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与对策(苏明等；12月24日)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您的位置：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分析与对策(苏明等；12月24日)
&&&&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一个国家的财政资金在各级政府之间的无偿转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普遍推行的财政管理方式，其目的在于解决一个国家各级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的结构性失衡。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主要有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是指中央对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决定资金的用途。后者是指中央对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对该资金的用途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接受转移支付资金的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使用资金，所以专项转移支付又称专项拨款。
&&&&1994年以前，我国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推行的，实行的是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为主的制度，是纵向的转移支付。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由体制性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构成。
&&&&关于体制性转移支付。主要是税收返还。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中，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确保分税制改革方案顺利出台，中央采取了保持原有地方利益格局的方法，将原属于地方税源，改革后上划中央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一部分，按来源地原则返还给地方政府。1994年以后，税收返还额在1993年的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各地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1:0.3系数确定。2002年中央实行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改革现行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享，以2001年为基数，各地实际所得税低于基数，中央按差额返还。2005年两税返还和所得税基数分别为2859亿元和898亿元。年中央对地方两税返还合计26853亿元。
&&&&关于财力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开始，我国首次采用了以建立公式为基础、以均等化为基本目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办法，该办法通过测算各地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决定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是我国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建设上的重大突破。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额由客观因素转移支付额和政策因素转移支付额构成。客观因素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客观因素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政策因素转移支付主要根据民族地区标准财政收支差额以及民族地区政策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除了一般性转移支付之外，财力性转移支付还包括：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补助、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
&&&&关于专项转移支付。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是指在中央与地方预算中，不包含在地方财政体制规定的正常支出范围内，由中央财政根据特定用途，增拨给地方财政部门的专项预算资金。如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费、粮油加价款补助、边境事业费补助、支持不发达地区的“三西”专项资金、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退耕还林转移支付等。这类拨款也是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一种重要形式。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规模由1994年的3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517亿元（含国债专款）。
&&&&现阶段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总量持续增长。1995年中央的各类转移支付额为2530亿元，到2005年已增长到11483亿元，为1995年的4.5倍。二是结构趋于优化。从转移支付的结构看，体制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下降，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上升，整个中央转移支付的格局已由体制性转移支付占绝对优势，调整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标志着我国的转移支付结构向着合理化的方向发展。三是作用日益凸现。主要表现在：弥补了地方财力的不足；支持了重大经济改革；促进了地方相对均衡发展。
&&&&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主要问题
&&&&1.现行转移支付保留了原体制性转移支付特征，不利于区域间差距的缩小。现行的转移支付保留了维持既得利益的体制性转移支付，其中的两税返回与税收收入的增长挂钩，实际上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不利于区域间差距的缩小，偏离了均等化目标。2005年体制性转移支付4143亿元，占整个中央转移支付的36％，高于财力性转移支付，也高于专项转移支付。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体制性补助就越少。
&&&&2.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偏小，调节财力均等化的作用有限。这实际上是弱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2005年，一般性转移支付1120亿元，仅占整个中央转移支付的9.8％，调整工资性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转移支付等三项1654亿元，占整个中央转移支付的14％，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43％。同时，上述三项补助是为了配合中央的宏观政策，对地方因政策性因素减收的财力性补偿，带有专项的性质，下达地方后，地方政府无权灵活使用而必须专款专用，不能增加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3.专项转移支付种类多，在整个中央转移支付中的比重偏大。专项转移支付本是中央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对地方的专项拨款，但目前的专项转移支付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支出科目，2005年中央专项拨款多达239种，总量达3517亿元，占中央转移支付的31％。由于我国现阶段专项补助缺乏科学的依据和严格的程序，分配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容易诱发“跑部钱进”等腐败现象。
&&&&4.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编报不完整，中央转移支付资金脱离了人大的监督。《预算法》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应将上级补助全部编入本级预算，并提请本级人大审查和批准，决算草案编制应做到收支数额准确，内容完整。但从近年来审计调查的情况看，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编报不完整的情况还比较普遍，专项转移支付未编报的情况尤为突出，使地方人大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审计署抽查省级预算编报情况发现，2005年，贵州、云南、辽宁等20个省(区、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央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3444.27亿元，仅为当年中央实际补助数的44.5％，为上年实际补助数的47.7％。除中央财政直接下达的补助资金外，中央各部委还通过“二次分配”在部门预算中安排了中央补助地方支出，2005年中央参与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审计署抽查的15个中央部门在部门预算中共安排中央补助地方支出383.69亿元。这部分资金未纳入地方政府的预算中，加大了预算编报的不完整性。
&&&&5.专款设置不合理部分专款交叉重复或已失去原意。专款应是为了特定的政策目标而设置的，但目前中央补助地方的部分专款在内容上交叉重复，管理部门不一，影响了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发挥整体效益。另有部分专款已失去原意，偏离政策目标。一是项目交叉专款重复。2005年中央财政分配的239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中，有41项存在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涉及资金156.37亿元。上述资金从中央分配到各省后，也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如某省2005年中央专款补助中，有12类交叉重复，均涉及多项专款，最多达10项，管理部门最多达4个。如：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专款包括中央民族教育补助专款、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中小学）工程专款、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国债资金等10项共6.8亿元，这些专款分别由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和发改委等３个部门安排资金。上述交叉重复的专款不仅不利于发挥中央专项资金的整体效益，还导致地方有关部门重复申报同一项目的问题。如扶贫资金和车购税资金均可用于乡村道路建设，所以，某省某市交通局为争取资金将一条乡村道路以两个项目的名义向上级分别申报扶贫资金和车购税资金。这属于典型的重复申报。二是部分专款失去原意，偏离政策目标。特大自然灾害救济补助专款本为应急性的救灾专款，但其中的冬令春荒资金已成为相对固定的补助，实际上已构成地方经常性的救济补助。
&&&&6.专款分配还不够科学公开性和透明度不足。2005年中央补助地方的239种专款中，有65种没有管理办法或管理办法没有公开，各省难以了解专款是如何分配的以及分配的标准。各省只能从指标文件中了解本地区获得了多少专款，但不知道其他各省分配了多少。此外，一些地方还存在专款不请而获的状况。
&&&&7.部分中央专款在层层分配过程中既“散”且“小”。2005年，中央按项目分配的专项转移支付具体分配到44149９个项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8825个，平均每项4.36万元。从某省的情况看，2005年中央对该省按项目分配的专款共计44项，金额464946万元，占专款总额的43％，这些资金被具体分配到9868个项目，其中10万元以下的项目2550个，项目总金额8219万元，平均3.22万元/项。与此同时，中央切块下达的资金经地方各级部门分配到具体项目后也同样存在零星分散问题，如某省财政厅在分配2005年中央切块下达的残疾人事业费62万元时，将其中的43.4万元分配到了9个地州，平均每个地州不足5万元。
&&&&三、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若干建议
&&&&1.压缩税收增量返还，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在我国目前地区差异较大的情况下，中央转移支付应以实现财力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转移支付也主要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但体制性转移支付占比较大，完全取消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不利于改革的顺利实施，建议分两步调整转移支付的结构。第一步，逐步压缩税收返还增量并作为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同时着力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一是逐步压缩税收增量返回。在五年内，分年度逐步减少税收增量返回直至完全取消。二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除压缩的税收返回增量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外，应确保财政收入增量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具体比例可采取三至五年一定的方式。三是规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办法。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以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据此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同时公开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分配因素的基础数据和分配结果。第二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随着体制性转移支付比重不断减少，应取消体制性转移支付，全部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按照规范的因素法分配。对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财力性转移支付也应逐步取消并纳入一般性转移支付。
&&&&2.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增强分配的规范性、公平性和透明度。一是对现有的专款要认真进行清理，对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名不副实的专款和无法体现政策作用的专款应当坚决予以清理。清理出的资金原则上应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今后设立新的专款应限于中央事权事项或虽不属于中央事权但带有全局性以及外部溢出效应的事项。二是整合重复交叉的专款项目。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加强各部委之间的联系沟通，统筹安排中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避免各自为政。三是以规划为引导，以因素法为主规范专款分配。四是增强专款分配的透明度，对于采用因素法分配的，应公开分配资金至各省所采用的基础数据，对于按项目分配的，应公开确定项目的标准，分配的结果也应向各省公开。
&&&&3.研究解决转移支付在地方预算决算的编报问题。一是关于地方（省级）预算报告的编报问题。鉴于中央对地方的各项财力性转移支付制度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计算办法，因此，将财力性转移支付全额列入地方预算是合理的要求，不应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关于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确实存在政策变化和年度变化的问题，但从实际看，各个地方得到的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每年都在增长，因此，建议可按上年专项转移支付基数列入预算，以适当留有余地。二是关于地方（省级）决算报告的编报问题。应该尽快出台新的制度，明确要求将各类中央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口部门下达的资金全部列入决算，改变各地各行其是、编报不完整的现状。三是关于市、县级预决算的编报问题。要从决算报告起步，将上级的所有转移支付包括从专户下达的资金全部列入市、县本级的决算报告；另外，市、县级的预算报告可考虑将财力性转移支付先列入预算，但专项转移支付较为复杂，暂先不列入预算。
&&&&4.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价制度，强化激励约束机制。绩效评价制度应体现转移支付资金的政策目标，以量化指标为主。建议从投资性项目的评价起步，这些项目投资大，对国家和地方的影响大，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纳入绩效评价的技术性难度较小。同时，对专项转移支付的公益类支出也要逐步纳入评价范围。公益类支出范围很宽，如养老补助、失业补助、再就业补助、环保、节能等。这类支出社会效益显著，经济效益较差，绩效评价的难度也相对较大。建议选择某类公益性支出作为绩效评价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扩大。而中央财政在分配专项转移资金时，应结合上一年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评价结果，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出效益较好的地区适当加大投入力度，对支出效益不高的地区，要相应调减部分专项资金，以促进地方政府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同时，人大、政府、财政都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审计部门也应当加大力度，开展对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的效益审计，并及时向本级政府报告审计结果。
&&&&5.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依据的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和1995年财政部制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等。上述决定和办法属于行政规章的层次，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制约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鉴于转移支付在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推进转移支付的立法进程。财政转移支付的立法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条例》，在条例中对转移支付的一些基本原则、程序（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及专项转移支付的条件和程序）、机构设置、监督及其法律责任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实践，总结经验，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
［！］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11层
邮编：100028
电话：010-
传真：010-
COPYRIGHT &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版权所有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基于中国地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_图文_百度文库
两大类热门资源免费畅读
续费一年阅读会员，立省24元！
评价文档：
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基于中国地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想免费下载本文？
下载文档到电脑，查找使用更方便
还剩6页未读，继续阅读
你可能喜欢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较类似，中央政府掌握大量的财政资源，同样将大量的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政府，被大家广为诟病的中央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现象在多数国家都是存在的。中央一级政府将财政收入权集中，既可能是出于效率的考虑，如避免重复征税和遗漏征税等，也可能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如协调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致性（Wedeman，1999）。在事权下放的同时，财政支出权力也在下放，中央一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弥补了财权和事权的差距。严格说来，如果从财政支出权角度看，中央一级政府并不存在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即使有，也不会特别严重。相反，真正出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是中间层级的政府，特别是省和市级政府。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只是划分了中央和省之间的分成，省以下则交由各省区处理，有的省份贯彻了分税制的模式，有的省份延续分税制之前的模式，还有的省份采用反复协商的办法，大部分省和市都有过度集中下层政府财力的倾向。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转移支付是通过中央转给省，省再往下划拨，省市政府有很强的激励和操作空间截留部分资金。并且，省市都倾向于将支出责任交由县级政府负责，导致县级政府无法完成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的提供。
中央一级政府的主要问题是其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缺乏效率。从公共品提供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利用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来激励地方政府增加公共品的供给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种模式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1990年美国的州所获得的联邦补助占其财政收入的20%，而澳大利亚则高达44%（费雪，2000）。我们的研究也确实发现转移支付这种正式制度在中国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转移支付改善了欠发达地区的道路、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目前的转移支付制度可能被地方政府“俘获”了，地方政府倾向于利用财力的改善扩充财政供养人口，而不是用于经济建设活动。而转移支付对于平衡地方政府的财力差距方面几乎没有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那些经济相对较发达、少数民族较多、地处西部的地区更加可能获得转移支付。从长远视角来看，转移支付并没有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缓解经济差距，那些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能变得相对更糟。
在转移支付达到一定的正面作用时，上述的这些负面作用并不是必然出现的。首先，对于专项转移支付，虽然需要采用一定的配套措施以鼓励地方政府的投入，但是可以在条款中加入地方财税努力的权重，比如规定地方的实际税率不能低于某一临界水平，以避免专项补助对地方财税的消极影响。同时要改变目前专项转移支付“政出多门”的现状，将相同或类似的项目整合到同一部门，或者将专项补助的权限集中，从源头上根除目前混乱的状况，以建立相对统一和透明的拨付机制，避免寻租活动。其次，针对财力性转移支付，要强化因素法的作用，但在因素法的设计中要更多采用客观指标，尽量避免地方政府可操作的指标，如以总人口替代财政供养人口作为标准财政支出的因素；要避免政策的惯性，改变目前以划分东、中、西的方式分配转移支付，将转移支付与财力均等化直接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Ahmad，Ehtisham，1998，“The Reform of the Fiscal Transfer System，”in Taxation in Modern China，Eds．by Brean，D．，London：Routledge.
Bahl，Roy，1971，“A Regression Approach to Tax Effort and Tax Ratio Analysi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18（3），pp．570-612.
Bailey，Stephen J．and Stephen Connolly，1998，“The Flypaper Effect：Identifying Areas for Further Research，”Public Choice，95，pp．335-361.
Barro，Robert J．，1999，“Inequality，Growth，and Investment，”NBER Working Paper.
Besley，Timothy and Stephen Coate，2003，“Centralized versus Decentralized Provision of Local Public Goods：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87（12），pp．.
Boadway，R．W．，2006，“Intergovernmental Redistributive Transfers：Efficiency and Equity，”in Handbook of Fiscal Federalism，Eds．By Ahmad，Ehtisham and Giorgio Brosio，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Boadway，R．W．and F．R. Flatters，1982，“Efficiency and Equalization Payments in a Federal System of Government：A Synthesis and Extension of Recent Result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5，pp．613-633.
Brennan，G．and J．J．Pincus，1996，“A Minimalist Model of Federal Grants and Flypaper Effect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1，pp．229-246.
Breton，Albert，1965，“A Theory of Governmental Grant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31（2），pp．175-187.
Broadway，Robin W．and Paul A．R．Hobson，1993，“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Canada，”Canadian Tax Foundation，Canadian Tax Paper No．96.
Chen，Zhao and Ming Lu，2008，“Is China Sacrificing Growth when Balancing Interregional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in 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 in East Asia，Eds．By Huang，Yukon and Alessandro Magnoli Bocchi，The World Bank，pp．241-257.
Chernick，H．， 1979，“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roject Grants，”in Fiscal Federalism and Grants-in Aid，Eds． By Mieszkowski，P. and W．Oakland，Washington DC：Urban Institute，pp．572-585.
Chubb，John E．，198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ism，”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9，pp．994-1015.
Correa，P．and R. Steiner，1994，“Decentralization in Colombia：Recent Changes and Main Challenges，”paper prepared for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Colombian Economy，Lehigh University.
Gruber，Jonathan，2005，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Worth Publishers.
Hines，James R．and Richard H．Thaler，1995，“Anomalies：The Flypaper Effec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9（4），pp．217-226.
Knight，B．，2002，“Endogenous Federal Grants and Crowd-out of State Government Spending：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Federal Highway Aid Program，”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2（1），pp．71-92.
Leonzio，Rizzo，2008，“Local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o Federal Transfers：Theory and Evidence，”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15（3），pp．316-337.
Moffitt，R.A．，1984，“The Effects of Grants-in-aid on State and Local Expenditures：the Case of AFDC，”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3，pp．279-305.
Musgrave，Richard，1983，“Who Should Tax，Where and What？” in Tax Assignment in Federal Countries，Eds．By Mclure，Jr．，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Oates，Wallace E．，1972，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
Oates，Wallace E．，1999，“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7（3），pp．1120-49.
Park，Albert，Scott Rozelle，Christine Wong and Changqing Ren，1996，“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Reforming Local Public Finance in China．”China Quarterly，147（9），pp．751-78．Park，Albert and Xinzheng Shi，2008，“Impact of Education Fee Reductions on Enrollment in Gansu，”Memo，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University of Michigan．Poncet，Sandra，2003，“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China Economic Review，14（1），pp．1-21．Rhode，Paul W．and Koleman S．Strumph，2003，“Ass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Tiebout Sorting：Local Heterogeneity from 1850 to 1990，”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3（5），pp．.
Rosen，Harvey S．，1995，Public Finance，Illinois：Richard D．Irwin，Inc.
Sam，Bucovetsky and Michael Smart，2006，“The Efficiency Consequences of Local Revenue Equalization：Tax Competition and Tax Distortion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Theory，8（1），pp．119-144.
Sato，Motohiro，2000，“Fiscal Externalities and Efficient Transfers in a Federation，”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7，pp．119-139.
Shah，A．，1994，“The Reform 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in Developing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Policy and Research Series no．23，Washington DC：World Bank.
Shi，Xinzheng，2008，“Does an Intra-household Flypaper Effect Exist？ Evidence from the Education Fee Reduction Reform in Rural China，” Working paper，University of Michigan.
Shih，Victor and Qi Zhang，2007，“Who Receives Subsidies：a Look at the County Level in Two Time Periods，”in Paying for Progress in China，Eds．By Shue，Vivienne and Christine Wong，London：Routledge.
Shih，Victor，Qi Zhang and Mingxing Liu，2010，“When the Autocrat Gives：Determinants of Fiscal Transfers in Authoritarian China，”submitted to World Politics.
Smart，Michael，1998，“Taxation and Deadweight Loss in a System of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31（1）， pp．189-206.
Stiglitz．J．E．and P．Dasgupta，1971，“Differential Taxation，Public Good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8，pp．151-174.
Tiebout，Charles，1956，“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64，pp．416-424.
Tsai，Lily，2007，“Solidary Groups，Informal Accountability，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01（2），pp．355-372.
Tsui，K.，2005，“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3， pp．173-196.
Wallis，J．J．，1996，“What Determines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Government Grants to the States？” NBER Working Papers Series on Historical Factors in Long Run Growth．没发表？
Wedeman，Andrew，1999，“Agency and Fiscal Dependence in Central-provincial Relations i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8（20），pp．103-22.
Young，Alwyn，2000，“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5．pp．.
Zhang，Xiaobo，2006，“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in China：Implications for Growth and Inequality，”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4，pp．713-726.
安体富，2002，《如何看待近几年我国税收的超常增长和减税的问题》，《税务研究》第8期10-17页。
范子英和张军，2010a，《转移支付、公共品供给与政府规模的膨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范子英和张军，2010b，《中国如何在平衡中牺牲了效率：财政转移支付的视角》，《世界经济》第10期117-138页。
范子英和张军，2010c，《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经济研究》第3期53-64页。
范子英和张军，2010d，《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5-15页。
费雪，2000，《州和地方财政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郭庆旺、贾俊雪，2006，《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管理世界》第5期19-25页。
贾康和赵全厚，2008，《中国经济改革30年一财政税收卷》，重庆大学出版社。
江孝感、魏峰和蒋尚华，1999《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适度规模控制》，《管理世界》第3期51-61页。
桂琦寒、陈敏、陆铭和陈钊，2006，《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第2期20-30页。
乔宝云、范剑勇和彭骥鸣，2006，《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管理世界》第3期50-56页。
李萍，2006，《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图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收支决策》，《管理世界》第11期41-53页。
刘小勇和李真，2008，《财政分权与地区市场分割实证研究》，《财经研究》第2期88-98页。
刘勇政和赵建梅，2009，《论分税制下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差异》，《财经研究》第12期73-83页。
陆铭、陈钊和严冀，2004，《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经济研究》第1期54-63页。
陆铭、陈钊和杨真真，2007，《平等与增长携手并进》，《经济学（季刊）》第6卷第2期443-468页。
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经济研究》第3期26-33页。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经济研究》第6期16-26页。
王绍光，2004，《顺应民心的变化：从财政资金流向看中国政府政策调整》，《战略与管理》第2期51-60页。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和陆铭，2007，《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第1期4-16页。
尹恒、康琳琳和王丽娟，2007，《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管理世界》第1期48-55页。
袁飞、陶然、徐志刚和刘明兴，2008，《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经济研究》第5期70-80页。
曾军平，2000，《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27-32页。
张恒龙和陈宪，2007，《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与财政均等的影响》，《经济科学》第1期15-23页。
张丽华和汪冲，2008，《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中的制度缺陷》，《经济研究》第10期144-153页。
范子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Email：ivannj@163．com，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珞瑜路1037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212室，邮政编码：430074。感谢陆铭、黎志刚等提供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1] 第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第二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278页。
[2] 在2000年国务院正式颁发的《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通知》，针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进行重点扶持，其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3] 这里还简化了公共品提供中的规模经济，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则会反过来要求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
[4] 一些研究在论及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时，就提出中国不满足Tiebout模型的基本假设：1，要素能充分流动，虽然中国目前逐渐放松户籍制度，但还存在隐性的制约，远没达到自由流动的地步；2，政府应是对下负责的，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主要是对上负责的（Zhang，2006）。
[5] 例如1980年中央由于财政困难向地方借款70亿，1982年借款40亿，1983年则直接将中央向地方借款数改为调减地方财政的支出包干基数，并相应调整地方财政收入的分成比例和补助数额（贾康和赵全厚，2008，第29页）。
[6] 严格意义上来说，税收返还类似于因素法转移支付，即分配公式依据一定数量的客观因素进行计算，因为共享税是由中央政府全部代征的，然而再按照1993年税基和增速的30%向地方政府划转，程序上与财力性转移支付是一样的。
[7] 方案规定2002年中央分享的比例是50%，2003年开始提高到60%。
[8] 是指按照县乡精简的情况进行一定的奖励。
[9] 专项转移支付由于为指定项目提供资助，也成为上级政府加强对下级政府政治控制的一种有效手段（Wedeman，1999）。
[10] 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加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11] 这里之所以小1，是因为中央的专项转移支付不仅仅针对公共品领域，还有大量的投资在其他生产性领域，如农林方面。
[12] 一般认为在一个向上负责的国家，地方的公共品水平会比较低，但针对中国的研究却发现，虽然公共品水平偏低，但是比理论预测的要高。Tsai的解释是，中国有传统的宗族制度，这些宗族制度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两个特点，能够与正式的地方政府相互嵌套，诱使地方政府提高公共品的投资。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员比较注重这些组织给予的声望，从而有利于他们追求一些个人目标和有效贯彻政府的政策。她利用中国农村316个村级的数据，发现宗族势力明显的地区的小学教学楼质量也更高。
[13] 例如在西部大开发计划中，其首要目标就是经济繁荣。见《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通知》。
[14] 这种差异性可能反映了不同地方对转移支付的反应不同，富裕地区更加可能投入到经济建设，而欠发达地区缺乏发展经济的激励，反而倾向于将转移支付用来扩大政府的人员规模，因而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的负面作用会更大，见袁飞等（2007）。
[15] 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是指一国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原因是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会使得国家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国家。
[16] 财政幻觉（fiscal illusion）是指纳税人并不清楚公共品的边际价格，于是只能用平均价格代替边际价格，使得最终的公共品供给量超过理论预期值（Turnbull，1992）。
[17] 近十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较GDP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一个主要的原因正是实际税率向名义税率的靠拢。
《南方经济》2011年第6期