异。这些因素导致中西部市场化过程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与市场化转型的磨擦成本更高,政府行为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更大,由此造成的市场培植资源能力的薄弱点使经济效率低下、地方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也必然体现在居民收入上的差异。 三、市场化指数构造 (一)指标构成 国内外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有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及樊纲等 4
(2003)和北师大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北师大》)的市场化指数[9][8]。本文对上述几种市场化指数的指标进行筛选、改进和增补,开创了一个包含五个方面一级指标及下属 18 个方面二级指标的指数体系(见表 1),使其既适于全面持续地测度中国市场化进程、又与国内外同类研究方法可比。 表 1:市场化指标体系
1.1 政府消费
地方政府年度财政决算支出/地区 GDP
指标类型 逆
1.2 政府规模 1、政府行为规范化 1.3 政府投资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国有职工人数/地方在岗职工总数地方财政决算中基本建设支出/地区 GDP
1.4 政策性补贴
地方财政决算中政策性补贴总额/地区 GDP
2.1 非国有经济投资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
2.2 非国有经济规模 2、经济主体自由化 2.3 非国有经济产出贡献
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地区城镇从业人员非国有经济工业产值/地区工业总产值
2.4*非国有经济税收贡献 3.1*劳动力自主择业
非国有企业上缴的增值税/地方工业企业应缴增值税 城镇个体就业人数/地区城镇就业人数及非农业就业人数/地区乡村就业人数
3、要素资源市场化 4、产品贸易公平化
3.2 引进外资程度 3.3*信贷分配市场化 3.4 技术成果市场化 4.1 社会消费品定价市场化程度 4.2 农副产品定价市场化程度 4.3 生产资料定价市场化程度
外方注册资金/外商投资企业总注册资金 非国有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各地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科技人员比例(万元/人) 各行业直接售给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总额中按市场调 节价和政府指导价销售的比重各单位或部门收购的农副产品总额中校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 价收购的比重所有销售部门生产资料的销售收人中按市场调节价和政府指导 价销售的比重
正正正正 正 正
5.1*市场中介规模
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就业人数/当地就业人员总数
5、市场制度完善化 5.2 知识产权保护
三种专利授权数量/科技行业职工人数(千)
5.3*失业保障机制
各地区当年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从业人数
注:1.逆指标表示指标值与市场化程度呈反比,正指标则指标值与市场化程度呈正比。 2.带*指标为本文创新, 其他定义参见北师大 (2005)和樊纲等 (2003)。
(二)测度方法
本文借鉴樊纲等(2003)的方法,将 18 个单项因素指标的实际值转换为 10 分制的相对指数。其一,设定基期各指标评分的最大和最小值分别为 10 和 0,当指数值
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正相关时,则第 i个指标的得分=
V V i M IN (0 )
? 1 0 。其中
Vi 是某省区市第 i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Vmzx 和 Vmin 分别是 30 个省区市基年第 i 个指标原始最大值与最小值;当指数值高低与市场化程度高低负相关时,第 i个指标
? 1 0 。与樊纲等(2003)不同,本文设定
年各单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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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平均主义”思想使得当时的生产效率极为低下。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适当合理拉开收入差距，中央推行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这一做法对提高效率、发展经济成效显著，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影响到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生问题，特别是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并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措施。这对于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0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 为0.45，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尽管基尼系数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标准，统计中难以将所有实际收入都计入其中，但它至少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较为严重，收入差距呈扩大化的趋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转轨国家在经济起飞时的普遍趋势，但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严峻问题，已直接影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具体来说，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和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
（一）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值为5227.2元；到2006年，这一绝对差值上升为8172.5元；到2010年，这一绝对差值上升到13190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虽然在某些年份有缩小的趋势，但总体而言，仍然偏大。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3.11:1；2007年，这一比例扩大到3.33:1；2008年，这一比例小幅下降为3.31:1；2009年，这一比例再度上升为3.31:1；2010年，尽管这一比例再度出现小幅下降，但依然高达3.23:1。相对而言，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处于1.6:1以下。可以看出，我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总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如果再加上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会更大些。
（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早期的致力于发展内地经济转向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20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实行重视沿海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世纪90年代，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国家政策导向的差异，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并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自2002年11月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都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无论是从绝对差距来看，还是从相对差距来看，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扩大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集中表现为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
对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配差距，从绝对差距看，2002年，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710.8元，中部为6424.3元，东部为9355.7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为2931.4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3249.8元，最低的贵州省5944.08元，其绝对差距为7305.72元。到2010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5743.29元，中部为17302.96元，西部为17309.03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8440.3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31838元，最低的贵州省为14142.74元，其绝对差距为17695.26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 1.39:0.96:1，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2.23倍；到2010年，这一比例为1.49:0.99:1，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2.25倍。
对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配差距，从绝对差距看，2002年，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847元，中部为2364元，东部为3546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为1699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6223.55元，最低的西藏为1462.27元，其绝对差距为4761.28元。到2010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8142.81元，中部为5509.62元，西部为4417.94元，东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差距扩大到3724.87元。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3746元，最低的贵州省为3472元，其绝对差距扩大为10274元。从相对差距看，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比为1.92:1.29:1 ，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的4.26倍；到2010年，这一比例为1.84:1.25:1，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3.96倍。
（责任编辑：张湘忆（实习）、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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