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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十大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30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小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等。有鉴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及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前后三十年不能简单否定的论述，我想就如下几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的宏观布局服从于战备及全国整体一盘棋的需要。&经济布局的次序为：重、农、轻。中央主抓重工业发展，由地方协助人力物力予以支持即中央直属的工业，地方主要发展轻工业，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大型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往往需要调动多个地方人力物力进行大会战。在当时，我国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我国只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办大事。但相对来说，在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地方的独立性较少，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通过中央政转移支付。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税制改革，将地税与国税分开征收，使各地方财政不断充实。各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经济，竞相招商引资，我国工业的宏观布局从此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凭借着区位优势，先后出现了所谓珠三角、长三角等到经济开发中心。客观地说，这些经济开发中心确实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无序竞争的招商引资的负面效果不断显现，在如今几乎行业都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许多地方政府不惜大举从银行和企业举债希望借助大力发展房地产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极限，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接近30万亿，几乎每个中国个负债两万。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三个巨大泡沫，分别是：产能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财政泡沫。
所以，我认为：是到了必须进行第二次税制改革改革的时间了。基理由如下：1。我国即将全面老龄化，全国统酬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压力会不断增强，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过紧日子；2。目前，全国各地地方政府疯狂举债发展，在房地产发展上公然置中央政策于不顾，是因为他们原来手中钱袋子太充裕。以至于，现在越来越忘乎所以，反正相信中央政府最后又会埋单。所以，中央政府必须收紧钱袋子；3。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战略东移，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国防现代化更加迫切，也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过紧日子。
当然，我们不应该像过去一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但至少不通像现在这样可以随便举债。应该全面清理并压缩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对那些严重资不抵债的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进行拍卖或租赁偿还债务。同时，应该借鉴欧盟在欧债危机的某些做法，对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划出红线，并采取有差别的中央财政支付转移手段，予以惩罚。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以及极少数自由经济组成。其中：集体所有制经济主要以农村人民公社及部分城镇手工业合作社为主；全民所有制经济主要是城市重工业（包括由于战备需要建设在我国中西部战略产业）和城镇部分轻工业和商贸服务业；自由经济主要是一些城乡自由就业的手工业者。
我国对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管理主要是：上缴税金、集体提留、按工分分红三项主要措施。按工分分红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基本保证公平合理。集体提留又可以保证集体经济不断状大，并有实力开办社办企业、进行农村小水利建设（大水利建设仍需国家投资）、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农村五保户及困难群众补助、农村学校的建设（当时全国大部分生产大队开办了小学部，部分公社开办中学部）、医院（当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医务室和赤脚医生，每个公社都有卫生院）的建设等等。应该说，我国改革开放前期的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利益这种集体提留的集体经济基础，甚至现在某些民菅企业追根溯源还是某些乡镇企业的演变而来。
我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管理主要是：上缴利税、企业提留、工人按技术等级拿国家工资三项主要措施。企业提留使企业有资金进行技术革新，医院（职工医院）、学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职工宿舍的建设等等。特别是那些建设在边远地区的国营企业通过医院、学校、幼儿园、职工宿舍、道路及相关生产、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形成为一些区域性城镇。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实行联产承包制改革，许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基础几乎摧毁殆尽，即使一些小水利建设也必须依靠政府投资。由于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许多农村校舍破败，土地荒芜，农村水利建设和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空巣老人和流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我国对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国有企业先后实行了利改税改革（将上缴国有企业利润改为上缴税收）、打破铁饭碗的人事制度改革（将就业和养老的责任推向个人和社会）、产长负责制改革、国有企业脱社会化改革（将附属于国有企业的医院、学校、职工宿舍进行市场化改革，实际上剥离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改制等改革措施。这些严重侵害农民、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措施，只为一个目的即：通过剥离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来获得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达到效益优先的效果（有时偶尔讲一下兼顾公平装饰和谐）。2003年以来，我国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使大批国有企业通过股权转让转变成了民营企业，同时使几千万产业工人下岗以达到提高所谓国有企业效益的目的。然而，十年过去了，当时所进行的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这种效益优先的改革措施是达到了增加国家利税目的还是为资本趋利的目的呢？可以看一看最近京华时报的相关报道：2013年我国国企业大幅亏损，38家央企今年蒸发超万亿缩水榜前100国企占八成，仅从市值缩水前十的企业来看，央企就占据6席，中国石油则首当其冲。其从年初的1.46万亿元缩水至现在的1.24万亿元，蒸发掉2202亿元，平均每天蒸发掉6亿元。除了中国石油，另外5家进入&市值缩水榜&前十位的央企分别是中国神华、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中国石化和中国银行，这5家公司市值累计缩水近6000亿元，几乎相当于3个招商银行的市值。即使亏损严重，然而，这些企业高管却拿着几千万年薪。最近，中央决定对这些企业高管减薪却遭到这些企业高管以集体辞职相抵制。与此同时，2013年全年（截至日），共搜集到企业家犯罪案件463例，涉案企业家共计599位。其中国企涉案110例，涉案企业家128人。其中就包括中国石油系列窝案。
显然，我们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达到使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效果。并且，我认为：这种通过剥离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来获得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达到效益优先的效果的改革措施即使有效果也不会长久。看看我们过去十年，我国主要投资拉动经济，而内需一直不畅，就是因为剥离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百姓不敢消费。更重要是，从企业中踢向社会的包袱，终将要由社会承担。一方面，我国每年有3800万参保人员由于社保制度设计不合理合理不得不退出社保，另一方面，我国由于人口老龄化社导致社保资金不足不得不迟延退休。据报道：截至去年，我国社保资金缺口达17万亿，在这17万亿中有部分国企中所谓编制外职工所欠缴社保资金以及实行社保双轨制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未缴资金，但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外企的职工欠缴社保资金或缴了又由于社保资金无法转移支付而退保的农民工。为了改变我国社保资金的巨大缺口，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建议恢复国有企业&利改税&前的体制，改变目前国有企业只要上缴税收的做法，要求国有企业应上缴部分利润填补社保基金的缺口。当然，这是非常合理的，但如果不出台相关法律制约民营企业、私营企业的欠缴社保资金的行为仍不能根本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纵观改革前后三十多年的对比。我认为：那种通过剥离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来获得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经济改革（即所谓对老百姓砸烂铁饭碗的折腾式改革）；只重经济改革轻视社会保障建设；只讲企业如何去社会化将所有包袱抛向社会以达到企业节流增效；只讲资本如何趋利，忽视经济的人民主权性；只讲如何发展经济，忽视经济成果的全民共享的所谓经济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经济改革；是一种反社会、反人民的经济改革；也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的经济改革。由于我国正在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所谓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这样所谓经济改革，会使政府和社会的包袱会越来越重，贫困差距会越来越大。注定最终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走向死胡同。有鉴于此，我认为：三十多年前，我们有好的经验应该总结，三十多年后，我们有惨痛教训要吸取。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次序为：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客观地说，我国当时实行这样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有其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和战备需要。因为要在短时期内彻底改变旧中国我国重工业严重落后的状况必须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并通过发行购物票券保证国民供给。但广大农村仍有许多自由市场（搞极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间不到一年就被制止了），许多城郊的农民也有一定自由进城销售农产品。当时，由于是按计划凭购物票券保证国民供给占绝对优势，商品经济处于相对弱势。所以，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物价能够数十年间保持基本稳定。
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重工业的宏观布局基本完成，发展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并努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三十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物质生活不断提高，计划经济体系不断被瓦解，物价就像脱缰之马一路狂奔。
尽管，我国某些政治和经济精英鼓吹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并在十八大报告里大肆鼓吹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但明眼人都知道：我国实行经济政策双轨制。但这一经济政策双轨制并不是为了保障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保障全体国民自由消费的供给，而是以资本和权力的趋利为主要目的。看一看这些年我们的政府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行政命令强迫数千万产业工人下岗；强迫无数国有企业改制转变为民营企业；强迫几千万农民失去土地；用行政命令强使主要农产品价格长期处于低位，迫使几千万农民进城务工等等改革措施无不使资本和权力获利颇丰。而农产品流通、文化服务、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进行的所谓市场化改革也无不使资本和权力获利颇丰。比如：在农田里几角甚至几分钱1斤的蔬菜，经过流通领域最后到消费者餐桌上总要达到几元甚至十几元1斤；再看一看如今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的&丰硕成果&&坐火箭般飞涨商品房价格。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轨的双轨制，并没有错。并且，我认为：自从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绝对不受权力和政府制约的所谓市场经济。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在市场经济中利用某些计划经济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为了满足全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需要而搞好市场供给，使消费者能够自由消费。而不是通过搞所谓双轨制谋求资本和权力的趋利性。
显然，某些政治和经济精英大肆鼓吹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这个所谓&市场&决不是使消费者能够自由消费的市场，而是资本谋利的竞技场。而在所谓资源配置中其中最重要资源是如何分配权力。所以，最近报道：湖南省衡阳市人大代表选举中富翁们不惜用1.1亿人民币买个人大代表当当。如今，即使是最愚蠢的富翁也知道权力在在资源配置中起绝对作用。问题的关键是：资本和权力的趋利性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绑架了人民的权力。如今，某些政治和经济精英想继续忽悠人民只怕会越来越困难。
经济发展与维护经济人民主权性的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然而，所谓矫正枉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尤其是最近十几年我们逐渐秉持了一种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其一，这种发展观以牺牲经济人民主权性为代价，一切以所谓效益优先、以资本趋利为目的，追求所谓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比如：通过转制下岗等措施剥离了企业职工的社会福利来获得所谓劳动力比较优势侵害产业工人利益、通过所谓产长负责制剥夺企业职工民主参与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使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悬殊，国企老总们不管企业亏不亏损都可以拿几千万年薪，由于没有民主监督国企老总们贪污腐化屡屡发生、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商品伤害消费者利益时有发生、全国大面积的环境污染伤害农民利益和身体健康的事件屡屡发生等等，在这些具体实际的案例中经济的人民主权性一步步被侵害。其二，这种发展观不计环境代价、不计资源利用率、不计政府财政承能力、不计产业的宏观布局的优化，片面追求所谓GDP，各地争相盲目上马相似产业，导致如今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严重产能过剩，许多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我始终认为：发展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作用是：监督各类经济实体维护维护经济的人民主权性&这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方向。比如：打击贪污腐化阻止权力寻租、打击恶意欠薪、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权益、打击破坏环境的行为等等。而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各级地方政府成为发展经济的主体，不惜大规模举债发展经济，导致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都严重产能过剩。我们必须摈弃历史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将经济发展与维护经济人民主权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秉持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依靠人民、维护经济人民主权性）、辩证的发展观（以优化经济结构为手段实现产业结构的转移、升级和过剩产能转移、消除）。
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性的关系
有些人说对外开放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闭关锁国完全是造谣。改革开放前中国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以引进外援为辅。在中苏关系交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上世纪60-70年代初期，我国主要停靠自己的力量推动了两弹一星、大庆石油会战、中西部大三线建设等工程。但只要外部环境得到改善我国也会及时推动一些对外开发项目。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经济引进曾经有过三次较大规模高潮，分别是：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70年代初期向西方国家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43方案&，1978年签订对外引进22项重点工程的&78计划&。
在&156项&重点工程中，从苏联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中，重工业占97％，主要是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项目。从投资构成看，能源工业占34．3％，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5．7％，化学工业占7．9％，国防工业占12％左右。&一五&计划实际完成的项目中，能源工业占28．6％，冶金工业占22％，机械工业占18．5％，化学工业占7．8％，国防工业占14％。这些项目的建成投产，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能力，填补了一批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初步建立了中国工业化基础。&一五&计划期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炼铁的79．1％、炼钢的72．9％、轧钢的81．1％、炼铝和汽车制造的100％⑥，发电装机的65．9％，都是&156项&提供的⑦。过去不能生产的高级合金钢、矽钢片、复合不锈钢板、无缝钢管，喷气式飞机、坦克、大口径火炮、警戒雷达，汽车、中型拖拉机、万吨海轮，大容量成套火力和水力发电设备，大容积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以及新型机床等，中国都能生产了。
&43方案&是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全面回暖的情况下，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荷兰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对外开放，&43方案&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中国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工，彩色显像管生产等工业的发展为1980年代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利用这些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项目、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项目等加快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步伐。
78计划包括：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一个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其中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同国外签定了9个化工成套设备引进项目，有大庆石油化工厂、山东石油化工厂、北京东方红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石油化工总厂2套30万吨乙烯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浙江化肥厂、新疆化肥厂、宁夏化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生产装置，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这9个项目包括国内工程投资共需160多亿元。除此之外．1978年签订的成套引进项目还有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基地、贵州铝厂、上海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五纳厂、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彩色电视项目。以上共为22项重点工程，需要外汇130亿美元，约折合人民币390亿元，加上国内工程投资200多亿元，共需600多亿元⒃。整个1978年，引进项目已经签约58亿美元，相当于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国引进累计完成金额65亿美元的89．2％。&利用这些对外开放项目的建设和自力更生配套工程建设以及70年代大三线建设，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基本完成完全配套、门类齐全的宏观工业布局。
改革开放后，整个80&90年代我国通过几次引进大型工业全套项目已经完全完善了我国工业布局。随着8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大批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开放城市转移，大量外资、合资的企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从事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的出口贸易。为了稳定就业，我国每年对这些所谓外贸企业（不是真正中资企业做外贸，真正内地的外贸企业还得不到）大量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些所谓低端贸易迅速增长我国贸易顺差，如今外汇储备达到3。8万亿美元。我国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约生活开支1／2，但是，外资对中国员工的剥削之甚无法想像：我们要用18亿条裤子的加工费换1架飞机；富士康职工用13连跳的方式为几块钱的加工费为美国苹果公司安装手机，或者为每辆几百元的加工费为合资企业组装汽车。
特别是加入世贸后，我国实现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我国国有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大批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使这些企业更加难以与外资企业抗衡。据报道：目前，我国28个战略产产业21个由外资控制。一些政府与企业高层用几乎不可理喻的卖国行径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如：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仅29亿美元，分红累计却高达119亿美元，约800亿人民币。其中，仅2005年，中石油就向美国分红600多亿。而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最近4年来向海外投资者分红高达7000亿，年收益高达130%。特别是否最近2年我国银行金融、保险业开始对外资开放，有媒体警告说中国银行有可能破产（当然，也这些年来银行疯狂向房地产货款造成了大量呆账）。目前，中国经济国家经济主权性正遭到严重侵害，快速滑向殖民地化。原因有如下三个：一是外资公司通过商业贿赂和官员腐败来获得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二是我国执行削足适履似的对外开放战略，为了加入世贸把许多战略产产业不设防地对外开放，想不到还不到十几年美国又搞了TTP，并且在许多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还没有与美国正式进行相关谈判的情况下，我国一些政治和经济精英就凭美国一句欢迎中国加入TTP谈判，就迫不急待地要求按TTP的规则推出上海自贸区建设（没有谈判就全盘接受别人规则不是卖国是什么）；三是我国知识界、产业界和各级政府官员中普遍存在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三十多年来，我国许多工作老科学家怀着满腔爱国热情连续推出许多赶超世界的科技项目，如：863项目，但整个政府和企业界都崇洋媚外，推行造不如卖。如今我国连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芯片和小汽车都造不出来。据报道：在汽车产业中：1、汽油发动机：日本三菱几乎垄断了所有不能自产发动机的自主品牌汽车的汽油发动机供应。包括：奇瑞、吉利、华晨、比亚迪等自主品牌；2、柴油发动机：五十铃垄断了轻型柴油发动机，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皮卡、轻卡、轻客上用的柴油机都采购自五十铃或使用五十铃技术生产。美国康明斯公司垄断了重型柴油发动机涵盖了东风、陕汽重卡、重庆铁马、福田欧曼等重卡企业，宇通、金龙、青年、中通等客车企业，以及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徐工等工程机械企业。3、电喷系统：德国博世、美国德尔福、日本电装（属于丰田集团）几乎垄断了所有中国电喷市场份额。4、重型变速器：美国伊顿、德国采埃孚两家公司不仅控制着全球重型变速器的研发和销售，更是几乎垄断了中国重型变速器市场。5、轿车变速器：丰田控股的爱信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自动变速器生产商，使用爱信变速器的合资品牌有：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一汽奥迪、北京奔驰、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一汽丰田、广汽丰田、长安铃木&&使用爱信变速器的自主品牌有：比亚迪、东南、长城、华晨、长安、名爵、荣威、一汽奔腾、东风风神、广汽传祺&&6、轮胎：从低端的韩国锦湖、韩泰，到中端的美国固特异、意大利倍耐力、日本邓禄普、普利司通、优科豪马，再到高端的法国米其林，无一不是清一色的外资。国产轮胎的市场大多仅局限于微型车和商用车。7、发动机设计：奥地利AVL、德国FEV、英国Ricardo是当今全球三大独立发动机设计公司，再加上专注于柴油机领域的意大利VM，四家公司垄断了国内自主品牌的发动机设计。从上可知：我国汽车产业甚至于手机、电脑等产业只不过为别人打工而已，利益几乎被人家吃去了绝大部分，吃点残羮剩菜而已。即使，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做到了严重损害国家经济主权性的程度，但似乎欧美国家并不买债，除了美国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欧盟最近也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不能不说是对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莫大哄刺。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三十多年对外开放的成绩，与引进来战略我国处于弱势相反，我国走出去战略还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像对欧美贸易、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非洲、中东及南美洲国家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中国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纵观前后三十多年对外开放，不能说一说到对外开放就是卖国行为（就是极左的做法），但如果对外开放不设防线，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性，使国民经济滑向殖民地化就是卖国行为（就是极右的做法），无论什么卖国条约人民都不会答应的。
6．各社会阶层利益诉求与维护人民民主权利及社会稳定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一大批国有企业被人为转变为私营企业，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纷争日趋严重。即使仅成的少数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由于实行人事管理多轨制，许多体制外、编制外的人员实现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特别是近十几年由于企业改制和耕地、房产征收所导致的大批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都成利益直接受损阶层。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官员和某些富翁通过一些所谓制度安排在政治、经济、民主、法律地位、舆论话语权等方面拥有某些特权。这使得我国目前，各社会阶层的矛盾激化，群体性冲突事件和上访事件屡屡发生。
2013年以来，许多拥有舆论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为各自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摇旗呐喊，预计2014年利益争夺公开化会成为舆论的新动向。2013年最感到有点新闻和道德良知的是曝光了近十几年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各级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为何富翁和官员占绝大多数的黑幕&湖南省衡阳市人大代表选举。从检方公布资料显示500多名人大代表富翁与官员的比例占90%以上，可见权力寻租猖獗到何种程度。与此相反是许多上上访人员屡屡被打、被关、被精神病、被妖魔化、被暴民化。近十几年，各社会阶层的矛盾激化，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到底会不会影响民族矛盾呢？近十几年，疆独、藏独活动猖獗当然背后肯定有境外分裂势力有关，但要消除分裂势力产生的土壤，能离得开消除社会矛盾产生的土壤吗？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多少民族矛盾产生于社会矛盾中呢？难道我们不更应该多做消除贫困消除地区差异的实事来反驳和反击境外分裂势力吗？
湖南省衡阳市人大代表选举弊案，只是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选举弊案的冰山一角。它意味着我国必须制定完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选举法，以加强我国在协调维护各社会阶层利益，保障各社会阶层在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公正；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维护国有资产、国家经济主权，提升民族工业竞争活力，阻止国家经济殖民地化；完善司法体制和社会管理改革，保障社会稳定；从制度上、法制上规范和限制各级政府的行政执法行为，杜绝官员贪污腐化的现象等方面的立法、问责和监督。我认为：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必须进行修改，必须大力限制官员、企业家和社会贤达人员的比重。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中一般政务性官员比例不能超过5%，职能性官员比例不得少于10%，企业家（保证一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家）和相关社会管理的专业人士不能超过20%，要保证50%的比例留给广大工薪阶层和底层百姓，尤其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甚至于某些有一定文化基础，会写提案的上访人士，因为他们敢讲真话，对领导们不会唯唯诺诺，即使某些人去踢场子也是针对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和丑陋现象。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一般政务性官员比例不能超过5%，职能性官员比例不得少于15%，企业家和相关社会管理的专业人士不能超过25%，要保证40%的比例留给广大工薪阶层和底层百姓。毕竟工薪阶层和底层百姓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习近平主席最近说：维权就是维稳的基础，它改变了我国过去十几年靠打压来维稳错误观点。难道不应该该在人大会议和政协这个平台为那些维权人士留一些民主窗口使那些平时雷打不动，决不认错的官老爷在人大会议上受到某些上访人士当面质疑和问责吗？当然，增强广大工薪阶层、底层百姓和中小企业家在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中代表权，并不是像某些精英污蔑的那样搞所谓民粹式民主。而是因为他们处在维权的最底层，最了解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国情、民意。如：环境污染只有居住在污染区的居民最清楚；中小企业融资难只有中小企业的企业家最清楚；某些企业恶意欠薪只有农民工最清楚；农业和农民的真实状况只有农民最清楚等。因为他们的利益长期受到侵害，所以，他们最迫切需要改变现状，于是他们写出的提案更符合实际，而问责会更毫不留情。不会像现在这样，搞一批官员人大和政协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搞许多富翁和利益代言人相互吹捧，再搞此社会名流装饰门面。开人大和政协会议提案少、问责更少（因为不敢得罪官老爷），某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纯粹是橡皮头章。应该改革人大和政协机构，增加更多相关专门委员会，在已有专门委员会如：财经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科教文艺卫委员会等基础上，1。增设：国有资产、国家经济安全及自由贸易、公平交易和反垄断委员会，负责国外贸易倾销和补贴调查、取证、仲裁等相关机构的执法监督、问责和审核；负责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相关大型投资项目商业欺诈调查、取证、仲裁等相关机构的问责和审核；负责国内企业价格垄断和暴利行为的欺诈调查、取证、仲裁等相关机构的的执法监督和问责；负责国有资产流失，外商投资项目的经济安全性的监督、问责和审核。2。增设：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改革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和劳动人事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执法的执法监督和问责；负责监督各类企业职工收入增长协商机制的设立和职工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负责全国各类企业工会组织的监督和工人罢工活动中立协调和问责。3。增设：农业和农村发展委员会，负责农业和农村基础建设项目的监督和问责；负责农用耕地侵占和橑荒的监督和问责；负责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农资产品的和农产品价格的执法监督和问责；负责探索建立主要农产品价格与农资产品和农村日用生活品价格相适应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机制；负责探索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和留守儿童就读长效管理机制；负责探索农村集体土地管理和农业合作化改革新模式（现在的家庭承包制已经证明越来越不适应农业和农村的需要，要负责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农民收入稳步增高的合作化模式）。4。增设：行政规范和行政资源配制检查委员会，负责各职能执法部门（公、检、法、工商、税务、交警、环保、质检等）的执法监督和问责；负责各级政府和部门投资的各类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和项目的可行性的民意、环保及负债率和投资回报等方面调查、监督和问责（从源头杜绝政府大拆大建，超过政府偿还能力的建设）；负责各级政府行政成本的审核、监督和问责，除一些重要职能部门外，一些一般性行政部门和相关机构应该将相应财政审核权让度给行政规范和行政资源配制检查委员会，由它负责1年1审核各相关部门的财政支出（从源头减少三公消费和浪费）。5。增设：环境保护委员会，负责日趋恶化的自然环
境的相关监督和问责。
应该根据每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专业范围和知识背景分配各个专门委员会去，并且，应该将所有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在相应专门委员会的通信联络方式和相关资料予以公布，以便于选民及时反映情况情况，要能从网络入等公开系统及时查询每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和问责情况，对于那些无提案和少问责，专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换界选举时，要把他们拉下来。
当然，人们除了通过人大和政协机制等民主维权外，还应该通过宪法所规定的每个的公民民主权利维权，如今：言论自由、罢工自由等权力。各国实现这些公民民主权往往依附于各个企业的独立的公会组织和行业工会组织，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各类工会组织往往依附于各个企业，工人罢工活动往往得不到工会组织支持和领导。将全国各类企业工会组织的监督和工人罢工活动中立协调、问责方归于各级人大和政协专门委员会，可以有效协调劳资双方矛盾冲突，同时，通过建立罢工劳资双方的协调和问责机制，使劳资双方都必须遵守的法律底线即：工人必须在罢工活动承担所有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资方也要承担连代法律责任，同时，资方在规定时间内无任何实质妥协，视为涉嫌妨碍公平交交易（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可按法律处罚。通过这些法制手段应该可以有效控制冲突的规模。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上层建筑所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特色所决定，并这个国家的宪法所规定的。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在政治上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执政党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在民生、民主、民权等方面与全体中国人民有着一种契约，即：我国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主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应该在政治上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也这样可以说，在政治上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唯一执政党长期执政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并且在宪法中规定）。同时，也是赢得全体中国人民支持的社会基础。所以，建国初期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通过对民族资本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也巩固了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一大批国有企业被人为转变为私营企业，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纷争日趋严重。一大批各级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搞权力寻租、贪污受贿，并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将某些特权制度化。可以说，目前中国数目庞大的公务员阶层和富翁阶层一样成了中国的食利阶层之一。与此同时，广大工薪阶层和底层百姓如今还要为社会保障机制不公正和是否延长退休等问题抗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共同共同富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已经憾动。
所以，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不是简单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换和从人财物等方面约束执政（当然这些也是必须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那么所谓代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关系
&建国60多年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时而紧张，时而趋缓，甚至曾经也发生过边境战争（珍宝岛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或被迫卷入了几场地区性战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特别是最紧张的上世纪60&70年代，在中苏关系紧张，中美关系没有改善之前，反帝反修，备战备荒成为国家整个经济政治的主弦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尽管我国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沦进程中，但我国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改变，甚至于近年来，随着美国战略东移，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的领海、领土主权（如：东海的钓鱼岛、南海的南沙群岛被某些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和中印边境的领土纷争）受到挑战；经济利益受到侵害（如东海油气田开发受到日本的干扰，南海油气资源受到某些南海周边国家非法开采；国家安全（如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不断强化的美日、美韩的安全合作，尤其是近2年，自从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迅速恶化，日本政府不惜孤注一掷，决心推翻和平宪法和二战后世界格局安排，极有可能重新走上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中国及其它亚洲邻国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受到严重挑战。
我国实施了60多年的和平发展战略，尽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非常紧张。但我国基本上都沉着应对，甚至于不惜以自卫反击战的形式维护国家利益。改革开放后，我国前二十几年主要是以引进来为主与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利益纷争不太激烈，所以，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缓和。然而，近十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我国与美欧日本等西方国家利益纷争不断激化。如：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的苏丹、东南亚的泰国等国家的投资项目；与中东国家的军火贸易，如：土耳其的军火贸易受到严重干扰。特别是随着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入议事进程，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纷争日趋加剧。美国的战略东移与日本国内一股急于要突破和平宪法、恢复日本二战前大国地位的右倾势力一拍即合，将极有可能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险。面对如此严重安全形势，如果我们仍然实行邓小平制定的所谓韬光养晦显然是自欺欺人。不仅不能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同时，会因为实行绥靖政府而更加加剧日本的战争冒险行为。目前，我国许多政治精英寄希望于美国能够限制日本战争冒险行为，但不要忘了在亚洲制衡中日两国是美国永恒的战略主题，其中也包括通过中日间有限战争来制衡中日两国，我国只有立足于自身力量建设，积极备战，只有当美国真正意识到中日战争有可能失去美国的控制和希望，从根本上动摇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布局时，它才会真正制止日本的战争冒险行为。
当然，维护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主要还是要营造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战略氛围。最近，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我国战略思想的创新，它摈弃了过去始终强调不结盟提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结盟文化的新体现。这种结盟文化跨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局限性，它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更强。比如：中国即可以与意识形态差异小的金砖五国、东盟国家、非洲国家就经济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方面形成较稳定的命运共同体，又可以在打击三股势力和经济发展中形成命运共同体；既可以与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国家，就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命运共同体，又可以与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和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上形成形成命运共同体。当然，分清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定位非常重要，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是个大国家就搞所谓战略伙伴关系，甚至于为了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不惜削足适履，损害国家利益。在分清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有的放矢。重点发展共同发展和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研究搜索纯贸易伙伴形的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新模式（像欧盟一些贸易伙伴形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巨大差异，要想它们在政治有进一步发展，不在某些议题上攻击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像美国、日本、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在没有最后摊牌之前还是要维持一定关系的）。
农村经济合作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建设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是17.92%，农村及农业占全国人口的主体。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所有主要农产品和主要工业品的价格都实行国家定价。所以，尽管当时也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但城乡差别还是处于可控制状态下。在农村随着集体经济发展和壮大，农村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村劳动力也可以在乡镇企业与从事农业生产之间自由流动。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市场经济导致主要涉及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工业品价格显著上涨，尽管35年来，我国废除了许多农产品的国家统一定价，但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收购价格仍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定价。即使经过几次提价，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仍不断扩大，城乡差别也不断扩大。由于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再加上依附于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实行承包制和私有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激剧增加。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全国性跨地区流动成为可能。但由于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实现个人承包制直至私有制改制，集体经济不断削弱。随着，集体积累不断减小，和具备社会服务功能的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制（当时大多数公社设立卫生院和中学，生产大队设立了医务室和小学），转变为不具备社会服务功能乡、村机构。我国农村的社会服务功能激剧减弱，由于校舍年久失修，师资匮乏，许多留守儿童只能待在昏暗潮湿的危房中由一个代课几十年的老师上课；由于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农村人口缺医少药的现象极为严重。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劳动力年老化，农村老人空巢化。同时，也由于集体积累减少，农村的农业基础建设（水利工程建设）和及农村社会服务建设（农村道路和电网建设）严重滞后。同时，由于实行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每个农户土地面积有限，不利于实施农业机械化。长期不断增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使农民种田不挣钱，甚至于亏本，导致农田荒芜严重。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我国城市化率也在迅速增长。据报道：&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2年的52.57%。但调查显示，我国实际城市化率不够35%，且增强的部分中其中大部分为所谓半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人口享受各类社会保障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城市化人口。就养老保险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为63.1%，而半城市化人口仅为30.2%，还不足前者的一半；其医疗保险享有率似乎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差不大，但其中81.1%的人享有的是&新农合&，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仅占17.6%，而在全城市化人口中享有上述两项医保的比例合计为81.2%。其余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享有，也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去甚远。而对于每年2.36亿农民工来说，他们只是参与了城市化建设，而未能分享城市化成果。特别是近十几年，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出现了一些冒进化趋势，一是一味地大城市化，出现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空气污染等严重的大城市病。二是城市的总体功能很差，用地粗放低效，出现不少鬼城，形成了房地产的泡沫。
我始终认为：农村经济合作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是稳定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前提条件。只有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农村集体积累不断的基础，农民生活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才能不断完善。近几十年，我国关于农业、农民、农村的所谓中央1号文件出台不少，为什么收益甚微。就是因为突破不了邓伟人给我们设计的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个局限，无法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无法共同致富。同样的道理，作为城市化最基本单元的企业，如果剥离了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服务功能，将这些问题通通抛向个人和社会，那么，这个所谓城市化建设也不可能实现，最多是目前这种半城市化，甚至于像许多国家一样出现贫民窟化。1978年前尽管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但城市化质量却非常高，因为当时我国加强了城市化最基本单元企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服务功能，使国有企业职工甚至于集体企业职工在职工住房、医疗（职工医院）和养老和职工子女的就读（子弟学校）和就业等方面都有相关制度安排。当然，现在要求某些中小企业单独承担某些社会服务功能是不适合的，但大企业和国企应该是可以承担部分社会服务功能的，某些中小企业可以合作或与大企业合作承担某些社会服务功能，但这需要政府政府部门协调和介入。
党内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正于毛泽东主席所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外无派千奇百怪。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无论右倾路线还是左派路线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过重大的损失。从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右倾路线或左派路线都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因此深刻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主等方方面面，也深刻分化着国民的社会阶层和价值观念（阶级属性）。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明显偏向右倾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主等方面的改革使中国社会分化出一个集官二代富二代贪官污吏所组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直以来，媒体和理论界都认为我国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政治、法律、民主的改革越来越偏向于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且，目前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正想利用其手中的权利和舆论工具使某些特权制度化，如人大和政协基本上成了权利和富翁的俱乐部。最近几年，经常有所谓右派、左派在网络上骂战，就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念（阶级属性）的巨大差距。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手中的权利和舆论工具反对所有对这种特权制度化的质疑，稍有质疑并被说成是阻碍改革，文革余孽等等。
建国初期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通过对民族资本家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和执政党及政府官员的整党整风和反腐倡廉等建造，使全体国民的价值观念不断趋同，阶级属性不断淡化，干群关系密切，干部基本上都能廉洁奉公。然而，执政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些右倾势力和左派势力出于对本派别权利的争夺的需要而挑战这一进程。上世纪六、七十年毛泽东主席领导执政党发动的旨在反对党内当权派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被某些当权派挑动成全国性的两派斗争，这一时期党内的右倾势力和左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后来，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唯成分论，两派互相批斗全面升级，一些极左和极右的做法使某些国民的价值观念趋同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裂。改革开放后，随着右倾势力当权，这种分裂没有缩小而在不断扩大。右派基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的经历的报复心态，不断强化其在执政党内和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地位，强化右派及右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特权，压制左派及左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权利。以至，左派及左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稍有质疑并被说成是阻碍改革，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演等等。作为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唯一的执政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近四十多年后，还将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演这个借口，维护其拥有的特权，阻碍政治体制改革（剥夺其超国民待遇的政治特权）的籍口，于执政党所标榜的执政为民、三个代表等理论不符。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好中国有可能向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化演化。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史无论右倾路线还是左派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重大的损失。都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有关，可以说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搞得好，无论右倾路线还是左派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干扰少，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制度建设搞得不好，无论史无论右倾路线还是左派路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干扰大，损害严重。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运动、调查研究等都是执政党过去行之有效的法宝。为什么要舍弃这些法宝，搞一言堂，用所谓不争论、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演这个借口压制不断意见呢？况且，压制得越深切，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分化越严重。这不是基于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是基于历史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显然，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民主及毛泽东思想在党的地位，是我国能否真正能够进行政治体制的关键。它不是靠所谓几个决议和报复性反对（凡是毛泽东主席反对都支持，凡是毛泽东主席支持都反对）能实现的。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有4个。其一，有利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其二，有利于制约权力寻租，制约既得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干扰；其三，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其四，有利于全体人民价值观念的趋同，使执政党的执政基础最大化。显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现以上目的，甚至全体人民价值观念不断分化，仇官仇富情绪各地都非常严重。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国共产党本身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民族资本家企业和城市手工业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及农村地主（没收土地）和富裕中农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造，逐步消除了剥削阶级，使全体人民价值观念的趋同，逐步夯实了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基础。同时，也逐步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以来，我国通过所谓国有企业改制将大批国有企业改变成私营企业，深刻地分化了全体国民的社会阶层、价值观念（阶级属性）和利益格局。由于破坏了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基础，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断突出。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强化其在执政党内和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地位以维护其利益。另一方面，底层民众涌现群体性维权行动。在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如何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不是喊几句三个代表或几句执政为民就能实现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如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纷争严重的社会，无论推出什么改革措施都有相应利益受益或受损阶层。没有了实现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基础则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的执政社会基础终将受到削弱。并且，如今既得利益集团以所谓精英治国的幌子控制了执政党内和国家上层建筑，不可能在利益纷争中不选边站。也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了实现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基础则是中国必将走向资本主义的多党制，通过代表各自社会阶层利益的所谓左翼或右翼政党竞选执政。况且如今执政党内部已经分化出左派和右派，如果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统一思想就会演变分化成左翼或右翼政党。真到了中国不得不实现多党制时（由于民运分子的拼命鼓吹，如今实现多党制在许多年轻人形成了时尚），我国像前苏联一样陷入分裂就为时不远了。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及可能执政的政党都会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真理，谁掌握了军队谁说话的权力就大。有人认为把军队国家化就可以了，实际上是一种幻想，看一下去年埃及和泰国的政局，就知道这种军队国家化就是超级大忽悠，并且也不能保证军队不会成为利益集团，而像埃及一样推翻民选政府。
要夯实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基础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政治上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当然，如果执政党彻底被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所谓精英控制，继续以所谓特色社会主义迷惑人民，也有可能走向半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某些人叫嚷要要防止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民更应该警惕某些精英以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将中国代向半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中国的两个伟人，有非常明显区别是：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总是强调：一条路线，一个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同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而邓小平在原则问题基本采取实用主义，自己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又强调在姓社资的问题不要讨论，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
十八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猛抓反四合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党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运动、调查研究等都是执政党过去行之有效的法宝，也是如今我们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法宝。但我认为：党章和党的理论中塞进的一些不合时适的东西也应该去除。如：不讲原则的特色理论，三个代表，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等等。
10．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儒家文化，还有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不可否定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文化，如：孝文化，对个人修养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都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积极作用。但同样不可否定儒家文化整体上看是代表封建剥削阶级利益的。如：贬斥法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愚昧民智：民可使之，用之，不可使知之。严格等级制度：复辟周礼：君君、臣臣、子子、父父等级礼仪；上下尊卑；三纲五常。厌恶劳动、厌恶劳动人民：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制治于人。轻视妇女：唯女子与小人难养，要妇女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宣扬剥削阶级思想：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者可诛。宣扬私欲和世袭制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等。
对于这些代表封建剥削阶级思想早期的国民党、共产党都予以了批判，五四运动就是这种批判这种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推出了民生、民主、民权的三民主义；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宣扬共产主义。只不过国民党在蒋介石时代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后来又开始尊孔。
从国民党领导的武昌起义直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共约有2800万革命烈士为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新中国而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然而，如何使革命者拒腐防变，防止重走政权历史周期律的老路摆在全体共产党人面前。经过了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等运动，但许多领导干部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作风依然很严重。而这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的根源仍是这些领导干部心中根深蒂固的儒教文化。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开始的斗私批修发展到后来批林批孔。中国的许多革命者在革命期间受儒教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都能积极参加革命。但革命后，仍摆脱不了儒教文化中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在革命期间，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坐天下后却开始脱离群众。邓小平先生在粉碎&四人帮&重新复出后，出于要清除文化大革命影响的目的，曾在一次为老干部平反工作的会上说：现在看群众脸色办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某些领导干部就明目张胆地说：对老百姓不能给脸，否则给脸不要脸。如今，许多领导干部和共产党早就没有为了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社会矛盾激化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同时，社会上又开始尊孔和儒教文化。在如今这个私欲横行，拜金严重社会，某些政治精英只好瘵将这种儒教文化鼓吹成先进文化了。
纵观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即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社会主义到如今所谓特色社会主义；从人民当家作主到如今依靠精英统治；从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到畏民众如猛虎；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绕来绕去又绕到了只有利用儒教思想来维持其执政地位上来了。正如毛泽东主席说：我国共产党是从批孔起家，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国民党）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用来奴役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致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如今，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关键是要在党员干部心中树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人民当家作主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摈弃官贵民贱，打天下坐天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精英统治等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前进方向，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否长期执政。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维护其特权、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煽动而产生了社会动荡，在党内这些走资派重新获得权利后，就迫不急待地利用社会舆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实现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儒教文化。从此，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幌子下党内畏民众如猛虎，维稳成第一要务，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官贵民贱的思想开始盛行。然而，历史毕竟是人民推动的，任何政党或政治势力企图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中国目前怪现象，越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拼命囔着决不能让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无论它打着什么幌子都会碰得头破血流。
因为，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文化大革命，是真正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的关键，这是中国任何政治势力都无法迈过的坎。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1。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全民的社会主义制度教育的活动，通过斗私批修，使大批党员和领导干部作风得到了改善，大批人民群众增强了集体主义荣誉感和乐于奉献的精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巩固。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先生声称他找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办法，但是面对着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一步步被蚕食，共同致富的愿望越来越的残酷现实，只能以压制党内民主的方式，拒绝对姓社或姓资的问题进行讨论。2。看是否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致富，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的道德基础和法律基础（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赢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社会基础。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共同致富的社会基础，如今改革开放后，一方面，执政党声称执政为民，代表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一方面，官员腐败层出不穷，社会利益群体空前分化，社会矛盾不断突出，共同致富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已经分化瓦解，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和社会基础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3。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全民社会主义民主教育过程，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空前发展。4。看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富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全民文化教育活动，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反对崇洋媚外和政府官员走群众路线等活动，使民风更加乐于奉献；士风更加自立自强；仕风更加公正廉浩。一个国家的民风、士风、仕风体现了这个国家精神风貌，体现了这个国家的先进文化。不像现在民风中自私自利、拜金主义盛行；士风中崇洋媚外、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仕风中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盛行。竞有某些政治精英把这些鼓吹成先进文化，我想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当然，也不能否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批评教育发展到批判，从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展到全国性的两派斗争，使这种民主活动从而落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的轨道的负面影响。反观如今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生用不争论压制党内民主，各级地方政府的党委负责制演变一把手负责制，使官员腐败层出不穷，各级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使国企老总们侵吞国家财产，所有民主监督成为一句空话。
如何如何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态度，既要否定其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脱离法律轨道对整个社会造成动荡。二是要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如果你是本着以维护精英统治等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想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则文化大革命就是犯上作乱、罪恶滔天。所以，不同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看法。
对我国来说，改革是一场社会运动，它必须与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必须夯实共同富裕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必须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者社会基础；必须推动我国民风、士风、仕风的提升，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总原则。
廖兴华湖南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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